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锐：“吴自立将军寃案”始末—电影《怒潮》及《平江史》所引发的政治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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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自立将军寃案”始末
——电影《怒潮》及《平江史》所引发的政治风波

作者：王锐

1960年代中期，因涉及所谓为“彭德怀翻案”这一政治问题，由电影《怒潮》和《平江革命斗争史》（以下简称《平江史》）而引发的“吴自立案”，涉及共和国将军及副部长级高级干部数十人之多。此案不仅惊动了毛泽东，并由中共中央两次下发正式文件，定性为“反党问题”，以告示全党全军。更令人吃惊的是，当时促成此案的除湖南地方当局外，在中共高层有两个“政治推手”，一个是代替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贺龙元帅，一个则是有“华东王”之称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

“文革”中，此案更是演变为“平江反党集团案”，株连党内外军内外及文化人士上千之数。其“政治风波”，10数年未息。直到“四人帮”垮台，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此案才彻底平反，以吴自立将军为首的一大批蒙冤者终获昭雪。

中共中央文件的由来

在毛泽东1962年向全党全囯再次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大背景下，1964年6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正式批转贺龙递交中央的《关于吴自立反党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在批转该报告的批示中，以肯定而且高调的语气向全党全囯宣称：

“最近两年，彭德怀、周小舟又相继进行反党活动，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在我们党内的反映。”

这份中共中央文件还要求，“所有同编写《平江革命斗争史》有过联系的同志，更应该通过这一事件，认真吸取教训。”

这段话，尽管说得比较平和而且含混，但了解内情的人见了，难免会吓一大跳。因为其涉及“平江籍”，和与平江有过那么一点联系的军方高级将领，以及党政高级干部数十上百人之多。更不用说曾参与其事的众多各界人士。

中共中央这份批示后面附有4个“附件”。分别是：

（1）《平江革命斗争史》（参攷资料）；

（2）《吴自立同志反党活动材料》；

（3）《彭德怀同志1961年回湘潭期间的反党活动材料》；

（4）《周小舟同志1959年冬至1962年春期间的反党活动材料》。

这4个材料，看起来，均是由中共湖南省委提供。但实际上，是由贺龙直接向中央送交的（据称是贺由湖南带回北京亲自面呈毛泽东）。贺龙在毛授意下，还专门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正式报告。

其背景和经过是，当时有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副主席身份的贺龙元帅，到湖南视察时，中共湖南省委主要负责人，私下向他反映了时任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的吴自立少将主持编写《平江史》的情况。

这位湖南省委负责人将之定性，认为是一起公然为彭德怀翻案的“政治事件”。湖南省委主要负责人希望贺龙回北京后，能够向中央报告。

贺龙看了湖南省委负责人向其送上的4个已整理成文的材料（即中央文件后面的4个“附件”），即认为“情况严重”。返京后，即向毛泽东及中央提交正式报告。于是才有了中共中央这个批示，以及这4个“附件”的出台。

中共中央既然出了这份批示，当时以陶铸为首的中共中央中南局，不得不有所动作。不久，在陶铸主持下，中南局即正式向中央送交了《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吴自立反党问题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

当年8月30日，中共中央再次以正式文件的形式，批准中南局关于吴自立反党问题的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和关于吴自立同志反党活动问题的决定。

《决定》的主要内容为：

其一，撤销吴自立广州军区副司令员职务；

其二，责成周小舟（原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1959年因彭德怀亊被打为“反党集团”遭撤职--笔者注）交待反党活动问题；

其三，中共平江县委对《平江史》一事作出检查并接受教训；

其四，责成各地，尤其是当年对彭德怀在湖潭、平江有特别影响及其“放过毒的地方”，适当进行教育、“消毒”。（见《共和国史记》第二卷第1034至1035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

至此，关于“《平江史》事件”及吴自立问题，由中共中央正式定下“铁案”。并为“文革”中该“事件”的扩大演变，及一系列冤案的形成，埋下了伏笔。这已是吴自立将军其人其事，不到半年之内，连续两次惊动中央最高层。

