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侃章：吴江与杨献珍“学案”纠葛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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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侃章

        吴江说，他与杨献珍在工作上没有交集，也互不认识。所谓的“哲学罪案”的三次论战，他都未曾直接参与，可以说二人之间没有个人恩怨。杨硬要把我当“敌人”看待，不知从何说起。难道学术上有不同见解就是敌人吗？杨献珍的挨整是时代悲剧，也是他个人的不幸。
    　　杨献珍与吴江都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和理论家，杨是吴的前辈。俩人随时代而律动，却因一桩学术争议发展到一场“学案纠葛”，最后演绎成政治纷争，使理论界侧目，使最高领导棘手。一时之间，可谓剪不断，理还乱；余波荡漾，绵绵不绝。

    　　二人争议缘起

    　　杨献珍1964年在中央党校讲课时，提出了“合二而一”的哲学观，被揣测上意的康生嗅出了味道，乃在毛泽东面前着意渲染，引起毛的极大不悦。认为杨献珍与他的“一分为二”对着干，并决定亲自参与反击。毛让陈伯达组织班子，搜集古今中外的哲学材料，准备大干一场。陈伯达乃命时任《红旗》编委的吴江、关锋及哲学部的邵铁真，并吸收中宣部的龚育之，组成一个精明强干的写作班子。吴等日夜奋战一个多月，于1964年8月18日，由康生、陈伯达带领他们向毛泽东作专题汇报。然而毛泽东其时的思考重心完全转移，认为哲学工作者的当务之急不是写文章，而应赶快下基层去参加“四清”运动，搞面对面的阶级斗争。
    　　吴江等批判杨献珍的文章虽未最终出炉，但已搜集了大量资料，拟出了提纲，这就为以后与杨的学术争议埋下了种子。由于最高领导发话，杨献珍再无安生之日，被撤销中央党校副校长职务，调离党校，连降数级，到中科院社会科学部哲学所任一挂名的副所长。而“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发生后，杨献珍自然罪加一等。
    　　“文革”结束后，吴江正式调入中央党校。未几，中央任命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工作，吴江初任哲学研究室主任。他们在胡耀邦领导下，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拨乱反正工作，并创办自己的理论刊物《理论动态》。在创刊号上，首发吴江质疑“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文章。吴江在中央党校主讲哲学课程时，将上述文章深化扩展，在1977年12月形成《哲学上两条战线的斗争》（下简称《哲》文）一文，先在《哲学研究》1978年第一、二期合刊上发表，稍后，连同其他文章以《历史辩证法论集》　为题结集出版。
    　　这篇《哲》文分五大部分，思辨性很强，有许多闪光点。文章特别提出了“证明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它不能在理论范围内解决，而要从实践的结果来证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林彪也好，‘四人帮’也好，他们把实践标准践踏得一钱不值，自己另立一个标准，就是权力标准”。①当然也不得不说，这篇文章不由自主地受到了当年批判杨献珍思潮的影响，在文中专设“机械唯物论的表现及危害”一节，讲到要批判杨献珍的“综合基础论”、“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否认真理的发展过程”和“合二而一”哲学观，把杨献珍作为“机械唯物论”的总代表。
    　　其时的中国乍暖还寒，杨献珍还在流放。而吴江深受胡耀邦的器重，可谓是中央党校的理论权威，其所具体参与的“真理标准讨论”正如火如荼。吴江在中央党校的讲坛上，在《哲学研究》及“哲学论文集”中，还有批驳杨的文字，自然引起杨献珍的极大不满。你吴江“如此热的人物”（杨献珍语），是不是对我“别有用心”？

