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汝信： 军队与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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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队与文革（上）

　　　　　　　　　　　　　　　　·余汝信·

第一部分　军队与文革进程关系述略

　　众所周知，毛泽东在１９２９年１２月为古田会议所写的决议案中，早就明确宣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毛时代的人民解放军，历来绝非单纯地被视为国家的国防军事力量，相反，更多的，是被视为中国共产党须臾不可或缺的政治力量。文革十年，尤为甚之。

　　本讲座第一部分，拟将人民解放军在文革十年间所走过的历程作一简要叙述，并试图揭示中共的这一军事力量与整个文革进程息息相关的紧密连系。为叙述方便，依据十年间（并上溯至文革前一年）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与处理军委日常事务性工作负责人两个层面，将此一历程分为若干阶段。

一、文革前夕

　　本时段为１９６５年１月至１２月一整年。

　　１９６５年初，人民解放军的总人数达到４４７万。这一支全球人数最多，绝对服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军委指挥的庞大武装力量，是毛泽东敢于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基本力量，最根本保证。

　　１９６５年，经历了两年之久的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运动，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声誉日隆。军队政治工作经验被广泛应用到地方，如毛泽东早在１９６３年１２月所言，“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自１９６４年初至１９６６年文革前夕，从解放军中抽调了大批干部到新建立的地方政治机构工作，先后设立了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农林、财贸、基本建设、外事和文教政治部，在国务院各部委、直属单位亦先后设立了政治部。１９６５年２月，调南京军区第二政委萧望东任国务院文化部第一副部长（部长陆定一兼）、中共党组书记，以改组、调整文化部领导班子。“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一系列举措，已经具有文革中“三支两军”的雏形。

　　这一年，已经实行了十年之久的军衔制度被视为资产阶级法权，与人民军队的本质不相适应。作为“防止修正主义”的措施，人民解放军取消了军衔制度。这一倒退性做法，使军队正规化建设遭受重创，亦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

　　这一年，随着毛泽东对党内第二号人物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的表现愈见不满，对党内第六号人物、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愈加寄以厚望。１月初，林彪取代党内第五号人物陈云，成为排名第一的国务院副总理。１月底，林彪的艺术形象首次出现在纪念邮票上，这是建政后除毛泽东、朱德外其他政治局常委都未有过的殊荣。２月中，毛泽东表扬林彪：四个第一好。我们以前也未想到什么四个第一，这是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就是创造，这是个发明。我们以前是靠解放军的，以后仍然要靠解放军。

　　这一年的最后一个月，炙手可热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被指为觊觎军内更高权力的“野心家”，遭到毛泽东、林彪的合力清洗。１２月８日—１５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有６１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揭发和批判了罗瑞卿的错误。

　　罗瑞卿作风强悍，能力过人，惟性格上亦有明显缺陷，一为独断专行，惯于揽权，二为不注意团结同志，易得罪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揽权”被放大为“有野心”，成为政治品质要害问题。

　　上海会议确定了处理罗瑞卿问题的五条意见：“一、性质严重，手段恶劣。二、与彭、黄有别。三、从长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绩。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五、领导有责。”“处理两步走，调动职务、不搞面对面，冷处理。”

二、毛－林－（周）－叶、萧、杨“三驾马车”时期

　　本时段由１９６６年１月至１９６７年上半年，约一年半时间。

　　作为中央军委主席，毛秉承建政以来一贯作风，对军队大权（包括但不限于作战行动、一定级别以上部队调动、一定级别以上人事任免等）一人独揽。

　　林彪名义上以军委第一副主席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惟自１９６７年１月军队介入地方文革后，具体的“三支两军”任务往往是周恩来以中央文革碰头会主持人身份布置的。文革时期，周恩来在军队中并没有任何职务，惟其以历史上形成的威望，对军队的影响力绝对不可忽视。由于周恩来的作用，林彪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实际上是当甩手掌柜。

　　上海会议后，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２９日，杨成武任代总参谋长。１９６６年１月，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增补为军委副主席。同年５月，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原毛泽东－林彪－（周）－罗瑞卿（负责处理军委日常事务性工作的军委秘书长）的军委领导架构，被毛－林－（周）－叶剑英、萧华（总政治部主任、军委副秘书长）、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军委副秘书长）“三驾马车”所替代。

　　进入１９６６年，罗瑞卿问题升温。３月４日—４月８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小组会议，以“彻底弄清罗瑞卿的问题”。会议领导小组负责人邓小平为罗问题定调称：“罗担负的职务很多、很大。书记处书记、副总理、总参谋长、秘书长等等，掌握了军事大权。军队是党的命脉，无产阶级的命脉，让这样没有党性、作风这样恶劣、资产阶级思想充满脑袋的人掌握军队是极危险的。退一步来说，即使没有个人野心，向党伸手，凭他那种思想作风也是危险的。他确实是个隐患，拔除这个隐患就是个大胜利，何况他又有伸手问题。一旦天下有事，那就不堪设想。”

　　在中央正式决定开展文化大革命三个月后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周恩来曾约贺龙、聂荣臻、陈毅、徐向前、叶剑英、杨成武、刘志坚等军队系统负责人谈话，将毛要与刘少奇摊牌的紧急要况及时通报他们，告诫他们必须坚定地站在毛一边。全会期间，政治局常委会改组，林彪取代刘少奇取得了党内第二号人物的地位，并被戴上毛“亲密战友”的桂冠。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被补选为政治局委员，大大加强了现役军队领导人在政治局中的份量，充分体现了毛依靠军队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意图。

　　至于军内文革，原来的设想是在连队和一般机关干部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各大单位着重抓好宣传、文化、报刊、院校、出版、科研部门的文化革命，进行思想和组织的整顿，彻底批判混进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及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和言论。此一计划三个月后发生变化。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林彪就军以上机关文革问题发表指示称，“部队要根据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的决定，军级机关、军区、军兵种机关和总部机关及各院校，都要进行一次大整机关。……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民主，轰轰烈烈的点火大烧一阵。要认真地、切实地搞一下，不是走过场（师以下部队按军委总政指示，搞正面教育）。要全面审查干部，破‘四旧’，立‘四新’，精简机关。大整官僚机构，大整官僚作风。”８月１３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讲了相同意思的话。８月１６日，第５４次军委常委会议确定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大体上从九月份开始，用两三个月的时间进行。惟随着运动的发展，这一时间上的设想很快就被突破。

