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孝智：《澳门一二 · 三事件》前言

reading

此文来自书籍《澳门一二 · 三事件》，为本书前言，涉及到作者对于历史叙事的想像。认为从基层民众具体的生活与故事来描述历史事件，才可以给事件打开想像的空间。

历史的气息
二〇一六年，澳门回归十六周年刚刚过去，变化堪称翻天覆地。澳门回归至今，赌场数日以倍数增长，游客每天把澳门挤得满满，市面一片繁荣。以前澳门居民移民香港找工作，现在是香港居民到澳门做外劳。澳门政府於二〇一二年底推出的「万九公屋计划」已经完成，一万九千户已获编配公营房尺单位，后万九仍积极执行中。光是从二〇一三年开始落成的「路环排湾公屋群」，能容纳六万居民，几近十分之一的澳门总人口。数字反映了一些事实，自一九九九年年底回归至今，澳门本地生产总值增长了九倍，人均本地生产总值增长了六倍，就业人口每月所得中位数增长了三倍至一万五千澳门币，综合消费物价指数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四。博彩稅收超过二十倍，居民甚至到香港看病都可获政府资助，澳门政府可以用钱做的都做了。澳门市面繁荣，居民生活改善，摸得到，看得见。

还记得，回归前夕澳门报章每天登广告招聘的，只有巴士公司数零钱工人，月薪四千澳门币。今天澳门发生的，回归前想像不到。如果每隔几年到澳门走走，会有山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之感；十数年的变化尚且如此，五十年前隔了两个世代的陈年旧事，这么遥远，这么多人没有亲身经历过，要阅读需要一点同理心，切身处地想想，需要一些对历史的想像力。

要用历史想像去重构历史，是历史学的问题，看似很象牙塔很遥远，但其实历史想像往往近在眼前。例如跑到一间荒废的古老大屋，看看其形貌这么巨大，看看其建筑细节，窗花弄了这么多手工，这么雕樑画栋，再想想几十年前一般居民，一家八口一张床有之，睡大坑渠有之，这么多人衣不蔽体，温饱不继，就可以想像到，此大屋是何等豪华气派，风光背后又是何等风景。抗日战争前后，每年过新年，大宅都会在门口发红包，只要前来恭贺一下，人人有份，其热闹情况可以想像。这一处澳门西湾的大宅，屋主是当时的米商，战时粮食缺乏，米商奇货可居抬高价格，这屋主发了不少横财，屋外则饿脬处处，穷得要卖儿卖女。一九五二年「关闸事件」1，路边传闻此屋主听到关闸炮声隆隆，以为是共产党打到澳门来，必定会清算其恶行， 心脏病发而死。老爸跟我路过大宅，总会讲讲他小时候的这个小故事。

听听阿公、阿婆讲古，听听我们未出世时遥远的故事，只要多一点想像力，想想当时的场景，想想他们面对的问题，作出哪些选择，不难分享到他们所见所感。今天笔者已届不惑之年，閒来无事会跟刚毕业的年青人，讲讲少年时的无聊小事。声画俱在，回忆是彩色的，甚至有嗅觉、味觉。随年渐长，方知道历史可以是有威觉、有气息，岂止触手可及。五十年看似遥远，其处境跟现在仿佛是两个世界，但历史的气息，倒可以很接近。

——————

1：关闸是澳门来往中国大陆的关口，是澳门粮食进口的通道，中葡双方各派士兵驻守，双方面对面站岗。一九五二年七月十五日，一名中国士兵及一名黑人葡兵站得太接近，因小事互吐口水，导致双方军事冲突。冲突持续半个月，八月二日中方封闭关闸，粮食停止供应，逼使澳葡政府谈判，由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何贤、副会长马万琪作中间人。八月二十三日，澳葡政府赔礼道歉，双方士兵站岗也往后退一点，避免再次发生冲突。中方封闭关闸，自明清以来都是控制澳门的方式。

