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普乐：遭遇“阳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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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阳谋”的人

－－作者：朱普乐


1957年夏天，由毛泽东策划和指挥的“反右派斗争”，是一场大规模镇压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运动采取诱骗方式，号召“大鸣大放”、“言者无罪”。最后一网打尽，使上百万无辜者沦为家破人亡的专政对象。有人指责他言而无信，大搞阴谋。他却辩解为“阳谋”。从此，中文大词典里多了一个新词汇--“阳谋”。正如孙乐涛先生所言：“权力为了达到一定目的，可以采取各种欺骗手段，可以信誓旦旦，暗下杀手，可以‘钓鱼’、‘引蛇出洞’，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当然，这种‘目的’总是被宣称为利国利民的。”


红旗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的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纂的《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全国共定552877个右派分子。他们中半数以上失去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去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这55万多“右派”是根据“改正”时的统计数字。“反右”运动中遭整肃的远不止这些。据《文摘周刊》2011年3月7日转摘穆广仁文：“全国打出右派3178470人”。我不敢相信这个数字。但在正式划“右派”以外，确有大量被戴上其他“帽子”的人，如“中右”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坏分子”等等。四川省在李井泉的指令下，还在高中学生中开展“反右”运动，被整肃者不叫“右派”，叫“反动学生”，与“右派”相同命运。所以说，“百万无辜者沦为家破人亡的专政对象”，绝对是一个较为保守的数字。

“右派”并没有全部“改正”。据说，那些没有“改正”的“右派”是真正的“右派”。其人数一说是五人，一说是九十多人。即便真的如其所说，即便按后一说法，“反右派”斗争的“正确率”，最高也只是百分之0.018；换算成错误率，高达百分之99.982。

茆家升

茆家升，安徽全椒县人，医生。 “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在的芜湖地区医院，在“砸烂城市老爷卫生部”的口号声中，全体五百多职工分点下放，他来到泾县浙溪公社马渡卫生院，当了一名全科医生。

我那时在县文化馆工作，间或奉命鼓动“文艺创作”。当然，那是“三突出”年代，要像八个样板戏那样“创作”。茆医生也经常应邀参加我们的业余创作会议。发现他博闻强记，能说会道，反应敏锐，引经据典常滔滔不绝。肚子里藏有学问，却不肯动手，终不见他拿出稿子。给他分派任务时，他总是躲躲闪闪，努力搪塞。或者推说业务繁忙，无暇动笔；或者自称无能，“说说可以，真正动手作文就不行了”。后来才知道，他已经是“老运动员”了。1955年于合肥医校毕业后在黄山疗养院任职。1956年一度任近代史上重臣沈钧儒老人的保健医生。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批斗，1958年划为“右派分子”。他的“右派言论”主要是反对曾希圣的农业“三改”。安徽是多次政治运动重灾区，“反右”亦然。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中央关于划右派标准之外，又加两条。一是反对单位领导，二是反对农业“三改”。此后，茆医生被发配到位于广德县境内的门口塘农场劳动改造，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劳役生涯。当时他二十一岁。这个农场全盛时期曾收容过一千五百多名右派。正值“大跃进”年代，“三年大饥荒”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茆医生也差点命归黄泉。“文革”中又再度遭到批斗，余悸在心，当然是不愿意舞文弄墨再生麻烦了。他参加我们的会议，也就是隔岸观火，逢场作戏罢了。

后来，芜湖地区医院重新开张，下放医生又陆陆续续回去了。他在传染科当临床医生。我利用一次参加会议的间隙，去探望过一回，就再也没有见面了。2005年的一天，忽然收到他给我寄来的一本书：《卷地风来--右派小人物记事》（远方出版社2004年版，茆家升著）。书中写了包括他本人在内的二十多位小“右派”的凄惨遭遇，令人不忍卒读。我很高兴，他终于又在作文著书了。而且写的是自己亲身经历，是身边的诸多难友；再现当年情境，“殷鉴不远”，是在做好事。后来，我又在一些网站上读到他的文章；写得很好，令我敬重。

退休以后，我东奔西走常客居他乡，与他失去联系。多亏“五柳村”帮助，才将他找到；也才知道他下放泾县十年间的一段坎坷人生。

1969年5月，茆医生下放泾县以后，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乡村医生生涯。他后来说：“我行医数十年， 一生平庸， 只有两个时段还聊可自慰：一是我在那家改造右派的农场当右派医生时， 没有顾及个人安危， 全力救助素昧平生的难友们， 帮助很多难友摆脱了绝境， 乃至免于饿累而死；另一时段就是十年乡村医生生涯了。这里极度的缺医少药和交通闭塞，迫使我在拿起听筒的同时， 又拿起了手术刀， 当一个实实在在的全科医生。并且竭尽全力， 把一个小公社卫生院的工作， 推向极致， 做了很多一个乡村医院本来做不了的事， 给了广大贫苦农民医疗上最实在的帮助， 救活了不少几乎注定要死去的病员。特别是在邻近公社每年都有一些人死于有机磷农药中毒的情况下， 这里一个人也没死。而当我上调之后， 所有抢救危重病人的工作， 包括各种进腹腔的外、妇科手术， 均结束了， 一切又恢复到一般公社医院的普通水平。所以有人说我在那里撑起了一方天， 虽然过誉， 也不全是虚饰之词。”然而，正当他努力治病救人时，却落入了人生最低谷。事件是他的第一次婚姻，而导致灾难的根源仍是“右派”－－虽然已经 “摘帽”，在一些人眼里，却依然是“右派”－－俗称“摘帽右派”。

茆医生不愿重提这件事，但我还是想简要地说一说。为的是记录那个年代的罪恶与荒诞。

在下放的村落里，他认识了一位下放女知青。或许是因为类似的身份，因为共同的文学爱好，也因为身处异乡的落寞吧，他们两情相悦、顺理成章地相爱了。然而，这种顺乎天理的男情女爱，却被一些险恶的人认定为“阶级斗争新动向”。觉得他胆子太大了，太目无＂王法＂了！不严厉打击，怎能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于是这场男婚女嫁和亿万人群千古如斯的普通婚姻， 惹起了轩然大波。先是千方百计阻挠他们进行合法的婚姻登记， 把两人分别晾在一边， 弄得他们十分尴尬。 虽然多次央求催促， 有关部门就是不给办理。什么理由呢？他们未成年吗？有病吗？近亲吗？都不是！“摘帽右派”不准结婚？下放知青不准结婚？违犯哪一条宪法和婚姻法了？也都不是！那为什么不准婚姻登记呢？

