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吴晗冤案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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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厂胡同锦衣卫

我有一个北京朋友，住在东厂胡同。

这里要算市中心的中心了，周围颇有些值得经常走走的地方。从胡同北边出去，穿过一条窄窄的胡同，便到了中国美术馆。

由西往东，出胡同口，马路对面是北京人艺和首都剧场，南边一点儿，是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大楼和门市部，而往北走几步，过一个十字路口，便是老北京著名的隆福寺。

隆福寺街上一个现在看来很寒酸的中国书店，这些年来，还真让我买到过一些很喜爱的旧书。东厂胡同的胡同东口，还有中国科学院情报中心和近代史所，也是读书人和学者们常常光顾的地方，那里所收藏的图书，颇有些奇货，特别是一些外文期刊，甚至比大的图书馆还要齐全。

走在这样一条被文化团团环绕着的胡同，有时的确有一种安静和舒心的感觉。这当然还是十年以前的印象。

最初走进东厂胡同是在什么时候，我已记不太清楚了，应该是在大学毕业来到北京后不久。开始我并没有在意这个胡同的称呼，虽然听人说这里就是明代有名的特务机构“东厂”的所在地，但除了有一种新奇之外，我似乎对走在这条胡同里并没有过多的历史想象，或者别的什么特别感觉。

吴晗肖像

是吴晗和他的文章，让我突然对这个胡同产生了兴趣。

大约十年前，为撰写萧乾传，我走进了科学院情报中心的图书馆，去查阅三十年代的《大公报》。在沈从文和萧乾编辑的文学副刊，我寻找着他们当年的踪影。

在翻阅泛黄的报纸时，《大公报》的“艺术周刊”和“史地周刊”，也不时引起我的兴趣。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在一九三四年年底的一期“史地周刊”上，读到了吴晗的论文《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

因为吴晗在文革中的遭际，也因为凑巧我就坐在当年的东厂所在地，看到这样一个题目，我便有了一种强烈的阅读欲望。于是，尽管我的兴趣不在史学，但还是把本来会匆匆而过的目光挽留住，读起吴晗的文章。

文章我读得并不仔细，但我觉得好像这样一次匆匆的浏览，便使我对吴晗多了一些了解，也对遥远时光里的东厂胡同，有了具体的印象。

许多考证和论述，读后都不大能记起，但吴晗所讲述的一个故事，我却从来没有忘记过：天启年间，有四个平民深夜里在密室喝酒谈心，喝至酒兴大发时，其中一人突然开口大骂宦官、东厂的头领魏忠贤。

其余三人听了吓得不敢出声。还不等那人的骂声结束，就有东厂的探子冲进来，把四人捉去，并在魏忠贤面前把那位醉后大骂的人剥了皮。

过后，给另外三人赏钱放还，这一突发的惨状，把三人吓得变疯。这是一个令人恐怖的故事，吴晗选择它来说明东厂的淫威。

那天从图书馆出来，走到东厂胡同路口，目光顺着长长的胡同延伸，因吴晗的文章，我对那遥远的年代的感受似乎深切了许多。我想象着，当年为撰写这篇关于东厂的论文。吴晗一定不止一次走进这条胡同。

那时的胡同，想必还保留着明清时代的风貌，他缓缓而行，在历史的陈迹中沉思。

从“文字狱”入手研究明代冤案

1965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文章，《海瑞罢官》批判全国展开，文革序幕也由此拉开

三十年代年轻的吴晗一进入明史研究的领域，就把目光注视在冤案上。还在关于东厂的文章之前，他便发表了研究明代最大的文字狱胡惟庸党案的长篇论文《胡惟庸党案考》(《燕京学报》，一九三四年六月)。

胡惟庸党案是明代初叶的最大的党狱，前后十四年，一时功臣宿将诛夷殆尽，前后达四万余人。按照朱元璋罗织的罪名，胡惟庸的最大罪过是和倭寇勾结，阴谋谋反等。

但吴晗在经过细致考证和研究之后发现，这完全是身为皇帝的朱元璋，为了铲除精干而专横的丞相胡惟庸所制造的一个冤案，从而为朱氏后代坐稳江山铺平道路。吴晗这样写到：“而胡案的组织过程，根据当时的公私记载，很明显地摆露在我们的目前。