——————

五十年前的一件事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前后两个半月，澳门发生过一次反殖斗争，名为「一二 · 三事件」。事件起因是澳门一个穷困外岛「氹仔」，街坊修建小学校舍，受澳葡殖民政府阻挠。澳门左派团体连续一周到澳督府抗议，新任澳督嘉乐庇(Jose Nobre de Cara一vo)一直拒见，直到十二月三日警察到场驱赶示威者。澳门居民在澳督府「扔细路落楼」（将小孩子扔下楼）的传言下，澳门新马路一带发生暴乱，群众沿途破坏政府机关及铜像、石像。傍晚澳葡政府宣布戒严，葡兵打死八人，打伤二百多人。在澳门居民旷日持久的抗争下，在解放军的包围下，事件以澳督簽署「认罪书/答覆书」，澳葡的殖民统治破产作结。

一二 · 三事件是澳门去殖民化的开始，是现代澳门的开端，事件塑造了今天的澳门，对于澳门的政治、社会、民众生活，都有很重要的影响。回归前有一说，澳门到了一九九九年回归，已经历了三十多年的过渡期，因此主权回归时，跟邻埠香港每天吵吵闹闹相比，澳门当地没有什么异议。事件后，澳门南光公司、中华总商会、工联会、街坊总会等等左派/亲中社团，对于澳葡政府的施政一直都有影响力 · 同时在民间提供医疗、教育、老人安养、托儿等等社会服务，涵盖了现代政府的部份功能。左派/亲中社团已被视为澳门的传统势力至今仍然是澳门当地主要的政治力量。回归后的两任行政长官，其父辈皆属中华总商会，几十年来报章上的十一国庆全版广告，名字都排在前列。

事件距今已五十年，澳门的生活处境有很大的变化。事件被国族历史变成，澳门中国居民在殖民统治下发出民族主义的呼声，甚至差不多已被淡忘，这件塑造了今天澳门的大事，很值得我们重新翻出来好好检视。事件中可提供的讯息，不仅对澳门当地的生活处境，对于「文化大革命」、「民族主义」以及「殖民统治」这些大题目，也都有一定的意义。当事人已退休多时不问世事，事件变得没有人出来争议，可以变成客观历史之时，应当要拯救这段历史，使其意义与启示不至於同时被淡忘掉。

属民硏究(Subalten Studies)期望以无权势者的视角去看历史，回复事发时的经历与感觉。属民硏究、口述历史，看似很象牙塔，做起来其实挺生活化。当我们去到一个异域，想在当地找一家店，我们可以问问人。最理想的，是跟路人搭上两句，甚至让他亲自带你到那家店，沿路跟你聊聊这条街的特色，那家店的小故事，聊聊当地人的生活习惯，细味当地气氛与味道。用手机导航让你东行三十米，左拐、直行、转右，点对点的资讯，看似简单直接的答案，不可能有这些对当地丰富立体的感觉。要了解一些未曾经历的事情，了解另一时空的异域，做法可以如是，感觉亦如是，是网路上抓几段简介无法比拟的。

本书试图以属民硏究的视野，口述历史的方法，探索五十年前的这一件事。从报章报导的流变，以及当事人的口述，把事件的气氛与味道，丰富立体的感觉找回来。在一九九九年澳门回归前夕，笔者访问了十六位当事人，当时他们大多五十到六十岁，事隔三十年对事件仍记忆犹新。十多年后的今天重新翻阅那些访问，仍能威受到他们的温度。

要讨论二十世纪六0年代港澳的反殖斗争/暴动，最起码有三个题目要处理：文革输入论、民族主义、澳葡殖民统治的特性。处理了这些问题后，笔者将约略讨论澳门回归前夕，中葡两国的文化政治，以及事件对于当事人的实际意义。

文革输入论
二十世纪六0年代，澳门和香港先后发生了激烈的反殖斗争。坊间很多讨论，都会论及同时期发生于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有论者甚至把澳门、香港的反殖斗争事件说成为「文革输入」。文革输入论的问题，是把港澳本土的具体因素忽略掉，把原因错配了，造成对事件的理解偏差，也造成了对本土左派的误读。当我们仔细检视这段历史，难免会碰触到一些政治不正确的情节，特別是现在香港的气氛，中国及亲北京者天天捱骂。

