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菲：我所知道的长篇小说《刘志丹》的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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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想不到一部未出版的小说稿《刘志丹》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它不仅波及到作者李建彤，还殃及到中央、省市的一些高级干部。此事发生在1962年。

1962年4、5月间，在地质部工作的刘志丹胞弟刘景范之妻李建彤，送给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管文艺工作的副部长周扬一册《刘志丹》的铅印书稿。没过几天，李建彤打电话催问周扬看了没有，她希望早点听到周扬的意见。这个电话是我接的，那时我正担任周扬的秘书。过了不久，周扬从西郊十八所回部里（他那时在写文章，为了免除干扰，住在十八所），我即将《刘志丹》稿呈送周扬。本来类似这种送稿子要周扬审阅的事很多，周扬有时也看不过来，总要耽搁一些时日。出乎意外的是，这次他看得很快。有一天周扬告诉我，说《刘志丹》写得很好，他赞赏地说：“一个女同志写出这么一本书来很不容易。”他还说，这是个革命历史的大题材。他十分高兴，中国又出现了一个女作家。他说李建彤是延安鲁艺音乐系的学生，没想到写出了这样一部长篇，而且文笔很好。

周扬当即让我给文艺处的副处长苏一平拨通了电话（当时的处也就是现在的局），在通话时，周扬赞扬了这部小说稿。大概苏一平问起，写刘志丹可能涉及到高岗，因为陕北革命根据地是刘志丹、谢子长、高岗等人创建的。如写刘志丹，不可避免地就得有高岗的影子。书中没有高岗的名字出现，作者作了艺术上的概括。当他们谈到这个问题时，周扬说：“这是历史嘛！可以写，从前高岗他还是好的嘛！不然解放后也不会给他那么高的职位（国家副主席）。”

事后苏一平告诉我，他认为周扬的意见很正确，很重要。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是符合马列主义历史观点的。他很快将周扬的这个意见转告了李建彤。不久，李建彤又将修改过的《刘志丹》的小说稿送来了。

周扬一直很关注文学创作事业的发展。30年代，他作为年轻的评论家，高度评价了曹禺的作品。40年代，他又以极大的热情赞扬了赵树理的小说。50年代，受到他关注的作者就更多了。每当文艺界出了位新人，他都兴奋不已。这次，文学界出了李建彤这位女作家，他也是非常高兴的。他约李建彤谈话，以示对她的鼓励。这年6月1日，他还约了作者和北影的著名导演水华一起见面，商谈是否可以将《刘志丹》改编拍摄成电影。当时《刘志丹》的某些章节已在报刊上刊登过，反映甚好。

7、8月间，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当时担任云南省委书记的阎红彦看了《刘志丹》小说送审样书后，对小说中涉及的西北历史问题有不同意见，他给有关人写了信，表示不同意出版。康生紧抓住这件事情大作文章，在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上，硬说小说是为高岗翻案。当阎红彦的信转到李建彤手里后，她十分恼火。李建彤在写这部小说时，采访了几百人，开过无数次的座谈会，研究了当时的斗争材料，才写出了这部反映陕北革命时期的巨著。眼看几年心血要变成泡影，自然心里十分焦急生气，因此在信上批了一些反驳的话。

当时苏一平得知此事后，劝李建彤不要生气，并说“周扬同志会秉公处理。”苏一平所以关心这部小说的命运，一是与作者熟悉，二是他也是老延安，又曾是西北局文工团的团长。苏一平为人慈善，对人热情，是一位被人们称道的厚道长者。他当时在文艺处副处长的位子上，关心这事是理所当然的，应该说也是他工作范围的事。

李建彤给周扬、林默涵写信，坚持出版小说，并将阎红彦的信也附上，李建彤亲自将信送中宣部收发室，我去收发室取的。内容类似的信还有两封，周扬看过后均转林默涵阅。

9月24日至27日，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标志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进一步系统化，会议并展开了对“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的批判。《刘志丹》一书也成为批判的一个靶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的指示一出，会议马上围绕着《刘志丹》一书展开批判，将过去在陕北根据地工作的习仲勋和彭德怀、高岗联系在一起，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打成“反党集团”，《刘志丹》被定为反党小说。会后，分别成立了两个审查小组，一个小组是审查以习仲勋为首的一批原西北方面的高级干部，一个小组是审查小说《刘志丹》的问题。

会议发生如此大的转折，外边人都不知道。周扬开会回来马上打电话给苏一平，准备告诉他不要再为小说《刘志丹》说什么了，中央的会议上已经提出了批评，说是反党小说。那天正是八月中秋，不巧，苏一平不在家，到政协礼堂参加文艺界举办的中秋晚会去了。周扬就将他要说的话要我转告苏一平，不要为李建彤看小说了。