    　　一人且进且迫

    　　其实，对杨献珍迫害升级，投入监狱，真正原因并非“哲学罪案”，而是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此案发生前，杨固然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依然可上班、可著文，人身并没有失去自由。而当“六十一人案”发生，性质就转化成“敌我”矛盾。杨与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并列为“六十一人叛徒案”的四大魁首。
    　　“六十一人叛徒案”是康生一手策划，又经毛泽东主持的中央会议批准，所以平反此冤案的前提就必须冲破“两个凡是”的约束。安子文曾在胡耀邦家当面对吴江说过感谢的话：“你们发起的真理标准讨论很重要，没有这场讨论，也许我们的案子还不可能这样快解决。”②薄一波在刘澜涛家里碰到吴江时，也说过类似的话。
    　　杨献珍重获自由后，觉得首先要正己之名，他尤其看重自己哲学上的声誉。杨认为吴江的《哲》文是深有影响的文章，而文中把他作为机械唯物论的代表，则是继续坐实他并不认可的哲学观。为此杨在1978年12月19日，1979年1月9日、2月8日，接连给《哲学研究》编辑部写了三封信。这三封信后来登载在该刊1979年第三期和第七期上。
    　　综观杨这三封信的内容，主要还是强调他没有说过“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没有提过“综合基础论”与五种经济成分的“平行发展”，以及“主观能动作用”等，并逼迫吴江拿出证据来。从发表的三封信文本看，虽然语含讥讽，颇为尖锐，但总体还在学术争议的范围之内。至于杨后来因势而易所写的第四封、第五封信，就完全变了味道，这点留待下文再说。
    　　三封信公开刊登以后，杨在不同的场合又多次诘难吴江，还在他领衔的于1980年11月出版的《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而战斗》论文集中附上这三封信。大概觉得还不够，杨又在1981年8月出版的《我的哲学罪案》书中再度收录这三封信，继续追问，可谓且进且迫。

    　　一人让而不退

    　　吴江认为，导致杨献珍如此不满，起因还是自己的《哲》文把“机械唯物论”代表这顶帽子戴在杨献珍头上。现在看来，他当时那样做在政治上不恰当；　在学术探讨上也不合时宜。杨献珍劫后余生，蒙受冤屈，失去自由多年，又届高龄，从人性乃至生理学的角度，不妨让他多说点，多写点，以冲涮伤痛，让时间去慢慢淡化恩怨。至于相关学术问题的探讨，反正双方都亮明观点，放在稍后也不迟。
    　　《哲学研究》　编辑部在1979年1月12日，将杨献珍的前两封信抄送给吴江过目。吴江在1月24日给《哲学研究》编辑部复函，请编辑部代他向杨献珍致歉，并写下如此文字请他们转告杨：“我的文章欢迎批评。有的已看出是明显的错误，如把杨老的哲学思想在政治上无限上纲。至于学术问题当然可以讨论，不过也不必着急，现在杨老休养身体要紧。”③《哲学研究》编辑部将吴江的上述致歉文字及时转告杨献珍。
    　　为公开消除对杨献珍造成的不利影响，作为时任中央党校校务委员、副教育长的吴江，又在1981年3月8日中央党校讲坛上，面对着五千多名干部和理论工作者，作了公开的自我批评。吴说：“1977年下半年，也是在这个讲台上，我在一讲话中提到杨献珍同志的哲学思想时，沿用了1964年以来某些过头提法，将哲学问题上纲上线。学术问题当然可以讨论，上纲上线则不对。”稍后，吴江又把这番“公开的自我批评讲话”形成文章，刊登在中央党校公开发行的校报上。④
    　　应当说，吴江对于杨献珍三封信的处理是坦荡、诚恳和节制的。在正式场合做自我批评，有信函，有报告，有文章，一方有这样的姿态，按理，另一方应适可而止。然而不知何故，杨依然不肯罢休。
    　　吴江原想以自己的真诚换得对方的理解，但一再礼让的愿望落空，乃不得不起而应战。于是吴江在《哲学研究》1982年第五期、第七期连发两信，指出杨献珍“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的观点来自于杨的《略论两个范畴的“同一性”》。同时又指出杨献珍思维不统一，杨认为应当肯定毛泽东的“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但又否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说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让哲学界的人士如堕五里雾中，不知所云。吴江同时在信中说明：“我未即复，是认为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还是暂时冷却一段的好。”又说：“我那本出版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小书（指《历史辩证法论集》）是准备修订的，其中，在已经逝去的历史条件下的某些政治上的提法要修正，至于学术观点尤其是争论中的学术观点则无须更动，我也无法变动了。”在礼节和感情上，吴江认为杨是前辈，大家还是说清楚，讲明白，以和解为上；不过，在学术观点上，吴江并没有改变，还是坚持自己原来的看法，可谓让而不退。

    　　时移势易，学术争议走向“政治纷争”