要处理文革输入论，有个最简单的做法，就是问人。可是人言人殊，我们说话还得讲证据。把旧报纸挖出来，事发经过按时序排好，看看报章怎样描述事件以及各方的当事人。事件於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在氹仔初起时，属于当地的警民冲突，没有跟国族掛勾。半个月之后，新闻图片开始有《毛语录》的画面。到了两个半月后，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斗争成功，事件才变成毛主席的事情，变成国族主义的事情。后来在澳门当地被广为引用的《澳门日报》出版的《反对葡帝在澳门的血腥暴行》特刊，在事件结束后七个月出版，完全把斗争成功那一天的印象定格。后来港澳地区对事件的文革印象，可说是因这特刊而来。从一二 · 三事件的事发经过与论述的流变，我们可以验证文革输入论，也可以想像一下，那些手执《毛语录》大喊口号的人们，当时所做的一切是否都没头没脑的，遵从毛主席的最高指示。

通过报章排序，就能看到事件的起因并非文革输入。文革跟事件掛勾有个过程，澳门本土左派的主动求援，期望在反殖斗争当中争取更多筹码，是一种斗争策略。到后来事件被讲成文革湧入澳门的后果，或者民族主义的呼声，当事人的面孔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当年的参与者大概始料不及。

把一套既定的叙述套到历史事件，或许是一个很简便的历史叙述方式。既定的叙述，背后往往有隐藏议程。新华社及《澳门日报》特刊的隐藏议程是高举毛主席思想的民族主义，同一个叙述的反面，就是文革输入论。文革输入论同样把事件参与者变成没有思考、没有面孔、没有声音；没有面孔、没有声音就无从抗辩，没有思考就变成被操弄，事件於是变成非理性，从而被全盘否定。

民族主义落地生根
「民族主义叙述/国族历史」与「文革输入论」仿佛是铜板的两面，相同的逻辑、相同的叙事方式，产生距离与误解。同样的画面、同样的情节，只要填上不同的注脚，就可以变成其中一方的叙述。民族主义叙述/国族历史与文革输入论，两者的分別是相反的立场，预设立场然后自行作既定的叙述。预设立场，不问是非曲直先问立场，定好立场后再讲自己的一套，这是毛斗争的方式，不是迈向了解之途。

如果把一九于七年九月一日出版的《澳门日报》特刊，当成了解事件的唯一材料，会坠入民族主义叙述/国族历史或文革输入论的陷阱。要避免坠入陷阱，我们可以埋首旧报纸堆，看论述随事发经过的流变，对现成事件的产生怀疑。我们亦可放下对事件的印象与成见，听听那个时空的故事，重回了解之途。在那些故事中我们不难感受到，所谓「民族主义」在民间的层面离不开生活体验。

在那遥远的时空，政府跟现在很不一样。市民的日常生活，医疗教育自己搞定，房屋自己搞定，生存也自己搞定。政府不找麻烦就已经很感谢，不会期望找政府会得到些什么，「生不入官门，死不入地狱」，到八〇年代初的港澳仍是普遍的观念。在物质缺乏的年代，市民要解决生活问题，找政府没用，需要找一些团体。补充营养要到教堂排队拿奶粉，读书到教会学校或者工会社团办的学校 ，哪里补助多点，学费便宜点，就到哪里读书。给老板乱扣钱找工会帮忙，日常联系或排解纠纷找街坊会。这些是五〇至六〇年代，平民百姓的生活体验。

当时中国存在两个政权、两面旗帜，身份认同分两边，这些民间团体也分两边；如要想像澳门在事件前意识形态真空，是不切实际的。在那个时空，团结互助是克服困难的一种方式，团结起来办学校，团结起来抗议政府阻挠。在团结互助的气氛下，拿着刚买好的《毛语录》到澳督府抗议，显得那么自然。文革输入，输入了表现的形式和内容。

当我们细心听听五十年前的殖民地生活经验，很容易了解，在殖民地长大的市井小民，尤其是街市小贩或者司机等小人物，他们对贪污舞弊、专横拔扈的警察深痛恶绝。家父在六〇年代开计程车，那时候一般人每月收入大概港币一百多块。过年开工，必须带好一叠红包，给路过的警察小队孝敬孝敬，开到哪里派到哪里。一块钱一封吗？把长官当要饭的啦！祖宗十八代都不想活了！至少五块钱一封。能不讨厌殖民统治吗？爷爷在街市卖鸡，不是被黑社会，就是被警察收保护费。孩子要当警察吗？反转警察帽子到处要钱，像要饭一样，以后別回家，不要认老子好了！这是爷爷第二次把孩子扫地出门，第一次是另一个孩子，尝了一口鸦片后回家说爽歪歪，要爽歪歪就滚蛋好了。烟鬼与警察，感觉类同。