在胡案初起时胡氏的罪状只是擅权植党，这条文拿来杀胡惟庸有余，要用以牵蔓诸功勋宿将却未免小题大做。在事实上有替他制造罪状的必要。明代的大患是南倭北虏，人臣的大罪是结党谋叛，于是明太祖和他的秘书们便代替胡氏设想，巧为造作……”

研究这个冤案、写下上面这段话的吴晗，这一年只有二十五岁。

1965年12月15日整版讨论批判之一

他更感兴趣的，想来并不是胡惟庸个人，而是因胡而蒙受惨祸的数以万计的功臣和文人，也就是他所说的“智识分子”。就是在开始对胡惟庸案产生疑惑的时候，吴晗一九三三年春节在旧书摊上购到一本《碧血录》。

这本书记载着明朝天启年间，东林党的一些知名人士被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冤杀的史实。我相信，是这样一些与胡案有关的东林党人的悲剧，让吴晗花费更多的气力，写出了他年轻时的力作。

他是青年。青年永远是拥有激情拥有热血的一代。他们对人世间的一切不平事，不管历史久远或者新近，都容易感受到强烈刺激，也最容易诱发他们去追寻，去研究，并在论说这样一些事情的过程中，获得心灵的丰富。

所有不平事中，历史冤案对于年轻学人，可能是最有诱惑力的课题。冤案必然是悲剧，而且浓缩得无比沉重，不能不注视它，却又不愿触及它，它总是以一种复杂而奇怪的状态，让古往今来的许多人在它的周围徘徊。

难以言说的起因，大起大落的曲折，意想不到的结局，所有悲剧因素，都能构成一部大书。

1965年12月25月整版讨论批判之二

是悲剧，就有了震撼力，是悲剧，就能让青年人对历史的好奇，变为深沉的追寻，从而对生命的体验，便多了一些内容，对历史的拷问，也多了一层悲凉。

有了对东林党人的同情和敬意，有了对文字狱的憎恨，有了对生与死的忧虑，吴晗写于四十年代的那本《朱元璋传》，才始终贯穿着悲切与苍凉。

吴晗成名作《朱元璋传》

这是他留给我们的唯一的历史传记，看起来，他自己也十分珍爱它，几十年里不断地修改它，早年吴晗所有的学识、热情、勇气、激愤、深沉，都浓缩在这部传记中。似乎还没有人像他那样把朱元璋的性格刻划得如此透彻。

在《朱元璋传》中吴晗花费最多笔墨的是对文字狱的叙述。他对做皇帝后的朱元璋的刻划，全是围绕这一点展开。他曾用文学笔墨，生动地描写了朱元璋对文人的杀戮：“网罗布置好了，包围圈逐渐缩小了。苍鹰在天上盘旋，猎犬在追逐，一片号角声，呐喊声，呼鹰唤狗声，已入网的文人一个个断豆破胸，呻吟在血泊中。在网外围观的，在战栗，在恐惧，在逃避，在伪装。”

1965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整版讨论和批判《海瑞罢官》

不过，写得最精彩的还是对朱元璋之所以大兴文字狱的性格分析。传记的最后一节是《晚年的悲哀》，他这样描绘出朱元璋“高处不胜寒”的精神状态：“母族绝后，妻族也死绝了。

到文正被杀后，诸子幼弱，基业还未稳定，孤零零一个人，高高在上，找遍周围，没有一个人可以寄托心腹的，得撑持着，时刻警戒着，提心吊胆，不让别人暗算。正如驶着独木船，水把独木船冲得团团转，几十年到不了岸，看着水是敌人，礁石是敌人，连天空飞的乌鸦也是敌人，谁都要害他，都在讥笑他，讽刺他。后得了大权，作了皇帝之后，害了高度的紧张病，猜疑病，恐惧病。”

在书写这样的词句时，年轻吴晗的心，一定揪得很紧很紧，他在为几百年前的那些蒙难的文人们叹息。

吴晗、费孝通等合著《皇权与绅权》封面

吴晗便是以这样的姿势走进了明史研究，不，应该说他以这种方式开始了与历史的拥抱。历史加深他对人的认识与理解，历史让他感觉到生命的沉重。

当年欣喜地购到《碧血录》时，吴晗以敬重的心情回望着那些东林党人的影子。他们为魏忠贤杀害，都死得冤屈而悲惨，《碧血录》中收集的就逮诗、狱中血书、绝笔、自谱等内容，在他面前铺展开一幅幅历史的惨状。阅读这样的文字，一个历史研究者，只要他不是冷静到极点的智者，就不能不为之动容。

友人记忆中总是充满激情的吴晗，当年就是这样。他得到这本《碧血录》，感受最为深切的，当然不是作为一个学者获得珍贵史料后的喜悦，而是作为一个热血青年，作为一个现实参与性极为强烈的学者，对生与死的忧虑。

1965年12月30日，吴晗在《人民日报》发表自我检讨

他在读完《碧血录》之后，当即在该书的末页上写了这样几句话：“读完此书，胸中不知是甜是辣，因想及自己将来如何死，若死在床上则未免太笨拙，最好是自己作一主意，想一洒脱干净死法，活得不耐烦，便撒手告别，岂不快哉!”

