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桦：白洋淀插队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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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洋淀插队回忆录

发布: 2018-3-06 10:14 | 作者: 杨桦


        是哀伤，还是怀念？是迷惘还是缱绻？是委屈还是激愤？是自豪还是自嘲？似乎都是，似乎又都不是。这就是每当提起白洋淀这三个字时，我所体验的难以名状的心绪。虽然难以搞清到底是什么滋味，但有一点很清楚，即只要一提到白洋淀，甚至让我讲一下在白洋淀的那一段生活，我就感到怦然心跳，感到被触及了我那颗裸露的心，那颗受了伤的心，那颗曾经去爱过的心。
        1969年—1972年，我在白洋淀插队三年多，比起十年的老插，八年的老兵团来说，三年多的插队时间不算长，但它在心中留下的印象和影响，恐怕要用一生的时间来消化。它是我们的避难地，又是我们新的受难地；是一个新的遭遇，又是一个人生的起点。它是我的第一个社会大课堂，让我体味了人生百味，又以折磨人的艰难和悲惨的生活，摧毁了我的强健的身体。
        自回京之后，近三十年再也没有回过白洋淀，我也从来不提白洋淀，以免感情受刺激。但奇怪的是心里总想到它，也总想到那些当年一块插队的朋友们，那些难兄难弟、难姐难妹们，那些恋人与挚友。所以白洋淀对我来说只属于心灵，是心灵经常回去遨游的地方，是心灵中与我们的年轻、刚健而又稚嫩的青年时代朋友们会面的地方。简直是魂牵梦绕。多少次梦中惊醒，以为还身在白洋淀，望着那村边的湖水直到天际，似乎天也倒过来成了湖水……。

        逃难者们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由于以下三个原因，我注定要于“文革”中接受暴风雨的洗礼。第一：自己思想过于早熟，看了点哲学书，就敢“从理论上反对文化革命”，认为文革是“人为制造阶级斗争”，而同时又是一个口无遮拦、毫无处世经验的少年。这种幼稚的早熟，使自己在一个危险的年代又处于一个极为危险的境地。第二：家父虽是抗战英雄，但性格刚直，自解放后就不会混官场，到文革前已贬谪至空军政治部的文化部，因对当时林彪在空军的嫡系强势做法不满，饱尝批斗之后旋即入狱。父亲专案组派人到我所在学校，叮嘱批斗，说我们几个孩子都思想很反动。这实际上是中国古来政治斗争斩草除根的作法。自己已是案上之肉，却全然不知。第三：我所在学校，京工附中，（现北京理工大学附中），是个“左”得出奇的学校，历次政治运动都是急先锋，这次有了空军的圣旨，当然要格外卖力。可怜的是处于这样危险境地中的我, 对于临近的杀身大祸却全然不知。
        1968年5月的一天，我被革委会、保卫组拳打脚踢地抓起来，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反动学生”，“打入了十八层地狱”；手捆铁丝，脚缚铁镣，推进了群众专政的“班房”。那时，我这个心理学的爱好者才真正懂得了什么是“恐惧”的情绪。记得当时盼望能进公安局的正规监狱，以便生命能有保障。可上帝没给我这个“福分”，让我在群众专政的风暴中，饱受十多次大小批斗会的批、打、斗和长达八个多月的“劳改”。在“校卫队”棍棒的监督下扫厕所、刷墙、泥瓦土建、清理垃圾，手总被石灰烧的糙糙的，这些对于一个身高体健的青年来说，完全可以接受。最难接受的是羞辱和恐惧。在挨斗和打饭时，低头站在牛鬼蛇神的小队中，接受众目睽睽的指点和嘲骂。数日之前自己还是个“根红杆硬”的军队高干子弟，从来没想到有朝一日会成为人民的“敌人”而接受这种羞辱。后来因为有比我更大的“现行反革命”和“历史反革命分子”的老师和校工陆续被揪出，我才有了点喘息的机会，在班房里目睹他们在批斗会后被打得血肉模糊，不具人形，真令人备受恐惧的煎熬。
        被群众“专政”八个多月后，1969年初，我被获准周末回家一天，并让我准备赴山西，同本校学生一同插队，“继续接受群众专政”。就在我周末获准回家后不久的一个星期天，我在家附近的隆福寺商场巧遇清华附中的朋友周舵，他也同我的“案子”有些瓜葛，家里也“出事”了，处境一直很危。他告诉我通过间接关系，认识一个同学，名叫张乃池，家住安新县城，可以接受零散投亲靠友的插队学生。安新县即白洋淀，是个鱼米之乡，在北京南面才三百里。他劝我一同去白洋淀插队，一来可以躲开与学校大批革命积极分子共同插队，二来鱼米之乡生活不会太苦，又有离北京近便之利。对于我来说，去白洋淀插队是从群众专政中逃命，干系更为重大。听到消息后几天，乘着学校大部分人将去插队的纷乱，我就去了白洋淀。
        可巧到达白洋淀那天下起了鹅毛大雪，虽已是近三月的时节，却到处是白茫茫一片，白洋淀地区当时正在武斗，分为“斗批改”和“反修”两派。“斗批改”占领了县城，各村在县城都有“斗批改”的办公室。我同李庄子村的代表商议好，可以带我妹妹同来插队。办完手续，我急于想看看白洋淀什么样。我跑到码头向前望去，只见白茫茫一片。冰还没有化，一望无际的茫茫冰原上盖了层白雪，但我依旧感觉气势磅礴。因为自小在北京长大，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冻结湖面的冰雪平原。虽然没有见到白洋淀，但此一行收获重大。手里拿着王家砦公社、李庄子大队开出的、比手纸还糙的同意来插队的介绍信，心里踏实了许多。因为当时有个规定，只要有公社一级的介绍信同意接收插队，北京知青就可以迁出户口，这样我就可以从学校的群众专政的魔掌中逃出来了。