讨厌殖民统治，同时又对这么近又那么远的新中国有憧憬；新中国近在眼前，又从未受其管治。一二 · 三事件的一些故事正好反映了这个心态，拿想像中强大的祖国，跟横暴的殖民统治对抗。本书亦做了一个假设，要是共产党没有出兵包围澳门，一二 · 三事件的结果，很可能跟一九二二年的「五 · 二九血案」一样，军警开枪扫射打死七十多人，伤者更以百计，澳门华人只有离开澳门一途。事实上，据后来的文献以及当事人所述，当时的澳门护督，陆军司令司维纳(Mota Cerveira)在澳督会见华人代表时，在解放军围城下，曾经提出过要血腥镇压。共产党实质的支持，左派/进步青年没齿难忘，使民族主义落地生根。

左派/进步青年在穷困的处境下，以热情尽其所能，在工余时搞工会、搞街坊会，投入澳门的社会服务。一二 · 三事件后，从医疗、教育、托儿、老人安养，以至排解纠纷、维持治安都有。殖民地没有为居民做些什么，自己动手好了，团结自救正是早年街坊会的口。澳门左派经过多年的服务，地位稳固，成为今天澳门的传统势力。他们热爱生活，奉献青春与心力，至今年纪老迈，仍可以从他们的身上感受到生命的热情。这不是政治立场的问题，是生命感染生命。政治立场对于那些人、那些事，是否佔一个多大的重量，不是想当然耳的事。

本书第三章拆解文革输入论及民族主义叙述/国族历史，以《澳门日报了及其他报章佐证。当时爬报章爬了两周，工夫倒算简单。找答案可以很简单，破除成见倒是很复杂的事情。很多人几十年来对事件的理解与想像就是文革输入，就是共产党搞出来的，这印象世代相传，习惯了几十年；不是文革输入就是反殖，就是澳门中国居民在殖民统治下，发出民族主义的呼声。谁一下子要捅出来，就好像要捅马蜂窝一样，无事找事。可是破除成见，不单单是对事件本身，也是对我们同住的一大群人破除成见，希望大家多点理解，好好相处。做法可以很简单，用开放的态度，大家放低固有想法一阵子，以同理心听听一些陌生的故事。刺激新奇，是我当时做访谈常常有的感觉。

口述历史的重要性，在于把一些具体过程与细节找回来，把读者与当事人的距离拉近。当读者以历史想像与同理心阅读，感受历史的气息，或许会感到，民族主义叙述/国族历史及文革输入论的事件版本不合常理。距离产生误解，通过口述历史拉近距离，有望消除对过去、对现在种种人和事的误解。

澳葡殖民统治：一个异数
葡萄牙在澳门的殖民统治，是个异数。殖民统治在地球上无远弗届，殖民者的统治机关，如何有效的宰制当地人的生活；殖民地的种族层级，如何在受殖者之间有效的复制及维持；殖民者的语言，如何通过教育以及意识形态，宰制当地人的思想，殖民开化大业，如何无色、无味、无臭的，留下殖民地的优良遗产，影响力延伸至民族解放及国家独立后多年；殖民硏究遍地开花，告诉我们殖民/后殖民的生活处境是怎样塑造出来。殖民开化、有效管治、语言或者意识形态，至少从二十世纪生活在澳葡殖民地的当地华人口中，都不见得有什么影响力，恰恰可以从中对比出，要形成有效的殖民统治有什么因素。

