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斯大林为什么支持朝鲜战争？—读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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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沈志华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以下简称《战争》）一书，几经周折，终于得以在大陆出版了。这是一个让学术界感到高兴的好消息。朝鲜战争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当年亲身参预过战争酝酿过程的领导人都已过世。随着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当年主要介入国，包括美国和俄国的档案多已解密。海外研究者对此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发表了许多成果。大陆学者也早在几年前就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但是，他们的成果过去却难以在大陆公开发表。沈志华是最早在这方面形成自己的研究成果的学者之一，他收集和利用俄国档案进行研究的能力在本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本书出版，终于使学界关心这一历史事件的同仁有机会了解，中国学者从近些年来解密的大量俄国档案当中，找到了些什么样的答案。

　　《战争》一书着重研究的是朝鲜战争爆发和中国出兵抗美援朝决策背后的苏联因素问题，特别是试图说明1950年2月中苏同盟的缔结，对4个月之后爆发的这场战争起了哪些作用，而随着战争进程的逆转，这场战争本身又对中苏同盟提出了怎样的挑战，发生了怎样的影响。坦率地说，本书虽然名字叫《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它其实更多地谈论的还是朝鲜战争，特别是中国人所说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起源问题，即金日成为什么要发动进攻，毛泽东又为什么非出兵不可？在这里面，斯大林到底起过什么样的作用，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他为什么会支持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到底是怎样爆发的，中国究竟为什么非要出兵不可，几十年来这始终是一个困扰着各国学者，甚至困扰着当政者的一个极大的谜团。包括主要当事国中国和苏联当年的大多数领导人，多半也是不甚了了。朝鲜战争是1950年6月爆发的，仅仅过了十年之后，即到了1960年6月的时候，即使是在这个问题上参预过某些决策讨论的亲历者，对战争爆发的原因，和中国出兵的背景，就已经说不清楚了。当时，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与中共代表团在6月22日举行了正式会谈。会谈中双方在许多问题上互相指责，发动朝鲜战争的责任问题也被赫鲁晓夫翻了出来用以指责毛泽东，自然，中共代表团团长彭真对此完全否认，且寸步不让。

　　让我们看看他们双方当时围绕着这个话题是怎么争吵的，各自的说法又是什么：

　　赫鲁晓夫：我们在这个小范围里，可以讲，朝鲜战争是北朝鲜发动的，是苏中两国都同意了的。

　　彭真：不对，我们没有同意。我参加了政治局的讨论，这个问题我是知道的。

　　赫鲁晓夫：我们也看到了文件，毛泽东是同意了的。

　　彭真：有两点必须说明：一、发动朝鲜战争，我们事先不知道；二、战争打起之后，你们派大使找我们中央，说苏联出兵不妥，斯大林想要我们来出兵。

　　赫鲁晓夫：那个时候如果是我们这些人担任领导，而不是斯大林的话，这场仗就打不起来了。但是，如果毛泽东不同意，斯大林也是不会那样做的。朝鲜战争是斯大林和毛泽东共同决定后才发动的。

　　彭真：你说的不对，毛泽东同志是反对打的。毛泽东同志在莫斯科就同斯大林说过，如果战争打起来，那就不是南朝鲜的问题，而是美帝国主义的问题了。即不是南朝鲜能否拿到手的问题，而且是北朝鲜能否保住的问题。这样的意见，毛泽东同志也向金日成同志谈起过。朝鲜战争打起来以后，斯大林说，如果苏联出兵，就意味着世界大战，因此才请中国出兵。因此我们才同意出兵的。我当时参加了政治局会议的讨论。

　　赫鲁晓夫：你说的是战争打起来以后的事，问题是发动战争斯大林和毛泽东是批准了的。

　　彭真：你说的不是事实，是造谣。我参加了讨论。我们始终认为是斯大林同志同意了。金日成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最有发言权。

　　赫鲁晓夫：你比我小吧，今年多大岁数？

　　彭真：五十八岁。

　　赫鲁晓夫：你比我年青，但是记忆力却不如我。

　　彭真：我的记忆力很好，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政治局的讨论，我是参加了的。我们把意见告诉了斯大林。

　　赫鲁晓夫：事后诸葛亮，中国人就喜欢这样。

　　彭真：不对，我们确实同斯大林说过。

　　赫鲁晓夫：他是不听别人意见的，他已经把自己变成了偶象。

　　彭真：我们对斯大林是不满意的。我们有委屈……。

　　赫鲁晓夫：（再说一遍）朝鲜战争是斯大林和毛泽东两个人共同决定的。

　　彭真：完全不对。毛泽东同志提了意见。这一点，你可以问问当时参加过讨论的其他同志，那样你就会明白了。

　　赫鲁晓夫：我们不要谈死人了。我说，是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过错。

　　彭真：根本不对。你们有人也参与了这件事，应该可以作证。我再一次声明，你说的根本不对。[1]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当年，中苏两党领导人在内部都不回避战争是北朝鲜首先越过三八线这一行动的事实。他们争论的关键仅仅在于，到底是谁批准或者说决定发动这一进攻的。赫鲁晓夫坚持说是斯大林和毛泽东共同批准或决定的；而彭真则坚信毛泽东是不同意的，甚至是反对的，强调中方对战争的发动事先并不知情。

