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对张天痴《格拉古轶闻》的一种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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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一个人的命运及其背后的社会体制的整体运动——对张天痴《格拉古轶闻》的一种解读

这个题目是从我的朋友张嘉谚的文章里借用来的：他在为贵州流亡诗人黄翔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灵肉史--天空下的一个人和一个人的天空》（又名《逃》，《自由之血》）写的序言里，这样写道：作品“表现的是作家的‘人身全体经验’，是一个‘人’生命本文的再现。它也表现了个体血肉交融于群体之中，其背景呈现为一种社会体制的‘整体运动’”1。这自然不是偶然的巧合：当诗人黄翔在贵州高原上流亡和监禁时，本书的作者就在其临省四川承受着同样的生命的苦难。这同一“天空”下的共命运，是一个重要的提示：我们所要面对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体制运动。那个时代对于我这样的年龄的人，是与我们自身的生命血肉相连的，因此，很容易就读出本书的叙述背后的种种或显或隐的意味；但今天的年轻人，如果不是太敏感，就自然将其视为绝对的“过去式”的存在，不但陌生，而且荒诞，不可理解。这就需要作某种解读，甚至作词语的社会学解释--作者自己也一再谈到，他有一种“咬文嚼字”的“恶习”，喜欢作词语背后的探寻与揭示。

　　现在，我们就来作这样的尝试：解读作者的命运，并对可能涉及的某些时代词语作某种考释。

　　原罪、另册

　　作者的人生故事的开端，和所有初参加革命的共和国初期的年轻人一样，是单纯而充满梦幻的--这里还有一个细节：本来，“在稍有教养的群体里，长虱子将被认为是一种羞耻”，但在革命队伍里，虱子却成了“光荣虫”，在当时人们（包括作者本人）的认识里，虱子的地位的“置换”，是“证明着社会的进步”的；这样的梦幻式的感觉到后来作者成了牢狱里的罪犯，与虱子结下了不解之缘，就自然破灭：再也无法从中寻找“诗情”了2。但真正将作者从云端拉到地面的，却是１９５５年的一纸文件：这是县委书记向全体干部正式传达的中共中央肃反运动十人小组的文件3，其中规定凡有海外关系，或直系亲属被杀者一律不能在要害部门工作。--肃反运动本身就反映了执政者对“敌情”的严重估计，如毛泽东所说，“许多反革命分子‘深入到’我们的‘肝脏里面’来了”，“我们的机关、部队、企业或团体里是有人偷窃机密的。这种人就是混入这些机关、部队、企业或团体内的反革命分子”，4当时甚至规定这样的暗藏的“反革命”数要“掌握在百分之五左右”，实际却远远超过此数，毛泽东亲自推荐的一个典型洛阳拖拉机厂，４８名科技人员中，肃反对象就达１３人，高达四分之一以上5，这就直接导致了肃反运动的扩大化，并成了后来的“鸣放”时期人们意见最多的一个问题，许多人都是因此而被打成“右派”的。毛泽东在当时的一个内部指示中，曾规定对“有反革命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的人”，即使不逮捕，也要在单位内处于“领导控制与群众监督之下”6，而这里却将“控制”与“监督”扩大到“有海外关系者”与“直系亲属有被杀者”，将他们置于“准专政”的地位，其背后的理念则是因为社会关系与血缘关系而具有某种“原罪”。而剥夺其在所谓“要害部门”工作的权利，则显然是一个制度性歧视。这是一个开端：“血统论”从此越演越烈，并逐渐形成了所谓用人制度上的“阶级路线”，一个建立在血缘关系与社会关系上的新的等级制度也在开始孕育。

　　这是直接改变了千千万万人在新中国的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他们的命运的。本书的作者即是因此而被迫从军队的要害部门“转业”到了地方--直到多年以后，他才明白，这里的“转业”不过是“清洗”的漂亮说法，一个典型的词语游戏。它的深层意义就是“打入另册”（“另册”也是毛泽东从１９２０年代的湖南农民运动中发掘出来的一个“革命语汇”，其含义是：放逐于社会结构的边缘，甚至逐出“门外”，置于“无家可归”的境地7），这正是“为若干年后当右派分子奠定了基础”的8。作者当时因为年轻，当然无法预计以后会发生的一切，也就相对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命运的逆转。但同命运的好友却因为比他更有社会经验而陷于绝望，最后自杀身亡，“用果断的方式了断他在未来的苟活中将要领教的那生不如死的感觉”（这自然是作者写作本书时痛定思痛的认识），却也因此揭示了“另册”背后的血腥9。

　　或许为了掩盖，又有了“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谆谆教导”。但这不过是再一次地制造幻想。事实是，本书的作者早已与他的“反革命”的父亲“划清了界限”，“选择”了自己的道路，以至亲眼看见父亲绑赴杀场，也毫不动心，还主动向组织汇报，表示“忠心不变”--这样的“划清界限”其实是逼迫人们背弃血缘之爱，从而越过“做人的底线”，是最无人道的。但即使如此，也不可能获得信任，因为在“革命的逻辑”里，出生在被镇压的“反革命”的家庭，就必然有“刻骨的阶级仇恨”，也就天生地可疑，甚至有罪。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原罪”。

　　而本书的作者还是一个知识分子，这就又多了一层原罪，“书读得越多越蠢”、“书读得越多越反动”，这也是那个时代的革命逻辑。因此，本书的作者即使在监狱里，也是最不被信任，视为最具危险性的，在《顶头上司们的是是非非》里写到的那位识字不多的分队长就认定他的劳改中队里一切问题，从逃跑到偷吃生红薯的“反改造”，无不根源于这个“有文化”的张某人，于是，“黑手”、“摇鹅毛扇的”、“坐山雕”这样的恶名，就几乎成了张天痴和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代名词。这位囚犯中的“文化人”，也就因此承受更多的“阶级仇恨”，那位“政府”（这是劳改犯人对管教者的称呼）将“堆砌如山的贬义词”喷洒在他身上，以“蹂躏认识方块字的人为乐”，当然不仅是个人的品质问题：他执行的是一个体制的命令。