从澳葡殖民地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找到部份答案。澳葡四百五十年历史，可分为两个时期。前三百年明清皇朝沿用了唐朝商港蕃坊的方式管治澳门，当葡萄牙人一五五七年在澳门落脚，明皇朝仍然是世界上最繁荣，科技最进步的地方，还未有所谓「澳门殖民地」的概念。一八四九年葡萄牙皇朝在鸦片战争后跟著英国成立殖民地，经过一百五十年殖民地时期，澳门贸易早已衰落。十八世纪澳夷中已有流为乞丐匪类者，到了十九世纪只能经营猪仔馆贩运奴隸，二十世纪经营睹业以及黄色事业。两个时期，都看不出葡萄牙人有什么条件，能在澳门形咸有效的殖民统治。

殖民统治无力，澳门华人作为受殖者充满抗辩。葡兵叫做「牛叔」，取其长肉不长脑之意。牛叔的华人妻子很然地叫做「牛婆」，其「土生」2孩子叫做「牛仔」。失学失业的土生阿飞3，等待公务员空缺好几年，读书不多只会野蛮及无聊生事。葡兵的印象更为不堪，当葡兵初到澳门，到镜湖医院卖血，他们都衣衫褴褛。这些葡兵很多是文盲的渔民，不懂簽名只好按指纹，又文盲又穷得难看，医护人员有时叫他们做「蛋家佬」4或者「咸虾灿」。经过几次卖血，他们开始买新衣服，戴太阳眼镜，价钱牌久久也不舍得摘掉。抗日战争期间，葡萄牙是中立国。当时澳门停泊两艘战舰，澳葡殖民者可能想耀武扬威一下，光放着又不管用，一些澳门华人干脆称之为「搣得烂」及「撕得开」。

——————

2：「土生葡人」是葡萄牙人几百年来，在欧亚航线生儿育女，在澳门当地落地生根的族群。土生在血缘上和文化上有若干印度和欧洲的特色，同时多属半个华人。二战后不少葡兵为逃避到漫天战火的非洲殖民地服兵役，在澳门娶华人女子为妻，生儿育女，下一代也属于土生社群。

牛叔、牛婆、牛仔这些別名正好反映了华人与土生葡人族群间的关系疏离，对土生葡人的印象千篇一律。

3：阿飞是一个旧称，指称终日游手好閒，爱吃爱玩，同时又注意打扮，衣著入时的生活方式在五〇至六〇年代，人人在生存线上挣扎，阿飞的生活方式当时被视为异类。放到今天的标準，年青人有谁不这样?

4：蛋家佬在广东话是指渔民，一般印象都是又穷又难看的。一说蛋族(古作蜑族)是古代逃避战乱的华南原住民，混杂了因各种原因无法在陆地上生活的汉人，世代以捕鱼为生，以艇为家的族群。而事实上，渔民是一门生意，当中不少都挺富有的。

——————

殖民统治只能体现在警察和市政厅査牌当街打人，以维持种族优势。当地商业都以华人为主导，葡语只局限於政府机构以及法律文件。葡人和土生若不是做公务员，或者做律师、会计师，替华商跟政府打交道，就只能到香港做文员。澳门的经济发展，处於省港澳当中最次要、最边陲。华人要找工作要改善生活，二战前跑去广州，二战后跑去香港就好了，殖民者的东西学了也无用。

殖民者未能提供利益让当地人跟随。在很多殖民地，当地受殖者以「漂白」自己为升官发财的手段，学习殖民者的语言，从宗教服饰以至生活习惯都向殖民者学习。从很多澳门老居民的证言，澳葡的公务员职位连土生葡人都照顾不了，华人根本不会有太多机会。澳葡政府没有为澳门华人做些什么，华人平日碰到的葡人，一般都是横暴的警察査牌、土生阿飞，或者穷得很难看的葡兵。殖民者没有什么值得跟随及学习的理由，殖民统治的优势没有条件在民间复制，殖民开化大业都免了。当地受殖者都众口一词，澳葡殖民印象就是野蛮。葡萄牙国防国际警察：俗称秘密警察)在一二 · 三事件后撰写的报告，形容澳葡政府道德极为沦丧，警察和公共部门腐败，军队得过且过，无所事事。面对脆弱又厌恶的殖民统治，最终因氹仔建校这样的一件小事，逐步升级至爆发全面斗争。

