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 刘尊棋：草岚子监狱的悲怆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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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 刘尊棋：草岚子监狱的悲怆人生

作者：李辉      时间：2019-08-15   

       
在我的眼中，刘尊棋先生仿佛就是一幅历史悲剧浓缩的肖像。

说来惭愧，直到一九八六年年初，刘尊棋对于我还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一个偶然的机会，在萧乾先生家中，我听他和一个动物园的老专家聊天。

“听说刘尊棋正在主持编《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中文版。”

刘尊棋？我听着陌生，便问萧乾：“他是谁？”

“你搞报纸的，居然连他都不知道？”萧乾诧异极了，似乎根本不相信似的询问我。他以钦佩的口吻向我介绍刘尊棋：“他当年可是个新闻界的风云人物。这些年比我们吃的苦要大得多，听说在洞庭湖的一个孤岛上坐了好几年牢。”我请他们讲述刘尊棋的经历。

于是，在两位老人断断续续交叉回忆的谈话中，我第一次粗略了解到刘尊棋坎坷曲折的人生：

一九三一年刘尊棋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创建北方左联。一九三一年被叛徒出卖而被捕，他们和安子文、薄一波、刘澜涛等一起关押在北京著名的草岚子胡同，此处靠近西什库大教堂附近，这里称作“北平军人反省分院”，故称为“草岚子监狱”。

出狱后从事新闻工作，抗战期间发起组织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在美国新闻处任中文部主任；抗战结束后，受周恩来派遣到上海创办《联合日报》、《联合晚报》；一九四九年后任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副局长；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一九六八年因“叛徒、特务”嫌疑而被捕入狱，在北京半步桥监狱、湖南等地监狱关押多年……

没有认识刘尊棋，我却觉得眼前已经出现了一个人跌宕起伏的生命。我当即向萧乾表示出我的浓厚兴趣，想认识刘尊棋。萧乾答应为我帮忙联系。

“文革”结束，一九七八年一封电报从北京发到湖南，发报人是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

电文是：“速调刘尊棋回京工作。”胡乔木当然没有忘记早年在中国进步新闻界立下赫赫战功的刘尊棋，也没有忘记一九五四年，刘尊棋代表他到布拉格出席世界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会。他早就知道了刘尊棋在狱中备尝凌辱和折磨。这一次，胡乔木当机立断将刘尊棋调回北京。

刘尊棋与新闻界政协朋友在一起

同在一九七八年，一封英国朋友格林（Greene）,曾以专家身份在中国对外宣传部门工作过。在给邓小平同志的信中，他坦率指出，中国解放以来的对外宣传，基本上是失败的，花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实际上没有得到什么结果。

格林在信中还说到，建国初期那几年，负责对外宣传的国际新闻局还干了一些工作，效果也不错。那时有一个主管工作的，姓刘，比较懂得怎样做。

但是，一九五七年后，这位姓刘的领导没有消息，问谁也不知其下落。这个人如果还活着的话，能不能还让他工作？格林在信中询问着。

一个外国朋友，把刘尊棋——这个几乎被人遗忘的人——推上了中国领导人的笔端。

邓小平同志在格林的信上做出批示：“尽速查明刘的问题。”

批示传达到北京外文局（前身即国际新闻局）。由六人组成的专案小组，马上开始紧张的工作。他们面临的是一个棘手的专案，一笔历时四十余年的错综复杂的历史旧账。他们忙碌着，决定着一个人命运的最后裁决。

经过八个月的调查，一团乱麻终于理出头绪。专案小组于一九七八年冬天，向外文局领导、向中央组织部交上调查结果：

刘尊棋，又名刘光、刘质文、霁华，男，一九一一年生于浙江宁波，原籍湖北鄂城县，家庭出身城市贫民，本人成份自由职业者，原行政十级。一九三一年一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七月于北平被国民党被捕入狱，一九三三年五月出狱，失掉了党的关系。

