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佐临：我喜欢排现代话剧——为什么？ 答一位观众的信 19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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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排现代话剧——为什么？
——答一位观众的信

佐临×××同志：
“解放以来，您导演了许多反映现代生活的话剧，希望听听您在这方面的心得体会。”

亲爱的观众同志，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提得很有意思。是的，十四、五年来，我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导演过二十出话剧，其中表现祖国当前斗争生活的有十三出，那就是说，百分之六十五。为什么呢？乍一看，答案似乎并不难寻找。话剧自从被介绍到中国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一直成为进步文艺工作者最锐利最得力的武器之一。反映现实，改造现实，是我国话剧运动五、六十年来的优良传统。我，作为一个有了二十五年工龄的导演，自然也不免受这个传统的熏陶和影响。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中共上海市委正确领导下，我们剧院一九五○年建院以来，共演出了多幕剧六十四个，其中中国现代剧四十八个（百分之七十五），外国现代剧十个（百分之十六），中国古典戏二个（百分之三），外国古典戏四个（百分之六）。我个人的导演工作也就是在这个总的剧目路线下进行的。
但如此间单的答案，恐怕您是不会感到满足的，而且我深深知道您的问题的含义是别有所指。您一定在想：“佐临这个人，一肚子的‘洋、名、古’，为什么摆着这些他不搬上舞台，而去搞那么许多现代戏呢？”的确，我学的是西洋戏剧；家里书架上，世界名著一大堆，特别偏好的是阿里斯多芬、莎士比亚、莫里哀、萧伯纳等等。但是，请注意，这些戏剧家的作品，我从来还没有搬出来同观众见面。今年全世界都要纪念莎士比亚诞生四百周年。我自己，除了曾经想排一出莎剧之外，还打算写一篇已经酝酿多年的论文，题为：《可怜的莎翁——四百年来莎士比亚在英国舞台上的遭遇》，目的是要指出像莎士比亚这样富有生命力，最能体现文艺复兴时代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家，他的作品在四百年不断演出中，通过不同时期的认识和处理（莎氏本人时期、复辟时期、浪漫主义时期、自然主义时期、象征主义时期、抽象主义时期……），怎样一步一步地走下坡路，越来越被人阉割、歪曲，失掉元气，弄得面目全非。换言之，就是试图透过莎士比亚的具体作品在历代舞台上的命运，来窥视资产阶级文艺从新兴到发展、又从发展到堕落的全部过程。这该是极有意义的学术探讨，但我终于决定打消了至少推迟了这项工作，而全身心地投入了《激流勇进》的创作工作。
为什么呢？按说，我应该多做些研究工作，少搞些创作，因为从出身、教育、专业知识等角度来看，我对新的东西知道的少些，做起来比较困难；对旧的东西知道的多些，做起来比较驾轻就熟。但领导同志经常提醒我们：固然要反映我们所熟悉的东西，但更重要的是要去熟悉我们应该反映的东西。几年来，现代剧之所以占据了我导演剧目中较大的比重，就是由这个指导思想出发的。以《激流勇进》为例：我对工人生活很不熟悉，对钢铁工业更一窍不通。但胡万春同志的小说《内部问题》吸引了我，使我不得不将它搬上舞台。于是我就到工厂了解情况，和工人交谈，感受我国工业战线上热火朝天的干劲。最激动我的是作品中的主题思想：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激流中，勇猛前进。这是个非常严肃的主题，是个扣人心弦、发人深思的主题，也是和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中火辣辣、热烘烘的气势十分相称的主题。今天，祖国各条战线上都涌现出无数的英雄模范和动人事迹。正如柯庆施同志在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开幕式上所说：“新中国劳动人民正在进行着翻天复地、前无古人的革命事业，创造着无限壮丽宏伟的历史诗篇。”蓬勃澎湃的时代脉搏，波澜壮阔的情势，生龙活虎、意气风发的英雄形象……一切都在激发着我的感情，燃烧着我的想像，使我情不自禁地暂时放下学术研究，将有限的精力集中到歌颂新人新事的创作活动中来。应该声明，在我思想里，创作活动和学术研究并非对立的，只不过由于时代的驱使，客观的要求，自我改造的迫不及待的需要，我自觉自愿地选择了前者，推迟了后者。换句话说，我决定这样做并不等于完全抹煞了“洋、名、古”的重要性。是好的就应该继承，有利的就应该借鉴。毛主席说得好：“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那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在这次《激流勇进》的创作中，我们就试图借鉴了莎士比亚的“多边的、能动的舞台空间运用法”和我国戏曲中有头有尾、衔接不断的结构法等等优良传统。但继承也好，借鉴也好，我们一定得加以批判，不能生搬硬套。“推陈出新”应该就是这个意思。最重要的是从内容出发。创作中所反映的生活必须是我们自己的生活，今天的生活；思想感情必须是我们自己的思想感情，今天的思想感情。
