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词雄：“大跃进”时期上海钢铁工业的回顾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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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时期上海钢铁工业的回顾与思考

孙词雄

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是中国经济建设“大跃进”时期。上海钢铁工业广大职工在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下，积极响应“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号召，投入到用15 年左右的时间，在钢产量等方面赶上英国的具体行动中去。“大跃进”运动给上海钢铁工业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也带来巨大的损失，值得我们要认真地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

一、上海钢铁工业“大跃进”运动的背景

1957年，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1月，苏联提出15年赶超美国的目标。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工农业生产大幅度增长，全国人民生活水平也随之提高。但是，中国与各国在钢产量方面情况如何呢？1957年，美国产钢10225万吨，苏联5116万吨，联邦德国2800万吨，英国2205万吨，日本1257万吨， 而拥有6亿人口的中国，产钢仅为535万吨。经济落后，国力脆弱， 难免遭受欺侮。当时美国从海上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国民党盘踞在台湾的反动势力受到美国的支持，竭力叫嚣要反攻大陆。如此国际、国内环境，促使全党、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尽快改变国内经济落后的面貌，早日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此，毛泽东于1957年11 月18日，在莫斯科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也提出了中国用15年左右的时间，在钢产量赶超英国的口号。1958年，遵照毛泽东同志提出钢产量要翻一番的指示，全国产钢指标为1070万吨，试图在探索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闯开一个崭新的局面。

当时在全国掀起“大跃进”运动已成定局，上海的经济工作很快转向“大跃进”的轨道。上海钢铁生产指标不断地刷新，“钢铁元帅”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掀起了上海钢铁工业“大跃进”和“全民炼钢”运动的热潮。

二、钢铁工业整合改组粗具规模

1958年之前，上海钢铁工业系统的企业，少数已成为国营或公私合营的企业，统属中央领导；数以百计的私营企业，则由市级商业机构，通过加工定货予以引导。如上钢一厂、二厂、三厂、八厂、十厂、 新沪钢铁厂、冶金机修总厂、耐火材料厂等企业受中央直属的上海钢铁公司领导，其余数百家小厂则归上海钢铁加工工业公司管理。由于多头领导，导致生产散乱无序，加上小企业偏多偏杂，使上海钢铁工业一时难以形成规模。

1958年1月1日，根据国务院统一部署，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成立冶金工业局，负责管理上海市辖内钢铁工业的企事业单位。首任局长许言围绕着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对上海钢铁工业进行相应的改造。

首先，通过同类型企业进一步合并和行业改组，将88家小企业分别并入上钢一厂、二厂、三厂、八厂、十厂、新沪钢铁厂、上海耐火材料厂、上耐二厂、永鑫无缝钢管厂等9家大、中型企业，使这9家企业增强人力、物力，扩大工厂规模和生产能力。

其次，新建年产20万吨合金钢的上钢五厂等一批重点骨干企业，并逐步将其他99家小工厂陆续并入新建的上钢五厂、上海矽钢片厂、上海钢管厂、上海冷轧带钢厂、上海第二冷轧带钢厂、上海第三冷轧带钢厂、上海第四冷轧带钢厂、上海金属软管厂、延安钢管厂、战斗型钢厂、上海冷拉型钢厂、上海第二冶金机修厂、上海第三冶金机修厂、上海铁合金厂、上海碳素厂、上海钢铁研究所等16家企事业单位。集中统一领导，产业有序合并，改变上海钢铁工业的产业结构。

第三，新增了炼铁和炼钢的能力，改变上海钢铁工业有钢无铁的局面，改变原来单纯冶炼普碳钢的生产格局。遵照周恩来总理关于“上海要生产合金钢”的指示，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委决定筹建合金钢生产厂。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头三年内，上海钢铁工业除普碳钢和低合金钢大量增产外，还发展合金钢、不锈钢、特种钢、高温合金钢和精密合金材料。