    　　这里有必要先简述中央党校1982年的变化。胡耀邦在担任党中央主席后，于1982年4月提出不再兼任党校之职，中央随即任命王震为中央党校校长，党校其他人的职务不变。事实上，其时的中央党校领导班子已发生变化：第一副校长安子文去世，常务副校长冯文彬兼中央办公厅职，陷于中办事务；　教育长宋振庭重病动手术，长住医院，党校日常事务由第一副教育长吴江主持。吴江认为自己不擅行政事务，只能做点研究工作。在这之前，他已推辞中央要他出任教育长之职。如今情况下，他要与一位他所不熟悉的新领导直接打交道，更非其所愿。于是向冯文彬求助：如何为好？此时胡乔木以分担冯文彬两头兼职之繁为由，推荐原教育部长蒋南翔出任第一副校长。其用意懂者自明，所以冯文彬马上提出辞去党校所任职务。
    　　新校长到任后即蕴酿调整中央党校人员，首先对准　《理论动态》班子。6月26日，在校中层以上干部会议上宣布：调蒋南翔来中央党校，将吴江调离中央党校，属正常调动；孙长江不再任职。由于吴江是党校校务委员，属中央书记处任命的干部，所以这一宣布因不符合组织程序而失效。至于新校长为什么要这样做，不是本文所涉要义，暂不展开。
    　　然而事情还是传开了，吴江等人在新校长治下已不受重用。作为中央党校顾问的杨献珍，在这次表面上针对吴，其实另有所图的事件中，认为自己也应该有所表示。6月14日，杨献珍写信给新校长，有所指地谈党校教员素质：“不能让那些心术不正、品质恶劣、言行不符、缺乏觉悟的人担任教员。”未几，杨又致一信：说中央党校在1977年以后，“一直是康生的阴魂不散；直至1982年6月换了校长，学校才得到新生。”并向新校长赋诗一首，要让《理论动态》图穷匕首现。⑤
    　　杨在党内尤其在中央党校，以资深望重著称。不知何故，在他恭维新校长的同时，却要否定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的工作成绩？如此，吴江等人则更不在话下了。
    　　也许为了呼应杨献珍，新校长在9月24日的校委会上说：“吴江、孙长江等人，他们在三中全会前后写过一些正面文章，但他们总的表现不好，在党校工作不合适……吴江、杨献珍争论不休，吴江自以为得胜了。吴江不一定对，杨献珍不一定不对。”⑥
    　　然而在党校领导班子调整上，中央认为吴江不能调离党校，仍任原职不动。这一决定颇出新校长意外。吴江感到，新老校长如此互相呼应，上纲上线，他再不能恋栈，于是以年龄为由，在10月份向中组部提出辞职。胡耀邦在中组部长宋任穷陪同下与其谈话，知吴去意已坚，乃批准其辞职。12月，吴江离开中央党校。
    　　此时此地，杨献珍对吴江的“逼迫”终于超出学术范畴，又循环到那不堪回首的岁月。1982年11月14日，杨献珍给　《哲学研究》编辑部写了第四封信。杨在信中有这样的话：“我同吴江同志素不相识，从无来往，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直把我看做他不共戴天的敌人，他做梦也想把　‘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帽子再给我戴在头上……吴江同志的思想线索与康生毫无二致，俨然就是康生的遗志继承人……康生的阴魂确实在某个人身上附体，以致借尸还魂了。”⑦
    　　《哲学研究》接到这封政治气味浓烈的信件后，以“本刊不登涉及政治性质的文章”为由予以拒载。杨乃想方设法把此信交《陕西汉中师范学报》刊登，并要求信件的抬头依然写：“致《哲学研究》编辑部”。一封致彼刊的信，让该刊首先“全文照发”，置《哲学研究》境地而不顾，引起理论界一片哗然。
    　　吴江离开中央党校后，潜心研究“初级阶段理论”。同时，他觉得杨献珍老树发新芽，焕发了第二春，对杨所提的学术问题及相关事宜作出完整的答复已是时机，乃于1985年12月再写出一封信。吴江深知这封信的分量，因此一式三份，分送给中央书记处、中宣部和《哲学研究》编辑部。《哲学研究》自然掂出了分量，不敢贸然刊登。总书记胡耀邦于1986年7月27日，对这封信写下了用心良苦的批语，原文如下：
    　　转中宣部同志一阅。中宣部有一二位同志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似乎也有点好处。至于　《哲学研究》发表不发表这样的争论文章，我是一点不介入的。党内同志对待历史上的某个争论，如果当面说清，从此不再纠缠，当然很好，但对一些同志来说，也很难。因此我也无能多说。⑧
    　　不难看出，胡对杨纠缠往事不休，颇有不悦。由于怕事情越闹越大，《哲学研究》　编辑部也没有刊发吴江这封信。约两年后，有人向吴江建议，是否可以找个适当的地方将信发表，以澄清事实。吴说，“当我写此信时杨的身体还好，有讨论问题的能力。现在听说他病势趋重，信就不发了吧。这样，这第三封信就一直压在我的书柜里。” 　杨献珍并非“中国伽利略”

