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武斗与“阶级敌人”、保守派——《道县大屠杀》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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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对于1967年湖南道县农村发生的大屠杀事件，文革当时即有所风闻。可是，那场腥风血雨过去30多年后，中国社会对其具体情况，仍然一无所知。直到2001年香港《开放》杂志发表了章成的调查报告——《公元一九六七年夏末秋初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纪实》（以下简称《道县大屠杀》），事件的面纱才终于得以揭开，可惜在大陆只限于网上流传，更多的人还是蒙在鼓中。　
　　　
“我们这个民族，曾在绝对权威的蛊惑下经过一场昏天黑地的自相残杀……二十五年前那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整个国民性提供了长达十年的舞台空间，表演的够充分了，那既是一部血泪史，也是一笔重大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国昨天和今天的一切荒唐和邪恶都可以从那里找到源头和脚注”——在《道县大屠杀》的文末，作者画龙点睛地发了这样一通感慨，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是站在反对毛泽东和否定文革的立场上描写道县大屠杀的。几十年的经验告诉人们，一般持这种立场的有关文革的文章，其真实性都值得怀疑，唯独本篇可以算作特例，因为文中虽有很多文学渲染，但所报告的基本事实是真实可信的。主要原因是作者使用的材料来自官方，而近三十年来的官方与文革时的杀人派是有着较深渊源关系的，整体上也属于反对毛泽东和否定文革一派。他们对于文革中自己营垒中的那段罪恶史，决不会轻易让人知道真相。即使万不得已，非要泄漏一点天机，除了尽可能保留点什么外，也绝对不会夸大其词，更不会无中生有。这只要看一看他们在处理文革事件时的双重标准就明白了。
　　　　
对文革中的造反派，即使是在被迫自卫中犯下血案的，很多都处了极刑，而且将责任追到了所谓“四人帮”这样一批人，真正做到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可是，对零陵地区这样有组织的无辜杀害近万人的大规模集体屠杀，他们却始终讳莫如深，盖子一直捂了快二十年。八十年代中期，在对造反派进行“冬后算帐”的“清理三种人”中，迫于社会正义的压力，官方才顺便对道县大屠杀作为一个“遗留问题”进行了清查处理。对于那些直接负有几十、成百条人命案的罪犯，最多只判了十年有期徒刑。而对那些负有成千上万条人命案的县以上策划者、组织者、指挥者却一个没见追究。官方对自己如此“公平”的“执法”，未免感到理亏心虚，能够从牙缝里挤出这样一点事实真相，实在难能可贵，难道还有什么不可相信的吗？其实，读者完全不必要求官方将全部真相和盘托出，仅这些挂一漏万的材料，就足以令人发指了。《道县大屠杀》中揭露的那一桩桩骇人听闻、惨不忍睹的屠杀事实，简直比法西斯还法西斯。当年日军杀人暴行之残忍歹毒，也莫过如此。　　　　

这份调查报告还有个特别之处，就是没有笼统地揭露红卫兵的“打、砸、抢、抄、抓”，也没有单方面地揭露造反派的“文攻武卫”。其揭露的对象，恰恰是党内走资派及其倚为保护的保守派。这在迄今为止所有揭露文革“罪行”的文章中，可说是独树一帜，其价值应当另眼相看。它不仅没能证明毛泽东和造反派制造了文革这场“浩劫”，反而证明了党内走资派制造了疯狂反对和破坏文革的浩劫，证明了他们是一伙彻头彻尾的反人民、反人类的分子。他们为了维护和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可以不择手段地滥杀无辜，以至达到丧心病狂的程度。同时也证明了毛泽东关于修正主义上台，我们党将变成法西斯党的预言，并非没有根据的空穴来风。证明了文革将矛头直指党内走资派是何等英明正确。　　
几十年来，官方允许的有关研究文革的著述，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作者只要稍微尊重一点历史，如实反映一点当时的事实，就会得出与作者本意完全相反的结论，连严加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的某些部分也没能逃脱这个规律。《道县大屠杀》的写作目的，无非是为了证明“绝对权威”如何制造了一部“自相残杀”的“血泪史”，如何开启了“中国昨天和今天的一切荒唐和邪恶”。但因作者基本尊重了历史的真实，却种瓜得豆，有违初衷地让人得出了前述结论。历史的逻辑就是如此。　　