　　组织

　　如本书的作者所说，“组织”，这是五十年代（实际一直延伸到以后）“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其背后的理念是：一切归于组织，一切交给组织，一切听从组织的安排。这里所说的“一切”并非夸大之词，而是确乎如此，并且有实质性的内容与制度性保证：就连最具个人性的性爱与婚姻，也要由组织安排。

　　于是，张天痴的命运又出现了第二个逆转：当他与自己的心上人胡君“确定了关系”（这也是那个时代的词语），却不能自行办理结婚的法律手续，而必须向所在的单位的组织领导呈交“申请结婚”的“报告”；而命运却偏偏捉弄他：领导经过政治审查，由人事科派人到胡君的组织，说明张某人的家庭与本人都有历史问题，然后由组织出面，要求胡君“慎重考虑”。但胡君却毫不动摇，在她不计后果的坚持下，尽管组织最后勉强批准，但却着意降低婚礼规格--那个时代，连婚礼由什么级别的领导出席讲话，都是有等级性的规定的；这一次张、胡之婚，没有一位副科长以上的领导光临，就是表示了组织上的一种态度，一个警示，“这个结婚仪式的气氛只是在婚礼和丧礼之间的档次”，正是预示着以后的一切。

　　在本书中，还记载了一个听从组织安排婚姻的悲剧：作者所在某军政大学里一位区队长和他当年的大学同学正在谈恋爱，准备结婚，不料，军部的一位老领导看中了他的未婚妻，经过组织审查，得到批准，再由组织出面，要求这位女大学生听从安排；当她说明自

　　己已有意中人时，组织表示：“这些情况我们早已知道，你放心，我们会给他作工作”，并且指出，这是是否愿意“为革命牺牲个人利益”的一个“考验”。--这样，对于个人婚姻的强行干预，既有了“革命”的神圣名义，又有了不可抗拒的组织安排，在这样的体制下，人只有两种选择：或听从而苟活，如那位女大学生一样；或拒绝而死亡，还要背上“背叛革命”的罪名：那位区队长就是这样走上了引爆自杀之路。这是作者参加革命后所看到的第一次流血。10

　　当然，最重要的是政治上的组织安排，这更是必须绝对地无条件地听从的。看起来，这似乎十分简单：组织上叫怎么说就怎么说，就行了，这是最省事的，是大多数“奴隶”的选择，但却未必安全，因为组织上如果为了某种需要有意耍起“阳谋”（如作者所说，这也是最具有创造性的时代新词语）来，也是要听话者付出代价的。作者在劳改农场最好的朋友朱老弟，一位穷苦出身的农民子弟，就是组织上找他谈话，安排他在全县扩大干部会上“带头作一个大鸣大放的典型发言”，并特意布置：“内容不妨尖锐一些，反正组织上知道”。天真幼稚而忠诚的朱老弟，听从组织的安排，作了“内容尖锐”的发言，结果成了“面目狰狞，灵魂丑恶，充满狼子野心，忘本变质”的“反面教员”--组织也正需要这样的“反面教员”，至于他个人及其家庭因此会受到怎样的磨难，则是组织不予考虑的:这也是“为革命”而“牺牲个人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１９５７年相当多的右派都是组织安排的。本书的作者就是因为响应党的号召，在一次座谈会上作了一个并不激烈的发言，却被记者按照当时组织的需要将发言内容进行了“拔高”（即“拔”到鸣放时期组织的意志的“高度”），最后又在组织安排的“封闭学习”中，被同样响应号召（这时的号召，已不是鸣放，而是反击右派了）的积极分子揭发出来的：在张天痴“堕落”成右派的整个过程中，其中每一个环节，其实都可以看到组织的作用：数百万的右派就是这样被“网”进去的。

　　领袖

　　“组织”如何影响本书作者及中国人的命运，这是一个大题目，需要作多方面、多角度的研究。除以上的讨论外，这里，再试换一个角度：“组织”是需要实体来体现的。首先是“领袖”，他是组织的代表、化身，他集中了组织的意志与权力，这既是具体的，实质性的，同时又是象征性的。他的操作性的实际影响主要体现在上层，对于底层的普通民众，他是可望、可听而不可及的，因此，就更具有一种象征的意味，可以说是组织的“神体”。前述贵州流亡诗人黄翔有一首诗，写到现实生活中领袖不断发出的“指示”对自己的影响：仿佛是“从上苍降下的指令”，“那个无形的人的脸上固执地传出来的看不见的铃声”：“它仿佛随时在不可知的远处传讯我。我总想抗拒它的牵制，竭力避免对他作出可悲的机械的条件反射，但我像一头匍匐在主人面前的驯兽，不断地接受着他发出的信号。日复一日，我竟然慢慢地习惯了宇宙铃声的抚弄了。它已经变成了我每日不可少的乐趣，一种古怪的畸形的嗜好。每时每日我都像守着一阕美妙的音乐似的守着这该死的铃声。只要有一时刻听不到它的声音，我浑身就瘫软下来，落如无可名状的空虚”11。这样的一种几乎是无可抗拒的精神的控制力，在普通民众的感觉中，是具有某种神秘性的；而体制的统治利益也需要竭力制造与维护这样的“领袖”的神灵式的神圣光圈，稍有亵渎，就必加严惩。

　　本书的作者的几个难友，本来，无论就其出身，还是文化程度，都不具有前面所说的“原罪”，但也被“网”进了革命监狱。他们的“故事”说起来都是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的：一个旧社会的杀猪匠，新社会的屠宰工，看见墙上挂着的马、恩、列、斯的领袖像，好奇地问：“那个大胡子的洋人是哪个？”得知此人名叫马克思以后，就开了一个玩笑，对着画像吼了一声：“你下来，看老子啄（四川方言，意为踢）你两脚”，却不料飞来横祸：斗了三天三夜之后，即锒铛入狱。还有一位小学教员，就因为一时兴起，高举鸟枪，在学校操场作射击状，偏偏前方正悬挂着一张“伟大领袖”的肖像，于是，就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成了大牢里的“二十九号”，最后被判十年徒刑12。--这是在那个时代随时都会发生的荒诞剧与悲剧，其所造成全社会的精神紧张与恐怖，正是维护精神控制的“神力”所必须的。