        回京后，马上把好消息告诉妹妹，她说还有一个好朋友名叫何京颉，也想同我们一块去白洋淀插队，请我也给她办一下手续。我勉强答应了，并说让何京颉来一下，见见面，因为当时有许多干部子弟都变成了爱打架的流氓小晃之类，不见面看看不放心。妹妹却立刻说了一大堆担保的话，我才知道何京颉是著名诗人何其芳的女儿。由于父亲受冲击，自己处境也很危，不愿与同学校革命派的同学们一块去插队。何京颉很快就到我家来拜访，见面之后我同意尽量努力为她办，不想她又提出：“有两个经常到她家来玩的朋友，尚维虹、尚维华姐妹俩，也想一块去，请我一同办理。尚家姐妹父亲也属受被冲击的知识干部之列。等我见到尚家姐妹后，她们又提出有几个同院的朋友也想去……于是，在1969年的3月，我在北京和白洋淀之间跑了两三趟，办了近十多个人的入村手续。”
        由于考虑到村里也许会派人到我所在学校外调，岂不是暴露了我“现行反革命分子”的身份，这样就会把我退回学校，所以在县里办完手续下村的路上，就嘱咐与我同去的几个伙伴，自己已经把姓名改了，从此叫“杨桦”，不再叫“宁润平”，不要叫错了。当时隐姓埋名，为了逃出魔掌。不想名字再也没改过来，一下三十多年过去，至今也就叫杨桦了。
        当我带的插队人已太多，李庄子不能再接收更多插队学生的时候，我在县城遇到了受专政时期同关一“牢房”的同校同学吴世陆。他不知从哪听到了消息也跑来联系插队。但他来得晚了些，一时找不到肯于接受的村。几经周折，终于落在了郭里口村。
        屈指一算，我所熟悉的同去落户的学生中，80%以上是“文革”中落难家庭的子女，且许多是有文化背景的家庭，甚至是名门之后。其中我所熟识的最为典型的有何京颉、吴世陆、与周舵、周陲兄妹。
        何京颉是北京101中学高一学生，她是著名诗人何其芳的女儿。何其芳受冲击，夫妇二人去干校劳动自不在话下。只剩孩子们在家，每人发给25元钱生活费。一段时间他家聚了许多青年朋友在一起聊天，常多达几十人之多。他们聊天、抽烟、弹钢琴、朗诵诗，发牢骚。郭路生、甘恢理（当时地下文学知名人物）常去何京颉家。何京颉弹得一手好钢琴，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专业水平。弟弟何辛卯拉一手好提琴，而郭路生激情澎湃的诗朗诵更是震撼心灵。郭路生朗诵的诗都是自己创作的，并当场背诵。其中《相信未来》深深打动了我，我还是第一次见识到在朋友谈话中这样有舞台表演风格的声情并茂朗诵，然而这一切又出自兴趣和自然，我禁不住赞叹了一句“诗人的血液，诗人的气质”。大家听了以后都会心的笑了。没有想到的是随着插队运动的展开，这首诗竟然在知青中广为流传，席卷全国，郭也成了当时地下文学第一位的诗人。后来，终因刘少奇的孩子刘平平的来访，引来警察，说这里是一个“裴多菲反革命俱乐部”。从此何家便是警方频繁袭击的目标。所以何京颉跟我一样，情况很惨，真是有家不能归。她急于到白洋淀来插队的心情当然是可以理解的。有很长一段时间，村里孤零零只留下我们二人。何京颉为了摆脱痛苦，什么都不想，一心沉入劳动中。这真有点让我出乎意料。我原以为像何京颉这样原来家庭环境非常优越的细皮嫩肉的“千金小姐”，定是娇生惯养，根本不能吃苦。可我所看到的却是她干活不怕吃苦，手打了泡也毫不在乎，而且在收工后做饭、洗衣很能干，简直就是另一个人。后来他李庄子四队获得一致好评，公社还给她评了先进。


       吴世陆是我同校京工附中的高三学生，他的遭遇更为戏剧化。其父在台湾，是国民党军界高官，在解放前只身逃往台湾。其母是金发德国人。这样的家世，在当时自然是极为危险的。在“文革”前，就多次挨整。“文革”中，在我们京工附中那种阶级斗争的火线之地，他自然被打成里通外国的反革命，与我关同一 “牢房”。吴世陆是金发碧眼德国美男子形象，但这在挨批斗过程中给他招来更多皮肉之苦。我几次看到他挨斗完回到我们被关押的小屋，被打得一身血土，鼻青脸肿，面目皆非。其兄是个外科医生，手术高超，同样是金发碧眼美男子，但也因出身问题在“文革”中被批斗，而后女友被迫离弃, 于是他悲愤中用手术刀割脉自杀。吴世陆在插队中历尽苦难，是我所认识的北京在白洋淀插队学生所遇到各种磨难最多的，最困难的时候没有房子住，就在船上支上个蚊帐睡在船上，而后来又得了肝炎。他母亲一直就没能有工作，可谓孤儿寡母，无依无靠几乎没有生活来源。他的家庭最富戏剧性的是后来，十年之后，当他母子二人终于熬到与台缓和关系，可以与其父亲见面时，便克服一切困难来到香港，等待那个盼了几十年的重要时刻，可是来人带来的消息是他父亲就在几个月前去世了。好像命运还不够捉弄人，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在他父亲去世几年后，政府正式通知他，他的父亲是中共地下党员！
        周舵是清华附中高二学生，其父周达甫，是北京民族学院教授，建国初期满腔热情地从国外回来的爱国知识分子，只因说了一些反江青的言论，就在江青直接授意下被逮捕，夫妻二人双双入狱。留下三个孩子，无依无靠，完全没有生活来源，还要经常受到学校革命派与街道革委会的骚扰。而恰逢其妹周陲（当时北大附中高中一年级）的同学赵哲与老家在白洋淀的张乃池三人为很要好的朋友，而白洋淀又可以接受单身插队的学生，于是兄妹二人便带着其弟周棋一同到白洋淀插队。当时其弟周棋才8岁。