出狱后又回塔斯社（北平）任翻译，一九三四年在《北平晨报》任编辑，一九三六年在中央通讯社任记者，一九四一年去新加坡《南洋商报》任编辑主任，一九四二年在美国新闻处任中文部主任，一九四五年在上海《联合日报》《联合晚报》任社长，一九四七年随宴阳初赴美考察新闻工作。

一九四八年由美返回香港主编英文周刊《远东公报》，一九四九年二月任我南京军管会新闻处副处长，同年九月以新闻界代表身份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并任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副局长及后来任外文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职务。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经中央组织部决定重新入党。

一九五五年肃反时，因“历史问题”，停职反省进行审查，一九五七年反右时，被划为右派分子。一九五八年七月二日文化部党委四人小组，根据中监委（58）临审字123号和中央十人小组央十甄字234号文批示，开除刘尊棋的党籍，撤销原有职务，同年科送东北850农场监督劳动。

一九六〇年回社在英文组工作，一九六一年下放湖南农垦局干部训练班，一九六八年五月中央专案组第一办公室为审查别人的问题又将刘押到北京，一九六九年十一月退回湖南继续关押在湖南省第一监狱。于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经湖南省公安局批准宣布无罪释放，分配到长沙农业学校，任图书室管理员，一九七七年十二月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一九七八年二月由湖南调回北京，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现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

根据刘尊棋同志的申诉，按照中央的有关政策精神，对刘尊棋同志的历史问题进行了复查。

（一）历史问题

经过复查，刘尊棋同志的历史是清楚的。刘尊棋同志于一九三一年一月由郑蜀予介绍，经北平市委任国祯同志谈话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参加革命工作。一九三一年七月在北平因叛徒告密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近两年。一九三三年五月底经王卓然等人无条件地保释出狱。

出狱后就失掉了党的关系。一九四九年，刘向中组部要求恢复党籍，于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经中组部批准重新入党。在被捕问题上，情况是清楚的，在狱中表现是好的，他没有暴露自己是党员的身份，没有出卖同志和组织。

出狱后，也没有发现他做过危害党的事情，还做过一些有益于党的工作。只是在出狱时履行过一般手续（自己交代），属于一些历史问题。

至于在肃反审查中主要根据在《北平晨报》，登载有鞠怀等十四人（包括刘质文，即刘尊棋）“退出共产党启事”，就视为叛党变节分子。经查，“启事”与刘尊棋同志无关，应予否定。

对刘尊棋同志的美蒋特务嫌疑问题，在肃反审查中，根据刘较长时间在美蒋高级新闻宣传机关工作，和当时一些不完全的调查了解，就认定刘在“叛党变节”之后，与张学良、戴笠特务机关发生了情报关系，这个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经中央专案组一办的审查和这次复查，没有发现刘有任何反革命的特务活动。

由于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刘所处的地位，接触过一些上层反动人物，是很自然的，不能作为特嫌的依据。据胡愈之同志证明，刘去新加坡《南洋商报》工作，确系党组织安排的，而不是特务头子戴笠派遣的，在《南洋商报》工作的表现是好的。因此，刘的特嫌的问题不能成立，应予否定。

二、右派问题

……

外文局领导小组送到中央组织部的报告，很快有了回音。中共中央组织部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日作出（79）批字11号批示：“我们同意你们《关于刘尊棋同志的历史和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恢复他的党籍和原工资级别（行政十级）分配适当的工作。”

果然如刘尊棋所料，与他重逢的同志再次为他作证。

一九七九年一月四日，刘尊棋致信安子文、薄一波、刘澜涛，谈自己被冤枉的一生。

子文、一波、澜涛同志：

年前看到你们在经受长期迫害之后，还是那么精力充沛，体魄雄健，我是多么高兴呵！我不禁为党、为人民、为我们国家有你们这样久经考验、忠贞不屈、具有坚强生命力的老战士而感到无限欢欣鼓舞。

你们在谈话中对我的亲切关怀，对我的遭遇的深刻同情，特别是你们对待复查我的冤案采取十分认真负责的态度，使我非常感激。你们一致表示，我的历史被抹黑和误解，不是二十年，而是长达四十五年之久。你们作出这样的结论，我不管何时死去，都可以瞑目，我的儿女子孙也将永久铭感不忘。