二　　　　

长期以来，武斗一直被说成是造反派的一大罪状和文革的一大“浩劫”。可是，只要认真研究一下当时的任何一场武斗，相信稍有判断能力而不固执偏见的人都能明了，始终坚持和最先挑起武斗的恰恰是贼喊捉贼的党内走资派，而始终坚持文斗、反对武斗的恰恰是造反派。造反派是文革中的新生力量，新生力量虽然真理在手，但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最需要的是保护，而不是去同对方拼力量，有什么必要搞武斗呢？　　　　

文革文革，顾名思义，就是以“文”的手段进行革命，否则它就不叫文革而叫“武革”了，文革的名称先天就规定了它是文斗而不是武斗。文革发动的标志性文件——1966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开始就预见到了有人会搞武斗，从而预先就制定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方针。1966——1968年文革最激烈的三年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以及毛泽东、周恩来和所谓“四人帮”的许多工作，都是在防止和制止武斗，这是有大量历史资料可查的，怎么能说武斗是文革的一场“浩劫”呢？相反，说它是一场反文革的浩劫，倒是一点也不冤。　　　　

文革中的武斗，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前期的一般武斗阶段和后期的“全面内战”阶段。　　
　　
就全国而言，第一阶段起于“白色恐怖”的五十多天，迄于1967年4、5月。这一时期有个说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据此，造反派也有一句口号：“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这既表明了造反派坚持文斗反对武斗的立场，从中也可看出当时人们对于武斗的最初理解，只是限于抓人、关押、捆绑、吊打、罚跪等一类“触及皮肉”的暴力。因为文革中最初的武斗，是在刘邓工作组支持下，一些以“红五类”自居的“八旗子弟”搞起来的。他们一开始就背离文革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的斗争大方向，把矛头对准一些有出身和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黑五类”以及反对他们倒行逆施的造反派，对这些被他们称之为“阶级敌人”的人施以抓人、关押、捆绑、吊打、罚跪之类的暴力“斗争”。1966年8月初，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后，工作组如鸟兽散，这些“八旗子弟”又组织什么“西纠”、“联动”之类的组织，专事抓人、关押、捆绑、吊打、罚跪之类的破坏性武斗。虽然如此，这一阶段武斗加害的对象，基本上都是无法武力反抗的个人，而不是有组织的群体。加害方也基本上处于随心所欲的绝对权威的地位。文革后，你也起来控诉文革如何受迫害，他也起来控诉文革如何遭武斗，其实很多迫害和武斗都发生在这一阶段，都是各级大大小小的“八旗子弟”所为。一些文革初期遭受武斗的知识分子尤其叫人难以理解，他们理应控诉迫害他们的“八旗子弟”及其“老子”才对，反过来却追随当初的仇人一起妖魔化毛泽东、文革、造反派，不知良心到哪里去了。当然，这一阶段也不排除造反派起来后，对曾经触及过自己皮肉的人进行过报复性触及皮肉。应当说这是造反派所犯的一大错误。　　
　　
第二阶段的“全面内战”是由第一阶段的一般武斗升级而来的。随着“西纠”、“联动”一类子弟军的迅速瓦解，走资派们再也沉不住气了，1967年2月，他们撇开已经败下阵来的子弟，亲自出马，掀起了一股凶猛的“二月逆流”，再次使用武力，将造反派重新打了下去。结果是激起了全国性的反击“二月逆流”高潮，他们于是又策动了新一轮的武斗，从1967年4、5月起，开始大规模挑动农民进城围剿造反派，迫使各地造反派纷纷拿起武器，实行“文攻武卫”。从这时起，一般武斗便开始升级为“全面内战”。1967年7月以后，随着中央对各省市的明确表态，走资派感到大势已去，反抗因而愈加疯狂，干脆动用枪炮坦克，更是将“全面内战”升级到了现代化战争的水平。“全面内战”与一般武斗的最大不同，是这时武斗加害的对象已不是无法武力反抗的个人，而是组织起来敢于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造反派群体。从总体和战略上看，“全面内战”的双方中，走资派始终处于攻势，造反派始终处于守势。当然也不排除造反派的局部反攻。然而，几十年来留下来的一部文革“全面内战”史，从来只有造反派的“进攻”而没有走资派的进攻，一只公鸡居然也能打架！　　
　　
　1967年7月27日　，周恩来总理关于湖南问题的表态，宣告了湖南造反派的胜利和走资派的失败。但走资派们无论如何也不甘心于就此失败，于是操纵保守组织，公开宣扬“7·　27”　表态是造谣，并进行了当时看来是最后一次的挣扎。道县大屠杀正是发生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当时的道县已分成严重对立的两派，即以“革联”为代表的造反派和以“红联”为代表、被走资派控制的保守派，而且两派斗争已进入白炽化状态。“红联”靠着原有的行政组织系统，占据了道县广大乡村，不断挑动农民进城攻打“革联”，完全处于攻势。“革联”则被迫以道县二中为据点，固守自保，虽然曾经几次打死过“红联”进攻者，但完全是出于自卫。在某种意义上说，道县大屠杀是“红联”与“革联”斗争的“副产品”，是“红联”几次攻打“革联”失败后恼羞成怒，转而在自己控制的区域内向农村“阶级敌人”开的一刀。而“革联”势力相对强大的县城道江镇却“没像农村那样公开杀戮无辜”。道县大屠杀无可辩驳地证明，武斗完全是走资派的“杰作”，八竿子也打不到造反派身上。　