        开始我以为只有我带来插队的人和临近几个村的同学是逃难者。后来认识的人多了，发现各村北京的插队学生，属于“逃难者”的大有人在，同样其中家庭受冲击的干部子弟、知识分子子弟占很大比例。他们中也不乏知识界、文化界知名人物的后代（还有不少右派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和地主资本家的后代，他们更是在社会苦水中泡大的）。由于这些人相对当时一般学生有更好的家庭文化背景，能看到许多一般家庭看不到的文化资料和书籍，而他们也较一般家庭有更多的曲折遭遇，所以他们相对更为见多识广和思想活跃。当他们汇聚到白洋淀，又经常相互串走拜访，便为日后他们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朦胧诗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后来听说，北京学生白洋淀插队落户的，最多时达三百多人，也有说达五百人的。他们都采取单身插队的形式，即经一位投亲靠友的同学介绍，得到村里的同意后来插队的。为什么白洋淀能接受这么多单身插队的北京学生呢？分析起来可能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因为国家对每个插队学生拨给850元安家费，这在当时对各村可是一笔巨款。许多村子就把这笔钱挪用了，或者部分挪用了。二是因为当地人希望北京的女青年到这里来，将来也许可以成为当地人的媳妇。三是因为当地正武斗，他们也许希望能找到给他们帮忙的“大学生”，而且也许可以从“上边”找到什么路子。四是因为当地的一穷二白，太缺“文化人”，像我插队的李庄子全村大概800多人，居然没一个高小毕业的学生。  
        由于是单身插队，从上到下，即从县里到公社和大队，都没有专人和一套班子来管理此事。所以比集体插队同学有更多的自由，基本处于没人管，由学生们自行其事的状态，这也就为学生自由看书，自由议论，发展自己的思想，写作自己的诗文提供了一个自由的世外桃源。但也正因为这样，不少村子对学生也缺乏起码的生活关照，使得这些村的学生生活比当地农村人已经很苦的生活条件还要难苦得多，惨得多。

        美丽的受难地
        我一直把白洋淀看成我的又一个受难地。我们所受的生活上的磨难，虽比不上活地狱，但也相差无几。本来以为是“鱼米之乡，人间天堂”，逃难而来，不想又在此地又遭遇新的生活磨难，也许别的村插队的同学感受会比我好一些，不一定会完全同意我这种想法，但大家有一点感受是共同的，即白洋淀美丽如画的天然景色。
        唐代诗人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有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白洋淀自然景色，确实无愧于这样美丽的描写。
        我所要去的李庄子村是个小岛。白洋淀内所谓村, 都不过是分布在淀内各处的小岛，这些小岛比苇子地的小岛要高一些，上面拥挤地盖满房子。我第一次乘船下村，从县城到村里水路十八里，当时正值三月，盖满湖面的冰层刚刚融化，柔和透明的湖水一望无际。老乡摇着小船，冷风不时从湖面上吹来，那风已带着春天的气息与湖水的湿气。到了四月，芦苇都发出了小芽，正是“篓蒿满地芦芽短”的时节，望开去，一片新嫩的葱绿，视野十分开阔。“横无际涯”的湖水中，“岸芷汀兰，郁郁青青”。时而看到一些野鸭、鹧鸪之类，被过往船只惊起，拍打着翅膀冲天飞去。村民们放渔鹰的小船，早已开始在湖上漫游。那些湿淋淋的鱼鹰也不怕冷，不时潜入水中，但很少看到它们抓上鱼来。据老乡说，由于修了海河工程，上游修了大大小小许多水坝，白洋淀没有鱼了。大概是生态环境受到了破坏。当时（七十年代初）白洋淀的水极为清澈透明，比以前我见过的杭州西湖水和北京颐和园的昆明湖水干净多了。那些水相比之下只能称作臭水、脏水。白洋淀的水，两丈多深，都可一清见底。坐在船上，水下起伏的地形，柔软水草，水下的世界的一丝一缕，都尽收眼底。这样好的淀水，可喜坏了我们这些爱游泳的知青。夏天来了，知青们就常借老乡的船出去游泳。有时进城办事，有的同学在船上划，有的就在水中游，跟着船一游就是数里。老乡则把我们视为怪人。他们常在水里干活，早就泡够了，那还有心思像我们一样游泳。（现在，白洋淀的水质严重污染，呈浅墨黑色，似乎还有不好的气味，相信有一天它能除去人祸的破坏，恢复原来美丽容貌。）


       夏盛，苇子长高了，淀水中一块一块的苇地，上面密密的芦苇就像一道道雄伟的绿墙。这时视线看不远，但乘小船沿着苇地之间的空隙形成的河道前进，也别有曲径通幽的感觉，时而遇到没有苇地的开阔水面，我们就引吭高歌，让歌声在湖面上尽情回荡。夏日傍晚，收工回来，大家乘船回家，看到夕阳西下的美景和宽阔的水面，也时常禁不住唱起歌来，有时还跳下去洗澡、游泳。当时老乡也为家乡的美景骄傲，他们看到好风光，有时也唱些当地的小曲。有一支当地小曲，叫送君郎，我喜欢其旋律美，民俗味浓，常闲时哼唱解闷，歌词唱到：“送君郎，送到大门以北，一出门就遇上老王八驮石碑……”一次在家哼这支小曲，却被我母亲大骂一顿。她说这小曲是抗战时期二流子、汉奸才唱的小曲。作为抗战干部的母亲，听来当然愤怒。这些事情真耐人深思，当年汉奸的流氓歌，到文革时期却在广大贫下中农中广为流传。
