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文： 天安门事件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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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安门事件的前前后后

　　　　　　　　　　　　　　　　·李海文·

　天安门事件的远因与近因

　　天安门事件的爆发有几个原因，首先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反而下降。１９６６年中国刚刚渡过三年困难时期不久，就爆发了“文革”。这十年，人民一直没有摆脱贫穷。“文革”初期全国７·４５４２亿人，到１９７６年“文革”结束时人口上升为９·３７１７亿，人均年消费粮食３８１斤，低于１９５２年的３９５斤。３８１斤是原粮，如１００斤麦子出８５斤白面，只有３２３·８５斤，一天还不到１斤。其中农村有２·５亿人连这个数字都达不到，没有解决温饱，生活在贫困线之下。

　　１９５８年后因三年困难，工人、干部一直没有上调过工资。１９７６年职工平均工资（含国有、集体）５７５元，低于１９６６年的５８３元。１９６６年准备全国职工普遍上调工资，各单位已做好报表，就差发钱了，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这项工作只好中止。职工家庭增加收入主要靠孩子长大参加工作。１９５８年入厂的工人，以长沙为例，“年龄３５，粮食３５，工资３５”。工人们说：“胡子一大把，工资实在少，上养老下养小，生活困难得不得了。”

　　从１９６７年起动员了２０００万学生上山下乡。农村生活困难，劳动一年大多是只够吃饭，有的地方工分值太少，劳动一年连粮食钱都不够，还要向生产队贴钱买粮吃。当时上海、北京、天津农民收入最高，也就是每人每年二三百元，而陕西、甘肃最少，只有１００元左右。那些老区、少数民族、边疆地区更加困难。上山下乡的城市青年，虽然长大离家但不能自立，更不要说挣钱养家，反而还要家庭支持，添制衣服、支付路费。当时我的３个妹妹分别在陕西、山西、北京插队，母亲算过一笔账：养活一个知青和供养一个大学生的费用是一样的。这还不算国家为安置知青投入大量的费用、人力、物力，至今我没有找到这个数字。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知青、农民、家长三方都不满意。如果将这些钱财用来建设工矿、交通，可以发展生产，解决多少人就业。

　　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３０日，也就是林彪自我爆炸后两个多月，国务院下发文件给百分之二十八的职工小范围上调工资。由此可见，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一直在考虑国计民生，但是也只能在林彪集团垮台后才能做这件事。

　　国务院考虑到：“１９５８年参加工作的二级工已经工作多年，多数成为生产骨干，有两三个孩子，每月工资在４０元左右，生活确实困难。因此有必要对他们的工资和情况类似人员的工资进行一次调整。这次调整范围是，１９５７年底参加工作的三级工，１９６０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二级工，１９６６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一级工和低于一级工的工人，以及与上述工人工作年限相同，工资等级相似的职工，一般调一级（５元）。对１９５７年底参加工作的二级工，１９６０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一级工，可以调两级。”同时规定１９６６年以来分配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中工作的中专、技校、半工半读学校毕业生，工作已满一年以上，可以转正定级。这样一年工资基数增加１１亿元。

　　国家财力有限，只能小范围调工资，只能赶快解决欠账太久的问题，当然无法体现按劳分配。人多粥少，上海人精明，将一级工资分为两份，每个人调半级，使调级面扩大一倍。

１９５８年毕业的大学生已工作十几年，快４０岁的人了，早是各个单位的主力，还拿着转正的工资每个月５６元（以北京为准），研究生的工资每个月６２元。而他们由单身早已成为二个、三个孩子的父母亲，还要抚养没有收入的父母，生活并不比同龄工人好到哪里。

　　规定中没有包括１９６６年以来毕业的大学生。１９６６年毕业的大学生从１９６６年７月就拿着工资４３元（以黑龙江为例），在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１９６７年与１９６８年的大学生一起于１９６８年底毕业离校才拿到工资４３元。１９６５年入学的大学生是１９６９年或１９７０年毕业。可能国务院考虑他们毕业的时间短，１９７３年才发文让他们拿到转正工资。

　　收入少不说，再加上物品匮乏，生活更加困难。因物品匮乏，只好定量供应，以北京为例，每户每月１斤半肉，５斤鸡蛋，３两芝麻酱，１斤糖，只有婴儿才可以订１瓶牛奶。因我没有找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数据，以粉碎“四人帮”后第二年即１９７７年春节安排为例，北京每户供应３斤江米，１斤青豆，每人供应富强粉１斤，补助食油２两，其中１两是香油，花生半斤，葵花子３两，牛羊肉，回民在每月平均每人１斤半的基础上增加２斤，对汉民每户供应３斤，每户增加食糖１斤。春节期间投放活鱼７万斤，活鸡１８０００只，各种野味６１０００只，海味４８６０００斤，再制蛋１３万斤。而当时北京人口是８００万，按４口为一户计算，大约有２００万户。春节供应按人平均，按户平均是多少，读者一算就明白。这还是粉碎“四人帮”后人民积极性大增，尽力改善生活的供应标准。“文革”十年，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怎样的，可想而知。

　　首都尚且如此，全国各地的情况还达不到这个标准。１９７０年春，我分配到黑龙江通河，一个边远县城工作，商店货架上空空如也，小孩子跑进商店问：“买汽水要不要票？”听得我目瞪口呆，这是在北京生活的人无法想象的。在外地生活久了才知道首都是窗口，当时全国保障首都的供应，首都人民也有粮票、油票，买芝麻酱、鸡蛋、鱼也要凭票证，但是汽水是随便买的。在黑龙江玉米称为苞米，苞米茬子算是细粮，每月每人５斤。大家都舍不得吃。月底，我分配到学校，学校食堂可能没有别的粮食，顿顿是大苞米茬子，一连吃了３天，吃得我胃疼。我真感到又回到三年困难时期，物质乏匮的年月，人们生活困顿、艰难。

　　当时人们衣着以棉布为主，也是定量供应，每年每人７尺布票。即使定量，也不能保证供应，以河南为例，河南全省棉布欠产约３·５亿米，相当于全年定量全省布票的总和，商业库存挖了１·６亿米，年底只有１亿米了，基本处于半脱销状态。轻工业商品供应紧张，根本问题是生产不好。特别是火柴、香皂、洗衣粉、热水瓶、搪瓷制品、灯泡、电池、锅、碗、缸、日用陶瓷等。“反击右倾翻案风”后，造反派在“四人帮”的支持下，在各地大闹，其直接结果物资少了，以河南为例，１９７６年仅商业系统商品少收购６·５亿元，库存挖了３·３亿元，供求矛盾突出。城市非农业人口除定量照常供应外，元旦每个人补助１斤肉，春节补助２斤肉。城市非农业人口，两个节日每人供应豆腐４斤，豆芽３斤。节日尚且如此，平常的供应标准可想而知。

　　许多物品有价无市，人们生活水平下降，一直没有摆脱困难时期的阴影，与建国初期７年生产蒸蒸日上、日新月异形成鲜明对比。１９７５年张春桥、姚文元不顾经济基础的实际水平，大谈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在他们的鼓噪下，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为名，割资本主义尾巴，使广大工农群众收入降低，引起全国群众不满。“反击右倾翻案风”后，提倡四个现代化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四人帮”处处打压人们对周总理的悼念，群众感到前途渺茫，改善生活无望。这是人民不满“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也是发生“天安门事件”的根本原因。

　　１８８３年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墓前讲得很清楚：“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早在１９４８年１月，毛泽东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就指出：“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毛泽东将政治教育放在物质福利的后面，而“文革”以来，只有政治教育，将物质福利作为修正主义批判、取消。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长期生产停滞，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甚至下降，是“天安门事件”的根本原因。

　　在四届人大会上，周恩来总理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个号召给陷入无休止政治运动的中国人指出一条光明大道，使中国人看到希望和未来。

　　但是，“四人帮”一直将四个现代化与复辟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认为“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反对四个现代化，干扰经济工作、进出口贸易、引进工作，动辄批判。你抓生产，他们说这是唯生产力论；你抓国家积累，他们说这是利润挂帅；你抓企业管理，他们说这是管卡压；你关心群众生活，他们说这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

　　他们利用手中控制的舆论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１９７６年２月６日，《人民日报》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喜看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大辩论破浪前进》，攻击四个现代化：“他们搞现代化是假，复辟资本主义是真，卫星上天是幌子，红旗落地才是真意。”

　　他们不仅指挥写作班子写这样的文章，而且身体力行，逢人就宣传这一套。１９７６年３月７日张春桥接见外宾时说：“进口设备要拿钱去买，就要有外汇。没有外汇怎么办？就拼命出口。甚至于考虑进口外国的设备来开采一些煤矿，用开采出来的煤炭换外汇偿还。这种办法同台湾蒋介石集团没有多少区别。”他公开这样说，在下面也坚持这些观点。１９７６年他阅读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一书时，批注：“邓小平抱着科学救国的思想去法国，半个世纪以后，仍然是科学依靠那一套，真是难改呵。”

　　姚文元不仅不准公开宣传四个现代化，就是内部简报写上这样的话，也要删掉。１９７６年２月，姚文元审查中央广播局学习简报第一期清样时，删掉这样一段话：“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四届人大向全国人民提出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纲领。”姚文元谈话中讲得更露骨：“他们说现代化，不是孤立的现代化，包含谁掌握政权问题。我们要社会主义现代化，他们要资本主义现代化。他们要国企现代化的目的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要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姚文元和外宾谈话时说：“要外国资产阶级出钱用外国设备来开采我国的煤矿、石油，然后用开采出来的原煤等偿还外国的债务，这完全是投降帝国主义，把中国变为殖民地的政策。”

　　在他们鼓吹下，１９７６年全国工业企业的资金利润率只有１９６５年的一半，亏损企业占三分之一。生产上不去，利润下滑，是生活无法改善的根本原因。

　　“四人帮”真的相信这些空洞的口号吗？其实他们并不相信这些空洞口号。中国古语说：“言必信，行必果。”看一个人，不仅看他是怎样说的，更主要看他是怎样做的。

　　他们口头上宣传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可是自己从不走五七道路，除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到过中直五七干校，其他人连其眷属也没有去过。他们将五七干校作为惩罚、排斥干部的工具。张春桥的老婆文静历史有问题，在周恩来的压力下，１９７３年下半年，张春桥被迫与她离婚，但是也没有将文静送到干校，还特意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商议让她住在上海市委领导住的康平路大院里。张春桥一直和她保持联系，在“四人帮”被抓后，马天水等找不到张春桥，还向文静打听消息。
姚文元写文章说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的，宣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动员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而他们的子女及亲属从来没有上山下乡，张春桥就将侄子送到坦克二师六团当兵，更不要说他的子女了。

　　他们批判学校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地方，要批判，而他们将自己的亲属走后门送到学校、大学学习。张春桥亲自给装甲兵部队领导打电话，要他侄子“上大学”。他的两个女儿先当兵，然后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进入大学。他天天批判别人是祟洋媚外，却让小女儿到复旦大学英文系学习。可见他嘴上讲一套，内心里想的是另一套。这种口是心非的人怎么能让大家服气。

　　张春桥、姚文元写文章宣传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而自己从不实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虽然职务提升并没有相应地提高工资，但随着他们地位的上升，他们享受的物质待遇越来越高。利用职权提出种种过分的要求，吃、穿、住、行各个方面远远超过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仅举几个例子：

　　江青常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在旧社会（对你们）就不这样称呼了。秘书是小职员，服务员就是丫环，警卫员就是保镖、打手，司机就是车夫，厨师就是厨子。男的就是面首。”对待身边的工作人员就如同女皇对待奴仆一样，她常说：“我植物神经紊乱，你们和我谈话时，你的头不能高过我的头，只能平视，或者低于我的头。”如果工作人员站着和他说话，让她仰头听，或者说话声音大了，她就说：“你让我神经紧张，让我出汗了。”工作人员向她汇报只能蹲着，小心侍候。稍有不顺她对护士就大打出手，掌嘴，甚至残忍到用剪刀扎人，有的同志被她折磨得精神失常，有的被她打成反革命，关了起来。随意说护士是特务，要谋害她，前后换了十几个保健护士。

　　１９６６年夏，中央“文革”小组在钓鱼台１６号楼办公。从此，江青住进钓鱼台，整个园子里的楼房随她挑，一开始她住在周总理经常住的５号楼。周总理来了只能用１０号楼。没有多久，她嫌５号楼吵，又搬到１１号楼。这个楼紧挨着为毛主席准备的１２号楼。住了没有一年，疑神疑鬼，说安了窃听器，又搬到１０号楼。这个楼是接待外国总理的，房间大而多。与张春桥、姚文元住的９号，与有礼堂的１７号楼都近，活动方便。同时，江青在颐和园占了两处房子：藻鉴堂、介寿堂。这两处都是为西太后修的。江青说：“颐和园这个地方好，以前慈禧住，我们为什么不能住，我就要住。”她要散步，在藻鉴堂修了马路。她要骑马，沿着长廊骑。当时颐和园、北海、景山这些公园都不对外开放。

　　她到外地就更不得了，１９７１年８月４日到１６日在青岛住了短短的１２天，由吴法宪、李作鹏亲自接待、全程陪同。为她服务的专机竟达５０多架次，平均每天四五次，送王八、汽车、食品、小卧床。她要骑马，准备了一个骑兵班。在来之前将卫生间绘成图纸，按图设置。她占两处房子、两处礼堂，还搭了２０平方米的帐篷，供她打乒乓球、打扑克。手绢有１００条，用一块换一块一天两次消毒。每天吃饭不重样，专吃山东各地的名产。南四湖的王八，泰山黑水潭的赤鳞鱼，大泽山的葡萄，莱阳的梨，益都的银瓜，昌乐的西瓜，肥城的密桃，周林的麻饼，崂山的野鸽子。吃水果每天要品种不重样，不凉不热，不软不硬，西瓜要太阳晒，桃子要温水泡。虽然她按规定每天交８毛钱。经常大摆宴席。白天游山玩水，打扑克，晚上看国外进口电影。从北京运来５０多部美国、苏联的电影。

　　江青来后，李作鹏、吴法宪陪同左右，规定其他人不准上台阶。江青外出，吴、李开车门，江青爬山，吴、李在两旁搀扶。坐车在一起，打扑克在一起。对她的要求有求必应，唯恐照顾不周。动用一个连给她打赤鳞鱼，动员７０多个社员爬山走壁为她捕捉山鸽，陆军一个副指导员为此受伤。她到鲁迅公园要找４０年前曾在此处玩过的一块石头。吴法宪张开两臂为她挡风。江青出海照相，一会儿要这个队形，一会儿要那个队形。李作鹏亲自指挥舰艇编队形，定速度。每到一处，李作鹏领头喊“向江青同志致敬！”