　　对此，《战争》一书做了相当清晰的回答。它指出，第一，从战争最初的策划，到最后的实施，都是在斯大林与金日成，即苏联和朝鲜之间秘密进行的，中方既未被告知，更未参预其间。因此，赫鲁晓夫关于这场战争是得到斯大林和毛泽东两个人批准或由他们两个人共同决定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第二，毛泽东并非不知道金日成有此计划，斯大林也并非没有就此与毛泽东通过气。1950年5月13日金日成访问北京，就是在斯大林的要求下，就战争一事来征求毛泽东的意见的。在毛泽东托周恩来通过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向斯大林了解其真实意图时，斯大林也明白无误地告诉毛泽东：尽管他已同意了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但是，“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解决这个问题。”[2]毫无疑问，在斯大林已经同意了朝鲜人的计划之后，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也没有反对。因此，赫鲁晓夫说“如果毛泽东不同意，斯大林也是不会那样做的”的说法，也并非就是捕风捉影。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复杂。

　　（二）

　　斯大林为什么一面背着中国人与金日成策划统一朝鲜的战争，一面却又坚持金日成必须要取得中国人的同意呢？十分明显，这是因为斯大林不能不顾及到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刚刚签订的那个《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根据约定，签约双方任何一方进入战争状态，另一方都应予以有效的援助。朝鲜战争虽然并不一定会直接导致苏联进入战争状态，但是，苏联作为朝鲜战争的主要策划者、支持者和武器供应商，不能不承担可能的风险。何况，朝鲜战争的任何不测，都势必给只有一江之隔的中国带来巨大的麻烦，斯大林当然不能自行其事，而把自己的同盟者中国人完全晾在一边。

　　不过，通常人们会忽略了另一方面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斯大林会批准在朝鲜采取这种连信奉“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的毛泽东当时都认为有些过于冒险的行动呢？要弄清楚这一点，我们有必要根据《战争》一书所做的研究和描述，看一看苏联战后在朝鲜问题上的态度是怎样变化的。注意到这种变化，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斯大林最初并没有在朝鲜向美国挑战的意图，仅仅是因为中国革命的意外成功，再加上中苏两国的结盟，才导致了斯大林改变其在东亚一向小心谨慎的战略考虑。

　　根据《战争》一书的记述，在1945年8月9日苏军大举进入中国东北之后，它很快就横扫东北，并且进入了朝鲜半岛。而就在苏军受命进入朝鲜半岛之际，杜鲁门却发来一通密电，告诉斯大林，美方主张美苏双方在朝鲜半岛的受降区域以三八线为界。对此，斯大林非常痛快地答应了下来，而他的如意算盘仅仅在于：原属日本的千岛群岛和日本本土北海道也都在三八线以北，因此他要求将这两块地方也交由苏军占领。据此，斯大林一方面下令已经越过三八线的苏军撤回到三八线以北地区，另一方面命令苏军全力进驻日本的北海道。

　　让后人有些困惑的是，《战争》一书强调，只是因为麦克阿瑟一句：只要苏军有一兵一卒在北海道登陆，我就敢马上扣押苏联驻日代表团全体人员，斯大林进驻北海道的计划就中途搁浅了。对照这个时候斯大林为控制东欧国家，不顾其与邱吉尔签订的那个“百分百协定”，[3]强硬抵制英美势力的所作所为，苏联在朝鲜问题上的反应似乎并不十分符合斯大林的性格。因为，即使斯大林不愿因苏军在北海道登陆与已经占据日本岛的美军发生冲突，他也完全可以为了报复麦克阿瑟的狂妄，不顾美国单方面提出的三八线而一举占领整个朝鲜半岛。毕竟这个时候苏军完全有条件抢在美军前面也给美国人一个难堪。

　　斯大林为什么会在欧洲和在亚洲表现得迥然两样？很简单，苏联的战略重心在欧洲，对于遥远的远东地区，它的方针过去是，这个时候也依然是：保持守势。既然是保持守势，依据斯大林在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上所提出的要求，苏联在东北亚问题上只满足于取得对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和把南库页岛及千岛群岛揽入囊中，对于朝鲜半岛，斯大林没有提出任何特殊要求，准备任由美、苏、英、中四国托管后建立一个独立的朝鲜国政府。也正因为如此，苏军占领北朝鲜之后，不仅大肆拆运朝鲜北方的工厂机械以充作战利品，而且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任由民族主义者曹晚植担任北朝鲜临时权力机构的负责人，没有像在东欧国家那样全力去扶植共产党人。

　　斯大林开始全力扶植北朝鲜共产党，与美苏冷战的发生有着明显的因果联系。但是，正如《战争》一书所说明的那样，直到1948年，美苏在欧洲已经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它在东北亚的政策依旧十分谨慎小心，因为它相信自己在远东的力量完全无法与美国相抗衡。“斯大林从来没有也不打算在朝鲜或朝鲜北方建立像东欧那样的卫星国。因此，苏联首先呼吁美苏军队同时撤出朝鲜半岛，而后宣布苏联占领军主动撤出朝鲜北方，并承诺给予朝鲜人充分的自治权力，其程度远远超出了他们承诺给一些东欧国家的自治权。斯大林甚至不愿意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立具有联盟性质的外交关系，也不愿意为他们统一祖国的事业承担责任，以免因此而刺激美国”。

