吴永川 “黑框事件”及其他 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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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框事件”及其他
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纪事　

□吴永川

　　每天看报纸，有时想起“文革”时期，“四人帮”和他们操纵下的造反派，为了
抢班夺权，打击迫害一些新闻工作者，创造发明了种种离奇的看报法，既阴险毒辣，
又荒唐可笑。这在中外新闻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

　　“文革”期间，《解放军报》社的领导班子，像走马灯似的换了一个又一个。不
过，这些班子都叫“总编小组”、“领导小组”，不称社长、总编辑，给人临时的印
象，不大稳定。１９７３年，经过“批林整风”，一些冤假错案得到平反，大批领导
干部恢复了工作。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派工作组到军报，听取群众意见，提出
了一个军报正副社长的名单。这个班子经军委讨论批准后，又经周恩来总理等政治局
委员画圈同意，于１９７３年１１月２１日，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的名
义，用（７３）政干令字第１６５号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发布。

　　《解放军报》社的这个领导班子，“文革”初期被打倒的社领导和几名中层干部
当了社长副社长。而长期跟着肖力造反、原来窃踞军报领导小组成员位置的四个所谓
“革命小将”，由于报社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的反对，没有一个当上副社长，只保留了
两人任党委委员。这显然不符合“四人帮”的心意。“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他们就
拿报社的班子开刀。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７日，江青在政治局召集的“批林批孔”座谈
会上，向军报的社长突然袭击。她先是说，“今天我要考一考你这个总编辑”，问了
巴黎公社发生在哪一年、《共产党宣言》是哪一年写的等一些问题后，当着周总理的
面指着军报的社长说：“你这个军报总编辑，中央没有批，是军委批的。”１９７４
年２月８日，军委办公会议听取三总部汇报“批林批孔”运动情况。在总政领导汇报
到军报领导班子情况时，张春桥说：“我是画了圈的，但我不同意。”在总政领导汇
报完以后，王洪文说：“你们要解放思想，如果该夺权，你们就夺吧！”张春桥说：
“现在就是考验你们！”他们还派出亲信向报社的一些人交底，说报社的领导班子是
“复辟的班子”，是“修正主义回潮”的班子，煽动他们起来造反。

　　于是，报社的造反派，挖空心思从报纸上找问题，采用种种手段，肆意攻击报社
领导。同时，江青又派人到她抓的所谓“两个点”———某部六连和八连，传达她的
指示：“给个任务，就是要经常看军报，看有什么问题没有。看报就要看仔细一点。
看报就要找他们的毛病。”“找出问题，通过记者，通过他们那个渠道，及时向我们
汇报、报告。军报内部，阵线不明，可能有坏人，看报要经常发现问题。”“你们除
通过记者渠道外，还可以写信，给我写信。”“四人帮”就这样，对当时的军报领导
班子进行内外夹击。

　　下面就我亲身经历的两件事，看看“四人帮”是怎样支持造反派，和操纵一些
人，用种种离奇古怪的看报法，找当时军报“毛病”的。

“黑框事件”与“透明看报法”

　　１９７４年７月８日晚，我刚吃过晚饭就接到电话，通知我到办公楼会议室开党
委会。这个时候开会，一般都是非同小可的事，凶多吉少。心想，又是造反派生出什
么新名堂要整人了。进了会议室，好几位党委委员已经到了，屋子里悄然无声。有的
抽闷烟，有的喝水，有的表情木然。

　　人都到齐了，仍是悄然无声。当时的军委批林批孔办公室副主任夹着皮包来了。
此人几个月前还是个部队的新闻干事，常到报社来送稿，不少人认得他。因为在北京
军区参加编写了一个“批儒评法”的材料，成为批林批孔的积极分子，被调到军委办
公厅工作，一步登天，当了批林批孔办公室的副主任。从此，他到报社来，便是一副
钦差大臣的模样。他跟造反派打得火热，见了过去熟悉的编辑，也不打招呼了。他从
皮包里拿出几张纸，像宣判官一样地宣读：“军委批林批孔办公室主任胡炜同志派我
来传达中央首长的指示。最近，群众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指出５月１９日《解放军
报》第二版刊登卢汉先生遗像与第一版刊登毛主席会见外宾的照片重叠在一起，是一
起严重的政治事故，出现这一问题，绝不是偶然的。江青同志６月２５日在这封信上
批示：‘请洪文同志追查酌处。’洪文同志６月２７日批示：‘请胡炜同志查办。’
胡炜主任要求报社党委，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把此问题追查清楚。”

