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永毅：从政治心理的角度管窥文革史和今日中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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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永毅：从政治心理的角度管窥文革史和今日中国政治

来源: 自由亚洲

最近，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宋永毅在台湾出版了专著《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和文化基因的新阐释》。他认为，从心理的角度解释文革中共高层政治，对今天的中国也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记者：文革史需要更多的研究，但在今天做这个研究和出版这本书，有没有现实意义？

宋永毅：它的现实意义是为今天的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活提供了一面活生生的镜子。目前中国和海外的文革研究已经处于一个低潮，但在中国国内的权力构架和政治运动却出现了向文革倒退的高潮。所以，这个研究可以起到一个镜子的作用。

这当中有两点：第一点是以人为鉴。这本书解释了毛泽东晚年发动文革的种种非理性思维和病态人格，有利于我们对所有魅力型领袖，尤其是最高独裁者，对他们的野心、对私欲的追求和对可能失去权力的恐惧，以致造成国家和民族的灾难，这个就是以人为鉴。

第二点是以史为鉴。这本书揭露了文革中种种反常的政治现象和中国千年皇权政治的无意识的关联。

记者：不同人对文革的理解不同。您在本书中是如何定义文革的？

宋永毅：我对文革的一般定义有四点：第一点是，文革是中共党内一场残酷的斯大林式的大清洗；第二点，文革又是中国千年历史上鲜有的人道灾难；第三点，文革还是一场极端反文明、反文化的政治运动；最后一点，文革是中国共产党向全世界输出革命、主要是毛主义和暴力的共产革命的一次尝试。

从政治心理的角度解释毛泽东发动文革

记者：书的副标题是《从政治心理和文化基因来解释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您是怎么从政治心理的角度来解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

宋永毅：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我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解释毛泽东的文革决策：第一个方面，我主要从文革政治生活背后的领袖私生活这个因素，比如我提到了1961年的录音事件，1974年毛泽东在反后门运动中的角色。在后一个事件中，因为当时毛泽东介绍了一些女友去读大学，结果影响了当时整个毛派，也就是四人帮等人反后门的政治运动。

第二个是从毛泽东的变态心理，也就是主要从毛泽东的多疑到妄想，到对政变的恐惧等等因素，来解释他发动文革的原因。

第三个方面主要是分析毛泽东的政治幻想。我认为，这也是毛泽东发动文革并且能够撑下去的因素。毛泽东经常使用巨大的集合性名词“人民”，他对于人民的政治幻想，他总是以为95%以上的人民是站在他身边的。

记者：这本书谈到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些关键点。能否介绍一下，毛泽东是在怎样一种心理状态下，发出了文革发动标志的《五一六通知》？

宋永毅：毛泽东有两个非理性的心态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个是他在发出《五一六通知》前，以及写《五一六通知》的时候，坚定不移地相信党内有人要对他搞政治政变，而且还可能是军事政变，所以他就抢先部署。北京就成立了一个工作组，他就把他认为的反对派，比如刘少奇、彭德怀等人都给管控起来了。但是，文革过去五十五年了，现在很多档案也揭秘了，我们发现根本就没有人要对毛泽东搞政治政变，完全就是他的一个猜疑和恐惧心态，才造成了他一系列过分举动。实际上，是他对当时党中央的一线领导搞了一次政变。

第二个就是他的政治幻想。我刚才讲到毛泽东的人民情节，高喊人民万岁，但据毛泽东身边的人，比如李锐曾经是毛泽东身边的秘书，他就讲到毛泽东是最不相信人民的人。他公开地讲，我们就是要对人民搞愚民政策。但是，他又觉得他是代表了人民的。

你可以看到，这种幻想并不是在一个人身上存在，在其他中共最高领袖，比如习近平，他就是刻意模仿毛泽东。他最近就讲到，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他总是认为，所有人民都是支持他的。你可以看到在他们身上的这种特质，他认为，他就是要更极权，要反政变，这都是执行了人民的意志。实际上这都是幻想，人民从来没有选举过他，从来没有赋权给他。

所以，我说毛泽东在发动文革的时候，是出于矛盾的、非理性的状态。

记者：这本书主要是从非理性的政治心理角度，来解释毛泽东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决策。这种分析方法，能够运用到今天的中国领导人身上吗？

宋永毅：如果说，一个国家、社会处于一种群众非理性的氛围中，它的领导也常常处于一种非理性的领导决策中。我们都知道，文革中毛泽东、林彪搞的红海洋，搞的个人崇拜，像我们这种年纪的人都是历历在目。

现在看到习近平又在搞个人崇拜，最近对习近平的宣传已经到了汉语形容词的最高阶了。习近平的学历讲的难听一点，完整的教育就是一个小学程度，一路奔向做十四亿人的导师，而且这两天要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也完全是为他个人定制的。

