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涛：左翼知识分子自我改造意识的生成、分歧与历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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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9年第5期

左翼知识分子自我改造意识的生成、分歧与历史影响
——以“留声机器”之争为中心

章涛

（宁波大学 人文与传媒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1928年初，后期创造社成员中发生了“当还是不当留声机器”的论争。在外部政治话语并未介入的情况下，左翼知识分子自发地形成了否定“个人主义”立场，转而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自我改造意识，体现出传统士大夫“经世致用”思想在新历史语境下的转换与再造。但由于理论准备的不足，也由于中国特殊的“后发现代性”境遇，在具体的改造方法上，左翼知识分子内部出现了较大分歧。这次论争对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宣传与相关文艺运动的展开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值得引起学界进一步重视。

关键词：后期创造社；左翼知识分子；自我改造；实用理性

新时期以来，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流变受到学界普遍重视，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学术成果。然而在反思1942年后知识分子阶级立场改造的经验得失时，现有研究大多沿用了“政治决定论”的逻辑，只强调意识形态话语对知识主体造成的全面挤压。但不论是将知识分子划入非无产阶级范畴，还是从理论层面证明阶级意识改造的必然性及合法性，其实都不是意识形态话语的“发明”，而恰恰是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自身不断“书写”和“修改”的结果。特别是1920年代末左翼知识分子在“当还是不当留声机器”的论争中，自发地提出了转变思想立场、获取无产阶级精神的要求，表现出明确的自我改造意识。本文试图通过厘清论争中的不同观点，揭示“大革命”后左翼知识分子思想转型的内在动因及其历史影响，以期为当下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一、“留声机器”之争的发生与自我改造的双重路径

随着1925年五卅运动的爆发和1926年北伐号角的吹响，中国社会革命迎来新的高潮。然而“大革命”的失败以及随后的白色恐怖，却使高昂的工农运动迅速落入低谷，知识分子不得不在“十字街头”和“象牙塔”之间重新作出选择。1928年初，郭沫若、李初梨等后期创造社成员在《创造月刊》《文化批判》等刊物上展开了一场“当还是不当留声机器”的论争。尽管延续的时间不长，但这次争论直接提出了知识分子转换阶级观、世界观的思想改造要求，并对之后左翼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和文学活动产生重要影响，需加以慎重考察。

论争的发生起于郭沫若发表于1928年1月的《英雄树》。文中他以“木棉”象征刚刚结束的“大革命”，指出这一表面上发展迅速、内质却“十分疏松”的国民革命已然破产，更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无产阶级革命”势必起而代之。出身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必须尽快确立“真实的革命情趣”，方法就是“暂时当一个留声机器”：“这儿有几个必要的条件：/第一，要你接近那种声音，/第二，要你无我，/第三，要你能够活动。”[1]

其实早在1926年的《革命与文学》中，郭沫若就已经明确指出知识青年应学会“替被压迫阶级说话”。[2]《英雄树》的整体思路与之相似，但更具理论化色彩，原因正是“留声机器”意象的加入。根据史料记载，本事意义上的留声机于1890年前后由传教士和外国商人带入中国，随后迅速发展，20世纪20年代末达到高峰，而其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能够如实记录、复制并还原目标的声音。正是出于此考虑，郭沫若选择“留声机器”作为论述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核心意象。在《留声机器的回音》中，他作了进一步阐释：文学是时代精神的表现，在无产阶级革命浪潮日渐高涨的情况下，文学也必然要以反映无产群众的理想和他们的生活为己任。而文艺青年的责任，就在于先“接近工农群众去获得无产阶级的精神”，再“克服自己旧有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最后“把新得的意识形态在实际上表示出来”。他特别强调“这种过程刚好象留声机的摄音发音的过程一样，所以我借来做了警语”。[3]160