第四，强化专业分工，对热轧型钢的企业实行再次改组，将上钢七厂并入新沪钢铁厂，上钢九厂并入上钢八厂，使热轧型钢集中在上钢三厂、八厂和新沪钢铁厂生产，同类产品在这三个厂中又进行明确分工，特殊的热轧型钢则由新建的上钢五厂生产。行业改组为专业化生产创造条件，也促进产量不断增加，产品质量不断提高，品种不断开发，使上海热轧型钢生产在全国钢铁行业中独树一帜。

第五，新增一批轧钢车间和辅助材料企业，经过三年建设，上海钢铁工业形成钢、钢材、辅助材料生产相互配套、品种规格比较齐全的一个独立生产体系。

三、上海钢铁工业数万职工投入夺钢大战

从1949年至19 57年，上海共炼钢164万吨，却无吨铁自产，所需生铁依靠各老钢铁基地调拨支援。国家“二五”计划时期内，要求上海钢铁工业全面发展，以减轻东北和华北地区供应上海生铁的压力。在国家冶金工业部和上海市统筹规划下，从1958年起，投资2360万元，在上海第一钢铁厂建设一个拥有2座255立方米高炉、 年产25万吨铁的高炉车间。2座高炉分别于1959年3月和9月建成投产，当年产铁11万吨，对当年上海钢产量比上一年翻一番起到重要作用。上钢一厂高炉车间建设中，从各行各业抽调而来的了2000多名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进行支援。高炉所需的铁矿石由国家统一调拨，矿石来自苏、浙、皖、鲁等华东地区二三十个矿点，来料杂、品位低、成分复杂，有害元素硫、磷的含量较高，然而由于资金不足，未建立烧结系统，冶炼时全部采用生矿，所以给高炉冶炼带来很大困难，由于铁矿石与矿粉、大块矿与小块矿混杂一起，破碎和筛分运输全靠人工进行。在毛主席“以钢为纲”的号召下，高炉车间干部带头劳动，与工人们一起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广大炼铁的职工却无抱怨之言。1959年到1961年，高炉车间共炼铁38.2万吨，出格品却有14.9万吨，占到39%。经过高炉车间2000名职工努力克服困难，硬是使合格生铁的比例保持在近2/3的水平上。极差的矿石条件，艰苦的冶炼环境，锻炼出一支坚强的钢铁队伍。

“大跃进”时期，根据国内矿石硫、磷含量高的特殊情况，国内成功地自行设计制造出涡鼓形碱性空气侧吹转炉，并迅速地投人生产使用。这一时期亦是涡鼓形碱性空气侧吹转炉炼钢大发展的时期。 自1958年7月至1959年7月，上海先后有7个转炉车间建成投产。 新建成的转炉大凡采取不烘炉直接炼钢（烘一座转炉，需要花几吨焦炭和木柴，烘烧几十个小时），这样，节约了焦炭、木柴，又争取了时间。这些转炉车间的碱性转炉上马之时，正是全民大炼钢铁热火朝天的时候，全国各地“小高炉”、“土高炉”遍地开花，以致炼出含硫量超过规定指标数十倍的土铁。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吨的高硫铁从全国各地涌向上海，给上海各钢铁厂带来很大的压力和困难。使用高硫铁水炼钢，非但酸性转炉不行，即使碱性转炉也无能为力。攻克高硫关的责任落到化铁炉上。上海钢铁工业职工们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迎难而上，群策群力，首先将原来的酸性化铁炉改成碱性化铁炉， 并对化铁炉作了改进，此外，还精心摸索一整套去硫工艺，尽可能把铁水中大量的硫在化铁炉内处理掉，同时，转炉工人通过提高操炉水平和改革工艺，去除铁水中一部分硫的含量。高硫铁终于炼成了好钢，既减少了因全民炼钢产出大量高硫铁而遭受的损失，又用炼成的好钢支援国民经济的建设，上海钢铁工人夺钢大战的业绩载入那一 段难忘的史册。“大跃进”三年，上海转炉炼钢348万吨，平均每年116万吨，超过1957年33万吨的两倍半。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电炉炼钢不成规模，冶炼的钢水主要是为了适应机械制造和造船工业的需要。进入国家“二五”计划后，电炉炼钢发生量和质的转变，在上钢五厂建立一炼钢和二炼钢车间，进行电炉炼钢，上海钢铁研究所也建立电炉炼钢车间，上钢三厂分别建立了电炉车间和铸钢车间。1960年与1957年相比，电炉钢产量从1.8万吨增加到36.2万吨。电炉冶炼的品种也从单一的普碳钢向主要冶炼优质钢、合金钢和特种钢转变，冶炼产品除确保生产所需的铸钢件、锻钢坯外，还浇铸成钢锭供钢铁深加工企业加工各种钢材。 在“大跃进”时期的夺钢大战中，上海钢铁工业的产品数量和质量，也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四、上海钢铁工业生产初步形成完整体系