　　九一三事件后，江青为了洗刷自己和林彪集团的关系，倒打一耙，说她到青岛有人挟持、监视、跟踪、谋害她。参与接待的同志共２００人都被划为嫌疑分子，就连没有见过她的人也被办学习班审查。查不出来所谓监视、妄图谋害她的人，她又说：“你们不要查了，你们查不清。”将这些嫌疑分子挂起来，有的审查了３年。干部战士们说：“江青像一条疯狗一样到处咬人，像一条饿狼一样到处伤人。谁接待她，她就陷害谁。”

　　王洪文虽然没有涨工资，却以生活补贴为名，按月索取，最初每月１００元、２００元、３００元，最高时达２１４０元。王洪文到中央工作后，仍向上海索要。而毛泽东的工资也不过４００多元。王洪文利用职权到处拿东西，要东西，仅１９７５年至１９７６年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从轻工业局拿自动手表、红旗牌照相机、彩电、录音机、高级糖果、巧克力、香烟等，累计１３万元以上。

　　上海市委每年给市招待所批拨几十万元，用途不准财政局过问。王洪文当了副主席，在上海３个月花掉２６０００元。钓鱼成癖，钓鱼杆是进口的，并要上海网厂为他试制特制线。一次批拨１７００万美元进口美国等国家影片。

　　１９７５年７月，王洪文在杭州住了６天，要３０个人为他服务，挥霍掉２３００多元。那时工人工资普遍是４３元一个月，他的费用是５０多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大家气愤地说：王洪文才是党内的资产阶级。

　　上行下效，他的小兄弟上海轻工局党委副书记马振龙，自１９７４年动用设备更新改造费购置轻工业品：手表１４００块，电风扇１５台，照相机８００架，家用缝纫机１０台，工业缝纫机７４７台，煤油炉２００台，扑克牌２１６００副，电影放映机、自行车、电视机、打字机、速印机、台钟若干，共挪用国家资金６２·９万元。他一方面自己挥霍，更多的是送到北京给金祖敏、周宏宝、祝家耀等人。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中央工作组进入上海后，从他的办公室里查出手表９１块、照相机２架、电视机８台、电影放映机及高级食品等轻工产品共６００余种，现款７０００元，共计３万元以上。黄涛、陈阿大、马振龙任意改变工厂的生产方向，用最好的料，请最好的师傅做家具、皮鞋，他们只象征性地付最少的钱。以样品审查、商品鉴定、试吃、试用为名，任意占有。

　　王洪文到北京住在钓鱼台１６号楼，除此之外，玉泉山、西山随便住。经常公款请客，次数之多，档次之高，连徐景贤都看不下去，１９７５年３月给张春桥、姚文元写信告状。但是告状也无用，因为张春桥、姚文元的生活也是很奢华的。

　　张春桥因和夫人离婚，单身一直住在钓鱼台，先住９号楼，后搬到７号楼。１９７３年毛泽东说钓鱼台无鱼可钓，纪登奎、陈永贵等都搬出去了，他却不动。

　　１９７３年下半年，姚文元搬到按院胡同，５口人住７０多间房子，连卫生、娱乐设施共一百几十间，鸟笼就有半间房大。两年之内修了３次，规定冬天采暖要求室内恒温２０－２２度。为了保证恒温，改为烧油的锅炉。

　　他们的住处条件与现在贪官相比是小巫见大巫，但是当时远远超过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周总理不让换锅炉，为了保证取暖，只好找一个旧的立式锅炉串上，就这样，冬天室内温度只能达到１３度至１４度。西花厅是老式房子潮湿，周总理不让换地板。

　　他们既然不相信这些口号，为什么声嘶力竭地宣传这些口号呢？一句话，因为他们已从空泛的口号中取得了权力，还可以由此继续获得更大的权力。何乐而不为？实践决定意识，人人都从成功中受到鼓励。既然他们的提升与人民的疾苦无关，他们为什么要关心人民的疾苦？既然他的提升与群众的选择无关，他为什么要关心群众？为什么要倾听群众的想法和意见呢？既然他们的提升与国家的兴盛、强大无关，他们为什么要关心发展经济、服从经济呢？声嘶力竭的“革命”口号只不过是他们谋取权力、利益的工具。长久以来，这个集团或者是只会说空话、套话，或者是只会吃喝玩乐，声色犬马。口号虽然空泛，但是可以杀人，因为他们垄断了口号的解释权。江青常讲一句话：“我保留批评权。”他们想怎么批评就怎么批评，想怎么批判就怎么批判。仅举一例：１９６６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的十六条，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但是他们的理解与周恩来、国务院同志不同。周恩来强调革命不能破坏生产，而他们强调革命第一，生产要服从革命。谁强调“抓革命、促生产”，他们就说这些人是“以生产压制革命”，戴上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大帽子。所以他们从不关心生产、国民经济，从不想研究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借政治局开会的机会向华国锋主持的政治局、国务院进攻。

　　他们的所作所为必然引起人们的口诛笔伐，人们的不满、愤恨到了不共戴天的程度，恨不得马上将他们拉下马。当毛泽东提出“资产阶级在党内”，人们不约而同认为，在党内资产阶级就是“四人帮”。他们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他们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就是“四人帮”形成、发展与灭亡的过程。

　　十年来政局一直动荡不安，中央一级的干部不断地出事。全国群众分裂，各单位、各地区分成两派，涉及人数之多，时间之长，建国以来罕见，从工人、农民、学生、干部，以至支左的部队及部队内部，派性与复杂的阶级斗争纠缠在一起，派性使斗争更加普遍与残酷。人们看不到胜利，看到的是打倒的人越来越多，平静、安稳日子到来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出什么事，不知道明天谁会被打倒。每打倒一个，就要本单位、本地区，乃至全国表态，动作稍比对立一派慢一些，就是没有跟上形势，动辄犯错误。形势瞬息万变，变化之快令人目眩，使人无所适从。当时流传一句话：站不完的队，做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挨不完的斗。轻则受蒙蔽，站错了队，检查、挨斗；重则成为死党、爪牙，被群众专政，关牛棚，关监狱，失去自由，甚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人人自危，难以自保，人民生活在恐慌之中，难以安居乐业。安居乐业是人民最起码的要求。

　　人们无所适从，一心为人民服务，努力工作，从中央、省、地、县到公社大队的干部成为走资派，他们的子女成为可教育好的子女；机关干部下放，就连刚毕业的学生也不能幸免；知识分子成为反动权威、臭老九。响应号召，第一批造反的红卫兵成为联动被关进监狱；红卫兵、中小学生成为下乡知青；不少造反派因“五一六”分子嫌疑而审查；三支两军的军队干部受林彪自我爆炸的牵连挨批。再加上历史问题、出身问题，几乎每一个人都可能被轮到检查，叶剑英说有１亿人受牵连，一点也不为过。现找到的数字，从１９７７年到１９８２年共纠正冤假错案３００万件，４７万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有的一个案件涉及数人乃至数万人，如为武汉七二○事件平反一案涉及十几万人。这仅是立案审查的部分，还有多少没有立案。“文革”中有多少人挨整，至今没有找到完整的统计数字。

　　早在２０００多年前古人就明白这个道理。曹刿要帮助鲁国抗击齐国，问鲁庄公：“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曹刿认为国（君）能尽心于民，则民亦尽心于国（君）。人心背向是大事。“文革”近十年过去了，人们渐渐有上当受骗之感。人们可以容忍犯错误，可以忍受失败，但是不能容忍上当受骗。人们开始思索，开始愤怒，开始行动。

　　“四人帮”权倾一时，成为炙手可热的权贵。“文革”中表面看是群众要怎样就怎样，而实际权力空前地集中，几千万人的党组织，十亿人民只能听命于几个人的摆布。“四人帮”却不受任何监督。中央“文革”小组可以随意宣布某某人是走资派、叛徒、特务，随便打倒元帅、副总理、部长、省委第一书记，并投入监狱，他们掌握着全国十亿人的生杀予夺之权。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看得一清二楚，这几个人就是庆父，“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人民痛恨他们。人民将“文革”中的冤屈、不满都集中在他们身上。一旦有人登高一呼，响应者遍地皆是。

◇　人民发出郁积已久的呐喊

　　人们悼念、歌颂周恩来，以此反对、抨击“四人帮”，要求尽早结束“文革”十年的动乱，要求尽早实现安定，坚持周恩来关于在本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建议。光照雨润，民心有账。

　　从１９７５年整顿，群众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和出路，强烈要求停止批判右倾翻案风。房漏在上，知之在下。

　　从“四人帮”对周总理治丧事宜的种种禁令，人们看出“四人帮”反对周总理、反对四个现代化的本质。群众对此强烈不满，以至到了愤恨、不共戴天的程度。

　　人民的不满、愤恨积蓄越久，爆发力越大，必然在最合理、最容易的地方突破，一旦突破就如同火山爆发一样喷发出来，势不可挡。清明节是中国人几千年的传统节日，这一天人们要纪念逝去的先人。１９７６年的清明节纪念周总理成为全中国人民共同的意愿、共同的行动。不仅在首都天安门广场，在南京、武汉等大城市的街头，并且遍及全国城镇，甚至乡村。纪念周总理，纪念他与人民共甘苦；纪念他关心人民的疾苦，坚持不懈抓生产；纪念他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纪念他为人民指出的四个现代化的道路；纪念他与四人帮坚持不懈的斗争。周恩来是人们心中的丰碑，号召群众的旗帜，反对“四人帮”的象征。人们不分“走资派”还是红卫兵，不分造反派还是逍遥派，不分红五类还是黑七类，对立的两派放下争执，一起行动。人们不分出身，不分职业，无论工农兵，还是干部、知青，大家将对“四人帮”的愤恨，对“文革”的不满，对前途的困惑，对祖国命运的担忧，对现在的诉求，对未来的愿望，都溶入歌颂周恩来的诗词中，化为一朵朵白花，化为一个个花圈，铺满天安门广场，铺满祖国大地。

　　人民群众与“四人帮”的矛盾一触即发。“四人帮”却视而不见。“四人帮”早已坐在火山口上，却浑然不觉，对群众的诉求不以为然，继续采取威吓、高压、镇压手段，不断激化矛盾。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从北京回到上海，３月中旬召开区县局会议传达。上海的干部群众中流传一种舆论：中央文件说有的地方需要转弯子，上海也需要转弯子。有的地方要向左转，上海要向后转。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和常委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一起议论，马说：“我们现在不是向右转、向后转的问题。我们现在是批得不够的问题。”他的意见得到这些人的附合。徐提出：“开个万人大会，交流经验，把批邓进一步深入下去。”

　　马天水报告张春桥，张很同意，并审阅了主要发言稿。４月２日，上海突破中央不点名的规定，在文化广场召开万人大会，连续开了２个半天。徐发言指名道姓地批判邓小平。

　　徐景贤还煽动一些人“要有杀头的准备”，编写文艺作品，并同朱永嘉等指挥写作班子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发表文章，诬陷中央和地方一批领导干部。

　　在这种政治气氛下，３月５日，《文汇报》在报道学习雷锋的题词时，删去周恩来的题词，就不是偶然的。３月５日是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１３周年的纪念日。新华社发通稿，其中有周恩来对雷锋的题词：“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这四句既是对雷锋精神的概括，也是周恩来一生的写照，早已广为传诵，深入人心。大家都知道上海是“四人帮”控制的，从上海的举动来观察“四人帮”的动向，看到《文汇报》删去周恩来关于雷锋的题词，马上联想到１９７４年批林批孔时，江青讲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批周公，认为这是“四人帮”的新动向，纷纷打电话、写信抗议，提出“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

　　３月１４日，上海《学习与批判》第三期出版，又登了上海写作班子负责人朱永嘉、王知常写的《从赵七爷的辫子想到阿Q小D的小辫子兼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辫子》。这是根据２月份张春桥和马、王、徐等在北京的谈话而写。３月２５日《文汇报》第一版登出报道《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说：“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暗指周恩来是“党内那个走资派”，“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成了邓小平的同义词。南京、杭州等地群众把这两天的《文汇报》张贴在街头，刷出大标语：“周总理的丰功伟绩不能抹杀！”“《文汇报》反对周总理罪责难逃！”短短数日，给《文汇报》抗议的信件、电报达４２０封，抗议电话１０００多次。《文汇报》社乱作一团，互相埋怨，推卸责任。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心惊胆战，慌忙向北京的“四人帮”告急。

　　３月２４日下午３时，江苏新医学院中医系师生抬着花圈，挽带上写着：“敬爱的周总理和革命烈士永垂不朽！”走出校门，所到之处受到群众的欢迎。在他们的带领下，人们像潮水一样涌向雨花台。人们终于找到一个表达自己感情的地方和方式。３月２８日，星期天，天气阴沉，南京大学数学系４００多人，抬着“光辉永照后人”花圈到周恩来战斗过的梅园新村。不少工人、学生、居民、甚至老人尾随，队伍越来越大，形成示威游行。警察指挥，停止一切车辆，让游行的队伍平安通过。梅园新村纪念馆得到省委通知，热情接待学生。南京大学师生的游行鼓舞了广大市民。３月２９日南京街头出现“《文汇报》的反党文章是篡党夺权的信号弹！”“不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誓不罢休！”“打倒张春桥”大标语。

　　南京大学学生要把南京的情况告诉各地，让全国一起行动。３月２９日下午，３００个学生分成２０个组，纷纷到街头宣传，在开往全国各地的长途汽车上刷大标语。晚上来到火车站，在职工、值勤民警、列车员、旅客的帮助下又刷又贴，大家一起振臂高呼：“打倒江青！”“把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张春桥揪出来示众！”“《文汇报》‘三·五’、‘三·二五’的文章居心何在？！”“揪出中国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警惕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马、徐、王慌了手脚，急忙派出大量民兵到上海近郊洗刷火车厢上的标语。标语用柏油、油漆写的，哪能刷干净。

　　消息传到北京，３月３０日，王洪文给《人民日报》主要负责人鲁瑛打电话：你们在南京有记者吗？（鲁答：有记者。）

　　王洪文：叫他们反映重要情况。南京大街贴出“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报，省委说没有办法。不是没有办法，是他们不管。第一，这个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是转移批邓斗争的大方向。他们是借着《文汇报》删稿，大作文章。别的报也可以删嘛！第二，你们的记者要深入到群众中去，深入到基层去。全省要批邓，自己不批邓，是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反到自己头上。你们记者要掌握南京的情况。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造舆论。南京事件是因为省委有走资派，省委的彭冲。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听了马天水的汇报，反而责问：“全国删掉题词的不只《文汇报》一家，为什么唯独查《文汇报》？”王洪文说：“删掉总理题词算个屁事！”姚文元说：“编辑不删稿子，那就不要办报了！”

　　４月１日上午，马天水、徐景贤召开紧急会议，徐景贤宣布：“现在有人以《文汇报》３月５日、３月２５日的报道大做文章，矛头是对着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严重事件。我们不要受它干扰，继续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