        秋天，苇子被割完了。那些“雄伟”的绿墙，让老乡们用一人高的大镰刀，像剃头似的一块地又一块地割净了。这时，白洋淀又恢复了她那美丽的，一望无际的水面。来往的船只，就是“远在天边”也可以看到。这时老乡们常划着小船，拿着大耙子，到水里去捞水草和苇叶，把它们高高地垛在船头上，拉回家铺放在院子里，晒干做柴火。秋天往往淀水涨得很高，清亮的淀水，显得肥肥的，软软的，在淀中有河道的地方流得很快。但并不湍急，只是用眼可以看出水的流速及水下像女人长发一般的水草在静静的水流中飘荡。随着天气越来越冷，萧瑟的秋风加上寒凉湖水的湿气，让人不禁寒战。老乡们都早早穿上了棉裤棉袄。这时坐在船上，则再没有游泳的欲望。相反，望着那深深的清澈的冰凉湖水，黑洞洞，清亮亮，只怕掉到水里冻坏了。这时望着那布满女人长发般柔软水草的水底世界，你禁不住要想：鱼儿冷不冷呀！
        冬天来临，淀水开始封冻。这时冰很薄，人不能安全在冰上行走，船也不能走，交通要完全阻断一个时期。老乡们称这时期为“上潺期”，春天开化，不能通航时称为“下潺期”。记得自己有一次“上潺期”的奇遇，就是当地人也不多有这样的经验。那是1970年初冬，寒风呼啸，天气格外寒冷，村里只有我一个北京知青，不免感觉孤寂。临村郭里口（离我住的李庄子村大概五里地）同学吴世陆，我在京工附中一块挨斗的难兄难弟，邀请我去过“圣诞节”，说有一小块肉可以美餐一顿。当时正值“上潺期”刚要结束。我找老乡借了一个冰床子，准备划到三里外的郭里口村，所谓冰床子是一个一人多高的大梯子，平放在冰上，两边框下装了长长的冰刀。人站在冰床上，用一个一端有锐利冰矛的长杆，像撑船那样扎在冰面上，向后用力撑，冰床便飞奔起来，速度可像自行车一样快。冰床上可以坐人，运粮草，是老乡们冬季重要的交通工具。讲究的冰床子，用很硬很重的木料制成，精刷油漆、清漆，很是漂亮。借床子时，老乡很不情愿，因为冰刚封冻，没人敢上路，老乡怕我们掉到冰下面去。等我上了路，才明白老乡说得对。那湖上的冰刚刚冻结，有的地方只有一厘米厚。冰床子压上去，裂纹便向四面八方伸开去。走得慢了，真怕冰碎了掉下去。走得快了，心里更虚，不知前面什么地方冰更薄，自己是否在向陷阱里跳。冰刚刚封冻时，各处厚薄不一，这与水下地形有关。因为白洋淀属海河水系，实际上是几条河流流向天津附近入海口中途的水洼，水总是在从东向西往下游流动。水下地形变化很大，使各处水流速不一。流速快的地方结冰慢，冰就要薄许多。等到了郭里口，惊魂未定，我们又决定返程。因为吴世陆那里没有足够的柴火，屋里很冷，所以我们又决定回李庄子，到我那里过“圣诞节”。吴世陆带上他那一小块乒乓球大小的肉，他坐在冰床子上，我撑起长杆，就向李庄子进发了。但出村不远，就突然发现我们进入一个很危险的薄冰区域，那冰冻得还不到一厘米厚，水下世界看得一清二楚。小草、散落的苇叶、小鱼、水下地形的起伏……我们便加快速度，试图尽快冲出这个薄冰区。但越走发现冰越薄，水的深度也越来越浅，只有一两米深。水下一草一木，清清楚楚。那冰薄得很像一层干干净净的薄玻璃。我们似乎是水面上行走。这种奇特的感觉我真是终生难忘。这时我才明白，冰在刚开始封冻时。都是像明净的玻璃一样平滑，后来由于风吹、日晒，才变得粗糙起来。由于越走越危险，我们只好往回走，绕过薄冰区，但还没有转身，那冰就从冰床下裂出许多长长的细缝，我们便不敢再坐冰床，生怕床上的冰刀压破薄冰，更怕那带尖的撑杆扎破那薄冰。两个人下了冰床子，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地向回走，但脚下的冰依旧向四面八方裂开去，同时发出咯咯的巨大声响。我们吓坏了，不敢相互靠近，生怕重力集中，压破薄冰。又走了两步，就发现，只要脚一落在冰上，冰就从脚下向四面开裂，同时发出巨大声响，但并不破裂，也不漏出水来，只是像裂缝的玻璃，依旧摆放在那里。我俩谁也不敢挪步了。寒风之中面面相觑，一动不敢动。随之我们注意到，在寒风之中，除了瑟瑟的风声，那咯咯、隆隆的裂冰之声已响成了一片，从近到远。炸裂的声音就像野兽的咆哮，也像轰鸣的雷声，有如游荡的闪电，从附近裂响，然后飞驰而去，炸裂在远方。这种声音响彻大淀，气势宏伟。我再一次惊叹这自然现象的伟大。这时，站在那里的我们才敢悄悄挪步。每挪一步，都要经受冰裂声响的考验。等慢慢挨近了李庄子，早已惊魂飞天外了。正当我们到达村边，要松一口气时，却不想村边湖水下恰是一条暗河，水流速较快，冰层很薄，表面却看不出来。突然咔嚓一声，脚下的冰真的破裂开来，冰床子竖了起来，我掉到了河里。吴世陆连滚带爬上了岸，只有鞋湿了一点，而我怕那冰床子掉到冰层下不好向老乡交代，所以抓住冰床不撒手，动作迟缓了些，让水淹到了脖子。村边老乡看到了，马上喊人过来，用长杆把我搭救上来，不然的話，很有可能被那深而黑的水流冲到前面方圆百多米的大坑的冰层下面。直到现在，我想起来都不寒而栗。

        受难的生活
        生活上遭受的苦难，是插队学生和兵团学生的一大话题。但我们在白洋淀遭受的苦难，比起一般集体插队和兵团插队学生，除自然条件艰苦外，有更多的人为因素。今天听来甚至感到离奇和难以理解。