　　与其说这是“个人崇拜”，不如说是“组织崇拜”，从根底上是为了加强体制统治的合法性与神圣性，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盛行的“早请示，晚汇报”、“背诵语录”等仪式，就将这样的神圣统治推到了“准宗教”的极端。但这对于普通的老百姓，特别是已经落入“地狱”的囚犯，却是意味着一场空前的精神迫害和磨难。本书《顶头上司的是是非非》里叙述的那位我们已经熟悉的分队长对犯人的精神蹂躏是令人发指的：“在大背毛主席语录的日子里，他每每会指定些和他文化程度相当的半文盲站出来当众背诵。如果背错一字一句，将会被认为是篡改或者故意歪曲的政治错误，这压力压得背诵者战战兢兢，声音颤抖，头上冒汗。此时这位队长会按亮手电筒，其光柱直射在背诵者的脸上，以便在这股强光的帮助下，让他那双瞎凑合的眼睛，欣赏到背诵者那张因惊恐而变形的脸，而这位队长的脸上，也会泛出一丝心满意足的狞笑”。悲剧也终于发生：一位农民出身，精通农事，却自称“文蟒（‘文盲’）”的犯人，因为背错了语录，惨遭毒打，过度紧张，睡梦中从床上翻滚下来，跌断了腿，还吓成了疯子，不停地“用他那难听无比的歌喉高唱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最后悲惨地死去13。--这领袖的圣光与无辜者的血，是互为表里的。

　　领导

　　如果说“领袖”是组织的“神体”，那么，各级组织的“领导”，即是组织的“肉身”。这正是反右运动中，所要反复强调的：组织不是虚的，必须落实到每一个单位的具体领导，特别是“第一把手”；因此，听从组织的安排，也要落实到听从单位领导的安排。这里，还有一个层层听从的问题：每一个等级上的领导，都要听从上一层领导的指示与安排，即所谓“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这又是与等级授权制相一致的：各级领导的权力来自上级组织领导的任命，自然有服从的责任。这样，个人与组织的关系，最后就落实为个人与某个具体的领导的关系，并且极容易形成或一程度的人身依附关系。本书写到的那位朱老弟与张部长的关系中，就明显地蒙上了这样的阴影。是这位“张同志”对他这个山区的的穷孩子进行革命的启蒙教育，后来又接受他作自己的通讯员，算是改变了农民身份，参加了革命。因此，朱老弟一直视张部长为恩人，他的命运也就随着张部长的态度而变化：当张部长欣赏他时，他被推荐到县委宣传部当上了干事，还在张部长的主持下，与县妇联的一位美女喜结良缘；后来，张部长需要他带头鸣放，如上文所说，他就作了一次奉命发言；但不料形势变化，张部长又需要他当“反面教员”，就把他抛了出来；这一回，他不再驯服，居然在反省书上揭发了张部长的作风问题，张部长也就毫不犹豫地将他投进了监狱：张部长作为组织的代表、化身，掌握着生杀大权，处置一个不听话、也没有用了的“工具”，真是易如反掌！

　　朱老弟后来在狱中对本书作者说了一句一针见血的话，他说张部长是“公报私仇”。事实上，每一个组织发动的“革命运动”，不管有着多么“神圣”的理由，一落实到基层，就必然为无数的掌握了权力的张部长们提供“公报私仇”的机会。革命口号下的个人恩怨的纠缠，几乎是中国的“运动”的一个带有本质性的“特色”。前面说及的那位小学教员的偶然的“作射击状”的动作，之所以会成为“现行反革命”的铁证，就是因为他的校长早已看中了他的恋人，不过是想借机夺妻。不能把这些都视为个人的恶行，从根本上说，所有这些人为制造出来的“运动”（“运动”这一词就含有“运作而使动之”的“操纵”的意思），都是通过对人的私欲，人的本性中恶的因子的诱发，煽动人与人之间的残杀，特别是社会结构中的权势者对弱势者或不驯者的迫害，以维护统治的合法秩序。

