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建国前后中共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演变

tuffy05

       中共自成立伊始，在对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上始终摇摆不定。直到1940年代初期，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它才逐渐开始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和成熟的针对资产阶级的理论观点和政策策略。[1]与其前此的政策相比，新政策的突出特点在于：它强调对资产阶级应当用区别对待的政策，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以便集中力量打击最少数的敌人。由于中共把以蒋介石为首的统治集团定性为大资产阶级而打击之，同时将其他资产阶级定性为民族资产阶级，公开主张与之合组联合政府，共创允许其生存发展和在政治上共同发挥作用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2]，因而使它得以成功分化了社会富裕阶层，赢得了社会上多数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抗战结束后，不过短短几年时间，它就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

　　中共成功地打败了国民党，也实践了自己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但是，随着新政权的建立，中共中央一方面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继续致力于与资产阶级的合作，另一方面依照传统理论和苏联经验，也不可避免地加强了对后者的警惕和戒备，进而开始从团结利用的方针，迅速转向了“利用、限制、改造”的逐步消灭资产阶级的政策。换言之，建国后，中共中央在决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固然存在着“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3]的问题，但即使多拖上几年，不那么急，也不那么快，改变依旧是一种必然，情况也并不会有任何本质的不同。一方面，依据传统理论和苏联模式来认识社会主义，势必会把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看成是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的一种主要障碍，而不得不努力限制、改造，直至消灭之；另一方面，由此造成的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高度戒备，和受到政权主导的“两种制度”、“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在建国后不久就逐渐使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资产阶级，都在中国失去继续存在和发展的条件与可能了。所谓“过急过快”，不仅是一种必然，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多半也是一种客观的进程。一些学者相信如果当年如何如何，就可以改变这种进程，其实是不切实际的。希望人为地放慢这种改变的速度，就如同希望当时的共产党人应当不以资产阶级为敌一样，就历史的进程看，是不可能的。有关这种情况，显然是已有的研究所重视不够的。[4]

　　（一）

　　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再度发生变动，从抗战胜利后不久就已经开始初露端倪了。值得一提的有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是，国共内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开始考虑在已占领地区公开实行剥夺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农民的政策。而根据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经验，这样一种激烈的土地政策，很可能会极大地刺激城市中与地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民族资产阶级，迫使其再度跑到国民党一边去。对此，土地改革的方案提出之后，中共领导人中即已有此担心。但中共中央再三考虑，并没有因此而退缩。相反，他们明确决定，坚决贯彻激烈的土改方针，“不怕资产阶级跑掉”。[5]

　　另一个例子是，随着1947年《土地法大纲》公开颁布，中共领导下的土改运动在北方一些根据地带起了一股冲击工商业资本家和小业主的强大浪潮。晋西北以及晋绥根据地将近一半的工商业者被以各种形式清算或没收财产，各根据地里的小商人、小业主亦难幸免。这种做法虽然不为中共中央所提倡，但是，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与中共领导人思想上排斥商业资本的倾向亦不无关系。关于这一点，只要注意一下1947年8月中旬的中央工作会议，即可多少有所了解。会上一些人就对中央以往提出的“保护工商业”的政策表示了某种怀疑的态度。说：“一般地说‘保护工商业’有毛病，应是保护生产工业，对于商业应以国营商业、合作社来缩小私商。因为工业资本与商业资本是相反的，我们应发展工业资本，反对商业资本，用经济的办法挤掉他。贷款给商业资本是错误的，对私人银号应收重税给以限制。”对此，与会者均表示赞同，并因此批评正在注意纠正冲击工商业主的偏向的华北局，认为不应给予私人工业和私人商业以同等待遇。对此，主持中央工委工作的刘少奇虽未直接响应，其谈话中却也在某种程度上表示了认可。他的建议是：“在法律上不禁止私商，我们用国家商业资本、合作资本来调节私人商业资本，越多越好。”[6]

　　中共领导人这时无疑是熟悉统战需要和策略的，他们也深知新政府建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必须实行新民主主义，需要资产阶级的合作，也了解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以其商业的高度发达为条件的。因此，当1947年底中共开始陆续夺取大中城市后，中共中央对保护城市工商业，不许把农村中清算地主之类的做法带到城市中去清算厂主、店主，仍然是十分明确并三令五申的。[7]但是，基于革命的阶段论，没有哪一个共产党人不清楚：随着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为目标的民主革命结束之后，下一个阶段的革命任务，即以反对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为目的社会革命，必然要提上议事日程。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和追求，决定了他们在思想上不可避免地要把资产阶级视为自己革命的下一个敌人，并且对资本主义心存戒备。

　　关于这种情况，在他们1947年底开始夺取城市时，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中共中央针对自己即将进入城市的现实，明确提出：城市是工人和城市贫民的，在农村是“依靠雇农，联合中农，消灭地主；在城市的阵营，革命队伍是依靠城市工人、城市贫民，联合小资产阶级，反对国民党残余、反对特务及各种破坏分子”。其入城伊始，就没有把老板及资本家之类列入联合的对象，只是强调：“不可把他们同特务一般看待，不可以对特务的方法对之”。[8]

　　在占据城市较早的东北地区，经过1946－1947年两年左右的实践之后，张闻天在1948年代表东北局在东北城市工作会议上做总结报告时，虽然把中小资本家列入到了联合的对象之中，却依旧特别强调地指出了共产党与资本家之间的敌对关系，说明了这种联合的有限程度。他说：我们在城市中必须贯彻阶级路线，这就是“依靠工人、店员、职员、‘公家人’、贫民，即依靠被压迫被剥削的无产阶级及半无产阶级。”“团结独立劳动者和知识分子，特别是独立劳动者，他们像中农一样，经过改造可以同我们一道进入社会主义。”对于中、小资本家固然也是要联合的，但必须清楚地了解：“他们同我们是两家人，作为一个阶级，他们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故“我们在一定条件下与他们联合，一定条件下与他们斗争，联合中有斗争。”[9]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革命的目的，就在于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所以不能马上迈向社会主义，还要允许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还要保护并联合资本家，不过是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论的观点，社会主义理当生长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经济发展程度之上，而中国的经济却仍旧处于前资本主义的阶段，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和苏联的经验，必须要经过一个经济上的成长时期。再加上共产党长期生长在农村的环境之中，按照他们这时的了解，作为中国主要经济支柱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社会经济生活和整个国家的生产事业当中，还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共产党要想引导国家走上公有制社会，首先就必须花费相当的时间来推动国营经济以及合作社经济的生长与发展，从而得以逐渐控制整个国民经济，造成剥夺私人资本，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物质条件。

　　因此，一方面是由于理论上有革命阶段性的要求，另一方面是因为客观的实际看上去不具备一步迈向社会主义的条件，因此，共产党人这时的确相信，他们必须要在建国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与资产阶级进行合作，同时继续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的生长与发展。但是，作为一个自信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革命政党，其与生俱来就不可避免地在心理上排斥资产阶级。再加上目标是既定的，和中间派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合组联合政府，以及容忍资本主义继续存在与发展，在众多共产党人看来，充其量不过是“利用”而已。不仅必须时时处处注意对其不利于国家社会主义前途的作用加以“限制”，而且应当争取在“限制”和“利用”的过程中，迫使其一步步“改造”，以适应自己迈向社会主义的实际需要。

　　但是，既然联合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基于经济生长的需要，和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个问题：共产党能不能有效地控制和左右双方的这种统一战线呢？显然，包括毛泽东在内，共产党人在最初考虑建国问题之际，就已经在担心这个问题了。还在1947年秋天中共军事上大举转入攻势，与中间党派合组联合政府的问题开始提上议事日程之后，中共领导人就明显地对这种合作的前景感到有些不安。从理论上以及实际的需要上，他们当然了解与资产阶级合组政府的必要性。因此，直到1947年10月10日，即到毛泽东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名义发布打倒蒋介石的宣言时，他一直是公开宣布将联合各民主党派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10]但不过一个多月之后，仅仅因为注意到国民党当局于10月27日宣布民主同盟非法，几天后民盟被迫自动宣告解散，毛泽东的态度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毛泽东在11月30日给斯大林的电报里提出：中国如今也可以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建立一党执政的政府了。他在电文中解释他的这一想法时是这样说的，即：中国的中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过去几年始终试图找到一种既区别于国民党，又不同于共产党的第三道路。他们中的许多人，比如在香港的李济深和在美国的冯玉祥，与蒋介石处于对立的地位，甚至同情共产党。但是，他们中大多数人是动摇分子，并且与美国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将来很容易被美国人利用来做有利于美国和蒋介石的事情。因此，我们对他们从不抱太大的期望，更不指望利用他们来帮助中国革命。中国最大的中间党派民主同盟的解散，进一步证明了这些中间派的动摇和不可靠。他据此明确提出：“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之后，应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除中共之外，所有政党都离开政治舞台，这样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11]在几天后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对此一设想讲得更加具体。他说：民盟解散了，中间派没有了，今后国民党也没有了，新中国自然应该考虑像南斯拉夫那样，实行在一党制下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换言之，一党制并不取消统一战线，也不否认联合政府，但统一战线和联合政府并不等于说一定要有许多党派并存。事实上，像南斯拉夫那样，党与非党联盟也是可以说是联合政府。[12]