　　原来，５月１９日报纸的二版，刊登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卢汉先生逝
世的消息和遗像时，按照惯例，在遗像四周加了粗线条的黑框。如果拿起报纸，对着
灯光看，在一版上隐隐约约可以见到一个黑框。这天报纸的一版，刊登的是毛主席在
书房里会见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消息和大幅照片。在毛主席右边
坐着翻译王海蓉。二版上那个若隐若现的黑框，恰好把毛主席和王海蓉套在里面。

　　那天值夜班的副社长是薛真同志和我。薛真同志先说明了当天夜班工作的情况，
然后谈到：“当时，根本就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读者也不应该这样一
二版重叠对照着看报”，“当然，如果想得周到些，应当尽量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他还说：“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是责任心问题。是不是作为严重政治事故，我还
有些考虑。”

　　当时报社党委里，如前所述，有两个造反派“小将”。成立党委前从部队调来报
社参加领导工作的三个老干部，也列席党委会。其中一个，跟造反派“小将”常常打
得火热。每次党委会，连座位他都要同他们靠在一边。薛真同志的发言，立即受到两
个造反派“小将”的激烈攻击。一个气势汹汹地说：“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故，究
竟是政治责任心不强，或是其他什么原因，必须查清，严肃查办！”另一个马上“火
力支援”：“不管怎么说，这是严重政治事故，不管当事人承认不承认！”那个支持
造反派的从部队调来的老干部，用他一贯半阴半阳、不紧不慢的语调发言：“中央首
长批示指出，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故，性质是很明确的，不是偶然的。从刚才说明
的情况看，态度不大对头，不是严肃认真的。我们的思想要统一到中央首长的批示上
来……”最后，会议决定，为了查清这件事，专门组织一个调查小组。

　　调查小组调阅了当天报纸的小样、大样、清样，查看了印刷厂的工作记录，找了
一些印刷厂工人作调查，找了那天晚上值夜班的所有编辑谈话，查问了薛真同志和我
上夜班时的一言一行。结果，没有找到一点点材料，能说明这一个“黑框事件”是我
们共同商量、有意制造的。相反，印刷厂排字车间的文字记录明白无误地证实：在第
二版清样已经点印时，一版因为新华社的电讯稿尚未发齐，还没有组版。

　　在造反派和支持他们的那位部队老干部的压力下，党委连续开了四次会议，研究
处理这起“严重的政治事故”。每次党委会都是调查组的人说了说情况，两个造反派
“小将”嚎叫一通。虽然实在找不到什么材料，能证明薛真同志和我有意制造这起
“严重的政治事故”，两个造反派“小将”仍不肯罢休。因为薛真同志在“文革”初
期说过，江青是个“迫害狂”。他们就硬是要把那个话和这个“黑框事件”联系起
来。一个“小将”说：“我们不能割断历史，联系薛真的‘文革’初期攻击江青同志
的反动言论，他就是有意制造这一起严重的政治事故，绝对不是偶然的！”大概他们
看我那时比较年轻，刚进领导班子，没有什么“老账”，不好“新账老账一起算”，
便要实施“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伎俩，想把薛真同志和我分开来。一个造反派
“小将”说：“吴永川是总结教训的问题，薛真不同，必须认真检查，严肃处理！”

　　虽然追查工作只是在党委内部进行，但编辑部不少人都知道了。许多人觉得太不
可思议了，“文革”已经搞了这么多年，居然还有人袭用那种“透明看报法”的伎俩
整人。许多同志对造反派的恶劣行径嗤之以鼻。然而，在那个年代，除了表示愤慨以
外，又能怎么样呢？最后，薛真同志被迫在全社大会上作了检查。他尽管不得不检查
责任心不够强，工作不够细，应当尽可能避免出现黑框与一版照片重叠这种情况而没
有避免，但始终不认为那是什么严重政治事故。我由于已看出造反派“各个击破”的
险恶用心，也在大会上作检查，说明了事实真相。