　　　
党内走资派由于没有真理，只能靠武力镇压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和既得利益，武斗是他们的本性。这一本性今天虽然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但在毛泽东时代，却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发展和暴露过程。　
　　　
我们说毛泽东伟大，就在于他老人家终其一生，都在为人类通向共产主义的理想之国进行艰难的探索。他的那些同路人即后来的走资派则不然。他们跟随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所进行的一切奋斗，都只是为了自身的解放。一旦自身获得解放，就像历代统治者一样，建立起一套官僚体系，做官当老爷，脱离人民群众，最后走向人民群众的反面，欺压和镇压人民群众。　　　
　
早在中共进城以前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非常英明地预料到了这一点。进城以后，刚刚完成国内和国际的武装斗争、土地改革、恢复国民经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等繁重任务，1957年，他就开始筹划以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为目的的党内整风运动，以带领他的同路人走出误区，跟上时代步伐，永葆人民公仆本色。可是，毛泽东的良苦用心没有得到同路人的理解。这使毛泽东在继续革命的途中深感缺少知音。后来他不无伤感地叹惜道：“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　　
　　
同路人将人民革命的成果视为个人财产，将人民打下的天下视为私家天下，容不得人民群众对自己有丝毫不满和不恭。在发动人民群众帮助党整风的过程中，他们借反击少数右派猖狂向党进攻之机，将大批诚心帮助共产党整风，向党（实际上是向同路人）正当提意见的人打成所谓右派。现在，虽然反右已经完全被栽赃为毛泽东的一大罪状，但按照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具有最新官方权威性的《毛泽东传》提供的数据，毛泽东当时估计的、被作者认为“过宽”、“扩大”的全国右派人数就是8000人，而实际划定的结果达到55万人，多划54.2万人，比毛泽东的估计扩大近70倍。应当说，这笔“功劳”完全属于同路人。　　　　

人们可能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历史上某些大反动人物，如伪满皇帝、国民党战犯、57年真正向党进攻的大右派，或者历次党内机会主义头子，由于毛泽东的亲自关照，并没有受到什么迫害，对他们的改造大都相当成功。相反，那些“小反革命”、“小右派”、“小机会主义者”等，却受到了各种不同程度的迫害，包括武斗。大批错划的右派分子，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内，在政治、经济、人格、人身等方面，更是受到了许多非人的待遇，被斗致伤致残，被逼自杀的事件多有所闻。这也应当完全归“功”于同路人。所以，当时老百姓中就有了“大毛主席好，小毛主席不好”的传言。文革中走资派整人的方式方法，在反右中也初现端睨。　　　
　
同路人们将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以及对普通“右派”分子的非人待遇，不仅严重破坏了毛泽东发动整风的目的，而且给党内和人民内部正常的政治生活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将人们刚刚树立的一点朦胧的民主意识彻底浇灭，重新像旧社会一样，普遍畏官如虎。在嗣后而来的大跃进运动中，由于缺乏人民群众的监督与制约，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空前泛滥，大大小小的同路人可以随心所欲地瞎指挥、强迫命令、一平二调、整人打人、虚报浮夸，多吃多占，刮起了一股凶猛强劲的“五风”，给全国人民造成了很大的灾难，严重挫伤了人民群众刚刚高涨起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原本可以高速发展的经济也受到重创。当时，对老百姓的武斗司空见惯，整人手段花样层出，除了捆绑吊打等家常便饭外，更有许多别出心裁。某地有的干部竟然在光天华日之下，强迫一对恋人当众脱光衣服互咬生殖器；有的干部因为集体死了一头母猪，竟然强逼饲养员披麻戴孝。对如此天怒人怨的反人类罪行，老百姓因有反右扩大化的教训，敢怒而不敢言。　　　　