　　毛泽东的这一设想因民盟1948年初在香港重新宣布恢复活动，很快就放弃了。但是，在民盟宣告解散的这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策略上的这种重大改变，已经清楚地显示出，久已习惯一党执政的共产党，对即将产生的政治协商结构和联合政府体制是有相当顾虑的。即使原则上重新确定了必须要同这些民主党派在政治上合作的方针之后，中共中央也还是把这件事看成是自己建国需要应付的头等大事。1948年春天，毛泽东曾计划秘密访问苏联，他在开列出来想要向联共（布）中央请教的一系列问题中，第一项就是：如何处理“同小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关系问题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问题”。[13]而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把建国问题作为自己会议的一项主要内容来讨论时，与会者也不能不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来研究与资本家及其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对资产阶级的不信任和高度戒备的心理表现得十分明显。

　　毛泽东在这次会上讲了与资本家为什么必须斗争的道理。他特别举出石家庄市一个私人业主沈永兴的例子，说：我们“给沈永兴贷款虽然很多，且无条件，但他并不高兴。选他当人代会主席团，要拖，且拖上去也不表态度。资本家你不去斗他，他不服从的。”[14]刘少奇讲得更直截了当。他说：“只要全国政权到手，民主革命就已经解决，已经结束了，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矛盾已不存在，则就会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了。”他特别提醒共产党人要注意与资本家，尤其是与商业资本家进行斗争。他指出，这种斗争，目前主要是经济竞争，“首先就是反对投机资本”。但这一竞争不仅仅是经济上的问题，它关系到共产党能不能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如果赢了，就可以和平转变；如果输了，政治上也要失败，结果政权可能变色，“那就需要再来一次流血革命”了。因此，他重提毛泽东过去的观点，即：我们对资产阶级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暂时合作之日起，即要注意他的叛变。”[15]对刘少奇的说法，毛泽东当然是赞同的。他在最后做总结时亦指出：“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国主义的矛盾。”[16]

　　1948年9月政治局会议召开时，中共中央估计还要3年时间才能根本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也就是说，中共领导人尽管集中讨论了建国后可能面临的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问题，但尚未感到迫在眉睫。然而两个月之后，毛泽东却发现：“我军已不需要再以三年时间”，只要“再以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根本打倒国民党了。[17]紧接着，中共中央成功地发起和组织了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到1949年初，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军事力量已经基本上被消灭了。共产党夺取全中国，已经成了指日可待的事情了。

　　军事上的失败，以及来自于国内和国际的巨大压力下，南京国民党政府开始打出和平的旗号，示弱求和。与此同时，大批中间派人士纷纷涌入解放区，参加中共倡议的政治协商会议。面对联合政府即将产生的现实，毛泽东明显地对资产阶级的作用更多了几分担心和压力。在1949年1月的中央会议上，他就明确告诉与会者：现在，对待这些民主人士的问题，“成了严重的问题”。既要与他们合作，尽可能调动和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同时又要“警惕资产阶级对我们的捧场”，避免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打中。必须清楚，资产阶级是一定要挑衅的，毕竟这些人骨子里是看不起从农村中来的共产党人的。对付他们的办法是不要急，许多问题不要急于答复，“等他们的秧歌扭完了，花样出完了，再说”。他举例说：李济深说我们不大方，逼我们让权，我们现在不必理会他。傅作义比较规矩些，就是因为被我们打掉了12个师。但是，即便如此，他们这些人也还是不会真心认为我们伟大的。他告诫党内高级干部说，处理好与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关系，是当前的大事，进城以后，这将是最大的政治。要处理好这种关系，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要坚持阶级分析和阶级立场。用他的话来说：“写文章、写新闻，都要以阶级立场为主体，时刻不要忘记。凡一切写到阶级问题的文章，都是深刻的。凡没有讲到讲清楚这个问题的，都叫作肤浅。”[18]

　　毛泽东曾经形象地把共产党进城比喻成科举时代举子们进京“赶考”。他显然很担心共产党人能不能在这场考试中过关。中共领导人这时都再三提到过李自成打进京城，最终落败四散的例子，告诫各级干部要熟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而他们最担心的一条，就是进城后可能会被剥削阶级的思想和作风所腐化，以至丧失了应有的阶级立场，放弃了追求的理想目标。在地主阶级，以至于官僚资产阶级被打倒之后，他们这时最担心的，自然也就是资产阶级了。毛泽东强调阶级立场，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以及提出在拿枪的敌人被打倒之后，不拿枪的敌人将成为我们的主要危险等等，都是为此。[19]

　　受到党内这种担心的影响，那些长期受到阶级革命观点教育和阶级革命实践训练的基层干部，自然更加容易依据自身的阶级意识来开展工作。从占领石家庄开始，到夺取天津市，每占领一座大中城市，几乎都会发生过分依靠贫民，和干部听任甚或鼓励工人、店员照农村土改的办法，向厂主、店主开展清算斗争的情况。1945-1947年占领张家口、哈尔滨乃至石家庄时，中共干部只知道“穷的就好”，到处鼓动穷人去搬东西，开展清算斗争，讨债复仇[20]；1949年初占领天津后情况虽已有所不同，但仍然没有根本的改变。仅天津夺取后一个月内，就发生了53起这种清算斗争，导致许多资本家被迫逃往香港，以至几个月后天津的私营企业开工率仍不足百分之三十。[21]

　　（二）

　　从以上的情况不难看出，越是接近接掌全国政权和从农村转入城市，中共领导人就越是对即将到来的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和斗争感到担心，因而其对资产阶级的防范和戒备的心理也就越是强烈。这种心态甚至影响到毛泽东对要不要马上夺取大城市和建立新政权都开始有所踌躇。

　　1949年1月底2月初，联共（布）中央派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访问了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米高扬对中共在军事上势如破竹的态势非常兴奋，但对毛泽东不急于夺取大城市和建立全国政权颇感不解。他问毛泽东：你打算什么时候夺取中国的几个主要工业中心－南京、上海及其他城市？毛泽东的回答是：“不忙”，“还需要一两年时间我们才能够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占领中国”。他的解释是：依据以往的经验，解放军将先尽可能多地占领农村地区，把大城市留给国民党。因为共产党基本上是由农民组成的，城市里的共产党组织很薄弱。如果现在就开始夺取这些大城市的话，不仅没有相当的干部能够管理它们，而且也难以承担起维持各大城市几十万、几百万人生活和生产的正常运转问题。一旦粮食、燃料出问题，生产就会停顿，工人就会失业，居民的生活状况就会变坏，从而反对共产党。同样的情况，毛泽东显然不希望过早地建立政府。他明确讲：“没有政府对他们（指对共产党人－引者注）更有利些”。因为，“如果建立政府，那就要搞联合，这就意味着共产党在其他政党面前要对自己所做的事负责，这必将带来麻烦”，不便于共产党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肃清全国的反革命分子。[22]

　　对此，米高扬代表联共（布）中央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不仅如此，斯大林这时亦特别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应当联合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合组全国革命民主政府的问题。他指出，中国各个民主党派代表着中国居民的中间阶层，它们是反对国民党集团的，因此中共应当在保持领导权即领导地位的同时，长期团结它们，包括将其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吸收到政府当中来，并宣布自己的政府为联合政府。这样不仅可以扩大新政权在居民中的基础，而且有利于孤立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他并且特别提到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要求中共“不要疏远民族资产阶级，而要把他们看作是一支有助于同帝国主义者作斗争的力量与之合作”。因此，新中国当然不应没收工商业资产阶级（从小资产阶级到大资产阶级）的财产，而且应当鼓励民族资产阶级在国内外开展贸易活动和发展生产。[23]

　　斯大林的电报以及米高扬所转达的意见，对1949年3月初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及其此后中共中央的建国方针，发生了明显的影响。一年之后，刘少奇曾专门向苏联驻华大使提到过这种影响的意义。他认为，斯大林“及时建议中共领导改善同城市和农村私人资本的相互关系”，对中共这时调整政策帮助很大。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一次突出肯定了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在中国现代工业中目前不可替代的作用，强调了发挥其积极性对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必要性，并因此提出了应当认真贯彻执行统战政策的要求，主张团结尽可能多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使大多数民主人士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到有职有权。[24]

　　依据苏方的意见和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中共中央对资产阶级和资本家的政策，一度变得相当积极。严格地说，共产党是注重理论的，列宁主义在理论上有明确的规定，即必须经过资本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1940年代后期，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都专门读过列宁的相关著作，他们很清楚，依照这一理论，中国革命客观上是为资本主义扫清道路的，“革命胜利了，资本主义是要发展的”。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胜利之后，还不能马上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之类。比照苏联从1917年十月革命到1929年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验，他们也做了决定，准备用15年左右的时间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和平竞争。他们的担心，其实更多的只是在这种和平竞争的过程中，共产党能否抵制住充满着资本主义的城市生活方式的诱惑，不变成第二个李自成，最终把社会成功地引向社会主义。[25]在进一步研究了苏联的经验和斯大林的意见之后，中共中央对此似乎有了更多的信心。在念念不忘提醒全党不要被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征服[26]的同时，中共领导人明显地开始把更多的关注投向了自己所不熟悉，又是最为担心的恢复城市经济运转的问题。后来曾引起极大争议的刘少奇的“天津讲话”[27]，就产生于这样一种背景之下。

　　刘少奇1949年4月10日来到天津，召开了各种座谈会，广泛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之后分别向干部、职工和工商业资本家发表了长篇的谈话。谈话的基本意图，就是希望刹住共产党进城以后劳资关系迅速紧张恶化的现状，帮助资本家恢复生产的积极性，从而达到恢复经济的目的。为此，刘少奇向各方面进行了广泛的解释和思想工作，告诫工人和干部，目前还没有到剥夺资本家的时候，工人的生活乃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都还离不开资本家。同时告诉资本家，不要怕剥削，今天这种条件下，资本家的剥削不是多，而是少了，因为工厂开得少，工人就雇得少。从解决工人失业和发展经济的角度，“今天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因此，他明确提出，对资本家不仅不应当作斗争对象，而且应当当成争取对象。伤害资本家，就“等于农村中伤害了中农一样”。[28]