        刚一到白洋淀时，就听老乡常说一句口头语：“白洋淀是窗户眼吹喇叭——鸣（名）声在外”。对此口头语，不出一两天，立刻就有体验。原来所谓“鱼米之乡”，真是外在名声，其实是“无鱼无米”之乡。主要收入全靠芦苇和织席。席子当时是战备物资，也是广大农村的生活必须品，国家直接收购。这样苇地少的村庄自然要喝西北风。没有米是自然的，白洋淀是水乡，哪来的土地种粮食？没有鱼，则与修海河工程有关。自从大跃进以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一直热火朝天。白洋淀属海河水系众多河流途中的一汪积水，许多大大小小的水库沿海河水系不断修建起来。白洋淀许多老乡也都参加了这些属于旱地的水利工程。但自水利工程陆续竣工以后，在不少旱地的农田受水利灌溉之益的同时，白洋淀的老乡们发现，他们淀里的鱼越来越少，以致近乎没有了。昔日生产队派出一条打鱼的船，两个劳力在船上忙一天，等夕阳西下归来时，一条大六仓船总要载几百斤鱼回来。鱼卖不完，老乡们就用晒、烤、熏等各种方法，把鱼制成美味的鱼干。可是我们去白洋淀的时候，两个劳力划船出去，打一天鱼回来时带回那点可怜的鱼都不够半个洗脸盆。我们只能在老乡们所谈的昔日辉煌中去精神会餐那些美味的鱼了。
        第一天到村，我们还没条件做饭。老乡们请我们到家中吃饭，吃的是蒸白薯干和高粱米粥，外带一点咸菜。后来才知道，白洋淀因为没有土地，本地只产芦苇，不产粮食，所以要把苇子卖给国家，再从国家买返销粮。而国家供给白洋淀这样落后农村的返销粮，只是所谓“库底子”：发霉的白薯干、比黄豆粒还小的玉米粒，又脏又黑，大小不一，还有高粱米。而高粱米粥就算是奢侈品了。因为高粱米磨制时出来麸子多，100斤原粮只出60斤米，煮粥才汤粘味香。为了节省，老乡们干脆就吃百分百的高粱面，而舍不得吃高粱米粥。那黑红色的高粱面，蒸出饼子来同石头般硬，吃两天准大便不通。那白薯干是最难吃不过了。国家卖给我们的白薯干是旱地农民种的。因为数量大，农民在收获白薯时，就直接削成片，在地里晒干，再用大扫帚扫在一起收回家。在这个过程中如赶上阴天下雨或地上潮湿，白薯干上自然结满绿色的霉点。这样的白薯干不同城里人在商店里卖的蒸熟之后再精制的薯干，透明甜软，它不但毫无甜味，而且苦涩干硬，看起来如木柴一般，难以下咽。它就是我们在白洋淀插队时期的主要食品，当然，它也是当时中国北方农村地区几十年或几百年来农民的主要口粮。记得当时在白洋淀住得久了，看到老乡们拿着金灿灿的棒子面窝头，真感觉那是黄金食品。偶然看到老乡家孩子拿出白面馒头来吃，真觉得那馒头格外白，格外软，仿佛仙人享受的食品了。
        由于我们算“单身插队”类型，不同于其它地方集体插队学生们，他们从县里到生产队，都有一套班子来管理知青的事，所以尽管生活苦，但生活吃住还有基本的安排保障。而我们这些单身插队者，就如逃难的流浪汉，有人要，没人管。我们这些知青经村里同意，在县里办了插队手续，然后县里拨给每个知青所在生产队850元安家费就算了事。而安家费根本与我们无关，村里大多挪用。至于知青到村里后吃住有无着落，就没有人管了。我们村的安家费，被挪用了两年多。等到知青大多数都走了，才在村中央水井的后面盖起了三间单薄的小房子，而又在第一场大雨中淋塌了，可见房子偷工减料的程度。据老乡估计，我们村十多个知青的安家费，按当时价格折算，够盖三间大瓦房。我们能回忆起来的用安家费买的除一口锅、一把铁勺之外，再有几把锄头。其余生活用品，一概不管。


      由于没地方住，村里主事的人就把我们带到了小学校。小学校由于武斗，学生都不上课了，门窗也都不翼而飞。老乡给我们找来些稻草和席子，就让我们在地上打起地铺。门框上挂个床单也就算门了。我们就这样开始了“改天换地”的生活。许多老乡的孩子、老人、甚至青年人成群的长时间地在院子里看着我们，就像看天外来的异人。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了一个礼拜，围观的人才逐渐少了。
        小学校地铺的日子最难忍受的不是没有床、没有桌子和门，而是炎热和蚊子的进攻。春天到的白洋淀，转眼夏天来了。老乡们家中都安上了纱窗和纱门，用土制的蚊香驱蚊，人可以在屋里安居。我们可就惨了。一到傍晚，灯光引来无数蚊子，由于没有门窗，蚊子长驱直入，白洋淀的大蚊子，隔着长袖衣裤照样咬人。我们只好在大热天穿着高腰雨鞋，长衣长裤，还得不断拍打身上的蚊子。最可怕的是睡觉。白天干了一天活，晚上自然困倦了，可是蚊子不停攻击，我们只好用床单或毯子蒙着脑袋，全身盖严。盛夏，就是光着身子睡，还是热得汗流浃背，捂得这样严实，气都透不过来，根本无法入睡。后来就到老乡房顶上去睡。白洋淀是水乡，没有场院，收的一点粮食，老乡们就拿到房顶上去晾晒，所以房顶都是平的，很结实，房顶起了场院的作用。其实房顶与室内的高度只两三米之差，一样热，蚊子一样多。我们只是被咬得没办法，想到房顶上能透口气而已。但由于睡房顶，又被咬得几乎彻夜未眠，所以感到非常接近大自然。比如天上的星星，从小只知道夏夜满天繁星，却没有注意到满天的星图是旋转的，一夜要转180°，而只有北斗星不转。蚊子咬人，也有时间的规律。早晨天快亮时，大约四点多钟，蚊子要骤然发狂叫着咬半个多小时。等到天色稍微发亮，它们便撤离战场。这时露水来了，毯子、被子，都被打湿。这时我们才可以睡一小会。与蚊子鏖战一夜后，刚刚进入沉睡，早晨下地干活的喊声又喊起了。不甘示弱的知青们，又得起来下地干活了。第二年从家带来了蚊帐才免受蚊子的刑罚。那蚊帐，在我离村回京之前，也被老乡偷走了。那时蚊帐是很贵重的，在当地算奢侈品。
        白洋淀的冬天，北风怒吼，村周围是一望无际的冰原，可谓冰地雪天，比北京要冷得多，但我们房里没有任何取暖条件。老乡们家里人口多，把每人分得的8斤煤面积攒起来，做成煤球，也有一大堆，到春节前最冷的日子烧。他们家家都有用砖头木架自制的小型取暖火炉子。入秋时节，老乡们也捞晒了大量的柴火，平时烧饭、暖炕，都有足够的柴。加之老乡大都住的是向阳的房子，冬天多数情况阳光明媚，在不烧煤球时，用柴火干烧做饭的大锅，屋里和坑就挺暖和。而我们后来借住的两间小南房，当然从来不见阳光。由于我们缺乏柴禾，做饭都难以维持，所以从来不生火，屋内阴冷难耐，室内和冷风呼啸的室外温度一样。白天冻得熬不住了，就到老乡家暖炕头儿坐会儿。只有做饭时与晚上睡觉前舍得烧点柴禾，屋里稍有点暖和气。平时冻得不敢出手，说话从口中喷出许多遇冷凝结的哈气。我们就在这样冬天根本不生火的屋子里住了三年。今天想起来，简直难以置信，仍旧感到可怜自己。