　　１９６６年９月，毛泽东同意将军委第二副主席贺龙的有关问题在高级干部中打招呼。１９６６年底至１９６７年１月初，贺龙问题呈公开化并于１月中旬失去人身自由。１９６７年９月，毛同意对贺龙立案审查。贺在关押状态下于１９６９年６月９日病逝。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５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批转林彪指示起草的《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紧急指示称，“根据林彪同志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这方面，军队院校要作出好的榜样。”“为了搞好军队院校的斗批改，应当允许进行革命串联和调查。”自此，全军院校十万青年军人解除束缚，汇成汹涌澎湃的造反洪流，其巨大的冲击能量波及军内外。

　　１９６６年底，在文革狂潮冲击之下，中共原有的地方党政权力架构根基已然动摇。翌年１月全国性的夺权风暴，使各地党政权力架构陷入更深层次的分崩离析局面，各地处于混乱的无政府状态。毛泽东不得不动用受冲击最小而相对而言尚表现为强而有力的、国家机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军队，去填补地方党政机构坍塌而形成的权力真空，从而承担稳定局势的重任。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３日，中央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军队正式介入地方文革。３月１９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首次明确了军队在文革中“三支两军”的基本任务。惟“三支两军”的作用并非是平行的，“三支”中最重要者是支左，“两军”中重点是军管。

　　文革期间，军队介入地方事务的广度和深度是史无前例的。就广度而言，以１９６７年初最具战斗力的陆军机动部队（野战军）３１个军、１个军级指挥部为例，沈阳军区陆军八个军“三支两军”负责范围为：第十六军负责吉林长春市为中心的中部地区；二十三军负责黑龙江哈尔滨市、齐齐哈尔市及鹤岗、鸡西、双鸭山、伊春、牙克石等地区；三十八军负责吉林通化地区；三十九军负责辽宁鞍山市、营口市及海城、复县、新金、盖县、盘锦等地区；四十军负责辽宁锦州、朝阳、阜新地区；四十六军负责吉林省吉林、延边地区；五十军负责辽宁丹东地区；六十四军负责辽宁本溪、抚顺地区。北京军区陆军六个军：第二十一军负责山西省；第二十四军负责河北唐山地区；第六十三军负责河北石家庄地区；第六十五军负责河北张家口地区；第六十六军负责天津市；第六十九军和河北省军区共同负责河北保定地区。济南军区陆军三个军：第二十六军负责山东烟台地区；第六十七军负责山东青岛地区；第六十八军负责江苏徐海地区和山东临沂地区。南京军区陆军四个军：第十二军负责江苏苏北地区；第二十军负责浙江省除舟山群岛以外地区；第二十七军负责江苏苏州、镇江、常州、无锡地区；第六十军负责江苏南京地区。福州军区陆军两个军、一个指挥部：第二十八军负责福建晋江地区；第三十一军负责福建厦门、龙溪地区；闽北指挥部负责福建福安地区。广州军区陆军四个军：第四十一军负责广东汕头地区；第四十二军负责广东惠阳地区；第四十七军负责湖南省和广西桂林地区；第五十五军负责广东湛江地区和广西柳州地区。武汉军区陆军一个军：第一军负责河南开封地区。昆明军区陆军两个军：第十三军负责云南滇南地区；第十四军负责云南滇西地区。成都军区陆军一个军：第五十四军负责四川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地区。

　　１９６７年２月，第三十八军调防至河北保定地区，第二十一军调防至陕西省，第六十九军调防至山西省，调防后的三个军各自负责所在地区的“三支两军”。６月，第五十军调防至四川成都、乐山、绵阳地区，负责此三个地区的“三支两军”。７月，第十二军根据中央决定入皖支左。第二十六军七十六师、第四十一军一二一师赴赣支左。８月，第二十军代行浙江省军区职能。此外，年内各野战军的“三支两军”地区范围多有所扩展。

　　１９６７年１月后展开的“军事管制”，是在原有的地方权力架构处于坍塌状态之下的一种非常措施。根据军管对象的不同情况，军管的形式分为三种；一为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二为建立军管小组，三为派出军事代表。

　　以全国２９个省、市、自治区为例，１９６７年３月至５月间，由中央批准实施军管、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有８个，按先后顺序为江苏、广东、浙江、云南、安徽、青海、福建、西藏，占总数的２８％。８个省、自治区军管会中，由大军区司令员、政委担任主任的占了大头共有５个，大军区副司令员任主任的２个，省军区政委任主任的１个。此后，省、市、自治区一级再未实行军管。

　　１９６７年，国务院共有正部（委）级机构４８个，除国防部为虚设，公安部、文化部未实行军管外，实行军管的部（委）共４５个。其中国防工业６个部（第二至第七机械工业部）初期由军事科学院、空军和海军各负责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１９６８年３月后军事科学院人员大部撤出，继由空军、海军、总后和总参接替其军管任务。国防工业口以外的部（委）共３９个，其中组成军管会的１８个，军管小组３个，派出军事代表的１８个。担任部（委）军管机构领导或军事代表的军方派遣人员，级别相差甚大，最高级别者为各军兵种或大军区副职，最低为团级干部。

　　国务院２１个直属机构中，除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已由空军接管，国家海洋局由海军代管列入军队序列，国家档案局、国务院科学技术干部局情况未详外，其余机构及国务院秘书厅共１８个单位全部实行军事管制。其中组成军管会的１个，军管小组４个，派出军事代表１３个。

　　１９６８年４月至８月间，对中共中央主要工作机构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共中央调查部等分别实行军事管制。中共中央组织部虽未实行军管，但早已于１９６７年５月派驻由军方组成的业务组以负实际领导责任。

　　最令人惊诧的是，军事管制的形式竟然延伸至军内单位。１９６７年４月，军委决定，对大军区级的军队最高学府——高等军事学院实行军事管制，任命原上将、当时已无军内职务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陈奇涵为军管会主任，曹广化（军事检察院检察长）为副主任。１９６８年１０月，对军队最高政治首脑机关——解放军总政治部实行了不符常理的军事管制，任命王宏坤（海军第二政委）为军管小组组长，刘江亭（陆军第二十一军副军长）为副组长。