　　（三）

　　战后的斯大林不愿意在亚洲刺激美国，并不是什么新闻。至少，许多上年纪的人都知道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时他不许毛泽东“革命”的情况；熟悉战后中共历史的人也都多少听说过当年八路军赶在国民党军前面进入东北，却被苏联红军赶出城市的故事。以至不少中共领袖的印象中，直到1949年春天，斯大林也还是因为害怕美国干预，有过让国共两党划江而治的想法。既如此，为什么到了1950年初他会突然改变态度，愿意冒着与美国发生战争的巨大风险来支持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计划呢？按照以往众多学者的观点，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1月5日和12日关于美国太平洋的防御范围不包括朝鲜半岛与台湾的说法，给了斯大林以错误的信息。《战争》一书对此提出了异议。

　　《战争》一书的解释是，促使斯大林根本转变对朝鲜半岛问题态度的关键，并不是美国领导人的讲话，而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对此，书中是这样说明的：

　　“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苏同盟的建立对于斯大林改变朝鲜半岛和远东政策所发生的作用，并不完全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因为苏联感到其在远东的力量得到了加强，从而有了在朝鲜半岛与美国势力抗衡并战而胜之的把握，甚至相反，恰恰是因为中国政权的更迭和新的中苏条约的签订，使斯大林感到苏联在远东的利益将受到威胁或者完全丧失，从而才需要改变政策，以保证苏联战后确定的远东战略目标继续存在。对莫斯科来说，新中国的建立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一面是苏联在亚洲的安全防御地带－这无疑会巩固苏联在这一地区的权益，另一面则是这个邻国一旦强大起来就可能对苏联的安全和利益造成‘威胁’。同样，签订的中苏条约对莫斯科也有双重效应：中国与苏联结成同盟关系固然加强了苏联在亚洲的政治实力，但也迫使斯大林同意让出他在一九四五年从蒋介石手中攫取的大部分政治经济权益。”

　　是什么重要的权益要失去呢？就是根据条约的规定，“苏联在可以预见的短短两三年内，将失去其通过雅尔塔协定和旧中苏条约获得的”可以使苏联通向太平洋的中国的中长铁路和旅顺这个不冻港。“斯大林完全可以预见到，在朝鲜半岛爆发一场战争，无论其结局如何，都将保证苏联在远东设定的战略目标－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因为在战争胜利的情况下，苏联就会控制整个朝鲜半岛，仁川和釜山这两个港口将代替旅顺和大连的作用。……即使战争失利，苏联仍然能够如愿以偿，因为东北亚的紧张局势会迫使中国要求苏联军队留驻旅顺、大连。同时，由于中苏双方商定，一旦出现战争局面，苏联军队有权使用长春铁路，这样，长春铁路自然也就继续在苏联的掌握之中了。”

　　《战争》一书强调斯大林的战略考虑时，十分重视其沿袭沙皇俄国在远东追求不冻港的历史传统，这种分析自有其逻辑性。无论在雅尔塔会议上，还是在出兵中国东北时，斯大林都曾直言不讳地扬言，苏联对日作战的目的，就是要收回沙皇俄国在1904年日俄战争中丧失的那些权益。这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要取得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旅顺港。

　　不过，结合书中附录，即作者补充的几篇文章，可以看出上面的表述只是作者所强调的一个方面而已。随着更深入地进行研究，作者已经注意到事情远比上述解释要复杂得多。很显然，如果斯大林害怕中国会很快强大，他为什么随后会在苏联还远未能从战争创伤中恢复过来的情况下，为中国派出那样多的专家，提供那样多的援助，以帮助贫弱落后的中国去建立自己的工业基础呢？[4]向要知道，斯大林并没有对东欧那些兄弟国家如此慷慨过。而更重要的是，如果他不愿意放弃中长铁路和旅顺口，他也完全可以像他在与毛泽东最初见面时那样，说明废除旧的中苏条约对苏联可能带来的严重伤害，事实上毛泽东也知趣地接受了斯大林的这种解释。这远比发动一场危险的境外战争要容易得多。更何况最先提出苏军应该从旅顺港撤兵问题的，也是斯大林，而非毛泽东。查一下1949年1月底米高扬在中国西柏坡与毛泽东谈话的纪录，以及他与斯大林的来往电报，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是中共领导人相信，苏军不应当过快地从旅顺港撤走。甚至一直到毛泽东见到斯大林时，他也还在继续着这样的请求。反倒是对1946年2月雅尔塔协定披露后中国各地爆发反苏游行示威情况印象深刻的斯大林，注意到中共取得政权后苏联继续驻军旅顺港，将会直接影响苏联乃至中共在舆论中的形象，因此一再主动表示愿意撤军。