可见，“毫无误差”地记录并“回放”工农群众的“无产阶级精神”是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直接目标。这里强调了两点：第一，“无产阶级精神”只能从无产群众中产生；第二，要做到这一点，知识分子必须使自身的主体性处于“缺席”的状态。为了解释清楚其中的关系，郭沫若借用了马克思客观存在决定主观意识的基本思想。简言之，工农群众因其阶级出身，在“集体的社会活动”中获得了“无产阶级精神”，但中国现在的文艺青年“没有一个是出身于无产阶级的”，“他们的意识都是资产阶级的意识。这种意识是甚么？就是唯心的偏重主观的个人主义”。所以，知识分子不能大肆张扬原有的个性精神，而必须彻底“客体化”为“留声机器”，以“如实”呈现工农群众的生活和思想原貌：“留声机器所发的声音，客观上有这种声音，它和它接近了，便发出这种声音。有这种客观才有这种反映。”他还举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例子，认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他们的精神创造出来的”，而是两人在法国、英国与当地产业工人的生活接触后，“很切适地把现实的种种真实的关系反映了出来”，“他们就是当过了留声机器”。[3]159-162

可以说，郭沫若是试图通过彻底否定旧我，把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纳入革命文学的转型过程，来实现对“无产阶级精神”的迅速摹写和传播。因此他把“当一个留声机器”视为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的唯一方法，也是他们完成阶级立场转换的重要标志。最先起来质疑郭沫若的，是同为创造社的李初梨。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中，他首先赞赏《英雄树》对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呼唤“可算一篇划期的议论”，但对其中关键性的留声机隐喻有不同看法，不仅认为是“文艺青年最宜切戒的态度”。还把郭沫若的“要你接近那种声音”改成了“要你发出那种声音”。[4]124

从“接近”到“发出”，最大的变化在于知识分子主体的介入。在李初梨看来，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不是以观照的-表现的态度，而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的斗争的文学”。[4]120在之后发表的《自然生长与目的意识》中，他化用福本和夫的“分离结合”理论和卢卡奇的“物化”概念，对此问题做了更为详细的阐释。首先，李初梨明确区分了“无产者的意识”与“无产阶级意识”的不同。在他看来，“无产阶级意识”应产生于“广泛的生活过程底批判”，但工农群众的生活“只局限于物质的生产过程”，对于更高层次的“国家过程及意识过程”却一无所知，因此也就无法避免来自占社会主导地位的“有产者意识”的“污染”。即便“随着产业的发达”，他们开始组织起来“对抗资本家的联合”，也不过反映了“普罗列塔利亚自然生长的觉醒过程”，既无从确立先进的政治理想，更不足以使自己“从一切有产者意识的支配中解放”。

其次，既然无产劳动者不可能依靠自身意识到“社会制度对于他们的利益不可和解的冲突”，那么这个重任就只能交给“从支配阶级的一小部分自己分离而投身于革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考虑到后者“广泛地生活于政治过程及意识过程，而且在一定条件下面，还可以接近物质的生产过程，同时也能有批判它的生活要求”。换言之，只有“理论地能够理解全历史运动”，同时“走到劳动者中去”的革命知识分子“才能发生社会主义的意识”。[5]476-477反过来，当觉悟的知识分子在实践“全生活过程地批判”时，也就是在进行“克服一切布尔乔亚意德沃罗基”，并“牢牢地把握着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战斗的唯物论，唯物的辩证法”[4]122-123的自我改造。

如此一来，李初梨不仅从理论层面上取消了知识分子通过“当留声机器”完成阶级立场转换的合理性，也将“无产阶级意识”从外在于知识主体的客观对象，转变成了某种需由“革命智识阶级”主动建构的意识形态话语。从这个角度看，郭沫若所大力赞赏的“机械复制”功能，正是李初梨拒绝使用留声机隐喻的主要原因，因为“无论你如何接近那种声音你终归不是那种声音”，“这儿是一个直接的关系；没有主客观的对立，不需媒介物的存在”。[5]481-482

两者的论争在左翼知识分子内部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冯乃超、傅克兴、钱杏邨、成仿吾等人纷纷加入其中。但或许是为了社团“团结”考虑，郭沫若并没有进一步追问不同观点的形成原因，也没有对彼此观点加以更深层次的辨析，而是强调意见双方“同一是辩证法的唯物论者”，[3]161单方面结束了讨论。然而，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不论是左翼知识分子发起、认同自我改造要求的动机，还是“留声机器”之争的历史影响，这些问题其实都还有值得思考的空间。