殖民统治之所以有力，殖民开化大业得以开展，不能预设。南非殖民开化经过几十年复杂的权力斗争，香港殖民经过一百多年才不再将管治华人的工作称作华人政务，不用通过一些华人领袖或者新界村长推行政策。在澳门殖民开化并未发生，土生葡人与澳门华人仿佛以某种形式共存，与我们日常所理解的殖民统治并不相同。

看殖民统治，不光是看殖民者如何行使权力，通过什么手段统治当地受殖者 · 对受殖者有何影响 · 同时我们也需要问问一些根本的问题：殖民统治为什么会有优势？为什么当地受殖者会跟随？因为殖民者提供了一定的利益，受殖者尽管得不到也要看得到。日常生活碰到的殖民者以及接近殖民者的人，最起码生活要过得去，让人有羨慕和追求的理由。当利益足够大，起码可以照顾一小撮受殖者，殖民开化大业才有条件执行，殖民者的语言、文化、价值观，方可在民间复制。受殖者的历史、文化背景以至经济条件，是否能提供更好的选择，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毕竟要跑到殖民地去受閒气，或者赖着不走，需要充份的理由。

殖民统治之所以有效，其原因每个地方都不一样，都要提出疑问。这在殖民硏究领域算是一个创新，也是笔者自己及家族三代人，在港澳的殖民地生活经验。

回归前夕的文化政治：打小人 vs 装置艺术
一二 · 三事件期间，以及事件后多年，中葡两国的国族历史，平民百姓在街头巷尾的茶余饭后忆苦思甜，都按自己的需要，以不同的形态去处理或者挪用事件。或是当作一块部件，构成民族主义的故事，达致政权管治的目的；或是躲过事件，以浪漫化印象寻找下台阶；或是抗争者借用国族论述，使自己面对斗争时感到有力量；或是事过境迁，当年艰苦的生活及年青时的一些小故事，在饭桌上充当甜品。〈亲内的敌人〉或者《贴身的损友》，大家都来个拿来主义，合用的就挪用，不一定是由上而下，也无分过去、现在、未来。

传媒文字作为第一手资料，替直线叙述把了关，国族历史再以其叙述记事的方式，把一二 · 三事件放在民族主义的框框内，反正愈简单愈叫得响就愈合用。干净直线的叙述也牺牲了事件的原貌，距离当事人身历其境的见闻愈来愈远，作为一个民族的共同性才可以被放大，让一二 · 三事件的抗争历史，替民族主义和国家统一的大业服务。一二 · 三事件后二十年，文献及传媒无人提及，直至一九八七年中葡簽署《联合声明》，有关澳门历史著作忽然多了起来。

中国大陆方面以历史著作的形式重提事件，其内容都以直线干净的国族论述为主线，为澳门回归以及中方实现主权铺桥造路。澳门居民在论述建构的过程中不见了，只有被讲的份儿。

二十年前后，文字媒介的国族论述也有其共通点，就是不论当时接连两个多月大骂「葡帝是纸老虎」，还是临近回归时不断重复「中国自古拥有澳门主权」，都透过文字媒介和街头巷尾议论等形式一再复制，那管帝国主义纸老虎早於一九六七年逃得无影无踪。类似香港湾仔的鹅颈桥阿婆，初一十五打小人5、火烧纸老虎的游戏，一边手起拖鞋落，一边念念有词，仍然是随时随地打得汗流浃背不亦乐乎。

——————

5：打小人是华南地区的民间风俗，每到农历初一、十五，老太太会準备好香烛祭品，包括小纸老虎和小纸人，到十字路口打小人。过程中老太太蹲坐在自己準备的小板凳，拿着自己穿着的拖鞋一边打着小纸人一边念念有词。其目的是打走小人，把霉运赶走。早年任何人有需要，会请老妈妈或婆婆出手，在家附近打小人。到现在都集中在惊蛰当天，在香港湾仔鹅颈桥桥底下，聘请有此特殊技能的老太太代劳。时代不断转变，反正就没见过男的，或年青女子动手打小人。