　　身份：右派、劳教分子

　　在某种程度上，包括本书作者在内的右派就是这样的“大义”与“私欲”相结合制造出来的。但这却是古今中外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壮举”：数百万人因响应号召，发表言论而获罪。因此，对这些用“阳谋”制造出来的“反革命”，如何确定其身份，如何使对他们的惩罚获得某种合法性，运动的发动者还是费了一番周折的。右派这个命名就不是一开始就确定下来的，就我们现在看到的材料，最初是叫“右倾分子”14，显然是从思想倾向的角度来命名；正式提出要给有些人戴“右派”这顶“帽子”，是毛泽东在１９５７年５ 月１５ 日写的在党内传阅的《事情正在其变化》一文，同文中又有“右翼知识分子”的提法，因此，在随后（５ 月１６日）所写的《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的批评指示》里，又有“右翼分子”这样的命名，并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１９５７年５ 月２０日）所沿用15。而在社会上公开“右派”这一命名，则是通过何香凝这位国民党左派元老，于１９５７年６ 月１ 日在中共中央主持的民主党派座谈会的书面发言提出来的；何从孙中山的国民党存在左派与右派的分野说起，说到社会主义时代也有左、中、右，“大凡忠心耿耿愿意在共产党领导下，诚诚恳恳地帮助领导党，我想这就是左派”，“对社会主义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我认为显然是右派了”16。这里谈的也是政治倾向。因此，从一开始，对“右派”的划分（即“什么是右派”），就着眼于思想、政治的倾向，以至态度，具有很大的模糊性与主观随意性。毛泽东在前述《事情正在其变化》这一纲领性文件中，就提出鉴别“政治上的真假善恶”的两大标准：“主要看人们是否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后来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中最主要的就是这两条区分“真假善恶”的标准，而非法律的标准。在同一文中，毛泽东又说：“右派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对的”，那么，意见正确与否似乎又不是标准；还说：“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右派说来都是假的，切记不要相信”，那么，说什么也不可信。划分依据究竟是什么呢？毛泽东说：一是“右派的特征是他们的政治态度右”，二是“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出来的”17。而政治态度是否右，善意还是恶意，就完全取决于各级领导（他们中有无数的“张部长”）怎么“看”了。而怎么“看”，又是与他们的利益直接相关的。这一点，在后来公布的前述《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得到了“准法律”的确认（这一标准是作为中共中央全会的文件正式规定的，具有法律的效用）。这一《标准》，实际上有两个部分，一是根据前述区分“真假善恶”的标准而戴上的“大帽子”，如“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反对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分裂人民的团结”等等；一是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质性的具体标准：除了反对（实际是批评）党和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如统购统销政策，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等等），否认成就，攻击各项运动（实际是提出批评意见）外，最重要的，就是“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领导为目的而恶意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成员，诬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18。这里规定得再明白不过：凡反对（批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成员，反对（批评）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者，皆为右派--从表面看，似乎有一个是否“以……为目的”的限制，但这类属于动机的标准是完全可以由掌权者的主观意志来认定的，即说你有这样的“目的”，你就有这样的“目的”。这样，包括本书作者在内的数十万、上百万的人们落入“右派’的陷阱，就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说是“在劫难逃”。而这样的右派标准的准法律的确认，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却是难以估量的：它首先确立的是“组织”的不受限制、不受监督的绝对权力：不仅它所制定的政策、制度，它所做的一切事情（发动的运动，开展的建设等等）都不可批评，而且它的各级组织及领导成员，也不可批评，这是一种不可置疑的，超越法律的绝对的豁免权。而规定“工农干部”与“革命积极分子”同样享有不可批评、不受监督的权力，则是与在群众中划分“左、中、右”相联系的：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即已提出“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的论断19，以后又明确指示各级组织“在运动中，按左中右标准，排一下队”20，并一再强调要组织“工厂主要干部和老干部”以及“党团员中的积极分子”，“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21。而“左，中，右”的划分，除了政治态度以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其历史，阶级成分与出身。毛泽东在一个内部指示中，即指出：“在此次运动中闹得最凶”的是“民主党派、大学教授、大学生”中的“右派和反动分子”，“他们历史复杂，或是叛徒，或是过去三反肃反中被整的人，或是地富资本家子弟，或是有家属和亲戚被镇压的”22，这其实是与本文一开始谈到的１９５５年肃反运动十人领导小组的文件精神一脉相承的，是一种血统论的“阶级分析”。反过来，所谓“左派”就必然是“工农干部”，以及后来所说的“根正苗红”的出身好、政治态度鲜明（绝对听从各级组织领导）的“革命积极分子”。这样，按照家庭出身与政治态度在群众中划分左、中、右，实际上是一次重新划分“阶级”，同时又赋予“左派”（工农干部与革命积极分子）以与各级组织的领导同样的不可批评的绝对权力，又将“右派”列为专政对象，事实上剥夺其一切权力，这就建立起了一个新的上下有序的社会结构。在这样的结构中，是存在着几层等级关系的：一方面，如上文所分析，在各级领导之间是一个对上逐级依附、服从，对下逐级控制与发号司令的关系；而在每一个基层组织中，单位领导处于最高层，左派则处于双重地位：一方面，他的左派位置是领导赐予又随时可以收回的，因此，对于领导就先天地有一种依附性；另一方面，他又享有不受领导之外的任何人的监督、批评的特权，以及按照领导旨意任意监督、迫害右派的特权。处于最底层的右派则要承受领导与左派积极分子的的双重管制。

　　但要真正给右派定性、定罪也不那么容易。第一次公开给右派定性是毛泽东为１９５７年７ 月１ 日《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在那里明确提出：“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23。而在没有公开发表的文章里就说得更清楚：“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24。尽管话说得如此斩钉截铁，但仍有一个事实难以回避：右派都是因言论而获罪；据本书作者回忆，当他被宣布为右派以后，他的善良的妻子曾这样安慰他：“领导说过，右派只是思想问题”25，可见当时即使是地方领导也不能否认这一事实。毛泽东对此的解说与应对却颇耐寻味：他一方面断言：“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行者，而且是行者”。所以后来定《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就特意加上一条“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意推翻某一部门、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26，以说明右派确有反革命行动。但“推翻基层单位的领导”，还有“煽动……”云云，都是随意上纲的分析，无法证实；只有“组织……小集团”似乎可以落实，因此，许多当年右派的罪名中都有这一条，本书的作者也是被宣布为“南充市文联的反党集团”的首领的，尽管他当时只是一个业余作者，曾被推举为诗歌组组长，仅凭这一点，也可以当作“行者”而治罪了。但毛泽东又说：“可以宽大为怀，不予办罪”，而且“仍然允许有言论自由”，“只在一种情况下除外，就是累戒不改，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那就要办罪”27，可见毛泽东自己心里也很明白：右派实际上并没有“触犯刑律”，要将其办罪，并无法律依据。所以他后来又有“右派，形式上还在人民内部，但实际上是敌人”28这样的说法。

　　但对右派不进行惩罚与管制，是不可能的；法律依据不足，就可以另定法律法规，反正权力在自己手里。于是，在毛泽东的倡导下，１９５７年８ 月３ 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规定对于下列四类人将“加以收容，实行劳动教养”：“１，不务正业，有流氓行为或者有盗窃、诈骗等行为，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２，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３，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内，有劳动力，但长期拒绝参加劳动和破坏纪律、妨碍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方，无生活出路的；４，不服从工作的分配和就业转业的安置，或者不接受从事劳动生活的劝导，不断地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29。虽然读不到“右派分子”的词语，但其为惩罚右派提供法规依据的目的是一看即明的。８ 月４ 日《人民日报》社论《为什么要实行劳动教养》中，也说得很清楚：“对于这些坏分子，一般多地说用说服教育的办法是无效的；采取简单的惩罚办法也不行；在机关、团体、企业内部也决不能继续留用；让他们另行就业又没有人愿意收容他们。因此，对于这些人，就需要有一个既能改造他们，又能保障其生活出路的妥善办法”。社论尽管强调“劳动教养与劳动改造罪犯是有区别的”，但同时又说：“劳动教养管理机关必须制定一套带有强制性的行政制度和纪律，不能允许被劳动教养的人破坏这些制度和纪律。例如不准他们随便离开农场和工厂而自由行动，不准破坏公共秩序，不准破坏生产，否则就要受到处方，情节严重的还要受到法律制裁”，在完全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情况下强制劳动改造，与劳改犯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区别仅在劳动教养者每月有２０ 元左右的“工资”，需交伙食费，劳改犯仅有零花钱一元五角，囚粮、囚服则不计价。而另一个区别则更带实质性：劳改犯有明确的刑期，而劳教却无具体期限，仅有“表现良好”者可“酌情批准”解除的笼统规定，这漫漫无期的劳教给受害者带来的精神磨难与肉体痛苦，恐怕是更令人恐怖的。