二、“经世致用”思想与自我改造的内在动因

“留声机器”之争之所以能以一种相对平缓的形式展开，根本原因在于：在知识分子必须经由思想改造、转变旧阶级立场这一核心问题上，参与者之间达成了高度共识。

以往的文学史研究总是将思想改造视为政治权力运作的结果，但就1920年代中后期的政治环境与创造社成员的表现看，此结论还需斟酌。根据《创造月刊》1928年第1卷第8期的编后“余谈”，郭沫若的《英雄树》大致写成于1927年10至11月间。几乎同时，身处日本的李初梨在某次与成仿吾的谈话中，公开阐述了自己的无产阶级文学观。[6]305那时，中国共产党正夺取革命领导权，特别是“四一二”事件爆发后，党内“左”倾思想泛滥，大部分领导人都存在轻视、排斥知识分子的问题，对其自行展开的理论活动不置可否。即使之后有了往来，也主要是通过党员参与文学社团活动来进行整体性的文化指导，却非后来那样“自上而下”的组织化管理，对其他成员起到的引导、规范作用其实相当有限。

因此，郭、李二人对阶级意识、阶级文学和阶级立场转换等问题所作出的不同探索，以及其他左翼知识分子对“留声机器”之争的回应，既非组织安排的“双簧戏”，也不会受到外部政治力量的直接干预。那么，他们这么做的动机又是什么？

首先，“大革命”失败后，左翼知识分子迅速作出判断，革命并未终结，而是迎来了新的历史阶段：“资本主义已经到了他的最后一日，世界形成了两个战垒，一边是资本主义的余毒法西斯蒂的孤城，一边是全世界农工大众的联合战线。”[7]问题在于，知识分子普遍与此革命形势脱节。如李初梨认为“中国革命的顶重要的特点，除了他内在的特殊性而外，是在于它抬头于国际资本主义急激地没落的今日”，所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丧失了原有的革命性。[8]郭沫若同样指出中国阶级革命已与“世界的要求是达到同等的地位了。资本主义逐渐发展，看看快要到了尽头”，知识青年必须“把时代的精神提着”，而不能成为“时代的落伍者”。[2]9-10

这种试图追赶时代主流的精神焦虑，很大程度上源于传统士大夫忧国忧民的“经世”意识。据余英时考证，中国知识分子自登上历史舞台起，就以“道”的承担者自居：“孔子以后，百家竞起，虽所持之‘道’不同，但大体言之……都以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为最后的归宿之地。”[9]对“道”的坚持和“传道者”身份的认同，哪怕是在“五四”时期传统名教纲常遭到毁灭性打击的情况下，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10]从这个角度看，主动提出转换自身阶级立场，显然内含着左翼知识分子在时代剧变中维持其“传道者”地位合法性的努力。如李初梨对“自然生长”的革命意识的批评，对理论斗争的重视，以及对列宁“外部注入社会主义意识”观点的推崇，[5]478显然有利于论证“革命智识阶级”之于无产阶级文学和革命运动的先锋作用。又如成仿吾认为，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必须停止过去那种“浅薄的启蒙”，这样才能“贡献全部的革命的理论”，解答“‘干什么’的问题”，同时指导大众“从那里干起。”[11]郭沫若的表述或许更为明显，他指出知识分子“方向转换的过程”是“接触了悲惨社会，获得了宁牺牲自己的个性与自由为大众人请命的新观念”。[3]166这些针对知识分子阶级意识转向的论述，根本上表现的还是社会精英对其“传道者”身份的自觉。