不为什么， 根据上级指示就是不给办！

他们先将茆医生调到外公社水库工地去， 不让他俩接触； 然后给女方施加压力， 说这个“摘帽右派” 是如何“反党反社会主义”，要她检举茆医生如何破坏“上山下乡的伟大革命运动”， 说她是怎样受蒙骗的。只要她检举， 就可以给她安排工作。然而他们未能得逞，女知青果断地回绝了他们的诱供，明确回答是真心相爱， 而且有爱的权利！这些人 碰了一鼻子灰之后， 并不死心， 依然软磨硬压不说， 还把她调到一个劳动强度最大的生产队， 妄图将她拖垮。他们大造舆论，从县里到地区。说他这个“摘帽右派”破坏“上山下乡”， 老账新账一起算，要坚决打击……

茆医生濒临冤狱门槛。

然而，正直的人毕竟没有全部沦丧。最终，他们还是结婚了，却毫不讲理地给了茆医生一个“开除留用”处分，只发给生活费每月三十元。

当时我并不知情。因为那几年里，妻子长年患病，直至辞世，困难重重，焦头烂额。也就无暇顾及别的事情了。

茆医生很坚强。1979年“右派”改正，他结束十年的乡村医生生涯，回到芜湖地区医院以后，虽然已经满身疮痍、心力交瘁，还是积极应对从生存到发展的重重压力，百折不挠，步步进取。早在1962年“右派摘帽”后，即攻读安徽师范大学夜大学中文系，“文革”前本科毕业。下放十年，浪费了最珍贵的青春岁月；而后却以八年时间，完成了从医士到医师到主治医师再到副主任医师的职称晋级。在兢兢业业努力工作、想方设法张罗柴米油盐的同时，居然有不少的文学作品与学术论文问世。 2004年出版的《卷地风来－－右派小人物记事》，被美国哈佛大学丶斯坦福大学丶哥伦比亚大学丶芝加哥大学，及国内、港台诸多大学收藏。

茆医生是大跃进大饥荒的亲历者丶幸存者，也是研究者。有多篇反映那场灾难，评毛，及评述暴力土改和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文章，散见于报刊网络。

茆医生还是胡适的追随者和研究者。曾受聘于台湾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任助理研究员。参加过两岸学者合作的田野调查，发表过有关生殖崇拜的学术散文。

有人说中国的“右派”多为知识精英，我觉得是正确的。对于其中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及其延伸）群体，无论出身如何，无论行当各异，也无论做人还是做事，相对而言他们总有这样那样的过人之处。或许，这就是苍天对于不公平的公平吧。

曹老师

曹老师，1955年毕业于南陵师范。祖籍绩溪县。他的父亲在泾县城南门老街上开了一家书店，名叫“致知文物馆”，卖书，卖杂志。1957年之前，日子相对宽松，全国各地办了不少刊物杂志，店里都有卖。读初中的日子，一到星期天，我就去店里泡上几个小时。尤其喜欢各种刊物，如上海的《萌芽》，浙江的《东海》，江苏的《雨花》。买不起，就泡在店里阅读，店家也不阻止。

我与曹老师相识，是1962年在潘村中学工作期间。那时候，他在潘村小学当教师，“右派”摘帽的当年，恢复教课不久。据他后来说，早在他劳动改造的时候，就已经听人说起我了，对我的遭遇很了解，也很同情。而我虽然没有经历“反右派”，却目睹过不少可怜的“右派”生涯。暗暗庆幸自己的同时，也对他们极富同情。两人又都是单身汉，所以一谈即拢。

曹老师是怎样被打成“右派”的？他的几段文字较为详细地记录了这一过程：

“1957年二三月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重要讲话不久，《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连篇累牍地登载了共产党决心面向全国”开门整风“的消息。据说是为了纠正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及宗派主义的错误思想作风。此时我的心情为之振奋，满以为这是执政党为了社会的长足进步，国家的日益富强，更是为全国老百姓创造福祉的一大施政举措！在这种信念、期盼的鼓荡下，我几乎每天都要翻阅报纸，关注整风进展情况。五月过半，党外人士、高级知识分子，特别是各民主党派的一些领导或撰文，或座谈，纷纷给共产党提意见述建议，言辞还很激烈尖锐。党中央毛泽东面对这样的形势，不但不予解释，也不以势压制，反而还或多或少地表示赞同，默认，甚至鼓励鸣放。其吸纳意见恭谦大度之仪态令人惊喜钦佩！由此我联想到大唐盛世唐太宗纳谏的真诚与明鉴，若与毛主席相比，我以为”唐宗宋祖“真的稍逊一筹。毛主席共产党无愧英明领袖、人民救星，完全值得举国信赖。我把共产党”开门整风“之举看成和煦而又强劲的东风，它将吹绿神州，给古老中国带来无限生机！我巴望整风运动在我县城乡迅即展开，早见成效。

整风运动果然在全县逐步开展。县委县政府及其所属机关单位先行一步，八月上旬即进入学习动员阶段。文教系统包括城乡各级各类学校是在九月下旬开始的。那时我在本县包合区包合中心小学任教。白天全校师生照常上课。晚上七点到九点半是整风学习时段，雷打不动。区政府派来一位姓王的干部充当主持人，领导开展运动。初始阶段学习文件，读报纸，动员大家积极投入这场政治运动。反复学习毛泽东提出的”十六字“方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特别强调“不以言定罪”；并说帮助党整掉不良思想作风，各级领导都会虚心听取意见和建议，以警戒自己少犯错误。我对“十六字”方针确信无疑。因为它是出自“英明领袖”之口，一言九鼎，绝非儿戏。因此我暗下决心，把自己所见所闻、亲身经历、切身体察到的于党于国家不利的事例或现象“鸣放”出来，以表赤诚之心。十月初进入“鸣放”阶段。开始较冷清，没有多少人发言。主持人用事先准备好的“奇谈怪论”来启发大家，引导大家发言。诸如“外行能否领导内行？”“是党管学校好还是专家教授治校好？”“一党执政不如多党轮流执政好吗？”主持人宣讲时面带微笑，娓娓道来；时不时用赞许的口吻和欣赏的神情，把话题说得很轻松，一点也觉察不出有什么用心与奸诈；仿佛这些言论与主持人的思想一拍即合，隐约透出某种共鸣。就在这种声声诱人、步步迷茫，而又让听者昏昏愕愕的氛围中，几个和我一样不谙世事的青年教师（当年我二十岁，任教不足两年）按捺不住怦怦的心跳，打开话匣“鸣放”起来。我发自内心，畅所欲言，一吐为快，重在真实。今日忆起，觉得当时的我简直幼稚到不知天高地厚的地步；一个刚步入社会、从教不久的乡村小学教员，哪有资格高谈阔论这类高深莫测的政治问题！但我当时坚信即使说错也无妨--“言者无罪”嘛。何况我还是个从学校到学校、历史清白、思想单纯的小青年，伟大的党是会充分理解我一片赤诚之心的。我的“鸣放”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我说现在工人比农民好过。农民种田很辛苦，收入低，吃穿都有困难。学生家长是农民的，连孩子的学杂费（一学期还不到两元钱）都交不起。有不少家长用土法熬制的甘蔗糖抵交学费，我收了不少，味道苦涩，变不出钱来。为了巩固工农联盟，政府要设法改善农民生活。二、我说小学教师没地位，连商店营业员都不如，更不如生产队长。村里开会，队长可以随便指派老师跑腿去买烟。小学教师待遇低，没人看得起。三、我说现在社会上不论男女老少都在穿苏联大花布做的衣裤，花里胡哨，不伦不类。这种大花布好褪色、缩水大，不是什么好东西；在苏联也许是滞销品，老大哥用来占领我国市场，我国的纺织业怎么办？还是防着点好。四、我说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坚持八年抗战（如今才知道八年抗战是国民党领导的），取得最后胜利，又进行三年解放战争，解放全中国；其过程中与各民主党派结成了统一战线，它们也是功不可没的。现在党提出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事实上各民主党派在基层并无组织系统，长此下去得不到发展，怎样“共存”？又怎样“互相监督”？