提高开坯能力。上海市先后于1958年和1959年在新沪钢铁厂和上钢二厂各建成一套辊径400毫米的开坯车间，在上钢一厂和上钢三厂各建成一个辊径630毫米的开坯车间。这4个开坯车间投产，通过不断挖潜，产量大幅度提高，成为上海钢铁系统开坯生产的主力军。

发展钢板生产。到1957年为止，上海钢板生产仍是空白。1958 年7月，建成年设计能力3万吨的上海矽钢片厂。同年12月和1959年2月，在上钢三厂相继建成年产18万吨的中板车间和年产6.7万吨热轧薄板车间。这些厂和车间的建成，缓解了上海钢板供应的紧张状况。

改变钢管生产的落后面貌。到1957年为止，上海钢管生产仅能生产一些普通接缝焊管，不能生产热轧无缝钢管。1958年3月，国内第1套直径76毫米热穿孔机组在上海永鑫无缝钢管厂研制成功并投入生产。1958年建成上海钢管厂。1959年起，在上钢一厂等企业内先后建成6套热穿孔机组。20世纪60年代初，上海已能批量生产低压流体输送管、机械结构管、金属软管、异型钢管、波纹管、中低压锅炉管、高压锅炉管等八大类、三十多个品种、几百种规格的钢管生产系列。

填补上海无机制钢丝绳厂的空白。1957年前，上海钢丝、钢丝绳靠人工操作进行生产。1958年，上海确定在上钢二厂建立金属制品车间。同时将分散在全市的8个钢丝绳工场和12个钢丝车间并人上钢二厂。1959年，金属制品车间投产后，成功生产出针布钢丝、 轮胎钢丝、镀锌钢丝绳和镀锌钢绞线等产品。

再次改组钢带企业。1958年，上海再次对钢带企业进行改组， 合并成立上海带钢厂，成为唯一批量生产热轧带钢的专业厂。此后又先后合并、扩建了黎明冷轧带钢厂（后改名为第四冷轧带钢厂）、上海冷轧带钢厂、第二冷轧带钢厂和第三冷轧带钢厂。

兴建一批上海冶金辅助材料企业。1958年7月，上海市决定建立铁合金厂，当年12月，两座电炉建成投产。1959年，6座电炉和4 座小高炉相继建成。1960年，上海还新建电炉5座，开发新产品32 种，投入批量生产的有低硅锰铁、中低碳铬铁、微碳铬铁、硅钙合金等。1958年，上海碳素厂边筹建、边生产，利用简陋的场地，生产钢铁工业急需的碳素电极、碳块和碳糊。1960年，上海百余家工厂协作建成2500吨卧式水压机，使上海碳素厂首次制成石墨电极684 吨，当年生产碳素材料共12178吨。1958年，上海先后建成年产6 万吨的高炉炉砖车间和年产12万吨的矽砖、镁砖车间及年产14万吨的高铝砖车间。同时，在上钢一厂、三厂、五厂也先后建立耐材车间。1960年，耐材生产进入巅峰期，年产68万吨。1959年，上海在上钢三厂建立铸铁车间，正式生产铸铁轧辊。这一年，铸铁轧辊和铸钢轧辊产量达到4.2万吨，确保上海当年生产184.6万吨钢材的需要。随着轧辊品种的开发，铸铁轧辊逐步走上合金化道路，形成镍、 铬、钼系列合金轧辊和铬、钼系列合金轧辊，保证上海一批热轧硅钢片、热轧薄板、中板、无缝钢管和带钢等生产车间的建成投产。