上面那段话他写于一九三三年的二月，半个世纪之后，人们才在他的遗物中读到它。

《海瑞罢官》的来龙去脉

开始写这篇关于吴晗的文章是一九九五年的十一月五日。一个巧合，距一九六五年的十一月十日，正好整整三十年。那一天，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革”序幕由此拉开。

把自己的一部历史剧，和现实中的彭德怀罢官联系起来进行批判，的确是吴晗意料不到的事。当年在做自我批评的时候，他排出一个时间表，列出自己所写的一系列与海瑞有关的文章，无非是要证明他写第一篇论海瑞的文章时，庐山会议并没有召开，彭德怀也没有罢官。

毛泽东题赠吴晗《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这辩护有他的道理。

不过，我觉得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庐山会议刚刚结束，吴晗就发表了一篇《论海瑞》(1959年9月17日《人民日报》)。在文章的结尾部分，他特地加上一段与现实有关的话，这段话应该说颇能说明作为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在政治上的明确态度。这段话是这样写的：

有的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对派”，但是，他们同海瑞相反，不站在人民方面，不站在今天的人民事业——社会主义事业方面，不去反对坏人坏事，却专门反对好人好事，说这个搞早了，搞快了，那个搞糟了，过火了，这个过直了，那个弄偏了，这个有缺点，那个有毛病，太阳里面找黑子，十个指头里专找那一个有点毛病的，尽量夸大，不及其余，在人民群众头上泼冷水，泄人民群众的气。

这样的人，专门反对好人好事的人，反对人民事业的人，反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不但和历史上的海瑞毫无共同之点，而且恰好和当年海瑞所反对而又反对海瑞的大地主阶级代表们的嘴脸一模一样。广大人民一定要把这种人揪出来，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喝一声，不许假冒!人民群众看清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本来面目，根本不是什么海瑞!

人们阅读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资料场景

这样看来，研究海瑞，学习海瑞，反对对于海瑞的歪曲，是有益处的，必要的，有现实意义的。

毫无疑问，吴晗是响应号召而突出宣传海瑞和海瑞精神。据有关文章记述，一九五九年初，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但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应该提倡他那种刚直不阿的精神。会后胡乔木找到吴晗，请他为《人民日报》撰写一篇有关海瑞的文章。庐山会议前发表的《海瑞骂皇帝》，就是这样问世的。

《论海瑞》后面那段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文字，同样与胡乔木有关。文章写出后，交给了胡乔木。胡乔木忙于去参加庐山会议，回京后，才看文章。他向吴晗提出一些意见，并告诉说，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曾经这样说过：提倡“左派”海瑞，不是“右派”海瑞，是真海瑞，不是假海瑞。吴晗所写的那些话，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临时加上的。

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段颇值得玩味的话。

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单行本

是出于长期以来已经形成的政治表态的习惯？是一种潜在的忧虑，不愿意人们把自己宣扬海瑞与彭德怀罢官联系起来？

两种因素或许都存在。熟悉吴晗的人，都曾回忆到他如何满腔热诚投身于革命，如何在不同场合感激和钦佩毛泽东对他的《朱元璋传》提出的修改意见，并由此而直接感受到一个伟人的伟大。

这样一个早就与老师胡适分道扬镳的学者，一个担任政府要职的领导人，一个以崇拜心情仰望毛泽东的人，说他有意识把海瑞和彭德怀联系起来，用几百年前的往事影射现实，于情于理都难以成立。

吴晗是一个历史学家，文学从来没有涉猎过。可是，他却破天荒地在撰写大量文章之外，创作了招致人生悲剧的新编历史剧。这个剧从戏剧文学的角度来看，并不被认为是成功之作，而当时舞台演出的效果也不理想。