“鸣放”持续了两三个月。这期间我一直等待观望，切盼有关上级领导或主持学习的负责同志对我的“鸣放”作出相应反应。然而他们一直是不冷不热，不置可否，叫人琢磨不透。元旦一过，寒假在即，学校接到县里通知：寒假期间全县中小学教师集中在城关参加“集训班”，继续深入开展整风运动。

集训开始，一些人三天两头被召去开小会，进进出出，忙得很，神秘而隐蔽。不久，各组大字报纷纷上墙，《揭发xxx反动罪行》、《打倒xxx右派分子》，字里行间充满敌意，杀气腾腾，空气顿时紧张起来。我预感到大祸就要临头了。

在这危急时刻，我还幻想领导找我个别谈话，进行“面对面”帮助。这样，我还有申辩理由的一线希望。然而，这都是我一厢情愿，天真烂漫的呓语。揭发批判的大火迅猛地烧起来了。在我之前挨批斗的几个所谓有历史问题的老教师，被直呼其名，责令他们站在人群中。他们战战兢兢，一声不吭，垂头哈腰，任凭大家呼号吼叫。好像早有思想准备，等待这一天到来。我在想：明明说“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怎么就不要“大辩论”了？一旦轮到我头上，就是拼死一搏也要坚持说理，不能含糊，一定要明辨出真理来。岂知厄运真的临头时，没等我张口，几个小丑似的人物走上前来不由分说地掀掉我的黑呢帽，还逼我脱去大衣（当时正值隆冬）。说先要整整我的态度，压倒我的气焰。每当我正要说话时，一阵高喊打倒我的口号如潮水般涌来。即便我嘶破喉咙说什么，也会被嘈杂的咆哮声、辱骂声所湮没。此时我才如梦初醒：我早就落入他们布下的陷阱，成了囚中困兽，只有挨整挨斗的份，没有半点申辩的权力。天哪，我一个涉世不深、文化知识浅薄的懵懂青年，岂敢有颠覆共产党领导的狂妄野心！

进入“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猛烈阶段，被呼作“右派分子”的难友们，历经大会小会多次批斗之后，被责令书面检查，交代“犯罪言行”。尽管我的检查已狠批深挖、自我作贱至极，并按批斗会上众口一词的口径认定“罪名”，仍严词责令我通宵达旦地交代问题。这种疲劳战术令我心力交瘁，精神崩溃，不得不以书面形式包揽了所有“罪行”：一、我说农民生活不如工人好，是挑拨工农关系，破坏工农联盟，攻击党的政策，煽动农民与政府的对立情绪。二、我说教师收入低，没有社会地位，被人看不起，是歪曲党对知识分子“团结、利用、改造”的方针政策；是恶毒攻击。三、我说苏联用滞销的大花布占领我国市场，是污蔑攻击伟大的社会主义苏联，制造事端挑拨中苏友好关系。四、我说民主党派在基层没有组织系统，长此下去得不到发展，纯属“党天下”谬论的翻版，破坏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居心险恶，唯恐天下不乱……我以悔罪的语调读完我的“认罪书”以后，他们面面相觑，暂告平息。主持人宣告我“听候处理”。从此，这顶“右派帽子”压弯我的颈脖，紧锁我的喉舌，碾断我的脊梁；而我也学会了三缄其口，束手就范，逆来顺受。“

批斗过后就是劳役。他们先是挑荷花塘的塘泥，扫大街。可怜的母亲怕他想不开寻短见，来帮他扫街，趁机叮嘱他”想开点“。监督劳动的人不准他母亲来扫，说劳动是为了改造这些人，是不能代替的。正当二月，春寒料峭，塘水冰冷刺骨。他心里想：这哪里是改造？明明是受刑啊！

后来，被发配到晏公青龙生产队监督劳动。五月中旬的一天，曹老师被潘村中心小学钟校长传唤去核对”认罪材料“，钟警告他只有认罪悔过，休想抵赖翻案，否则没有好下场。曹老师默默地看完材料以后，呆了好一会，强捺住心中不平，木讷而无奈地，用颤抖的手签了名盖了章。不久即正式定为”右派“，工资也从每月三十七元降至二十三元五角。

六月，又被发配到新建的茂林中学参加建校劳动，上山砍伐、搬运树木。后来学校基建全面竣工，他们又转到当地潘村药材培植场，种植草药。茂林中学的总务主任吴锡尧（后来当副校长），人性未泯，是个好人。他对待”右派“，说话时声色俱厉，威严怕人，行动上却比较关心他们，不为难他们。劳动中也不给他们下达苛刻的指标，能做多少是多少。他让”右派“自办食堂，女”右派“烧锅。粮食定量虽然不多，却能免遭别人”揩油“。他们还养了一头猪。过年的时候，吴主任说：“把这头猪杀了，全部归你们。是你们养的，别人不准揩油。”这在当时，就很不简单了。而到了潘村药材培植场，就完全不一样了，等于天天受刑罚。

后来又转到县城附近官塘文卫口饲养场，上山砍柴；到县城机关单位掏粪，并把这些粪肥挑回饲养场，往返十多里。劳役期间，正值“大跃进”造成的“三年大饥荒”。三年间，泾县饿死八万多人。这时候，曹老师头脑十分清醒：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变卖一切可以变卖的东西，维持生命。因为他不想饿死，他心里不服，觉得自己的所谓“右派言论”没有一句是错的；他相信总有一天会重见天日，还他清白。再说，父亲也被抓进劳改队了，母亲一人带着三个不满十岁的弟妹生活，实在太可怜了。为了母亲，他也不能死，要努力活下去……

1959年国庆节，泾县第一批“右派摘帽”，但人数很少。曹老师是1962年第二批“摘帽”的。此后，才得以重返讲台。然而，摘了帽子的“右派”还是“右派”。又一个新名词产生了：摘帽右派。运动一来，这些人依然不得安宁，依然“被运动”，遭批斗。“文化大革命”足以证明。