其次，在中国的士文化体系中，“经世”往往和“致用”联系在一起。知识分子感兴趣的“不是无实际用途的抽象的辩论”，而是作用于现实的具体化思维。[12]101对此，陈寅恪曾有过如下总结：“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13]换言之，他们介入现实世界不是为了从中提炼出某种抽象的哲学辩论，而是以实际行动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终目标。李泽厚将这种“尚用”的思想模式概括为“实用理性”，即“事事强调‘实用’‘实际’和‘实行’，满足于解决问题的经验论的思维水平”。[14]320他又指出：“这种理性具有极端重视现实实用的特点，即它不在理论上去探求讨论，争辩难以解决的哲学课题，并认为不必要去进行这种纯思辨的抽象（这就是汉人所谓‘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重要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妥善地处理它。”[12]30

纵观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思想史和政治史，我们很容易发现，近现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对各类“主义”及其意识形态话语的拥抱或排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是否有助于解决当下社会和国家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比如，“五四”以来对西方资产阶级“个人”意识的鼓吹，就是为了以“自由意志”打破封建宗法制度的思想桎梏，在理论上重新确立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前提和基础。[15]但是，这也决定了一旦“社会革命的潮流”发生变动，以个人主义为代表的“布尔乔亚意德沃罗基”就会出现“很显然地消沉”。[16]郭沫若的思想转型正体现了这一点。他因在《女神》《凤凰涅槃》《女神之再生》等早期作品中表现出“狂飙突进的反抗精神”和“自我新生的强烈愿望”，一度被视作现代文学中个人主义思潮的典型；[6]299但恰如识者所言，这些“个人抒情往往不是立足于个人遭遇的改善而是对整体的生存境遇的关怀，不是聚焦于艺术独立的目标而是艺术力量的实现”，[17]体现出作者“对于时代和社会的热烈关心”。[18]因此，当亲历五卅惨案与“宜兴之行”的作家逐步意识到“个体”自由已经无法满足新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迫切要求时，他就会主动将之边缘化，甚至反过来加以批判。

与此同时，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其逻辑上的强大说服力，既契合了知识分子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想象，又以一种理想化的方式超越了西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历史症候，更重要的是，以其“切实可行并已见成效（十月革命）的具体行动方案和革命的战略策略”[14]31吸引了郭沫若的注意。在给成仿吾的信里他写道：“这真是最理想的世界最完美的世界。这种世界是一个梦想着的乌托邦吗？是一个唯美主义者的象牙宫殿吗？芳坞哟，不是！不是！我现在相信着：它的确是可以实现在我们的地上的呢。”“我从前只是茫然地对于个人资本主义怀着憎恨，对于社会革命怀着的信心，如今更得着理性的背光，而不是一味的感情作用了。”既然如此，那么遵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呼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从前深带个人主义色彩的想念全盘改变”，[19]也就是推动革命走向成功的必然选择。

三、“留声机器”之争的历史影响及反思

1928年5月，《创造月刊》刊出郭沫若《桌子的跳舞》；同年7月，中共上海文化工作者支部成立，李初梨等人陆续加入共产党，转变为职业革命家；9月，李初梨的最后一篇直接讨论留声机隐喻的论文《自然生长性与目的意识性》在《思想》月刊第2期上发表。至此，关于“当还是不当留声机器”的正面讨论逐步停止。

虽然规模有限，且参与双方因属同一阵营，在观点表达上也较为克制，但论争仍然在左翼知识分子、乃至现代知识分子群体中造成了多方面的影响。

第一，客观上，论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与无产阶级革命思潮的形成。如前所述，面对1927年后社会力量的急速分化，知识分子一方面急迫地寻求思想转型，一方面又缺乏“明确的理论构想”，面对“不断变形的、神秘的、怪物般的”现实，找不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20]如成仿吾在1927年初的《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中，已经意识到了革命方式随社会情势变化而变化的必要性，但对于“如何革命”以及“革命什么”这些“更重要的问题”，却“没有具体的计划”。[21]