    　　吴江说，他与杨献珍在工作上没有交集，也互不认识。所谓的“哲学罪案”的三次论战，他都未曾直接参与，可以说二人之间没有个人恩怨。杨硬要把我当“敌人”看待，不知从何说起。难道学术上有不同见解就是敌人吗？杨献珍的挨整是时代悲剧，也是他个人的不幸。然而杨献珍因服膺日丹诺夫的哲学思想，亦曾无限上纲，错批错整过不少人，有些真正是“血泪交织、生死交恶”。这里拾取几例。
    　　“胡风反革命集团”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场文字狱。杨献珍为“胡风集团”的成立，提供了哲学理论上的支持。杨对文艺界的情况并不熟悉，可他在没有读过胡风著作的情况下，就给胡风扣上了“主观唯心论”的帽子。而这顶帽子所依据的《论主观》和《论中庸》两文并非胡风所写，实另有作者。杨竟说，既然胡风主编的杂志同意发表这两篇文章，就说明胡风秉持“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旋即，杨将文稿交付三联书店，在1955年4月出版《共产主义世界观与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斗争———批判胡风小集团的哲学思想》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上达天听，又发至各个阶层，产生极为广泛的影响。
    　　错批周文至死。杨献珍的党校教育长一职是陈伯达推荐的，陈还把党校行政事务管理权交与杨。周文曾任党校秘书长，他是三十年代左翼文坛的骨干人物之一。在“三反”、“五反”时期，周文写的文章对某些问题有所夸大。杨献珍上纲上线，说周文是故意欺骗党中央，企图夺取党校权力，逼迫周文在全校大会上检讨。周怨愤难忍，再加有病，急火攻心，由此殒命。在周死后，杨又以“叛党”罪名将周文开除党籍。这桩冤案，直到邓小平复出后才予以平反。
    　　将张如心上纲上线，开除教职。张如心是长征干部，党校党史教研室主任，也涉足哲学研究。由于苏联出版的名人小传将张如心列入名人，未经杨献珍同意，导致杨对张的极度不满，加之张又与妻子闹离婚，即对张展开无限上纲的批判，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调出党校到上海一工厂工作。
    　　当然最著名的还是生死未休的“杨艾之争”。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央党校的哲学师资力量特别强大，最著名的是校级领导陈伯达、杨献珍以及时任哲学教研室主任的艾思奇。在哲学界，陈、杨的声望都不及艾思奇，加之艾深受毛泽东的器重，所以受到陈、杨的联袂嫉妒和打击。曾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长的温济泽教授，这位对杨、艾都很熟悉且以“温文尔雅”著称的老革命、老学者，于1996年撰文谈到此事：“杨献珍有时对艾思奇讲课横加指责……杨献珍和陈伯达一起，批评艾思奇犯了　‘非常荒谬的错误’。后来又有一次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论争，杨献珍认为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艾思奇在讲课时肯定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得到教研室不少人的赞同，而杨献珍却认为这是　‘十足的黑格尔式唯心主义的呓语’，要求艾思奇放弃这个观点，艾思奇不服。