　　这样，本书的作者和１９５７ 年的无数受难者一起，获得了两个“身份”：“右派”与“劳教分子”。中国古代对于犯人要在其面部烙上罪恶的印记，而这右派与劳教的“身份”也就是这样的印记，是永远摆脱不了的。如本书作者所回忆，在他所在劳教农场及以后的监狱，管教干部经常发出的警告，就是“不要忘掉身份”，“这意味着不认罪，而不认罪是犯人的万恶之源”。而认罪的表现，也是“改造”好了的标志，就是“靠拢组织”。而所谓“靠拢组织”，一要会拍领导的马屁，二要能够检举同类，“立功赎罪”，也就是要放弃人的尊严与良知。这就是所谓“劳动改造”的实质：通过惩罚性的劳动，将“人”变成“非人”，这正是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摧残。我们说右派的苦难，其实是包括这两个方面的。如本书作者所说，右派中也是有左、中、右之分的。所谓“右派中的左派”，就是从这样的双重摧残与奴役中寻出美来，并从中获利，其实就是鲁迅说的“奴才”。而“右派中的右派”，就是不承认自己的“身份”，以各种方式进行抗争者，在劳教所、劳改队里有一个命名，叫作“反改造分子”，对他们就要“大力挽救”--“在劳改队，这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汇”，“大力二字用得尤其贴切”，所谓“大力”就是“往死里整”。于是就有了本书作者所说的“挨绳子”的滋味，“其功能主要是紧紧捆住受刑者的手腕以阻止血液循环，让疼痛来促使他改恶从善，进而落实‘我们对敌人从来不施仁政’这一基本政策”。而这样的刑法还不必由主子（领导）自己动手，自会有“右派中的左派”主动而积极（甚至是创造性的）效劳。在本书作者的感觉中，这和“古代罗马贵族在角斗场观看奴隶角斗士相互厮杀”是有着“血缘关系”的。

　　单位证明，档案

　　本书的作者在“挨”了一次这样的“绳子”以后，决定要从劳教队里逃跑。这是他反抗体制给他安排的命运的一次悲壮的努力和挣扎。

　　但要挣脱体制的控制，可真不容易。遇到的第一个难关，就是没有“单位证明”。在那个时代，人的一切行动，外出乘车购票，在旅馆投宿，以至在报刊上发表文章，都需要单位证明：证明你的身份，政治的可靠程度。这就说到了中国的一个基本制度，即所谓“单位体制”。如一位研究者所说，“单位体制的成型与确立，是中国对这一超大型社会进行有效调控的制度化成果”，这一单位体制有两个重要特点：“单位被认为是强有力的党和国家的代理者，扮演着政治（或国家）和经济（或社会）双重角色”，“从单位和个人的关系来看，它充当了个人安身立命的公共空间这一特殊角色，任何一个中国人必须依靠单位赋予的身份才能获得行动的合法性基础”30。这里自不可能对单位体制问题展开全面的讨论，只能就本文的讨论所涉及的方面，指出一点，即单位组织实际上是代表党和国家对其成员实行从思想到行动的全面控制，由于每一个人都是纳入某一单位的（农民也是纳入生产队的），因此，各类各级单位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网，所有的中国人都被网络其中，受到严密的控制。前面所说的《劳动教养条例》，除了为惩罚右派提供合法性，一个重要的目的与功能就是要加强单位体制对其成员的控制：如不服从单位的分配，安置与调动，即所谓“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或被单位开除，就要被送去劳教，甚至劳改，对之实行专政。这样，全体中国人，只能有一个选择：安心于单位的控制，老老实实地做好组织分配给自己的工作，无条件服从组织的任何调动与安排，就可以获得基本的生活和发展的条件；一旦被单位除名，就只有被劳教甚至劳改的唯一出路。即使要逃跑，仅没有单位证明这一点，就在诺大的中国，找不到一处立身之地。像本书的作者这样挺而走险，制造假证明，也很容易被警惕性极高的专政机关、人民群众所发现，随时捉拿归案，收入网中。

　　单位控制的另一重要手段，就是单位组织对每个成员所制定的“档案”。本书多处谈到“档案”，并且毫不讳言：“有我类似背景的人，可能都不喜欢档案袋”，甚至提起档案，都会头皮发麻。档案让人恐怖之处有二，一是“档案中都有社会关系这个重要栏目，凡有亲人在历次运动中被杀、被、被管者，（还有所有的‘海外关系’），都要老老实实填入其中，如有隐瞒，等于欺骗组织，也就等于自毁前程”；二是个人历史与历次运动中的政治表现，以及各个时期的政治鉴定。--这里还要插述一点：在反右运动以后的“制度建设”中，除颁布《劳动教养条例》以外，１９５７年７ 月１７ 日，国务院还通过了一个《高等学校毕业分配工作的几项原则规定》，要求对每一个毕业生进行政治审查，并作为制度固定下来，而且这样的政治审查的结论是要装入档案的。当时的北大的领导这样解释政治审查的必要与作用：“我们决不能让一个在政治上有严重问题的人，在工作岗位上担任他所不应该担任的工作”31。这里说得很清楚：凡是在档案上有“不良记录”，无论是个人政治表现，还是家庭关系与社会关系的，都将打入“另册”，控制使用。--这也有一个专用名词，叫作“内控”，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今天提起这个词语，都会引起无尽的痛苦的回忆。本书的作者就提供了一个例子：一位农村中的高中生，在建国初期，满怀“保家卫国”的豪情参加了志愿军，后被美军俘虏，他拒绝策反，毅然回到祖国。但因为他的档案里有曾经被俘的记录，就在政治上判了死刑，没有一个单位愿意接受他，只能在农村过着“二等公民”的生活。