　　当日下午，徐景贤、朱永嘉、王成龙等到《文汇报》社，召开报社党委扩大会议。徐景贤代表市委对《文汇报》社表示“慰问”、“致敬”。《文汇报》社那些头头正吓得准备发“更正”启事，这下子腰杆子硬了，把从南京寄来的４０多封抗议信交给马、徐、王。马、徐、王转送到南京、杭州，使不少群众受到打击迫害。

　　“四人帮”顽冥不化，指挥《红旗》《人民日报》继续发表“反击右倾翻案风”文章，批判《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火上浇油，将火越烧越大，最后将自己葬送在熊熊大火之中。

　　从１月８日以来，悼念周恩来的花圈在天安门一直不断。从３月１９日起花圈渐多。３月２６日，刘传新指示天安门派出所把１９日以来送花圈的单位、人数、花圈数汇总上报。

　　刘传新何许人也？他原是驻无锡某部队副政委，其妻是无锡五中校长。１９６６年９月红卫兵从一个人家中抄出大量材料，刘与其妻认为立功的时候到了，利用职权把这些材料抓到手，给林彪写了一封信，派女儿等两人将材料送到北京。叶群见到材料，对江青说：“送来的材料多及时。”江青亲自接见，问了他们父母的情况。江青、叶群许愿：“将来把你们的爸爸、妈妈调来北京工作。”１９６７年３月刘传新调北京市公安局任局长。他主持北京市公安局的工作后，全盘否定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关心过的１７年的工作，要“彻底砸烂”，１１月把公安局处以上干部几乎半数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或修正主义分子，１０名副局长无一幸免。有１万多名干警包括老红军、老八路、老干部定为敌我矛盾，隔离审查、逮捕、拘留关押、劳改、遣返、除名下放，甚至刑讯逼供，有的无辜迫害致死。实现了张春桥所说：对公安干警就“是要突出一个狠字”。

　　１９６９年毛泽东多次指出把公安工作统统搞掉的错误，周恩来反复指示要恢复老干部的工作，当面谈话。他拒不执行。１９７４年批林批孔，刘在局内召开大会，大反周总理，说：“再提红线占主导地位，黑线是干扰，就是复旧。”千方百计将已结合的干部赶出公安局。１９７５年，毛主席批评“四人帮”后，市委领导告诉他中央有个“四人帮”。他根本不听。

　　３０日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曹志杰等２９位同志，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敬献花圈，在五四运动浮雕下面贴出了第一张悼念周总理，决心同“四人帮”斗争的悼词。刘传新派出便衣观察动态，记录小字报、诗词。夜深人静，派人收花圈。人们自动组织保护花圈。

　　许多没有赶上为周总理送行的人们，早就约好清明节时一起到天安门来祭奠。人们早就憋了一肚子气，对“四人帮”整总理不满，正找不到出气的地方，现在有人带头，大家纷纷效仿。在花圈上写着纪念周恩来、咒骂“四人帮”的诗词。第二天纪念碑四周放满了花圈。在纪念碑上，松墙上，花圈丛中到处都是悼词、小字报、诗词，数也数不清。人们拿着笔抄录诗词，后面的看不见，前面的主动站出来朗读。天安门成为花的海洋，诗的海洋，悼念周总理的海洋，声讨“四人帮”的海洋。

　　刘传新召开公安局会议，说：清明扫墓是“旧传统、旧习惯”，要阻止群众送花圈。还说：“现在反革命破坏活动相当嚣张，凡是纪念碑前的反动的东西，要搞掉。”“要追查幕后操纵者”。

　　“四人帮”知道４月４日清明节是祭奠先人的传统节日，到天安门纪念周总理的人必然会更多。他们抢先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南京大字报问题的电话通知》。通知全文如下：

　　（一）据了解，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你们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全部覆盖这类大字报、大标语，对有关群众要做好思想工作。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件，进行扰乱、破坏。
　　（二）对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要彻底追查。
　　（三）所谓总理遗言，完全是反革命谣言，必须辟谣，并追查谣言制造者。
　　（四）任何人不准冲击铁路。

　　《电话通知》将南京出现的大字报、大标语说成“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实际上已定性为反革命事件。

　　“四人帮”通过毛远新报告主席，主席圈阅后于４月１日下发。

　　４月１日，毛远新通知华国锋召开政治局会议，在会议上讨论了三件事。自从毛远新当上主席的联络员后，华国锋就很难见到毛泽东。接见外宾时，毛泽东安排华国锋和别人一起陪同。既然主席有指示，华国锋只能照章办事，召开会议。

　　会后，２日，毛远新向主席写了报告。报告写道：

主席：
　　四月一日政治局讨论了几件事。
　　（一）当前全国各地流传所谓‘总理遗嘱’（后查明是杭州的青年工人李君旭写的）、‘总理给主席的诗词’欺骗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干扰破坏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南京已有人借故闹事，还要利用清明节（四月四日）搞什么扫墓活动，并要以纪念杨开慧烈士名义送花圈。北京等地也有很多类似东西，这个动向值得注意。除电话答复江苏等地外，中央可以正式发一文件，说明所谓遗嘱之类，是敌人造的谣言，干扰破坏当前的斗争大方向，要追查，不要上当。
　　（二）今年五一节活动，有的同志提出不搞游园活动了，应改革一下，还有见报不好安排。可分三个公园分别报导，不搞通栏，只登政治局同志、副委员长、副总理，不搞过去上千人的大名单。建议邓小平不出席。其他政治局委员尽量都出席。
　　（三）二月初主席指示《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暂时传达到县团级，是否可以传达到支部书记和各级机关的党员干部。
　　上述意见当否，请主席指示。
　　如同意，国锋同志准备正式向主席写报告。
毛远新
四月二日

　　３日主席对毛远新的报告批：“同意”。退毛远新。

　　４月２日晚８时，熊向晖到小翔凤胡同看望叶剑英。熊首先汇报这几天南京、北京天安门的情况。

　　叶剑英说，“文化革命”有个好事，教育了群众。现在群众的觉悟高了，能分清是非。民心不可违，这是好事。让他们暴露。我查了俄文，法权就是权力。也看了《列宁选集》。

　　叶帅说，小平说误解毛。毛有两句话：大权独揽，小权分散。虽然是“大跃进”讲的，遵义会议后，历来如此。他一向反对所谓独立王国。陈老总一向是主管方面之人，调中央后，主管外交部，总理给他八个字：外交工作，授权有限。陈老总认为受用不尽。岂止是外交，各项工作都是授权有限。总理深得三昧。总理懂得授权有限，但‘限’究竟在哪里，周总理有时也掌握不住，挨批评。建国后成立政务院，有财经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和政务院平行。陈云管财经委员会，周不能管，大权在毛。以后改为国务院，政府是统一领导，但又成立书记处，小平是总书记，就是分总理的权。毛在上面，书记处分国务院的权。后来书记处权越来越大。１９６６年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批评邓不请示。当时小平说他自己不擅权。在毛看起来，实际上还是擅权了。毛是打过招呼的，九届一中全会上说，不要心血来潮，忘乎所以。我和总理商量多次让小平出来工作，开始管外事。１９７４年小平到联合国，江青反对。王洪文主持一段，去年让小平主持，毛讲得清清楚楚：你是总参谋长，不是司令员。小平以为让他全权处理。许多问题不向毛请示。大嗡大哄不是办法。这次又栽跟斗，是可以想得到的。现在情况很乱。这么搞下去很可能发生内乱。内乱就引起外患。我也老了，静观吧。

　　叶帅谈到国家的前途，十分担忧，有些伤感。熊向晖宽慰说：中国有句古诗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毛也讲过，道路曲折，前途光明。这种情况不可能长久。

从天安门广场，到中南海红墙内

　　２日开始向下传达《电话通知》。下午３时，汪东兴向他主管的部门打招呼：要求保证清明节不去天安门活动，要向他负责。国务院动作慢些，３日，政工小组向国务院所属部门发出电话通知，要求大家不要去天安门前送花圈。人们都在交换各部门的情况，从这些动向，人们观察各个部门及领导对周总理的态度，对“文革”的态度，对群众义举的态度。

　　“四人帮”传达《电话通知》时加了私货，将他们的个人意见说是政治局认为：“清明节是鬼节，是孔老二的东西。”（据熊向晖日记）

　　这天出现一首小诗《向总理请示》，其中有两句脍炙人口：江摇桥（指江姚张），是拆还是烧？

　　最受欢迎的诗是“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总理同人民同甘苦，人民同总理心连心”。

　　时任北京革委会主任的吴德回忆：“为了全面掌握情况，除白天以外，我还派人在晚上去广场多加观察。为了防被‘四人帮’抓住把柄整人，激化矛盾，我们要求覆盖或悄悄揭下那些言辞激烈、矛头明显有所向的诗词和标语等。从揭下来的悼词、诗词、标语和传单中，我看到大量是反对‘四人帮’的，个别也有指向毛主席的，也有少数表示拥护邓小平同志的。对于这些情况，在４月４日清明节前，市委没有出过一份简报，也没有向上汇报过。”（参见吴德：《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０５页）

　　４月２日下午４时４５分，张春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新西兰大使。会见前，张春桥向外交部美大司的同志讲南京等地借悼念总理之机，大搞“反革命”活动等等，实则影射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活动。他实在是按捺不住心头对周总理之恨，对群众悼念活动之惊恐，见人就宣传这是反革命事件。

　　４月１日，姚文元布置《人民日报》每日编一期或若干期《情况汇编》，经姚审阅、修改、定稿后上报。《情况汇编》对纪念活动真相做了很多篡改和歪曲，将群众对周总理的纪念说成是“借悼念总理为名，恶毒攻击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２日，姚文元对他们在《人民日报》的心腹鲁瑛说：“要分析一下这股反革命逆流，看来有个司令部。”同日，他在打给广播事业局的电话中说：“现在天安门纪念碑前送花圈悼念总理，是针对中央的，是破坏批邓的。”看到天安门广场出现纪念杨开慧的花圈，他气急败坏写道：“这同外地的煽动性的反动口号完全一样。”３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这个国家，激烈的斗争不断，但解决矛盾（某一方面，部分）却总是不彻底。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专政究竟不是绣花。”［参见《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第１０３页］真是杀气腾腾。４日，姚文元在《情况汇编》上批：“从这里可以看出，这股猖狂的逆流，完全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政治行动。”并上报毛主席。

　　早在毛泽东表态之前，“四人帮”就已将天安门纪念周恩来的活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

　　２日下午，刘传新主持召开北京市公安局常委会议，拟定了《对天安门广场出现各种问题的处理办法》，提出了具体镇压群众的措施。随后，成立首都民兵、警察、卫戍部队的“联合指挥部”（即“三联指挥部”），指挥部设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历史博物馆旁边的三层小楼内。指挥部决定抽调民兵、公安干警各３０００人以及部分卫戍部队组成机动力量。

３日，天安门广场被抓捕的群众已达１０人。消息很快传出来，人们互相提醒小心便衣。在广场上，人们素不相识，主动掩护贴诗词、朗诵诗词的同志，将他们安全送出广场。万众一心，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人民表达自己的意愿。

　　王洪文坐不住了，４月３日凌晨４时４０分他来到天安门广场，打着手电看纪念碑前面的花圈和诗词，回去后给他在公安部的亲信祝家耀打电话：“你还睡觉啊，我刚到天安门去看了一下，那些反动诗词你们拍下来没有？不拍下来怎么行呢？将来要破案的呀。否则，到哪里去找这些人呢？你们应该组织人去把它拍下来，要考虑将来破案。”

　　清明节前，“四人帮”磨刀霍霍，急不可待，准备镇压。

　　４月４日清明节，星期日，２００多万人次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活动达到高潮。广场上空两束气球挂着“怀念总理”、“革命到底”的巨幅挽联。地上的花圈从纪念碑一直摆到北边马路，摆到天安门两侧的观礼台。灰观礼台摆满后，北京市委立即指示开放红观礼台。地上摆不下，就向空中发展，每一根华灯柱上，都挂满了花圈或花篮。广场上人头攒动，摩肩接踵，聚集了几十万群众，观看的、抄诗的、照相的、朗诵的，群情激愤，高潮迭起。

　　上午，北京铁路分局的青年工人王海力在天安门广场展示血书。首钢工人李铁华含着泪对群众说：“我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今天，我再也忍不住了，我要讲几句话。”他要表达对周总理的怀念和敬仰。此时台上台下情景交融，群众高呼：“周总理万岁！”“同志们，我们发现有那么一小撮人，把矛头对准周总理，这是我们绝对不允许的！”他愤怒地有力挥动手臂。“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台上台下呼声一片。“斗争是尖锐复杂的，但是，我们要坚定信心，把那些野心家、阴谋家统统揪出来，打垮他们！”“打倒野心家！”“打倒阴谋家！”群众发出更加强烈的吼声（参见童怀周编：《丙辰清明见闻录》，工人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７２－７３页）。

　　下午４时，广场又一次出现高潮。广场的西边出现７米半高的铁花圈，庞然大物，鹤立鸡群，几十万人欢呼，广场沸腾了！人们向花圈致敬，向花圈涌去，和送花圈的数千名工人队伍融为一体。这是北京重型电机厂送来的第二个铁花圈。因为每天公安局都派人收花圈，群众发现第一个铁花圈丢失后，４月３日，工人们顶着政治压力连夜做了第二个铁花圈。在京西大道上走了１０个小时才到天安门广场。

　　晚上人少了，天黑，便衣很多。便衣有两种，一种是警察，另一种是民兵。民兵一眼就能看出，他们穿着统一的大衣，可能因为他们要呆到深夜，４月的北京深夜温度低，只有几度。而观看的群众很少有穿大衣的，这是一。其二，人们的眼睛都盯着花圈看，盯着诗词看、抄，而他们站在那万般无聊，目光无神，等着下班。

　　纪念碑的西南面，有人正高声朗诵《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大事记》：“（一）七四年一月，江青扭转批林批孔大方向，把矛头指向周总理。（二）七四年十二月，江青背着中央接见外国传记记者，诬蔑中央领导同志，在四届人大争当总理。（三）七五年一月，主席识破江青，按总理的意图召开四届人大，取得了斗争的初步胜利。（四）七五年七月，毛主席批评江青，停止其在中央的工作。在周总理患病期间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全国人民大快人心。（五）最近所谓反右倾斗争，是一小撮野心家的翻案复辟活动。毛主席说：‘翻案不得人心。’这些人翻历史的案成了过街老鼠……”

　　这个大事记脉络清晰，一针见血，听者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在场的群众大声叫好，跟着领诵者一起高声喊叫“毛主席批评江青……”痛快淋漓。一个人的声音微不足道，众多的声音穿过夜空，震动广场，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成为４日广场上最后一个高潮。

　　这天，杭州人民大会堂、延安路、解放路等闹市区，汇集了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张贴标语、诗词，列队游行，高呼“坚决揪出化装成美女的毒蛇！”“谁反对周总理谁就是人民的公敌！”后被“四人帮”打成“杭州四四反革命事件”。

