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移步不换形” 引起的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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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

1949年冬天，梅兰芳经历了一次关于“移步不换形”的言论而引起的风波。

发生这件事的时间段，梅兰芳还在上海居住和工作。梅兰芳是1932年春天，为避日本侵华战争的战祸而从北京移居上海的，来到上海后，除了一度去过香港，一直居住在上海马斯南路的寓所里。抗战时期，梅兰芳蓄须明志，息影舞台。抗战胜利后，重返剧坛，并在上海迎接解放。解放初期，梅兰芳在上海参与领导戏曲改革事业，曾担任上海市戏曲改造运动春节演唱竞赛委员会主任、第一届上海市文联副主席等职。他还以上海代表的名义去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文代会、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及开国大典等重要活动。

1949年10月1日，梅兰芳在北京参加开国大典后，于10月下旬应天津市文化局局长阿英（钱杏邨）的邀请赴天津演出。11月2日下午，天津《进步日报》的文教记者张颂甲到解放北路梅兰芳的临时住处采访了梅先生。

据张颂甲后来在《四十年前的一桩戏剧公案》一文中回忆，那天梅兰芳穿着深灰色西装，笑容可掬，容光焕发。交谈不久，梅先生的秘书许姬传也参加进来。这次采访的话题，主要是请梅兰芳谈谈有关京剧改革和京剧艺人的思想改造等方面的看法。梅兰芳认为，时代变了，社会也变了，京剧艺人需要改造。解放后，人民政府一直很重视这项工作，并且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措施，使大多数艺人开始走上新生的道路。谈到这一点，梅兰芳脸上露出高兴的神情。

记者问梅先生：“您看京剧如何改革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呢？”梅兰芳说：“京剧改革又岂是一桩轻而易举的事！不过，让这个古老的剧种更好地为新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却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这里梅先生讲了问题的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亟需解决；另一个方面是并不轻而易举。那么怎样来着手解决呢，梅兰芳谈了自己的见解：“我以为，京剧艺术的思想改造和技术改革最好不要混为一谈。后者在原则上应该让它保留下来，而前者也要经过充分的准备和慎重的考虑，再行修改，这样才不会发生错误。因为京剧是一种古典艺术，有几千年的传统，因此，我们修改起来，就更得慎重些。不然的话，就一定会生硬、勉强。这样，它所达到的效果也就变小了。”他说：“俗话说，‘移步换形’，今天的戏剧改革工作却要做到‘移步’而不‘换形’。”

记者进而问梅兰芳：“那么，梅先生认为应该如何来编写新戏呢？”梅兰芳稍加思考，谈了自己的看法：“编写新戏这个工作要认真地做，比如，在编写过程中，第一步要收集材料，要在我国几千年历史中撷取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精华；第二步要审查内容，就是要去掉材料中不健康的东西，发扬它积极的意义；第三步就是纯技术上的工作了，这是要一些内行来做的，如故事的穿插和场面的编排等。以上三个步骤，需要大量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来分工合作，只要互相配合好，我想一定能产生很多好的新戏的。”

据记者张颂甲回忆，那次访问，记者和梅先生的谈话始终是在亲切、和谐的气氛中进行的，许姬传先生也不时插话，说了一些很好的意见。

当天晚上，张颂甲就写出了一篇访问记，题为《移步不换形——梅兰芳谈旧剧改革》，并交给了夜班编辑。第二天，即11月3日，稿子就在《进步日报》上刊登出来了。

今天看来，梅兰芳“移步不换形”的看法是颇有道理的，它符合京剧乃至戏曲传承、改革、发展的艺术规律。但是在当时，梅兰芳的这一观点却成了问题。天津记者这篇访问记发表后，在北京文艺界竟然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名家认为，梅兰芳先生在京剧改革上主张“移步不换形”是在宣扬改良主义的观点，与京剧革命的精神不相符，他们已经写出几篇批评文章，将要见之于报端。此事很快被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得知，考虑到梅兰芳是戏剧界的一面旗帜，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很有影响，对他的批评要慎重，所以把批评文章压下了，并把材料转到中共天津市委，请市委书记黄敬同志和市委文教部长黄松龄同志处理。