　　军队作为国家机器最重要组成部分，偏于保守，追求稳定为其必然。故而，在介入地方文革之后，大部分军事机关、部队往往倾向于维护旧秩序的保守一派。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８日经毛泽东批准的“军委八条”颁布，使军队自以为拿到了对付曾冲击军事机关的军内外造反派的“尚方宝剑”。“军委八条”规定，“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惟中央以至毛泽东本人，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何谓“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何谓“右派”，何谓“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并没有制定、公布一个严格的统一的划分标准（事实上也难以有一个客观的划分标准），这就为各地军事机关留下了充裕的操作空间，换言之，划分标准全凭各地军事机关主观地自行掌握。而各地军事机关（包括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分区以至人武部）一般来说，与群众组织中所谓“组织成份较纯”、“出身好”、党团员较多的保守或稳健派思想接近，关系天然地较为亲和，这就难免与保守派的对立面造反派、或造反派中稳健一派的对立面激进一派，感情疏离以至产生对立情绪。１月底至３月间，各地普遍发生军队镇压造反派、激进派的大大小小事件，史称“二月镇反”。其中，又以新疆、福建、湖南、内蒙、广东、四川、湖北、江苏等地为甚。

　　１９６７年４月６日，又经毛泽东批准发出“军委十条”，对“军委八条”引发的军队对造反派、激进派的无情镇压进行纠偏。“军委十条”规定对群众组织不准开枪，不准任意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宣布其为反革命组织，对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概不追究，等等。“军委十条”解救了造反派，却又引发了其对军队及保守派的报复。军队及保守派不服，两派矛盾加剧，武斗频仍。７月，在倾向保守派的武汉军区眼皮底下，发生了武汉地区部分保守派群众与军人围困毛泽东及中央要人居住的东湖客舍，要挟中央改变对武汉地区既定政策的“七二○事件”。该事件是社会上两派矛盾激化反映到军内的一次总爆发。惟始料不及的是，“七二○事件”对夜半三更仓皇离开住地转移到空军机场、打破十年来不乘飞机的惯例、清晨即离汉飞沪的毛思想上巨大的冲击，反而成为一个契机，使毛看到事态演变下去将一发不可收拾的严重性，促成毛一改初衷，将文革的战车骤然改变轨迹，逐步从“乱”走向“治”。

　　全国范围的武斗最终平息下来，两派纷争走向缓和，经历了年许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军队，尤其是野战军，在此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不排除在个别地方军队的介入反而加剧了两派矛盾，但总体来说，对于平定大局而言，军队的正面作用远大于负面作用。此外，军队对各地的无政府乱状亦加以压制，典型的如湖南道县事件。１９６７年７－９月间，道县发生群众性杀害“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及其子女事件，共被杀和被迫自杀４，５１９人。杀人事件迅速波及全零陵地区其他１０个县，造成全区共被杀和自杀９，３２３人，其中“四类分子”子女４，０５７人，未成年２，８６２人，另致伤残２，１４６人。８月２９日，陆军第四十七军一四○师炮兵团（代号６９５０部队）进驻道县，采取措施制止杀人，９月下旬基本得以制止，其他县杀人事件到１０月底陆续结束。

　　在军内，“军委十条”颁布之后，一度受压的军内造反派重新抬头。在大部分驻京军内单位，受萧华、杨成武及年初成立的新军委文革小组实际支持的造反派（“新三军”又称“反三军派”）与受军内实力派支持的保守派（“老三军”即“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形成了势力强弱不一而相互对峙的局面，惟这一局面很快在“五一三事件”发生后得以打破。毛泽东、林彪表态支持了参加５月１３日演出的“老三军”（“演出派”），冲击演出的“新三军”（“冲派”）随即一蹶不振，萧华在“五一三事件”两个多月后也正式宣告倒台。

三、毛－林－（周）－杨成武时期

　　本时段由１９６７年９月至１９６８年３月，为期很短，仅有半年时间。毛、林、周的作用与影响力基本与上一时段相同。

　　１９６７年８月，由于萧华的倒台，加上叶剑英、徐向前自批判“二月逆流”后在军内的影响力大不如前，“三驾马车”仅余杨成武一人。此时，总政和军委文革小组实际处于瘫痪状态，根据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４人组成军委办事组，９月，又决定增加杨成武为成员，并指定杨为组长，吴为副组长。

　　军委办事组成立之初，“任务主要负责驻京各机关、部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面的工作，看着总政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不要出偏差”。而“各大军区、省军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作，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领导，军委办事组负责办理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交办的一些有关具体工作。”

　　“五一三事件”之后，杨成武的日子亦不好过。１９６７年９月间，江青曾几次大发脾气，指称原热心为江办事的杨成武整了她的黑材料，杨要“放长线钓大鱼”。年底前，毛泽东在“绝对权威”的问题上又不点名地重重敲打了杨。文革以来位高权重的杨成武实质上存在的“华北山头”倾向引致毛、林及部分军队实力派人物的警惕与不满，最终酿成了１９６８年３月的“杨余傅事件”，杨成武倒台。

四、毛－林－（周）－黄永胜为首的军委办事组时期

　　本时段由１９６８年３月至１９７１年９月，为三年半时间。仔细区分，又可分为两个子时段：１９６８年３月至１９６９年４月，为林彪尚有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名份时期；１９６９年４月至１９７１年９月，林彪已失去此名份。而毛、周的作用与影响力与上两时段相同。

　　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５日，“杨余傅事件”发生后，经毛、林同意，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通过以黄永胜为组长、吴法宪为副组长、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为成员的新的军委办事组名单。三天后，毛、林、周接见黄永胜、吴法宪等，周恩来称，“军委常委不要开会了吧？”毛称，“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常委可以不开会了。”林彪称，“把它悬空起来。”毛称：叶剑英说过，杨成武是接班人。现在换了黄永胜，你这个黄永胜为什么不可以接班？毛泽东的话里，隐含有以黄代替林主军的意图。