　　这天，河南郑州二七广场等地，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后被“四人帮”定为“反革命破坏活动”。在安阳、新乡、开封、洛阳，人民也纷纷行动起来。这天，在山西太原、古城西安、遵义、昆明、南昌、重庆、青岛、天津……在全国各地城乡，许多的群众都举行了悼念活动。

　　“四人帮”一连几天在人大会堂的二楼窗口里观察天安门的动向。望着花圈铺天盖地，口号声鼎沸，涌动的人群如同滔天的海浪，他们心惊肉跳、万分恐惧。

　　“四人帮”在公安部的党羽祝家耀亲自去广场布置“取证”和侦察。姚文元再次打电话给《人民日报》负责人鲁瑛说：“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活动是反革命性质的。”刘传新紧急部署，要求“做到车辆准备好，拘留所、收容所做好准备”。

　　“四人帮”知道天安门事情只有毛主席才能拍板解决。毛远新不断向毛泽东汇报。据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回忆：“凡是毛远新每次要见他，主席总是很快就见。他反映的问题，主席也喜欢听。”“这些天，毛远新随时都来。”〔参见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７７６页〕

　　这天晚上，按照毛远新的通知，华国锋主持政治局会议，宣布开会。虽然毛主席指定华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但他连政治局常委都不是。王洪文是副主席，张春桥是常委，江青有特殊身份，姚文元控制舆论，毛远新是毛主席的联络员，直接和毛主席联系。所以华国锋在政治局会议上没有决定权，无法多讲话。现在查到的关于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原始记录，只有毛远新的笔记记录，记录中只有华国锋、吴德的发言，其他人的发言一概没有。笔记中这样写道：“华国锋说：今天晚上研究一下。很恶毒，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煽动群众打架。”当笔者问华国锋时，他说：“这个会议没有记录。我从来没有讲过‘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因为从１９６６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来，再也不能轻易讲谁是坏人。我说：今天晚上研究一下如何维持秩序，不要出大的问题，如何将集合在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散开。”

　　会上首先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吴德介绍天安门的情况。他说：

　　“在纪念碑前送的花圈有２０７３个，单位有１４００多个。还有一些花圈不写单位或冒充其他单位名义送的。３号５０７个单位送了花圈８００多个。４号４２０个单位送了４５０个花圈。看热闹的人很多，也还有坏人带着一帮打架的人也来送花圈。花圈最大直径６米，悼词一部分写人民烈士的，一部分写总理。３号到广场的人数大约２０万，４号到广场有７－８万人，最多是七机部、科学院，其次是四机部、铁道部、外贸部。北京市是７６１厂、广播器材厂、曙光电机厂、青云仪器厂。送花圈较多的单位也是问题比较多的单位。多数人是出于怀念总理，有的是学校到那里宣誓，批邓，教育干部。
　　“４月２日就开始有恶毒的……讲演，反动实质很清楚。诗词、悼词、小字报，有４８起是恶毒攻击主席和中央的。敌人利用这件事，性质和南京的一样。
　　“采取的措施：当场取证，拍照。向群众说这是反动的，结果有的公安被打。看准了是反动的，有人盯着，离开人群以后再抓，拘留了１０个人。拂晓前清理一次，把花圈取走。基层做工作。主要是把中央的《电话通知》发下去，说明有坏人利用群众的心情，攻击毛主席、党中央，破坏批邓大方向。《通知》发下去后，很多人说不去上阶级敌人的当了，知道所谓总理遗言是敌人制造的谣言，很多单位把花圈拆了，大多数群众是拥护中央的《通知》的。今天明显减少了。已投入了５０００民兵和３０００公安，着便衣，以民兵身份出现，做了大量保卫、劝说工作。有的公安被打。对外地进入的火车，有各种大标语的都在丰台刷掉”（毛远新的笔记与吴德《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第２０７－２０８页的回忆基本一致，措施一段，吴德回忆简单）。

　　吴德汇报天安门的情况，远比实际规模小得多。他这样是为了保护群众。在此之前，北京市委没有出过一份简报。因为４月１日经毛主席批准中央已发了《电话通知》，所以吴德只能讲天安门事件和南京是同性质的。

　　此前３日，北京市委曾邀请各界群众代表座谈，征求对花圈的处理意见。到会群众代表要求将花圈摆放到６日，由群众自己取回去，因为当时周总理的遗像很少，群众要求取回花圈中的周总理遗像，对于群众不取走的花圈可以移送八宝山。当时吴德认为情况是复杂的，天安门广场上早有反对“四人帮”的诗词、标语，但更多的群众言论、活动是悼念周总理的，有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在乘机活动。北京市可以先做群众工作，花圈可以放到清明节以后再取走。在政治局会议上，吴德将群众意见作为市委意见提了出来。他说：过了清明节再收花圈，争取两三天的时间做群众工作。

　　华国锋说会上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如何处理天安门的花圈，并没有涉及性质问题。这与吴德的回忆是一致的。吴德回忆说：“当时，政治局的同志也没有人说这是反革命事件，他们只是说有反革命分子在活动。”

　　“四人帮”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急不可耐，非要在当天晚上就收花圈。反复强调清明节已过去了，应该马上把花圈收走。吴德一再坚持：处理不要太急。

就在双方的意见相持不下时，鲁瑛跑进来和姚文元咬耳朵，说在广场的南部发现反对江青的东西，内有反革命的内容。还给了姚文元一个条子，上面写的题目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情况》，内容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大事记》。姚文元立即交给江青。

　　江青一看，暴跳如雷，用手指着吴德，质问：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情况？为什么允许反革命讲演？

　　吴德说：我在这里开会，怎么会知道？

　　江青说：这个反革命分子要马上抓起来，这样的人不抓是右倾。还用手指着吴德严厉地说：你中邓小平的毒太深了。

　　吴德只好站起来检讨了几句，然后出去给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打电话。吴忠说确有此事，但现在围观的人太多，不好抓。不久吴忠报告人已抓起来，是由刘传新亲自坐镇抓起来的。

　　吴德仍坚持不能马上收花圈，要给时间做群众工作。吴德做过多年的省委书记，深知　“民意可顺不可激，可解不可结”。

　　江青大发雷霆：吴德，你想保留反革命的讲坛吗？她看着手表说：现在已过了１２点了，现在已是４月５日了。清明节已经过去，悼念活动应该结束了，你们完全有理由向群众解释清楚。现在就动手，天亮前必须把花圈全部送八宝山。接着不由分说，马上布置北京市连夜派民兵到天安门广场收花圈。

　　散会后，王洪文不放心，直接到指挥部亲自监督清理花圈。出动２００辆汽车将大部分花圈运往八宝山销毁，小部分放到中山公园、广场东南角的小楼里留下当做“罪证”。在清理广场时，５７名在场群众均遭审查，其中７人因抄诗或可疑被捕（参见《四五运动纪实》，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３月第１版，第７６、１６５页。毛远新在会后写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１００多人集中起来，进行教育，肃清流毒，其中２０多人身上都有反革命传单、材料”）。

　　“四人帮”强行拉走花圈成了天安门事件的直接导火线。

　　毛远新连夜向毛泽东写报告，名义是汇报４日晚政治局讨论的情况，实际是部署下一步工作，想得到毛泽东的批准后再以此来压政治局接受。

　　将毛远新的报告与他４日晚上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记录对照，可以发现有很多相似之处。

　　例如，他在会议记录中有这样一段话：“看来这次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邓小平从１９７４年到１９７５年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什么批林批孔是批周公，什么反经验主义是揪总理，并造了大量舆论，说××要夺总理的权，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用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明显是拿死人压活人，是党内走资派将矛头直接指向主席的。‘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未有过这次这样的逆流，过去都是想念毛主席，这次根本不提毛主席。敌人比过去更猖狂。”

　　这段内容他在报告中是这样写的：“这样大量的在天安门前集中那么多群众公开场合下发表反革命的演说，直接攻击毛主席，是建国以来没有的。很显然，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不仅北京，全国不少地方都有。这也是去年以来大量散布反革命谣言，造反革命舆论准备的继续和发展……今年邓小平的名声不好，就抬出总理作文章，攻击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反总理，利用死人压活人，利用总理在群众中的威望来为邓小平效劳，编造大量所谓‘遗嘱’‘诗词’‘谈话’等等东西美化邓小平，于是谁要是批邓，谁就是反总理了。这种手法颇有些煽动性。”

　　这两段话在内容上别无二致，只是表述顺序不一样，报告更加突出群众的矛头是指向毛泽东的，“这样大量的在天安门前集中那么多群众公开场合下发表反革命的演说，直接攻击毛主席，是建国以来没有的”。可能毛远新在政治局会议上就起草了这份报告，由于情势紧张，他边听边起草，将自己的意思加在发言内，使后人看了误以为都是吴德和华国锋发言的内容。

　　但其实他的报告与事实相距甚远。了解全局的吴德曾回忆说：“我们要求覆盖或悄悄揭下那些言辞激烈、矛头明显有所向的诗词和标语等。从揭下来的悼词、诗词、标语和传单中，我看到大量是反对‘四人帮’的，个别也有指向毛主席的，也有少数表示拥护邓小平同志的。”

　　毛远新以偏概全，夸大事实，故意将矛头引向毛主席，激毛泽东生气、发怒，他在报告中几次说“反革命谣言”、“反革命舆论”，引导毛泽东宣布这是“反革命”事件，为他们镇压制造口实。华国锋得知这个报告后说：“他写这封信显然是和‘四人帮’商量过的。”

　　毛泽东看后在信尾“毛远新”３个字前面写了一个“退”字，就是退毛远新。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态。他仍在思考、观察，他并不是那么容易激怒的，不会听别人摆布。

　　这个报告到了不同的人手里，会有不同的执行方法，也就会带来不同的结局。“四人帮”对周恩来恨之入骨，对群众纪念周恩来他们早已定为“反革命”事件。在毛泽东写“退”之前，他们已按照此部署执行实施：派５０００民兵和３０００公安人员包围天安门，抓住了当众宣读“反革命”传单的人（即朗读《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大事记》的青年）；把周围保护这个“反革命分子”的１００多人集中起来，进行教育，肃清“流毒”；清理现场，花圈都送到八宝山。

　　“四人帮”自为得意，但低估了群众的觉悟和力量，没有想到会激起众怒，酿成震惊世界的天安门事件。

　　５日清晨，群众来到广场，花圈无影无踪，诗词、挽联、条幅不翼而飞，守护花圈的战友也不见了。消息迅速传开，群众自发地从四面八方赶往天安门广场。

　　纪念碑前设了封锁线不允许群众进入送花圈和集会。６时左右，北京一七二中３０多名学生，在群众支持下，冲破封锁线把花圈送到了纪念碑的浮雕飞檐上。之后在纪念碑前举行了悼念仪式，安然退出。

　　７时半，一个４０岁左右的军人走到纪念碑前发表讲话：中央已作了决定，不要再送花圈了。要大家把刚摆好的花圈移走。

　　“冤有头、债有主”，大家正找不到花圈和战友，纷纷责问他。这时有人领头高唱国际歌，歌声成为动员令，大家万众一心，边唱边在广场示威游行，同时高呼：“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

　　一个身穿灰上衣、深蓝裤的人突然喊道：“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大家问：“总理是不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现在呀，我还不敢讲。”他的回答引起众怒，拳头像雨点一样落下来，有工人民兵上前解围，其中一个高喊：“你们受骗了，周恩来是最大的走资派。”说完就逃进人大会堂。

　　群众像潮水一样追到人大会堂的东门，停住脚步，站在门外。经过１０年“文革”，群众的斗争水平大为提高，他们说：你们想让我们冲入大会堂，制造事端，我们就不冲。大家都聚集在会堂东门口、廊柱下面的台阶上，愤怒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一时形成对峙局面，形势一触即发。广场上到处都是人，年轻人在广场，老年人就坐在观礼台观看、助威。几十万人群情激愤，势不可挡，如同堆满干柴的大地，一点就着。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安抚、疏导，化解矛盾。

　　按照毛远新报告中所说的办法，１０点，一连战士从南侧上台阶驱赶群众。１００多人，在群众中显得那么渺小，很快被群众分割成三块，动作不得。群众有节奏地喊：“你们的军装是周总理长征吃过的草根来染成，你们的枪刺是我们工人来制造，你们的身体是我们农民的粮食来铸成。你们的父母姐妹盼望你们猛冲在和敌人的斗争中……“这时从北侧上来一队工人民兵，群众喊：“工人阶级不打工人阶级”，“昨天纪念碑前可能还有你们送的花圈，可今天你们却来镇压悼念总理的人民，想一想你们对得起总理吗？”群众齐心协力，将解放军、民兵送下台阶。

　　斗争持续了几个小时，群众又气又累，每个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这时，两辆小轿车改造的广播车从北向南开过去，广播车边走边广播，后面跟着不少公共汽车。群众自觉地让开路。广播车掉头向北开去，一遍一遍重复：“清明节已经过了，悼念活动已经结束，请革命同志离开广场，警惕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群众愤怒了，“谁是阶级敌人？“大家团团围住广播车，质问着。一辆广播车喊了：“周总理万岁！”群众放过了它。而另一辆广播车坚持诬蔑群众的言论，激怒了群众。众人愤不可遏，一拥而上，砸扁了喇叭，推翻了车。

　　１１点多钟，一个戴眼镜的青年指着历史博物馆旁边的小楼对大家说：“那个小楼是三联指挥部。花圈和战友，他们都知道在哪里。”于是大家十人一排，手挽着手，向广场东南角的小楼前进，高唱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歌声在天安门上空回荡，传到中南海，传到远方。

　　群众包围了联合指挥部，４名群众代表进去交涉，提出归还花圈、释放被捕的保护花圈的群众、保障群众悼念总理的权利等３项要求。由于指挥部毫无诚意，谈判无结果。１２时５８分，愤怒的群众烧着了指挥部头头乘坐的上海牌轿车一辆。下午３时许，给工人民兵送饭的一辆面包车开过来，群众又饿、又渴、又累，车里的馒头一个一个飞出来。随后，３个中学生点燃了这辆面包车。旁边的两辆吉普车也被烧了。大队的解放军就站在十几米之外，一声不响地看着。部分群众冲进小楼，从后院找到花圈，气昂昂地抬出来。５点零４分群众点燃了院内的稻草，小楼大门东侧的房间起火。下午５点１５分指挥部全体人员撤离。由于楼房是水泥结构，火势无法蔓延，上百名战士静坐在楼后（参见《丙辰清明见闻录》第１１８、１１９页）。

◇　张春桥攻击邓小平是纳吉

　　５日，毛远新通知华国锋，主席指示召开政治局会议，特别说明要邓小平参加。从２月后，邓小平不经常参加政治局会议。

　　下午，会议在人大会堂的江苏厅召开。江苏厅在会堂的西部，要从西门进去，而且看不到天安门广场。在此开会主要是出于安全考虑。

　　会场气氛很紧张，邓小平刚一进来，张春桥劈头一句就是：“你是纳吉！”