　　苏联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一旦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势必会千方百计地想要获得一个太平洋上的不冻港来作为自己自由进出太平洋的海军基地。即使在朝鲜战争之后，苏联在中国建长波电台、提议苏中越三国建立联合潜艇舰队，乃至70年代从越南取得金兰湾做海军基地，在在都是要让其海军能够自由地出入太平洋。因此，我们确实不能忽略斯大林支持朝鲜战争的这一层用心。但这毫无疑问不是唯一的原因，甚至恐怕不是主要的原因。毕竟，用战争来获得或保住一个出海口，这里面的风险和代价无论如何都太大了些。何况，斯大林一向谨慎小心，精于计算，他不会看不出，战争万一失利，旅顺港的军事基地将会因为整个朝鲜半岛完全落入美国人的手中而变得毫无价值。而且，一旦美国人站到了图们江口，苏联人怕是连自己的海参崴都会成为累赘，保住一个旅顺港又能有多大意义？再者说，就是战争打赢了，谁又能保证一个统一的朝鲜就一定愿意租让自己的不冻港？就是当时愿意，谁能保证它有一天一定不会像中国人那样想要收回自己的港口呢？

　　（四）

　　那么，主要是什么原因会促使斯大林在1950年敢于去支持朝鲜战争呢？结合《战争》一书及其所附文章提供的分析，我们还可以从斯大林当时的境遇去做更进一步的探讨。自从他在柏林危机中被迫退让后，他明显地感觉到苏联还没有力量与美国在欧洲公开对抗。正是由于在欧洲，包括在中亚，受到美国的压力太大了，他才会想到要另找途径来分散美国的力量。他过去在亚洲采取缓和政策，不惹麻烦，是因为他看不出有谁在亚洲能够帮助他，担心出现两面作战的危险。现在他敢于策动进攻，向美国挑战，是因为他注意到中国革命成功了，新中国能够帮助他在亚洲牵制美国的力量，以减轻他在欧洲和中亚的压力。他主动让中共来承担指导和援助亚洲各国共产党的责任，积极帮助中国恢复经济和建设工业，也都是为此。

　　其实，《战争》一书也注意到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关注和态度的变化。它没有提到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德热拉斯关于1948年2月斯大林主动就他不适当地干预了中国革命一事进行自我批评的那段重要的回忆，[5]但它具体地说明了斯大林在1948年以前为了稳定亚洲局势和保住其在东北的权益，如何寄希望于国共之间的妥协；1948年以后由于注意到中国革命出乎意料的进展，又是如何不失时机地“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帮助我们的中国同志”来创建“新中国”的。

　　斯大林为什么会如此重视中国革命的胜利？第一，中国太大了，作为亚洲第一大国，它的胜利毫无疑问对太平洋对岸的美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和不小的威胁。第二，中国的榜样作用太诱人了，美国连中国这样一个极具战略价值，给予大量援助，并被视为盟友的国家都不敢去干预，它又怎么会轻易去干预亚洲其他国家的革命呢？如果亚洲相当多数的国家都能像中国那样揭竿而起，美国还有余力来对付苏联吗？

　　十分显然，正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是1949年10月新中国的诞生，以及几个月之后，即1950年2月中苏两国的正式结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苏联与美国在远东地区的整个力量对比，因而也明显地改变了斯大林在远东问题上一贯小心谨慎的态度。这当然不是说斯大林由此从守势转入了攻势，斯大林是不会让苏联来冒这种风险的。但是，斯大林看起来相信可以通过中国并由中国出面去做一些让美国人头疼的事情。正因为如此，他才不仅不怕中国发展，反而是希望帮助中国尽快发展起来，以便发挥它在亚洲的影响力，推动亚洲各国的革命，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有效地帮助苏联来牵制美国。

　　这样的说法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事实来支持呢？有。最直接的例证就是1949年7月刘少奇在莫斯科访问时，斯大林明确提出两党分工负责，亚洲各国共产党应由中国党来指导和帮助。让中国党来指导帮助亚洲党，说透了，也就是让中国党运用自己成功的经验来推动亚洲其他各国共产党早日走上革命的道路。

　　在这方面，斯大林显得比中国党还要热心和着急。有两个例子非常能够反映这种情况。

　　一是1949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工会联合会亚洲理事会的会议上，新中国的领导人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坚持必须向亚洲各国提出武装斗争的方针。包括苏联代表团团长在内，各国理事对此一致表示异议，因为他们都已习惯了不要去刺激美国及其所在国政府。然而，问题提到莫斯科之后，在斯大林的干预下，刘少奇的作法竟然得到了鼓励，其报告被认为“是正确的，及时的，建议在报刊上公开发表”。

　　“刘少奇的发言中有什么使世界工会联合会执委会的同志们害怕呢?”据苏联这时驻华临时代办解释称：

　　“使他们害怕的首先是，他号召亚洲-印度支那国家、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亚等国的工人阶级公开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他指出，不同帝国主义及其傀儡——亚洲各国的政府进行武装斗争，工人阶级不仅不能满足自己的政治和经济要求，反而会被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傀儡的优势力量所粉碎。所以他号召亚洲国家的所有工会工作者团结在工人党的周围，建立人民解放军或衷心支持这些国家已有的人民解放军。”

　　“刘少奇对世界工会联合会执委会起草的决议表示坚决反对，因为决议轻描淡写，毫无分量，有意回避亚洲国家工人群众的最关键问题——同亚洲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进行武装斗争问题。”

　　“世界工会联合会执委会的同志们，其中包括路易·塞扬，看过刘少奇的草案后，对他声明说，如果通过这一草案，那我们就得赶紧收拾行装，从巴黎搬到莫斯科去，因为通过类似决议之后，处在帝国主义国家领土上的世界工联任何行动都将成为不可能。号召印度支那、缅甸和其他国家的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自己就不可能再在巴黎、伦敦和其他帝国主义的城市里平安地住下去。”[6]