由于一九三三年敌人采取了卑鄙的欺骗手段，登报伪造我的“脱党启事”，并在狱中散播谎言，恶毒离间我和党的关系，同志们不明真相，决定将我摈弃。我出狱后一时也找不到关系，但我不肯放弃革命，仍旧回到塔斯社工作。

后来就是在反动统治下的新闻界中，也是无时不以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争取在党的领导下尽力做有利革命的工作。事实证明，这些已受到党的注意和了解。正因为如此，一九四九年建国前夕，我又被允准回到党的怀抱中来，党给了我新的信任，让我参加全国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在对外宣传战线上担任领导工作，并给毛主席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担任重要的翻译任务，还单独出访外国，等等。我也没有辜负党的信任，兢兢业业完成了各项任务。

但是，敌人在我一九三一年出狱时伪造我“脱党启事”的毒计，不仅在当时，并且在一九四九年继续起着作用。子文同志最近第一次告诉我，一九四九年中组部不同意恢复我的党籍，只同意我重新入党，主要理由之一就是我“登报启事脱党”。

一九五五年审干时，又抓起这一莫须有的“证据”对我采取了严峻的惩罚措施，以至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被关押在监狱七年有余。归根到底都与一九三三年有关。现在感谢党中央，彻底查清历史真相，终于弄清我被误解将近半个世纪的事实，即将作出公正的结论。在这个时候，我请求你们进一步考虑：

一、一九三三年狱中党支部将我开除出党的决定，现在既然证明是没有事实根据，是受了敌人的欺骗，是否可以由你们提出主张，是否那个决定，实事求是地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二、从而，一九四九年九月对我的党籍问题的处理，是否可以重新加以考虑、改正？

三、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宣部干部处把我“参加革命”的时间定为一九四六年，理由是我从那一年起才放弃一切社会职业，专职干革命（主办党领导下的上海《联合日报》和《联合晚报》）但是在一九四六年以前我虽没有党籍，却在各种职业上为党作着工作，这是党已查明的事实。

而且，如果说我在一九四六年才参加革命，那么早在一九三〇年我参加北平“左联”，在塔斯社工作、三一年入党以及去敌人狱中关了两年，都不是为革命吗？这一点是否予以改正？我认为我从一九三〇年三月与王冶秋、冯仲云、娄凝先等同志创办“展望社”（于一九三〇年冬集体参加了北平左联），就是参加革命了。

四、二十几年来我在党内外的名声被弄得很臭，特别是五六—五七年间国家机关党委会似乎还在党内通报了我的“历史罪恶”，这些靠我个人是无法加以洗刷的。为了消除影响，可否请你们建议中央组织部采取一定措施，有效地将我这么长期间被抹黑到吓人高度的名誉，适当加以恢复？

我也年近七十，几乎半生都在不名誉状态下生活过来的。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以及在此以前一段时期，都失去申诉的可能。今天，幸而你们几位深刻了解我的同志都还健在，重新受到党的重用，我才有可能通过你们为我解决以上几个问题。不久前邓小平同志说，解决过去的问题，是为了更好地处理未来（大意如此），我相信你们是同样这样对待我的请求的。

等待你们的回音。

此致

敬礼

刘尊棋

一九七九年一月四日

与此同时，刘尊棋一月六日也致信胡耀邦、宋任穷，谈自己的平反问题。

一九七九年一月八日，由刘澜涛执笔，安子文、薄一波、刘澜涛联名给中央写信，证明刘尊棋不是自首叛变出狱。

一年之后，一九八〇年四月二日，中央组织部郑重发出《关于复查“六十一人案件”的补充报告》。报告中就刘尊棋出敌反省院的问题专门列出一条作补充更正说明。四月二十六日，一封中央组织部干审局的信，寄到刘尊棋手中：

刘尊棋同志：

我部《关于复查“六十一人案件”的补充报告》，业经中央批准，并已印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现将补充报告中有关你的部分抄录如下，请收存。