        由于学生们是朋友们凑合到一起，没有组织，没有领导，一群散羊。生活起居、做饭，全无人安排。上工都走了，没人干后勤。下工后大家回来一块饿着肚子做饭。我们的锅灶和炕，是老乡马马虎虎给修建的。炕很快就塌陷了几个大坑，要知道这炕实际是做饭炉灶的烟囱。所以灶冒烟大，不上火。熏得眼睛通红才把饭做熟，通常已是晚上八、九点钟，早“饿过劲了”。吃完那些粗糙的饭，洗一洗，就十点或十一点，如果是夏天，又要和蚊子战斗了。
        午饭一般在地里吃，老乡们每人带一点贴饼子、一点咸菜。讲究的还用瓶子带着凉开水。我们就惨多了。由于黎明都出工了，回来吃早饭要现做，等上午八点多出工的喊声又响起，我们的早饭还没有熟。所以只好将半生不熟的贴饼子从大锅上铲下来，揣在怀里上工。在船上马马虎虎地吃两口，算是早饭，留点中午在地头再吃，算是午饭。那饼子两边是熟的，中间夹着层生面，吃完后经常令人呕吐。不出半年多，我村知青的胃全坏了。我得了严重的胃炎。时常胃痛，吐酸水，不敢吃饭，很多年以后才好。到今天，即便是盛夏，也仍不敢吃冷饮。看到老乡们早晚下工回来，不管食物质量多差。回家就有热腾腾的熟饭，真令我们羡慕不已。
        由于生活没有安排和管理，人为造成知青的生活条件大大低于已经很苦的老乡的生活水平，知青们的身体都顶不住了。再加上村里卫生条件极差。由于是水乡，村子是一个小小的宽80多米，长100多米的小岛，房子密密的挤在上面，几乎没有地方安排街道，所以街道都是就一米多宽的小窄条，更没有地方安排猪圈，所以这里的猪都是散养着，到处乱跑，满地是猪屎猪尿。一逢下雨，满地泥泞，整个村子的走道就成了猪圈那样的泥坑，并且长时间不干，而所有的厕所又都是自家围成的露天小圈，所以满村到处招来大批蚊蝇，过一段时间，传染病就在知青中频发，我村知青得肝炎的一半以上。奇怪的是当地老乡却不知怎么几乎没有患肝炎和其它传染病的，究其原因可能是他们作为当地人，各家生活安排料理的好，所以卫生条件也相对好，比如，他们的门窗都有纱窗，这样室内蚊蝇就相对少得多。而纱窗对我们简直就是不可能达到的奢侈，所以吃饭时要不停地轰着苍蝇，苍蝇光顾饭碗时有发生；再有就是他们本地人对当地传染病也有免疫力。我这赤脚医生也在劫难逃，在治好很多老乡痼疾的同时，自己却染上肝炎，几乎命丧黄泉。回来后二十多年，不能恢复。

        思想的火花与诗
        受难地的生活虽然苦，但知青们的思想依然很活跃。逃难者们以为找到了世外桃源，那些思想活跃家里又有条件的知青便带来了大量书籍，准备在革命风暴之中找一块能读书的世外桃源。读西方古典小说，这在知青中流传比较普遍。当时的禁书成了可贵的精神美餐，由于我父亲在部队中是搞文艺创作和领导职位较高的干部，他本人又是一个善于学习和爱看书和藏书的人，所以家中颇有些书籍。几乎全套的书籍有《文史资料》、《鲁迅全集》、《沫若文集》、《茅盾文集》、《莫里哀喜剧集》、《契诃夫小说集》，还有成摞的期刊《译文》等。除大量的西方和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最可贵的是还有大部分出版过的“文艺黄皮书”。文艺黄皮书是在文革前“内部发行”的现代西方和前苏联的著名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只提供给当时搞文艺工作的较高级别的干部参考。这些书籍也在白洋淀知青中广为流传。许多书借来借去自然下落不明。等到父亲去世时，三个大书架、一个大书柜与许多打捆的书已全部丧失，片纸未留，至今想起心痛不已。
        我初到村里时，行李除了一个被褥卷，就是一大手提箱的书。其中除人文、自然、外语等书之外，仅医学书籍就一尺厚。一是因为自己喜欢钻研医学，二是想白洋淀缺医少药，学医还可防病治病。后来我在自己身上练习针灸，摸索了一些效果很好的手法，居然给许多老乡扎好多年痼疾。消息很快传开来，周围村的老乡们，也纷纷划船来看病。村里干脆让我当赤脚医生，在医务室工作，不用下地干活了。
        我们村插队的，大孩子式的人多，读书的人少。所以我同外村爱看书的人往来多。一次到寨南村，认识了崔建强、宋海泉、刘满强等四位插队知青。崔建强喜欢哲学，父亲是科学院的高知。他们带来的书让我叹服。四个人把带的书凑到一起，形成了一个小图书馆。用厚木板条，钉成一个大箱子，长一米多，宽也近一米，高也有80公分，满满的全是书。书箱从侧面打开，便于拿取，常看的放在外面。我信手拿出两本，有康德的《辩证理性批判》，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司汤达《红与黑》，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我高兴极了，忙问谁在看这些书，刘满强回答说：“我们都看，老强看得多些。”我忙问：“谁是老强。”他回答：“老强就是崔建强，那不，他回来了。”随着他手一指，我回头一看，只见一个中等身材的知青，身穿洗得有些发白的旧蓝上衣，旧蓝裤，裤腿挽到膝下，赤着沾满了泥土的双脚，带着眼镜，一副典型接受再教育知青的样子。