我急忙到政协礼堂找到苏一平，把周扬的话复述一遍。苏一平听后大惑不解，瞪着眼睛，半天说不出话来。就在这晚上，一些国家领导人到政协礼堂来参加文艺界的中秋晚会，文艺处的李曙光对我说：“习仲勋同志来了。”我不认识习仲勋，李曙光指给我看。这是一位高高个子、满脸慈祥的人，我马上联想起《刘志丹》引发的风波，我不明白一部小说怎么会把他牵连进去，并且有了那样的罪名。

过了一会儿，周扬也来了。看上去一切都那么平静和谐，大厅里气氛那么热烈，而实际上风暴已骤起。


过了一两天，周扬约电影导演水华谈话，也讲了《刘志丹》一书的情况，由于《刘志丹》一书“滋生”了这么大的事，所以考虑不要拍电影了。

周扬又约李建彤谈话。这次谈话，请中宣部的秘书长童大林参加，我作记录。这次见面，他们三人的面孔是冷冷的，非常严肃，李建彤皱着眉头。他们坐定后，周扬对李建彤说，你写的《刘志丹》小说出了问题，是反党小说。你没有参加刘志丹时期的斗争，只听别人讲讲就写，写不好的。书中的思想也不是你的。

在谈到习仲勋和《刘志丹》一书的关系时，李建彤说，她写这部小说完全是自己要写。她写成后，习仲勋说“要写就写好”，并要去了小说提纲。李建彤一再讲她是歌颂革命先烈，她不反党。

周扬还说：“刘志丹是可以宣传，历史是客观存在，写高一点也没有什么关系，不是政治问题。”

周扬在谈话中还说过，习仲勋很能干，高岗过去也是革命的。

李建彤申辩说，我写刘志丹是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是写高岗。有人说是宣传高岗，为高岗树碑立传，我接受不了。

周扬同志说，你不是西北的，在这方面你没有什么责任。只是对高岗认识不清，才犯错误。

我理解这次谈话，在当时的情况下，难度是很大的，双方都不情愿。周扬的处境也很困难，他多次赞扬过这部小说。周扬在延安鲁艺担任院长时，李建彤是鲁艺音乐系的，是他的学生。在延安，康生搞“抢救运动”时，就波及过李建彤。当时讨论李的问题时，周扬认为她只是个性强，没有反党言行，使李建彤得到解脱。现在李建彤的小说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又被毛主席亲自点名，因此牵扯了许多高级干部，周扬心里自然会有些为难之处。他不可能认为《刘志丹》是反党小说，所以谈话中，只批评李建彤犯了错误，又情不自禁地说“习仲勋很能干，高岗过去也是革命的”这样的话。作为局外人的我，也觉得他的话语中前后矛盾。

他们谈话地点是在沙滩中宣部大楼周扬的办公室里。谈完话，他们没有像往常那样握手告别，而是冷冷地分了手。李建彤心情很沉重，那时她不过三十几岁，很年轻，很漂亮，但是脸上却被沉重的负担压老了许多。我送她走到沙滩大街，她要坐电车回去（那时没有小车，也没有出租车，只能坐电车或公共汽车）。我与她边走边说，如长篇不能出版，就改成短篇，一篇篇的发……。李建彤没说什么，她一脸的困惑和苦恼。

为了查清小说《刘志丹》的问题，专门成立了一个调查小组，由中宣部秘书长童大林负责，副部长张子意也参与此事。专门小组里有几个人对小说内容进行考证，哪个人物是写的谁，哪个情节又是什么，就像后人对《红楼梦》的考证一样，十分仔细。审查结果向中央作了报告。报告中有一句话：“周扬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也有错误”。调查小组的负责同志在审阅报告时将这句话用笔划去了，周扬看报告时又恢复了。

周扬在中央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说不该支持《刘志丹》。在大会结束时，毛主席和与会者见面照相，周扬走到毛主席面前说：“主席，我又犯了错误。”

毛主席说：“这是丰富的经验。”接着又说：“你不知道嘛！”

毛主席这句话，周扬才放下心来。

不料“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此事又被拿出来进行了批判。小说《刘志丹》及其作者，自然难逃厄运。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再次见到李建彤，说起当年《刘志丹》的事，感慨颇多。虽然李建彤受到那么多的迫害，但她依旧那么乐观，谈起这事时又是那么平静。谈起周扬与她那次不愉快谈话时，她告诉我：“后来钱瑛大姐告诉我啦，周扬找你谈话，是我们决定的。”言语之间，很理解周扬谈话是奉命而为之。当时钱瑛在中纪委任职。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小说《刘志丹》得以重见天日，出版了第一、二卷。至于习仲勋等一大批因《刘志丹》受到批判遭贬的老干部，在1979年恢复了名誉，重新回到了领导岗位。

                              （摘自：欧阳淞 曲青山主编：《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济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