“关于刘尊棋同志出敌反省院的问题。我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附件之十七、十八，薄一波、刘澜涛同志谈一九三六年出敌反省院的情况说，刘尊棋是叛变出狱的。

据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领导小组一九七九年一月关于刘尊棋同志的复查结论，刘被捕后没有暴露党员身份，没有出卖同志和组织，一九三三年五月结王卓然等人无条件保释出反省院，决定恢复刘的党籍。刘澜涛同志一九七九年一月八日写信说：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下旬外文出版社的同志介绍，刘尊棋是由当时东北大学秘书长王卓然保释出狱的。因之，一波、子文和我三人向组织写了说明，刘尊棋不是自首叛变出狱。

据此，刘尊棋同志一九三三年出敌反省院的问题，应以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领导小组的复查结论为准。

……

刘尊棋的手颤抖着，激动地将中组部的信看了又看。虽然，他在这一年多时间里，已经以一个历史完全清楚的老党员活跃着，但这封信，却是他盼望已久的。这才是一段痛苦历史的真正终结。

于是，就在八十年代中期，萧乾先生鼓励我去见他。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我终于见到了刘尊棋。我没想到第一次谈话那么投机。居然说服他接受我的采访。随即我便开始了采访。第一次采访，他的话像开了闸的水，流个不停。

想到他的夫人何老师的“警告”，我不敢长谈，几次要停下交谈，他却摆摆手，继续谈下去，一口气他说了几乎一上午。

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位步履蹒跚患有严重哮喘病的老人，那一年他七十五岁。说上几句，他便气喘吁吁，甚至涨得满脸通红。令我吃惊的是，他的思路异常清晰，往事娓娓谈来，毫不显出疲倦。我没有想到我们的第一次交谈会这么投机。

就在那个下午，我开始了历史的追寻。他不顾夫人的一再提醒，也不管我一再表示让他休息改日再谈，坚持一口气谈了几乎一个上午。过后，一段时间里，我不时到他远在北京西郊的住宅采访。我们一次次长谈。

历史与现实，交叉，重叠。一个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随后我在《监狱阴影下的人生》中一一加以描述。

我惊奇于他的记忆清晰。悠悠往事，在他的叙述中变得生动曲折。更令我至今感慨的是，在历史和现实面前，他始终保持着深沉与严峻，譬如他不止一次谈到“文革”后新闻界的拨乱反正。

他认为经历过反右、大跃进乃至“文革”之后的新闻界，尤其应该无情地解剖自己，不做到这一点，新闻界是无法避免重犯历史错误的。我记得，说这番话时他的神情显得尤为凝重。

刘尊棋先生告诉我，他于一九三三年与Harold Robert Isaacs（哈罗德·罗伯特·伊罗生）在北平相识。

伊罗生是美国犹太人，一九一〇年出生于美国曼哈顿西区。伊罗生毕业院校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其代表作品 《国民党反动的五年》、《中国革命的悲剧》、《亚洲殊无和平》。来到上海，一九三二年伊罗生在上海主办《中国论坛》，兼《哈瓦斯通信社》驻沪通讯员。一九三三年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同年邀鲁迅和茅盾编选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草鞋脚》，随即赴北平做翻译。

1932年伊罗生创办《中国论坛》

伊罗生和妻子依稀记得，一九三三年，他们到北平和刘尊棋见面的情景。他们约会的地点，是在火车站，然后，跟着刘尊棋往外走，在一个可以谈话的地方。那时，刘尊棋刚刚出狱不久。那天，刘尊棋穿一件灰色长袍，戴一顶草帽。他在前面走，离一百多步，伊罗生夫妇跟在后面。走在荒地齐腰高的草丛之间，他们只能看到他的宽宽的肩膀，和头上的那顶草帽。