这里就涉及一个根本问题，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为工农兵、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还是为封建主义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为资本主义的老板、阿飞，为现代修正主义的工人贵族、高薪阶层服务的问题。不过这个问题，在今天对我们说来，已经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了，因为建国十四年来，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随着话剧观众成分根本性的变化（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市民层转化到机关干部、教师、学生，逐渐扩大到工农兵），话剧为谁服务的问题似乎早已解决，至少在我脑子里比较清楚，因此就不必多谈。总之，这是个立场观点问题，思想感情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就要一方面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著作，一方面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投入火热斗争，深入生活。这样，两方面双管齐下，我们就可以进入自我改造过程和创作过程。党教导我们这样做，客观形势要求我们这样做。但具体地应该怎样进行呢？按我个人的经验，就是通过艺术实践。亲爱的观众同志，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导演现代剧的最主要最基本的原因。
毛主席告诉我们：“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解放以来，为了戏的需要，我曾经多次接触到无数的矿藏：钢铁厂（《激流勇进》）、造船厂（《黄浦江的故事》）、海军基地（《第二个春天》）、南京路好八连（《霓虹灯下的哨兵》）和农村（《布谷鸟又叫了》）等等。只可惜，受了时间的限制，每次接触都很短暂，未能深入挖掘。但即便如此，我已经发现，在那里确实有着“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确实是
“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通过排现代剧，就可以深入到这个源泉，和活生生的人同呼吸共命运，直接听取他们亲身的经历和衷心的体会。像这种有利的条件，排古装戏、洋装戏，显然是得不到的。
今天，生活的大门敞阔地为我们开着，里面的人一个个都热情地向我们招手。例如，最近排《激流勇进》时，上钢三厂平炉车间炉长韩忻亮同志就给了我们极大的帮助。在高温炉前劳动了一天，他还不肯休息，耐心地为我们介绍情况，并且亲自到排练厅来做具体的指导。其他单位的同志也是如此。最使我感动的是海军某基地快艇大队长的表现。那天，他出海已经十多小时了，然而回家后还连夜读了《第二个春天》剧本，给我们提出十分细致的建设性的意见。另外一例是《珠穆朗玛》。这是一出“难戏”，如果国家体委不派一位登山英雄来为我们作指导，传授技术和经历，演出就没有可能。同时，从他们的思想作风、道德品德方面，我们学习到更多的东西。例如，通过《霓虹灯下的哨兵》的排练，我们和南京路好八连的战士们交上了朋友，他们的高尚品质和三八作风，给了我们非常深刻的教育。
像以上的事例还多得很，在此不一一列举。这些都说明一点，就是：无论在哪里，在祖国的各个角落，人们都在伸出双手欢迎我们，鼓励我们去参加他们的斗争，并且反映他们的斗争。他们好像都不约而同地认识到文学艺术是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的事业就是他们的事业；只要对创作有利，他们必定热情地、毫无保留地将一切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有了这样的便利和环境，我们从事文艺工作的有什么理由不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深入到实际生活、实际斗争中去，而呆在书斋里守株待兔，成天和死人、外国人打交道？
但，只凭生活还不够；还要学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毛泽东著作。毛主席要我们“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怎样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呢？在错综复杂的“一切一切”中，怎样去认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呢？当然要运用唯物辩证的科学方法。