　　很显然，斯大林改变了以往的做法，支持了中国党的观点。

　　二是斯大林在1950年1月突然开始不顾日本和印度两国的具体情况，全面干预两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

　　1月6日，共产党情报局机关报受命公开发表《关于日本的形势》的观察员文章，批评日共某些领袖不仅没有领导日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占领军的斗争，而且鼓吹“即使国内有美国占领军，日本仍可能和平地直接走到社会主义”，麻痹日本人民的革命意志。[7]日共领导人以日共政治局的名义发表文章，为自己的方针进行了辩解，认为共产党情报局没有考虑到日本的具体情况。斯大林于是又动员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支持情报局的观点，批评日共领导人和平过渡的错误论调，强调共产党“必须用革命的精神来教育人民”，“使人民一步一步革命化”，“向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反动势力进行坚决的革命斗争”，以“结束美国占领，结束反动统治”。[8]

　　苏中两党的共同干预，终于导致日本共产党接受了情报局的意见，开始修改党的政治路线和方针。党的领导人纷纷转入地下，党的方针从主张“和平革命”转到要开展武装斗争，并且提出要建立以城市企业为根据地的城市游击队和以农村为根据地的山村工作队，开展“自卫反击战争”。[9]

　　几乎与此同时，情报局机关报于1月27日发表了一篇重要的编辑部文章：《殖民地与附属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巨大进展》。文章强调中国革命的经验，声称：“民族解放斗争能够获得胜利的结果的一次决定性条件，就是在必要的内部条件允许的时候，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组织人民解放军。中国、越南、马来亚和其他国家的例子说明了武装斗争现在正成为许多殖民地与附属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形式。”并点明：“印度共产党的任务，根据中国和其他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经验，自然应该是加强工人阶级与全体农民的联盟，为实现急迫需要的土地改革而斗争，并在争取自由与国家独立、反对压迫他们的英、美帝国主义、反对与英、美帝国主义者合作的反动大资产阶级和封建王公而进行的共同斗争的基础上，团结一切愿保卫印度民族独立与自由的阶级、党派和团体。”[10]情报局的主张也促成了印度共产党政治路线的改变，印共中央改组后，明确提出了走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

　　（五）

　　上面的情况清楚地显示出，1950年的斯大林并非仅仅是在一个朝鲜问题上，即因为与中国要签订新约，旅顺港几年后可能要归还，因而一夜之间变得激进起来了。事实上，斯大林的亚洲政策自1948年以来一直在逐渐地趋向激进，这从他这一年开始对自己以往的态度进行自我批评，和采取措施加强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力度，即可以看出来。但只是到1950年1月时，他才彻底完成了方针性的转变，即决定在整个亚洲推动攻势防御的路线。斯大林对朝鲜战争由否定到肯定的态度转变，也正是这一方针转变的一种表现。

　　为什么是在1950年1月，而不是在此之前，或在此之后呢？在这一点上，《战争》一书所强调的无疑是对的，那就是因为斯大林决定了要与中国另订新约。在此之前，尽管斯大林对中国革命非常看好，并且自1948年起即大力给予支持，但他始终还是小心翼翼地害怕惹恼美、英两国，因而不敢公开张扬。斯大林为什么在亚洲问题上那么怕美、英呢？一个关键性的原因，就是雅尔塔协定。斯大林在毛泽东达到莫斯科的第一天，即1949年12月16日，对毛泽东解释为什么苏联不好与中国另订新约的理由时，对此讲得十分明白。

　　斯大林说：1945年与国民党签订的那个中苏条约，是依据雅尔塔协定来签订的。而苏联战后得到的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都是依据雅尔塔协定得来的。如果废除中苏旧约，另订新约，“哪怕改动一项，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藉口”。[11]

　　而两周之后，一直处在转折关头的斯大林到底把这件事想通了。他在1950年1月1日晚，派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拜见毛泽东，通知毛，他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要与新中国另订新约了，让雅尔塔协定见鬼去吧。显然，斯大林要想藉助中国的力量，他必须要与毛泽东订立盟约。如果拘泥于雅尔塔协定，就无法把中国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盟友。事实上，同遵守那个本来就已经被中国革命的胜利弄得千疮百孔的雅尔塔协定相比，与毛泽东签约显然对苏联更有益。因为从美苏在欧洲的争斗可以清楚地看出，冷战在亚洲的漫延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没有中国的帮助，苏联在亚洲将只能处于一种被动的局面。而只要想藉助中国的力量来迁制美国，那就绝对不能太受雅尔塔协定的束缚。精明过人的斯大林，又怎么会让毛泽东怏怏而去，乃至心生疑忌，而不设法把毛变成自己的盟友呢？

　　很显然，正是因为受到与中国关系的利益的极大诱惑，和对中国及其中国的经验寄予了极大的期望，斯大林才会下如此之大的决心，决定不再理会美英的反应，与中国另订了新约，结成了盟友。也正是因为与中国结成了盟友，下决心要藉助中国和中国的经验推动亚洲革命，牵制美国，斯大林才会转而督促日本、印度以及亚洲各国共产党模仿中国，开展武装革命。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当他得知金日成再度提出想要用革命的方法来统一朝鲜半岛时，他才会一改以往的拒绝态度，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金日成的请求。