通过反右和大跃进，当然还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已经越来越感觉到，他亲手创建的人民政权，很可能因掌权者的蜕变而走向人民反面，于是他发动了旨在整党内走资派的“社教”运动。毛泽东虽然使用了一个“整”字，但他仍然希望采用温和的即教育的办法进行。其所以将运动称之为“教育运动”，就说明了这一点。可是，走资派为了保自己过关，却千方百计转移斗争方向，再一次将矛头对准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祭起整人衣钵，将大批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打成“四不清干部”、“阶级敌人”、“阶级异己分子”，无情打击，残酷斗争，被逼自杀和整伤整残者屡见不鲜。　　　　

毛泽东的每一个口号，几乎都被走资派接过去，用以对付人民群众。他不得不甩开曾经作为依靠却已官僚化的官吏系统，直接依靠人民群众，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文革开始，走资派依然采取接过口号，售其私奸的策略。自己躲在幕后，指使子弟走上台前，以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天然接班人自居，打着向阶级敌人造反的旗号，企图将文革纳入他们窃据国家神器的轨道。在1966年8月初以前的50多天里，他们极力鼓吹反动“血统论”，公然将新中国年轻一代分裂为什么“红五类”和“黑五类”。为表现他们的“革命性”，更重要的是为了防止“黑五类”从权力餐桌上分一杯羹，他们对所谓“阶级敌人”、“黑五类”和反对他们的造反派极尽人格侮辱、身体折磨以至肉体消灭之能事，进行了残酷的迫害。文革中的武斗，究其源盖出于此。《十六条》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亦是有鉴于此。　　

从上我们可以看出，自1957年反右到文革，每一次运动中的整人、打人、杀人的罪恶，都有明显的承传关系，都有相同的“作案”手段和动机，“凶手”恰恰就是那些同路人，而毛泽东总是教育、劝诫他们给人以出路。但是，在他们以胜利者的姿态登台之后，却倒打一靶，卑鄙地将全部罪恶统统推到造反派、推到文革、推到毛泽东头上，自己则“放了屁往人堆里钻”。诚然，文革中的造反派也进行过武斗，但那都是别人把刀架在脖子上了才进行的自卫。应当说，人民群众由千百年来怕官到敢于针锋相对地斗争，是民主意识的一次大启蒙，是人类思想解放史上的一大进步，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大成果。即使按照今天的刑法理论和刑法律条讲，正当防卫也是无罪的。然而，偏偏一个“文攻武卫”的口号竟成了文革中一切武斗的本源。人们不禁要问，“八旗子弟”及其“老子”们的“文攻武攻”又算什么呢？如此简单的事实，如此明了的道理，几十年来却被他们搅得黑白混淆、是非颠倒，无非是贼喊捉贼，企图逃脱历史的罪责而已。　　　
　
三　　　　

今天，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扩大化同样成了毛泽东的一大罪状。其实，以阶级斗争为纲正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所在，否认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背叛。至于说毛泽东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则完全是栽赃陷害。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科学分析的是毛泽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个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是毛泽东。这样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怎么一下子就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罪魁祸首呢？说毛泽东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只不过是走资派取消阶级斗争的一个托词。在他们眼里，阶级斗争不是9和1大与小的问题，而是1和0有与无的问题。即使你说阶级斗争只有1，他们也会说你扩大化了。随着历史真相逐步显露，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新中国历史上真正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正是今天千方百计否认阶级斗争的走资派；毛泽东不仅没有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反而是他老人家一次又一次纠正了走资派掀起的阶级斗争扩大化。　　　　