“平江起义”与《平江史》

湖南省平江县，在中共革命斗争史上（包括“国史”和“军史”），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它因著名的“平江起义”而有名，并从这块土地上走出了人民共和国数十名将军和部长级高干（这有点类似国内有名的“将军县”湖北省红安县）。

“平江起义”是土地革命初期，中共领导下的一次著名的武装起义。其影响和实际作用，对中共初期建军及创建根据地，意义均不可低估。

1928年7月22日，已经是共产党员，时任国民党第35军独立师团长的彭德怀，在中共湖南省委特派员滕代远的支持下，在湖南平江率部起义。由于此前，“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和朱德在井冈山率领的红军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彭德怀和滕代远就将这支起义部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由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这就是中国革命史上有名的“平江起义”。

后来，这支起义部队在彭德怀等率领下，赴井冈山与毛泽东等会师后，所部工农红军第5军改编为红三军团。此后，红三军团一直是毛泽东直接领导指挥的中央红军两大主力之一（另一主力是林彪率领的红一军団）。由此，参加过“平江起义”，以及在红三军团的征战中成长起来的高级将领中，多有平江籍出身者。共和国成立后，这些人先后担任了党政军重要职务。

1950年代中期，編写各种“革命斗争史”等资料书籍，在全国各地风行。中共平江县委和县人委（政府）负责人，为弘扬“平江革命精神”，在收集资料文物，筹备“平江革命文物馆”的同时，决定组织编写《平江革命斗争史》。

1959年3月，《平江史》初稿编写完成。因其中渉及当年许多史实和人和亊，县委为慎重计，将这份初稿，分别寄给当年参加过“平江起义”，或是在平江从事过革命活动的一些领导干部和将军元帅审订，并发出征求意见的信函。

这本是很正常，而有意义的一件好事。可是到了下半年，事情却发生了变化。这样一册仅几万字涉及小小一个县的地方“革命斗争史”，却突然同党内军内高层政治斗争风云联系在一起，而且有了另一种政治内涵。

1959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因直言“大跃进”的失误并上书毛泽东，由此触怒毛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久，问题升级成“反党集团”，株连一大批党政军干部。并展开全党全囯大批判大清算。

《平江史》的编写印行由此就成了敏感问题。因为编《平江史》，不能不写到“平江起义”，而写“平江起义”，就不能不提及“平江起义”的领导人彭德怀。

由此，《平江史》尽管已完成了“初稿”，但整个编写工作却一度中断搁浅。以后，直到一位“热心人”吴自立将军积极介入后，《平江史》的编写才再次提上平江县委的议事日程。

“侠胆将军”吴自立其人其事

吴自立，1902年出生于湖南平江县，1928年彭德怀领导“平江起义”时，吴自立还仅是平江县的一名赤卫队员。同年入党，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跟随彭德怀、滕代远指挥的红三军团转战于湘、鄂、赣等省，出生入死，屡立战功。

吴自立在军中，先后担任过经三军团六师团长，红五军军部副官长，中共湘鄂赣特委军事部长等职。当年红三军团奉中央之命两次进攻长沙，以及长征初期著名的“湘江之战”，他都是亲历者。长征时，吴自立任中央军委四局局长。延安时期，曾任军委总后勤部经济建设部副部长。抗战时，曾调往皖南，任新四军军部副官处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东北行政委员航务局局长。

中共建国后，吴自立先后担任中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湖南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吴自立是土生土长的平江人，又是彭德怀的老部下，见证亲历过当年轰轰烈烈的“平江起义”。对中共在平江的斗争历程，有相当感情，因此对《平江史》的编写一直持积极态度。但1959年“庐山会议”后，出于敏感的政治形势，他也一度有无能为力之感。

1961年下半年，先后有几件事情，促进了吴自立力主《平江史》的编写工作重新上马。

一是已被罢了官的彭德怀元帅，经中央同意，以“改造思想”的名义，带着忧国忧民之心回湖南湘潭地区考察。其间，一直为老首长蒙冤深感不平的吴自立，不畏政治风险，与彭德怀有过较深的接触交谈。与彭徳怀的接触交谈，以及其蒙寃受屈所经历的沧桑，让吴自立心内感慨不已。他决心哪怕冒着风险，在有生之年也要为彭总做点什么。