　　事后，我和有的同志谈到，幸亏有印刷厂排字车间那份各个工序进度时间表，要
不然，他们还非搞个“有意制造的一起严重政治事件”不可。在“四人帮”猖狂大搞
“批林批孔”之时，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由此，想到“文革”初期解放军报社的一种“透明看报法”。那时，报纸一版上
经常刊登毛主席的大幅照片。为了表示对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
的无限忠诚、无限热爱，掌权的造反派是不容许在照片的背面印有“批判”、“打
倒”之类“反面”文字的，否则，便是大逆不道，轻则“请罪”，重则要被揪斗。那
时，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会见外宾的新闻很多，一版上经常刊登毛主席的照片，而
二、三版“革命大批判”的文章、报道连篇累牍，因而，报纸一版的版面有时很难安
排，怎么设计也避不开同二版上的“反面”文字重叠。有很多次，只好把一版的标题
做得特别厚，甚至二十几行高，显得空空荡荡。即便如此，有时也难免出现“重叠现
象”。曾经发生过好几起这种事：报纸开印以后，发现“重叠”，关机停印，重新组
版。有时，甚至印好的报纸已发往外地，通知收回就地销毁。

　　不知是什么人的“奇想”和“发明”，请木匠专门制作了一张小桌子，桌面是透
明的玻璃，桌子里安装电灯。每天晚上报纸大样打出来后，都有专人负责，把一二版
大样重叠起来，把三四版大样重叠起来，放在这张特制的小桌上，对着灯光照看。如
果发现“问题”，就要重新倒版。这还有个专门的术语，叫作“探照”。是否经过
“探照”，成了当时报纸压版印刷前必须经过的一道工序。办报这么艰难，读报这样
读法，今天的许多读者，恐是难以想象的。我曾经同有的同志说起：不知当年那张
“探照”的小桌子是否还“健在”？那是值得很好保存的，可以放进博物馆，让人们
见识见识，曾经有个时期办报是如此之难！

“影射攻击”与“联想看报法”

　　１９７４年３月９日上午，我因为昨晚上夜班，还在睡觉，值班室来电话，让我
尽快到办公楼去，说当天报纸出问题了。到了夜班值班室，报社的一个副社长同与我
昨晚一起上夜班的副社长薛真已经在一起议论了。那位副社长说，他们（指造反派）
提出来，今天一版头条这两篇消息放在一起、做一个标题，是错误的，这两个地点是
性质完全不同的。

　　当天报纸头条，主标题是批判林彪“克己复礼”，副标题两行，一行是延安枣园
军民批判林彪“克己复礼”，一行是某团九连在解放前大恶霸地主刘文彩庄园开展革
命大批判。两篇新闻稿件，用不同材料、从不同角度，反映相同的一个主题。编辑在
处理版面时，把这样的两篇稿件安排在一起，冠以一个主标题。这种做法，在版面编
排中，是很常见的。

　　薛真同志和我，以及当晚的几个夜班编辑，对造反派的责难，都表示不可理解，
不以为然。我们说，枣园和刘文彩庄园，这只是不同的两个地名，批判“克己复礼”
的都是部队和民兵，没有什么性质不同、革命不革命的问题，报纸照常可以发行。后
来，为了避免给造反派以攻击的口实，无可奈何地决定重新组版。留下某团九连的稿
子作头条，撤下枣园军民大批判一稿，换上了某部通信三队把学习和批判紧密结合起
来的新稿。

　　当时，报纸早已开印，外地的报纸有的已从火车发走，有的是根据从飞机发去的
“纸型”制版，也已经开印。一时间，编辑部忙得团团转。有的赶紧重新组版，有的
通知早已下班的印刷厂工人快再来上班。负责发行的同志，有的打长途电话，有的到
邮局拍电报，通知各地的发行站和代印点，当天的军报凡是未开印的先停印，未发出
的停止发出，发出的尽可能收回。当时，“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是不顾经济上
要造成多大损失的。