他手里拿着一本书，边走边看，后来索性站着、靠着门框看。我对他做了自我介绍，便问他看的什么书，他手里书是黑格尔的《小逻辑》，是我当时相当崇拜的一本书。他说下地干活离家不远，中间歇息，就跟着船回来了，之所以赤着双脚，是因为一会还要马上下地干活，就不用洗脚穿鞋了。认识建强，我非常高兴。他的哲学功底相当雄厚，几乎饱览了西方主要的古典的与现代的哲学名著，他除了对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和对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有深入研究之外，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早期形成过程与其在哲学史上的根源有独到的研究与精辟的见解。我与建强立刻成了好朋友，冬闲回京之后也经常来往。当时我深感自己的哲学阅历，远在建强之下，而各村的诗人们与建强比起来，在哲学上则只能以门外汉的身份洗耳恭听了。


       记得在1975年左右，崔建强写了一篇哲学论文，有近二百页稿纸，抄得整整齐齐。文章论述费尔巴哈哲学与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的关系。这篇文章将费氏哲学的本质与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表述得清清楚楚。文章深入浅出，精辟深刻，看完后令人感觉大开眼界。许多不懂哲学的朋友都能看懂，大家争相传阅。不想由此引发出事。我将这篇文章借给了一个叫赵一凡的人。赵是当时传播北京地下文学中颇为知名的人物。许多人又从赵处借阅此文。而后赵突然被捕、抄家。此篇文章也随之被抄走。当时我刚从白洋淀插队回来不久，北京市公安局专门派人找我，调查崔建强，说此篇文章很反动，写文章的人绝不是一般人物，很有水平。当时建强也正在从白洋淀办回京手续，因此受牵连而耽搁。但事情并没有闹得太大。因为不到一年四人帮就垮台了。可是建强这篇好文章却从此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了。
        知青们在白洋淀相互走串，寻找朋友，谈古论今，其中不乏哲学、政治上有远见的人物。这样的思想交流、共鸣和气氛，为后来成名的诗人们创造了最为良好的知识与思想的环境。“诗人们”不必看很多的哲学书，就能吸取到最重要的知识精华以及对这知识最活跃、最深刻、最有生命力和最结合实际情况的见解及对国内外政治与思想潮流的评论。“诗人们”不读哲学史，通过耳闻目染就能说出大部分东西方古典哲学和文化名人的姓名并说出他最重要名句。萨特、尼采、克罗齐、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孟德斯鸠、卢梭、培根等等，早已成我们熟悉、喜欢、甚至崇拜的人。而社会上十多年以后才对这些人比较关注。
        周舵插队在赵庄子，我插队在李庄子，两个庄子是相邻的小岛，有一条七、八米长、不到一米宽的小桥相连。他们村民风较李庄子淳朴许多，知青去后不到一年，就用安家费给盖起了两间青砖房。由于他那里住房条件较好，所以我去他那串走比他到我处来更频繁。而他妹妹周陲，即后来被称为被放逐的“诗神”，则经常听我们聊天。一个冬天，天气较暖，我又到周舵处聊天。我们开着门，以便让阳光进来。这时看到有个人从结冰的湖面上走过来。他头戴一顶旧栽绒帽子，一条青色花格围巾紧紧缠绕在脖子上，身着一件旧蓝棉袄，很像本地农村中质朴的知青。他微笑着自我介绍自己叫栗世征，北京知青，从寨南村过来，表明来做善意串访，了解各村知青生活，寻求共同语言，并让我们继续谈（栗世征后来笔名多多，外号毛头）。当时我与周舵正在讨论中苏关系。当时中苏边界局势紧张。我们对中国、前苏联的政治利益、军事实力、两国关系的历史、两个民族文化的特点以及中、美、苏三个大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变化，谈了各自一些看法。栗世征听得很吃惊、很高兴，睁大眼睛问：“你们经常这样谈话吗？”我与周舵表示这不过是随便聊聊。栗世征非常感兴趣，一下子就与我们成了朋友，不仅在白洋淀来往，回到北京也邀请我和周舵去他家畅谈。他也常到我家或周舵家去聊天。当时聊天抽烟是少不了的。一边喷云吐雾，一边高谈阔论。栗世征还邀请我们一块去参加卢中南等知青们自己在家办的画展（卢也是白洋淀知青）。当时有一些知青崇尚凡高、塞尚、马奈等印象派画家。他们的画也尽量在色彩上追求艳丽透明的室外光感，但又不完全同于古典派的大师们，各有自己的体会和新意。而社会上也是许多年之后才比较广泛地知道凡高和印象派的。
        栗世征把他们村插队朋友们也介绍给我和周舵，有岳重、何伴伴等。并让考取了中央乐团的岳重给我们唱歌，于是岳重浑厚的男低音在栗世征的小屋里回荡起来。栗世征说自己也在练习声乐，但无奈先天条件不好，不能考取乐团。我以前也喜欢声乐，我感觉他嗓子控制得不错，共鸣也到位，就把自己很喜爱的一本书，林俊卿写的《声乐教程》借给了栗世征。他非常喜爱。一次去栗世征家，他突然对我说他在写诗，根子（即岳重）也在写诗，他把自己写的诗抄在两个大日记本上，并把这些诗给我看，还告诉我他对波特莱尔的崇拜和理解。他的诗，我一看就懂，一读就通，并不觉得朦胧，更万没想到后来人们会对这类诗冠以“朦胧”之名。我当即把他给我看的诗所描写的形象、所表达的情绪和思想、所用的手法说了个透。他又是吃惊，又是高兴，表示以后写诗必给我看，并激动地说我是最理解他的诗的人。