改革开放以后，大家都好了。老百姓也慢慢开始有尊严的生活了。曹老师的儿子成了企业家，为他买了宽敞的新房。老俩口日子过得平平实实，自自在在。

朱寿根

朱寿根，一名朱石麟，黄田人，小学教师。细算起来，也是转弯抹角的亲戚。他家住在“长房”里，与凤奶奶家共一个堂屋，一左一右。他家还多一间厢房。厢房很大，里面挂了“吊屏”－－梅兰竹菊，还摆了“自鸣钟”，帽筒，板壁上贴了“朱柏庐治家格言”，多了一些书香味。凤奶奶是我的姑奶奶，我经常去玩；也经常到朱寿根家玩，所以比较熟悉。

朱寿根待人和蔼，喜欢音乐，经常唱歌；还懂“五线谱”。在那个年代，是被认为很了不起的。他家里有母亲、妻子和女儿。他父亲早年在外地经商，日子称得上小康。也有些田地，“土改”时划的成分是“小土地出租”。他是独子，“惯宝宝”。从小聪明调皮，不服羁绊，经常惹点麻烦事。一个夏日的傍晚，他手握一把刻字刀出来玩，不知怎么就把一位亲戚的孩子扎伤了，胸口血流不止，死了。人命关天，闯祸了！赔了人家许多钱。他的奶奶还以自己的寿材将死者厚葬。

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县里招收一批文化人，到宣城轮训后分配教书。他在其中，分到蔡村当教师。他的妻子兰英，是个很能干很贤惠的农村妇女，种菜种地，养鸡养猪，操持家务，粗活细活都能干，似乎比一般非农耕人家要忙一些。

1955年，朱寿根腿骨关节发炎，不能走路。学校（当然是通过县教育部门）送他去合肥治疗。并没有彻底治愈，落下残疾，需要拄拐杖走路。就让他回家休养，工资七折。薪金制之前，教师也与机关工作人员一样拿“工资分”，月收入都不高，折合人民币总在二十几元钱。人与人差别不大，上下也就讹错大约十个“工资分”，每个“工资分”二角钱。打了七折，收入就更低了，影响一家人生活。不久，他要求复职重上讲台。“组织上”照顾他，就近安排到黄田中心小学，任低年级教师。

一年以后，“反右派”斗争开始了，朱寿根被划为“右派”。

如果他依然在家休养，或许就能躲过那场浩劫，这就是宿命。

朱寿根的“右派言论”是些什么呢？不知道，一时无从打听。我也懒得找人打听。历史证明，“鸣放”过哪些“右派言论”，甚至有没有“右派言论”，都无关重要。只要整人者将你“号”上了，即便没有“言论”，也照样可以打成“右派”。现在的人可能不相信，事实确是如此。

据我的老师洪先生回忆：榔桥小学教师夏维胜，部队转业，共青团员，学校少先队辅导员。学习中因为提了一条意见，说粮食定量不分大小口，不合理。就说他“反对统购统销”。他原本不想提意见的，无奈运动组织者反复动员，还单独召开团员会议，要他们“带头”，“起表率作用”。他信了，就提了这么一条意见，就成了“右派”，发配到茂林劳役。一天夜里，他偷偷跑回家，又连夜赶了回去。还是被发觉了，将他逮捕，送去劳改。他在劳改队里依然“不守规矩”，又逃跑，被看守开枪打死了。马渡小学女教师朱金娥，“鸣放”中说了几句顺口溜：“互助组穿棉裤，初级社穿夹裤，高级社穿麻布”。意即一级不如一级。她原本以批判口吻说的，却说她故意宣扬，“反对合作化”，也成了“右派”。黄田小学教师汪荣贵，篮球打得好，家住榔桥。他在宣城师范读书的日子，回家时经常到区政府操场打球。一次，D区委路过，不慎被球砸了一下。D区委批评了他们。汪荣贵年轻气盛，不服批评，站出来与之理论，双方争吵起来。据说，1957年汪荣贵分配回来当教师以后，他的“右派”就被“号”上了。不知道是真是假。也许只是老百姓这么推测。我不敢相信也不敢不相信。那年头，什么样的荒诞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朱寿根被划“右派”以后，也是在茂林劳役。“大跃进”开始了，“大饥荒”开始了，腿又残疾，挺不过折磨与摧残，不多久便死了。

母亲也在家里饿死了。

女儿只有七、八岁，一次去唐村外婆家，路上，被人弄去煮吃了－－那年月，人吃人不是什么稀罕事情。

孤独的妻子回到唐村娘家，不久也饿死了。

朱寿根一家，就这么被“灭门”了。

朱普安

朱普安，1931年生，居住在黄田芭蕉窝。祖上敦裕堂，系黄田“上四房”。其父朱大兆，以及其兄朱普荫都是做当铺出身。当铺这行当被人称之为“打夜壶的锡”，意思是除了本行别无用处。“夜壶”就是尿壶，方言。当年，他家住在“大夫第”对面的“桂花树”，他就是在那里出生的。父亲一次过桥时发“黑头晕”，栽下河去，伤病久久不得痊愈。听人说鸦片可治，便开始吸食鸦片；结果成瘾，把家产败得净光，直落到上无片瓦下无寸土。

朱普安九岁丧父，十二岁丧母，只有哥哥与他相依为命。这时候国共内战，时局极不安宁。他记得：1947年的“小溪事变”，闹得黄田一带民不聊生。小溪是黄田乡一朱姓村落，附近常有共产党游击队出没。某夜，国民党52师“老虎队”，黑衣黑裤，化妆袭击住在小溪祠堂里的游击队。游击队被打得懵头转向，损失惨重。事后，游击队整肃内部，说某朱姓人氏通敌，将其杀害。并以朱训夫“陪斩”。朱训夫是李村园保长，“二面通”－－国共两边都不得罪。“陪斩”并不是真的杀头，示众、吓唬的意思。但常常能把当事人吓死。

“小溪事变”以后，“老虎队”清乡，把黄田的老百姓统统赶出村去，大约七天之内全村空无一人。这时候，朱普安已有十六七岁，经人介绍到芜湖米厂当学徒。

米厂老板曾庆藻，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天主教徒，在广益中学当过教师。他是中共党员，以米厂作掩护，开展地下活动。“解放”后曾任上海第三制药厂副厂长。他的弟弟曾庆梅，五十年代任过安徽省委副书记。

1949年4月芜湖“解放”。曾庆藻对朱普安说：“你就不要回去了。你的父母都不在了，回去干什么？”写了个条子，介绍他到皖南干校学习（出来分配工作即副区长）。朱普安跑过去看了看，觉得很不象样，很不景气，不满意，推辞了。曾老板又叫他当工人，学习织袜。他还是不想干，只想回家。曾老板给了他五块“袁大头”作路费。大约冬至前后，朱普安回到黄田。