有的京剧行家就曾指出，《海瑞罢官》由于是新编的，匆促上演，唱做都没有经过锤炼，所以没有什么好听好看的。演员虽然是第一流的，可是让善于演诸葛亮，以台风潇洒飘逸著称的马连良去演刚正不阿，敢于冒死上谏的硬汉海瑞，让善于演包公戏，唱做醇厚稳重的裘盛戎去演老奸巨滑的巧宦徐阶，在角色上来了个阴阳颠倒，怎么演得好？

但是，对于吴晗这并不重要。在他看来，他在履行一个革命历史学家的职责，他在用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方式体现自己的现实作用。

他乐意这么做。那个时候，艺术并没有作为所有文学艺术形式的决定性的因素，创作者也好，欣赏者和称赞者也好，看重的常常是政治的需要，甚至政策演绎的需要。

张文松先生是吴晗的朋友，他说他当时曾对吴晗写这样一个历史剧感到不解：写历史和写历史剧毕竟不是一个行当，为什么一个历史学家偏要跳行呢？不过后来，另外一件事似乎让他对此有所明白。

他发现在写过《海瑞罢官》以后，吴晗似乎对于写京剧更热衷了。有一次他去看吴晗，看到吴晗正在修改一本以《水浒》为题材的京剧脚本。“我问他写什么？他说是一个中央负责同志交给他一个任务，要他在这个剧本中添写一个女角色，因为那剧中人物全部都是男角色，太单调了。

我听了很诧异，难道剧中人物可以凭空添撰吗？但他却是兴趣盎然地接受了任务，居然添写了一个武旦的角色。这剧本的名目是什么，早已忘却了，此后也似乎未曾演出过。”

一个和吴晗共事过的民盟老文人，在我面前不止一次表示过对吴晗的不满。他说在反右运动中，正是由于吴晗的革命热情和斗争的坚决性，使他蒙受冤屈，被打成右派，从而经受了二十年的磨难。

当我告诉他，我计划写这篇关于吴晗的文章时，他又一次详尽地讲述了将近四十年前的那些往事。他的回忆，他的评说，使我不得不相信，创作《海瑞罢官》时的吴晗，不可能如批判者所说的那样有影射现实的意图。

是的，不可能。吴晗已经习惯了在研究历史、解说历史时，贯穿领袖的思想，他已经被公认为是富有造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习惯于以领导者的身份发表着指导性的报告。

我找出他在一九六二年发表的两篇重要文章《论历史人物评价》和《论历史知识的普及》，不由好奇地做了一下统计。第一篇文章中，所引用的经典人物的语录多达十五处，字数达到将近一千五百字；第二篇文章中，引用了七处，字数也达到了将近一千三百字。

于是，读他文革前的一些文章，我常有一种感觉，仿佛他端坐在主席台上，穿着标准的制服，领扣扣得紧紧的，拿着秘书早就起草好的报告在不厌其烦地念着。这样的文章里，没有了早年的激情，也没有了早年细致的考证，他的这种类型的文章，在我看来，几乎都在重复着别人的声音。

他和郭沫若一样，也参加了为武则天、为曹操平反的论说，但那更多的也许是诠释，而非作为历史学家自己的理性寻找。

他的身份，他的倾向和态度，都决定了他不会超越他的时代。在这样的情形下，人们当然很难听到历史和现实在他心中的回声。

罗尔纲难忘吴晗一片真情

历史学家罗尔纲永远不会忘记吴晗对自己的友谊。他们是上海中国公学的同学，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是同行也是挚友。

罗尔纲一九六四年参加当时关于太平天国李秀成问题的讨论，写了一篇《李秀成苦肉缓兵计考》，受到了批判。批判开始后，亲朋绝迹，直到第二年秋天，有一位在外省工作的老朋友，到京来他住的宿舍探朋友，还三过其门而不入。

可是，吴晗却不。当罗尔纲批判最高潮的时候，吴晗和夫人袁震一齐到他家来安慰他，帮助他。吴晗对他说批判是好事，检讨使人进步。并拿自己为例。说他因写道德继承问题文章被批判，写了九次检讨才得通过。

世态炎凉，使罗尔纲对吴晗的来访久久不能忘怀。他说：“前几年，我读过许多追悼和回忆吴晗的文章，说他肝胆照人，才华焕发。但我感到还要再加豪放不羁，忠厚诚笃八个字，才能把他的个性刻划得全面些。”