　　纳吉是匈牙利事件时上台的总理。他一上台马上宣布退出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国家中立。后来以卡达尔为首的工农革命政府成立，请求苏联出兵，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恢复了国内的秩序，逮捕纳吉，以叛国罪处决（１９８９年５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为纳吉平反，就重新安葬纳吉作出决议，并于６月１６日在布达佩斯举行重新安葬仪式）。张春桥的意思是天安门事件是邓小平发动的。他对小平同志恨之入骨，对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件惊慌万状，早已将之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了。

　　邓小平不理他，不吭声。从去年１１月批右倾翻案风以来，毛泽东仍让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他来了就宣布开会，从来不讲话，每隔半个小时上一次厕所（因有病），到时间就宣布散会。

　　会议一开始，毛远新手里拿着几张纸，说是主席批示，其实就是介绍他给毛泽东报告的内容。因为主席没有批任何话，只是退给他，他就认为主席是同意他的意见。

　　王洪文听了毛远新对毛主席批示的传达，提出要调１０万民兵。

　　吴德说：北京的民兵没有上海训练得好。现在工人已经下班回家了，调不来这么多。
　　王洪文问：能调多少？
　　倪志福是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总工会主任，他说：最多也就两三万吧！
　　吴德说：广场上这么多人，调两三万民兵进去解决不了问题，广场上的人比能调动的民兵多得多，搞不好广场情况更加混乱。
　　张春桥就说：用广播的办法动员群众离开现场，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

　　江青用手指着吴德说：你是北京市革委会主任，你怕什么群众？应由你出面讲话，动员群众离开，把你的讲话录音，放录音带。

　　后来会议决定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讲话，主要是不要让更多的群众参加闹事。吴德当场起草讲话稿，这个讲话稿没有提悼念周恩来的内容，也没有提邓小平的名字。起草好后给华国锋看，政治局的其他人也都看了，因为情况紧急，在会上都没有来得及详细、具体讨论（参见《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第２１２－２１３页）。

　　因为毛远新传达主席指示已提到两种可能性，一种就是“挑起新的事端”，不仅准备了民兵，而且还调了部队。“四人帮”提出要调民兵到广场维持秩序，大家都不好反对。另外，１０年“文革”虽然一直不太平，但是没有发生过在天安门闹事的。局势大乱，必定是老百姓遭殃，谁也不愿意看到事态失控。华国锋悄悄告诉倪志福：不要派那么多民兵。因为他想还是要区分两类矛盾，在广场上的群众绝大多数是人民，他们是为了悼念总理，还是要引导。这一年发生的事太多了，后来这些话华国锋都忘了，还是倪志福写的材料里提到的。１９８０年代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调查天安门事件，吴德、倪志福都写过材料。（１９８９年１月１９日华国锋和笔者谈话时说：说我能顶住说天安门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这是不可能的。但说我从心里就认为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也是不对的。所以一粉碎“四人帮”我就下令放人）。

　　为了作准备，吴德和倪志福提前退场。吴德、倪志福向吴忠传达，吴忠说：“天安门广场上群众那么多，民兵去了一定会出问题，可能会发生流血事件，将来谁负这个责任？”他们３个都很怕发生流血事件，决定采取拖的办法。因为华国锋叮嘱倪志福少派民兵，他们商议只派了１万民兵，而不是王洪文提出的１０万。

　　政治局散会后，“四人帮”没有离开人大会堂，一直在观察广场的情况。

　　６点半，天安门广场的高音喇叭响了，开始广播吴德讲话。他在讲话中并没有点邓小平的名字，而是指出：“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

　　群众听到吴德的广播讲话后绝大多数离开了广场。因为绝大多数群众不想闹事，另外也到了吃晚饭的时间。

　　４月８日，这个讲话在《人民日报》发表时，点了邓小平的名字。因为《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是姚文元的亲信。

　　７时许，民兵１万（毛远新给毛泽东的报告说１万人。《四五运动纪实》一书说５万，可能包括广场外面的民兵）、公安干警３０００、卫戍部队５个营分别在中山公园、午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历史博物馆、二十八中学等地待命。晚９时半广场的灯都亮了，９时３５分，对纪念碑前未散的群众进行清场。吴德等定的原则，是凡身上带有凶器、带有易燃易爆物品、带有反动传单的人，交公安局审查，其余的天亮前放回去。不少人被关进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经过审查，许多被单位接回，只有文化部系统不准接。被捕关进监狱的，吴德回忆有１００余人，群众说２００余人，刘传新报告３９人（参见《四五运动纪实》第１６７页）。在天安门清场时，没有死一个人（参见《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第２１６页）。后来“天安门事件”平反，中纪委审查结果都是清场时没有死一个人。

　　吴德一直忙到６日的下半夜才回家。到家后将女儿吴铁梅夫妇叫起来，心情沉重地说：“天安门没有死一个人，将来我要承担责任，可能被杀头。”铁梅看见父亲说话时两眼红肿，他三天三夜没有合眼了（据２００４年采访吴铁梅、边作铭夫妇所言）。

毛泽东告诉毛远新：让华国锋任总理，要快！

　　６日凌晨３时，毛远新通知华国锋，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这些天，毛远新随时向毛泽东报告。他通知华召开政治局会议都是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才敢这样说。

　　会议是在人大会堂开的。华国锋进去时，毛远新和“四人帮”都已到了。会议首先听取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介绍情况：

　　今天（５日）敌人闹得这么凶，我们估计不足，上午很被动，下午才扭转过来。从现场来看，有组织活动的约有２００来人；跟着起哄或同情支持的４０００多人，其中有十几岁的学生，社会流氓；其他是看热闹和过路的人。昨（４日）晚上的行动，捉了十几个，清理了花圈，５日早上６点他们就来了，提出：１、要花圈；２、要战友。他们利用战士、民兵打不还手的纪律，硬往死里打。总计伤了１６８人，其中民兵６１人、战士５２人、公安５５人，重伤１５人。已送医院抢救。烧毁汽车４台，砸毁汽车２台，并放火历史博物馆南侧的小红楼（现场市委指挥部）。烧自行车一大堆。

　　下午决定只要歹徒动手打人，民兵、战士、公安可以还手，并配备了短木棍，敌人的气焰马上就下来了，我们的士气大振。市委通过天安门广场的大喇叭广播以后，多数看热闹的群众都很快走散了，１万民兵和５个营的战士、３０００公安带着木棍把闹事的人全部包围，分批清理，多数教育释放，捉了最坏的３９个，大部都有证据。目前天安门恢复正常。

　　这次特点集中攻击毛主席，攻击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就是不批邓，不提走资派，不正面提毛主席（攻击的提）。很多不是这些青年人写得出来的，内容既恶毒又隐晦，是白头发的人编写的。

　　再一个特点是法西斯，不顾后果，疯狂已极，杀人放火无所不为，不是抢救得快，很多人会被打死了，连提出不同意见的看热闹的群众都往死里打，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在天安门广场光天化日下群魔乱舞，是历史上没有的。此外，从整个行动来看，完全是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的。

　　今天得了教训，准备明后天新的反扑，已组织了３万民兵、９个营的战士，只要允许民兵挨打还手，不用战士也可以对付。

　　之后，吴忠做了补充。他说：“趁我们拂晓调整兵力布置的时机，（敌人）突然组织反扑，我们过于天真了，看简单了。估计敌人会准备明暗两手，要防止暗杀，破坏活动，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今天估计不足，准备也差，在今天下午烧汽车时就应出动，但是调动不灵了，指挥部（被）包围，（敌人）冲进去放了火，楼上有民兵指挥部的马小六（首钢的工人，十大的中央候补委员）、张世忠（新华印刷厂的工人，新华印刷厂革委会副主任，北京市总工会副主任，九大、十大中央候补委员）和卫戍区的两个副司令、公安局的两个副局长，从后门跳窗户才跑出来，教训太大了。”

　　“四人帮”当然是趾高气扬，与４日政治局会议上的情况已完全不一样。他们兴高采烈，不断插话，早已将“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要求中央尽快将５日的情况通报全国。召开政治局会议不过走过场，走手续。

　　会议一散，毛远新就给主席写报告，他故意不写“四人帮”在会上的发言，因为群众是对着他们来的。他大写刘传新、吴忠的情况介绍；笼统地写政治局讨论情况，将“四人帮”的意见说成是政治局的意见。慌乱之中将４月６日写成５月６日，可见他内心的恐慌，群众的行动将他吓坏了。报告３时报给主席。在报告中他写道：

　　政治局的同志一起研究分析了一下：不要以为事情完了，防止他们声东击西，准备更大的事件发生。因此民兵不要出去，指挥要从全市着眼，不要只注意广场。对民兵讲清楚这是反革命暴乱性质，不要把民兵手脚捆得太死，“小人动手，老子也动手”。公安局要侧重侦察线索，找到地下司令部。部队也要加强教育，防止敌人也拿起武器，包括枪支。要准备几个方案，徒手、木棍、动枪。市委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工作，使全市人民知道天安门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明后天《人民日报》社论，组织全市人民学习，批邓，提高警惕，准备更大的斗争。国锋归纳的大家意见（其实是毛远新归纳），建议由北京市立即把这两天的情况、性质、主要罪行、采取措施写个材料，中央尽快通报全国。今天的事必然会传到全国，敌人会进一步造谣，制造混乱，挑起更大的事端，各省市不了解情况有所准备是不行的。大家认为尽快向全国通报很有必要，起草后送毛主席。
主席还有什么指示，望告。
　　　　毛远新五月六日三时

　　毛主席在毛远新处写一个“退”字，仍没有明确表态。

　　按照毛远新在报告中部署，鲁瑛连夜组织人赶写社论《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６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要提高革命警惕，反击右倾翻案风既然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必然会遇到国际国内阶级敌人，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的疯狂抵抗和捣乱。我们要随时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要防止阶级敌人散布谣言，制造事端，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革命，破坏生产。一小撮阶级敌人，制造政治谣言，蛊惑人心，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严加追查，坚决打击。”

　　６日天安门广场一天平静，江青却望而生畏。她认为这件事的后台是邓小平，只要邓小平留在党内一天，就有可能再次发生类似的事件，她的安全就得不到保证。而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只有毛主席说话才行。她以为可以和１９７０年庐山会议一样，带着张春桥、姚文元一起向主席汇报，主席之后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扭转乾坤。林彪这伙人阵脚大乱，最后林彪落荒而逃。

　　下午３时她和毛远新来到游泳池（据毛远新笔记），毛泽东此时躺在床上。江青走到主席床前，说：“我来这之前，特意到天安门广场绕了一圈，一路上硝烟弥漫，一伙人烧房子，烧汽车。这是以死人压活人，邓小平是他们的总后台，我要控诉。我建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毛主席看了看她，没有说话（参见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

　　为什么毛主席没有讲话？大约有几个原因：第一，江青汇报的是５日的情况，并不是最新情况。第二，毛主席看出江青吓得魂飞魄散，六神无主。毛主席一生经历了无数危难，都是临危不惧，神闲气定。他最看不起胆小鬼，临事乱了阵脚，这种人难当大任。第三，毛泽东从江青“开除邓小平党籍”的建议看清楚了“四人帮”的目的，也进一步看清这场斗争的实质。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在这关键时候，必须谋定而动。

　　晚６时，毛泽东写道：“士气大振，好，好，好。”他让毛远新通知华国锋马上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这个批示。

　　这个话就是针对江青的汇报。实际上不指名地批评她夸大其词、惊惶失措，告诉那些被吓得魂不守舍的人，事态已得到控制，这些事没有什么了不起。

　　６日晚上，毛远新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主席的指示：“士气大振，好，好，好。”

　　会后，江青再次来到游泳池，身着军衣，挎着军包，带来了茅台酒、肉、花生米，宴请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庆祝胜利（参见郭金荣：《毛泽东的晚年生活》，教育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４７页）。江青庆祝得太早了，这次和庐山会议完全不同，毛泽东并没有采纳她的建议，而是另有考虑。

　　毛泽东宣布“士气大振，好，好，好。”控制住局面，稳住“四人帮”后，经过一天深思熟虑，下了决心，７日上午８时零５分到９点１５分，再次找毛远新谈话，谈了有１个小时。毛远新做了详细的记录。根据什么判断是毛泽东找毛远新谈话，而不是毛远新主动汇报呢？第一，毛泽东从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是夜里工作，早上７时正是毛泽东平时睡觉的时间。一般在毛泽东睡觉时，任何人不能打扰。第二，从谈话内容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话不是随意而说，不是听了毛远新的汇报随口讲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第三，毛泽东的这番话是战略性的，决定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毛泽东先让毛远新再次汇报６日政治局开会的情况。毛远新说：“会议提出打不还手，性质变了，应还手。”毛泽东反应很快，马上问：“谁人建议？陈锡联？”毛泽东十分注意陈锡联的态度。他没有问是不是华国锋讲的。因为他知道华国锋沉稳，不会提出这种建议。

　　毛远新回答：“好像不是他。他是赞成的。大家的主意。政治局好几个同志一直在大会堂注视广场事态变化。北京市委一起研究解决的办法。吴德去发表演说，是大家的主意。动员一般群众离开，人少才好动手。”

　　毛远新所说的“政治局好几个同志”就是“四人帮”。毛远新比江青聪明，他故意不突出“四人帮”，不给毛泽东这种印象：群众是对着“四人帮”来的；这次“四人帮”出的主意最多、最积极。他不让毛泽东认为“四人帮”和群众严重对立已到了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的程度，以免引起毛泽东对江青以及“四人帮”的批评。他一再强调是政治局大家的主意。给毛主席一个印象，政治局是团结一致的，“四人帮”和大家是团结的。他在毛泽东面前不讲其他政治局委员的坏话，如讲“他是赞成的”之类的话也是一种应付。

　　主席：“好。”
　　毛远新：“通报全国。”
　　主席：“公开发表。”
　　毛远新：“登报？”
　　主席：“是，发表《人民日报》记者现场报道（指桌上《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三份）、吴德讲话等。”头脑清醒，对答如流。
　　毛远新问：“市委报告不发？”
　　主席：“不发，并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上等三中全会时补手续。”
　　毛远新：“太好了！将来开三中全会时补手续。”大喜过望。
主席：“嗯。”点头。
　　毛远新问：“由中央作决议，也公开发表？”他要将“开除邓的一切职务”砸实。
　　主席：“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
　　毛远新说：“好。上次会议，春桥同志当邓小平（面）说：你看看天安门前的情况，人家要推你出来当纳吉。”这时才将张春桥抬出来，引用张的话。
　　主席点头：“是的。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据此，赶出来！“说到这，毛泽东一挥手，做“赶出来”的动作。
　　毛远新：“应该赶出去，我马上找国锋同志。”