朱普安有文化，尤其一手毛笔小楷极其工整秀气，被召到榔桥专门填写“土地证”。1952年，王桂香在榔桥搞划乡建镇，搞选举，吸收他参加工作，任榔桥区共和乡文书。此后辗转于供销社与区政府之间，充任文字统计工作。1953年，马冲蜜奶奶作媒，介绍他到芭蕉窝成亲。妻子唐淑贞，种田人家，穷苦得很。丈母娘在朱普祚家当女佣，有食无工。唐淑贞在榔桥烈女庙小学读过书，我们同过学，有印象。她个子较高一些，年龄也较大一些，读高年级。

1956年，朱普安调县供销社，在人事股任干事。第二年“反右派”，其命运急转直下。那时候他是青年团员，虽然十分相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倒也不是很张扬，不是很积极，会上也不多说话。虽然在学习会上受到批判，也还没划“右派”。不料向上汇报时，所划的五名“右派”通不过，说少了，不够指标。上级说：你们供销社一共八十六个人，按照上面规定的“右派”比例百分之八，八八六十四，六八四十八，帐面上是六点八八，四舍五入，应当拿出七个“右派”来。汇报人说：真拿不出来了。上级说：怎么拿不出？说明你们思想有问题，要好好学习。一番讨价还价，上级说：那就再加一个吧，小数点以后的就不问你们要了。

于是，这个再加的“右派”指标，落在了朱普安头上。

经过整理，朱普安的“右派言论”主要三条：一，破坏统购统销--朱普安在县社三人同住一间房。一天，家里寄来“保价信”，同室有人问寄什么好东西来了？普安说：“布票。六尺布票，叫我做棉袄，可是不够，买了面子没得里子。”二，破坏国家关系--1956年，陈毅外长陪同驻华使节上黄山，路过泾县，外国人在县城拍照，拍了不少阴暗面的东西。有人议论，说不应该。普安却说：“好的东西要给人家看，不好的东西也要给人家看。”三，对党没感情--有人动员朱普安入党，他回答：“我还没考虑。我对这个东西没多大兴趣。”都是平时不经意间说的话，学习会上被人检举，扣上了各种各样的“帽子”。

当年划“右派”是“以言定罪”，也有三种情况：一，你确实“鸣放”了，不管是主动“鸣放”还是在人家诱导下“鸣放”，都是你的“右派言论”。二，你没有“鸣放”，别人检举了你平时的言论，也是“右派言论”。三，既没有学习期间的“鸣放”言论，也检举不出平时的言论，但“号”上你了，那是不须要什么理由的，随便造几条即可。是可谓“莫须有言论”。朱普安的同事，组导股副股长惠朗秋，当过保长，国民党时期税务局干过事，系留用人员；儿子又去了台湾。他长期在外出差，平时谨慎得很，没有什么言论。通知他回单位以后，不到三天就打了“右派”。

1958年，农历腊月廾几，朱普安和别的“右派”一道，奉命打捞荷花塘里的鱼，供县委食堂过年。他们被令赤脚短裤，进入齐大腿深的塘水作业，冷得发抖，浑身“筛糠”，冻僵了，实在吃不消。突然，他被看管他们的人喊上岸，叫他回供销社“核对材料”。待他急冲冲赶回、推开办公室的门，胡传厚已经备好了火盆与开水，叫他立马泡脚；又递上一碗白酒叫他喝了下去；焐上棉被取暖。待缓过气来，问及核对材料事，原来是胡传厚做好事--知道他冻得吃不消，连忙写个条子：“朱普安速来供销社核对材料”，派人送了过去。当时，“反右派”紧锣密鼓，压倒一切，核对材料是大事，谁都不敢怠慢。胡传厚溪头人，与朱普安一起在榔桥区工作，后来又一起调供销社，朱在干部股，胡在物价股。朱普安被划“右派”以后，接替他工作的正是胡传厚。胡传厚敢于冒险关照“右派”朋友，十分难得。令他感恩戴德，终生难忘。

正月初六，朱普安到景星乡陈家生产队劳役。“五风”开始冒头，生产上兴起瞎指挥。乡长吴之新跟“风”颇紧，正月底稻种即下了田。因为气温过低，秧田四周围起簟垫避风，并在田埂上烧炭火盆取暖，说是“人定胜天”。结果把簟垫都烧了。朱普安参加妇女组干活，刨草皮，烧灰积肥。夜里点汽灯干活，说是“大干快上”。晚饭后他们全部坐在田埂上等候，见干部来了，就点汽灯干活，做样子；检查的人来看，统计劳动力出勤多少，多少男的多少女的多少儿童。检查的人走远了，大伙就将锄头把子垫屁股坐下，关了汽灯，坐等到十点钟回家。

干了三、四个月，朱普安被令回到单位核对材料，一共104张稿纸。遂定性为“右派”，撤职降薪，开除团籍，在单位打杂。下半年被派到芜湖炼铁。起初他在“坩埚组”，专门做坩埚。“高炉组”的人最苦。炉高8米，无任何防护措施。他亲眼看见高炉的煤烟冲出来，把人冲得往后一倒，被他人拖起就跑。在大垄坊地委党校炼铁的时候，五天五夜不准进宿舍，不准睡觉。人们疲惫不堪，抬矿石的时候一歇下来，往墙上一靠就能睡着。那时候有句响亮的口号：一切为“钢铁元帅”让路。因此吃的好，一天四餐，杀猪宰牛（正是大饥荒之前，“吃饭不要钱”的日子，极短暂）。

炼了三个多月的铁，停了，“钢铁元帅”悄悄地下了马。但仍然说“成就辉煌”。

朱普安回到泾县，已经是1959年。次年“摘帽”后至食品公司上班。

汪国胜

汪国胜，1955年南陵师范毕业。先后在茂林小学、孤峰小学当教师。1957年冬天“反右派”的时候还不满十八周岁。他先是“积极分子”，后来不是了，但也没有遭到批判斗争。回到孤峰小学以后，却被宣布为“右派”。据说是因为“右派”数额不够，“指标”完不成，而“补”到他头上的。说他有三条“右派言论”：一、说粮食不够吃。年轻人饭量大，吃不饱。二、说知识分子“改造”二字对年轻人不合适。因为年轻人都是党培养的，身上没有旧的东西，谈不上改造。三、说皮鞋价格贵了；说百货公司出售烂苹果－－攻击党的价格政策。

汪国胜说：这一届南师的泾县学生大约五十人，有十人划成“右派”（不含“中右”与遭批判者）。此后，他便开始了一生中最艰难最无助最黑暗最没有尊严的生涯。

他在学校劳动改造。1959年调到城关小学，上午教课，下午劳动。说是上课，其实是凌辱：预备铃响过，学生们就坐在教室里唱歌：“反右派，反右派，右派分子真正坏……”在这样的歌声中走进教室，一定是万箭穿心吧。学生不喊“起立”，不喊“老师好”，而是直呼其名。都是学校布置的。对学生说他是“右派”，不要喊他“老师”，但讲课要听。