那一年，伊罗生二十三岁，刘尊棋二十二岁。

伊罗生一九四四年又到重庆，在那里，他再次与刘尊棋重逢。一九四七年，刘尊棋前往美国，也曾与伊罗生见过面。自那以后，将近三十几年，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转眼到了一九八〇年。夏日黄昏，两位中国朋友来到伊罗生家中，给他带来两本中国出版的《新华日报》，他捐给美国图书馆的鲁迅的信，在那上面发表了。

这是图书馆复印一套寄给北京鲁迅资料收集组的。他给《新华日报》编辑部写信，说他们将于十月到日本，询问有无兴趣请他们访问中国。

同时，伊罗生也给宋庆龄女士写了同样的信。就在动身去日本的前几天，电话铃响了。伊罗生拿起话筒，不禁一喜：这是来自中国的声音！电话是中国作家协会打来的，邀请伊罗生夫妇作为作协的客人访华；并告诉了他，如果接受邀请的话，可回电话告知，中方会将护照办好，放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上那里去取。

伊罗生夫妇愉快地回电接受访华邀请。在日本，人从中国大使馆拿到护照。一九八〇年十月十三日，启程从东京来到北京。十五日，伊罗生夫妇与宋庆龄重逢。之后，他们夫妇再次与茅盾、丁玲、刘尊棋等见面。

1933年2月17日，毛松友先生前往孙中山故居，拍摄伊罗生与史沫特莱、萧伯纳、宋庆龄、蔡元培、林语堂、鲁迅合影

伊罗生采访晚年宋庆龄

此次重逢之前，伊罗生夫妇曾想象刘尊棋一定依然那么修长、挺直，满头黑发。可此刻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却是一个满头白发、步履蹒跚的古稀老人。伊罗生也是古稀老人了，可和刘尊棋相比，显得年轻许多。

1980年11月中旬，刘尊棋与伊罗生夫妇见面

多日的万里奔波，连续几天的访问，他仍不觉疲倦。倒是刘尊棋有点气喘吁吁，满脸衰老。刘尊棋毕竟经历了艰难岁月的折磨，经受过肉体和心理的双重摧残。

在昨天之前，伊罗生还担心此行能否见到刘尊棋，还不知道刘尊棋是否尚活在人间。昨天，他打听到刘尊棋的下落，得知他还健在，就拨通刘的电话。刘尊棋真难用言语描述听到伊罗生的名字时的惊奇和喜悦。他做梦也未想到还会与伊罗生重逢。

他们关切地询问起刘尊棋这些年的遭遇。坐在伊罗生夫妇面前，刘尊棋已经平静下来。他语调平稳地说下去，脸上没有痛苦的神情，显得异常的冷静。伊罗生看着面前满头白发的刘尊棋。他完全能理解刘尊棋此刻内心的痛苦。

伊罗生问：“你从狱中出来后得到平反，那时你怎样想，对已经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你是怎样想的呢？”

刘尊棋抬起头，望望伊罗生，思忖一会儿，反问一句：“你猜我会怎样想呢？怎样想的，真难用语言来表达。许多和我一样的人，自一九七七年以来都死了。许多，许多人，特别是在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当我再次回到北京时，我想找一些老朋友和旧相识，我发现我所认识的那些人中，死去的要比活着的多。”

后来这张照片将林语堂、伊罗生二人去掉

刘尊棋告诉伊罗生夫妇：

徐冰，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周恩来过去的秘书，刘尊棋多年的上级，在刘尊棋关进监狱的前几天，含冤死去。

刘尊棋继续说，一起关押在草岚子监狱的许多人也一个个死去了：

公安部第一副部长徐子荣，由康生批示：“铐起来，送进监狱，突击审讯。”他惨死狱中。农业部长廖鲁言，狱中受尽折磨，病后入院仅八小时即突然死去。

中央监委副书记刘锡五，强迫劳改中患重病死去。

福建省委书记侯振亚，和刘锡五一样，劳改中患重病死去。

西北局书记处书记胡锡奎，抓进监狱，久病不治而死。

刘尊棋告诉伊罗生夫妇，这是一个用血泪凝成的名单：中央监委候补委员刘慎之，中央第三档案馆馆长胡敬一，大庆油田副总指挥王新波，陕西省总工会主席刘文蔚，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党委书记赵明新，河北省政协副主席、南开大学党委书记高仰云，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其梅……

