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开展向占梅和刘礼贵思想的大讨论 (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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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后的3年时间内，在取得新民主主义建设和恢复国民经济的同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酝酿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总路线被载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国各地掀起了一个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总路线的热潮。为了配合全省学习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高潮，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中共湖南省委运用平江县向占梅的典型事件开展了大讨论。向占梅是平江县十一区武莲乡白石村的一位贫苦农民，在新中国成立前吃了许多苦，受尽了地主的压迫和剥削，新中国成立后翻了身，分了田和土，生活越来越好，家里不仅不愁吃穿，而且还有了余钱剩米。这时候向占梅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准备利用自己的余钱剩米买青苗和新谷，放高利贷，还打算请长工，过不劳而获的生活。在学习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高潮中，他听了县委书记的宣讲后，通过新旧社会的对比和反复思考，逐步认识到以前想靠剥削他人来发财是走错了路，只有帮助国家搞好工业建设，逐步实现农业集体化，才是自己彻底摆脱贫困、改善生活的正确道路。于是，他主动把多余的1500公斤粮食卖给了国家，还决定参加互助组，坚决按照总路线指引的方向前进。省委认为这是一个思想转变的典型，对于帮助干部群众认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坚持按照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引的方向前进意义重大，于是，决定利用党报《新湖南报》展开讨论，引导大家正确对待走农业合作化道路问题。

　　1953年12月31日，《新湖南报》刊出向占梅的文章《总路线指引我走向社会主义的幸福大道》，生动地反映向占梅思想的转变过程，大讨论正式开始。1954年1月26日，周小舟在《新湖南报》发表《结合向占梅思想讨论，继续广泛深入宣传总路线》的文章。文章认为，在广泛宣传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新湖南报》决定以“转变前后的向占梅思想作为典型展开讨论”，“是切合时宜的，是正确的”，“它具体反映了今天农村社会现象的本质（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问题）”，“具体体现了农民的本质（劳动者、工人阶级同盟军和私有者的两重性）”。文章指出：“转变前后的向占梅，就充分说明了农民这种两重性”；同时，“也充分说明了农民是完全可以接受党的领导和教育的”，“转变过来的向占梅，不仅是爱国卖粮的好典型，而且也是坚决抛弃旧的资本主义道路，走上党所指引的组织一合作化道路的好典型”。

　　为了配合这次讨论，省、地、市报刊纷纷开辟向占梅思想转变讨论专栏。各级党组织和政府也组织干部群众参加讨论，弄清思想，分辨是非，轻装上阵地走农业合作化道路。中共醴陵县委发出通知，要求基层干部深入屋场、农户组织讨论，使大多数群众都受到教育，坚定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向占梅所在的平江县精心组织了这场讨论，一方面结合当前工作实践开展讨论，确保讨论和工作两不误；另一方面制订对农民进行经常性政治思想教育计划，中共平江县委请向占梅在全县各地作思想转变的报告，现身说法教育干部群众。全省各地还召开党员会、干部会、群众会，以过渡时期总路线为教材，以向占梅为镜子，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广大农村党员、干部和农民参加了讨论，社会各界踊跃向《新湖南报》投稿。省委书记周小舟、省人民政府主席程潜也撰文参加讨论。同时，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还出版了《农村卖粮的故事》、《农民怎样支援国家建设》等小册子；文艺工作者编演了《人往高处走》、《卖粮》、《岔路口》等节目，以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配合大家讨论。从1953年12月到1954年4月，全省讨论时间持续了3个多月之久。这次讨论促进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推动了全省互助合作化运动的开展。

　　1954年4月6日，省委批转了《省委宣传部关于召开农业社政治工作座谈会的报告》，指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不仅要占领经济阵地，而且要占领思想阵地”，“当前巩固农业社的工作中，不仅要搞好春耕生产及生产管理等具体经济工作，还必须同时做好政治工作”。要求及时改变农业社政治思想工作中的“自流、零星片断、不经常、软弱无力”的状况。同时，为了适应加速农业合作化发展的需要，决定动员分布在全省农村的20万宣传员，大张旗鼓地开展农业合作化宣传运动。