五、全民大炼钢铁劳民伤财后果严重

1958年1月到10月上旬，上海实际上完成的钢产量仅为51.1189万吨。在中央“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方针指导下，上海土法上马、土洋并举。为了克服原材料的不足，许多机关、学校、里弄纷纷拆铁门、钢窗，以回收废旧钢铁大力支援炼钢运动。由此，大量现成的成品钢材送人了土高炉内化成难以冶炼的“铁疙瘩”。在全民大炼钢铁的热潮中，全市工厂、商店、机关、学校、银行、医院及郊区农村，从领导干部到职工群众，从居民到学生一齐上阵，建立起了大小土炉子6700多座，土法上马炼钢铁。这种大规模的群众性土法炼钢，在既无技术又无设备的情况下仓促上马。尽管广大群众作了很大努力，消耗了大量的燃料和原材料，但是炼出的钢绝大多数质量差，一堆堆的“粢饭团”不能使用，极大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并且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为了追求多产和高产，上海许多工厂，忽视经济效益，产品的成本急剧上升，产品的质量却急剧下降。不少厂家还违反操作制度，采取拼设备的办法，导致炉龄缩短，给国家造成了损失。如上钢一厂和上钢三厂的平炉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维护和保养，炉顶寿命急剧下降，1959年，每炉役的生产分别降至103炉和108炉。不仅如此，硬拼设备的做法还埋下了安全隐患。另外，由于全国范围的“大跃进”， 造成原材料供不应求的局面，这对工业原料原本就依赖全国各地供应的上海来说，是一个极为严峻的问题。以焦炭为例，原由外省供应上海的机制焦不仅数量锐减，而且质量明显下降。当时从其他地区急调的土焦、杂焦，灰分高达70%，且含硫量相当高。新建的上海焦化厂受原料质量差所制约，生产出的焦炭质量也欠佳。1958年秋冬之交，全国各地土高炉炼出的高硫铁大量涌入上海。这些高硫铁超过国家规定标准十余倍甚至数十倍，完全靠化铁炉脱硫实难做到，需要转炉同时承担脱硫任务。数千名转炉工人围绕“攻高硫、去高磷” 开展群众性革新运动，创造了铁磷脱硫、三渣去硫、面吹提温脱硫、延长吹炼后期脱硫等诸多方法，虽然艰难地完成了攻克高硫高磷的炼钢任务，但吨钢成本却成倍地增长。上钢一厂两座高炉，因铁矿石和焦炭质量影响，连续三年的生铁合格率分别高达16.3%、52.1%和43.5%，使炼铁成本高昂，连续出现亏损。由于计划调拨的生铁价格上涨，钢产品质量下降，成本上升，企业连年亏损。上钢一厂1958年成本比上年上升1.94%，1959年比1958年上升17.42%，1958年至1961年累计亏损4.33亿元。全行业连续三年亏损，仅上钢一、三、 五厂亏损就达8.87亿元，等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对全行业投资4.72亿元的1.87倍。至于由此引起的宏观经济方面的损失则更难估计。比如，钢质不好，钢材使用价值大大降低。再从钢材的有效使用率来说，也只有30%～50%。

在基本建设中也是“跃进速度”。由于缺乏严肃的科学态度，施工中拼命赶进度，结果造成严重的质量问题，返工现象十分普遍。比如，上钢一厂二转炉厂房竣工后没到期就多次检修、加固。该厂开坯和无缝厂房车间严重锈蚀。此外，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忽视配套工程的建设，致使部分基建项目虽已竣工，却不能马上形成生产能力。如上钢一厂高炉车间1959年建成两座高炉时，因急于求成，未能同步建立与之配套的烧结机，加上矿石品位低、含硫量高，严重影响正常冶炼，吨铁焦比竞达774公斤（一般为500公斤左右），吨铁成本亦高达280.35元（正常为150元左右）。