《第二个春天》戏组在做案头工作时，遇到一个难题：矛盾冲突不明显，人物各有各的行动线，不容易归纳到一起，于是就产生了几个主题，甚至“一个主题，四个副主题”的混乱情况。在讨论时我们发现，虽然剧中大多数人物都怀着一个共同心愿：多快好省地飞向一个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但各有不同的飞法：有的先飞，有的后飞，有的快飞，有的慢飞，有的猛飞，有的乱飞，但也有的停飞，不飞，乃至阻飞。于是我们就从毛主席的名言“差异就是矛盾”（《矛盾论》）中得到启发，找出一个“飞”字作我们的贯串行动；又以毛主席的著名诗句“心潮逐浪高”概括全剧的内在节奏。这样，在一个统一的认识之下，创作就找到了动力。排《第二个春天》时是一九六二年九月，那时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公报还没有公布。在上演前学习了“公报”之后，我们对这个戏的最高任务，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精神开始在戏里起主导作用。最近读了毛主席的《咏梅》词，我又有了新的感受：原来《第二个春天》还包含着“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的韵味！可知我们的认识是逐步提高，逐步深化的。
排《霓虹灯下的哨兵》的经过也是如此。这个戏的矛盾冲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八作风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矛盾冲突。作者选择了一个具有极其强烈戏剧性的时间和地点来进行这场战斗：刚刚解放了的大上海，并且一刀就插进了南京路——半封建、半殖民地、所谓十里洋场的心脏。与《第二个春天》正相反，这个剧的矛盾是非常尖锐的，显著的。但事件和人物关系是错综复杂的，表面看来，是互不相联的；怎样将头绪理清楚呢？怎样集中概括呢？在这里，和在其他时候一样，我们还是从毛主席思想中寻到了解决的办法。为了使全体创作人员——导演、演员、舞台美术家、音乐家——认识统一，行动一致，我根据“东风压倒西风”的精神和联想，提出了“冲锋压倒香风”作为全剧的最高任务和贯串行动。这个命名激发了想像，推动了创作积极性，使演出达到一定程度的和谐性、完整性。
《激流勇进》是根据《内部问题》改编的。顾名思义，我们就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戏组必读书目，在处理主题、人物关系方面，牢牢掌握住书中所提出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戏中王刚（合金钢式的人）对周龙根（“有意见”师傅）说：“好人同好人有时也要撞撞车，闹矛盾的！”这段戏最能体现如何正确对待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精神实质。
以上所举的几个例子说明：毛主席的著作，同生活的矿藏一样，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几时你有困难，几时你就可以在那里找到解决的办法。
经验告诉我，当我抓紧学习毛主席著作时，我的导演工作做得就好些，思想说服力就大些，艺术感染力就强些；当我放松了学习，效果就相反。可以说，建国十四年来，前七、八年所排的戏的政治、艺术质量都比较差，甚至有的有错误；而后几年就比较好些，没有出太大的问题。转折点在一九五七年。那一年我参加了反资产阶级右派斗争，之后又光荣地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六、七年来，在党不断的教育下，我已经有了一定的长进。由于主观努力不够，进步还很慢，水平还很低，但与解放初期相比，我敢说已向前大大迈进一步。记得一九五一年排《抗美援朝大活报剧》时，我只有一个爱国主义者的冲动，而没有认识到“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因此演出显得苍白无力。同志们指出了缺点，提出了批评，使我从中吸取了教训，提高了阶级觉悟。从一九五七年起，我排了
《万水千山》、《春城无处不飞花》、《步步跟着毛主席》……直到最近的《第二个春天》、《霓虹灯下的哨兵》、《激流勇进》等，政治热情就比较饱满，艺术感染力就比较能打动观众了。
就这样，通过艺术实践，通过排现代剧，一步一个脚印，党扶着我走，促进我改造，让我在工作中尽量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党对我的关怀和教导，使我永不忘怀。
我越来越感觉到，生活在新中国，作毛泽东伟大时代的一名文艺战士是多么幸运，多么光荣！党处处在无微不至地关心着你。全国人民都敞开胸怀来欢迎你，协助你。为了便于创作，党还给予我们四大法宝：一、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三、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四、民族化、群众化的表现方式。简单地说，就是：二为方向，二百方针，二革方法，二化方式。我常常对青年戏剧工作者说：一个革命文艺战士要志在四“方”，即是指这四大法宝而言。我认为，能够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创造性地、得心应手地运用这四个法宝，该是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最大幸福，最大愉快。今后，在国内国外大好特好形势之下，我将以“丛中笑”的心情，加倍努力，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奋斗到底。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人民日报 1964.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