　　这样处理以后，原以为可以平安无事了。岂料到，报社里的造反派向江青抓的
“点”通风报信，３月１３日，一张借某部“八连全体同志”名义的大字报，贴到了
报社的办公大楼。大字报的标题是“根子到底在哪里？”

　　下面是大字报的一部分，请大家欣赏：

　　“三月九日《解放军报》头版的版面处理有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虽然报纸匆匆
重发，但已造成非常恶劣的政治影响，干扰了批林批孔运动，我们看了十分气愤！这
个问题必须追查。

　　“这一处理的错误在于：把在罪恶累累的地主庄园批‘克己复礼’与在举世闻名
的革命圣地延安枣园批‘克己复礼’的两篇文章，别有用心地并列安排在头版上半版
的显要位置上。地主庄园与延安枣园，这是性质绝然相反的两个典型环境，对这两个
不同环境的报道，必须体现各自不同的特色，一个是解放前大地主刘文彩的庄园，应
该控诉声讨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滔天罪行；一个是毛主席、党中央居住
过的革命圣地，应该热烈歌颂毛主席的伟大革命实践和枣园人民的光荣革命传统。而
军报个别人却完全抹杀了这一区别，两篇文章同样采取了控诉批判的形式，而且还用
了延安枣园军民批‘克己复礼’，‘怒火熊熊’这样一个标题，在版面处理上又把延
安枣园与地主庄园相提并论，影射攻击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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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连串的怪事，使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军报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是尖
锐复杂的，个别领导人仍然在顽固执行着一条没有林彪的林彪路线。

　　“军报是全军几百万人议军议政的重要阵地，是引导方向的，军报的批林批孔能
不能搞深搞透，是个事关路线，事关全局的大问题。我们坚决支持军报广大革命群
众，按照中央军委首长三月十一日接见军报人员时的指示精神，团结起来共同战斗，
紧紧抓住现实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个大事，紧紧抓住第九次第十次路线斗争中没有
解决的问题，坚决揭开军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弄清军报领导班子中的
严重问题，查明根子到底在哪里。”

　　今天读到大字报“相提并论”、“影射攻击”这些文字，只感到可笑。可是当
时，由于这是江青亲自抓的“点”送来的大字报，造反派硬是逼着薛真同志和我在全
社大会上作检查。当时，批判这类所谓“影射”的事时有发生。一天上午，我也是正
在睡觉，又被叫到夜班办公室。一位副社长指着桌上当天报纸的第三版说：“他们
（造反派）又提出来，这个革命大批判专版，上边通栏横标的左顶端是个毛主席的头
像，右下角专版栏头‘八亿人民都是批判家’装饰画，这个举着拳头的工人，拳头方
向正对着毛主席。”他说完，脸上一副百般无奈的神情。薛真同志和我都感到哭笑不
得。薛真同志说：“这怎么能算是问题，看报哪有这样看的？这个头像和这个工人，
离得这么远，哪能这么划延长线来看的！我看不必改！”在当时那种情势下，考虑多
一事不如少一事，最后还是倒版，把专版栏头换到这个版的另一个地方，报纸重新印
刷。

　　在“文革”中，像这样已经印好的报纸，因为有“问题”作为“废报”，通知收
回或就地销毁，然后改版或换稿件重新印刷发行的事，是时常发生的。有一次，一版
头条是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消息，通栏标题上主标题、副标题都是“伟大领袖”、
“无限热爱”、“无限忠于”这类歌颂的词句。而二版是“革命大批判”专版，从通
栏横标到每篇文章的标题，都有“彻底批判”、“修正主义路线”这类所谓“反面词
句”。报纸开印后，发现一二版“毛主席”等“正面词句”与二版有的“反面词句”
重叠，造反派就指责这“亵渎”了领袖人物。后来，已印好的报纸统统作废，倒版后
重新印刷。

　　我曾经想，当年，如果有人留心，能把“文革”中的那些因为犯了各种“禁忌”
而作废的报纸搜集起来，今天放进博物馆展览，或者出版一本《“文革”废报集》，
无论对于研究“文革”史，或是研究当代新闻史，一定都是很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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