　　从去年９月告状，经过８个月的努力，终于将邓小平赶出来，达到目的，急不可耐。

　　主席说：“小平不参加，你先约几个人谈一下，不约苏振华。”
　　毛远新不敢造次：“我把除邓、苏外政治局名单列出来。”
　　主席又说：“叶不找。”
　　毛远新：“除这３个外，其他同志都参加。”他进一步核实。
　　主席继续说：“好。华国锋任总理。”
　　毛远新：“和上面决议也一起登报。”
　　主席：“对。”
　　毛远新：“我马上通知国锋同志开会传达。”
　　主席：“快。”同时一挥手，说：“谈完就来。”坚决，痛快，不容迟疑。

　　“谈完就来。”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２日，毛泽东让毛远新找邓小平谈话，最后一句也是“谈完就来”。他急切要看到结果，他的时间不多了。

　　华国锋说：毛泽东决心已下，历来果断、坚定，一不做二不休，任何人不能阻拦。

◇　任命于动乱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

　　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为副主席，并在副主席前面加了“第一”之称，华国锋没有推辞，他说：“再让就让给‘四人帮’了。”

　　“四人帮”在政治局提出：如是代总理如何登报？见外国人时不好登报。毛主席听到后很生气，说：“这好办。把代字去掉，并且是副主席。”决定华国锋是总理，副主席。过了两个小时，毛泽东又打了一个电话说：“加上‘第一’两个字。”（据笔者采访华国锋记录及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２１日吴德在传达１６号文件时的插话。）

　　过去党内没有第一副主席的惯例，“第一”这两个字引人注目。“第一副主席”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１９４５年召开的第七次党代会，第一次选举了党中央主席。但是没有副主席。１９５６年召开的第八次党代会，第一次选出副主席，共４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后来增加了林彪。虽然在排列上有顺序，但是没有明确规定第一副主席。１９６６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只留了林彪一个副主席，但是也没有“第一”之称。“十大”后副主席有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十届二中全会增补了邓小平，也没有“第一”两字。现在有“第一”两个字，华国锋就排在王洪文、张春桥前面了，在毛泽东百年之后，自然是第一把手，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名正言顺。吴德感慨地说：“不加上‘第一’两个字，就不得了啊！”（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２１日吴德在传达１６号文件时的插话。）李先念事后向外宾解释：“毛主席为什么要选一个第一副主席？就是看到‘四人帮’要篡党夺权，所以选华国锋同志为第一副主席……毛主席已经知道自己不行了，毛主席既然不行了，他们要闹事。这样，把华国锋同志放在第一，就合法化了，你们再闹就不合法了。”〔参见１９７７年６月１２日李先念会见英中了解协会主席的谈话记录，转引自《李先念传（１９４９－１９９２）》（下），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８９４至８９５页。〕

　　毛泽东这样做，打乱了“四人帮”的企图，特别限制了江青以夫人身份作乱。明确他死后由华国锋接班，华国锋的地位是唯一的，无可置疑的，不可替代的。

　　毛远新向华国锋传达了主席提议他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这次华国锋没有推辞。他说：主席提议我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这次我没有让，再让就让给“四人帮”了，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四人帮”掌握这个权力。王洪文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没有第一副主席的身份，今后的斗争形势更加复杂、险恶。有了第一副主席的身份，我就摆在王洪文、张春桥的前面，有利于今后的斗争，有利于人民的事业。大家都认为毛主席这样安排有利于我们，先念就特别高兴，大家纷纷发言表示同意、拥护。“四人帮”虽然不高兴，但是他们也不好反对。会后有人告诉我，张春桥就没有表态。当时，我都没有注意。

　　“四人帮”对毛泽东的决定心怀不满，但也无可奈何，他们左右不了毛泽东。谁主持工作他们就将矛头对准谁。周恩来主持工作时，他们刁难周总理，给他出难题，制造困难，甚至在他生病治疗期间，千方百计破坏他的治疗。邓小平主持工作，他们故伎重演，你说东，我就偏说西，反对邓小平。现在华国锋主持工作，毛泽东任命华国锋为第一副主席，他们仍然如故，他们认为华国锋资历浅，到中央工作时间短，只懂农业，对其他工作不熟悉，不将华国锋放在眼里，我行我素，胡作非为。四个人在政治局互相配合，一唱一和，不让别人讲话。

　　华国锋沉稳应对，你有千变万化，我就是一个主意，不和你们发生正面冲突，绝不按你们的意见办事。他说：我深深感到，我受命于危难之时、多事之秋之际。开始我请求主席另择人选，怕难于胜任此重任。现在既然主席这样信任自己，又得到除“四人帮”外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鼎力支持，这副重担历史性地落在了自己的肩上，就必须勇敢地承担起来，同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一道坚决同“四人帮”斗争到底。毛主席健在，我按主席的指示办，一旦毛主席百年后，我们也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一定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不能在我们手里毁了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军队。不能断送毛主席领导我们建立起来的江山。他们如得逞，千百万人头落地，我们就成了历史的千古罪人。

　　既然毛主席把重任交给我，我一定不能辜负主席的信任。我深深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不能有任何疏漏、出半点差错，更不能授人以柄，要谨慎、严肃从事，牢牢掌握好这个权力，绝不能给“四人帮”有任何可乘之机。既然历史把我推到第一线，我就要敢于负责，对全党的干部负责，对全国九亿人民负责，要做好工作，搞好经济建设，改善群众的生活，将同“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取得胜利。紧紧地依靠主席，要得到主席的支持；紧紧地依靠老一代领导、老帅，得到老一代领导、老帅的支持；紧紧地依靠广大的群众，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在和“四人帮”的斗争中掌握好分寸，有理、有利、有节，不但敢斗，还要会斗，善于斗争，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粉碎“四人帮”后，大家议论起这件事，都说：毛主席没有把权交给“四人帮”是做了一件好事。如果由他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他就更英明、伟大，威信更高。

　　毛远新传下话来：主席让召开政治局会议，特别指示不准苏振华、邓小平、叶剑英参加，要朱委员长参加。

　　华国锋心中有点奇怪：张春桥称邓小平为纳吉，叶帅请假，叶、邓不参加在情理之中，为什么不让苏振华参加？

　　会议是下午开的。在会上毛远新拿着主席的手迹给大家看，写的是：
　　一、首都
　　二、天安门
　　三、烧、打
　　性质变了。

　　华国锋说：主席宣布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一个是根据毛远新的汇报，再有就是看了新华社、《人民日报》的简报。送给政治局和送给“四人帮”的简报内容是不一样的。我１９７１年到中央后就发现这个问题，到１９７４年他们干得更明显了。姚文元负责宣传，他们可以直接召开新华社系统的会议，直接派记者到全国各地收集他们需要的材料。姚文元送给毛主席看的是有倾向性的。当时天安门的诗大量是针对“四人帮”的，有极少数涉及主席。而他们将涉及主席的诗词，有意地扩大、渲染，起了很坏的作用。这些简报现在都可以找到。

　　毛远新传达了主席两个指示，因为有毛泽东明确的指示，政治局会议很快通过两个决议：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毛远新传达：毛主席还说以简报为基础，发表《人民日报》记者现场报道，和吴德讲话。张春桥、姚文元在吴德讲稿上增加了邓小平的名字。会后，根据毛主席指示，华国锋在吴德讲话稿上批了几个字，交给毛远新，请他报送主席。华国锋做事谨慎，重要的事情都要经过毛泽东批准。下午５时半，这三个文件毛泽东批下来，都是：照发。（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５３０－５３２页。）

　　毛泽东批示回来，中央政治局紧急召集中央机关、国务院各部委一把手到人大会堂开会，传达毛泽东提议和政治局通过的两个决议。当天晚上新闻联播时向全国公布了这两个决议和吴德讲话，第二天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毛主席所说发表《人民日报》记者现场报道，其实是上午张春桥、姚文元把写简报的人叫到人大会堂，所赶写的报道《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８日务必见报。姚文元特别点出；“要鲜明地点出邓小平”，“要快”，“粗点没有关系”。（参见严家其、栾文林、刘长林、李惠国、高世瑜、杨柄编写：《四五运动纪实》，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３月第１版，第１６７－１６８页。）特别在《人民日报》记者前面加上工农兵通讯员，以表示得到工农兵的支持。但是，这些伎俩没有骗过群众明亮的眼睛。当日晚，广州半导体材料厂青年工人庄辛辛写信给《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支持邓小平，打倒张春桥、打倒姚文元、打倒江青！”１２日《人民日报》社收到一封署名“一个现场的工人民兵”的来信。信封正面是“人民日报总编辑收”，背面是“戈培尔编辑收”（注：戈培尔是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信封里装着登有《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报纸，在上面批着：“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成为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阴谋家的传声筒！打倒野心家阴谋家江、张、姚！”

　　在会上，“四人帮”说邓小平去过天安门。华国锋一听就知道，他们对毛主席“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不满，不甘心，节外生枝，就是想说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直接后台，要将邓小平同志开除党籍，一棍子打死。

　　张春桥、江青一唱一和，说，要做思想准备，可能有“群众”要去冲击邓小平。所谓冲击就是把邓小平抓起来，这种伎俩在１９６６年冬就上演过。他们的话引起华国锋等人的警觉。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毛主席提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当第一副主席，摆在王洪文、张春桥的前面，有了发言权。华国锋马上说：“这要问问小平本人，核实一下。”

　　华国锋相信邓小平革命这么多年，政治经验如此丰富，绝不会到天安门去的。果然不出华国锋所料，后来“四人帮”一再审查，结果是：不但邓小平没有去过天安门，就连他的孩子也没去，这段时间，他们称病在家，不去上班，不仅天安门，就是他们单位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与他们无关。

　　华国锋这么一讲，“四人帮”不好反对。于是开始讨论派谁去核实。“四人帮”都是动嘴皮子的，从不干实事，谁也不愿去。其他政治局委员对他们这种不依不饶、穷追不舍的作法不满，都不吭声。江青说：“让汪东兴去吧。”

　　借此机会，汪东兴马上站起来，出去了。张春桥、江青说：“可能有群众要去冲击邓小平，把邓小平抓起来。”这个话提醒了汪东兴，这是这伙人惯用的手法，他们想打倒谁，马上告诉“群众”，让“群众”动手，他们再出面承认、支持，造成既成事实。他们就是用这种手法将“文革”一步一步推向不归路，用这种手法，迫害多少干部。绝不能让历史的悲剧在邓小平的身上重演。汪东兴知道只有毛主席能保护邓小平。他没有去找邓小平核实，而是径直到了中南海，向毛主席汇报会议情况，说：有人可能会冲击邓小平。主席说：不能再冲击，不能抓走。并问汪东兴有没有办法。汪东兴建议：把邓小平转移个地方。东交民巷有空房子。毛泽东说：可以。

　　事不宜迟，汪东兴将参谋滕和松叫来，要他立即做个警卫方案，派他到东交民巷负责邓小平的警卫工作。滕和松寡言少语，守口如瓶，做事稳重，尽忠职守。是汪东兴信得过的人。后来滕和松担任隔离姚文元的行动组组长。

　　汪东兴拿起电话，通知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说要找邓小平谈话。让警卫局的处长东方找一个不显眼的车子，将邓小平接到东交民巷１７号。１７号内有几个独立的院子，原是贺龙、罗荣桓元帅的住宅。

　　邓小平到东交民巷，汪东兴已等候在此，将有关情况告诉他，问他是否坐车到天安门指挥？邓小平说：我只坐车到北京饭店理发，根本不是指挥。汪东兴松了一口气，马上布置再去把邓夫人卓琳接来。等卓琳到后，汪东兴告诉他们：可能有人冲击，不要出去，散步就在院内。汪东兴叮嘱了参谋滕和松注意事项，然后回到中南海向毛主席复命。

　　等汪东兴回到人大会堂，大家吃完晚饭，政治局会议移到江苏厅开。江青问他谈得如何，让他写个材料。这个材料不能写，邓小平转移的地点绝对不能让“四人帮”知道。汪东兴发火了：“让你们去，你们都不去。记录我不写，以后也别让我去了，下次你自己去问吧。”（参见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６月第１版，第４７５至４７７页。）等到“四人帮”组织“群众”去揪邓小平时，扑了空。江青几次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不知道邓小平到哪里去了。

　　汪东兴一直关心邓小平夫妇。通知３０１医院仍旧给邓小平治病发药，安排卓琳住院治疗。６月１０日，邓小平给毛主席写信，经毛主席批准，华国锋、政治局委员都划圈，６月３０日邓小平夫妇又搬回宽街，和孩子们住在一起。（参见《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４９８页。）

◇　“四人帮”穷追不舍，毛主席批示：“天下已定。此件杂乱无章，近于画蛇添足，不宜发表。”

　　“四人帮”要借毛泽东的力量，一鼓作气，将反对他们的人一网打尽。刘传新布置市公安局：“已抓到的还不是大鲨鱼，要深下去，捞一大批”，“重点在党政军、党内走资派。”广场继续戒严。

　　１２日晚，政治局会议研究了８件事，其中第三件是要将北京市委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报告转发全国。毛远新送到主席那里（据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１８日汪东兴讲话。）毛主席批示：“第三条不好。”

　　报告写道：“要进一步修改充实，除介绍北京的经验外，要把这次事件的罪证选择一些影印附上，使全国干部更清楚天安门事件的性质”。毛主席在此划一横线，批：“此计不妥。”

　　“四人帮”仍不甘心，１３日，毛远新又将北京市公安局搜集整理的《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中反动诗文原件选印》送毛泽东。当日，毛主席的批示更加严厉：天下已定。此件杂乱无章，近于画蛇添足，不宜发表。（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５３３、５３５页。）

　　“四人帮”并不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仍在追查。据内参消息，从４月３日到４月２７日，北京市抓现行犯、重大嫌疑犯分子已有２００多人。２７日北京召开２万人大会，批斗６名天安门事件中的“反革命分子”。北京市公安局统计６月１７日在北京共搜集了诗词、悼文原件５８３件；强迫群众交出的诗词、悼文照片和现场照片１０８０００多件；从中选出６００余件编成《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罪证集》，加上其他“重点线索”，总计立案追查的共１９８４件，共拘捕群众３８８人。至于在单位以隔离、办班、谈话等方式审查的数量更大，全北京市被触及的群众数以万计。（参见《四五运动纪实》，第１６９至１７０页。）

　　“四人帮”的追查也遇到阻力，公安部门直接向国务院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方毅通报情况，说５日外经部有人送花圈、有人演说，并有照片、录音为证，有人揭发一位处长攻击中央首长（指“四人帮”）。要外经部清查反革命。方毅当场明确表示，送花圈确实是出于对周总理的崇敬和悼念，发表演说的同志刚从国外回来，是为了表达对总理的缅怀之情。随后方毅亲自找那位处长谈话，让他写了一个检查了事。（据笔者采访周伯萍记录及《方毅传》编写组所著《方毅传》，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５１７页。）