        由于白洋淀的北京知青相互走串，大家变得熟悉起来。这种熟悉带来了更多的知识、文化、艺术、政治态度上的交流和共鸣，也带来更多的相互启发。许多朋友虽然当时没有见过面，但名字与绰号早已熟悉起来，最常听到的有张建中（林莽）、孙康（方含）、潘青萍、陶洛诵、牟志京、姜世伟（芒克）等等。
        不仅白洋淀的知青们相互串访，而且外地的知青们，也常到白洋淀来玩。因为我家在“文革”中的遭遇，比其他“逃难者”更惨，父亲早已被抓进监狱，家中环境严酷，所以我回家最少，常住白洋淀，便常以主人身份接待来访的知青朋友们。来访过的与地下文学有关的朋友有郭路生、甘恢理等。他们都是来看何京颉的。郭路生来时，我们划了一条小船，到李光村去接他，要走十二里水路。回来时已是下午，从日头开始偏西走到夕阳西下，又是夏末秋初时，十二里水路水色天光，美不胜收。郭路生到村后，与当地农民诗人李永鸿谈得极为投机。李是全国著名的农民诗人。五十年代到北京参加过群英会，受过毛主席的接见，做诗可以张口就来。郭路生与李永鸿讨论各自写作的一些手法，特别是比喻的手法。李永鸿把自己的一些名句背诵出来，告诉郭自己的创作过程和思路，其实李永鸿的诗并没有超出李季的《王贵和李香香》的范畴，但郭路生与其谈得兴致勃勃。我只感觉李永鸿写诗来得快，张口就成句，并且押韵，大概这功夫是植根于劳动中的。李永鸿现身说法地讲述了在挖河过程中，在千万民工的劳动的工地，如何用喊出精彩的号子来驱除疲劳，调动力量。因为在打夯时，几十个人的动作全由一个领号子的调动。那号子全凭当时即兴创作，要合仄押韵，又要有比喻借代手法才能精彩。那号子时而描写劳动场面，时而讲述历史传说的故事，时而指挥打夯的动作，有时还针对某些劳动者开个善意的玩笑，以便让大家放松一下。听着这样的号子干活，才会觉得劳动的情趣。但领号子的人一直在高度紧张的创作之中，一个节奏没有跟上，就会使大家的动作失去协调。后来在读英国文学史中知道，英国诗人彭斯，早期田间劳动时也用唱诗来减轻劳动的疲乏单调，也许从此培养了快速押韵的能力。但郭路生是否从中吸收了民歌的营养，不得而知。事后何京颉说她对他们的谈话，早就听得不耐烦了，而郭路生还是那么兴致勃勃。第一次见面，他们就在小学校的院子里站着谈了两个钟头，后来又多次聚首畅谈。郭路生能与文化趣味、教育背景、政治思想诸方面都与他反差极大的农民诗人谈得那样津津有味和持久，只能说明他是一个广泛学习、热爱诗艺的真正诗人。
        我从白洋淀回来后当了老师，身体始终不好，又遭遇到属于个人与家庭内的极大不幸，这就不是白洋淀插队同学们共有的了。自己又一次几乎濒临死亡边缘。这第三次打击，使我与同学、旧友的联系渐少。但我仍旧应邀参加了一些活动，比如在玉渊潭公园的诗歌朗诵会，有芒克、赵振开、舒婷等人参加。
        今天回忆起白洋淀的生活，百感交集。逃难又遇难，有朋友、有恋人、有挣扎、有共鸣、有理解、也有爱情，但也有无限的遗憾。在那里，体味到了浪漫的、不寻常的幸福。许多牵扯到个人关系的事在未争得同意之时，也只好免谈了。但有一些看法是可以有定论的：即白洋淀插队的同学们，特别是那些有思想、有家庭背景的受难者们，绝不是乱世大潮的急先锋。当大多数幼稚的学生们开始狂热地争当红卫兵时，他们早已经在思想上反对文化革命了；当大多数“革命青年”士气高昂，奔赴农村边疆新战场时，他们已经用实际行动与这股“革命洪流”分道扬镳；当大多数革命小将在农村、农场等新战场开始感到失意时，他们早已用诗歌、哲学、和政治的见解和来表达自己的心声和审视自己的命运、国家的命运和当时的世界了。
        记得1976年打倒四人帮之后，广播中开始第一次播放贝多芬交响曲《命运》时，我和吴世陆等几个朋友听到之后，冲出屋子，高举双手欢呼数分钟之久，使得街坊四邻很惊异。因为他们不知道，当“黄色音乐”的唱片被砸得稀烂的时候，我们是如何冒着生命危险，通过各种途径收集、保存和欣赏这些伟大人类文化遗产的。
        其实后来分析起来，文革时期在白洋淀插队的北京学生们之所以形成思想交流和诗歌创作的小群落，在历史上也绝非偶然。文化革命首先冲击的是文化教育部门，而北京又是全国的文化中心。所以大量的文化和教育部门的干部们受到巨大的冲击。而这些家庭的子女们又能在家庭中接触到更多的文化资料、书籍和耳濡目染的影响。他们对文革的冲击除了直接的心理抵触之外，还会有更多的思考，所以自然会有与社会主流分道扬镳的想法。而白洋淀又在北京南面只有三百里之遥，且可以接受单身插队的学生。文化革命的串联又打破了学生们班级和校际之间的间隔，各校同样命运和思想的青年们很容易经串联在一起，所以这些有一定家庭文化背景或共同命运的学生们很自然地走到一起。
        于是，当时有良心而且有远见的青年们，来到白洋淀的自由环境中，自然形成思想交流的群落。虽然他们自己的生活只是一种挣扎，却在忧国忧民，关心人类，提出种种国家设计的蓝图。他们不仅用诗歌，而且用小说、哲学论文、政治评论等多种形式，表达他们对文化革命、对疯狂年代、对自己和他人遭遇的批评、体验、同情和思索。只不过其他形式，或不便流传，或有更大的政治危险性而不能广泛流传而已，而唯独诗歌简短而便于传抄，它在一个说假话的时代道出真情，故广为流传，为大家所知。

        杨桦 1998.3月—4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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