　　“七二○事件”后，中央一方面发出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称“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够顺利进行，就是因为有人民解放军这样一个伟大的长城”。一方面将军队的“支左”方针调整为“支左不支派”，对各派群众组织号称“一碗水端平”，以促进“革命大联合”，促成“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实质上多由军队作主导。到１９６８年９月，２９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省一级的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一批军队高级干部担任了省一级革委会的主要领导职务：贵州省革委会主任由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担任；北京市革委会主任由军委常委谢富治担任；青海省革委会主任由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担任；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主任由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内蒙古军区司令员滕海清担任；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由江西省军区政委（原陆军第二十六军政委）程世清担任；甘肃省革委会主任由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担任；湖北省革委会主任由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担任；　广东省革委会主任由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担任；吉林省革委会主任由陆军第十六军政委王淮湘担任；江苏省革委会主任由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担任；浙江省革委会主任由陆军第二十军兼浙江省军区政委南萍担任；湖南省革委会主任由陆军第四十七军军长黎原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委会主任由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康健民担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由陆军第十二军军长李德生担任；辽宁省革委会主任由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担任；四川省革委会主任由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担任；云南省革委会主任由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担任；福建省革委会主任由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担任；西藏自治区革委会主任由西藏军区司令员曾雍雅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主任由新疆军区司令员龙金书担任。以上现役军队领导干部共２０人，占同级革委会主任人数几近七成。其余原地方领导干部９人，除河北李雪峰、广西韦国清早已分别兼任北京军区政委、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外，１９６７年５月后，黑龙江潘复生兼任沈阳军区政委，山东王效禹兼任济南军区第一政委，上海张春桥兼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山西刘格平、天津解学恭分别兼任北京军区政委，河南刘建勋兼任武汉军区政委，陕西李瑞山兼任兰州军区政委。

　　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后，文革发展到“斗、批、改”阶段。在此前后，清查“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这些全国性的以及各地名目繁多的各种运动，一个接一个，两年多时间没有消停。这些运动，基本上是由各级革委会尤其是革委会中的军队代表主导，相当大一部分干部、群众受到无端的猜疑和批判，逼、供、信盛行一时，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其中臭名昭著者如南京军区司令员、江苏省革委会主任许世友在江苏掀起的规模空前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历时三年多，全省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多达２６万多人（其中被关押批斗和立案审查１３万多人），死伤６，０００人（其中被逼死打死２，５４０人）。江苏省１９５７年反右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为１３，３４９人，江苏清查深挖“五一六”运动是反右斗争伤害面的２０倍。作为清查“五一六”试点单位的南京大学，全校被打成“五一六”的多达１，５６０人，占全校师生员工总数近三分之一，其中被关押批斗３８９人，被判刑１６人，被迫害致死２１人。又如北京军区副司令兼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主任滕海清在内蒙古领导的“挖肃运动”，根据官方不完全的统计，“在全自治区共挖所谓‘内人党’３４６，２２０人，刑讯武斗致死１６，２２２人，致严重伤残８７，１８８人。”惟对内蒙古人民犯下严重罪行的滕海清却未有受到应得惩罚，事后且平调至济南军区任副司令员。

　　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共九届一中全会选出中央政治局成员２５人，其中现役军队领导人１３人，占５２％（四野系５人占２０％）。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委员名单和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军委未设常委，军委办事组部分行使军委常委职权，处理军委日常工作。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副组长吴法宪，组员叶群、刘贤权、李天佑、李作鹏、李德生、邱会作、温玉成、谢富治。

　　１９６９年３月，毛泽东借中苏边境发生的小规模冲突“珍宝岛事件”，明确提出“要准备打仗”，使全国进入紧张的战备时期。

　　１９６９年之前的几年，军队的兵力已呈逐年递增趋势。１９６９年为适应战备需要，开始大量组编部队，军队员额持续上升。１９６９年间，陆军增加了三个军部（陆军第十一军、第十九军、第二十九军），组建和改建了３０个陆军师。第二炮兵组建了第五十六基地。总后勤部组建了２０个基地兵站（行使师级权限）。海军组建了广州、上海、烟台基地（行使军级权限），组建及扩编水警区各１个。空军组建了空军第十一、第十二军２个军部，组建了８个航空兵师，２个高炮师。

　　１９６９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部队的部署调整。１０月，军委发布命令调整列入战略预备队序列的１３个军和１７个技术兵种师的部署，加强了“三北”地区尤其是北京周围的兵力部署，并在战略纵深留置强大的机动兵力。至年底，北京军区达８个野战军的兵力，加上沈阳军区６个军，兰州军区２个军，“三北”地区共有１６个陆军军，为全国陆军军总数的４４％。

　　至１９６９年底，全军在编人员增加至６３１万余人，超过朝鲜战争时期的最高数额，成为中共建政以来军队历史上人数最多的时期。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中旬，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作出疏散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决定。之后，毛泽东即离京赴武汉，林彪随后疏散至苏州，周恩来和军委办事组留守北京。１０月１７日，林彪就军队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作出指示。依照这个指示，全军各部队立即行动，当夜即疏散到位。涉及部队约有陆军９０余个师、５２０余个团，海军４３０余艘舰艇，空军４１００余架飞机。此阶段部队进入临战状态。在随后半年多的时间里，部队一直处于紧急战备和疏散待战状态，到１９７０年４月底稍有缓解。

　　自１９６７年初始军队以“三支两军”修复地方走资派被打倒后陷于坍塌状态的权力架构，加之１９６９年对苏战备形成的客观情势，使中国的最大部分权力归集于军队，亦使毛泽东对林彪等军队领导人形成戒心，视其为“尾大不掉”。加之林彪对毛的“不断革命”渐生厌倦，毛有意在激进派文人中另选最能深刻领会其“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传承者。林彪虽则在中共九大被确立为“接班人”，当选为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惟他的权力不仅未有因此而获得实质性的增加，反而却有被架空的明显迹象。相对于其在党内唯一的副主席的“独一无二”的名份，他在新军委中的位置就显得不那么耀眼——他不过是六位副主席之一，不但没有被予以第一副主席的名份，更未如十年前新军委成立时一样被授权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１９７０年３月。毛提出要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６月，经毛同意国务院由文革前的９０个单位精简为２７个单位，各新单位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委会，惟虚设的国防部未有如其他部门般任命负责人。林彪直至此时对外仍沿用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名义，在政权体系中地位低于中共第三把手周恩来。周试图以一种婉转的方式向毛提议解决此一问题，８月，周与陈伯达、康生向毛提出，“党的主席、国家主席也要一元化，尽管是个形式，但群众热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当然副主席。这样就满足群众愿望。领导嘛，当然是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领导了。但在国家形式上，是国家元首、副元首。”惟毛有意不予回应，及后在九届二中全会基本通过的宪法草案中，称毛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是全国全军的最高统帅”，虽称林“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是全国全军的副统帅”，但坚持不给予其“副元首”的尊称。