　　从小心翼翼地把资本家排除在联合的对象之外，到肯定联合中小资本家，但强调“他们同我们是两家人”，再到断言伤害资本家，就“等于农村中伤害了中农一样”，人们不难发现，中共对资本家的政策似乎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过去几年来，即使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曾经把民族资产阶级同工农小资产阶级一道，称之为“革命阶级”，共产党人却很少真正在实践当中把民族资本家视为自己的同路人，他们自然更是从未把资本家等同于过农村中的中农。因为，中农在共产党人的眼里历来如同是城市中的下层小资产阶级一样。类似于独立劳动者这一类的下层小资产阶级，在共产党人看来是必须要联合的，但还没有人相信资产阶级也是必须要联合的。把资本家等同于农村中的中农，意味着资产阶级也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同路人，两者之间不仅可以和平共处，而且可以一同进入社会主义。这种说法显然不符合共产党人的传统理念。因此，刘少奇的讲话一出来，就不可避免地在共产党人当中引起了议论。对此，刘少奇自己显然也很快意识到了。他特别利用对《天津日报》一份报道的批示，修正了自己的说法。他写道：“不要宣传劳资感情的融洽，虽然也不要去煽动劳资间的恶感。因宣传劳资感情融洽，是要麻痹工人阶级觉悟的。在客观上劳资阶级对抗不独仍然存在，而且在根本上是无法融洽的，即无法在根本上调和的（虽可设法暂时缓和一下）。这样宣传是违背马列主义精神的。”[29]
　但十分明显的是，毛泽东和多数中共中央领导人并没有针对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出来表示不同的看法。不仅如此，直到七届四中全会时，邓小平等人还针对党内的不同意见，公开在会上为刘少奇的讲话进行辩解，肯定“讲话主要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30]这种情况说明，这个时候中共党内基本上是赞同对资本家采取这种怀柔政策的。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在起草以及讨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时，也毫不含糊地主张“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一道，在新中国拥有当家作主的地位，主张“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与其他各种经济成份有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权利。[31]政协会议推举的63位新政府委员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就占了27位；政务院副总理4位中一半是民主党派人士；政务院所辖34个部委中，14个正职是民主党派或无党派人士。而中共中央这时更是把新政府的经济政策简明扼要地归纳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突出强调了其“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32]不仅如此，新政府刚一成立，中共还通过中华全国总工会颁布了一系列旨在某种程度上约束工人和工会行为的行政法规。规定“劳方有受雇解约之自由”，资方也有按规定雇用和解雇工人、职员之权利，坚决反对工人、店员随意要求提高工资和劳动待遇，和任意怠工、罢工等作法。[33]

　　中共中央在团结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所以会改取如此积极的态度，一个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客观现实的需要。据1949－1950年的不完全统计，当时在中共所占地区，私营工业的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60％以上，私营商业产值则占全国批发总额中的76％和零售总额的85％。[34]而自1949年中共占领各大中城市以来，由于受到战争尚未最后结束的影响，市场疲软，销售萎缩，再加上中共进城后政策普遍向工人贫民倾斜，使工商业者人人自危，从而造成生产锐减，大批工厂商店歇业和倒闭。随之而来的，则是失业人口大量增加。仅上海一地，1950年春天，600万人口中，失业人数就超过了20万。[35]

　　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持续萎缩的情况，中共中央委托统战部在这一年三四月间专门召开了全国统战会议，毛泽东着重检查了与会负责工商界统战和管理工作的干部的发言。从发言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中共中央阶级观点和统战策略两方面都强调的情况下，多数干部基于本能的意识，并没有理解七届二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对资产阶级的新政策。对此，毛不得不一一做出批示。如有人说：“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毛泽东批示道：“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有人提出，对私营工商业应当加以限制和排挤。毛泽东则批示道：“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有人认为：对私营要限制，而国营经济应无限制地发展，毛泽东批示道：“在目前阶段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有人表示：大资本家要停工，就让他停工，我们有钱，就接收过来，毛泽东批示道：“这是不对的”。有人宣称：我们的政策，就是与民争利。因此，我们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资本家点灯。粮、布、火柴、百货和盐都应控制起来，毛泽东批示：“完全错误”，“除盐外，应当划定范围，不要垄断一切。”“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的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三分之一等。”[36]

　　周恩来在会上对工商管理干部当中的种种激进观点的批评，更是直截了当。他讲：现在商业萎糜，是要想些办法，比如办许多零售店，但不是说，所有的商品我们都要经营，把一切私营百货商店都挤垮。这算什么繁荣经济呢？有人主张把小的私商都搞掉，小的都挤垮了，造成了大批的失业者，不反给我们找下了麻烦？把它们都挤垮了，税收也没有了，对谁有利？有人主张，要把私营经济由大化小，这也有毛病。大的企业，你一挤，会跑到香港；小的，你一挤，就变成了一大批失业军。还有，多数资本家还在观望，不愿把黄金、美钞拿出来投资生产，于是有些干部就去逼。问题是，用逼的办法，也逼不出来呀。一旦资金转移走了，生产发展不起来，净剩下一些小的，怎么行呢？因此，现在不是挤垮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是如何鼓励私人企业家发展生产事业的问题。[37]

　　1950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尖锐地批评说：我们党内有相当一部分同志根本不知道《共同纲领》为何物。很多同志不是和资产阶级合作，“而是和它作对，打击它；不是各得其所，而是一得其所，让资产阶级不得其所。”结果把“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们惶惶不可终日。”这种情况非改变不可。[38]周恩来后来明确讲：这时所以要采取这样的政策，一是因为革命刚刚胜利，对资产阶级的情况还不大清楚；二是因为这个时候物价问题和恢复经济的问题，必须要利用资产阶级的作用，因此，“我们对资产阶级有意识地让了一步。”[39]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从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三个方面调整工商业政策，缓和紧张空气，以刺激私营工商业业主恢复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此一策略很快就取得了积极的成效。1950年上半年，各大城市私营企业开业率少于歇业率一半还多，下半年开业率却几乎是歇业率的3倍以上。工厂商店纷纷开业，经济生产的产值和商品交易的贸易额自然也就水涨船高，开始明显上扬了。[40]

　　不过，无论中共领导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恐怕只能是发挥了其“两面性”里落后的和反动的一面，“也就是破坏共同纲领、破坏国家政策法令的‘积极性’”。[63]

　　采取怎样的让步政策，他们的阶级观念，特别是对资产阶级的看法，却不会有太多的改变。就在中共中央决定改善对资产阶级的统战政策和调整工商业政策的几乎同时，中共中央还在内部印发了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的一个报告。该报告虽然继续把中小资产阶级视之为“中间力量”，肯定联合中小资产阶级的重要性，却把这些“中间力量”，依照他们对《共同纲领》可能存在的不同态度，划分成了“中左”、“中间”、“中右”三个部分。称：“一般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属于中左”；“一般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属于中间”；“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中带着较多封建性和买办性的分子属于中右”。报告强调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指出我们“既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同我们合作，又要同时准备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分子（亦即统一战线中的中右分子）在政策上和实际上同我们发生矛盾和争执。”对此，“必须在政治上，一方面要允许民族资产阶级有相当的发言权，并有一定的代表参加政府工作，另方面要缩小其在人民中发生消极作用的影响，尤要揭露其右翼分子的反动性。在经济上，一方面要严格实行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主动的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以及内外关系，另方面要领导和督促私营工商业进行各种必要的改组，以保存和发展其积极作用，限制和消除其消极作用。”特别是对民族资产阶级中带有若干封建性和买办性的反动分子，对于一切在经济上有怠工和破坏行为，在政治上同内外反革命集团暗中勾搭者，要“在适当时机给以必要的打击”。[41]

　　不难了解，中共多数领导人没有因为客观现实的需要和政策上的调整，就改变了对资产阶级本质的看法。而尤为重要的是，他们始终是把那些在政治上既不同于国民党，又区别于共产党的民主党派及其无党派的民主人士，乃至于把那些接受过英美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与资本家阶级等同看待，甚至或多或少地视之为资本家利益的代言人。因此，他们一旦相信私人商业资本的本质是“唯利是图”、“投机取巧”，他们也就不免会相信整个资产阶级都是本性如此。具体到那些被认定为代表资产阶级的政治党派或政治人物，他们自然也就很难会真正予以信任。不仅如此，由于把太多生活在城市里的，具有一定社会地位或身份的各类人等统统视同资产阶级，也就不免会对城市中，也包括联合政府中的阶级力量对比的状况相当的担忧，生恐会被这些人从内部攻破革命的堡垒。对此，毛泽东其实早就得出过结论。他相信，中国的中间派及其代表人物，包括大批知识分子，多半都是在欧美资产阶级的教育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其亲美、崇美的本质，很容易走向共产党的反面。[42]