二是，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江渭清及徐敏夫妇，以及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的李六如，先后来湖南，亦到过平江。平江县委领导以及对《平江史》热心其事的吴自立将军，与之拜望晤面时，均谈及过《平江史》编写事宜，并获他们的赞同与支持。

有了江渭清、李六如等的支持赞同，吴自立更坚定了重新编写《平江史》决心和信心。

“编委会”名单扩大到70多人

江渭清不是平江人，但大革命时期曾任中共湘赣省委常委等职，在平江工作转战过，其夫人徐敏则是地道“平江妹子”，曾任过少共特委秘书长及中共平江县委书记等，两人就是在那时认识并结为夫妻的。因此，其对平江的联系和感情都很深。江渭清此时是坐镇江省的“封疆大吏”，地位举足轻重。

而具有“京官”身份的李六如，更是属于党内“元老”级人物。这位出身于平江的“才子”，早年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21年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著名的“北伐”。抗战时在延安，李六如甚至曾担任过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延安行政学院代院长等关键职务。中共建国后，李六如一直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1950年代曾著有长篇小说《六十年的变迁》，获得很大声誉和好评。

吴自立决定这次自己亲自出面，参与主持与筹划，让《平江史》编写工作迅速上马。

1961年11月，李六如来湖南，吴自立与其在长沙晤谈后，又偕其返平江，与县委领导专议此事。并先后几次在平江，召开了关于《平江史》编写的“编委会”会议。

会上，初歩拟定了一个有27名成员参加的“编委会”名单。吴自立提议，由德高望众的李六如，出任编委会主任。另议定傅秋涛上将，张震上将（时为中将）、钟期光中将、江渭清等为副主任。具体执笔者，由平江县委选派。

1961年底，受指派负责《平江史》编写任务的平江县委两名干部，趁外出之机，往南京专程拜望了张震将军及江渭清，就《平江史》编写事当面征求两位高干意见。

1962年1月下旬，有关方面又以平江县委的名义，向相关人员发出了第二封就编写《平江史》的“征求意见信”。

不久，吴自立将军专门来到平江，过问与督促《平江史》编写进展情况。同时在他主持下，将原来27人的“编委会”成员名单，扩大到74人。主任委员仍是李六如，江渭清等几位党政及军方要员，仍为位列前几名的副主任委员。江渭清夫人徐敏，亦进入“编委会”委员之列。

关于《平江史》的编写，以及这个74人的编委会名单，张震上将在2003年出版的《张震回忆录》中曾有专门记述：张震谈到“文革”中造反派给他罗织的“罪状”时说：

1961年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吴自立主持编写了《平江革命斗争史》，组成了一个编委会，将平江籍的军队大校以上军官和地方省、部级以上干部的名字都列了进去，共70多人，我也是其中之一，实际上只挂了个名，没有参加具体的工作。造反派说这本书是为彭德怀“翻案”。（《张震回忆录》下册，第62页）

事实也的确如此，“文革”中，凡是进了这个70多人大名单，及多少与这册《平江史》沾上点边的人，都在劫难逃，吃尽苦头。

从《平江史》到电影《怒潮》

当年的吴自立将军，不仅具有侠肝义胆，以及维护正义的勇气，而且多才多艺，是军内少数能文能武的高级将领之一。

在着手编写《平江史》时，他从影剧比较受民众欢迎作用也更大获得启示，就开始动了心思，将目光转向了时代意义和社会影响更大，群众和各阶层人士容易接受的电影身上。试图用电影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展现当年平江革命斗争（当然包括彭德怀及其领导的平江起义）的历史风云。

具体点说，就是想创作一部以“平江起义”为原型的电影。要搞电影，首先要有本子。平江起义因渉及彭德怀，属敏感题材，当时那祌政治气候下，没人敢接手。吴自立左思右想，干脆自己亲自来弄本子。吴自立处世行亊，一向有着军人说干就干的性格和作风。他主意打定，就开始动手。首先，他尽可能广泛地查阅有关“平江起义”，以及所渉及的党史、军史及背景等相关历史资料。其次，须研读电影文学创作方面的书籍，摸清电影剧本写作的基本要求。几经努力，这个从未弄过电影的将军，居然利用忙完军务的业余时间，初步完成了电影剧本第一稿。几经考虑，定名为《怒潮》。