　　在１９７０年８、９月间庐山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林为以张春桥（毛心目中的真正传承人）为代表的文革极左派翻脸。庐山会议之后，毛明里狠批陈伯达（并无辜牵连李雪峰、郑维山），实质剑指林彪。毛逼迫军委办事组诸成员为庐山事检讨再检讨，最终目的也是逼迫林彪低头就范，惟林不为所动。整整一年后的１９７１年８、９月间，已铁心抛弃林的毛到南方“巡视”，发动各地诸侯倒林，毛、林关系濒临绝境。历史上毛的整人手段使林一家（林立衡除外）深生恐惧，令林与妻、子不惜孤注一掷，冒九死求一生，于９月１３日００：３２在海军山海关机场乘专机强行起飞逃出境外，０２：２５在蒙古肯特省苏布拉嘎盆地坠毁，机上九人无一生还。

五、毛－叶、邓时期

　　本时段由１９７１年９月至１９７６年１月，为四年又四个月时间。叶剑英被毛授权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并负责处理军委日常工作。周恩来对军队的影响力在此一阶段渐告淡出。

　　蒙古草原深处的一声巨响，宣告了毛泽东的文革从理论到实践的完全破产。毛顷刻间一脚踏入黄昏岁月，他的事业由此从“辉煌”走向破败。“九一三事件”之后，红极一时的被视为林彪一系的军人遭到清查清洗，“批林批孔”持续经年，军队的高、大、上形象黯然失色。

　　据不完全统计，受林彪事件牵连的少将以上高级将领达４０人之多。林彪事件前，被打倒的少将以上高级将领达４５人。林彪事件至文革结束，受到处分的高级将领又有２０人。十位元帅除罗荣桓文革前已逝世，其余在文革中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三位元帅（贺、林、彭）在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没有任何一场战争可以使这么多高级将领先后倒下，这种情况只有苏联的大清洗时代可以媲美。为什么文革时期高级将领的折损率这么高？究其主要原因，就是军人离政治太近。

　　１９７２年８月２１日，毛泽东同意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及附件《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自此，参加“三支两军”的官兵陆续撤回部队，需要留地方工作的军队人员则就地转业。至此，军队“三支两军”工作结束，各地方权力重新回到文革前当权的地方官僚们手中。

　　“九一三事件”后，军队领导层进行了调整，军委日常工作由叶剑英主持。１９７３年１２月，邓小平恢复工作，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１９７５年１月，邓更任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后又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身份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邓、叶主持下，同年６－７月间，举行军委扩大会议，集中研究讨论了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问题。会议决定军队消“肿”，三年减少兵员１６０万，全军总人数精简２６·２％（其中陆军步兵部队精简２７·３％，海军精简１７％，空军精简１６·４％，各军区及直属单位精简３８％，总部及其直属单位精简１６·６％）。到１９７６年，全军总人数比１９７５年减少１３·６％，成绩不俗。正当其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又起，使精简整编和整顿工作没有全部完成即被迫中断。

六、毛、华－陈锡联时期

　　本时段由１９７６年２月至１０月，为期八个月。陈锡联名义上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１９７６年１月，毛泽东取消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权力，又决定由陈锡联代替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在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继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１０月６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密谋以汪掌握的中央警卫团（８３４１部队）部分兵力，未费一枪一弹，一举抓获“四人帮”，清除了在中央的文革极左派全部势力。我曾断言，“对于毛泽东家族而言，毛犯的最大历史错误就是让汪检讨过关，‘信任如故’，而对中国而言，中南海御林军的掌控权仍旧在汪手中，这未免不是一件幸事。毛放过了汪，汪却没有因此而感恩戴德地放过他的老婆，还有毛远新。没有汪主动，坚决的支持和参与，１９７６年十月之变绝对不可能成功。”

　　如此说来，结束文革这一历史性的任务，也是由军队最终完成的。

七、简短的结语

　　综上所述，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者在位时间计，文革十年，大致可分为林彪的前五年（１９６６年１月至１９７１年９月）与叶剑英的后五年（１９７１年９月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包括陈锡联名义上的八个月）。前五年，军队登上文化大革命政治舞台的前沿，并一度占据了这个舞台的中心位置。后五年，军队从政治舞台的前沿后撤，影响力已大不如前。

　　“九一三事件”之后，文革极左派势力膨胀。幸亏毛泽东并没有将主持军队日常工作的权力交予极左派。１９７３年，王洪文一度成为毛预设的又一接班人后，并未顺理成章地成为军委副主席。即使是极左派中最有心计的张春桥，亦只是没有军事指挥实权的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这一尚存理性的安排，使党内健康力量在１９７６年十月之变中轻易取胜，从而使中国避免了在黑暗中的继续徘徊。

（未完待续）

□　来源：《文史讲堂》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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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文革中军队的造神运动

一、军队对毛及毛思想的新提法

　　１９６０年《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的首项，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决议首次提出：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

　　这是一个全新的提法。后来，这一提法往往被人打上林彪的印记。查实，这一提法应为起草决议的军中秀才首创，发明权并不属于林彪（当然，林彪是赞同的）。这些别具风格的语言，陆定一所主管的中宣部就难以表述出来，这也许就是毛在感情上更亲近军队而疏离陆定一等人的重要缘由之一。

　　１９６５年８月１日，总政治部再版了１９６４年５月初版的《毛主席语录》。以总政名义撰写的“前言”，起首一段基本重复了１９６０年军委扩大会议的提法（个别字句作了细微调整，接着又加了一句话“我军全体同志必须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做到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一年之后，军队首创的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独特提法，终于在打倒“彭陆罗杨”之后被党的中央委员会全盘接受，并且升华至新的高度。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２日通过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宣称，“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１９６６年９月２２日，经中共中央办公厅文字整理达四个月之久的林彪当年５月１８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转发全国。讲话稿中有一段称，“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是我国革命的缔造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这一段与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一模一样的话语，到底是林彪的原话还是整理者后来加上去的？以文本发表先后的顺序推测，应是整理者依照公报的口径后加的。即便这段话是林彪的原话，也并非是林彪的原创，因为它的大体模式在１９６０年已以军委正式文件的形式存在。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６日以林彪名义发表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也有一段与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一模一样的话语。我们今天已经得知，“再版前言”并非林彪本人所作。

　　到了１９６８年１０月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新党章时，毛两次圈去了党章草案上“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１９７０年８月，林彪借有关天才问题不点名指责张春桥，引起毛的不满，毛林从此分道扬镳。