别看走资派今天对“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这两个口号畏之如猛兽，弃之如敝履，可在整个文革过程中，他们却叫得比谁都响亮。当时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打着“坚决镇压阶级敌人翻天”的血腥旗号进行的。这个口号当时在他们显得特别“理直气壮”。《道县大屠杀》中那个区武装部长兼“红联”头子敢于杀那么多人而又敢于不服判决，理由就是他们所造的都是“阶级敌人”的反，所杀的都是“阶级敌人”。对“阶级敌人”和“阶级敌人翻天”的问题，当时造反派也一时很难说清，有时甚至因为自己队伍中有被保守派称为“阶级敌人”的人参加，或者得到“阶级敌人”支持而感到理亏和难为情。现在，应该对这个问题有个说法了。　　　　

文革期间自始至终都存在一个斗争大方向问题的争论。造反派说，斗争的大方向是党内走资派，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八旗子弟”及其“老子”们说，是“阶级敌人”。他们所谓的“阶级敌人”，不外四部分人：一是已被专政的老敌对阶级分子，如地、富、反、坏分子；二是虽为对抗性矛盾而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那部分人，如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真正的右派分子；三是本来就属于人民范畴的一些有不同程度历史污点的人；四是上述各种人的无辜后代，即所谓“黑五类”。这四部分人中，真正的阶级敌人，即地、富、反、坏分子只占极少数，其他三部分人都属于人民范畴。可见，把这四部分人全都作为“阶级敌人”，是多么严重地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又是多么严重地阶级斗争扩大化。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处在发展变化中。在阶级社会里，人的阶级地位和阶级关系也处在发展变化中。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为社会各阶级相互间的关系发生根本的、深刻的变化，为最终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从总体上看，到文革时，原来的剥削阶级，包括作为专政对象的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富农阶级，以及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民族资产阶级，随着财产被剥夺和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的完成，已经失去了继续存在的经济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阶级是消灭了。但他们人还在，心未死。怎样对待这部分人呢？毛泽东并没有对其进行肉体消灭，而是分别不同情况，采取了不同的改造政策。对前三个阶级的成员，实行了强迫劳动改造的政策，有的在监狱接受改造，有的交群众监督改造，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自食其力的新人。这一政策堪称人类历史上的奇观，连过去的皇帝、战犯也不得不由衷感佩。这一政策虽曰“强制”，但终归是劳动改造。劳动有什么不可？改造有什么不可？谁不劳动？谁不改造？人类就是通过劳动不断改造而来的，不劳动不改造就没有人。对不劳动不改造的人采取一点强制措施，迫使他们接受劳动改造，是让他们更好地做人，是对他们最大的关爱。今天那么多人吸毒，政府强制他们戒毒，难道是对他们的迫害？对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毛泽东则进行了和平赎买和和平改造，组织他们学习，帮助他们改造世界观、人生观，自觉放弃剥削，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毛泽东的改造政策获得了巨大成功。到文革时，旧剥削阶级中的大部分成员都已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一般都能拥护和接受共产党领导，拥护和接受社会主义。当然，也不排除极个别人顽固坚持原有反动立场，时刻梦想恢复失去的天堂。这应当是到文革时止，对旧剥削阶级分子队伍应有的估价。否认这一点，既否认了毛泽东的改造政策，也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毛泽东给予旧知识分子的政策更加宽松，因而在他的周围团结了许多著名的爱国知识分子。一大批在旧中国感到没有出路而旅居国外的知识分子受到感召，解放初期纷纷放弃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而回国报效，在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作出了卓越贡献，与今天读了个名牌大学就向国外跑恰成鲜明对比。　
　　　
对所谓“黑五类”的青少年，毛泽东的政策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这中间既深深凝聚着一位慈祥长者对所有青年人一视同仁的期望，又尊重了他们的自我选择，深得当时社会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的拥护，大批背有父背包袱的青少年在这一政策的关怀下茁壮成长起来，成为新中国自己培养的一代新人。　　　　