由于是第一次创作电影剧本，以专业眼光来衡量，这部初稿存在着人物过多，情节松散，结构简单，太局限于史实等缺陷。而且，就整个艺术语言来讲，比较粗糙。吴自立自己当然也意识到这点。

后来，他多方努力，辗转托一位曾在省文艺界任职的战友出面，请来两位专业人士（即剧作家郑洪与诗人未央）参与合作，对剧本进行了重大修改。有专业作家参与的第二稿，删减了些人物，却集中突出了特派员罗大成、赤卫队长邱金等共产党员，以及起义军官黄维国等几名主角的形象，作品结构也作了重大调整。

《怒潮》剧本定稿后，吴自立又托人送到八一电影制片厂，请制片厂审定。电影厂相关人员看过剧本之后，觉得这个本子题材和艺术性都不错，愿意列入该厂拍摄计划。

这种重大题材的电影要开拍，按贯例，拍摄计划及剧本，都要报送解放军总政治部，由总政相当商高级別的负责人审定拍板才行。其时，分管电影的总政副主任恰恰是刘志坚中将。刘看过，也很看好这个本子。刘志坚也是湖南平江籍将军，而且他本人就是“平江起义”的参加者。不过，他对此题材的处置也显得格外审慎。该剧本在总政放了好几个月，几经讨论定夺，最终经总政主要领导肖华批准，正式交八一电影厂拍摄。

电影样片出来后，在内部试映，军内外反响极为热烈。尤其是那一批亲身参加过“平江起义”如今又健在的高级将领，如傅秋涛、彭绍辉、李聚奎、钟期光、甘渭汉、方强、钟伟等将军，看过《怒潮》后都很激动，认为吴自立及八一电影制片厂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大好事情。

其实，这批高级将领，在盛赞影片富有“教育意义”的同时，内心自然有不便明言的，对他们的老领导、“平江起义”领导者彭德怀元帅的怀念之情，以及其不幸遭受冤案的同情之心。

这里还有个背景，就是自1959年下半年起，毛泽东搞所谓“大跃进”，这种“人祸”造成的民不聊生、饥民遍野的现实，让党内军内许多人感触尤深。其中以河南、安徽、四川、湖南等10余省为甚。这些，都证明了彭德怀元帅当年“庐山会议”直言上书的正确，以及其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是何等可贵。

《怒潮》公演后，更是好评如潮。吴自立作为该影片的发起者及主要创作人员，获得了极大成功和声誉，一些熟识和知情的军方中高级将领，也通过各种方式向他表示祝贺。

为筹建“纪念馆”呼吁游走

《平江史》和《怒潮》的问世和成功，对吴自立是很大的鼓励，不过他并没有以此为满足。在他心里，那只是整个计划的起始两部份，第三部份也就是最关键的一步，他是计划要在平江建立一座专门纪念“平江起义”的“平江起义纪念馆”，在中华大地上，为功勋卓著，又不幸蒙难的彭德怀元帅，竖立一座永存的丰碑，让后代子孙瞻仰纪念。

与编写《平江史》相比，筹建“平江起义”纪念馆，难度更大，政治风险也更大。决非他一己之力可以办到。不过，《平江史》和电影《怒潮》的成功，使他有了经验也增强了自信。

他首先想到可能为之提供支持帮助的，还是军内外那与平江或平江起义有关的高层领导。为此，吴自立曾分别致信总政副主任刘志坚、总参动员部部长傅秋涛、国防科委副主任钟赤兵，以及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文年生、成都军区政委甘渭汉等，倡议建立“平江起义纪念馆”并征求意见。

这些军方高级将领先后回信说，筹建纪念馆是好事，应该做。不过，鉴于当时已比较严峻的政治形势，将军们又表达了某种谨慎和担忧。认为，以当前的政治形势看，毛泽东已向全党全国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似乎现在不宜考虑此事，最好放几年再说。