二、“四个伟大”与对毛的个人崇拜

　　１９６７年中，由军队引领的对毛泽东的造神运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１９６７年５月１日，首都各大报在头版发表林彪为“五一”国际劳动节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四个伟大”的提法，始于１９６６年８月。８月３１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林彪讲话开头就是“我代表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

　　“四个伟大”是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一种具体体现。然而，毛稍后对“四个伟大”的封号似乎并不领情。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日，毛泽东在审阅周恩来报送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联问题的补充通知》时，将文中“毛主席”之前的定语“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删去。１９６７年２月３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巴卢库时说，“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但是，有什么办法！他们到处这么搞。”

　　既然毛泽东已表示“不高兴”，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林彪为什么还要作这样的题词？事关林彪可能根本不相信毛泽东的“不高兴”是真心的。因为林彪知道，历史上毛对个人崇拜是明确表明过赞成态度的。

　　在１９５８年３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针对党内对个人崇拜的认识问题说过一番话称，“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我们不是崇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吗，斯大林正确的东西也还要崇拜。对于他们，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现在既有个人崇拜，也有反个人崇拜。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崇拜自己则很舒服。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列宁在世时，许多人批评他独裁。说：政治局只五个委员，有时还不开会。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因此，只要正确，不要推，不如我独裁；也开点会，不全是独裁就是。不要信这个邪，你反对个人崇拜，反到天上去，无非想自己独裁。”

　　林蕴晖称，“毛泽东对他认为需要个人崇拜一事，并不讳言。在成都会议上，陈伯达有个长篇发言，其中讲到王明说延安整风，搞出了两个东西：一个民族主义，一个个人崇拜。毛泽东插话说：‘说个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点。’陈伯达在说到我们是国际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有权威，有代表人，有中心人物，中心思想，但并不是个人崇拜。毛泽东接过话茬说：‘怎么不是个人崇拜？你没有个人崇拜怎么行？你又承认恩格斯，你又反对个人崇拜。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

　　文革第一年，毛泽东高调地八次检阅１，２００万红卫兵，难道不也是八次高扬对他本人个人崇拜的过程吗？即使到了１９７０年１２月与斯诺谈话时，毛泽东还说　“总要有人崇拜嘛！”毛称，“比如，说我是个人崇拜。你们美国人才是个人崇拜多呢！你们的国都就叫作华盛顿。你们的华盛顿所在的那个地方就叫作哥伦比亚区。”“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

　　毛其实是需要个人崇拜的，这一点林彪没有看错。惟林彪可能并不十分明白，毛需要的是高层次的崇拜，如需要有人将他的东西加以理论性的总结（如上升为一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引起毛反感的是低层次的崇拜，如一些反反复复、冠冕堂皇的套话及充满宗教色彩的顶礼膜拜。

三、“三忠于”“四无限”

　　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３日，《解放军报》发布“军委决定全军颁发特制毛主席像章”消息。该消息集“四个伟大”、“四无限”、“三忠于”之大成称，“我军全体同志，对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他们早就迫切希望佩戴毛主席像章和毛主席语录章。佩戴毛主席像章和毛主席语录章，象征着我们时刻都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的身边，象征着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永远照耀着我们前进。”“总政治部要求全军同志，戴上毛主席像章和毛主席语录章，要更加忠于毛主席，更加忠于毛泽东思想，更加忠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新的功勋。要更好地按照林副主席的指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把我军真正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保卫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

　　此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三忠于”提法，又有所发展。

　　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２６日，新华社在报道“空军党委全体会议以斗私批修为纲总结文化大革命和‘三支’‘两军’经验”时称，“使空军各级领导班子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永远忠于林副主席，永远忠于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使“三忠于”变成了“五忠于”。〔《人民日报》，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２７日〕

　　翌年，“三忠于”的提法又有新发展。１９６８年３月５日，新华社在报道空军第二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胜利闭幕”时称：

　　这次大会，突出了无产阶级的“忠”字，忠于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忠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忠于毛主席的最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忠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忠于中央文革。忠于毛主席的一条红线统帅大会全过程。

　　在这里，“三忠于”变成了“六忠于”（当然，核心还是“忠于毛主席”）。其表述为“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最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无限忠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限忠于中央文革的钢铁长城。”

四、军队的“三忠于”活动

　　军队中开展“三忠于”活动的热潮，以海、空两大军种最为典型。

　　１９６７年１２月，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川在海军首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作总结报告时称：

　　广大指战员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的无产阶级感情有了极大的加深。大家无限深情地说：“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海洋再深，深不过毛主席的恩情；宇宙再大，大不过毛主席的功勋。”大家用各种形式来表达自己对毛主席无限热爱的心情。每天第一件事是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致敬，第一句话是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第一支歌是高唱《东方红》，第一个活动是学习最高指示。大家最爱读的是伟大导师毛主席的书，最爱听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最爱佩戴的是伟大统帅毛主席的像章，最爱张贴的是伟大舵手毛主席的像。指战员们说：“潜艇挂上毛主席像，水下充满太阳光；飞机挂上毛主席像，仓里更比仓外亮；海岛挂上毛主席像，好象守卫在毛主席身旁；阵地挂上毛主席像，好象毛主席指挥在战场。”“心中有了红太阳，身在舰艇，能把世界装。”

　　空军第五军１９６８年在有关开展“三忠于”活动的经验中称：

　　我军“三忠于”活动最突出的特点，是广大干部、战士、职工、家属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崇高感情，达到了新高度、上升到了新境界。把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真挚最赤诚的强烈的感情，贯注到一切言论行动中去。开始出现了人人胸怀一个“忠”。人人培养一个“忠”，事事体现一个“忠”，时时想到一个“忠”的动人局面。从机关到连队，从机场到营房，从干部到战士，从阵地到课堂，从炮位到机舱，大搞思想“忠”字化。学习“忠”字化。工作“忠”字化。战斗“忠”字化。生活“忠”字化。忠于毛主席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正在成为贯穿战斗、工作、学习、生活一切方面的一条最鲜明最突出的红线。广大指战员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站在毛主席像前。向毛主席致敬，祝愿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愿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纵情高唱《东方红》，“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打开红色宝书向毛主席请示。部队讲的是“忠”字课，开的是“忠”字讲用会，做的是“忠”字操，训练中进行的是“忠”字飞行日，“忠”字工作日。广大干部、战士写“忠”字诗，画“忠”字画，编“忠”字节目，演“忠”字戏，讲“忠”字的故事，出“忠”字的墙报，放“忠”宇幻灯，建立红太阳影集，布置献“忠”室。“一帮一”、“一对红”帮在“忠”字上。红在“忠”字上、谈心活动在“忠”字上。连队在床头立了“促忠袋”，“忠”字栏，“进宝箱”，相互促进一个“忠”。广大指战员怀着对我们伟大领袖的无限热爱，废寝忘食，在紧张战斗工作间隙中，精心制做毛主席像，编毛主席像框，件件作品都凝结着一个“忠”字，他们说：“一针一线绣‘忠’心，一笔一划刻‘忠’心，一点一滴树‘忠’心。永远忠于毛主席。”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深深地刻在广大指战员的脑海中。