从总体上看，毛泽东的这些政策，高度体现了无产阶级彻底解放全人类的博大胸怀，其核心就是教育人，改造人，团结人，争取人，是非常温和和人性化的，而不象“八旗子弟”及其“老子”们动不动就关、管、杀、斗、打、压，显得冷漠残酷。为此，毛泽东在党内长期被攻击为“右倾”，现在却一跃而成了“　暴　君”，这个“转变”未免太缺乏内在的逻辑联系。　　　　

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与人阶级关系和阶级地位的变化，不仅体现在旧剥削阶级分子获得了改造，更重要的是主要阶级矛盾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主要矛盾已不再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同帝、官、封的矛盾（这是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而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中，又不是无产阶级同社会主义改造前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无产阶级同党内资产阶级的矛盾。党内资产阶级是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演变而来的。这个阶级的成员过去参加革命的最高目标并不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是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获得巨大成功后，在中国重新实行资本主义，已经丧失了经济基础，只能依靠资产阶级法权，首先改变政权性质，然后改变所有制关系，恢复和重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才能最终实现。党内资产阶级必将利用资产阶级法权维护自己的统治，必将利用手中的政权复辟资本主义。这是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为锐利武器，通过长期观察分析得出的科学结论，是他老人家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提前，是党内资产阶级永远也无法接受的。　　　　

由于阶级本性的决定，党内资产阶级当然不可能看到一个走资派。他们只能机械地、形而上学地、一成不变地固守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阶级关系，于是，前述四部分人就成了他们铁板一块的、永恒的“阶级敌人”，他们自己则是铁板一块的、永恒的革命派，而革命的任务，永远就是由他们将“阶级敌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其永世不得翻身。三十多年来，毛泽东的阶级路线被一些人恶意妖魔化，没有恶意的也存在许多误解和抱怨，将党内资产阶级推行“唯成份论”、“血统论”对一代青少年造成的阶级歧视归罪于毛泽东，这是很不公正和很不符合历史真实的。　　　　

“八旗子弟”及其“老子”们在文革初期划分“红五类”和“黑五类”，提出“造阶级敌人的反”（历来只有以下犯上才叫造反，哪有以上整下叫造反的？今天他们对几个上访的群众动不动就抓、关、判，岂不也成了他们非常忌言的造反？），主要是为了转移向走资派斗争的大方向，保自己过关，同时也为了标榜“八旗子弟”的“革命”性，为“八旗子弟”制造天然接班人的舆论和准备天然接班的“功劳”，以免人们质疑他们“位尊而无功，禄厚而无劳，而持重器者多也”，那么，后来提出“坚决镇压阶级敌人翻天”，就不再是将他们所谓的“阶级敌人”作“死老虎”打而转移斗争方向和捞取政治资本了。其包藏的祸心，就是把矛头对准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时，他们的“阶级敌人”明里是指前面所说的四部分人，而暗里是指整个造反派以及支持造反派的革命干部，直到毛泽东。只是因为毛泽东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享有不可动摇的崇高威望，他们才将对文革、对造反派、对毛泽东的刻骨仇恨发泄在四部分人身上。正因为如此，他们总是死死盯住造反派队伍的成份，只要发现四部分人中有一人参加或支持造反，便立刻大做文章，称造反派队伍是“大杂烩”，称造反行为是“阶级敌人翻天”，进而进行武力围剿。围剿不成，就如同道县一样，对四部分人进行灭绝性大屠杀，以为泄愤。　　