可是，当吴晗遭遇批判时，谁还能前来看望他？

吴晗追悼会上合影，廖沫沙（前排中）、邓拓夫人丁一岚（前排左二）与吴晗亲友等

无人能来。所有的朋友，几乎都陷入了逆境之中。无人知道自己的过去会给自己带来什么，自然也就无人知道自己的未来。

一年前，我在写“沧桑看云”之六《风落谁家——关于姚文元的随感》中，提到过一个当年的红卫兵关于揪斗吴晗的回忆。这篇《吴晗同志，我向您道歉!》，收在我编辑的《滴血的童心——孩子心中的文革》一书中。我想这里还有必要再引录一次。

这群在一九六六年六月涌进吴晗家中的中学生，看到吴晗坐在窗边沙发上，大概是秘书在死命护卫着他。学生们扔书，吐唾沫，口号声、谩骂声几乎震耳欲聋。作者回忆：

我挤到吴晗旁边，看他慈眉善目，并不象坏蛋似的驴脸三角眼，不由得同情心油然而起，但马上又想到他反对伟大；领袖，于是又故作严肃地问他：“你为什么反对伟大领袖？”他急忙摇摇低垂的头，连连说：“我没有反对伟大领袖。”学生们的唾沫从他光秃前额上滑下来，我觉得他很可怜。

一会儿校长、书记来了，领着同学们在院子里开了个批判会，喊了几声口号就走了，留下我们几个同学在屋内写标语。我正拿着一条标语，不知往哪儿贴，窗外一个同学敲敲玻璃，用手往额上拍，意思是让我把标语贴在吴晗的额头上。我不忍心，但又想到阶级立场不能不坚定，就故作生气地拉过他面前的茶几，把标语贴在那上边了。

这大概是风暴初起时关于吴晗状况的唯一记录。

无休止的揪斗很快就降临他的头上。那么，我不不摘录几段人们的回忆。

吴晗一家四口人中的唯一幸存者、儿子吴彰回忆揪斗开始后的情景：

一度我们被迫划清界限——分家了。多年以后，从小被爸爸带大的姐姐说，她看到分家之前刹那间爸爸盯着她的眼光，心里象刀割一样难受，爸爸住在外屋，连热饭的火都没有，又不能除去，姐姐瞒着别人悄悄给爸爸买大烧饼和香烟。妈妈怎么会不心疼爸爸呢？看到他喝凉水啃烧饼就轻声对姐姐说：“快把这壶开水给爸送去，可别让人看见。”

和吴晗一起受批斗的张文松先生回忆：

又有一次，我们同被拉到通县去，时间是正午了，于是有人命令停车，例外地让我们进了路旁的小饭馆。我们对面而坐，不交一言。他要了一盘肉菜，一碗汤，吃得极有滋味，似乎完全忘掉了一路上的辛苦。他一路上抱膝蹲在车厢里，不时有人敲他的脑壳，我看到，他的头发已经掉得差不多了。只好转过脸去不看。我本来已经心硬了，却又酸酸地对他怀着悲悯之情。

常任侠先生在文革后去看望廖沫沙先生，廖沫沙向他讲述了和吴晗在狱中的生活：

廖沫沙和吴晗被关在一起，每天同在一个窗口去拿难吃的牢饭，然后找两个空座位坐下。虽然他们面对面地坐着吃着，但不能说话。一则避免“黑串连’，二则吴晗恐怕已经发不出声音。因为有一次廖沫沙轻声地问话，他指着受伤的胸口，没有回答。以后就听说他去世了。瘀血在胸，骨鲠在喉，满腔忠愤，闷死狱中。

吴晗死于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一日，距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发表姚文元文章的日子，四年零一个月。

听说他死之前，头发已经被人拔光。含冤死去时，他不知道与自己患难与共的妻子，已经在半年之前被迫害致死；他更无从知道，他所喜爱的女儿，七年后，在文革即将结束的前夕，也会因承受不了巨大精神压力的情形下而自杀。待他得到平反时，为他守灵的家人，只有儿子一人。

而在他被捕入狱离家的时候，儿子只有八岁，对爸爸朦胧的记忆，只是与批斗、抄家、生死离别紧紧连在一起。

1966年春天批判北京市委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吴晗走了。无人知道，也无从知道的情形下，他以自己未曾想到的方式，在未曾想到的场所告别人间。

没有看到他在狱中为人们留下什么文字，我们无法得知，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刻，他是如何回望人生，是如何向往着窗外的世界。

一切都无法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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