　　该经验还称：

　　“三忠于”活动群众发动之广是前所未有的，连几岁的娃娃也投入了“忠”字的洪流，芜湖基地幼儿园的小朋友也建立了“早请示”“晚汇报”、每餐向毛主席祝愿的制度。有一次吃饭老师没有组织小朋友祝愿，小朋友就说：“没有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我们就不吃饭。”

五、军队对“副统帅”林彪的吹捧

　　伴随着对毛泽东的吹捧的，是对“副统帅”、“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的吹捧。值得注意的是，军队此一时期对林彪颂扬的肉麻程度，甚至超越了毛泽东，这不可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与不快。

　　对林彪的吹捧，目前所能见到的，以时任海军第一政委的李作鹏１９６７年１１月在海军首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所作题为“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伟大统帅毛主席，永远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政治报告调门最高。李作鹏在报告中称：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还表明，每当出现一个伟大的天才领袖，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在这同时也必然会出现一个杰出的、天才的政治家，作为他最亲密的战友和最得力的助手，宣传他的学说，捍卫他的权威，阐明和发挥他的思想，继承和发展他的事业，帮助世界无产阶级认识自己的伟大的天才领袖。
　　十九世纪的伟大天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使马克思的天才得以发挥，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捍卫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恩格斯用尽了毕生的精力，在反动势力的迫害下，恩格斯为了替无产阶级保全自己的领袖，承担了最大的自我牺牲。他同马克思并肩战斗，坚决粉碎了阴谋家巴枯宁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对马思主义的猖狂进攻。
　　到了二十世纪，伟大的天才是列宁。……同列宁一起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是斯大林。斯大林用很大的精力宣传列宁主义，捍卫列宁和列宁主义的权威。……
　　林彪副主席最全面、最正确、最科学地评价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他指出：毛主席是当代的列宁。象毛主席这样的天才，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是我们时代的代表。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所有前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谁也没有象毛主席那祥亲自指挥过那么多重大的政治战役和军事战役；谁也没有象毛主席经历过那样长期、那样复杂、那样多方面的斗争；谁也没有象毛主席那样解决了那么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他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时代的旗帜，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锐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统一的行动纲领。林彪副主席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所作出的最全面、最正确、最科学的评价，字字句句表达了亿万革命人民的愿望，宇字句句说到了亿万人民的心坎里，极大地增强了全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的感情，极大地提高了全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革命自觉性。
　　……
　　林彪副主席最英明、最积极、最认真地领导和组织了毛泽东思想的大普及运动，开创了工农兵直接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纪元。……他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任务，高度概括为一句话，“就是要大立毛泽东思想”。他把波澜壮阔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从全军推向全国，现在正由全国逐步推向全世界。这种大好局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空前未有的。这是林彪副主席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最卓越、最杰出、最伟大的贡献。他的这个伟大贡献，深受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最热烈最衷心的感激，值得我们子孙万代大颂特颂、大书特书。他的这个伟大贡献，将作为划时代的伟大创举，载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光辉史册。

　　以上所引李作鹏报告中最后一段话中的“这是林彪副主席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最卓越、最杰出、最伟大的贡献。他的这个伟大贡献，深受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最热烈最衷心的感激，值得我们子孙万代大颂特颂、大书特书。”笔者在其他地方没有见识过。李作鹏这些话使人产生一个疑问：林彪已经是“最卓越、最杰出、最伟大的贡献”，又“深受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最热烈最衷心的感激”，那么，毛泽东又该往那儿摆呢？

六、中央警卫团首倡的“早请示、晚汇报”

　　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１３日，中央警卫团（代号８３４１部队）向毛泽东报告称，“主席指示我们组织支工部队，到火热的群众运动中去经风雨，见世面，接受考验，进行锻炼。这是主席对我们的最大关怀，最大爱护。我们以无比兴奋的心情，怀着对主席的无限热爱，对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忠诚的感情，抱着排除万难，坚决完成主席交给我们的这一光荣而伟大的支工任务的决心，于六月二十六日分别进入北京市针织总厂及其所属的两个分厂，同时还派了一部分同志到北京市化工三厂。至今，已经四个多月了，现将针织总厂这一段工作的情况，向主席汇报。”

　　报告在谈到“大张旗鼓地推动活学活用主席著作，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时称：

　　大造学习声势，建立学习组织，健全学习制度，，布置学习环境。运用上班向主席请示、下班向主席汇报（集体学习语录），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办学习班，召开讲用会等形式，向革命职工和家属，广泛宣传毛泽东思想。在较短的时间内，掀起了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的高潮。工人们说：
　　上班前向毛主席请示，心明眼亮有方向；
　　下班后向毛主席汇报，检查工作和思想。
　　生产中看看车头镜（语录牌），干劲猛增大；
　　交班交语录，互相关心互相帮。

　　我认为，报告中所谓“上班向主席请示、下班向主席汇报”，就是文革中风行一时的“早请示、晚汇报”的源头。

　　１１月１５日，毛泽东在看了中央警卫团的报告和北京针织总厂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喜信后，批示称：“看过，很好，谢谢同志们！”

　　１１月１７日，中共中央以中发？６７？３５０号中共中央文件告之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称，“北京针织总厂革命委员会向主席报喜的信，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关于该厂问题的报告，都很好，是体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战略部署的一个典范。现将这两个文件发给全国各地区、各企业、各机关、各学校普遍阅读。请根据具体情况参照执行。”

　　虽然中央警卫团的报告没有详细说明“早请示，晚汇报”的具体做法，惟既然毛泽东已称赞“很好，谢谢同志们！”中央又要求各地“请根据具体情况参照执行”，“早请示、晚汇报”还是迅速地推广至全国各地，并发展成一整套程式化的、内容大同小异却又繁简不一的仪式。