从反右到文革，“八旗子弟”及其“老子”们对四部分人一直采取歧视政策，严重干扰、破坏了毛泽东教育、改造、团结、争取的政策，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对共产党（应该是对走资派）产生对抗心理，也有人想“翻天”。这种心理，在文革的大民主中得到了充分表现。他们从不同的目的出发，很多都参加了向走资派的造反，或者从内心深处支持、同情造反派。这就使造反派队伍出现了成分复杂化的问题，被“八旗子弟”及其“老子”们抓住了“阶级敌人翻天”的“把柄”，成为其镇压和屠杀造反派的借口。　　
　　
如何看待这四部分人参加文革造反呢？这主要应看他们的动机。一般来讲，这些人长期受到歧视，参加文革造反，有的的确是出于对继续革命的理解，有的是出于对歧视政策的反抗，有的是为了讨回失去的人格尊严，显示与其他人同等的政治权利（专政对象除外）。这些都是正当的带有革命意义的造反，应当允许。至少可以作为向党内走资派斗争的同盟军看待。有的人也许怀有一些不正当的目的，如对曾经整过他们的人进行报复等。更有极个别人，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如文革后被宣传为“英雄”的遇罗克等。一场空前的大革命，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是不可避免的。但决不能因为这样，就像　鲁迅　先生笔下的假洋鬼子一样，不准人家革命。参加秦末大起义的，既有陈胜吴广的农民队伍，又有刘邦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还有项羽代表的六国旧贵族，他们的目的各不相同，但推翻秦王朝的目标一致，难道有谁能够阻止项羽参加？必须相信，那些怀有不可告人动机的革命参加者，在一定的时候，必然暴露，人民群众必然会揭穿他们的真面目，也必然最终被历史淘汰。当初共产党如果知道自己内部有人今后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就不让他参加革命，行吗？不幸的是，“八旗子弟”及其“老子”们偏偏充当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假洋鬼子。　　　　

昔日，“八旗子弟”及其“老子”们“造阶级敌人的反”，“镇压阶级敌人翻天”，是那样地不遗余力。可是，文革一宣布结束，始作俑者似乎突然良心发现，立即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除了把责任和仇恨全部转嫁给毛泽东和文革外，又是一风吹地平反，又是厚着脸皮请求“一笑抿恩仇”，又是打着灯笼火把将他们寻觅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又是给足政策让他们发财致富。进入21世纪，更是公然将党的大门向他们敞开。所有这些毫无原则毫无气节的低三下四，真正能够化干戈为玉帛、“一笑抿恩仇”、“抚平滴血的伤口”吗？至今，海内外的“民运”分子可是正虎视眈眈地觊觎着新贵新富们手里的印把子和兜里的银锞子啊！　
　　　
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讲，是对农民阶级的又一次解放，理应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和支持。但是，文革中农民更多地倾向保守，甚至被走资派利用来武力围攻造反派。道县大屠杀的凶手，基本上都是农民，而且是出身好的贫下中农、基层干部、基干民兵，亦即农村中的“红五类”。这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　
　　　
中国的农民是一个伟大的阶级，他们以勤劳、勇敢、善良、朴实著称于世。没有广大农民的支持和参加，中国革命不可能取得胜利。中国的农民又是一个古老的阶级，数千年来小块土地上的手工操作和对封建地主阶级的依附，使他们变得比较狭隘、自私和保守。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来，他们之中既每日每时地产生无产阶级，又每日每时地产生资本主义。毛泽东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就英明地预见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一方面是说，中国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非常重要，教育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意义非常重大。同时也是说，中国农民某些落后的阶级性比较顽固，不是一朝一夕改变得了的。　　　　

毛泽东出身农民，革命战争中依靠的主要对象也是农民，因而对农民有着特殊的深厚的感情。他对农民的教育，总是正面的。对他们的任何一点社会主义积极性，总是热情地加以支持和鼓励；对他们的任何一点错误倾向，总是耐心地加以说服和引导。他在农村发动了各种各样的运动，总是坚定不移地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让农民群众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广大农民跟着毛泽东，随着新国的建立，彻底摆脱了政治上受压迫的地位；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彻底打碎了封建剥削的枷锁；随着农业集体化的实现，彻底挣脱了小农经济的桎梏，向着共同富裕迈进。在这一步一步的巨大进步中，中国农民某些落后的阶级性也得到了很好的改造。到文革时止，他们已不再是千百年来的旧式农民，而是一代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特别是在经济上，他们表现出了空前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无限的社会主义创造力。人民公社这种能够适应和容纳各种不同水平生产力的社会政治经济组织形式，就是农民群众自己的伟大创举。改革开放初期，全面摧毁农村集体经济，遭到了广大贫下中农和中下层干部的普遍抵制。至今全国还有相当一批乡村，如河南南街村等，坚持走集体化道路，实现了真正的共同富裕。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毛泽东对农民的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就，广大农民再也不是那么狭隘、自私和保守。　　　　