　　这些人究竟有多少呢？郭沫若建国后不久代表中共中央对苏联大使罗申谈到过他所了解的科学和教育领域的情况。郭沫若讲：光是在北京，就“有20多所高校，这些大学的学生绝大部分是地主和城市资产阶级的孩子。高校学生中不仅没有工农子弟，甚至连富农的子弟都很少。”“最糟糕的是科学院的状况，这里聚集了不少旧的保守分子和反动分子。”[43]显而易见，上海的情况理当比北京更严重的多。其他大城市里的情况也不会好多少。正是这种情况让中共领导人在强调统战策略的同时，又不能不有所担心。毛泽东明确讲：如果说国民党被打倒之后，还有什么势力能够被用来对共产党的权威挑战的话，那就是这些中间势力了。麻烦的是，“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因此对于他们还只能说服和争取。毛泽东显然把争取和改造这些民主个人主义者头脑中的亲美、崇美思想，看成是一件关系到新中国生死存亡的大事情。因为他相信：一旦“争取了他们，帝国主义就完全孤立了，艾奇逊的一套就无所施其伎了”。[44]换言之，如果不能争取和成功地改造他们，新中国就还有可能被美国人从内部攻破。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再三强调要防止美国人用“孙行者钻进牛魔王肚子”的办法破坏新政权，主张在对美英外交上要实行“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的方针，原因也都是在此。

　　很显然，建国之后，中共中央始终没有放弃利用各种政治运动的机会，尝试着对这些“中间派”及其知识分子进行教育引导、政治熏陶，乃至于思想改造。但是，因为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不能不把这些“中间派”视同于资本家利益的代表，相信凡是资本家都“唯利是图”，因此他们也就无法根本改变对这些“中间派”的本性的看法。眼见建国后一些投机资本继续囤积居奇，巧取豪夺，许多商人为获取利润不择手段，在中共中央内部很快就开始用过去谈论商业资本家的那种口吻来谈论整个资产阶级了。专门负责经济工作的陈云在七届三中全会上就谈到过他与这些资本家打交道后的感想。只是，他显然认为那是整个资产阶级的本性使然。他说：资产阶级“总是要贪一点便宜，搞一点乱子的”，“他们只讲个人利益，开会提什么提案，都与他们的私利有关系。”[45]周恩来此后也不止一次地表示了同样的观点，而且说得更加直截了当和斩钉截铁。他断言：“损人利己，唯利是图，投机取巧，这三句话包括了资产阶级的一切本质。”[46]

　　（三）

　　1950年下半年，在经济形势渐趋好转的同时，发生了朝鲜战争和中国被迫出兵的重大事件。伴随着抗美援朝运动在全国范围轰轰烈烈地展开，战争和社会的需求都急剧增加，从而刺激着国内的生产和贸易的规模也都相应地迅速扩大起来。一方面政策宽松，一方面需求猛增，私营工商业自然重新活跃起来。但是，由于新政府极大地控制了生产原料和生产产品的购销渠道，行政权力广泛介入到经济生活之中，大宗订单基本上只能来自于党政军等政府部门，这也就不可避免地促成了权钱交易的泛滥，使原本在进城后就已经普遍发生的贪污腐化现象进一步突显了出来。1951年11月，中共华北局揭露出河北省天津地委两任书记刘青山和张子善贪污受贿数以百万元的严重事件。进而调查发现，仅河北省1950年最后3个月处理的贪污腐化者有107人，而1951年1月份一个月处理的贪污者就达到102人。华北全区1950年一年处理了这类分子303人，而1951年仅上半年就处理了此类分子531人。[47]北京市属各机关和企业部门工作人员中，从1949年春至1951年秋，已发现的贪污分子就有650人，贪污总额约15亿元。[48] “天津一个公安分局（全市共十二个分局）因受贿而被释放、取消管制的反革命分子六百七十四人，其中有十九名特务分子。这个分局的干部、警士受过三千五百一十四户商家的贿赂。”[49]中央贸易部和中央财政部在全国各有职工30余万人，根据已经发现的情况，估计贪污人数都在全体职工总人数的30－50％。其中中央贸易部“严重的贪污行为（贪污人民币三千万元以上）可能占到总人数的千分之二到千分之三”；中央财政部“五千人的贪污案件中，贪污公款约五十三亿元，平均每人一百零六万元”。[50]甚至就连在部队里，贪污的风气也已极其盛行。据不完整的统计，仅一个华东军区，“从一九五一年一月至十月，因贪污、腐化、盗卖公物、拐款潜逃而被判刑者有一千五百一十二人，占同期内军纪犯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强）。此一千五百一十二人中，计贪污者三百八十人，腐化者七百四十三人，盗卖公物者三百零一人，拐款潜逃者八十八人。在这些贪污分子中，有科、团级干部八人，排、连、营干部五百七十二人，班以下及旧职人员九百三十二人，有党员五百七十九人，团员四十八人。排以上干部及党、团员均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还多。”[51]不难想见，共产党干部贪污腐化及其受贿案已有愈演愈烈之势。

　　为了遏止这一现象继续发展，中共中央不得不采取果断措施。镇压反革命运动尚未完成，就马上从1951年冬天起发动了一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大规模的“三反”运动。毛泽东明确讲：“三反不反，党就会变质。从二中全会算起，如十年内不进行三反，共产党就会变成国民党。”在他看来：“不进行三反，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员八个条件都不灵。”贪污分子“是资产阶级存在我内部的堡垒，不肃清要遗害将来。”[52]由于中共中央从一开始就认定：造成贪污、浪费的最大的祸根，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及其腐化影响的侵蚀，[53]因此，随着各地报告越来越多地提到，贪污浪费现象的背后是官商勾结，行贿受贿的情况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几乎马上就认定：这是资产阶级有预谋有计划的行为，是“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54]鉴于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京后因腐化而惨遭失败的教训，他们并且得出了“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的结论。[55]鉴于很快发现私人资本家偷漏税现象，乃至于偷工减料以谋取暴利，和通过行贿官商勾结以盗取经济情报的现象十分普遍，于是，本来是一场反对党自身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转瞬间就扩大到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去了。[56]毛泽东明确指示：“对于一切犯法的资本家，无例外地均应抓住其小辫子，分别轻重大小，予以不同的惩治或批判。一部分罪大恶极者，没收其资产。这是人民政府在全国胜利后第一次大规模惩治资产阶级的犯法行为，这是完全必要的。”各地务必“精密地组织这一场斗争”。[57]由于中共中央领导人都毫不例外地相信：“资本家没有一个干净的”，[58]可以想见，这场斗争的矛头实际上迅速指向了整个“资产阶级”，是要把它当成一场针对整个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进行，以“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反扑”。[59]

　　至此，中共对工商业资本家的政策，不得不再度进行调整。周恩来公开宣布说：“中国的资产阶级本身也同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一样，具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本质。因此，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正如天津工商界自己所检举的，常常以行贿、欺诈、谋取暴利、偷税漏税等犯罪行为，盗窃国家财产，危害人民利益，腐蚀国家工作人员，以遂其少数人的私利。这种情形如果不加以打击和铲除而任其发展下去，则我们革命党派、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团体日益受着资产阶级的侵蚀，其前途将不堪设想。”除了对资本家中间种种违法现象要施以打击以外，他还代表中共中央，对过去提出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说法加以修正，强调：“不能孤立地讲公私兼顾，而一定要在服从国家经济领导的条件下讲公私兼顾”。“不能抽象地讲劳资两利，而一定要在承认工人阶级领导的前提下讲劳资两利”。“不能提倡盲目生产，而一定要逐步实现国家生产总计划的领导。无论公与私，城与乡，中央与地方，大公与小公，都必须逐步纳入计划。”“不能容许谋取暴利，而只能在国家规定的限度或议定的价格内取得合法利润。”[60]

　　既然把这一运动看成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那就不可避免地要从政治上和思想上对资产阶级进行打击。公安部长罗瑞卿特别介绍过当时党内高层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心态。他说：发起三反运动时，我们“对资产阶猖狂进攻这一点，开始还忍着，以后总理、薄一波同志就公开骂，讲资产阶级怎样坏，怎样猖狂进攻，忘恩负义。如果不反，就要成为资产阶级，要求适合于资产阶级的许多政策。现在不反，将来就要流血。现在也流血（如宋德贵），但是少数。讲资产阶级各种卑鄙无耻的行为，什么官场现形记，二十年来目睹之怪现象，都没有这样丰富。资本家女儿、小老婆专门出来勾引，有些干部受贿不多，但国家损失很大”。故毛泽东提出，我们有12条整资产阶级的办法，包括抗美援、镇反、整党、国营工业、银行网、合作社、互助组、思想改造等等，这些方法都起到了一些效果，但“三反运动最厉害”，因此这次一定要搞彻底，否则共产党一定要垮台。[61]

　　根据中共中央领导人对资产阶级的全新口径，中央宣传部理论处负责编辑《学习》杂志的于光远等人，马上接连组织了一系列批判资产阶级的重点文章。1952年第1 期是于光远的《反对资产阶级的进攻，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权》、许立群（杨耳）的《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领导资产阶级思想改造》和王惠德的《三年来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怎样的猖狂进攻》；第2 期是许立群的《驳斥资产阶级的谬论》、吴江的《评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和季云的《反对资产阶级进攻的斗争是准备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条件之一》；第3 期是艾思奇的《认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性》和于光远的《明确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认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等。这些文章固然并没有否定联合资产阶级的必要性，但它们的激烈批判态度却不可避免地加剧了社会上对资产阶级的厌恶与排斥的心理。

