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王李井泉悲惨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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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王李井泉悲惨人生

李井泉早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于1952年担任第一任四川省省长、四川省委第一书记，长期主持四川工作。正是在主政四川时期的种种作为，令李井泉的后半生充满争议。据欧阳龙门等在《四川省的争议人物：李井泉》一文中披露，文革中，李井泉被斗得家破人亡：本人遭到造反派的绑架；夫人肖里在揪斗中头发全部被扯光，最后含冤自杀；儿子李明清因为反对中央文革，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殴打致死。

在四川的历届省委书记当中，名声最好的是赵紫阳同志，名声最差的是李井泉。

客观地说，文革前的地方官员，尤其是各省委书记，在执行中央的过左政策中，有不得已的苦衷。但是，李井泉同志在一味取悦上司，罔顾民间疾苦这一点上是尤其过分的。

李井泉同志主政四川十七年（1949 –1966），一贯极左。通常是在中央已经过左的政策上再加倍偏左。对此，白桦同志的评语是比较贴切的：“李井泉不仅不折不扣，而且变本加厉地执行极左的方针，硬是把一个天府之国治理成一个饥饿之乡，在四川，有口皆骂，实在是很不容易！很多四川人在“文革”中对李井泉有过冒犯，但至今不悔。”（白桦：《我所见到的胡耀邦》）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全国的“右派分子”人数是55万多人，占知识分子总数的百分之十一，而四川被打成“右派分子”人数是5万余人，四川的知识分子人口比例低于全国，“右派分子”的人口比例则远高于全国。另外还有6万多人被打成“中右分子”。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李井泉同志是围攻彭德怀同志的最卖力者之一。其间有派系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因素。派系的因素是李井泉同志属贺龙同志一派，贺龙同志因为与彭总有历史恩怨，在“庐山会议”上被毛泽东同志挑起攻彭，李井泉同志当然也得卖力。现实的因素则因李井泉同志治下的四川省在“大跃进”中属“人祸”最重的几个省，出于自保也非得斗倒彭德怀同志不可。

从1958年到1962年，四川省官方的死亡统计数字是812万余人。在中央已经开始纠正左的政策的时候，李井泉同志出于打击反对者的需要，还扣住毛泽东同志的《党内通信》不下发，致使四川的经济复苏晚于全国其他省份。丁抒同志的《从“大跃进”到大饥荒》、《人祸》，东夫同志的《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对此有较详细的描述。当时死人最多的省份是四川、河南、安徽、甘肃、山东。除了四川以外，河南的吴芝甫同志、安徽的曾希圣同志、甘肃的张仲良同志、山东的舒同同志都被调离了省委第一书记的职位去任闲职。只有李井泉同志，不仅没调职，还被提升为西南局第一书记。

在“七千人大会”上，中央收到了四川干部的检举信，检举李井泉同志欺瞒中央。同时，李井泉同志受到众多与会代表的非难，还有人要求中央将李井泉同志调出四川。李井泉同志在小平同志的保护下过了关，回川以后不是认真改过，反而动用公安机关追查检举人，图谋打击报复。

1959年4月，毛泽东党内通信发出，要求发到全国生产队一级，而李井泉竟然扣留下这封信，在全省干部会议上继续推行五风，把反对者都打成反革命，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表扬，导致四川省纠正五风比其它省分晚了一年多，为四川省大面积死人埋下了伏笔。

1960年8月23日，四川全省范围内在没有事先公告的情况下，突然发行新版四川省地方粮票，百姓手里的旧版粮票不予兑换，全部作废。理由是发现有人制造假粮票。一段时间内，所有食品店、馆子都关门。其实是大跃进中大搞浮夸，粮食减产，又外调太多。因此天府之国也大量饿死人。文化大革命中李井泉受到冲击批斗，一家人遭遇很惨，但没有人同情，他作废粮票太缺德了。幸好人民银行没有学他的办法，因为有人制造假钞票，就将人民币全部作废，不予兑换。