　　盲流，“泡起”，收容所

　　也有在“单位”（包括容纳农民的公社，大、小队）与“劳教所，劳改所”之间游荡的人群，这就是所谓“盲流”。本书的作者在成功地逃出了劳教所之后，就加入了这个“盲流”大军。中国的“盲流”的主要构成是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饥荒，所造成的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农民。而中国政府是严加禁止的。在发动反右运动的１９５７年１２ 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还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要求通过严格的户口管理，做好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工作。在此之前，即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１３日国务院《关于各单位从农村招用临时工的暂行规定》还明确规定：城市“各单位一律不得私自到农村招工和私自录用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这样，实际上，就是要推行“城乡隔离的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建立“非农业户口”与“农业户口”的等级身份制，将农民强制留在农村，一面承受国家工业化的代价，一面却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许多权利，置于近乎二等公民的境地32。这也是一种按“出身”划分（农民，还是非农民）的制度性歧视，与我们在前文所谈到的以“家庭出身”（反动家庭，还是革命家庭）划分的制度性歧视，是等级制社会结构的两大支柱，它们都是在１９５７年以后得到强化并最后成型，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在这样的结构中，“盲流”的存在自然是非法的，是一个破坏性的因素；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与六十年代初期的大灾荒年代，这样的盲流大军却一度发展到相当的规模，离乡逃荒的农民之外，还有城市的贫民、游民，以及本书作者这样的逃亡的劳教犯，以及劳改犯。本书的有关叙述提供了一幅相当真切的那个时代的“盲流”图--这也是我们有关那个时代的历史叙述中有意无意地遮蔽的。

　　于是，就有了盲流们闻之色变的“收容所”。作者介绍，当时的游民中是有自己的一套特殊用语的，相当于今天所说的“黑话”，其中最具威胁性的词语，就是“泡起”。所谓“泡起”，就是把你送到游民收容所去关押。从表面上看，收容所是属于“社会救济”的范畴，由民政局主管，但为什么竟使“盲流”如此恐惧呢？除了会遣送回原籍（这自然是盲流们所不愿意的）外，看看作者的描述，就可以知道“泡起”的滋味了：“我被泡在二楼上，楼口有‘可靠游民’把守，除干部带领任何游民不得上下楼梯，上楼的时候，首先看到的是十多个躺在扶栏背后的水肿病患者，游民称这类人为‘泡胀了的’，他们或躺在地板上呻吟，或靠在墙壁上叹息，他们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迎接死亡”，收容所完全无异于失去人身自由的监狱，而且几乎成了“停尸房”，难怪在盲流们的眼里，“‘泡’几乎成为死刑的代名词，是不用子弹的枪毙”。收容所之外，还有游民改造农场，那就更是变相的劳教农场，本书的作者很快就决定要再次逃亡，这是很自然的。--收容所的问题直到２００３年才得以暴露与初步解决，其实是应该追溯到几十年前本书所描述的那个时代的。

　　陷阱，检举揭发，群众专政

　　本书的作者尽管成功地逃出了游民改造农场，但最后仍被缉捕归案。其中的关键是他所投奔的劳教队的好友的哥哥的举报。而且仔细考察本书作者的命运，几乎他的所有的不幸，都来自举报：１９５７年，使他成为右派的“钢鞭材料”就来自他的一个好友的揭发与诬陷；１９６６年，又是他的亲弟弟的检举，使他的本已改名换姓在新疆落脚的妻子被“清理”出来，并最终造成了家庭的悲剧。可以说，叫作张天痴的这个人在他的人生道路的每一道关口，都有一个“陷阱”在等着他，而陷阱的制造者往往是他所最信任的朋友和亲人，他也终于落入深渊，几乎永世不得翻身。本书一再地使用“陷阱”这一词，其中是包含了无尽的痛苦，无奈与困惑的。但在反右运动的发动者那里，却另有说法。毛泽东在反右运动大功告成以后，写有一篇文章，“意气风发”地宣布：“过去的剥削阶级（按反右运动的逻辑，右派不是‘过去的剥削阶级’，就是‘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或者是他们在革命队伍中的代理人--钱注）完全陷落在劳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他们不想变也得变。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无关大局”33。毛泽东将张天痴与数十万、数百万的右派命运中的“陷阱”，称之为“劳动群众的汪洋大海”，绝不是诗人的形容，而是体现了他的一种政治追求的，即所谓“群众专政”。这也是“中国特色”：它以空前的思想控制力与社会政治动员力，煽动起全民族的仇恨与斗争狂热（当时叫“革命激情”，毛泽东的用语是“斗志昂扬”），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进行阶级斗争，参加者以千人、万人、数十万人、数百万人计的群众斗争大会遍布中国每一个角落，真正做到了普天之下，