　　他们在文章中写道：民族资产阶级在目前固然是团结的对象，资产阶级思想也是合法的，但是，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我们国家内四个阶级的地位是不相等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必须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而且，整个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在我们国家里是受批判、受改造的，不允许其自由泛滥和破坏、削弱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地位；资产阶级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只能在对国民生计有利的限度内容许其一定的发展，决不允许其自由泛滥；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可以在各级代表机构和政府组织中担任一定工作，但决不允许他们在这些组织内占有主要的地位。[62]之所以必须要这样做，就是因为资产阶级就其本性而言，是注定要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发起猖狂进攻的。依据薄一波关于对资产阶级思想即“腐化堕落的思想”，绝不能允许其自由传播和周恩来关于对资产阶级思想必须批判和改造的说法，他们并且强调：今天除了对资产阶级要在政治上斗争、经济上限制以外，还必须“比较全面地、比较彻底地批评资产阶级的哲学的、艺术的、道德的、政治的观点，使更多的人民群众认清资产阶级剥削群众、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阶级本质，和它整个思想体系的腐朽性”。因此，他们对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有进步的和革命的一面的看法，明确提出批评。断言：“资产阶级思想是没有什么进步性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所谓两面性，在过去恰恰反映了其思想的反动性，而今则不过是“以其积极的一面掩饰其反动的一面，以合法帽子遮盖其非法手段，以糖衣裹着炮弹”。因为：“资产阶级的本性就是靠剥削工人发财，而且要无止境地发财”；“资产阶级思想”的本质就是“自私自利”。即使今天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工业生产真的还有些积极性的话，那也“不是从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出发，主要还是从‘追求利润又利润’出发的。”总之，如果任由资产阶级发挥其积极性，恐怕只能是发挥了其“两面性”里落后的和反动的一面，“也就是破坏共同纲领、破坏国家政策法令的‘积极性’”。[63]

　　中央宣传部的机关刊物《学习》杂志从1952年1月起，连篇累犊地“炮轰”资产阶级及其思想，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民主党派以及各地民主人士，包括上层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普遍紧张。但是，包括毛泽东在内，中共中央一连三个月均没有提出异议。不仅如此，毛泽东还专门起草了要求干部普遍交代和资产阶级关系问题的指示稿，[64]形式上旨在杜绝资产阶级对党、政、军各部门的渗透，实际上已不加区分地把资产阶级划为另类。这一政策在更大范围内造成了社会上对资产阶级的排斥心理。包括一部分中共领导人甚至已经开始准备把联合政府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排挤出去了。[65]

　　不过，如果仔细研究毛泽东这时在内部的各种指示，其实可以发现，基于现实利害关系的考量，他这时对资产阶级的种种戒备和愤激之词，还是有一定的限度的。他在反复强调三反斗争的严重性以及防范资产阶级的必要时，也还一直在强调要注意统一战线，要照顾民主人士。1月底，毛泽东提出的对资本家的惩治范围，也还是高度重视争取大多数的。他提出：我们只是“打击百分之一左右的最反动资本家，又是着重打击投机商人而不是着重打击工业资本家”，还是要争取绝大多数资本家拥护。因为，运动的根本目的，并不是要打垮资本家，而是要“把资产阶级安置在我们内部的堡垒即大贪污分子全部地清查出来”。[66]

　　毛泽东这时顾虑的主要还是经济问题。因为他很清楚，以目前国营经济的能力和公私合营的程度，要想达到完全取消私营经济的水平，是不可能的。如果现在就取消私营企业，刚刚恢复起来的国民经济一定会陷入瘫痪。果不其然，刚刚进入到1952年2月，各地就已经发现三反、五反对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所造成的严重影响了。天津市委14日即报告称：“自三反以来，内外交流、城乡交流停滞，对天津经济已发生重大影响。批发商业成效较前减少一半；银行不贷款，银根很紧；私人不买货，也无心卖货；工业生产开始下降；税收显著减少。一部分直接受到影响的劳动人民已在叫苦。如不采取措施，经济上的萎缩现象还要发展，时间过长，则元气损伤过大。三反后，恢复将遇到更多的困难，生产、税收会受更多的影响。”[67]

　　对此，毛泽东十分重视，并毫不犹豫地提出了和缓的策略，主张各地在开展运动的过程中，必须注意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为此，凡尚未开始五反的城市，要暂缓进行。凡已经开始了五反运动的地区，要迅速对95％的资本家实施“只退不罚”的政策，即偷税者补税一年即可，侵吞盗窃者退出侵盗财产即免予罚款，以便让绝大多数资本家虽然受到一些触动，但不会丧失信心，从而推动他们尽快恢复经济生产。毛泽东还特别强调：对99％的资本家都不要捉，就是对完全违法的占总数1％的资本家，也只做到补税、退财、罚款、捉人，但不判刑，关几天即许其取保释放。因为捉他们的目的只在打落其反动气焰，不在于判刑，对资本家判多了是不利的。个别人罪大恶极，必须判刑，也不宜多，尤其没收财产不可多。至于必须判处死刑和没收财产的，除要报中央批准外，也不要杀得太早，否则不利。[68]总之一句话，不仅不能让大多数资产阶级因为运动而感到恐惧和绝望，还要使他们对党和政府，包括对维持和发展生产有相当的信心。

　　注意到这种情况，不难想象《学习》杂志这时所发表的一些观点，其实未必是毛泽东所赞赏的。如果说头两期《学习》杂志的文章还多少注意肯定资产阶级有积极作用的一面的话，那么，第三期艾奇思《认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性》与于光远《明确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认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两文，关于“资产阶级思想是没有什么进步性的”，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恰恰证明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性的说法，就连一直在紧跟中共中央的民主党派领导人思想上也乱了阵脚。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就报告称：提出资产阶级思想即“剥削群众，不劳而食……的腐化堕落思想”的观点之后，已经引起了某种“混乱”。如代表工商资本家的民主建国会的领导人，就要求会员们要批判和清除资产阶级思想。[69]

　　3月5日，民主人士、劳动部副部长施复亮在民建会发言，主张民建必须放弃代表资产阶级的企图，转而确立工人阶级和中共的领导权，以团结彻底拥护共同纲领并信奉毛泽东思想的工商业者，与共产党及其他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教育改造全国工商业者为宗旨。这自然是毛泽东所不能接受的。看到发言纪录后，他批示道：“完全错误，一塌糊涂。”[70]毛随后找了工商界头面人物、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同时也是政务院副总理的黄炎培，私下里向他重申了中共对私人工商业的既定政策。毛泽东突出说明了共产党的目所在。他说：“一、私人资本在新中国建设上是有贡献的，只不要让它向坏的方面发展”；“二、不能让私人资本家光是图私人的利，必须兼顾国家的利、工人的利”。只要做到这两条，共产党对私人资本家依旧是坚持“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针的。[71]

　　27日，毛泽东读了《学习》杂志第三期的文章后，在修改统战部关于各民主党派三反运动结束时几项问题处理意见的指示时，明确地对以《学习》杂志为代表的党内排斥资产阶级的倾向，提出了批评。他指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和共产党比较起来本来就具有不同的阶级立场与思想，只要他们不违反共同纲领，就不能拿共产党的尺度去要求他们。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即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如果要求他们合乎工人阶级的思想，其结果不是造成混乱，就会逼出伪装，这是对统一战线不利的，也是不合逻辑的。在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内，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自己的立场和思想，这种想法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是一种幼稚可笑的思想。在三反和五反中，我党已有些党员产生了这种错误思想，应予纠正。”[72]

　　由于毛泽东已经表明了态度，毛泽东的秘书，同时也在中宣部任副部长的陈伯达，自然也就负起了在中宣部转达和纠偏的责任。根据陈伯达传达的意见，中央宣传部马上召开了专门会议，起草了《关于〈学习〉杂志错误的检讨》，承认前此种种“不允许资产阶级有自己的任何思想”的宣传，都“是不合现实的，不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而且是幼稚可笑的”，是犯了“离开党的路线和离开马克思主义的严重错误”，是“左”倾情绪的反映。在中央宣传部的刊物上连续地发表违反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文章，这对于我们，实在是个严重的教训。[73]

　　1952年4月，《学习》杂志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表了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冯定的一篇文章，题为《关于掌握中国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中国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问题》。这篇文章曾于3月24日发表于上海《解放日报》，被毛泽东肯定“观点是基本正确的”。经毛泽东亲自修改了“其中有些缺点”[74]后，事实上成为反映中共中央对民族资产阶级问题基本观点的一篇公开的宣言。从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对资产阶级阶级本性的评价并没有丝毫改变。[75]

　　冯定的文章是如何谈论资产阶级的呢？冯文开篇即引用了马克思的名言，即：“资本出现世上，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渗透着血和污物”。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起家原来就是极不干净的。资产阶级除了贪得无厌地而且残酷地剥削工人阶级外，在资本原始积累中，为了掠夺和抢劫殖民地人民的财富，对殖民地人民曾进行欺骗、迫害、镇压、屠杀，其强暴与野蛮，简单是没有言语可以表达的。”如果说它还有过正面的作用，那就是：如同《共产党宣言》所说的：“在它不到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了比一切过去各代加起来还要更众多更伟大的生产力。”因此，“不管为了追求不知厌足的利润是多么不够‘文明’、多么无耻透顶”，然而它毕竟曾经摧毁了封建制度的统治，对外成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只可惜，资产阶级的这种革命的作用，仅仅持续了一个短暂的时期。十九世纪末，资本主义已发展到了帝国主义的阶段，也就是列宁说的到了“垂死的”阶段。在那里的资产阶级不但完全丧失了革命性，而且成为革命的对象了。相比较而言，由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受到封建反动势力及其背后的帝国主义势力的压迫，因而还演奏着资产阶级在革命事业的“尾声”。但是，即使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最具革命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其在革命过程中的软弱、动摇与叛变也一样接连不断。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它也同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是因为，就像马克思说过的：“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胆壮起来……利润达到百分之一百，人间所定的一切法律，都将被它踢开了；利润达到百分之三百，资本就会不顾任何的犯罪，资本所有者甚至不惜冒绞首的危险了。”正是“由于本性恶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建国后“又复为非作歹”，通过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资财和国家经济情报，“实行了对国家人民的疯狂进攻”。冯文与《学习》杂志此前文章的最大区别之处，其实就在于文章最后依照毛泽东的观点，突出强调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和思想上具有两面性；强调对资产阶级中间不同类型或不同个人要做具体区分；强调只要群众经常监督，经常劝导，再令其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与方式中接受教育，参加学习，继续晓以政策，责以法令，多数资产阶级分子还是可以找到自己的出路的。[76]