记者：您提到习近平推动个人崇拜，但这种个人崇拜是有利于他的统治的，这是他作为统治者的理性计算，那您怎么解释其中的非理性心理呢？

宋永毅：作为一个统治者，如果他是出于精确计算，很多事情不做反而是有利于他统治的，对个人和国家都有利。比如毛泽东，他最后也认识到，全国搞的早请示、晚汇报都耽搁了生产，还有把造飞机的铝去造毛泽东像章。开始的时候他没有在意，后来意识到，这对国家的军力，对国家的政策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后来他都出来讲话了，说不要搞得太过分，还我飞机，不要像章等等。

记者：这本书还分别各章分析了毛泽东身边的刘少奇、周恩来、林彪、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政治心理。其中，你对林彪、周恩来等人的分析是与中国传统皇权作比较，包括皇太子政治，皇权和相权的矛盾等，这种分析有没有现实意义？

宋永毅：我觉得，今天的中国还是没有走出数千年皇权政治的怪圈。比如我分析林彪，我主要是分析中国最高领袖交接班的无序和危机。而这个危机状态，习近平解决了吗？没有解决。

以前毛泽东让林彪接班，以后又和他钦定的接班人闹翻。你就可以看出来，它比前年的皇权体制还不稳定。皇权的交接采取两种形式，一是家族继承，这个还是比较稳定的；一个是禅让，这就不稳定。而中国现在搞的是禅让的形似，禅让权力的人就不情不愿。你看习近平就不情不愿，他就要终生执政。所以这个问题到现在没有解决。

第二个问题，我分析周恩来，是用千年的相权和君权的矛盾，因为皇权的扩张造成相权处于劣势。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学者一般认为，相权是对皇权的一个限制，尤其是儒家主张的相权。从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关系你可以看到，如果这个人他没有坚持儒家的原则，他就成不了一代儒相，而是一代奴相，这也是极端专制的执政者的希望。

现在习近平和李克强的关系，李克强就成了为他打工的了。但李克强还没有到奴相，李克强很多时候还是讲真话。将来的发展怎么样？习近平下面的班子是不是都会成为奴相，我们拭目以待。

“文化基因”对政治人物的影响

记者：这本书在谈及政治心理的同时，还谈及“文化基因”。您如何解释“文化基因”这个概念？

宋永毅：严格来说，这个概念最初是英国的演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出版的一本书《自私的基因》，这是一个生物学概念。但中国大陆很多研究者就把它化成了“文化基因”的概念，并发表了很多的著作。我主要还是从习近平搞的“红色文化基因”里边沿用出来。我主要研究的是文革和中国当前政体中间，如何保存了数千年皇权专制的文化基底。毛泽东自己就讲过，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记者：你在书中用了整一章的长度来分析文革中的大屠杀现象，并且把它和1949之后的第一次政治运动土改做比较，是因为这两者有延续性吗？这种分析有没有现实意义？

宋永毅：我在当中引用了原型文化批评，来追踪政治运动造成最黑暗的大屠杀的延续性。我们在土改中就能看到，大规模的法外的集体杀戮，或者说是国家机器纵容、国家机器策划下的。这个暴力土改是第一场政治运动，文革是毛泽东死前搞的最后一场，两者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

要说现实意义，想想最近发生在新疆的对维吾尔族等少数族裔的种族和文化清洗就知道了，在一党专政、高度集权的体制下来解决这些少数民族问题，是有可能走向最黑暗的一章的。

我在这一章中就讲，这一章是文化大革命中最灭绝人性、最黑暗的一章，我们必须给这个社会、这个政治一个警示。

记者：您一直在做1949年之后中国社会运动、政治事件的研究，还做了包括土改等运动的数据库，这本书在您整体的研究中处于一个什么位置？

宋永毅：我最本行的研究就是文革研究，我是从研究文革出发来收集这些资料。我们所做的第一个数据库是文化大革命数据库，然后一发而不可收，又做了反右运动数据库、大跃进、大饥荒的数据库，最后倒过去做了土改和公私合营的数据库。

我1999年到中国大陆去收集材料，准备做文革数据库的时候，结果北京国家安全局给我安了一个罪名，说我是在做间谍、搜集情报，就逮捕我，并拘捕了半年，后来当然无罪释放了。

很奇怪的是，他们是以研究文革为罪名抓我的，但那些看守和办案人员都非常乐意、非常热烈地来听我讲文革。他们的很多问题都是领袖的私人生活、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尤其是毛泽东和林彪的斗争，以及对周恩来怎么看等等。

所以我就想，这还是很严肃的一个问题。我们就把它提升到学术研究的高度，从这样一个角度（政治心理）来写一本书，是不是对历史更完整的把握。

记者：这是非常有趣的角度，也是非常有趣的一本书，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