　　1955年夏，湖南农村农业合作化运动出现了高潮，但也有一些乡、村干部不支持甚至压制群众办社。7月，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上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公开发表后，广大干部受到了震动和教育，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思想，积极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望城县沱沙乡党支部书记刘礼贵便是思想转变的一个代表。

　　1955年11月9日至27日，中共望城县委书记张兴玉参加了省委扩大会议和全省区委书记会议。会议要求1956年秋冬，入社农户占总农户75％—80％以上，即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张兴玉在会议间隙，回县告诫在家的县委领导，要站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前列，积极筹备将于当年12月2日召开的全县扩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全省两个会议精神。在此期间《新湖南报》编辑部已派记者来望城县采访，发现新康区夏前共建社18个，由于领导不力，名存实亡垮掉7个，占已建社的40％，其中沱沙乡的两个社全都散伙，该乡党支部应负主要责任。通过批评、帮助，支部书记刘扎贵作出了检讨，认识了思想右倾保守和阶级观点模糊等错误，决心站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前列。他在检查中说：“由于我自己生活上升了，忘了本，体会不到贫困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要求，我自己对入社发生了动摇，也不积极去领导建社办社。”又说：“由于我不是依靠贫农而是依靠中农办社，这些人许多是动摇的……我便认为农业社是难办好的，认为许多人和我一样，不是真心愿意走合作化道路的。”12月2日，县委通过做好思想工作，将刘礼贵的检查，印发给县三级干部会议，并由本人作了《检查我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错误思想》（以下简称《检查》）的典型发言。《新湖南报》编辑部认为检查内容有普遍教育意义，于同一天刊登了刘礼贵的《检查》。3日，读者来信，建议开展大讨论。4日，编辑部作出了公开讨论的决定，题为《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加强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领导——关于刘礼贵思想转变的讨论》（以下简称《讨论》），《讨论》的大体内容：刘礼贵是望城县新康区沱沙乡党支部书记，贫农出身，他“在土地改革后，由于自己的家庭经济地位上升，很容易地接受了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对于走合作化的道路不热心，对于领导全乡农业合作化运动自然也就很不积极”，还“产生过歧视和排斥贫农等错误”。《新湖南报》编辑部认为刘礼贵的错误思想“在许多农村党员和干部中也是存在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因此，这次大讨论旨在“帮助农村党员、干部深刻地领会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批判对待农业合作化的错误思想，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积极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

　　1955年12月2日、4日，《新湖南报》分别发表刘札贵的《检查》和编辑部组织讨论的决定后，全省上下震动很大。省委组织部、宣传部于当月6日发出联合通知，要求全省各级党委、各农村党支部积极组织和领导开展刘礼贵思想转变的讨论。省委宣传部将刘礼贵的《检查》编入农村支部党课基本教材（四），随即印发3.5万份，分发给各农村支部和支部党课教员。郴县、常德、黔阳等地委，湘潭、岳阳、沅陵等县委分别于5日至7日作出决定，全面开展讨论。各专区的报纸，纷纷转载刘礼贵的《检查》一文。一段时期内，关于刘礼贵思想大讨论，成了全省新闻舆论的中心。

　　讨论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讨论刘礼贵过去的错误思想产生的根源，农业合作化大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为主题；第二阶段重点讨论为什么必须坚决执行党在农村中的阶级政策和农村党支部应该怎样加强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领导问题。在开展讨论的层次步骤上，大体是1955年12月初，全省各个县分别召开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乡党支部书记参加）：8日至10日前后，以区为单位，召开全体党员、乡团支部书记、团支委、入党积极分子大会。10—15日前后，以乡为单位召开全体党员、团员、农业社、互助组的骨干、积极分子会议，简称互助合作代表大会。开展讨论的方法大体如下：学习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和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决议，传达省委两个会议精神，宣读刘礼贵的《检查》，联系本地和自己的实际，领导带头检查，培养典型发言，使大家受到教育启示。