　　（四）

　　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对资产阶级留有余地，并不能改变“三反”、“五反”运动对资产阶级所造成的近乎毁灭性的打击。运动中，工人店员扬眉吐气，对资本家呼来吼去，揭发检举此起彼伏；资本家则人人自危，纷纷写“坦白”，做交待，许多人主动低头认罪，争取过关。即便如此，因为许多“三反”“五反”交叉进行，许多“坦白”或“交待”与有关单位掌握的情况不能相符，或达不到需要的水平，不少单位搞“逼”“供”“信”。特别是那些从事“三反”运动的机关部门和税收部门，为了落实对自己单位人员贪污受贿的指控和落实对资方偷漏税的指控，往往动辄到工厂、商店抓人、打人。上海在政策掌握方面已经属于相当稳重的城市了，但仅3月中下旬一段时间里，就有公交公司、中蚕公司、邮电管理局、中国交通建设企业公司上海办事处等二三十个单位把一些商人或资本家捉去拷问。22日，据上海“五反”委员会辅导组报称：“顺华机器厂负责人瞿明德、乐嗣黻二人被天原电化厂于三月八日传去，迄今厂中无人负责。更有人民银行派丁永以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名义，将中国柴油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陶咸于上月廿二日传去，迄今已两旬，尚未放回。”“合众冷气工程公司经理马德祥被浙江蚕业改进所人员传讯数日夜。派克公司资方钮永集被黄浦区税局三次传讯，罚站二十余小时。”“其中最普遍的是罚跪、‘立壁角’，比较突出的如上海第二印染厂传讯某五金号推销员包鑫泰，令其下跪，并拖大衣抓头发，迫令承认行贿及书写凭证及随传随到的保证书。江宁区税局将商人白建华打耳光后当时晕倒，醒来后说他装死，又拿棍子乱打。商人何润泉被三个工作人员轮流打了一个半钟头。高桥区税局将商人李俊荣关在大房间里被十几个拳脚交加的痛打，并用针刺其指头。金昌钢铁行副理周菊牲被黄浦区税局责令举椅子跪在地上，也有被罚跪在桌子上的板凳上等。”[77]陈毅虽以市长名发表讲话，宣布纪律，也不能完全阻止下面的干部和工人我行我素。就在陈毅广播讲话第二天，上海就发生税务局干部会同工人到小西门江阴街成和毛巾厂催缴所得税，资方一时缴不出，被拖到街上罚跪示众，和军管的慎昌工厂逼令怡昌五金号老板范益斋承认存有赃款3亿元，六七人围殴，致被打得满口喷血的情况。其他像元丰毛纺厂工人继续每天把老板伍铁珊喊来批斗几小时，并向其脸上吐口水；河南路汇森理发店老板因资金周转不开，被迫停工停伙停薪，被理发业基层工会100多人围殴，并将双手反绑，跪在长凳边缘上，再在其腿上立上两个人的情形，亦并不少见。[78]

　　资本家违法经营，行贿受贿，偷税漏税，甚至以次充好，偷工减料等等，确属司空见惯。但是，这固然与资本家追求利润的职业秉性有关，同时也与中国尚处于资本主义初始阶段，缺少健全法制和相应的监督机制，整个社会的风气不良有关。再加上抗战以来，经济始终不景气，内战乃至新旧政权交替造成更多的混乱，更是使许多工厂，特别是生存困难的中小企业产生种种偷机心理，常常铤而走险。但是，第一，并不是所有资本家都是利欲熏心，自私自利；第二，用“三反”、“五反”运动来解决问题，把资本家，乃至整个资产阶级，归结为“本性恶劣”、“血腥残暴”、“贪得无厌”、“无耻透顶”的一群，使其变成社会正义的对立面，固然能够极大地打击不法资本家的违法行为，同时却也根本恶化了劳资关系乃至于资本家在社会上的形象，使许多资本家对自身的存在价值失去了信心。[79]在这中间，尤以中国航运大王卢作孚之死最为令人感慨。卢一生致力于教育和实业，一心希望实现教育和实业救国的理想。共产党胜利后，卢对新中国充满幻想，马上想方设法把其在香港和海外的船、岸资产迁回大陆，并且最早与政府签署了公私合营协议。他同时亦热情响应政府的各项政策，鼓励家人和子女积极“参加当前国家最伟大的革命事业”，一直努力试图跟上共产党前进的步伐。然而，当运动来临，虽然公股及其公司的党委也想善待卢，然而在社会和舆论彻底否定资产阶级的热潮之中，少数职工却并不在意政府方面的关照，揭发、指责不一而足，甚至不惜无中生有和上纲上线。这种情况使卢作孚一时无法接受，深感绝望，终于在2月8日吞服安眠药草草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80]

　　卢作孚的例子，是对这时将资产阶级一概指责为“唯利是图”、“本性恶劣”的说法的一个最好的反证。卢死时，“没有财产，没有储蓄，没有片瓦，没有寸地，个人收入除了民生公司为数不多的工资外，所有其他事业送给他的舆马费，一个不留地统统赠给了教育事业和科学事业。”[81]其实，类似卢作孚这样的资本家，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间也并不是个别的。即使是那些不像卢作孚那样有强烈的强国抱负，更多地只是想做好生意的企业家，也有不少深知企业的前途基于职业的良心和产品的信用，无意偷机取巧，更不敢坑蒙拐骗者。他们通常对自己都十分节俭，一生勤勤恳恳。但越是这种资本家，也就越是难过运动的斗争关。以上海著名的食品企业冠生园创始人洗冠生为例。其能在全国发展到两家工厂、6个分店，靠的就是信誉和质量。但因建国初经济不景气，“五反”前该厂即已开始积欠工资。从1952年2月下半月起，因“三反”“五反”造成市场萎缩，业务更加清淡，原料和销路都发生问题，所得收入只够维持日常开销，更加发不出工资来。但是，“三反”“五反到来，造成职工与资方尖锐对立，再加上舆论把资本家一概塑造成利欲熏心的腐化堕落之徒，职工们自然不信洗冠生没钱，硬是将洗关在厂里楼上两天两夜，连斗带逼。事实上，洗从做陈皮梅的小本生意创业，一生省吃俭用，有钱就用于发展事业，连子女都无光可沾，确实无钱可拿。在被逼无奈之时，又被税务局逼上门来，这位67岁的老人走投无路，只好跳楼自杀了。[82]

　　“三反”、“五反”运动中因走投无路而自杀的资本家有多少，目前尚未见有具体的数字。但仅据上海从1月25日至4月1日的不完全统计，因运动而自杀者就达到了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杀人数几乎都在10人以上，其数字已相当惊人。而且，有不少资本家更选择夫妻一同自尽，甚或带着孩子一同自杀，[83]更足以见这场运动之激烈和对资本家精神冲击之巨大。虽然当时公安局一般都报称，这些人自杀多半与欠税或发不出工资有关。但显而易见的是，欠税及发不出工资，并非“三反”、“五反”运动中才发生的情况。早在运动发生之前，这种现象就普遍存在了，而那时并没有发生许多人自杀的情况。如此之多的资本家在这时选择自杀以了却人生，毫无疑问与这场运动使他们对前途彻底绝望有直接的关系。

　　资本家的绝望，直接导致大批资本家失去了在行业中继续经营下去的信心。这时还备受政府方面重视和保护的荣毅仁，都已经承受不住了。他明确表示：自己名下并无财产，只有上海麦尼路一座住宅，已准备押款10亿，以还付欠中粮公司的款项，其他退款，只能将申新等厂向政府抵出，或直接实行公私合营。如果这样还不行，“四面逼紧，没有办法时，只好上吊。”[84]上海的大资本家刘鸿生等也是一样的态度。他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政府把厂子收掉，或公私合营。说：“反正是完了，早点送掉岂不更好？”[85]

　　“三反”、“五反”不过几个月时间，各地的资本家就纷纷要求公私合营，或抵厂还款，这种情况反而让中共中央颇感被动了。设法笼住资产阶级，特别是工商界资本家的人心，就成了当务之急。据此，周恩来专门对各地负责统战工作的负责人说明了中共中央的基本政策。他指出：因为两年前我们为了稳定物价和发展经济，对资产阶级有意识地让了一步，使他们得了大利，以致于得意忘形，向我们进攻。因此，我们发动了五反斗争，“把资产阶级斗得很臭”。有些同志甚至因此开始否定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不错，“资产阶级的本质就是唯利是图”，“是要让他臭一下”，“如果忘掉这个，只以为他们是四个朋友之一，只看见他们有香的一面，而看不见他们有臭的一面，那是危险的”。[86]但是，如果因此否定资产阶级还有积极的一面，不了解现在还“要发挥资产阶级的积极性，让它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济事业，使我们的经济能更快地发展”，也是不对的。当然，资产阶级就其本质而言，一定不会循规蹈矩，按照《共同纲领》的要求行事，这决定了我们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长期的。不过，只要我们坚持斗争，“资产阶级分子是可以改造的”。“经过改造，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前途，并且在将来还可以保留他们的消费财产。”并且，他们中“许多人是可以走向社会主义的”。[87]