省委主要领导李井泉还主观臆断，搞瞎指挥。他在全省搞亩产万斤的“万斤亩”运动，这明明是假的，却不准人怀疑，哪个怀疑哪个挨整，而且蛮横地说我就不相信搞不出来，我搞不出来，我的儿子也要把它搞出来。他在全川硬性规定必须放干冬水田种小麦。结果水放不干，造成小麦播种时积水歉收。第二年春天田中无水，秧又插不下去，水稻也大幅度减产，两头失着。粮食减产了，他不是纠正自己的过失，还要绷面子，在铁路、公路、交通沿线搞所谓的“高产路”，把远离公路的人力物力畜力肥料都集中在“高产路”沿线做给人看，造成了新的“一平二调”。他还大搞“一个样”，规定拉绳插秧搞密植，无论山上山下、平坝丘陵，栽种收割都要一个样。这样瞎胡搞粮食能不减产吗？四川饿死这么多人，省委主要领导李井泉的对策却是向中央封锁消息，不准谈饿死人的情况，谁要谈，就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和软弱性的表现。1958年四川人均占有粮食630多斤（包括种子、饲料和工业用粮）。到了1961年，这个数字下降到373斤。三年之内下降了将近一半！情况已经如此严峻，他还是继续欺上瞒下，硬绷面子，狠心克扣群众的口粮。四川城市居民每月口粮是21斤，干部只有19斤，农村社员每天的口粮由公共食堂控制，一般是老秤（16两为1斤）的4至5两原粮（即谷子），打出米来只有老秤的2到3两，折合新秤只有1到2两米，城里居民每月供应2两肉和糕点，农民根本就没有。这么低的标准，有的地方还不落实，只有空指标没有粮食。1960年7月1日，省委突然一道命令宣布粮票作废，把老百姓苦苦积攒下的4800万斤粮食化为乌有，这种做法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此外，上调的粮食里面还有一部分是宝成铁路修成前边远地区运不出去的死角粮，是从万县等地调了一批民工用人力去背出来的，而那些地方的人民更加贫困。这样搞怎么可能不饿死人！

李井泉通过一些途经看到了于克书给毛泽东写的信，还了解到有人向中央反映过四川的情况，于是开始了大范围的追查。所有与此事有关的人统统落入“天网”，大量的“反动言行”被揭发出来，最后都集中到了萧泽宽、李止舟和廖伯康身上，揪出了一个所谓的“萧李廖反党集团”。中央有关部门得知后，通过很多途径给四川省委主要领导打招呼，甚至说你要再查就查到中央头上了，可他毫不理睬，继续狠批猛斗。中央也没有办法，只好打算把几个人调离四川。萧泽宽被中组部调到了中侨办，当了个政治部主任。中联部部长李初梨准备把李止舟调到他那里去，已经担任高教部政治部主任的曾德林也准备把廖伯康调到自己手下，算是“惹不起躲得起”。可是当中联部来调李止舟的时候，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人说，李止舟是我们准备开除党籍的人，你们怎么还要他？弄得中联部只好作罢。而廖伯康的调动，就更无指望了。

最后，廖伯康被“留党察看两年，撤消党内一切职务”，下放到建筑工地劳动；李止舟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一个机砖厂当副厂长。重庆团市委的5个副书记被撤了4个。于克书和赵济被免除团市委副书记的职务；副书记王竹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到重庆市水上运输公司去当了个副经理。

直到20年后的1982年，划入此案的人才得到真正平反。

几年以后的1967年6月，文化大革命运动很快触及到各层领导干部，李井泉被打成走资派，修理的死去活来，老婆上吊，家破人亡。孩子们没钱吃饭，到垃圾箱去拣东西吃。这对李井泉的嘲讽实在是太大了。更可怕的是，在北京航空学院上学的二儿子李明清受到他株连，被造反派打到几乎要咽气的时候，被送到火葬场，竟然活着就塞进焚尸炉，烧成了一把灰。

李井泉后来复职任人大副委员长，有人向他汇报了这个事情，听完之后他默默的回到房间，把门关起来，当晚痛苦到没有出来吃饭。四川人说，李井泉死了一个儿子痛苦到极点，而大饥荒时，他饿死了无数四川百姓和他们的孩子，他怎么毫不动心？

李井泉同志最为人痛恨的事是在1959年宣布四川省粮票作废，使得许多人勒紧裤腰带积攒的一点存粮化为乌有。直到今日，四川省还有人提起此事就愤愤不平。（见愚人：《大饥荒遗事》、何蜀：《为民请命的“萧李廖反党事件”》）