　　《战争》一书对斯大林就金日成提议的表态是这样说明的。书中写道：

　　1950年1月17日，金日成在一次宴会上激动地对苏联大使馆参赞谈到，在中国完成其解放事业后，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解放祖国南方的人民了。为了能够实现朝鲜的统一，他最近几乎夜不能寐。因为他上次访问莫斯科时，曾经提到过这个问题，但斯大林告诉他要在李承晚的军队进攻北方时，再来对南朝鲜进行反击。问题是李承晚一直没有发动进攻，结果使得统一国家的事情被拖了下来。他需要再次会见斯大林，以便就人民军解放南朝鲜的问题得到指示。苏联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随后按照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原来的意见答复了金日成，但出乎大使意料之外的是，斯大林得到他的电报后，反而于1月30日复电表示愿意帮助金日成实现计划。

　　他在电报里说：“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不满，但他想对南朝鲜采取如此重大的举措，是需要充分准备的。这件事必须组织得不冒太大风险。如果他想同我谈此事，那么，我随时准备接见他并同他会谈。请把此事转告金日成并且告诉他，在这件事上我准备帮助他。”

　　不难看出，1950年1月发生了了太多的情况，而所有这些出人意外的情况，都源自于斯大林在相当程度上从思想上突破了雅尔塔协定的禁锢，下决心与中国结为盟友。既然如此，以后的所有步骤，推动日本、印度搞武装革命，答应帮助金日成统一朝鲜，其实都是斯大林开始在亚洲放开手脚后的接续动作。

　　（六）

　　既然斯大林决心进攻，他又为什么不把他准备帮助金日成的情况透露给当时正在莫斯科准备与他最后签订同盟互助条约的毛泽东呢？

　　《战争》一书对此是这样解释的。它说：

　　第一，“考虑到中国要求苏联援助解放台湾的同时，在莫斯科很难说服毛泽东同意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所以在与金日成最后商定之前，不能征求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意见。”

　　第二，斯大林还有两点担心：“既担心毛泽东在事前反对莫斯科的决定，又担心局势发生困难时毛泽东会置身事外，不听从莫斯科的指挥。”

　　第三，斯大林瞒着毛泽东是暂时的，他最后还是会去征得毛泽东的同意的。因为斯大林必须预防美国万一进行干预的问题。“斯大林的对策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希望中国出来承担责任，即由中国军队直接面对美国的威胁并与之抗衡。”

　　在这里，笔者对第一点解释是基本赞同的，对第二、三两点则认为尚须有所补充。理由如下：

　　一是斯大林与刘少奇就中苏两党的责任问题有过分工，中国党管亚洲国家的共产党，苏联管其他各洲国家的共产党，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亚洲的朝鲜党基于苏军占领和多年管理的情况，仍由苏联党负责。因此，从分工负责的角度，斯大林无须就朝鲜问题与中国党具体磋商。

　　二是斯大林在与金日成正式磋商和确定军事行动方针之前，我们似乎还不好断言他决定暂时不告诉毛泽东，一定表明这是因为“他对毛泽东是缺乏信任的”。在毛泽东还在莫斯科时，他和金日成之间尚未有过任何具体的磋商和讨论，进攻与否都尚在未定之数，他这个时候不具体告诉毛泽东他的想法和和金日成的计划，并非不合情理。何况我们目前也还没有证据表明他们俩人在莫斯科没有就解决朝鲜问题的办法具体交换过看法。《战争》一书也两度肯定俩人“可能讨论过朝鲜局势”，或“谈到了朝鲜问题”，只是“具体内容不详”。既如此，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他们在朝鲜统一的解决方案问题上，没有达成过一致的意见。事实上，在主张武力解决这一基本原则上，即使我们不了解他们俩谈话的具体内容，也可以相当肯定地推断出他们之间没有分歧。说毛泽东会反对，至多也只是进攻的时机问题。这是因为，和斯大林的态度一样，毛泽东也是明确认为朝鲜统一问题必须要通过解放战争的方式来解决的。对于这一点，还在一年以前，他就对朝鲜人说得很明白。他甚至已经具体提到了可能采取行动的时间：1950年初。他说：1949年不要向南朝鲜发动进攻，“类似北朝鲜进攻南方这样的行动，只有在1950年初国际形势有利于这一点时，才可以采取。”[12]事实上到1950年春天，毛泽东也准备好与金日成来讨论进攻计划的问题了。3月底朝鲜大使李渊周与毛泽东商量金日成访华的事情时，毛泽东就明确提出，“如果已经有了统一朝鲜的具体计划，那么会晤就必须秘密进行”。[13]