1960年，汪国胜到官塘文卫口饲养场劳动，一共四十多名“右派”。场长章长富是个狠人，极左。一年之间，这里就死了两个人。一个姓左，是我一位同学的父亲，另一个姓戴，都只有四十多岁。主要因为饥饿，因为缺医少药，因为不把人当人。有个“右派”潘祥国，机伶得很，发现住地阁楼上藏有几百斤红豆种子，便伙同汪国胜一共四个人去偷来煮吃。后来被发觉了，但没人承认，也就不了了之。八月中秋，食堂加餐，做了一些糍粑。他们四个人半夜间从地垄中钻进厨房去偷。第二天被发觉了，场长章长富把他们四个人绑在树上，用牛鞭抽打，浑身血淋。中午没人的时候，他们挣脱绳索，从后山跑往县城，找到宣传部告状。鲍福忠部长倒是不错，叫人到食堂买了饭给他们吃。还派人将他们送了回去。因为宣传部的干预，这件事情也就没再追究。四个人还在养羊场偷过两只羊，杀吃了，谎称夜里“狼来了”。有时候派他们到县城买米，他们就在路上抓生米吃……

此后，汪国胜又调到“文卫口基建办公室”劳动，就是建造电影院；又调到茂林药材培植场。场长王寿南，是个好人。茂林中学同药材场连在一起，校长吴锡尧也是个好人，能通情达理地对待他们；劝他们想开些，看透些。1962年，又调他到厚岸小学搞“勤工俭学”，因为太远太偏僻（在泾县最西南边，离城一百多里），遂擅自离岗。依仗着自己年轻有力气，到南街拉板车。南街的板车队有一定规模，不少倒了霉的知识分子都在里面干活。他们被打成各种各样的“分子”，什么都没有了，只能凭力气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

正是这段日子，他认识了后来成为妻子的一位姑娘，是火柴厂女工。姑娘很年轻，比汪国胜小九岁。她仿佛中了邪，全然不顾家人反对，泼了命地要嫁给他。一个拉板车卖苦力的“右派”，有什么好呢？往后还要不要政治前途？姑娘却不管这些，口口声声说他人好。1968年，他们结婚了。说起这件事，汪国胜至今还是感恩戴德，念念不忘妻子的真情。在那种鼓励背叛、鼓励斗争、鼓励忘恩负义的年代，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子，了不起啊！

然而不久，官方号召街道居民到农村落户。其中一句口号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南街居委会主任，外号“小脚奶奶”，是个典型的“马列主义老太”，挨家挨户上门动员，不遗余力。说：“小汪呀，农村好！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可以养两头猪，养许多鸡……比城里好！”--农村如此之好，她的家人怎么不去呢？说是动员，其实就是强迫。对于不愿下乡的人，他们就没收户口本与粮本，不再供应粮食，逼人下去。那是1969年初，农历腊月二十二，街道上用大卡车把他一家（包括妻子和抱在手上的大女儿）送到黄村公社九义大队铭坑生产队。那天下雪，很冷。当地老百姓还是很好的，纷纷赶来帮他们搬东西，也有人送这送那。居住的房屋只有一间，很差，四面冒风，冻得不能入睡。大雪纷飞，天寒地冻，背井离乡，举目无亲。不难想象，这一家三口当时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困境之中！生产队长还算不错，后来替他们换了一间屋，稍好一些。

村里多是桐城人，喜爱黄梅戏，成立了业余剧团，要求汪国胜给他们排戏，记工分。汪国胜并没当过导演，也没排过戏。但毕竟是城里人，见的世面多一些，就答应下来。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排戏的，演出以后居然大受欢迎。别的村子也来请，轰动黄村。因此，人们觉得他有本事，不要他参加劳动，专门做些轻巧事情。

1971年，“9.13”林彪事件以后，风声紧起来了。对“四类分子”的管制也更严了，汪国胜的日子不好过，只能老老实实参加劳动。又不会农活，日子十分艰难。于是他提出还是出去拉板车，每个月交三十元钱给生产队，队里给他记三十个工（实际上每个工值只有0.25元）。于是，他又回到南街拉板车。而妻子则带着女儿在农村劳动。

汪国胜路子广人缘熟，拉板车的生意不差。拉砖、拉瓦、拉石灰、拉水泥，一天能挣二三十元钱，最多的一次，一个小时挣了九十几元。后来，村里人眼红，不让他单干，将他安在大队砖瓦厂，做砖，是个力气活，一天也可以记三、四个工。村里人还是眼红，硬要他回乡务农。不久，全国学习小靳庄，大队又抽调他去排戏，这一回排的都是京戏，《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灯记》……小靳庄是江青的“点”，排的是八个“样板戏”。快要去县城会演的时候，问题来了：他这个“导演”因为是“右派”，不能上台。怎么办？大队连忙央求公社给县公安局报告，说这个人改造得非常好，摘了“帽子”，就可以上台了。

不久，小学增设初中班，又将他抽去当民办教师。为了养家糊口，正当年轻的汪国胜拼命地干活。学校离家三四里路，教学之余，他每天中午从学校挑一担粪到生产队，晚上放学又挑一担，队里给他记上几个工。

1978年，汪国胜“右派”改正，恢复工作，安排在太元中学。后来，妻子与女儿都回来了，开始了稳定的生活。1984年又调到城关二小，任教导主任，分了房子，直到退休。

高大魁梧的汪国胜，将一身力气，连同他的青春岁月，消耗在被“改造”之中。

所幸挺过来了。

不是人人都能挺过来的。

王秀岩

王秀岩，赤滩人，1925年生。父亲在赤滩街上开杂货店。生意做得很大，店号“义记和”。有田有地有权势，“土改”时毫无疑问地划了“地主”。

“解放”前泾县不通公路，行旅多为徒步，俗称“起旱”。少数宦绅富商则坐轿代步。货物运输主要依托青弋江航道，木帆船运载为主，上行至县西小河口，下行至芜湖。而赤滩濒临青弋江，主要码头之一，其货物运输量名列全县三甲。商贾云集，作坊棋布，热闹非凡。

王秀岩兄弟五人，他排行老四。老大王栋廷，是个做学问的人，泾县名师贺吉祥的早期学生。他不但国文好，数理英语都好。国民党县参议会秘书，兼泾县日报总编辑。“解放”后被捕入狱，在普济圩农场劳改，卒于狱中。老二王季桢，当过保长，“土改”中遭镇压。老三一直在芜湖做生意。老五王建群，“三年大饥荒”中，有一天悄悄溜进隔壁饭店，偷食了许多锅巴，然后赶到乡下去找四哥，路上口渴，趴在河沟里喝了一饱水，胀死了。