此时，“留声机器”之争所提供的理论资源和革命思路，就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特别是郭沫若和李初梨的大部分观点，其实直接来自河上肇、福本和夫、青野季吉等1920年代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代表性人物。对于国内知识分子来说，这些崭新的理论不仅闻所未闻，它们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革命路径的重构，看起来也极为合理。事实上，许多知识青年正是经由这次论争的“启蒙”才自觉投身到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当中。据左联成员杨纤如的回忆：“后期创造社的出现，给中国文坛以很大的震动，也给中国无产阶级文学事业起了奠基作用。那时全国青年，激于对蒋介石窃取国民革命胜利果实、破坏中国革命进展的义愤，莫不彷徨、苦闷而思于寻光明出路。一旦后期创造社出现，青年们可以说忽然发现一盏明灯。我所知道……因读了《创造月刊》而走上革命道路者，大有人在。”[22]

第二，以此次论争为起点，自发的阶级立场转换逐步成为左翼知识分子确立革命身份合法性的重要标准。直到1926年左右，还少有知识分子注意到革命中的阶级思想问题。如成仿吾在《革命文学与他的永远性》中称“革命是一种有意识的跃进。不问是团体的与个人的，凡是有意识的跃进，皆是革命。”他还认为：“革命的文学家，当他先觉或同感于革命的必要的时候，他便以审美的文学的形式传出他的热情。”因此“广义地说时，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多少总可以说是革命的。”[23]但在1928年初，他却开始撰文反对将“革命的情绪”作为衡量知识分子革命与否的基本标准，而是提出了“由批判的努力把旧的意识形态奥伏赫变”的改造要求。[24]

这种以阶级意识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价值取向并未随“留声机器”之争的结束而改变，相反，作为重要的“认识装置”，它不仅参与建构了对现代知识分子整体性的负面想象，也构成了左翼知识分子持续性自我改造的直接动机。比如丁玲在《一九三〇年春（之一）》里以觉悟者的口吻否定了小资产阶级文学活动的意义：“我现在明白了，我们只做了一桩害人的事，我们将这些青年拖到我们的旧路上来了。一些感伤主义，个人主义，没有出路的牢骚和悲哀！”[25]在1940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入伍》里，她又借“新闻记”徐清的形象讽刺了知识分子在面对激烈革命斗争时表现出的自私自利与懦弱无能，并表示“这种知识分子不可爱，部队里面农民出身的红小鬼才是好的，我们应该向那个红小鬼学习。”[26]同年，何其芳发表《论“土地之盐”》，毫不客气地批评当时的延安知识分子“儿童似的自我中心主义”，“总以为自己想得很深沉，迷失于一个自己虚构的迷津”，实际却“软弱无能，容易迷失”。至于解决方法，则是主动克服“个人主义”思想，“对一切的知识投射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27]

由此可见，在外部政治力量介入之前，左翼知识分子中间早已形成了自我批判的思潮。或者说自“留声机器”之争后，他们从未停止在阶级思想层面表达自我改造的精神诉求。也正因如此，不论在之后的文艺运动中遭受了多大的政治压力，这些知识分子都不会去质疑“思想改造运动”本身的合理性，相反，在“把过去很多想不通的问题渐渐都想明白了”[28]以后，他们会更加真诚地投入到对自己、对他人的改造中去。

第三，由于讨论展开的并不充分，“留声机器”之争中“如何改造”这个关键性矛盾没有得到真正的解答。仅从表面上看，李初梨的“自然生长”和“目的意识”理论显然更新颖、对群众思想状态的描述也更具说服力。但这样一来，无产阶级和无产者的能指就分裂了，“无产阶级意识”和无产者之间不再存在任何直接联系，前者实际上被悬置为一个自我指涉的话语符号，进而内化为知识分子的主体性问题。同时，停留在“为自己及自己的儿女，却不能为未来的generation斗争”[5]477阶段的工农大众将反过来变成“革命智识阶级”的改造对象。

悖论的是，左翼知识分子发动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合法性，又恰恰建立在对现实工农大众革命觉悟和革命力量的想象上。如郭沫若形容“普罗列塔利亚特”的生活“是一刀是一刀，一枪是一枪的明火战争。他们是非常严肃……他们的生产力，爆发力，是以全生命全灵魂为保障的”。[29]又如钱杏邨激烈地批评鲁迅笔下的阿Q形象，因为他确信“现在的中国农民”不但有了“很严密的组织”，且他们的“革命性已经充分的表现了出来了，他们反抗地主，参加革命”等种种活动都是“有意义的，有目的的，不是泄愤的，而是一种政治的斗争了”。[30]于是，“向工农学习”天然地构成了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一部分：“你们不想觉悟则已，你们如想觉悟，那吗你们请去多多接近些社会思想和工农群众的生活，那你们总会发现出你们以往的思想的错误，你们会翻然豹变，而获得一个新的宇宙观和人生观。”[3]167