　　财政部部长张劲夫尽力保护大家。“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总理同人民同甘苦，人民同总理心连心。”这首诗脍炙人口，是熊向晖的女儿熊蕾写的，由她的同学、人民银行的几个小姑娘贴到天安门广场。现在自然成为追查的重点。（无论怎样审查，张贴的同志都没有交代是谁写的。）人民银行那时归财政部管，事情报到财政部长张劲夫那里。他说：“周恩来就是人民的总理，有什么错误？不要再查了。”他这一句话，救了几个贴诗的小姑娘，救了写诗的熊蕾，救了很多传诵的人们。（据笔者１９８６年采访熊向晖。）

　　这样的事在各个单位都有。

　　毛泽东为什么不同意“四人帮”继续扩大的意见？

　　毛泽东以搞群众运动起家，是从群众运动中产生出来的领袖，一向尊重群众。在接见红卫兵时，他高呼：“人民万岁！”不是做秀，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他发动“文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而这次群众没有任何动员，冒着被捕、坐牢的危险不约而同来到天安门广场，人民的呐喊震动环宇。“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他从这些悼念周恩来的诗词、咒骂“四人帮”的诗词中看到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

　　毛泽东认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是让群众出气，１９６７年他南巡时说：“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他有亿万群众的支持，不怕天下大乱，不怕全面打倒，不怕全面内战。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过了１０年，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群众从对干部有气，变成对“文革”有气，变成对他不满。

　　毛泽东知道群众批评“四人帮”是对准他来的，否则他不会讲“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话虽然这样讲，但是刘冰的信中没有涉及毛泽东。而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群众直呼其名，冲着他来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来没有过的。

　　为什么人民反对他？问题出在“文革”，出在“四人帮”身上。“四人帮”这些人“文革”前在党内都是无名鼠辈，“文革”短短几年时间，他们上升为政治局委员，炙手可热，权倾一时，在全国从上到下形成一股可以左右形势的势力，坏事干尽，磬竹难书。没有“文革”就没有“四人帮”。

　　毛对江青有看法，“文革”后期不让江青随便到他那去，一再批评她。毛知道江青整人甚多，而这些被整的绝大多数并不能都打倒，不少已放出来，有的分配工作，有的迟早也要分配工作。江青积怨甚深。现在他活着，别人不敢把她怎么样，等他死了，找她算账的人少不了。力量的大小决定斗争的胜负，政治家是要计算力量的。１９７５年３月２０日，在批林批孔的高潮，毛说江青：“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３辑，第３７２页。）一再告诫江青，要收敛，要和２００个中央委员搞好团结，不要搞“四人帮”。可不管他怎么说，江青就是执迷不悟，还不断地闹事。张春桥没有当过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当市委书记也是负责宣传，从来没有独挡一面。姚文元更是摇笔杆子起家，没有行政管理能力。毛泽东给张春桥、姚文元的任务是写文章、起草文件。１９７６年１月上海贴出让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后，他看出张的野心，不让张接待尼克松。

　　毛泽东知道他们名声不好，一再批评，但还不足以平民愤。如果把最高权力交给“四人帮”，他死后，中国必然大乱。他一辈子为人民谋幸福，而现在人民不买账，要反对他，真是不寒而栗。权威受到挑战，任何个人与亿万群众相比太渺小了，只是沧海一粟。群众的选择、动向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深思。

　　毛泽东做出三个决定，第一，权力不能交给“四人帮”，决定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从４月份起，毛主席再接见外宾，只让华国锋一人陪同，不让姚文元、张春桥陪同，与“四人帮”保持距离。把中央、国务院的权力交给华国锋，除了长期对华的考察外，他认为华在“文革”中受冲击不大，很早就结合出来工作，比较了解“文革”的情况，不是洞中之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华国锋到中央工作后一直负责农业工作，没有参与专案（组），没有整人，没有积怨，容易为广大干部接受。华国锋忠厚、老实、善于团结，会忠实地执行毛泽东的路线、方针，也能团结江青、张春桥等这一干人，也是江青、张春桥这一干人所能接受的。

　　第二，对邓小平的处理留有余地。江青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毛泽东知道邓是受到群众拥护的，不能再节外生枝，决定“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一方面担心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激起群众更大的愤怒，再发生类似４月５日的事件。他年纪大了，来日不多，也经不起再折腾了。国家不能再折腾了。另一方面，毛泽东和邓小平有几十年的战友情，他不忍心一棒子打死。

　　第三，一方面宣布天安门事件性质变了。但是处理时，军队摆在后面，只派工人民兵出面，不动枪，只动棍棒，以尽量缩小事态的姿势来解决问题。一旦“天下已定”，就不要“画蛇添足”，不要激化矛盾，对群众的行为不再追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亘古不变的真理。所以要适可而止，不能再激起民变。

　　天安门事件后，汪东兴去看毛泽东，向主席说：你选了一个好人。主席讲：你赞成吗？汪东兴说：我举双手拥护。

　　主席讲：第一，他有一个省的全面工作经验，工业、农业、财贸等，到中央工作了几年。第二，这个人忠厚老实。第三，这个人不蠢。（据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７日中央打招呼会议，汪东兴发言。）

　　宣布华任第一副主席，主席说要发新闻，要登报，要各地表态。他说：“要造这个舆论，要宣传华国锋同志，要使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华国锋同志。”（参见《“四人帮”的要害是篡党夺权》，１９７６年１２月２２日《人民日报》。）

　　早在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中写道：“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那时所说“跌得粉碎”是调侃，充满了自信。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１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后厅里单独接见中央“文革”全体成员时说：“‘文化大革命’是要搞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参见穆欣：《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新天地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６５页。）这是反话，英勇气概。那时，毛泽东一挥手，亿万群众按照他指引的方向前进。他指到哪，群众就打到哪，摧枯拉朽。

　　可是情况渐渐发生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文革”给人民带来的是什么？无休止的辩论，做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真理在哪里，判断是非的标准在哪里？人们开始迷茫，找不到方向。只好做逍遥派，不跟了。少数人参加武斗，真刀真枪干，刚从兵工厂出来的还没有装备军队的先进武器都用上了，每天都有人被打死、炸死，在流血、在牺牲，可是得到的是什么？干部下放，学生上山下乡，妻离子散。技术人员不能从事专业，科技停滞、倒退。学生不能上课，学业荒废，人民不能安居乐业，生活穷困，特别是广大农村。在城市，工人、干部多年不提升工资，人们只能靠子女成人后就业来增加收入。而子女上山下乡，增加家庭的开支。随着时间的推移，阻力越来越大，逍遥派越来越多，人们对“文革”的热情大为减少。群众惊醒了，开始反思，开始重新认识“文革”，开始怀疑“文革”。１９７５年毛泽东提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响应者寥寥无几。没有广大群众的响应，毛泽东感到寂寞。

　　现在面临亿万群众的不满和反抗。这个打击太大了，不亚于林彪外逃的打击，是８３岁高龄的毛泽东那多病的身躯难以承受的，他常常陷入沉思。４月２２日，《人民日报》报道了３月８日下午３时吉林陨石雨的消息，工作人员给他念吉林陨石雨的报道，“他少有地从床上坐起来，注意听着，直至念完这条消息。他让工作人员搀扶着走到窗前，久久凝望黄昏笼罩的天际，陷入深深的沉思。”（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７７９页。）

　　“天安门事件”５个月后，毛泽东病逝。

天安门事件的后果，加深人民与“四人帮”之间矛盾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播发了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同时广播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听完广播之后，各个单位开始清查，绝大多数人在公开场合不再讲话，但私下人们想得更多，只能与亲朋好友议论。人民不讲话，才是最危险的，古语讲：“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鲁迅有一句诗：“于无声处听惊雷。”天安门事件后的中国就是如此，在沉默中孕育着更大的爆发。

　　天安门事件后，有许多曾有地下工作经历的同志互相议论：我们要准备再次搞地下工作。（据笔者２００６年９月３日采访项淳一记录。）可见当时人们的心情是多么愤怒、沉痛、悲凉。正如鲁迅所说：“我们听到呻吟，叹息，哭泣，哀求，无须吃惊。见了酷烈的沉默，就应该留心了……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沉默，在高压下，仍有不怕死的人站出来。当晚，北京部队某部副营长王勤写了《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小字报，贴在营房附近路口的树上。他指出“张江等”是“像马列”，“邓副主席是我们的贴心人”。“向天安门广场的英雄们学习！”昆明市云南重机厂工人方策，在墙壁、电线杆上，贴出“打倒林、张、江贼！”等大标语。４月８日清晨，上海市人民广场中心的旗杆上飘扬着一面白色绸旗，旗上一张周总理遗像，下书“沉痛悼念恩来总理”。

　　７日，北京市公安局电话通知各分、县局，在照相馆查到凡有涉及天安门事件的胶卷和冲洗的照片，要没收并登记姓名、住址或工作单位。照相馆的同志对不知情的顾客说：“你是在哪照的？是在颐和园吗？不是，以后来洗吧。最近我们太忙了。”在他们的暗示下，保护了许多人。

　　从４月８日起一连三天，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组织群众、解放军部队游行。广场仍然戒严，队伍走在东西长安街上。游行队伍排成两行，这样队伍显得长一些。人们应付公事，无精打采，被迫举几下手，言不由衷地呼着口号，声音自然不大。偌大的广场反而更显得队伍稀稀拉拉。没有锣鼓，没有欢声笑语，没有歌声，没有红旗招展，与６个月后庆祝粉碎“四人帮”胜利的游行形成鲜明对照。

　　邓小平的反应在邓毛毛的书里讲得很清楚，她写道：“对于父亲来说，毛泽东在决定打倒他的同时再次保留了他的党籍，可能有些出乎他的预料。‘文革’复出后，他的举动实在太大，他的态度也太不妥协了。在天安门事件后，他本已做好最坏的思想准备，没有想到，在最后关头，毛泽东竟然保留了他的党籍。对毛泽东，父亲是太了解了。在起用他——支持他——批判他——直至再次打倒他的这一个全过程中，无不体现着毛泽东百转回肠的一番苦心，和他那无可奈何的千般失望。”（参见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４８３至４８４页。）

　　毛泽东没有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为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创造了条件，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入院做手术，还没有从医院出来，就被接到玉泉山，参与政事。

　　天安门事件时，邓颖超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要到天安门去，她对秘书赵炜说：“如果被人认出你来，会说成我派你去的，这样会带来麻烦。你对恩来的感情与怀念是对的，我不反对，我很理解你，但我们要从政治上考虑问题，不要简单地从个人感情出发。目前那里不是你去的地方，你就不要去。你懂我的意思吗？”（参见赵炜：《西花厅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出版，第３１７至３１８页。）

　　邓颖超这样讲，是不是因为她胆小怕事呢？不是。５月７日，邓颖超听说原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的长子罗杭夫妇因到天安门念悼词，被录相查出抓起来，邓颖超借着到玉泉山看牡丹花，回来的路上到西苑罗家登门看望。（据熊向晖日记。赵纬说是５月８日。）邓颖超问：“罗杭两口子有消息吗？”然后说：“小罗呀！你们要经得起考验，没关系，你们要相信自己的孩子。什么事物极必反。恩来在时，党内搞得那么紧张；恩来去世了，还是那么紧张到处抓人。我想罗杭的问题会搞清楚的，不能急，急了也没有用。”（参见赵炜：《西花厅岁月》，第３１７至３１８页。）一切都在不言中。

　　夏天，邓颖超在北海碰到老战友夏之栩，俩人抚今追昔，不由地回忆起１９３０年代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情景，回忆起夏之栩的母亲夏娘娘和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住在一起掩护革命同志的情况。邓颖超说：“那时，我们真是提着脑袋过日子，出了门就不知当天能不能安全地回来。我们在困难时一定要看到光明看到希望。”

　　地震后，邓颖超搬到东交民巷１５号院２号楼。有一天赵炜在街上碰到住在附近的陈浩。陈浩、李晨夫妇从重庆时期就在周恩来、邓颖超的领导下工作，从红岩到南京梅园新村。他们在梅园结婚时，邓颖超祝贺时说：夫妻之间应做到八互，即互敬、互爱、互助、互勉、互信、互慰、互让、互谅。解放后陈浩在总理办公室任外事秘书。周总理逝世后，一直惦念着邓大姐，但是没有机会见面。此时见到赵炜，陈浩喜出望外，马上要求见邓大姐。过了几天，陈浩、李晨夫妇晚８点在台基三路口等着，邓颖超坐车过来，招手让他们上车，事先已通知司机上长安街向木樨地开去再开回来，利用这个时间和他们见面。这是在重庆、南京地下工作时常用的接头方式。陈浩、李晨多年没有见到大姐，十分激动。邓大姐说：“我也很想念你们，也想见见你们，只是怕连累你们，所以现在不得不在车上说话，又好像当年在重庆似的。”

　　“又好像当年在重庆似的。”这句话令陈浩感慨不已。陈浩离休后到周恩来研究组工作，不止一次向我讲起这件事，每当讲到邓大姐说的这句话，大家都唏嘘不已。

◇　华国锋含而不露，“四人帮”手伸向中央各部，华国锋顶住

　　撤销邓小平的职务，使人民受到打击，使１９７５年执行整顿的各级干部受到打击。许多干部要么不敢工作，要么工作不敢说话，要么说话不敢坚持原则。给１９７６年的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

　　“四人帮”虽然没有当上第二把手，但将邓小平打下去，将群众镇压下去，认为是他们的胜利，他们认为夺得最高权力不远了，更加猖狂。华国锋在政治局的工作更加困难。周总理在时，周总理领导与“四人帮”的斗争。他常常出面与王洪文谈话，批评他们不正当的作法。与毛泽东沟通情况，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周总理不在了，毛泽东指定毛远新为联络员，政治局的同志都见不到毛泽东。邓小平被打倒后，政治局的同志讲话更加谨慎。“四人帮”更加猖狂，他们根本不把华国锋放在眼里，在政治局一唱一和，控制会场。在下面煽风点火搞乱各地，谁要是反对，他们就指责谁是上了邓小平的“贼船”，让大家都不敢讲话。叶剑英说：这是建国以来最困难的时期。（据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８日叶剑英讲话。）

　　“天安门事件”后，“四人帮”的手伸向中共中央各个部，甚至提出让迟群到中央调查部任部长。而这个部门一向是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关心的机密部门。“四人帮”的提议受到华国锋、汪东兴的反对。部领导罗青长、熊向晖商量，不能让迟群来，咱们要紧跟，狠批，不能让他们抓住辫子。（据熊向晖１９７６年５月５日日记。）

　　此时，各部都有人向中央写信揭发部领导的问题，为“四人帮”提供炮弹。有人逼领导检查，有人是出于好心为保护过关，劝部领导检查。形势异常紧张。

　　紧跟，狠批，是当时不少人的选择，从表面现象看是一样，但是出发点不同。有的是为了自保；有的是为了能坚守岗位，不被打倒；有的是卖身投靠。

　　华国锋团结老干部，奋力坚守岗位，在困难中，坚持对“四人帮”的斗争。

　　华国锋对反击右倾翻案风、天安门事件的态度，不能只看他在公开场合的讲话，那是别人起草，应付形势、应付“四人帮”的。而应看他在下面的讲话、活动，华国锋接见杨振宁就很能说明问题。