他们的父亲去世早，家中一应事务交由老二王季桢管理。某日，附近的chang山游击队攻打赤滩，目的是要抓住王季桢。乱世游击，“绑票”盛行；有事没事绑架个财主，令其家人用钱来赎，不予就要“撕票”；是游击队重要敛财手段。他们有人在王家店中潜伏，知道王家人行踪。没料到那天王季桢突然送货去芜湖，兼带送四弟王秀岩到湾址上学。与此同时，宁国县自卫队又鬼使神差地来到赤滩。是夜，游击队不但扑了空，没能抓获王季桢，反倒吃了败仗。于是气急败坏恼羞成怒，怀疑王季桢的两个妻舅（也是该游击队员）走漏了风声，遂将其二人杀害。

王秀岩没有从政，也没有当家理事，而是一直当小学教师，当校长。年轻时高高的个子，长得很帅气。也很能干，带高年级课，能写会画，有文艺才能。只是因为有些高傲，常让人看不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在城厢小学任教导主任，与校长张燮成关系不怎么和睦。其间，张校长看上了学生赵什么娥，给她写了一封信（信封是找学生代写）。在“伙食团”买饭时，张校长将这封待发出的信插在呢子大衣口袋里，露出一角。在他后面排队的王秀岩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干了件十分不应当的事情--顺手将信封抽出。众目睽睽之下闹得大家都知道了。恰恰女教师里面也有个赵什么娥，同名同姓，误以为是给她写信。这位有夫之妇觉得窝囊至极，闹到上面去了。“组织上”派人调查，结果将张王二人分别调出城厢小学。

王秀岩调到孤峰小学任教师。两年后“反右”运动，被划为“极右”。一是他出身不好。二是他在“工农阶级好，还是知识分子好”的“专题鸣放”中，不识时务地说出“知识分子也有好的”这样的话。三是其间还揭发出一个“十大拜把兄弟”事件，满城风雨，教育界没有不知道的。“十大拜把兄弟”中不少人都被捕判刑了。王秀岩最年轻，也没有历史问题，没有被捕，月工资由四十九元降为十元。与所有“右派”一样，王秀岩先是集中服劳役，而后一直在爱民、宋村、西阳等地边教书边改造。那里一片深山老林，十分偏僻。他已经无力顾及家人，仅凭每月十元的生活费苟延残喘。“三年大饥荒”，他饿得脱了形，拄着拐杖回赤滩，风一吹都要倒，坐在路边半天站不起来。

妻子朱霓珍，黄田李村园人，小学教师。她的叔叔惕燕（音）先生在李村园开办过“静安职业学校”，教习纺织；与侠骨先生办“培风中学”同时。朱霓珍先后带着四个儿女，辗转于李园金冲，黄田，宋村，爱民隆培，西阳石柜等山村教书，承担起全部生活重担。其中还有过一段退职后又复职的经历。她每月工资只有二十三元五角，除了买米买盐已经所剩无几。小儿子朱高潮告诉我，娘舅们帮了大忙，要不然是过不过去的。娘舅是农民，不会多宽裕，拉扯而已。在隆培小学教书时，全家辛辛苦苦养了一头猪，权力者还不准养，说是“资本主义”，硬是给杀了，“毛屎”才一百二十斤。大儿子朱渡初中毕业，因为家庭成分不好，不让上高中。朱渡的篮球打得好，黄田中学体育教师何老师帮忙说好话，公社五七干部就是不同意。改革开放以后，朱渡得以招工到荻港造船厂，后来回泾县，在石油公司工作，当过副经理、经理兼书记。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王秀岩的“右派”身份得以“改正”，于西阳中学退休。2012年5月，与他同甘苦共患难的老伴撒手西去。王秀岩也近九十高龄。日子好过了，却又失去健康，出门须轮椅代步，思维也不是很清晰。却终日西装领带，头发梳得一丝不乱，毫无那种老年病人所常有的邋遢与烂污。

王元生

王元生是“遗腹子”，1935年出生于宣城。不久即遭遇日本人进攻，小时候印象就是“跑反”，饥饿，家人离散。他有个姐姐，一次“跑反”中冲散了，听人说死在江西。有一次日军飞机大轰炸，他们躲藏在一个水塘边，母亲趴在他身上，护卫着他。五岁那年，他们辗转来到赤滩，母亲改嫁于一位姓丁的老头。老头六十一，比母亲大了二十岁。却对王元生很好，视若己出。后来，母亲又生了个男孩。

父亲吃苦耐劳，仗义，好打抱不平。遇上灾害年景，他常常领头募捐，赈济穷人。穷苦人死了，他还施舍棺材。有一次国民党部队在赤滩练兵，长官狠毒地殴打壮丁，父亲看不过去，带头制止，把那个长官弄得很狼狈。父亲先是雇人开棺材店。后来因为年岁大了，生意越来越不济，倒闭了。只能做些零头碎脑的小生意，供王元生读书。1951年，王元生小学毕业，考上泾县初中，但交不起一个月六元钱的伙食费，停学了，在家砍了一年柴。第二年，宣城初师自主招生，父亲叫他去考，也考取了，因为交不起书本费，迟迟未能报到入学，而是随父一道走乡串镇卖黄烟。父亲感到十分惭愧：“再不把你送进校门，我就不能算个老子了。”想方设法凑足钱，进了学校。学校不收伙食费，还有生活补助，王元生享受甲等，每月两元。自己做了新衣服，个子也长高了，放假回家，母亲很高兴。

后来，宣城师范与宣城初师合并，原来的宣城初师改为教师轮训学校，压缩学生人数，一些人上了中学。王元生贫穷，没钱读中学，转到南陵师范。

1955年，王元生于南师毕业后分配到泾县马头小学教书。经历过苦难的他，高兴之余，思绪万千，对共产党感恩戴德；决心努力工作，矢志报答。1957年，他出席了全省优秀少先队辅导员会议。

这年寒假，全县五百多教师集中在城厢小学学习，“帮助党整风”。开始，因为成分好，又是乡政府培养的建党对象，王元生被内定为“左派”，参加积极分子会议，担任大组学习记录。积极分子身份不是公开的。积极分子经常开会，也不是公开通知，而是给个暗示，传递个眼神，或者借机碰一碰。开始是“自由鸣放”，半个月以后是“专题鸣放”：出题目叫大家讨论。如，有人说共产党是党天下，你的看法如何？一共一百多个问题，诱导人发言。王元生视共产党为救命恩人，绝对信赖，毫无怀疑，根本没料到是“阳谋”，就带头提意见。说农业合作化搞快了，有些冒进。说统购统销搞过头了。说有个亲戚家里只剩二百多斤稻子了，还要他卖，难道不吃饭了？这便成了反对合作化，反对统购统销。