　　三是涉及到斯大林应该何时向毛泽东通报这一情况时，还应当考虑到保密问题。的确，正如《战争》一书所指出的，“朝鲜战争是中苏结成同盟关系后第一次面临最重大的国际问题，也是对这一同盟关系最重大的考验”，再加上朝鲜和中国的重工业基地东北地区边界相连，斯大林没有理由不向毛泽东通报他与金日成之间准备采取的这一重大军事行动计划。但问题是，我们应当了解，斯大林是一个非常谨慎且善用心计的人。不仅在事情还没有商量出一个眉目之前，他不会轻易透露自己内心的打算，就是事情有了一些眉目，他也还是会审时度势，选择向毛泽东通报的时机。应当说，当金日成去了莫斯科，斯大林与之敲定了要发动进攻之后，他就明确要求金日成去和毛泽东商量此事，并征得同意，这在斯大林已经是冒了相当大的风险了。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通过米高扬的回忆录可以清楚地看出，斯大林并非不相信毛泽东，但他却不那么相信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一定不会走露风声。米高扬讲到，1949年1月斯大林正在与毛泽东通过电报密商如何应付南京政府要求苏美英等国出面调解国共关系一事时，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突然抢先一步向南京政府宣布美国拒绝充当调解人，这在克林姆林宫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一定是中共中央内部有人泄漏了斯大林与毛泽东通电的情况。斯大林还特别要求米高扬向毛泽东转达他对中共保密工作的高度关切。尽管毛泽东明确告诉米高扬绝不存在泄露他与斯大林电报内容的这种可能性，米高扬却并不那么相信毛的说法。[14]更何况，斯大林这时还收到了其私人代表科瓦廖夫反映中共领导层情况复杂，内中存在着严重的亲美倾向的相关报告。[15]注意到这些情况，我们或许有理由认为，斯大林并没有刻意隐瞒毛泽东。相反，在他看来，他反倒是为了不使毛泽东感到不快和被动，多少有点冒险地预先向中方通报了朝鲜战争这一重大的军事行动机密。

　　四是研究者通常容易为了解释的合理性而把历史上一些工于心计的领导人想像成深谋远虑，运筹帷幄，好象凡事都早有预谋或阴险的设计，但这在有时候却未必符合事实。许多历史事件的发生其实往往是由一些非常偶然的因素促成的；许多历史上的人物远没有我们今天想象得那样诡计多端或远见卓识。关于斯大林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就计划好了万一美国出兵干预，就让中国出来承担责任，出兵与美国对抗的看法，可能多少有点把斯大林“神”化了。因为这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为作者同意那种关于说斯大林支持朝鲜战争是设计好了要以此来离间中美关系和把中国拖入战争的。而这恰恰不是作者的观点。因为作者在书中讲得很明白，斯大林在战争爆发前及其在战争计划过程中，其实很少认真地考虑过美国直接进行干预的可能性问题。

　　美国自1945年9月到1949年6月，一直驻兵南朝鲜。到战争爆发时，仍旧在南朝鲜留驻有美军顾问团，帮助指导和训练军队。就一般的逻辑而言，北朝鲜发动进攻，南朝鲜一旦出现危机，以美国政府在欧洲和中东地区处处与苏联对抗的那种心态，当然可能出兵干预。斯大林在最初设想朝鲜战争的进程时，理当考虑到美军干涉的可能性。因此，估计斯大林早就计划好万一战争进展受挫把中国人送到朝鲜与美国人抗衡，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几乎是一件再合理不过的事情了。

　　然而，历史有时就是那样吊诡。因为，遍查文献和史料，我们都找不出斯大林当年曾经提到过美国人可能出兵干涉的任何凭据。金日成甚至明确讲，斯大林认为美国人不会干预。从苏联将军帮助制定的那个速战速决的北朝鲜进攻计划，以及今天可以看到的苏联和朝鲜之间交换的战前的各种情报和进行各种部署的相关文件当中，我们都看不到斯大林和朝鲜方面对美国可能的干预所进行了任何必要的准备。如果斯大林多少考虑到美国的干预问题的话，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而这也恰恰可以说明，为什么金日成按照斯大林的要求，去见毛泽东之前会信心十足地表示，他不准备向中国要求任何援助。而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也才可以解释，何以当这场进攻开始，发现美军大举介入后，如同《战争》一书自己所说，莫斯科和平壤都会感到非常意外。以至连斯大林都不知道朝鲜方面打算继续向前推进还是决定暂停前进，他们会不会被美军的空袭吓坏了。结果，就连朝鲜人民军的推进计划也明显受到影响，部队在占领了汉城后一度停止不前。而为了继续组织进攻，人民军竟然在开战一周多后不得不急急忙忙地临时就指挥系统进行了全面的改组。[16]了解到这些情况，那种关于斯大林刻意想用朝鲜战争来离间中美关系的说法，实在很值得商榷。

　　（七）

　　斯大林在朝鲜战争问题上不那么英明，毛泽东又怎么样呢？就已有的史料看，至少在谈到外国干涉可能的问题上，毛泽东想的似乎要比斯大林多一些。当然，他谈的也主要是日本，而非美国。《战争》一书详细地介绍了毛泽东的相关谈话。他在1949年4月底接见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时曾明确讲：美国人走了，如果朝鲜半岛发生战争并拖下去，“日本就可能卷进来”。而美国人走，日本人也没有来，如果北方对南方发动进攻，日本人也还是可能卷进来，因为“麦克阿瑟能够迅速把日本部队和武器调到朝鲜来”。[17]在1950年3月底与李渊周的谈话中，他甚至提出：“对于美国人，不要怕他们。美国人不会为了这样一块小地盘就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18]