　　无一处不是斗争的场所。批斗会也开到了劳教农场，劳改监狱：在犯人之间也要展开阶级斗争，当时有个说法，叫作“狗咬狗”。其实这样的全民性的斗争会，就是要把全民训练成只会撕咬同类的嗜血的动物。这也是一种“政治动物”，其革命警惕性之高，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本书中写到了一个细节：一位政治觉悟极高的“革命群众”画了一幅漫画，质问张天痴：“为什么要装一台矿石收音机？”这是怀疑他要和“敌台”取得联系。还有一件事发生在劳改农场：张天痴因工受伤，在胳膊上缠了块破布，在收工的路上，被管教股长看见，立刻厉声问道：“你这是什么联络符号？”这些“革命联想”当然不只是荒诞，而是反映了一种社会心理，社会氛围：凡是“敌人”，他的一举一动，都无不暗藏“反革命”的阴谋；再进一步，所有的人，都可能是敌人，所有的小事，都可能反映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这也是那个时代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而这样的心理、氛围的背后，却隐藏着一种普遍的恐惧心理和不安全感：既然可以怀疑别人是“反革命”，当然也就不能避免自己被别人怀疑，这样的“人人自危”，就逼得每一个人更加“革命”地去揭发别人，以示“忠诚”而自保，我们前面所说的举报，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在这样的恐惧氛围中产生的。而张天痴的举报者，大都是亲密者，则更反映了“群众专政”创造者更深的用心：只有将“专政”深入到、落实到被专政者的家庭、亲属、朋友内部，才能真正制敌于死命。因此，必要动用体制的强大力量，或进行“划清界限，大义灭亲”的思想灌输，或施行“反戈一击，立功赎罪”的诱惑，或利用人的私欲，朋友之间、家庭内部的矛盾，或发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恩威并举的政策攻势……，由此布下由亲人亲手制造的“陷阱”，从而将“敌人”置于孤立无援，走头无路的绝境，“不想变也得变”，如死硬到底，就真的只能如毛泽东所说，“戴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了。很显然，张天痴及他的右派同伴命运中布满的“陷阱”，正是这样的“群众专政”的体制造成的；不仅被迫害者受尽精神磨难与皮肉之苦，参与者自身也为之付出了代价：本书即提到那位提供“钢鞭材料”的右派“朋友”，后来在平反时，曾向领导表示，他曾诬陷过一个叫张天痴的人，在张未出狱以前，他不愿出狱。可以想见，这几十年来，他的内心经历了怎样的精神的煎熬。

　　网

　　在我们的讨论，以及本书作者的叙述中，都一再提到了“网”这个词。毛泽东在他的反右檄文《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里，也说右派是“自投罗网”34。“自投”云云，恐怕只在特定的含义下，适用于右派中的少数先觉者。他们对体制的弊端看得比较透，在提出批判时，即作好了牺牲的准备。但绝大多数的右派，则是被精心布置的“罗网”网进去的，本书的作者即是其中的一个。而且经过了反右运动的编织，这个“网”就日趋完善，成型：它网络一切，全中国，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地方，全在控制之下，无一漏网；它极其严密，甚至达到了精致的地步，用高度集中的权力，动员了一切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法规、政策、道德、观念、舆论……的力量，将社会每一个成员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以至最隐蔽的私生活，都控制得严丝密缝，少有疏漏；而且有严厉的监控、惩治机制，不仅有监狱、劳教所、收容所这样的专政或准专政的国家机器，还有群众专政的系统，将“钻网”的一切努力消灭于萌芽状态之中，如有试图“破网”者更是严惩不殆。这是真正的“天罗地网”，使一切挣扎、抗争都显得无用与无效，所需要的只是“绝对服从”。

　　在文革（那是一个“大收网”的时代，“全民专政”与“全民被专政”的时代）刚结束时，曾有一位诗人写了首“一字诗”，用一个“网”字概括他的时代感受，引起了无数人的强烈共鸣。但也有人对其大加讨伐，其实还是在显示“网”的神威。鲁迅早就为人与人之间的“不相通”而感慨不已：不同的人在“网”中所处的地位不同，自有不同的感受。但也有深受其苦的人，却沉湎其间，仿佛离开了“网”就不知怎么活了，于是，仍然为“网”大唱赞歌：这也是颇能显示“网”的精神控制的神威的。

　　网不住的：思想与人性

　　但网的神威又是有限的。

　　本书特地引述了法国大思想家伏尔泰的一段话，是大有深意的：“中国的皇帝，印度的大莫卧儿，土耳其的帕迪夏，也不能向最下等的人说，我禁止你消化，禁止你上厕所，禁止你思想！”

　　思想是禁止不了的，这正是想控制一切的“帝王”与“圣人”所最感懊恼与无奈的。人生活在“网”的笼罩下，自然不免要受其精神的控制，但却出于本能地要想“网”外的东西，这样的“想”是怎么也网不住的；而且“网”本身的逻辑、行为也会起一种“反面教育”的作用，即促使人们从另一面去想，怀疑一旦产生，“网”的精神神威就会露出破绽，发生动摇。我们已经说过，右派中的大多数开始都是没有觉悟的，是严酷的现实使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打破种种精神幻觉，开始了独立思考。本书在这一方面涉及不多，但也谈到了自己在劳教过程中思想的某些变化，以至他在逃跑以后，自以为可以自由说话的时候，就在那位劳教队的好友的哥哥面前，“为彭德怀元帅大鸣不平，认为他才是真正关心人民疾苦的忠臣，有说所谓的‘自然灾害’纯属政策失误的借口，情绪激动之中，甚至把大救星比作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尽管他没有想到这位哥哥是奉命套他的话，这些“反动言论”后来都成了他的铁的罪证；但这样的对中国现实与社会的认识，却是不经过反右及以后的种种批判斗争，年轻单纯的张天痴所绝不会有的；也就是说，正是劳动教养将他从一个胡胡涂涂的右派，改造成了一个有自觉意识的真正的右派。这大概是改造者所未曾料及的。至于本书提及的劳教队里成立的“列宁共产主义联盟”的数十个参加者，更是“网”自身培育出来的“冲决罗网”的战士：这是足以使“网”的制造者胆战心惊的。

　　还有，人要消化，要上厕所，这也是禁止不住的。人要活着，这种人的日常生活的力量，生命的力量，比一切体制的力量都要强大。本书中有一章，叫作《难以忘怀的吃吃喝喝》，详尽地叙述了在劳改农场中，围绕着“吃吃喝喝”所展开的生死决斗：一方面，体制的力量要这些犯人死：饥饿也是一种惩罚；另一方面，犯人们用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勇气，千方百计寻找各种吃食，以维持生命，而且这是一个完全自觉的努力：“一个人为了自己的生存（仅限于吃饱肚子），他采取的一切手段都是合理的，因为生存是他不可褫夺的最基本的权利”。作者说得很好：活着，维护人的生存权，而且“在活的那个瞬间，活得像个人的样子”，“这既是最低标准，在某些特殊背景下，还可能是最高境界”。因此，作者说那些在饥饿的年代，为了寻食而不惜冒险的犯人身上，有一种“劳改英雄主义”，尽管不无调侃之意，却也有相当的真实。