一天中午的积极分子会议上，黄胜非发言，说“积极分子中也有不好的言论。”王元生感到不妙。下午开大会就有人揭发他。他连忙站起来申辩，说自己“一惯忠于党”。一道毕业的同学凤什么翔，立即说他“忠于国民党”。那时候无论是谁，只要被揭发，大家就一轰而上，被批得狗屎不如。即便夫妻也要揭发。夫妻之间揭发的问题就更加有口难辩，不是的也是。这种例子多得很。

这年暑假，王元生被定为右派。月工资由三十三元降到二十六元五角。

接下来就是没完没了的“劳动改造”。先是在茂林中学劳役。总务主任吴锡尧是个好人。右派们被安排给砖匠做小工，吴主任对砖匠师傅说：“这班人眉毛都是空的，以后还要工作，你们不要为难他们。”所以没吃大苦。后来到药材养植场，大饥荒开始了，不少人开始浮肿，然后又消瘦，有的就拖死了。也有自杀的。王元生本是个壮实小伙子，拖成一身病。有一次急性腹泻，一天泻了二十几次。他慌了，怕死，跑到茂林医院找到吴孟芹，跪下来哀求。吴大夫没有歧视，认真负责地抓紧治疗，救了他一条命。还有一次从茂林到县城，走到湾滩实在走不动了，想歇一夜。店家见他瘦得怕人，担心死在店里，不肯留宿。王元生哀求许久，店家听他说话还不象马上会死的人，勉强留宿一夜。还有一次从城里拉板车到茂林，连人带车翻入河中。另一次拉板车走到黄村，下坡控制不住，撞上山崖，险些重伤。

后来到官塘口养猪场，是同学陈绍斌送的。总共八里路走了三小时。可见身体差到什么样子。在场里也不能劳动，只能放牛。一天，难友潘祥珍感到自己不行了，去找潘祥国，托他带信给茂林家人，谁知还没走到就倒了下来，被搁置在屋檐下，奄奄一息。当时，哪怕只要一碗米汤就可能救过来，却无人过问。潘祥珍死了，场长章长富说：“又报销一个右派”。

1962年，王元生重回学校，一边教书一边劳动。文教局开出的介绍信上，把“同志”二字杠掉了，写上另外两个字：右派。刚回学校尚未“摘帽”。一次与凤什么翔一起时，凤问他怎么看待当右派的事情，他说了实话：不服。为此，“摘帽”推迟了一年多。

如今，孩子们都各立门户了。王元生与老伴有时也去帮忙照应照应。更多日子还是二人相伴地住在赤滩老街上。日子的确好起来了，闲适轻松。然而，不苟言笑的王元生似乎并不轻松。一旦回首这段往事，总是喉头哽咽热泪盈眶，常常说不出话来--王元生心里有着太多的屈辱。据医学专家研究发现：创伤记忆，带着强烈的负性情感片段，会储留、堵滞在“杏仁核”内，不能正常上传到皮质。因此它会如一个深藏在体内的发炎脓肿一样，不断地影响着机体。虽然右派身份已经“改正”，噩梦已经醒来，然而却从来没有人为他们的伤痛说句该说的话，没有人真正地去感受他们的感受。

王元生说，他想依据自身经历，写出一本书来。

写吧，想写的人都来写－－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一个人就是一本书。

许植元

许植元，安徽枞阳人，家庭贫农，中共预备党员，泾县新华书店副经理。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担任学习组记录。当时，各组组长和记录都是“组织上”统一指派。说明许植元深得领导信任。

组长和记录还须每周到县委宣传部集中汇报半天。一次汇报中，不知怎么就谈及到“葛佩琦要杀共产党”的事情，都是报纸上的报道。许植元不知道哪根筋胀了，鬼使神差地说：“葛佩琦也不是一开始就说要杀共产党。他是说如果不好好为人民服务的话，就杀。”宣传部长董增林说：“老许呀，你怎么这样说呢？”－－“本来就是嘛。”－－“你把话再说一遍！”－－“再说就再说。”于是把话重复一遍。董部长有些气愤了：“你把你说的话写下来。”－－“写下就写下。”

第二天，就把他的记录撤掉了。

没过几天，由“左派”带头，贴出大字报，说“许植元同意葛佩琦杀共产党”。于是大字报一轰而上，许植元遭到批斗。许植元态度强硬，不服输，不低头，不认罪。大会批斗“拿”不下他，就改为小会批斗，乃至于两三个人批斗。这种批斗，实际上就是面对面地折磨与施暴。且多在晚上，一盏油灯昏昏暗暗，宛如阴曹地府一般。只要“不老实”，就是拳打脚踢；揪住其头发朝墙上猛撞；罚他跪他不跪，就一脚把他踹倒，咚地一声跪于水泥地上。以至于一条腿被打坏。尤以两位“左派”最甚：张牙舞爪，声嘶力竭；大打出手，凶狠残暴。且都是文化人，伶牙俐齿，巧舌如簧，能把黑的说成白的。

大大小小的批斗会开了一百零几次，许植元始终不低头，不认罪，不承认错误。老许身体被折磨垮了，“组织上”到医院打过招呼，给这些人看病都是应付，随便开几粒药片了事。因此老许得不到认真负责的治疗。他要求到外地医治，“组织上”不同意，新华书店也说没钱。老许说：“那就预支我的丧葬费。以后死了，不问你们要丧葬费。”于是县纪委书记陈朝周在大会上点名批评许植元，说他要挟县委，抗拒改造。

许植元被划“极右”，工资没了，每月仅发生活费十元。别的“右派”都是到农场集中劳动改造，偏将他一个人下放到下坊一个生产队，住在一间小茅棚里，由生产队监督他参加劳动。岂料农民们对“右派”并没有多强的概念。觉得这个外来人与自己既无矛盾，也无瓜葛。而且这个人成分又好，待人和气，也能吃苦，犯了哪门子错呢？开始还有几个干部管管他，后来干脆就懒得管了。他劳动时干多干少也不计较，甚至他劳动不劳动都不管了。他用柴棍与毛竹把自己住的小茅棚整修了一遍，还围起一块菜园，种了菜，养了鸡；与附近农民处得很融洽。后来，书店同事去看他，他还杀了鸡，在附近茶馆里招待大家。

1962年以后，许植元回书店。他在库房打包图书，用板车到车站拉货，将分发到各集镇的图书送往车站上车……我们文化馆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下乡演出，书店指派他参加，挑着图书到各地摆摊。

“文革”中，许植元再一次被打倒，被游街，被挂牌。这次，他不硬顶了，百依百顺。每天下午钟点一到，他便自觉地挂上牌子，站立在书店门口“示众”。牌子上写：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

许植元开口多“同志”。去找县委书记也不是称呼某书记，而是称呼某同志。有人说他对领导不尊重，他说“我们党内应当称同志。”

许植元有两个儿子。他给儿子起名字也很怪异：大儿子叫许本和，小儿子叫许和本。以至于别人常常分不清谁是本和，谁是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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