在访问记发表的五六天后，天津市文化局局长阿英、副局长孟波把张颂甲找去，一方面透露了访问记在北京引起的风波，一方面向他了解这篇访问记产生的过程。张颂甲不假思索地把实情叙述了一遍。孟波埋怨地说，发表前要先给我们看看就好了。张颂甲当时年轻气盛，对北京那些名家的意见不以为然，他认为对京剧改革各抒己见，何罪之有？有不同意见完全可以讨论么。阿英、孟波见他急了，就安慰他，让他不要着急，容他们想个圆通的办法来了结这件事。

梅兰芳也从阿英那里得到信息，精神很紧张，两三个晚上都没有睡好觉。

其实，梅兰芳在京剧改革方面，从来就是一个革新家，而不是一个保守派，几十年来的艺术实践都生动而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从废除跷功，创造花衫行当，增加京二胡，独创古装戏和时装戏，以及对一些传统戏目的整理加工，都充满了创新的精神。他所说的“移步不换形”，这是用一句成语来加以比喻，有位哲人说过，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梅兰芳的原意实际上是说，京剧的改革，既要大胆，又千万要慎重，改革的过程既要不断地移步，但是不能因此而丢失京剧的艺术本体、丢失京剧的特征和特有的风貌，也就是所谓的“不换形”。现在有人对此上纲上线，把它说成是反对京剧改革，与梅兰芳的初衷已相距甚远，也怪不得梅兰芳要紧张得睡不着觉了。

张颂甲觉得给梅兰芳捅了漏子，心里十分不安，过了几天，他再次专访梅兰芳，只见梅先生的容貌显得有些憔悴。梅兰芳对张颂甲说：“这事怎么办？那天我只不过随便和你说说，没想到你那么快发表，又那么快惹来了许多麻烦……”张颂甲说：“这事应该由我承担。是否请您写个声明，说文章观点本出自记者，与您无关。我则写个检讨，说自己把一些观点牵强附会，硬加在梅先生头上，发表前又没有给梅先生看过，理应由我负责。”许姬传沉吟半晌，说：“这样怕反而会愈描愈黑，给人一个不虚心认错的印象。倒不如由我出面写篇东西，说明那天记者来访时，梅先生因有事，只谈了几句就走了，访问记中所谈的意思是我说的，应该由我负责，你们看怎样？”梅兰芳和张颂甲都不同意许姬传的办法，琢磨半天也没有想出良方来。梅兰芳这次到天津本是短期演出，现在戏已演完，但访问记一事缠身，只得暂留津门。

还是天津市委文教部想出了办法。11月下旬，阿英局长去看望梅兰芳，他转达了黄敬、黄松龄同志对梅兰芳的问候和慰问，他说，经市委文教部研究，准备由天津市戏剧曲艺工作者协会出面，召开一次旧剧改革座谈会，请天津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参加，也请梅兰芳、许姬传二位出席，在会上就京剧改革的观点交换意见，梅先生也可重新修正一下自己的观点。会后《进步日报》可刊登会议记录，并由《天津日报》转载，这样就可把这件事情妥善了结。梅兰芳、许姬传听了非常赞成，心里的一块石头也终于落了地。

1949年11月27日，天津市剧协举行旧剧改革座谈会，梅兰芳、许姬传出席，座谈会由阿英主持，剧协负责人何迟、赵魁英，《天津日报》副刊主编方纪，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华粹琛，演员言慧珠、白云峰、富少舫（山药蛋），《进步日报》记者张颂甲、王恺增，《新晚报》记者李志远等参加了会议。何迟在发言中，简要地概述了天津解放9个月以来戏剧改革的情况。