可是，这并不能说明，农民阶级已经不存在阶级局限性。文革前，毛泽东对农民的教育，主要集中在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至于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武装农民，还没有来得及提上日程。同时，文革时中国农业的集体化，主要还停留在生产资料集体所有上，生产手段基本上还是小农式的手工操作，现代化的大农业还没有形成。这就必然使农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留着小生产自私、保守、狭隘的特点。他们的眼界虽然有所扩大，达到了一个生产队、一个大队或一个公社的范围，但主要还是受到个人和家庭的局限，甚至还保留着一些封建宗族思想。因此，有的人好为个人、为家庭、为小集体、为宗族占点小便宜，或者搞点挟私报复，甚至像《道县大屠杀》中记载的一样，为了多得一点补助，为了历史上的一点小恩怨，就可以去杀人。有的人像阿Q对待王胡和小D一样，在所谓“阶级敌人”面前存在一种莫名其妙的虚荣心和优越感，俨然以他们的主人自居，不屑与他们为伍，不把他们当人看待，以惩治他们为“荣耀”为“革命”，随意侮辱人格，残害人身，甚至草菅人命而若无其事。特别应当指出的是，经过反右扩大化、刮“五风”和“社教”中形左实右的摧残，文革时农民的民主意识还非常脆弱。许多人对“官”依然存在依附心里，或者说存在奴性，如同农奴依附于农奴主一样。道县大屠杀中，一些基层干部杀人时的心态是非常矛盾的，最后还是选择了杀人。为什么？他们说：“我不杀你，他们就要砍我的脑壳”。这充分说明走资派在内部实行的也是法西斯统治，同时也说明了农民对官仍然存在比较严重的依附心理。　　　　

文革中农民普遍倾向保守，他们保什么呢？就是好不容易挣得的政治经济地位。由于政治经济上的彻底翻身，广大农民一方面对共产党和毛泽东有着一种非常深厚的阶级感情，而且往往把这种感情朴素地表达在“听领导的”上。一方面不愿革命成果得而复失，谁要从他们手中夺走，即使拼命也在所不惜。这种保守的正当性是无可非议的，但也是有局限性的。因为它保的仅仅是本阶级一时的利益，而不是追求全人类的永久解放。而当时的走资派无不时刻把自己打扮成党的化身和农民利益的代表，其走资面目还没有来得及充分暴露，农民的这种保守恰，便给他们利用来充当保护工具提供了绝好的条件。只要走资派造个谣，说哪里“阶级敌人翻天”，他们就会义无反顾地去镇压，理直气壮地去屠杀。　　　　

保守，听起来是一种多么温和的东西，其实它是一种力量，是一种现存秩序的维护力量，是一种按照惯性轨道运行的堕性力量。当社会发展需要转轨的时候，当它被阻碍转轨的邪恶势力控制的时候，这种惯性堕力就会变成一种可怕而巨大的破坏力。道县大屠杀中农民表现出来的就是这种可怕而巨大的力量。　　
文革中一些地区工人队伍中的保守势力也很强大，如武汉的“百万雄狮”。其对造反派的屠杀，不亚于道县农民对“阶级敌人”的屠杀。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为什么相当一部分在文革中也表现为保守呢？其根源同样可以追溯到农民自私、保守、狭隘的阶级性。因为中国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血缘关系太近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刚刚从田中走上田梗的农民。　　　　

以上虽然说了些农民和工人的“坏话”，但是，刚刚从田中走上田梗的工人阶级也好，古老的农民阶级也好，都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阶级。一旦他们从走资派的蒙骗中清醒过来，就会成为党内资产阶级的致命克星。今天如果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绝对没有一个工人农民会跟着走资派去屠杀“阶级敌人”和造反派，而靠掠夺几代新老工人农民起家的新富新贵们，则必须提防自己的脑袋。这也许就是有人千方百计要否定毛泽东、否定文革的真正原因。
　　　　
最后，谨向道县原东门公社北门大队党支部书记丁金龙致敬！因为他是唯一不怕“他们砍我的脑壳”，“对于杀人的问题一直‘没有考虑成熟’”的勇士。　
　　　
2005年马克思诞辰日初稿　　
2008年同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