　　望城县内的讨论，在全省还稍稍领先。12月2日，刘礼贵在三级干部大会公开检讨后，县委抓住检查中的思想右倾保守、阶级观点模糊两个要害问题在会上全面开展讨论，领导带头，层层进行对照检查。当时，会议的摸底统计，180个农村党支部书记中，有42个检查批判了不积极领导建社办社的右倾思想。有56个检查批判了自己的阶级观点模糊，排斥贫农，违背党的阶级政策的错误。会上区、乡纷纷表态：扩大建社规模，迎接合作化高潮。

　　12月8日至9日，全县各区召开了党员大会（乡团支部书记、团支委和积极分子参加），区委和乡党支部书记都带头检查批判了右倾思想。大家都认为刘礼贵思想是一面好镜子，各自对照检查。

　　12月13日至14日，刘礼贵所在的新康区14个乡，都召开了互助合作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全体党员、团员、乡、村干部，农业社、互助组的骨干2750人，除了对照刘礼贵的检查，领导带头作自我批评外，还利用对比、算账的方式，向大家进行两条道路的教育。

　　讨论开展半个月后，《新湖南报》又发表了望城县委农村部长黄洪全、县委办副主任皮问安（主持日常工作）的文章《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关于刘礼贵思想转变的讨论》，总结了全县讨论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报社编辑部发表了编者的话，使讨论更加深入广泛。

　　12月底，《新湖南报》又发表了《刘礼贵培养贫农刘德华》一文，编者明确提出了后段的讨论重点要转到为什么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党在农村中的阶级政策为中心的内容上来（主要是坚决依靠贫农），使讨论更加全面持久。全省各县县委和区委根据省委的统一要求，普遍召开三级干部会，党、团员会和积极分子会，分析当地农村干部的思想情况，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一些地方出现新的典型。邵东县召开了有2800人参加的干部会，其中1300多人联系自己的思想作检查。茶陵县黄沙乡党支部书记刘花朱，曾低价买贫农刘贱保的房屋，到县里开会看到刘礼贵的检查文章后，深受震动，在小组会上检查了自己的错误。衡山县沙泉区组织党员、干部讨论时，有6人发言时都哭了起来，说自己忘本，对贫农的困难不关心，不支持入社，甚至看不起他们，真是“好了疮疤忘了痛”。望城县兴隆乡20个党员向县委、区委递交了决心书，提出冬季组织全乡70％的农户入社等8条保证。

　　至1956年2月5日，刘礼贵思想大讨论正式结束，见诸报端参与讨论的文章百余篇，其中望城境内近30篇，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全省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刘礼贵思想转变的大讨论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首先是通过各级党委的自我批评，解决了层层的右倾保守思想，带领广大干部群众，站到了农业合作运动的前列。其次，进一步认识了合作化依靠谁的问题，明确了农村中的三种人，即贫农、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和老中农中间下中农。认识了这三种人是农村人口的大多数，是愿意跟共产党走的，增强了合作化的信心。其三是加强了农村乡党支部必须积极领导合作化的责任感，促进了全省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1955年12月中旬，望城县委扩干会后，全县全力以赴建社。县委加强了对刘礼贵所在的新康区的领导，该区区委书记杨海清、副书记李偕新特别注意做好刘礼贵的思想工作，鼓励他放下思想包袱，大胆工作，再派区干部谢桂祥协助支持。果然，转变后的刘礼贵，积极地、热情地站到了合作化运动的前列。全乡953户，夏前两个社都垮了，秋前仅建三个小社60户，由于运动声势大，会后仅十多天的时间，成立了14个初级社，不久，合并为长黎和白沙两个农业大社，农户全部入社了。仅一个来月的时间，全县新建农业社1113个，入社农户达77794户，占总农户的82％。1955年12月，邵阳专区就有66万农户要求入社，其中贫下中农占80％，全省农村掀起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1956年1月5日至13日，省委召开全省农业生产会议，会上宣布，从上年12月中旬全面开展农业合作化大发展工作以来，现入社农户达64％以上，其中“已有19个县、9个市、260个区、6000多个乡，入社农户达到了当地农户的75％以上，基本上实现了半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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