吴自立自已，却一心想在有生之年办成这件该办的大事。他对此没有灰心，决定机会合适时，亲自上门找一些自己比较了解，或有交往较深的地方或军方领导干部分头游说此事，寻求支持。不久，机会终于来了，1963年吴自立获准到上海有名的华东医院检查治疗，并因之有时间较长的休假。他决定趁此空闲游说四方，以获取对筹建“平江起义纪念馆”的实质性支持。

当年秋，吴自立到了上海，在华东医院看病后，他抽空拜望了当时在沪任职的一些战友故旧，对筹建平江纪念馆的设想作了些试探性交谈。不过，在当年上海那种明显较“左”的政治气氛下，事情毫无头绪。吴自立在上海呆了半个月，又转道南京。

吴自立在南京的活动，也同在上海时差不多，主要是利用这次难得的休假之机，探望一些多年不见的战友故旧，并谈及筹建“平江纪念馆”事宜，寻求支持。

吴自立将军在南京的战友熟人更多，职位也更高。南京是国内有数的大军区驻地，军事单位多，高级军事院校也相对集中。南京的党政军各界，都有不少湖南籍高干，有些甚至就是平江籍出身。他们都是当年红军及新四军的将领，很早就与吴自立熟识并关系很好。

得知吴自立将军到了南京，两天后，江渭清在南京城西武夷路13号别墅式寓所，设家宴招待吴自立。江渭清夫人，时任江苏省妇联主任的徐敏，不仅作陪，还亲自下厨做了几道正宗的湖南菜，盛情款待吴自立将军。

餐毕，只剩下江渭清和吴自立对坐茶谈时，吴自立谈起了关于筹建平江纪念馆的打算。江渭清听罢，神色凝重，没有作声。沉默一阵，江渭清才委婉地对吴自立说，这事目前时机不成熟。同时还建议他亊情到此为止，今后也不要再向别人谈这件事。

至于原因，江渭清没有深谈，然后话题转到电影《怒潮》上来。吃饭时，夫人徐敏曾夸奖《怒潮》的插曲《送别》作得好，还哼唱了几句。江渭清这时，却是面带忧虑之色地吴自立直言告诫说：

“电影中，《老虎向猫学本领》这首曲子，歌词似乎有些不妥，主要是容易让人误解。老吴，今后如有可能，最好能作些修改。”

当时江渭清并没指出这首歌曲哪些地方不妥，但吴自立还是明白了江渭清的意思，以及先前那番善意提醒。

毕竟，身为八届中委（当时中央委员不足100人）、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江渭清，其身份地位，以及对政治的敏感度，与一直在军内任职的吴自立大不一样。对党内斗争的了解与把握，江渭清也自然深刻和有经验得多。

其实，吴自立有所不知，早在一年前，关于《平江史》的事情，就已经有人反映到中央，说此事与为彭德怀翻案有联系。中央高层领导还专门过问过此事，也问过江渭清。

江渭清当时一口咬定，“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最后不了了之。但江渭清从此以后，对凡是有关平江的事情就特别谨慎。吴自立现在再提建“平江纪念馆”，江渭清深知此事暂时不可为，否则闯大祸。

但党内高层领导找自己查问过此亊，是党内机密事情。这亊他不能向吴自立说实情。而且，对电影《怒潮》，放映后也有人向中央告状进言，说是为彭德怀翻案。这些他也不能对吴自立明说。他就只能善意提醒吴，点到为止。

果然，江渭清当时的担心和忧虑没有错。不到一年时间，没等“平江纪念馆”真正提上日程，中央批转湖南省委的报告后，《平江史》的事情，就已经再次成了追查的重点目标。远在江苏的坐镇的江渭清，在党内高层会议上，再次受到严厉追查。

一次，在柯庆施主持的华东小组会议上，江渭清一度受到责难与追查，要他讲清楚与《平江史》的关系及内幕。江渭清也只能依旧采取“不认帐”的办法，坚决推说，“这事我根本不清楚，秘书处理的，没有把信和书交给我看。”最后侥幸过关。