　　仔细考察本书作者的个人命运，还有一个颇耐寻味的现象：在他命运的每一转折点上，不仅如前文所说，处处充满陷阱，而且总有人暗中相助：在他和妻子双双被打成右派的时候，一对老红军夫妇自愿免费为他们带孩子，还为他们的秘密相会打掩护；在他从劳教队、收容所逃出以后，又得到了一对青年农民夫妇、“可爱的农民伯伯”、“重庆的‘表嫂’”、“成都的‘大姐’”这些并不相识的好人的帮助，那位重庆的“表嫂”还因此付出了五年有期徒刑的代价；在他天津因举报而被捕时，公安分局的张副局长竟含蓄地对他表示同情、理解并特意给予关照，那“深情的目光”给他以极大的慰藉并终生难忘；在作为“要犯”独自关在黑牢里时，也有两位看守兵冒着绝大的风险和他秘密交谈，并主动提出要帮助他逃跑；在劳改农场里，他更是得到了彝族分队长一家的多方照顾，才得以熬过那些最艰难的岁月。这些暗中相助者，并不是民间传说中的“贵人”，而是普通的老百姓，其中也有不少体制中人；他们的相助，多数不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共鸣，而是出于人的善良天性，出于同情落难者的民族传统。如作者所说：“支撑受难者活下去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好人的存在。在他们的身上闪耀着人性的善良光芒，其魅力无穷无尽”，“这些好心人可能早已忘掉了他们所做的善事，他们本着自己的良心生活着。这些良心构成了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美德--那是一座美德的万里长城，它顽强而又不露声色的抵御着邪恶的入侵”。

　　这人的天性，人的良知，是任何力量与体制也“网”不住的。于是，就有了本书中最为动人、最震撼人心的篇章：两位“一网打入法网的网友”，两个独居犯人之间的长达七个月的秘密通信。作者说他们是“内心深处的难友”：这内在心灵的力量比任何外在的强制力量要强大得多。极权暴力可以奏效于一时，甚至可以夺去人的生命，但人对自由与独立的渴望与追求却是永远压制不住的，并且是代代相传的；在这场自由的人与专制体制的持续搏斗中，无数的先驱者与无辜者已经付出巨大的血的代价，这是我们这些“幸存者”的内心永远也无法安宁的，于是，就有了这本血写的书，以及我的这些泣血的文字，这将是一个证明：争取自由与独立的信念没有丧失，因为人还在，而人将是最后的胜利者。

　　２００３年６ 月２４日--７ 月５ 日

　　1 张嘉谚：《焚烧的教堂--〈自由之血〉或“人”的自由解读》，载《蓝》总第１０ 期。

　　2 参看本书《我和几群虱子的分分合合》。

　　3 据毛泽东：《中央转发五人小组办公室关于中央一级机关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情况简报批语》一文的注释，１９５５年５ 月中共中央成立了处理胡风反革命案五人小组，同年７ 月扩大为十人小组，以后实际上成为全国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简称“肃反运动”）的领导小组。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５ 册，１９６页，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4 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写的按语》，１５４页，１５８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５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5 参看毛泽东：《中央转发河北省委关于肃反斗争的两个文件的批语》注释２，２０７页；《中央转发洛阳拖拉机厂肃反斗争情况报告的批语》，２８２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５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亲自批转的《建工部关于在设计部门发动设计人员开展肃反斗争》的报告里，还特地谈到“技术干部多从海外归来，与海外联系广，历史不大清楚”，２７４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５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6 毛泽东：《中央转发洛阳拖拉机厂肃反斗争情况的报告批语》，２８２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５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7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１４--１５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

　　8 参看本书《恩恩爱爱与凄凄惨惨》。

　　9 参看本书《三个自杀者的悲悲戚戚》。

　　10 参看本书《三个自杀者的悲悲凄凄》。

　　11 黄翔：《脸上的铃声》，收《黄翔：狂饮不醉的兽形》，天下华人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12 参看本书《我在看守所里的日日夜夜》。

　　13 参看本书《关于三个疯子的生生死死》。

　　14 见《中共中央关于报导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的工作的批评的指示》（１９５７年５ 月１４日），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下册），６１３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15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下册），６１３--６１４页，６１５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16 转引自朱正：《１９５７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１１２--１１３页，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17 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毛泽东选集》５ 卷，４２８页，４２６页，４２７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

　　18 转引自朱正：《１９５７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５００--５０１页，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19 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毛泽东选集》５ 卷，４２８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

　　20 毛泽东：《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１９５７年６ 月６ 日），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６１５--６１６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21 毛泽东：《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１９５７年６ 月８ 日），《毛泽东选集》５ 卷，４３１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22 毛泽东：《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１９５７年６ 月１０ 日），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６１７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23 毛泽东：《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毛泽东选集》５ 卷，４３８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

　　24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的夏季的形势》（１９５７年７ 月），《毛泽东选集》５ 卷，４５６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

　　25 参看本书《恩恩爱爱与凄凄惨惨》。

　　26 转引自朱正：《１９５７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５０１页，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27 毛泽东：《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毛泽东选集》５ 卷，４３８--４３９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

　　28 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９ 日），《毛泽东选集》５ 卷，４７８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

　　29 转引自（英）纳拉纳拉扬．达斯：《中国的反右运动》，２０２页，华岳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30 刘建军：《单位中国》，３ 页，２ 页，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31 转引自（英）纳拉纳拉扬．达斯：《中国的反右运动》，２０１--２０２页，华岳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在本书１２７页，还谈到反右以后的另一个重要的体制建设，即１９５７年６ 月２５日，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命令，成立了一支新型警察部队，即“人民警察”。除“镇压反革命；防备、阻止其他犯罪分子的破坏”外，还有一项特殊任务：“对于破坏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定的公民，尽管他们没有犯罪，也可以制止，或给予行政处分”。

　　32 参看何家栋、喻希来：《城乡二元社会是怎样形成的？》，《书屋》２００３年５ 期。

　　33 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１７７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７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下文所说“斗志昂扬”一语，也来自此文。

　　34 毛泽东：《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４３７页，《毛泽东选集》５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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