——————

国族论述有一个习惯，就是制造不友善的他者。八国联军、打日本仔、苏修美帝、蒋帮毛匪等等，往往都以否定他者为一个起点，再来一个负负得正，为民族主义和国家统治服务。到了民间的层次，茶余饭后说说本土的历史小故事，数落一下査牌鬼的恶行，讲讲沈亚米与「无下巴」的故事，这些故事足以跟国族论述互相呼应，感同身受。敌人离开了，随着时间的飞逝，痛苦的往事变得无伤大雅，这些敌人就以「亲内的敌人」或者「贴身的损友」的形态再度出现。 抗战打日本仔成为中国人感受祖国强盛的良伴，査牌鬼也成为了澳门老居民忆苦思甜的良伴。即使近在眼前，这些不友善的他者，像是日本人侵入我国钓鱼岛，或者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每天报导世界各地的战争，给国族论述提供现实的例子，增添国民的幸福感。合用的，可以不分时空，拿来就用。

在文化政治上，葡萄牙方面摆出截然不同的姿态：默默地在市中心铺设葡式鹅卵石路，建设两个主要的博物馆。博物馆内的陈设大都强调中葡友好、文化融和，郑和下西洋可以跟航海人发现扯上关系，尽管两者相差了八十年。土生住宅更成为澳门特有的活化石，中西式的陈设被刻意的放在一起，西式桌布上会放一些中式青花瓷餐具，西式餐台旁又会摆放一套中式酸枝云石椅。葡萄牙人引以为豪的航海史，还有刻意的民族融和印象都是主题，葡萄牙人兴建博物馆，也要为其国族历史服务。澳葡政府在即将离开时刻意营造的中西融和，澳门居民看在眼里，大家心中有数。自一二 · 三事件后，澳葡当局多年来对当地事务爱理不理，回归在华人当中更差不多人人叫好，等待将无能的澳葡政府送走。葡萄牙政府能做的是默默地搞文化政治，提供后人瞻仰一个浪漫化的葡萄牙印象。

你有你讲，我有我讲
笔者小时候跟父母重回旧地 · 长辈们在茶余饭后，最经常谈论的是少年时澳门穷困的生活。豉油/醬油拌饭用生抽不许用老抽/老醬油，因老抽有点甜，会用得太快。氹仔的爆竹工人，每天上班拜祖先，祈求可以平安回家。贫民家中几口人，整天可以没说过一句话。土生每天买面包不付钱，「査牌鬼」和「无事打三捶」每天都穿着澳葡制服，在街上对人拳打脚踢。国共内战后的败兵，当中有些跑到澳门没事可做，有的吸毒，有的成了黑社会欺压良民。还有在打日本仔时，木薯与观音土6的用法。

——————

6: 战时食物稀缺，没饭吃时有些人会吃木薯。木薯吃了有饱肚感，可是没有营养，长期只吃木薯是不行的。现在我们有一种食物有木薯成份，就是方便面。要是木薯跟树皮也吃不上，就吃观音土。观音土是造陶瓷的原料，细白面粉状，历史上是饥荒食物。饥民用水调开观音土作糊状吞食，吃了后有饱肚惹，可是此物不能消化，会在人体内累积，最后会腹涨而死。

——————

五〇至六〇年代的澳门跟东亚各地一样，战后工商业仍未算繁荣 · 普罗大众生活甚为艰苦。在穷困的生活下，华人不期望殖民政府做些什么。挂着殖民政府徽号的警察査牌和街头恶霸落井下石，种种矛盾以及不满情绪不断累积，冲突一触即发。事隔多年，穷困是少年回忆的主线，一二 · 三事件、国共矛盾或者殖民统治，都是茶余饭后想当年的一些小故事。

本书十六个口述故事当中，包括街边小摊贩、积极左派进步青年、工联会干事、警察、神父等等。一些故事，如警察査牌跟街头恶霸每天怎样欺负人；左派青年在十二月三日受困澳督府司机房，大半天百无聊赖；警察在镇压后驻守时，夜里无聊独自拿小石头丟狗；医护人员在X光室目睹戒严期间所有伤者的伤势，抱过一个个徘徊在生死边缘无辜市民的感受；这些故事都能看到不同位置的当事人，在事发时的最深印象，跟国族历史的重点回然大异。黑沙环没有门牌的木屋内，穷得不用说话的一家人，爸爸乞讨一整天回来弄点吃，一家人才有一点表情； 肺痨病房一对难兄难弟，穷得一家没饭吃仍要坚持每天分享一颗咸蛋；这些关于贫苦的小故事，一些切肤之痛，都构成了积极左派的思想与选择，构成他们的热情与理想主义。如果一些很具体的故事与亲历其境的感觉都没有交待过，事件的印象就不会有血有肉。距离产生误解，就好像不懂中文的老外「观察家」之言，拿着《毛语录》喊口号的示威者，都变成文革中听从最高指示的革命小将。