其实这个座谈会主要是听梅兰芳发言。梅兰芳首先感谢天津的领导和朋友们对他这次来津演出所给予的帮助，在谈到戏曲改革的问题时，他说：“我对于戏曲改革的前途，是极其乐观的。在组织上，我们有统一指挥的机构，文化部戏曲改进局，还有全国戏曲改进协会，各地的文联、剧协都注意这方面的工作，艺人们自己翻身后也在不断有所进步。我们有方针路线，有具体办法，有大家的刻苦努力，有这些基本条件，是不会不成功的。”他强调指出：“现在最困难的问题，是剧本缺乏。怎样解决这个困难呢？第一，当然是更广泛地发动大家创作新剧本，鼓励会写的多写，提倡写剧本和艺人结合起来写，倡导艺人自己写，采用奖励、稿费、上演税等办法来刺激写剧运动的展开。第二，就是整理旧剧本，根本上不能再演的就不演，需要大修改的就大修改，小修改的就小修改。救急的办法，是选出可以演的，先行演出；需要修改后才能演出的，把要不得的地方、不合理的地方、反人民的地方先行改掉，然后再有计划地从剧本的思想上来进行较彻底的改动。”

梅兰芳的话锋逐渐转到“移步不换形”的问题上来，他说：“关于剧本的内容和形式的问题，我在来天津之初，曾发表过‘移步而不换形’的意见。后来，和田汉、阿英、阿甲、马少波诸先生研究的结果，觉得我那意见是不对的。我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形式与内容不可分割，内容决定形式，‘移步必然换形’。比如唱腔、身段和内心感情的一致，内心感情和人物性格的一致，人物性格和阶级关系的一致，这样才能准确地表现出戏剧的主题思想。我所讲的一致，是‘合理’的意思，并不是说一种内容只许一种形式、一种手法来表现。这是我最近学习的一个进步。”最后他希望剧作家、文学家和有创作能力的旧艺人，都大胆放手地创作新的剧本。他还说道，“在内容和形式方面，也还要尽可能地细心慎重，这样，我们的旧剧改革，一定会有新的前途，会前进到胜利成功的阶段。”梅兰芳的整个发言，沉着稳重，谈吐大方。阿英带头鼓掌，对梅先生的发言表示欢迎和首肯。

接着天津的代表富少舫、白云峰、言慧珠发言向梅兰芳致意，华粹琛、方纪、阿英对“移步换形”问题谈了一些看法。最后许姬传发言，他说：“我相信梅先生一定愿意根据大家的意见，来从事旧剧改革事业。同时我以为改革旧剧，要‘胆大心细’，不必顾虑太多，否则便裹足不前了。”

这一天座谈会的记录发表在11月30日的《进步日报》上，同天《天津日报》也发表了这次座谈会的记录。张颂甲特地在《进步日报》所登的记录稿后加上了一个小注：“本报记者前请梅兰芳先生发表对旧剧改革意见，因时间倥偬，访问记录未遑请梅先生审阅，其中内容或有与原意出入处，特向梅先生致歉！”至此，“移步不换形”事件才告结束。

此事发生的时间是在1949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梅兰芳也不久前才被任命为京剧研究院院长，他对记者访问时讲的一席话竟然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是他所始料未及的，可能一下子被搞懵了。但是即使他还闹不清他的言论究竟与党的旧剧改革政策有无抵触，有多大抵触，当时他只能采取修正观点的态度。可能他会想到新的时代来到之时，他该接受新的思想，新的观念，从而来更改自己，所以他也只能采取修正观点的态度。再说梅兰芳的性格一向谦和谨慎，这样的做法也附合他的性格逻辑。但是此事在梅兰芳心灵深处也有不小的触动，如今他已不是一般的人物，说话办事可得更加谨慎才是。

梅兰芳结束天津演出后，即去北京出席由中央文化部召开的全国戏曲工作会议。1951年4月，中国戏曲研究院在北京成立，梅兰芳被任命为院长。同年7月，梅兰芳才离开上海，全家迁居北京。

今天重提发生在70年以前的这段风波，该有一些有益的历史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记取吧。


上海採風2019-0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