到了反右派斗争时，杨献珍竟动员群众写大字报围攻艾思奇，说这是‘右派观点’，差一点给他扣右派帽子……艾思奇也写过批判‘合二而一’的文章，文章有些偏颇之处。杨献珍对他记恨在心，耿耿于怀……周文突然死亡，杨遂以　‘叛党自杀’　罪名将他开除党籍。艾思奇在会上替周文说了些公道话。这引起杨献珍不满……杨献珍和陈伯达还联手批判过艾思奇的《大众哲学》。”⑨
    　　于光远对于杨献珍整肃艾思奇，不但不反思自己之过，反而继续把艾诬为打手，心中“一直忿忿不平”。他说，“我和艾思奇在哲学观点上很一致”，“知道中央党校有很爱整人而且整得很凶的人，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央党校不奇怪。”杨献珍在批判艾思奇的名著《大众哲学》时，说除了错误连篇外，还有“俗气”。此说遭到许立群等人反对，认为杨献珍是胡说。于光远解剖了杨的一本著作，说“杨献珍那一本严肃的哲学著作　《什么是唯物主义》中，把弄虚作假，丈夫想生儿子、老婆生了女儿、一脚把老婆踢到床下之类的事作为主观唯心主义的表现，大家倒觉得实在不那么合适”。杨献珍获得平反后，出版了《我的哲学罪案》一书。于光远说：杨“出版了厚厚一本《我的哲学罪案》。攻击艾思奇批评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是整人。书中批判艾思奇的地方很多很多，话说得很凶，有些话简直是谩骂。对于这件事，同我完全没有关系，不过我也可以提供一个第一手的材料，证明批判杨献珍合二而一的是毛泽东本人，艾思奇只是一般地写过文章而已。我说的这个材料是1964年8月24日毛泽东接见周培源和我谈论哲学问题时，他讲了这样一段话：‘双十条第一个十条前面那段是我写的。我讲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我还讲了哲学一次不要讲得太长。最多一小时就够了。多讲越讲越糊涂。我还讲哲学要从讲堂书斋里解放出来。我这些话触到了有些人的痛处，杨献珍就是一个，他们出来搞“合二而一”反对我。’周培源耳朵聋，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从中南海出来后问我‘主席是讲了杨献珍’？我说　‘是的’。不过我整理记录时把‘杨献珍就是一个’这几个字略去了。说要批‘合二而一’应该说是毛泽东的意见，这一点知道的人很多，我没有看过艾思奇的文章。但说艾整人，把毛泽东的事算在艾思奇的账上，我认为是很不公平的。”10〇
    　　吴江说，杨献珍《我的哲学罪案》　点名批判甚至谩骂艾思奇的地方有一百多处，说艾思奇“已经把自己的名字和尸体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世不能刮去”，这样的话，实在过分。“而周扬说艾思奇‘为人敦厚，待人真挚，治学勤奋，对党和人民一片忠心’。从艾思奇一生看，这四句话艾思奇是当之无愧的。”11〇
    　　当然，回到历史背景中，那时在理论界已开始思想控制，批判开路，并逐渐贯穿到党校办学方针上来。杨献珍既有趋时起舞的一面，亦有在大跃进时“逆势”反对主观唯心主义的壮举，不乏闪光亮点。然无论如何，将杨献珍比喻成中国的伽利略、哥白尼并不恰当。