关押在草岚子监狱“六十一人案”中的这些人，居然都惨死在自己热爱的土地上。

刘尊棋的一生失去了很多，很多。但是，他仍然活着。他重逢新生。生者与死者的区别，真是语言难以表达的。伊罗生懂得了他的心，也能感受到他的话语其中复杂的含蕴。

刘尊棋告别而去。伊罗生伫立，望着他渐渐远去的身影……

在北京的交谈，伊罗生回国写下文章，一九八五年由香港出版英文本，书名为 Re-Encounters In China（《重返中国》）。刘尊棋先生将此书赠送于我。

1985年伊罗生的英文版《重返中国》在香港出版

刚刚写完一位熟悉的萧乾先生的传记，转而写起兼新闻人物、政治人物于一身的陌生人的传记。不过，萧乾与刘尊棋也有着共同点。他们同是新闻界知名人士，同是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的经历，颇能反映出当代中国风风雨雨的历史变迁。

写这本书，首先得感谢萧乾先生，没有他，也许我根本不会认识刘尊棋，更别说写出刘尊棋先生的传记了。

李辉《监狱阴影下的人生——刘尊棋传》

李辉：

我一口气把《监狱阴影下的人生》读完。一本书的销路不能代表其价值。我认为这本书写得很好。它处处显示出是由一颗侠义之心在移动着你的笔。我认为此书从历史上来说，远比《浪迹天涯》有价值。你不仅仅为尊棋恢复了名誉，也为潘冬舟平了反。未来写党史——尤其写到华北党史时，你这本应是一重要资料。我已把此书交文史馆及参事室保存。

希望你继续努力鸣人间之不平。我认为这对于团结真起作用。这样一本书在歌颂新时期的建树上，远比那鹦鹉学舌的抽象恭维有力。一纸平反书是平不了反的。把颠倒的历史，通过文字，再颠倒过来，才是真正的平反。

祝

双好

萧乾

1989年11月16日

1989年11月16日萧乾来信谈我写的刘尊棋传记

刘尊棋在讲述时，曾多次告诉我，他与湖北襄阳人潘文郁（潘冬舟）相遇的故事。

一九三一年七月刘尊棋在公寓里，刚刚送走一位中共地下党北方组织的重要干部潘冬舟。之后，刘尊棋又与潘冬舟在草岚子监狱相遇。出狱之后，刘尊棋再次在北平遇到潘冬舟……

潘冬舟被捕后，很快引起张学良幕僚黎天才的注意，他利用职权保释潘冬舟出狱。想做学问的潘文郁（潘冬舟）对前途感到渺茫，在黎天才的极力劝说和特务的威逼下，填写自首书，然后登报声明脱党得以获释。这一年的八月二十八日，潘文郁（潘冬舟）被中共开除出党。

大约两年左右，北京特科指定在北平特别市公安局工作的特科成员杨青林单线与潘文郁（潘冬舟）联系。潘冬舟成为张学良的“红色间谍”，他所搜集到的情报，都经杨青林转交北平特科。

张学良一直想保留潘冬舟的生命，可是，被捕的杨青林一九三五年的年初叛变，供出潘文郁（潘冬舟）是潜伏在张学良身边的“红色间谍”。一九三五年三月三日，年仅二十九岁的潘文郁（潘冬舟）走出张学良的官邸，从容赴死。

一九四九年武汉解放，周恩来亲自发电报到武汉，指示一定要找到潘文郁（潘冬舟）的家属，将之作为烈属对待。可以说，潘冬舟的故事，十分精彩。刘尊棋讲述的潘冬舟的故事，我会在随后推出。

刘尊棋一九一一年六月五日出生于宁波，一九九三年九月五日在北京逝世。谨以此文，缅怀刘尊棋先生跌宕起伏的一生苍凉……

二〇一九年七月初，写于北京看云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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