　　４月１７日凌晨２点，华国锋参加完政治局会议后赶到新疆厅，听取熊向晖、方晓关于杨振宁来访的汇报。

　　熊向晖先介绍杨振宁在上海的情况。上海市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请杨博士吃饭，席间，大批邓小平，送复旦大学的批邓大字报选编。杨振宁说：我带的行李不多，一个小箱子装不下。拒绝接受。对批邓也不表态。

　　华国锋说：“何必送人家，不要强人所难，在北京不要强加于人了。你提的意见，（指现在华国锋是总理，第一个见的外宾是学者杨振宁，是否合适？）不是没有道理，我考虑还是我见。我见没有争论，因为主席批的是我见，如果我不见，找谁见也不好。”

　　当时，如果华国锋不出面，就轮到张春桥。华国锋绝不给张春桥这样的机会，所以这样说。

　　然后，熊向晖汇报陪同人员的名单，说：“名单我们不好定，有些为难，必须由华总理定。过去周总理见，政治局好多人都参加，江青、姚文元、迟群、谢静宜都参加。这次，其他中央领导人是否参加。”

　　华国锋不容置疑地说：“就我一个人。简化一点，其他人不参加。”

　　熊向晖建议说：“陪见人找一些科学家。”
　　华国锋同意这个意见，问：“他和谁熟？”
　　“吴有训、周培源、张文裕。”华国锋痛快地说：“就让他们见。”

　　华国锋之所以这样痛快，因为他了解情况。去年华国锋分管科学院的工作，国务院派胡耀邦到科学院工作，胡耀邦汇报时，华国锋明确提出要支持像陈景润这样的同志进行研究工作。反击右倾翻案风后，“四人帮”将科学院的汇报提纲作为重点批判，他们认为提倡基础研究是翻案，就是翻“文革”的案，就是否定教育革命。在这种情况下，让吴有训、周培源、张文裕等科学家参加会见，不言而喻是对基础研究的肯定和支持。特别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这些科学家又成为运动的批判重点，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陪同华国锋会见杨博士，见报后，他们的处境得到改善，造反的群众也不敢马上将他们打倒。

　　熊向晖说：“他是旅游局接待，让岳岱衡、科学院外事局的方晓参加。我就不参加。”
　　华国锋说：“你参加。”
　　熊向晖说：“我参加，外交部也要参加。”
　　华国锋问：“他和谁熟？”
　　“和乔冠华熟。在联合国，我、乔冠华请他吃过饭。”
　　华国锋对秘书说：“把乔冠华找来。”
　　汇报继续进行。熊向晖问：
　　“科学院让谁来参加？”
　　华国锋立即回答：“让吴有训，他是副院长。”
　　熊向晖提醒：“现在是党的领导，吴有训、周培源、张文裕来见，是否向党委讲讲。”

　　华国锋心里明白，如果王光伟（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来，迟群和造反派头头柳忠阳也要来，马上说：“你给王光伟、迟群打电话。”
　　熊向晖有些为难：“不好打，让你的秘书打。”
　　华国锋痛快说：“好。”他体谅下面的难处，尽量为大家担担子。

　　华国锋就是不要迟群、柳忠阳来参加会见。他厌恶他们。这些人追随“四人帮”，践踏毛主席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把广大科技人员诬为“臭老九”，视作“专政对象”，疯狂打击迫害。他们鼓吹“科学无用论”，取消科学研究机构，毁坏科研设施、设备仪器和技术资料，迫使大批科技人员改行。由于“四人帮”的破坏，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受到严重摧残，一些科研领域停滞不前，国民经济中许多重大科技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拖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后腿。科学研究队伍出现青黄不接的严重状况。现在他们抓住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大作文章，诬蔑整顿中国科学院是“复辟”，汇报提纲是“复辟纲领”，把中央决定的对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及政治部的调整和加强，诬蔑为“拼凑复辟班子”，“文化大革命以来，资产阶级篡夺科学院领导权的一个先例”，他们要“顺藤摸瓜”，揪出所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参见１９７７年７月５日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揭发材料，中共中央文件１９７７年３７号《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第８４页。〕果然不出所料，柳忠阳没有参加会见，在科学院引起很大反响。（据熊向晖５月２０日日记。）

　　天安门事件后１０天，１７日晚９时１０分华国锋到人大会堂新疆厅，和乔冠华、熊向晖、吴有训、周培源、张文裕、方晓、朱永行、岳岱衡一一握手，问好。科学家吴有训、周培源、张文裕格外精神，大家有说有笑，气氛轻松。

９时半，杨振宁准时到场，华国锋首先迎上去握手致意。这是他任总理后会见的第一个外宾，这次会见，事先双方都没有规定题目，不用有人捉刀起草讲话稿宣读，必须有反击右倾翻案风之类话。华国锋已决定不印发谈话记录，讲话比较随意，谈话内容反映了华国锋当时的想法和作法。

　　寒暄后，华国锋请他抽烟，杨振宁客气地表示自己从不抽烟。（华国锋一直抽烟，１９８２年得了心脏病后才戒掉。）由抽烟谈到美国青年的吸毒问题，谈到毒品问题。谈话自然而随意。杨介绍到北京红星公社参观的情况，然后问华国锋是何地人。由交城，谈到山西，杨振宁问：“大寨县的定义是什么？”他于１９７１年曾到大寨参观，１９７５年大寨会议后提出“普及大寨县”，他很关心这个问题。科学家研究问题首先是要搞清定义。

　　华国锋说：“大寨并不是生产典型，如果单纯从产量来看，大寨不是最高的。湖南有个李光庆，一亩地一年产３０００多斤。在中国亩产２０００斤以上的队很多，大寨是１０００斤多点。所以，我们不把它看成一个生产典型，而把它看作一个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典型。在三届人大时，周总理给它归纳了三条：第一，是毛泽东思想领先；第二，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第三，是共产主义风格。他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美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不能走那个道路。陈永贵同志他们开始搞的时候，你大概听他们介绍了。过去的斗争也是很复杂的，开始他们是“老少”互助组，有些人看不起他们，不愿意加入。以后他们搞起来，但附近的武家坪感到自己的条件好，不愿意和大寨在一起，又分开了。结果大寨搞上去了，武家坪一直搞不上去。后来武家坪学大寨，也搞上去了。

　　“去年，我们正式提出普及大寨县。我们全国每个县都有几个公社或大队学大寨学得好的。去年９月至１０月间，我们开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提出在全国普及大寨县，全国有２１００多个县，现在有３００多个县学大寨学得比较好。现在大概有１００多万干部深入到基层。”

　　华国锋的介绍与众不同，杨振宁很感兴趣。

　　杨说：“我看过沙石峪，沙石峪的精神和大寨的精神使人感动。我去时，他们送给我一块小石头，现在摆在我的书架上。”

　　华国锋介绍：“中国有些地方搞得很好，不但条件好的地方，而且条件差的地方，也有不少搞得很好。比如沙漠地区改造沙漠，内蒙古的乌审召公社就是一个典型，他们的领导是一个女同志，叫宝日勒岱。”

　　杨问：“关于这个乌审召公社，有没有电影。我看过《红旗渠》，那个电影非常动人。”

　　华国锋：“红旗渠在林县，辉县现在比林县搞得好。”然后话题一转，向杨博士请教：“杨先生在科学方面做出了贡献，杨先生对中国科学的发展也是很关心，做了很多工作。听说这一次回来，到了广州中山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到了北京抓紧时间做了４次报告。”

　　杨回答：“关于中国科学的发展，我虽然了解很少，不过最近三四年来中国，和复旦大学以及北京的一些科学工作者接触多一些，我们互相讨论，还联名发表文章，工作有些进展。我对于物理和数学的情况熟悉一些，我觉得这里研究能力很强的人是很多的。我相信，今后在物理方面发展前景是非常乐观的，这使我很高兴。如果我能在这方面尽我的努力，我将很高兴。不仅是我个人，在海外也不仅是中国人，许多不是中国血统的人，也希望对中国科学的发展能够多做一些工作。”

　　华国锋：“我对科学了解很少，我听说杨先生过去每次来中国，都提出一些很好的意见，希望以后继续在这方面多提出宝贵的意见。我们是第一次接触，但我感到杨先生对中国已经有了了解，说话也比较坦率。看到我们对的就说对，不对的就说不对，这样很好。毛主席总是提倡实事求是。对什么问题懂的就说懂，不懂就说不懂，不要不懂装懂。对的就说对，不对的就说不对。自己认为对的就赞成，认为不对的就说不赞成。这样的态度很好，实事求是。我们在国务院会议厅里就有四个大字‘实事求是’。我们提倡这种思想作风。你提了意见，可能我们有的同志接受了，有的同志没有接受，这也没有关系，你感觉需要再提，还可以提。

　　“关于科学研究我还不太了解。去年本来想抓一抓，但没有来得及，只和吴有训、张文裕接触了一下。总的说，我们科学研究要发挥广大工农兵的作用，他们参加实践，在实践中搞科学研究，我们不把科学研究只限于少数搞科学研究的人，应该靠广大工人、农民，大家在实践斗争中搞科学研究。在这方面，中国有些地方办得好，也有成效。比如农业方面提倡四级科学实验网。刚才讲的李光庆，已经达到亩产３２００斤到３３００斤。科学技术人员参加实践斗争，和广大农民相结合。这样一般发展很快。当然也要发挥科学队伍的作用，使他们能够把科学理论与生产实践很好结合，这有很大的好处。我们一些地方的高粱是自己培育种子，但是报纸上没有发表。”

　　他介绍了自己熟悉的农业方面实行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的情况。

　　杨振宁讲出自己的心里话：“关于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问题，我经常在想。对一些细节我觉得不能够发表什么意见。不过关于比较整体的问题，我曾经想过，有点意见，也许可以提出来和华总理讨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以实际应用为主，中国现在非常注意农业的发展，我对这点是理解的，我认为这是非常适合中国建设需要的政策。但是，另外还有一方面，假如看１５年、２０年以后的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什么需要？今天要做什么准备？那时科学技术方面所需要的人才是很多的。中国希望１５年后粮食总产量达到３亿吨，我想，１５年后，中国石油年产量达３亿吨，钢铁产量达１亿吨，也是非常可能的事情。”

　　华国锋说：“我们没有１５年计划。我们在搞８０年、８５年计划，本世纪还有一个远景的蓝图。那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三届、四届人大报告中提出的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做到四个现代化，使中国成为站在世界前列的社会主义国家。去年我们也研究了５年、１０年的初步计划，我们的计划没有透露。至于外国报道的，那是他们自己猜的。”

　　杨：“我所要强调的是，１５年以后达到这个水平，那时中国需要很多科学技术人才。这是很重要的问题，需要研究。比如搞车床的工人一般需要二三年就能培养出来。在比较复杂的科学技术方面，做到有重要发明的，需要５年到１０年。要想培养一个人能想出激光原理，这不是５年、１０年就能行的，要等大学毕业，再有１０年的实践，才能羽翼丰满地向这个方面发展。今天必须开始着手培养。我想中国目前大学教育，整体学生数字恐怕不够多。全美国的物理研究生有９０００人，可能太多，９００人是需要的。恐怕对于１５年以后中国工业建设的技术需要方面，今天就要多做一些准备。这一点，七二年我向周总理提到过。后来我想的就更多了，使我感到这个问题更迫切了。”

　　华国锋：“可以提出你的意见。毛主席总结了上海机床厂培养技术人才的经验。”
　　杨振宁：“我参观了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大学。”
　　华国锋马上说：“有些单位办得比它更好。”
　　杨振宁：“在国外许多人问我，中国对科学研究感不感兴趣呀？我说中国是唯一的把科学研究定在宪法里国家。”

　　这份谈话记录虽然整理了，华国锋也审阅过，但是没有发。熊向晖保留了一份记录，以上的内容基本根据记录写的。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介绍这次会面的情况，是因为叶剑英找熊向晖了解华国锋情况时，熊向晖特意拿着这份记录，特别介绍说：“他（指华）只字不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成为叶剑英了解华国锋的一份很重要的文件。

　　在整个谈话过程中华国锋只字未提反击右倾翻案风。对天安门事件，他只是讲了外交部造反派干部儿子的表现，并不涉及其他。

　　粉碎“四人帮”后，他批准邓小平住院治疗。邓小平还没有出院，他和叶帅就将邓小平接到玉泉山谈话。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叶剑英指示北京市委重新审查天安门事件，１９７６年１２月北京市已释放纯属反“四人帮”的１００多人。到１９７８年将被捕的人全部释放。北京市委的调查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创造了条件。

　　１９７８年５月４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决定《中国青年》杂志等报刊在团代会前后复刊。同年８月１９日中共中央决定取消全国范围内的红卫兵组织，决定１０月召开共青团十大。团中央筹委会决定《中国青年》杂志于９月１１日正式复刊。编辑部决定宣传报道天安门事件中反对“四人帮”的英雄和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收集的《天安门诗抄》，署名为童怀周。９月１０日６０万份印刷完毕。这时主管工青妇工作的副主席汪东兴打来电话，批评第一期有严重问题。筹委会决定刊物停发。编辑部的同志不服，连夜分别给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写信申诉。华国锋收到信，让汪东兴和编辑部同志商量。华国锋说：“人家敢发你怕什么？发出去就发出去，只要他们敢干就干吧。”

　　９月１４日，汪东兴在人大会堂新疆厅接见了中国青年杂志社的同志，谈了几个小时，最后传达了华国锋的这句话。“最后解决的结果在客观上产生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这意味着《破除迷信，掌握科学》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报道天安门事件真相和评价，以及刊登《天安门诗抄》和编者按语，都已得到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的完全认同和批准发行，等于是在‘两个凡是’和‘天安门事件’两大‘禁区’的堤坝上，掘开了大口子，历史潮流从这个大口子汹涌澎湃而出，再也阻挡不住。这场风波带来的这一特殊效应，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空前热烈的欢迎，２７０万份这期刊物在全国各地迅速抢购一空，又加印了３０多万份，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参见孙光盛：《＜中国青年＞复刊风波》，百年潮２００８年第１０期，第５３页。）

　　在华国锋指示下，北京市委经过近一年的调查研究，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于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４日作出《关于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定》：１９７６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恩来，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因参加此事件而被捕的３８８人中没有一个人是反革命。对于因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这正是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第４天。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指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亿万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为我们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基础。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曾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小组副组长、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资料》杂志主编、《中共党史研究》杂志副主编。著有《周恩来家世》《张浩传》《穿过硝烟的握手》等，主编有《周恩来年谱（上）》《周恩来之路——１００个真实的故事》《周恩来研究述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亲历记》《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等〕

原载《江淮文史》２０１６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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