李井泉同志最为人痛恨的话是当有人谈起“大跃进”饿死人的时候，李井泉同志说：“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完全没有把饿死人这件事当回事。（见丁抒：《从“大跃进”到大饥荒》）

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同志在说起河南饿死人的时候表示过：“我欠河南五千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

当时分管农业的省委副书记廖志高同志（1965年接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后来也承认：“在当时的情况下，四川省委包括我自己，在制定、执行有关政策或工作中失误主要有三条：公共食堂解散得晚了，社员的自留地恢复得迟了，这两条比全国其他各省市大约迟了半年到一年；特别是错误地搞反瞒产私分，虽然时间不长，但影响大、后果严重。这三条失误给群众带来更大困难，对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是我们应当记取的沉痛教训。”

不知李井泉同志对自己在大跃进中的所作所为有何感想，至今没见到这方面的材料。

李井泉同志是在南昌起义的部队撤出南昌的时候参加革命的。后来到中央苏区的，一直做到红四军秘书长，所以文革前在四川有李井泉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秘书的说法。长征中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李井泉同志派到左路军，和四方面军一起南下。后来，二、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又在二方面军任职，从此以后一直在贺龙同志手下。两人关系极好，据称是儿女亲家。贺龙同志与小平同志解放初期在重庆建立了非同一般的关系，因而小平同志对李井泉同志也十分看重。

李井泉同志作风霸道，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四川省文革前的老干部基本上是三个部分：跟随贺龙同志和李井泉同志南下的一野晋绥干部，跟随刘伯承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入川的二野干部，以及四川省地下党干部。李井泉同志的做法是排挤二野，打击地下党。当然如果谁要是给他提意见，那就不管是哪个山头都得打击。以下是几个著名的冤案：

1958年1月，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文澄同志，只因对某上级领导人的不民主作风提出了批评，就被打成右派分子，并在宣传系统中整出一个打击面很大的“张文澄右派反党集团”。（见何蜀：《红岩》作者罗广斌在“文革”中）

1963年4月，重庆市委干部萧泽宽同志（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止舟同志（市委候补委员、副秘书长）、廖伯康同志（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对西南局领导人李井泉同志的左倾错误提出批评，被打成了“萧、李、廖右倾反党集团”。（见何蜀：《为民请命的“萧李廖反党事件”》）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各地仿效北京“揪三家村”的高潮中，又一批原地下党人被李井泉同志当作“黑帮分子”抛了出来。曾在四川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原西南局办公厅副主任张黎群同志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马识途同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同志和著名作家沙汀同志三人被打成了四川省的“三家村”。（见何蜀：《红岩》作者罗广斌在“文革”中）

此外，还有在文革中影响极大的刘结挺同志、张西挺同志夫妇的案件。其实刘、张二人亦属极左，因与李井泉同志不和，文革前刘结挺同志被撤销了宜宾地委书记，张西挺同志被撤销宜宾市委书记。文革中刘、张起来造反，成为闻名全国的造反派干部，九大时分别被选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文革后被判刑，所以此案至今未见到一个公正客观的描述。

1966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以后，彭真同志与毛泽东同志对抗，一直拖到11月29日才不得不在《北京日报》转载。李井泉同志对于是否在《四川日报》转载，也很伤脑筋。于是打电话给小平同志，恰好小平同志不在，于是又给贺龙同志打电话。贺龙同志明确回答说：不转载。这样一来《四川日报》一直拖到12月14日才转载。这一点后来成为红卫兵、造反派攻击李井泉同志的口实。

文革中，李井泉同志遇到了比他更左十倍的红卫兵、造反派，被斗得家破人亡：本人遭到造反派的绑架（见何蜀的《“红卫兵绑架李井泉”始末》）；夫人肖里同志在揪斗中头发全部被扯光，最后含冤自杀；儿子李明清同志因为反对中央文革，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殴打致死。实在是很惨。

文革中，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李井泉同志， 例如 “四川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困难，主要是刘、邓、李井泉搞的，他们把刘结挺打成反革命，把他开除党，这次才翻过来。”，“四川、贵州最乱，主要是贺（龙）、罗（瑞卿）、李（井泉）搞的”。