　　这样的观点，毛泽东这时也不止一次地和黄炎培谈过，并通过黄炎培转告给工商界人士。[88]在这一年9月初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就特别表示过对资产阶级分子改造前途的高度肯定态度，称：共产党并没有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或者说，不许想剥削赚钱的事情。现在就谈社会主义“言之过早，在少数人想想是可以的，见之实行则是不可以的。”当然，资产阶级当中也有少数有远见的人们，他们一面开工厂，并不要求马上变更自己的成份和事业；一面看到社会主义事业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想在将来做一个社会主义者。我们欢迎这种人，可以向他们宣传社会主义，他们也可能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并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89]

　　中共中央当然不是没有想过尽快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但是，自1948年底1949年初开始，中共中央就始终在强调革命的阶段性，相信新民主主义的这种过渡办法至少要搞十几年的时间。如今才不过短短的3年时间，就出现了大批资本家自己要交出产业改变身份的局面，显然太出乎中共领导人的意料了。更何况，这个时候私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国营经济在许多方面还无法很快取代私营经济的地位，一旦私营经济大批转为合营或化为公有，政府方面无论如何也无力应付。届时造成大量工厂倒闭、歇业或停产，全国经济马上就会出现大恐慌。因此，中共中央对此绝不能听之任之。在发现众多资本家企图撂挑子之后，中共中央不能不马上指示各地劝阻资本家这样做，除了进一步提出在退款等问题上政策要尽可能更加宽大以外，并且开始大力推动各地政府以及党政军各个部门，用新一轮加工订货合同，来促使资本家重新鼓起维持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性。[90]

　　不难看出，“五反”运动过后，资本家乃至整个私人资本的继续得以存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只是因为共产党没有做好全面取代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足够准备，不得不主动采取退让和安抚政策的一种结果。但是，恰恰是这种情况，反而极大地激发了毛泽东等加快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设想。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讲：“现在对资产阶级的团结、改造，跟两年前的情况就不一样了”，用不着太多顾忌资产阶级的想法了。因为，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反、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五大运动，已经搞臭了资产阶级，使它们陷于孤立。如今，中国的资产阶级除了接受国家资本主义以外，已“别无他路可走”。[91]
1952年6月6日，鉴于“三反”“五反”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毛泽东已经毫不犹豫地提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92]这意味着，毛泽东已经断定，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经彻底结束，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已经开始提上议事日程，民族资产阶级事实上已经成为革命的主要对象了。9月24日，即毛泽东通过黄炎培转告工商业资产阶级，安心与共产党合作之后不过半个月时间，他就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颇为兴奋地提出：中国完全可能在未来的10年至15年内基本上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用他的话来说：现在工业私营与国营是三七开，商业私营与国营是四六开，再发展五年私营所占比例会更小，“十年以后会怎么样，十五年以后会怎么样”？何况，现在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性质也变了，“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技术公开，财政公开……。他们已经挂在共产党的车头上了，离不开共产党了”，“他们的子女也将接近共产党了”。[93]

　　正是依据毛泽东的这一估计，1952年10月刘少奇率团访问苏联时，就已经受命向斯大林请示：“中国怎样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问题”。根据中共中央的意见，刘少奇明确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意见，即：“在征收资本家的工厂归国家所有时，我们设想在多数的情形下可能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即劝告资本家把工厂献给国家，以工作保障他们的生活，有特殊情形者，国家还可付给资本家一部分代价。我们估计：到那时，中国的资本家可能多数同意在上述条件下把他们的工厂交给国家。” [94]此一建议，也当场得到了斯大林的赞同。这样一来，毛泽东自然也就很快开始具体规划他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了。

　　所谓“过渡时期总路线”，其实就是旨在明确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强调各项工作要以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为中心的方针。[95]而这一任务的提出，不可避免地就把“消灭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显然，毛泽东依旧相信，这将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必须有步骤地进行。在他看来，关键还是在经济上。[96]因此，他这时的想法，还“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改造”。[97]而他最初设想的过渡办法，也还是要和平改造，逐步过渡，要从“国家资本主义”的改造开始入手，即是要在资本家自愿的前提下，先搞公私合营，把私人资本公营化，将其逐一纳入到国家计划的范畴内，然后再进一步将这种公私合营式的企业，转变成完全的公有制企业。[98]至于对资产阶级，鉴于各主要民主人士和工商界头面人物一直表现出拥护共产党领导的积极态度，因此，中共中央领导人这时的估计普遍比较乐观。毛泽东明确讲：“资产阶级的基本部分是可教育的”。[99]

　　当然，既然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与过渡，那么把资产阶级视为主要的敌人，对共产党人而言，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了。毛泽东在内部明确讲：要相信我们有能力、有本领来改造资产阶级，但必须要把资产阶级成看是一个敌对阶级，不这样，就要犯错误。[100]因此，在干部中交代与资产阶级关系的工作仍旧在按部就班地进行。在各种知识分子和教育工作者中间推行的划清与资产阶级思想的界限，以及清除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思想改造运动也在全面展开之中。一旦出现严重的政治事件或政治斗争，毛泽东更会毫不犹豫地把它们统统归结为资产阶级的阴谋和破坏。[101]这种情况自然不会使深受“三反”“五反”刺激的工商界资本家们处之泰然。原本准备稳扎稳打的所有制改造刚一开始付注实施，本来就如坐针毡的资本家们争先恐后地，甚至是敲锣打鼓地把他们的工厂企业统统送给了政府。结果，原来计划要10到15年才应当完成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计划，转瞬之间就轻松地实现了。只不过，毛泽东不久就发现了一个让他始料不及的相当吊诡的情况，即：消灭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却不等于就消灭了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不仅没有削弱，而且还逐渐地愈演愈烈了。

　　（原载《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二期）

　　--------------------------------------------------------------------------------

　　[1] 有关这种认识及策略从长时间摇摆到逐渐稳定的情况，可参见拙作：《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认识及其策略》，《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

　　[2]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047页。

　　[3] 《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页。

　　[4] 已有研究在讨论中共建国后为什么很快放弃新民主主义问题时，也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中共对资产阶级政策的变动问题，但这种讨论并不集中，亦未见有成系统的研究。见于光远的《从社会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金观涛、刘青峰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放弃新民主主义？－五十年代初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变》（《二十一世纪》总13期，1992年10月），杨奎松的《毛泽东为什么放弃新民主主义？》（《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4期），李钟福《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放弃新民主主义？》（台北《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0期，2003年6月）等。

　　[5] 《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47年2月1日）。

　　[6] 《朱德、刘少奇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47年8月17日）。

　　[7] 《刘少奇同志对石家庄工作的指示》（1947年12月14日），并见《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09页。

　　[8] 《陈用文传达少奇同志指示》（1947年11月20日），石家庄档案馆藏档，1／1／5。

　　[9] 张闻天：《城市中的地位和城市工作中的阶级路线》（1948年8月31日），陈柏村主编：《张闻天东北文选》，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97页。

　　[10] 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选集》，第1235，1237页。

　　[11]　转见A·列多夫斯基编著，彭卓吾译：《米高扬赴华的秘密使命（1949年1－2月）》，《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交往录》，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16页。

　　[12] 南斯拉夫建国后取缔了所有政党，只有共产党保留着单独的组织（后改名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但同时保留着一个战前建立的，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包含着原属其他政党又愿意和新政权合作的各种非共产党人的民族解放阵线的组织。参见马贵凡：《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之我见》，《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6期。

　　[13] 见前引《米高扬赴华的秘密使命》，《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交往录》，第11页。

　　[14]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陈伯达发言时的插话》（1948年9月）。

　　[15]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48年9月13日），参见《刘少奇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612页。

　　[16]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结论》（1948年9月13日），《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45－146页。

　　[17] 毛泽东：《再有一年左右时间即可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1948年11月11日），《毛泽东文集》第五卷，第194页。

　　[18]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8年1月8日），参见《毛泽东文集》第五卷，第232－235页。

　　[19]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1428，1439页

　　[20] 《二区一、十一、二、十街会报》（1947年12月13日），石档，1-1-8，第132-133页；《克服困难，长期建设》，《新石门日报》1947年11月27日，第一版。

　　[2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0－51页。

　　[22] 见前引《米高扬赴华的秘密使命》，《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交往录》，第24页。。

　　[23] 见前引《米高扬赴华的秘密使命》；科瓦廖夫口述，贡恰罗夫整理：《斯大林同毛泽东的对话》，同前引《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交往录》，第187页。

　　[24]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1432－1433，1438页。

　　[25] 转见《刘少奇在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1948年12月25日），《刘少奇传》（下），第615页。

　　[26]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1428，1439页。

　　[27] 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公开后，很快就在党内引起了非议。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成了刘少奇的历史罪状之一。甚至直到刘少奇平反以后，这个问题也仍旧是一个存在着争议的话题。

　　[28] 转见《刘少奇传》（下），第626－631页。

　　[29] 转见《刘少奇传》（下），第637页。

　　[30] 转见《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6页。

　　[3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9月29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4，7－10页。

　　[32] 根据周恩来的说明，“劳资两利”还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周恩来：《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草案的特点》（1949年9月22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劳资关系暂行处理办法》（1949年11月22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第18，41页。