具体的故事，这里匆匆的交待了一些，希望能给事件的印象打开一片想像空间。你有你讲，我有我讲，国族历史只是众多故事版本的其中一个，愈是简单直线的版本，就愈是第二、三、四手的资料，距事件愈来愈远。看一二 · 三事件如是，我们平时读历史如是，需要运用对历史的想像去重构历史，尝试找出不同的可能。太阳底下无新事，生活常识往往比文本更可靠。每个人做他们认为重要的事，部有充份的理由，跟荷枪实弹的军警对着干，要拼命的群众事件，不是有谁煽就会动。说到这里，事件中被国族历史弄成没有面孔的群众，即使未亲身见过，也可以想像一下他们的面孔。设身处地的想想，当中可能有你，亦可能有我。

平静中的美善
笔者在一九八〇年初次跟父母重回他们的少年旧地，跟世伯出行，现在还记得世伯聊天的一席话。说父母离开澳门到香港已有十年没回来，很多事情都变了，红色那一套已没有人再讲了。一二 · 三事件后，葡国人已说过要交回澳门，一九七四年又要求交回，大陆都没要。澳门人人以赚钱为目标，不同旧时了。可能因为这样，澳门回复平静生活，在平静的背景下，一切的美，就在眼前。

那时候澳门的街头，都是小商店。吃的用的都有，可是没有什么名牌货的概念，有得用就好。澳门曾经存在过的杂唛巴士，单层的、双层的，都在那时候坐过。卖雪糕的、卖小吃的丶卖凉茶的、卖咖啡奶茶的、卖字花的、卖西药的，父母少年时已存在的很多小店，一直都在。

街头上节奏缓慢而佣懒，时光就好像时钟上的秒针，缓缓的走过，伴著日落日出。小即是美，这就是澳门。

那时候，香港读小学社会课都会教，香港是英国殖民地，港督的名字叫麦理浩，英文当然要好好的学。在澳门碰到年龄相仿、伯母的孩子，问他们上学的事情，问问他们要不要学葡文，澳督叫什么名字，他们一脸茫然。当老师的伯母在旁答话，「在澳门没人学葡文的，澳督是谁都跟我们没关系。」澳门、香港大不同，这是笔者童年时的印象。

一二 · 三事件把横暴的殖民统治赶跑了，斗争历时两个半月，在历史上算是个小节。斗争成功了，澳门居民可以安心的、平静的生活。其安心其平静，起点却是这场激烈的斗争。平静是生活的主线，那个时空的反殖斗争、国共对垒，时至今日，皆尽付茶余饭后笑谈中，大家好好感受生活中的美善。

一二 · 三事件届满五十周年，文章内容因应时日转变，作出了一些技术上的小修改，同时尽量保持原味。本书原来是本人完成于二〇〇一年的硕士论文，本次出版增添了推荐序、前言、图片，也给一些广东话及本地话题增添了注解，口述部分的广东话用词尽可能维持原样。感谢丘师指导了文章，也为本书出版奔走各方打人情牌，使出版变为可能。感谢陈光兴老师与《台湾社会研究季刊》之不弃，给本书构筑一个平台面世。感谢赖柔蒨小姐的耐心，没想过编辑功夫可以如此仔细，感谢夏皮南的设计用心，没想过一本历史书可以这么有动严。感谢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学系，给学生的培养远远不止于社会学，感谢十六位接受访问的当事人，感谢胡伯、黄伯母的支持，让本文得以成文。感谢父母亲带给我充满澳门色彩的家庭，儿时听来的故事是本文的起点，同时让我站在他们的肩膊上，看到更高更远的世界。感谢内子二十多年来风雨同路，给我无限的能量，完成种种不可能的任务。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第二故乡澳门。


https://www.macao-12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