    　　“天波府人”不应穿越历史

    　　有关思维和存在同一性的争论，始终是杨献珍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当年杨、艾在党校讲授哲学课程时，对“思维和存在是否有同一性”，杨否定，艾肯定。而有些哲学、理论界人士则多次撰文阐释，主要代表有胡锡奎、胡绳、范若愚、吴江、王若水、胡济泽、于光远等。杨献珍对此有辩解，说他说过“思维和存在没有统一性”，是康生诬陷强加给他的。然而吴江撰文是在1977年底，王若水再度撰文坚持这一观点是在1981年中，温济泽撰文是在1996年初，于光远成文更是迟至2000年了。这批饱学之士，其时大概再不会去受康生的影响了吧。
    　　萧岛泉先生是杨献珍出任党校顾问时的秘书，有情有义，拚尽心力为杨献珍写了　《一场血泪交织、生死交恶的哲学论战》　的长文，从2005年开始在杨献珍家乡的　《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连载，至2008年还在刊载。粗览这篇长文，真不知其感性与理性乃至事实真相交织几何？相信公正的读者和研究者自会有判断。
    　　萧文以学术文章的形式出现，但文中“满腔愤怒”，比比皆是。萧说杨献珍回到北京后，“一帮惯常跟风趋时、闻风起批的理论奴才、批判专家们，不知从哪条渠道嗅到杨献珍的问题不可能平反的说法，便立即把手中的棍子挥舞起来，向着杨献珍的头上抡了过来，而其中最积极最突出者要数范若愚、吴江、王若水……太史公司马迁曾以‘怨毒之于人，甚矣哉’　之言形容奸佞之徒对贤臣良将的构陷，这里，用之于范若愚等一伙身上亦不为过。”12〇说范若愚是“借着艾思奇亡灵的奸佞之徒”，说吴江“对杨献珍诬蔑、攻击、栽赃、陷害”，说王若水“摆出一副打擂比武的架势，向年老体残的杨献珍叫板对阵，他要越过杨献珍这座大山”。上述几人，尤其是后二人，在理论界向以不随风摇摆，坚持自己的观点著称。说他们是“闻风起批的理论奴才”、“奸佞之徒”，大概不会有几个人认同。
    　　这里再选录萧文一节文字：“自吴江的《哲学上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文在《哲学研究》于1978年第一、二期合刊上发表（后收入其《历史辩证法论集》一书）以及他的《认识论十讲》于1978年4月出版后，由于他的这些篇章立论荒诞，逻辑混乱，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基本问题（或最高问题）和哲学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全然无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果断废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等等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继续顽固地贩卖十年浩劫中林彪、‘四人帮’　以及康生、陈伯达之流执行的极左路线的一套斗争哲学，以及大肆鼓吹他的‘三优于’的所谓辩证法以及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谬论邪说；无中生有，颠倒黑白地疯狂攻击诬蔑在‘文革’浩劫中横遭林彪、‘四人帮’　残酷打击迫害的刘少奇、杨献珍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等等。”13〇
    　　萧文离谱了。第一，几乎是“关公战秦琼”的翻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是1978年底；“刘少奇冤案”平反是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　杨献珍等的“六十一人叛徒案”洗刷在1978年12月16日。吴江纵有火眼金睛，也不可能在1977年底至1978年初撰文时，就能穿越时空，看到近一年乃至两三年以后的中央决定；他也不可能“全然无视”这些尚未发生的政治事实。第二，攻其一点，无视全盘。历史的吊诡是，萧文上述所指责吴江的，正是吴江其时冒着政治风险在探索的。1977年6月4日，吴江在《人民日报》撰写长文，第一次从理论角度着手，提出要系统清算“四人帮”的流毒，引起华国锋、叶剑英、胡耀邦的高度评价；同年7月，吴江在《理论动态》创刊号上发表《继续革命问题探讨》，第一次公开质疑“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被胡耀邦誉为“这是拨乱反正的第一个实际行动”；同年11月，在胡耀邦的指导下，吴江主持撰写党史提纲，第一次摘除了戴着刘少奇头上的“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帽子，为“否定‘文化大革命’”迈出试探性一步，有力地促进了刘少奇冤案的平反；到1978年，胡耀邦带领吴江他们驳斥“两个凡是”，提出只有“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得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大力支持。而只有否定了“两个凡是”，薄一波、杨献珍等人的“叛徒集团冤案”才能得到平反。
    　　萧先生对杨献珍纵有无限敬意，对论战的对方也不能颠倒时空，混淆是非，无的放矢，空喊政治口号呐！
    　　杨献珍确遭莫大冤屈，令人同情并为之不平。但杨平反后，仍对过去往事耿耿于怀，仍对与自己有过学术争议的人纠缠不休，反应过度，对已逝去多年的同辈艾思奇、范若愚等是这样，对比他小一辈的吴江、王若水等也是如此。至于后来再重操那套用惯了的手法，真是令人遗憾之至。有位资深理论家曾说过，如果杨老能跳出个人恩怨，从大局着眼，吸取历史教训，反思为什么总是在整人与被整中度过那些黄金岁月？眺望前方，在忏悔与被忏悔中践行，从而让理论事业、指导方针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则又是一个新的境界。这些话，值得深长思之。

    【注释】

    　　①吴江《历史辩证法论集》443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②、⑤、⑥、11〇吴江《十年的路》84-85页、153页、146、165页，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95年版；
    　　③、④、⑧吴江《政治沧桑六十年》313页、315-316页，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⑦萧岛泉《一场血泪交织、生死交恶的哲学论战》（十三），湖北《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二期；
    　　⑨温济泽：《我所认识的艾思奇》，《炎黄春秋》1996年第三期、《新闻爱好者》1996年第八期；
    　　10〇于光远《我的故事·忆艾思奇》127-128页，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12〇、13〇同第⑦所引文，湖北《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一期、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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