不过，“文革”中，旧亊重提，已成“走资派”的江渭淸再次因此亊遭殃。1967年9月，南京最大的造反组织“江苏无产阶级革命派”（好派）编的小报《江苏简讯》中，就连续两期，刊载题为《彭德怀和江渭清--从“平江”反党集团活动看江渭清的反革命面目》的批判文章。大揭大批江渭清与“平江史”，电影《怒潮》，以及与彭德怀、吴自立等的所谓“黑关系”。江渭清为之遭到残酷批斗，大吃苦头。

柯庆施向毛泽东告密

那次南京之行，吴自立还看望拜访了张震等10来个担任党政军要职的故交旧友。直到秋冬之交，天气转凉，吴自立才结束这次长达1个多月的上海南京之行，返回长沙。

令吴自立将军完全没有想到的是，从他在上海拜望驻沪军方要人开始，他在上海南京的这些活动，就已经受到密切注视乃至监视。

当他返回湖南省军区不久，一份关于他此行的“告密报告”就已成稿，准备直送中央最高领袖。这份材料添油加醋，甚至无中生有，将吴自立此行，说成是企图串连一批党政军领导，为彭德怀翻案的一次“反党活动”。

主持炮制这份秘密材料的，正是当时坐镇上海，并掌管整个华东6省市的柯庆施。

柯庆施在党内的“左”，以及一贯“紧跟”，人所共知。“文革”中，因积极配合江青动作，组织姚文元写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有功，被江青和毛泽东尊为“柯老”。还一度被吹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

其实，早在1962年，他就向毛泽东提出，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有问题，应当进行批判。这是高层中最早提此事的人，只不过当时毛泽东审时度势，没有答应。

“左棍”闻名的柯庆施，第一次观看电影《怒潮》后，觉得这部电影“味道不正”，认为影片背景有涉及“平江起义”，间接为彭德怀歌功颂德，评功摆好的嫌疑。再联系1962年社会及党内出现的“翻案风”，他更觉得此片的出现“很不正常”。

因此，他专门为此请示过中央，建议中央有关部门，对《怒潮》这部电影重新进行审查。在审查期间，应在全国范围内禁演。可是北京那边迟迟没答复。

这次，柯庆施准备将这份材料直接送给毛泽东。此时的柯庆施，已给对直接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主要领导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有些看法了。

1963年底，趁毛泽东南行在上海停留之机，柯庆施直接将这份材料亲送毛泽东告密。

柯庆施这份“绝密材料”说，不久前，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吴自立，以电影《怒潮》的作者的身份，借休假看病之机会，在上海南京等地到处约见、拜会党政军高级领导，试图为彭德怀翻案。还说，吴自立在南京的活动尤为频繁，先后约见了近20位党政军高级干部。加上在上海秘密会见的，前后近30名高干，主要是部队高级将领。

这份报告说，据了解，吴自立在南京与江渭清、张启龙等身居要职的领导，进行过密谈。正秘密酝酿向中央联名上书，要求中央为彭德怀平反。报告称，这明显是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搞翻案的活动，矛头对准的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接下来，报告提供了吴自立在上海南京会见过的，党政军高级干部的一份长长的名单。

据称，毛泽东看过这份材料后，沉默一阵，才问柯庆施这份材料可不可靠。柯庆施答称，“绝对可靠。”毛泽东就此陷入思索状态，久久没有作声。

应当说，柯庆施呈送的这份情报，的确让毛泽东感到某种震惊和不安。毛泽东的震惊，还不只在于吴自立试图借电影《怒潮》之名，为彭德怀翻案之事。而是在于这份情报材料牵涉的范围之广，涉及其中的党政军领导干部之多，这多少让他感到不安。

思索一阵，毛泽东收下这份材料，又告诫柯庆施不要向任何人提起，结束了这次谈话。

毛泽东安排陶铸、华国锋作“小范围”调查

毛泽东将柯庆施那份告密材料带回北京，他丝毫没有露一点声色。既没有向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位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查证，连气也没有通一下。也没有照过去办法，立即安排专人专案调查。一段时间，毛泽东按兵不动，让柯庆施大惑不解。