　　目前所知道的毛泽东唯一次提到美军有干涉可能的谈话，是在5月15日毛泽东与金日成具体讨论北朝鲜计划的过程之中。毛泽东首先还是询问日本人卷入战争的可能性。对此，金日成回答说：日本人没有参战的可能性，但也不能完全排除美国派遣两万至三万名日本军队的可能。日本军队的参战对战争进程不会有决定性影响。如果日本军队参战，人民军将会更加勇猛地战斗。毛泽东表示，从目前情形看，日本确实没有参战的可能。但如果有两万至三万名日本军队参战，战争就有可能长期化。接着，毛泽东话题一转，提出：万一美军参战，中国将派兵帮助朝鲜。说：因为苏联与美国间有关于三八线划分的协议，不便参加战斗，但中国没有这种义务，可以帮助朝鲜。金日成对此表示了委婉的拒绝，他认为，美国人不可能进行干预。但毛泽东仍旧表示，如果朝鲜在中国占领台湾后再开始对南方作战，中国就可以给朝鲜充分的帮助。而朝鲜既然已经决定现在就开始作战，作战是两国的共同任务，所以中国也同意，并将提供必要的援助。[19]

　　“万一美军参战，中国将派兵帮助朝鲜”，毛泽东这样说，也准备这样去做。但从中共党内来看，毛泽东的这一承诺，也曾经引起了相当的质疑和不安。《战争》一书所提到周恩来7月2日与苏联大使的谈话内容，就或多或少地反映出中共领导人对朝鲜人不顾美国可能干预而坚持发动进攻，颇多不满。注意到8月初，人民军的进攻推近到釜山对马海峡沿岸一带，就剩下一百多平方公里的地方，硬是攻不下美军的防线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内部明显地扬溢着一种跃跃欲试的情绪。毛泽东明确讲，我们要准备用志愿军的形式帮助朝鲜。周恩来更雄心勃勃地说：“要争取胜利，一定要加上中国的因素，中国的因素加上去后，可能引起国际上的变化。”但是，等到10月初整个战事因美军仁川登陆发生严重逆转，人民军主力陷于全军覆灭的险境，美韩军队可能迅速跨过三八线向北推进，中共中央领导人中绝大多数明显地都对毛泽东的出兵主张持保留态度了。

　　《战争》一书对于中国参战决策过程中态度一次次变化的解释和前后经过的描述，不仅到位、合理，而且相当生动、具体。作者将所掌握的大量俄国档案与中方的文献及其当事人的回忆相互比照参考，将整个过程写得细致深入，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和全书写斯大林及金日成的其他部分相比较，作者虽然过去是研究苏联史的专家，其对中国领导人当时决策背景和心态的辩证把握，却似乎更显其所长。由此看来，中国人写中国人，到底要比写外国人，更容易一些。但这种情况却从另一个角度提醒我们，尽管目前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已经披露得相当多了，我们要想深入到作为当年朝鲜战争最主要推动者的斯大林的内心世界里去，了解其切实的想法和设计，弄清楚他究竟在哪些问题上失算及其为什么，还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注释：　　

　　[1] 〈赫鲁晓夫与中国党代表团谈话纪录〉（1960年6月22日）。

　　[2] 转引自沈志华书，第208页。以下凡有引文而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沈书，恕不一一注明。

　　[3] 根据1944年10月签订的这份协定，苏联不能对东欧各国推行一党统治，英美势力应在这些国占有大小不同的一定比例。

　　[4] 关于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即开始向中国提供大规模经济援助的情况，在《战争》所附论文中有详尽的介绍。

　　[5] 南共领导人德热拉斯和《铁托传》的英文作者杰吉耶尔都具体地谈到过斯大林在1948年2月的这段谈话。

　　[6] 〈谢巴耶夫关于亚洲国家工会和妇女大会事宜与刘少奇的会谈备忘录〉（1949年12月25日）。

　　[7] 转见《人民日报》1950年1月11日，一版。

　　[8] 〈日本人民解放的道路〉，《人民日报》1950年1月17日。

　　[9] 孙耀文：《共产党情报局－一个特殊的国际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17页。

　　[10] 孙耀文前引书，第318－320页。

　　[11]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纪录〉（1949年12月16日），《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5期。

　　[12] 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2003年印行，第190页。

　　[13] 同上引书，第336页。

　　[14] 关于这一点可以从米高扬后来发现他秘密访问西柏坡一事外界长期无人了解感到异常惊讶的情况，即可想见。A·列多夫斯基编，李玉贞译：〈米高扬的赴华秘密使命（1949年1－2月）〉，《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1996年第1期，第3期。

　　[15] 科瓦廖夫、冈察洛夫：〈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对话〉，（俄）《远东问题》1994年第6期。

　　[16] 见〈史达林关于朝鲜战局的指示致什特科夫电〉（1950年7月1日）；〈什特科夫关于朝鲜人民军整编问题致史达林电〉（1950年7月4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第424，427－428页。

　　[17] 沈志华编：《朝鲜战争》，第1187，190页。

　　[18] 同上引书，第381页。

　　[19] 〈金日成南侵阴谋〉，《朝鲜日报》1993年7月28日；韩国外交部：〈六·二五真相－俄罗斯政府公开的韩国战争的秘密文件〉（199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