悖论的出现，或许与左翼知识分子对革命理论的准备不足有关，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落后的生产关系与先进的革命理念之间无法弥合的错位。当现实中的普通工农群众还无法真正承担起阶级革命的重任时，满怀“经世思想”的左翼知识分子就自觉扮演了革命意识的动员者和阶级思想的落伍者的双重角色。这种错位本身正是作为后发现代性国家的中国所面临“现代性困境”的具体表征，这也意味着，“留声机器”之争的发生，包括左翼知识分子在“如何改造”上的意见分歧，就不止是“大革命”失败的偶然结果。事实上，直到1942年的“延安讲话”，毛泽东仍然沿着“向工农学习”和“启蒙落后大众”两个彼此矛盾的方向阐述思想改造的必要性。而“人民文艺”的内在复杂性，也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十七年”中知识分子作家改造者/被改造者叙事身份的反复交替，以及相应叙事原则的不断变化。这是今天的研究者需要格外注意的。

四、结语

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在体制化、组织化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史的角度看，恰恰是郭沫若、李初梨等后期创造社成员在1920年代末自发地提出了阶级立场转换的改造要求，并得到其他左翼知识分子的认可。就其动机而言，这一要求的提出与当时的政党活动并无直接关系，而是体现了左翼知识分子“经世致用”的思想传统和在新革命语境下维持“传道者”身份的努力。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由于理论准备的不足，也由于中国特殊的“后发现代性”境遇，他们在解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时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以至于在想象具体的改造方法时出现了分歧，并因此引出了“留声机器”之争。最后，这次论争不仅在客观上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其内含的知识分子革命观更在某种程度上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形成了“共谋”关系，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此后文艺运动的主体构成和发展方向。


注释：

参见《格物杂说》，《格致丛编》1890年第4期。转引自[德]史通文著，王维江、吕澍译：《在娱乐与革命之间》，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版，第45-46页。

参见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上），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90页。

1928年1月1日《英雄树》发表，1月17日李初梨写成《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该文于2月15日的《文化批判》发表。另据年谱记载，2月10日，成仿吾至郭沫若家中，“并约了李初梨等人来谈话”。具体谈话内容不得而知，但即便此时他们说起了对留声机隐喻的不同理解，也不会对彼此最初的观点构成影响了。参见林甘泉、蔡震主编：《郭沫若年谱长编》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21页。

“我从前是尊重个性，景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的一两年之内与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略略有所接触，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的人要来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总不免有几分僭妄。”郭沫若：《文艺论集序》，《郭沫若研究资料》（上），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171页。

参见张广海：《再论后期创造社与福本主义之关系》，《汉语言文学研究》2016年第7期，第62-70页。

比如毛泽东关于“普及”和“提高”辩证关系的讨论。参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9-8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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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丁玲. 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M]//丁玲全集：第7卷.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75.

[29]麦克昂. 桌子的跳舞[C]//“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267.

[30]钱杏邨. 死去了的阿Q时代[C]//“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142.

The Generation, Divergence and Historical Influence of Left-wing Intellectuals’ Remolding Consciousness Center on the Phonograph Debate

ZHANG Tao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Media,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1928, the debate of to be or not to be a phonograph happened among the members of the later Creation Society. Without the intervention of political discourse, these left-wing intellectuals spontaneously reached the consensus of denying individualism and accepting the Marxism-Leninism, which reflecte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scholar-bureaucrats’ thought of pragmatism in the new historical context. Due to the insufficiency of theoretical preparation and the special situation of post-modernity in China,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among the left-wing intellectuals in terms of specific reform methods. This argument not only publicized the theory of proletarian revolution, but also had a great influ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