　　[33] 《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劳资关系暂行处理办法》（1949年11月22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第41－42页。

　　[34] 参见董志凯主编：《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61页。

　　[35] 600万人口，以每户平均4人计算，全上海至多有150万户人家，以每户两个劳动力计，全上海这时劳动力的总数应在300万人左右，20万人失业，意味着十几个劳动力中就有一个丧失了谋生的手段。

　　[36] 毛泽东：《在全国统战会议工商组讨论会的一份发言记录稿上的批语》（1950年4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92－294页。<

　　[37] 周恩来：《发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积极作用的几个问题》（1950年4月13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第178－182页。

　　[38] 《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1950年6月6日）；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1－24页。

　　[39] 《周恩来在统战工作汇报会上的报告》（1952年6月19日）。

　　[40]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23页。

　　[41] 李维汉：《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形势和新任务》（1950年3月21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第145－148页。

　　[42] 参见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年8月14日）、《别了，司徒雷登》（1949年8月18日）、《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1949年8月28日）、《友谊，还是侵略？》（1949年8月30日）、《唯心史观的破产》（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选集》，第1487－1520页。

　　[43] 《郭沫若与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的谈话记录》（1949年10月28日）。

　　[44] 《毛泽东选集》，第1491－1492页。

　　[45] 陈云：《调整公私关系和整顿税收》（1950年6月6日），《陈云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62－263页。

　　[46] 周恩来：《关于国际国内统一战线问题》（1952年6月19日）。

　　[47] 中共华北局：《向贪污腐化倾向展开坚决的斗争》，《建设》第127期，1951年11月24日，第9－11页。

　　[48] 《北京市委关于工作人员中的贪污现象及对今后开展反贪污斗争意见的报告》，《建设》第129期，第1－3页，1951年12月10日。

　　[49] 《华北局关于在全区大张旗鼓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向毛主席的报告》，《建设》130期，第1－2页，1951年12月19日。

　　[50] 《中央贸易部党组关于大张旗鼓公开地反对贪污现象和惩治贪污人员的报告》，《建设》第129期，第5－6页；《中央财政部党组关于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报告》，《建设》第130期，第15－16页。

　　[51] 《毛主席批转华东军区党委会关于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建设》第135期，第5－6页，1952年1月5日。

　　[52] 《华南分局第七十二次常委会罗瑞卿同志的传达报告》（1952年2月25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206－1－44，第58－61页。

　　[53] 《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1951年12月1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第473页。

　　[54] 《中共中央关于在“三反”斗争中惩办犯法的私人工商业者和坚决击退资产阶级猖进攻的指示》（1952年1月5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第14页。

　　[55] 毛泽东：《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的批语》（1952年1月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第21页。

　　[56] 按照公开报出来的消息，到1951年底为止，天津私营工商业几年来偷漏税已达8000亿人民币，北京190多家私企侵吞国家财产即达2000亿，上海奸商竺培农一案就偷漏税款180亿以上。转见杨耳：《驳斥资产阶级的谬论－资产阶级没有向工人阶级猖狂进攻吗？》，《学习》一九五二年第二期，第7页。

　　[57] 毛泽东：《转发饶漱石关于华东各地三反斗争情况的报告的批语》（1952年1月13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第40页。

　　[58] 《华南分局第七十二次常委会罗瑞卿同志的传达报告》（1952年2月25日）。

　　[59] 《中共中央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1952年1月26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第53－54页。

　　[60] 周恩来：《“三反”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1952年1月5日），《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1－83页。

　　[61] 《华南分局第七十二次常委会罗瑞卿同志的传达报告》（1952年2月25日）。

　　[62]于光远：《反对资产阶级的进攻，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学习》一九五二年，第一期，第13－18页。

　　[63]杨耳：《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领导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 并和章乃器先生商榷关于资产阶级思想改造问题》，《学习》一九五二年第一期，第29－31页；杨耳：《驳斥资产阶级的谬论－资产阶级没有向工人阶级猖狂进攻吗？》；吴江：《评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学习》一九五二年第二期，第7－10，11－13页；艾思奇：《认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性》，《学习》一九五二年第三期，第3－7页。

　　[64] 毛泽东此一指示稿未见公布，但刘少奇等人的修改意见可见之于《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1－42页。

　　[65] 如李富春这时即在层层检讨的方式下，批准了要劳动部副部长施复亮进行检讨意见。其后来向毛泽东检讨说：他这时的目的，是想“使劳动人员了解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并“准备施复亮不宜再做劳动部工作，认为劳动部应保护劳动者利益，而不宜有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李富春对普遍交代问题电报的意见》（1952年3月15日）。

　　[66] 毛泽东：《关于搜捕大老虎和检查处理违法资本家给高岗的电报》（1952年1月3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第118－119页。

　　[67] 《天津市委在关于三反、五反期间维持正常的经济生活给毛泽东、中央、华北局、中财委并彭真同志的请示报告》，转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第214页。

　　[68] 毛泽东：《中央关于五反中对各类资本家的处理意见的指示》（1952年2月1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第212－214页。

　　[69] 李维汉3月16日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干部普遍交代和资产阶级关系问题的指示稿的意见。转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四册，第42页。

　　[70] 《施复亮在民建会的发言纪录及毛泽东的批示》（1952年3月）。

　　[71] 毛泽东：《对黄炎培一篇讲话稿的复信、批语和修改》（1952年9月5，13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第536页。

　　[72] 毛泽东：《对统战部关于各民主党派三反运动结束时几项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指示稿的修改》（1952年3月27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第361－362页。

　　[73] 《中央宣传部关于学习杂志错误的检讨》（1952年3月29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第144－148页。

　　[74] 毛泽东：《中央转发中宣部关于《学习》杂志所犯错误的检讨的批语和对检讨的修改》（1952年4月4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第377页。

　　[75] 也正因为如此，就在《学习》杂志公开发表冯定文章的几乎同时，中共中央也下发了关于干部交代和资产阶级的关系的指示，要求各机关、各部队的工作人员，除个别允许不交代者外，应一律交代清楚自己的社会关系，即和资产阶级，包括和帝国主义、国民党及地主阶级的关系。转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第383页；：《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42－43页。

　　[76] 转见《新华月报》一九五二年四月号，第42－49页。

　　[77] “五反”委员会辅导组：《五反运动情况》（40），1952年3月22日，上档B182／1／572。

　　[78] 同上引注；《五反运动情况》（62），1952年4月15日，上档B182／1／373／144。。

　　[79] 作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在较早完成“五反”的天津市委的一份报告中即有所反映。报告称：“五反”是劳资关系的一个大的转折点。许多工厂商店的工人店员让资本家洗碗扫地，不让资本家管事，不听从资本家的工作分配，不遵守劳动纪律，提出过高的工资和福利要求，资本家自惭形秽，不敢做事，甚或靠讨好工人来求平安，高级职员则纷纷辞职。转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64页。

　　[80] 雨时、如月：《紫雾－卢作孚评传》，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422－452页；卢国纪：《我的父亲卢作孚》，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33－445页。

　　[81]卢国纪：《我的父亲卢作孚》，第445页。

　　[82] 《五反运动情况》（71），1952年4月29日，上档B182／1／373／144。

　　[83] 《五反运动情况》（59），1952年4月10日，上档B182／1／373／144。

　　[84] 《五反运动情况》（64），1952年4月17日，上档B182／1／373／144。

　　[85] 《五反运动情况》（60），1952年4月12日，上档B182／1／373／144。

　　[86] 《周恩来在统战工作汇报会上的报告》（1952年6月19日）。

　　[87] 《关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问题》（1952年6月19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93－103页。注：此一报告即《周恩来在统战工作汇报会上的报告》，但收入选集时有较多删节和改动。

　　[88] 同上引注，第103页。

　　[89] 毛泽东：《对黄炎培一篇讲话稿的复信、批语和修改》（1952年9月5，13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第533－535页。

　　[90] 参见《中央关于同意南京市退补控制数降低的复电》（1952年6月20日），《“三反”、“五反”运动（江苏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第283页。

　　[91] 《周恩来在统战工作汇报会上的报告》（1952年6月19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53年7月29日）。

　　[92] 毛泽东：《现阶段国内的主要矛盾》（1952年6月6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第231页。

　　[93] 毛泽东：《关于罗瑞卿传达实现社会主义的时间问题给各同志的信》（1952年11月13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第609页。并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36－237页。

　　[94] 转见《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40-243页。

　　[95] 毛泽东：《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2年8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第301页。

　　>[96] 毛泽东在1953年1月31日的谈话中指出：要消灭资产阶级，关键先要彻底解决几个问题，一是税收，二是劳资关系；三是商业调整；四是资金短绌。转见《毛泽东传》（上），第245页。

　　[97] 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53年6月1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第251页。

　　[98] 1953年9月7日，毛泽东还明确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不是一切）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毛泽东：《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改造》（1953年9月7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324页。关于必须坚持资本家自愿的原则，亦见之于当天毛泽东与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人士谈话要点。《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98－100页。

　　[99] 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53年6月1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第251页。

　　[100] 《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讲话》（1953年6月15日）。

　　[101] 最典型的两个例子，一个是1953年主管财政工作的薄一波推行“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新税制，因为公私不分，被毛泽东断言是有利资本主义，而不利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一个是1954年初党内高层发生“高饶事件”，毛泽东更是毫不含糊地把这一事件定性成：“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化我们党的一种反映。” 分别见毛泽东：《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1953年8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90－93页；毛泽东：《对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的批语和修改》（1954年2月2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第451－4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