其实，毛泽东见到这份材料起，就一直在深思着一个问题：如何处置？他的政治谋略和洞察力，远比柯庆施高明。

对柯庆施此时打算端出一个“翻案集团”的意图，毛泽东自然看得明白。可是真要对此采取什么行动，他的考虑自然要多一些，也深一些。探究起来，毛泽东当年没对端出“翻案集团”一事最后拍板，大概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他对柯庆施提供的这份情报的真实性，从一开始就有怀疑。在上海东湖宾馆，他反复向柯庆施发问：这份情报的出处来源何在？是否很可靠？以毛泽东的经验，他一眼便看出其中有不少牵强附会之辞，似乎不足为信。

其二，柯庆施除了材料上所言内容外，并没提供多少实际证据。他所说江渭清、张启龙等人秘密串联，打算上书中央为彭德怀平返一事，在毛泽东看来，可信程度不大。

因为他对江渭清、张启龙等地方大员，多少还是有些了解。觉得这些人出面为彭德怀喊冤，甚至大胆到贸然上书中央，甚似荒唐。他怀疑是其中有人借机中伤。

其三，柯庆施这份情报，涉及党政军高级干部近30人，其中，不算少将级别，单是中将、上将军衔的，就有13人之多。如傅秋涛上将、李聚奎上将、张震中将、钟期光中将等，这些人不仅战功卓著，军衔高，而且身居要职。若象过去那样兴师动众列作专案调查处理，势必会引起军内外的一场“地震”。毛泽东对此自然有“投鼠忌器”之忧。

最后，也可能是最主要的，毛泽东此时，内心里面已有了与刘少奇较量，乃至最后摊牌的深层考虑。这就是后来以整彭，罗，陆，杨开头，最后整到刘少奇头上的“文革”运动。

不过，毛泽东当时对柯庆施呈送的这份告密材料，也不是完全束之高阁。他最后决定还是应当有所表示，哪怕起“敲山震虎”之效也好。

毛泽东思谋良久，就将这项“秘密调查”的任务，分别交给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湖南省受中南局领导），已由湖北调往湖南的湖南省委第二书记王延春，以及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华国锋等3人暗中办理。毛泽东指示他们，在“小范围内查一查”。

这3人都是当年毛泽东比较赏识，也比较信得过的人，所以才对其交办此事。然而，这三位也毕竟都不是如康生、柯庆施等那种喜欢整人者。况且，吴自立等又是军内高级将领，从组织系统上，已与之隔了一层关系。结果，查了几个月，没有下文而终。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亲自交办了小范围“秘密调查”的任务，但从此以后，他也再没过问过。一场所谓“翻案集团”的风波，暂时也就此不了了之。

吴自立将军“文革”中含冤而逝

江渭清、张启龙等人，以及傅秋涛、李聚奎、张震等一大批军内高级将领，当时因毛泽东的深层考虑而“开恩”，躲过了一场“翻案集团”之祸。

不过，作为主要当事者的吴自立将军，却没有那么幸运。

也许是受“小范围”调查的影响，湖南省委主要负责人开始关注《平江史》及与彭德怀有关的问题，也才有不久之后由省委名义弄出来的那4材料。而且，这次是交给来湖南视察的身兼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贺龙元帅（其时因林彪生病，毛及中央指定贺龙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带到北京的。又由这位贺龙元帅，正式向中央提交了报告。也因之才有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份中共中央文件的出台，及其后中南局对吴自立等的处理意见。

不过，吴自立将军被调查处理后，直到“文革”前夕，他还没遭受大的磨难。然而，不久后中国整个政治局势恶化，“文革”风雨欲来。

1966年2月，江青主持召开的全军文艺座谈会上，点了一大批所谓“毒草”作品的名，电影《怒潮》成了最早蒙难的“毒草影片”之一。

据“文革”中造反派小报披露的《江青同志谈〈怒潮〉》文章记载，江青当年加在《怒潮》身上的罪状，主要是：“《怒潮》，美化彭德怀，为彭德怀翻案。最后写攻打城市，不建立农村根据地，是错误的军事路线。插曲有问题。”《怒潮》因此被定为“反党影片”。