　　在浓重的个人崇拜氛围之下，“早请示、晚汇报”因为毛泽东一句“很好，谢谢同志们！”进而发展成为这样一整套程式化的东西，可能是他始料不及的，但无论如何，在这个问题上，他本人应该要负很大的责任。

七、毛泽东提出制止建塑像而军队未执行

　　１９６７年５月４日，一座高８.１米的巨型毛泽东全身塑像在北京清华大学校园内落成。新华社翌日以“阳光普照清华园”为题为向全国报道了此一消息，这是文革中落成的全国首座巨型毛泽东全身塑像。

　　６月２８日，林彪指示，“建造大型的毛主席全身塑像，已经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要求。我们部队也应当这样搞。”“凡有代表性的大军事机关，其驻地有大院、有广场的地方”，“都可以搞”。７月１日，总参、总政在拟定的关于执行林彪指示建造毛泽东大型全身塑像的通知稿中称，“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应立即按林副主席的指示执行。”

　　７月５日，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７月４日编印的《文化大革命信访简报》第２８０期上刊载的《全国各地群众正在积极塑造毛主席巨像》材料批示称：

林彪、恩来及文革小组各同志：

　　此类事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请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讨论一次，发出指示，加以制止。
　　　　毛泽东
　　　　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

　　令人甚觉蹊跷的是，既然已有毛泽东７月５日的明确批示，到了７月１０日，林彪为什么仍将上述总参、总政通知稿转送毛泽东审阅？可能林彪仍然认为，毛既然从不反对个人崇拜，类似这样的批示，不过是毛有意做出的高姿态？

　　７月１２日，毛泽东对总参、总政通知稿批示称：

　　退林彪同志。

　　此件不发。中央已有指示。
　　　　毛泽东
　　　　七月十二日

　　毛泽东所称的“中央已有指示”，是指７月１３日毛批示“照办”的、周恩来根据毛７月５日批示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建造毛塑像问题的指示稿，该指示稿称：

　　现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转发你们，希望你们认真执行。应当向群众进行耐心的解释：广大革命群众强烈要求建造毛主席塑象，确实是出于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但是，建造毛主席的塑象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每一座塑象都应当保证政治上、艺术上的高质量，传之千秋万代。这只能由中央统一规划，在适当时机、适当地点建造，才可能做好。现在某些群众组织那种匆匆忙忙的做法，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而且会造成政治上的损失。毛主席七月五日指示：“此类事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希望你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加以制止。

　　１９６７年９月１３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贯彻执行中央“七·一三”指示的通知》（中发［６７］２９８号中共中央文件），该通知虽声称“无条件地坚决贯彻执行中央‘七·一三’指示精神”，惟其实对执行“七一三”指示的力度有所松动。尤其是该通知称，“人民解放军机关兴建主席塑像，统报军委批准后执行”，实际上为军队机关建造毛塑像开了一个口子。

　　根据有关资料的不完全统计，１９６７年６月至１９６８年７月一年间，北京地区各军兵种、大军区级军事院校和国防科研单位机关大院落成毛泽东大型全身塑像的时间、地点如下：⒈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１日，解放军政治学院大院；⒉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８日，通信兵机关大院；⒊１９６７年９月２５日，装甲兵机关大院；⒋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１日，第二炮兵机关大院、工程兵机关大院、铁道兵机关大院、防化学兵机关大院；⒌１９６７年１２月，国防科委、国防工办机关大楼前；⒍１９６８年７月１日，总后勤部机关大院、海军机关大院、炮兵机关大院。各大单位中，笔者惟未见空军、高等军事学院和军事科学院的有关资料。毛泽东塑像落成有文字记载及照片留存的，仅见海军资料：“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０日，海军党委常委会议决定，在海军直属机关大院建立毛泽东主席全身巨型塑像。１９６８年７月１日，举行了塑像落成典礼。”

　　值得注意的是，除解放军政治学院外，其他单位的塑像全部是在“七一三”指示发布之后落成的，可见军队各大单位根本未将该指示放在眼里。

八、真正起到冷却作用的中发［６９］３３号文件

　　就制止在全国蔓延的建造巨型毛泽东塑像热潮而言，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３日的中发［６７］２１９号文件及同年９月１３日的中发［６７］２９８号文件效果均不显著。而真正对狂热的“忠字化”造神运动的方方面面起到冷却作用的，是直到１９６９年九大之后中共中央于６月１２日发出的［６９］３３号文件——《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１９６９年６月毛泽东在武汉期间，审阅了《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并批示“照办”。６月１２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的这一文件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宣传毛主席形象、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上，有些时候，在一些地方，出现了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追求形式和浮夸浪费的问题。为此，特提出如下改进意见：一、各级领导要积极引导群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搞好思想革命化，不要追求形式，要讲究实效。二、重申中央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今后，塑造毛主席像，必须严格按此指示执行。三、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四、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五、各种物品及包装等，一律不要印毛主席像；引用毛主席语录也要得当；禁止在瓷器上印制毛主席像。六、“忠”字是有阶级内容的，不要乱贴滥用；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如有，应作适当处理。七、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活动。

　　这一中央正式文件如此全面地指责了文革以来对毛的造神运动的种种不是，多少损伤了人们心目中不遗余力地树立毛形象的林彪的威望。

　　九大之后不久，林彪去了北戴河，又去了井冈山。９月，林彪授意别人代他作了《重上井冈山》一首词，他将别人代拟稿中的“坚信英明领袖”改为“志壮坚信马列”，将“何疑星火燎原”改为“岂疑星火燎原”。改后的全首词如下：

　　西江月（重上井冈山）

　　繁茂三湾竹树，苍茫五哨云烟。井冈搏斗忆当年，唤起人间巨变。红日光弥宇宙，战旗涌作重洋。工农亿万志昂扬，誓把敌顽埋葬。
　　四十年前旧地，万千往事萦怀。英雄烈士启蒿莱，生死艰难度外。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辉煌胜利尽开颜，斗志不容稍减。

　　林彪词中“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一句，颇有由头。事缘１９３０年初，毛泽东曾给林彪写过一封长信，批评过他对时局估量的悲观情绪。此信在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时，标题定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删去了林彪的名字和信中对林彪点名批评部分。问题是林彪为什么会在此时重提三十九年前的这桩旧事，为自己打抱不平？这是否与前些时候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一事有关联？

　　值得注意的是，毛林之间的裂缝，从此不可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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