所以，李井泉同志不仅和各大局书记、省委书记一样受到打击，被定为“走资派”，而且还在《中共中央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中被定性为搞“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文革以前，每年的国庆节，成都市中心的明代皇城都要模仿北京天安门城楼的式样装扮起来，称为“小天安门”。这时候也成了“搞独立王国”的罪证。实在是很冤。

如果我们问他一句：“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冤死！”他又怎样想呢？

“林彪事件”后李井泉同志被解放出来，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直低调，直到1989年去世。

坚持极左的李井泉

李井泉在文革当中遭到的打击程度，相对于其他几个大局书记来说，处于中等水平，有幸有不幸：虽然在文革初期受到的冲击比较剧烈，但是相对于惨死于监禁之中的陶铸，尚属万幸。1973年，李井泉被解放出来并且安排了工作，而宋任穷直到1977年才安排工作，刘澜涛直到1978年底才平反。

从家庭角度来看，李井泉则相当不幸，儿子李明清被活活打死，夫人萧里自杀于监禁之中。

那么劫后余生的李井泉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有些什么反思呢？

说来好笑，李井泉对自己的总结只是“中间偏左”。

如果李井泉都只是“中间偏左”，那我们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没有极左？如果李井泉都只是“中间偏左”，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说那些揪斗他的红卫兵、造反派仅仅是“有一点过左”？

在《说一说李井泉》和《“大饥荒”年代的几个省委书记》里，我们以具体的事实和数据介绍了李井泉在“反右”、“大跃进”、斗彭德怀、纠正“大跃进”的遗患，等等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我们的结论是李井泉“通常是在中央已经过左的政策上再加倍偏左。”

然而李井泉并不认为自己有多么“左”，仅仅是“中间偏左”而已。

我们看到了吴芝甫忏悔河南“大跃进”的恶果，我们也看到了廖志高反思四川在纠正“大跃进”的遗患时措施不当，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过李井泉的任何自我检讨。相反，我们倒是看到了李井泉在“整人”问题上“坚持极左”。作为中共的老干部，李井泉和许多人一样既有“整人”的业绩，也不乏“人整”记忆。问题是有的人得出教训：“整人”不对；也有人认为自己“整别人”是对的，别人“整”到自己头上是不对的。前者如陈云、胡耀邦，后者如李井泉、罗瑞卿。

在《说一说李井泉》里我们说到了李井泉“排挤二野，打击地下党。” 我们列举了李井泉制造的“萧李廖右倾反党集团”冤案、文革初期 “四川‘三家村’”冤案。

这里我们再来说一说“四川地下党”的冤案。文革前李井泉在四川就打击排斥“地下党”的干部。这当然和当时中央的左倾政策有关，而李井泉又是在这个左倾政策上加倍偏左。文革前夕，李井泉就这着手对全四川的“地下党”干部进行整肃，还没来得及展开，就因为文化大革命而中断了。文革当中揪叛徒风潮兴起，所有的“地下党”的干部都在劫难逃。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新疆叛徒集团”案、“冀东叛徒集团”案……真是数不胜数。四川也不例外，江青就说过川东地下党没有一个好的，叛徒多得很。

文革结束以后这些冤案都平反了。李井泉当然是无法阻挡平反浪潮，但是对四川“地下党”冤案的平反却颇不满意。他说：“解放后，在地下党使用问题上有问题……如果用地下党掌握政权，他有一股势力。让地下党这股势力掌握政权就危险……地下党里面，有的是反革命，有的搞投机，有的是摇摆不定的人，国民党一得势，他们就要出来。”这些话如果是在文革前、文革当中讲出来尚不足怪，问题是李井泉讲此话的时间是八十年代中，冤案已经平反好几年了。让人感到李井泉真是不知“今夕何夕”。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四川地下党的人将此事告到中央。中纪委派人去找李井泉查证，问他为什么现在还说这样的话？李井泉矢口否认。别人把讲话记录拿给他看，他见无法抵赖，答曰：假如说过这样的话，那当然不对嘛。四川地下党人不依不饶，一直告到胡耀邦那里，胡耀邦息事宁人说：算了算了，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可惜的是李井泉已经在1989年去世，我们没有机会在他去世前告诉他我们的看法：你不仅仅是“中间偏左”，你是“加倍偏左”而且还“坚持极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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