六、“大跃进”违背了经济发展客观规律

1958年上海多次调高了工业的产值指标，包括钢产量指标。到8月底，当中央宣布1958年全国钢产量指标为1070万吨的同时，上海也发布了1958年上海钢产量指标为120万吨，比1957年的51.82 万吨增长1.3倍，比全国增长一倍的幅度还要大。为了确保完成当年120万吨的钢产量跃进指标，中共上海市委、市人委响应毛主席“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大搞钢铁”的号召，采取了一系列的促进和动员措施。市委在8月15日树立了包括上海第一钢铁厂、公私合营铜仁合金厂、公私合营永鑫无缝钢管厂和上海慎昌无缝钢管厂在内的8 家工厂为上海工业系统“八面红旗”，号召全市工厂及企业开展“四比”（比思想、比作风、比智慧、比干劲）竞赛。与此同时，市委、市人委还组织万人检查团深入各基层工厂检查各单位的“大跃进”计划和措施。由此，厂与厂之间、行业与行业之间，掀起了比干劲、促跃进的竞赛高潮，竞赛指标攀比上升，高指标风也愈刮愈大。在高指标的巨大压力下，进一步引发了浮夸风。1958年，上钢五厂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就建成年产钢60万吨的转炉，并炼出第一炉钢水。但是，投产后生产却不正常，钢质量根本没有过关，为追求高指标，不讲实际，虚报成绩，将冶炼成的铁锭算是钢产量；铁锭重新冶炼后，也算是钢产量； 冶炼出的“大饼”、“铁饼”都算是钢产量。有时进料8吨，产量却报12吨。当时的《解放日报》报道转炉车间钢产量日突破900吨、超过1000吨的消息，都是被夸大的数字。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上海市委再次提出全市工业在完成国家计划任务外，全年再增产300 万吨生铁、360万吨钢、280万吨钢材的成套钢铁冶炼设备，以及1.5 万台机床和54万千瓦发电设备，以支援外地建设的要求。

钢铁工业的“高速”发展，造成了国民经济发展比例的严重失调及上海工业产业结构内部的失衡。由于重工业的“高速发展”导致了积累与消费、工业与农业、工业与商业、工业与市政等方面的比例失调状况更为严重。事实上，在经过1958、1959年持续两年的“大跃进”后，到1960年时，工业生产已发生了很大的困难。特别是由于农业的歉收，造成了轻纺工业原材料的严重短缺。而大规模的重工业基本建设投资，不仅使国家财政发生了极大困难，也使重轻工业发展比例不平衡的现象尤其突出。在惯性的作用和全年计划的安排下， 尽管工业速度自1960年下半年后已大幅度下降，但重工业仍持高速发展状态。1960年成为建国以来上海重工业产值首次超过轻工业产值的一年。由于这种发展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完成的，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人民日常生活用品的极度匮乏，上海市区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生活条件较差。这种超常规的发展是以牺牲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沉重代价换来的，违背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和一般规律。

上海钢铁工业的三年“大跃进”，在全国各地的大力支援、上海市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全市各行各业的倾力支持下，广大钢铁工业战线的工人们发扬高度的建设热情、聪明才智和实干精神，使上海钢铁工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与此同时，由于贯彻“以钢为纲”，片面发展重工业的基本方针，在实际的工作中不讲求经济效益，不顾客观实际，不计成本，片面追求钢产量，连续三年下达了120万吨、180万吨、250万吨的高指标（1957年完成钢产量为49万吨），从而造成了某种程度的生产秩序的混乱，产量质量低劣，消耗急剧上升，工伤和设备事故频繁，经济损失十分严重。

1961年起在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和“工业七十条”中，上海钢铁工业围绕“质量差、品种少；人员多、劳动生产率低；成本高、亏损大”的薄弱环节，加强了企业的基础和技术管理， 逐步建立和健全了生产技术责任制，完善了经济核算，使企业的生产秩序纳入正轨，经济效益不断获得提高。上海的钢产量指标从250 万吨压缩到150万吨，翌年又进一步调整为120万吨，上海的钢铁工业才开始走上平稳发展之路。

（孙词雄：宝钢集团公司史志办公室主任）


当代上海研究论丛 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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