江青如此定了性，吴自立等3位作者及相关人员，自然由此大祸临头。“文革”一开始，吴自立将军先是被送至湖南省军区位于长沙郊外的双牌石省军区招待所隔离审查。再以后，更受到抄家、批斗、关“牛棚”之难，妻儿亦遭株连迫害。批斗时，军内外造反派不仅扒下了将军的领章帽徽，而且戴高帽、挂黑牌，累遭打骂。但这位年届70的老将军硬汉子，在身处恶境情况下，仍设法保护一些为他提供过支持帮助的老战友不受牵连，并为未央、郑洪两位作者开脱，说他们仅系挂名，未实际参与创作，意图在减轻这两位文艺界朋友的责任。

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以及彭德怀的点名批判，吴自立等的“罪名”也进一步升级，处境更加恶化。他被打为“平江反党集团”（即彭德怀翻案集团）的重要成员，遭到点名批判。历经各祌级别和形式的批斗，关押，以至折磨，身心大受损害。

“文革”后期，经毛泽东发话，在周恩来主持下，解放了一大批党政领导及军方高级将领。但吴自立因《平江史》和电影《怒潮》涉及彭德怀问题，却始终无法解脱复职。

1975年，已70多岁高龄的吴自立将军，饱经磨难之后，在郁郁苦闷中含冤而逝。他没见到彭德怀，以及自身的平反昭雪那一天。

“文革”中，因《平江史》和电影《怒潮》受株连遭迫害的干部群达上千之数。党政军高级干部中，除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外，原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所受株连最甚，也最冤枉。

周小舟本身与《平江史》关系不大，且“庐山会议”后他已被撤职，调广东任闲职。但1964年湖南省委送中央的4份材料中，就有一份专门谈周小舟1961年回乡有“翻案”活动。这是胡南省委主要领导那些人，怕周小舟复出，涉及其自身地位，就构陷于他。由此，周也被牵连进“平江反党集团”。

“文革”一开始，周小舟即因之及“庐山会议”问题，遭隔离审查和批斗。1966年12月26日，周小舟在关押审查中自杀身亡。这位曾任过毛泽东秘书，又是当年共和国最年轻的省委第一书记的党内“秀才”，自杀时年仅54岁。

军内高级将领中，以时任南京高等军事学院院长的张震将军，受的株连最深，吃的苦头最多。其时，因为军事学院在“文革”中也列为开展“四大”的单位，作为院长的张震，“文革”开始不久，即被批斗、抄家。

军内造反派抄家时，抄到张震将军1960年2月回平江探亲时，在平江起义旧址前拍的一张全家照。

当时为了备忘，张震将军在照片背面，写下“摄于彭总起义处”字样。造反派抄到这张照片后，如获至宝，责问张震将军：

“为什么到了1960年还称彭德怀为彭总？”

并以此作张震为彭德怀翻案的证据（据说，因这张照片，1975年为张震平反时，还留有一个小小的政治“尾巴”）。加之，张震将军又是《平江史》编委会成员之一，这就成了其三大“罪状”之一。“文革”中遭到残酷批斗，关押以至毒打。

1968年5月11日，张震将军关押中，从围墙外被造反派用绳索套在脖子上强行拉过围墙弄走。并遭皮鞋、铁棍毒打，全身伤痕累累，多处出血。

眼看将军生命难保，情急之下，其夫人让小儿子带上血衣，连夜乘车直奔北京，找张震过去在华东野战军时的老首长粟裕大将求救。其时粟裕为周恩来当联络员，有事可以直通总理办公室。虽然，当时因秘书当驾并没见到粟裕将军，但粟裕知道情况后，一面批评秘书不该挡驾，一面立即将张震的危急情况，报告了总理办公室。

周恩来知情后，以中央名义，亲自给南京军区许世友打电话，严令采取行动保护张震。

许世友获周恩来指示，即派副司令员吴大胜，带兵到南京军事学院，当场传达周总理指示。并强行将张震从军内造反派手中接走，送进军区总医院治疗。住进医院的张震将军，其时已危在旦夕，连续呕吐，10多天不能进食。

张震将军（其子张海洋上将曾任二炮政委）21世纪初，在回忆录中谈及此，仍不禁感叹说：“如果没有上级的关心，我恐怕难有今天。”


转自《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