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凯：毛泽东为何将鲁迅定义为“共产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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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的成立历来被认为是现代文学史中的标志性事件——它代表左翼文化运动的真正开端和代表性形态。然而，“左联”一方面占有崇高的历史位置，另一方面，自“左联”成立之日，对其质疑、批评的声音就没有中断。这种批评不仅来自左翼文学的反对者，也来自革命文艺阵营内部，既有理念层面的，也有实践层面的。这些批评后来被归纳为“左联”的一系列“历史局限”：“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忽视文艺创作等等。时至今日，在权威的历史书写中，一方面强调“‘左联’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文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另一方面则承认它“始终是一个比较狭小的团体”。问题是，如何理解这样一个规模有限，大部分成员年轻、幼稚，影响范围受到当局压制的文艺团体被认为在历史中有标志性意义？

在过去的权威解释中，“左联”成立的最大意义在于它标志着共产党直接领导文艺运动的开端。周扬在《继承和发展左翼文化运动的革命传统——在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一文中就提到：

党在“五四”时期对文艺战线还只有思想的影响，到了“左联”时期才进行了组织领导，并以自己的成员为核心成立组织，这是党不仅从思想上、而且从组织上领导文艺的开始。从此，革命文艺事业就成了有组织有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了必不可少的可以依靠的一个方面军。

这里暗含的标准是：真正的革命文艺是“有组织有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任何自发的革命文艺只是这一标准形态的前奏；而代表了“有组织有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是无产阶级政党。强调党对文艺的思想、组织领导与决定作用，这是自延安整风运动后逐渐强化的标准，由此奠定建国后“一体化”文艺体制的基石，同时也成为书写革命文艺历史的标杆。

然而，就无产阶级政党本身而言，文化与政治的关系，革命文化与革命政治的关系，并非自始至终都被简单化约为革命政党对文艺的直接领导。毛泽东写于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并没有把革命文艺的发展、深入描述成革命政党领导、组织的结果。相反，毛泽东在文中强调的是在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展开的同时还需要一个“文化革命”——这个文化革命不是被政治革命完全收入内部的文化实践，也不是完全被政治革命所规定的文化实践，而是和政治革命产生自同样的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它有着自己的发展脉络，甚至在一个历史时期可以取得与政治革命平行的发展形态：

这一时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围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吗？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毛泽东这里指出的事实——文化革命是在“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的条件下展开——实际上意味着文化革命的实践并不是一种政治实力意义上的实践，也并非依托政治实力的文化实践。文化反围剿的成功是一种思想斗争意义上的成功，这种思想斗争并非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的附属物或副产品，而是建立了相对独立的资源与展开方式，否则难以解释为什么实力微弱的文化革命能够独立地深入。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一方面毛泽东强调共产党人作为共产主义思想的代表在思想革命进程中占据领导地位，另一方面举出的“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却是鲁迅，而非共产党人。毛泽东将鲁迅称为“共产主义者”。但，如果“共产主义思想”的衡量标准是对马列主义理论的掌握程度，“共产主义者”的衡量标准是参与革命组织的自觉意识，那么，鲁迅恐怕称不上标准的“共产主义者”，更称不上以共产主义思想引导的文化革命的主将。因此，产生了“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思想”的决定性因素不单是革命政党自觉的革命理论，它更指向在中国近代以来自身的历史、思想条件下所产生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因素。这意味着，“共产主义”是一种决定性思想因素和实践因素，但它并非只有革命政党的单一来源，它同时也是被更具决定性的历史、思想态势培养出来的。在前者看来，后者的文化革命意识或许是“自发”的，但毛泽东强调的恰恰是这种自发的文化革命立场取得了与革命政党的革命方向高度的一致，甚至它可以产生一种更真实、深刻的革命自觉意识。

毛泽东将鲁迅树立为“文化革命的主将”，一方面看重他的革命意识集中代表一种普遍的、民族性的革命意识，这种革命意识并非来自外来的革命理论，而是从中国自身的历史脉络和现实感觉中生长出来的。另一方面，毛泽东看重的是鲁迅革命意识的彻底性，那种不妥协的立场：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在毛泽东对鲁迅的高度赞扬中隐含着对文化革命与政治革命关系的某种翻转性理解——文化革命不被简单视为政治革命的衍生物，而是产生更彻底、根本的革命政治的动力与场所。这一原理并非单纯由于鲁迅的存在和成就而被意识到，它其实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化政治形态的历史性总结。同时，它也不是新文化运动中思想决定论的自然延续，而是经历了革命政治与革命文化的分离之后在新的革命阶段重新结合的尝试。

所谓“革命政治与革命文化的分离与再结合”是指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作为原点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同时孕育了革命性的文化形态和政治形态，这使得革命政治与革命文化的最初形态具有相当的同质性——体现为五四后期产生的政治团体与文学团体的一致性。而新的革命政治的独立过程是力图使自己从散漫的文化性团体（实践）中区隔出来——体现为革命团体的职业化，实际工作者、职业革命家与文化青年的分离。同时出现的是新文化实践展开的不顺利，在现实中遭遇的挫折使得1920年代中期大批文化青年转向政治青年。大革命时期，实际革命的展开将文化工作者包裹进政治革命内部，但这是以后者暂时放弃自己的主体状态为前提，外在化的革命政治未能有效从文化实践中吸取滋养，革命者和文学者的主体状态发生现实碰撞却并未产生新的内在结合体——体现为大革命时期新青年的精神分裂状态。而大革命的失败，革命政治对知识阶级的排斥，知识阶级对革命政治的怀疑都使得1927到1929年期间革命政治与革命文化实际以各自独立展开的方式发展。表面看，这一时期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观念的风靡是对激进革命的积极配合，但其中蕴含着思想革命、文化革命形态相对实际革命的分隔。这一时期，政治革命与文化革命都是激进的，但是一种在各自领域、逻辑中的激进，因而这种激进反而更快、更充分地暴露了各自的局限。就此而言，“左联”的成立与其说是两种激进状态的结合、会师，不如说是双方反激进的、现实主义因素的结合——对共产党而言，新的政治现实主义因素是意识到新的革命高潮无法马上到来，要在暴动式革命之外寻找公开斗争的途径，在单一的武装斗争、政治斗争之外寻找文化斗争的同盟军；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而言，逐渐凸显的现实主义因素是，依靠理论斗争树立纯粹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作为运动主体只能使运动限于狭小的范围内，纯粹无产阶级思想的要求使得运动甚至不能有效触及文学青年与新文化知识分子的圈子，更不用说达到一般民众范围，因此，从“分裂组合”到建立“联合战线”成为势所必至的倾向。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文艺界建立“联合战线”的建议并非由革命文艺界提出，而是由革命政党提出。而且，恰恰由于是由革命政党提出并加以组织手段的推行，才使得这一“联合战线”不至沦为空洞、无效的一般文学团体。另一方面，恰恰由于“左联”中包括了鲁迅、郁达夫、茅盾这样的非政党背景作家才使得这个“统一战线”避免成为党派作家的同质性组织，而具有非同质化的丰富性——一定程度的异质性是“统一战线”的成立前提与意义——能够真正具有文学视野下的现实感和实践性，从而使得它超越政治革命的视野、方式，形成与后者的相互补充。

因此，“左联”这一历史形态所预示的文化革命的实践方式不是之前革命政治与革命文化分离趋势的延伸，它具有转折意义。此转折的前提是政治革命与文化革命暴露其各自独立发展的内在限制和危机，而它的形态是，在两者结合中，政治的现实主义因素与文化的现实主义立场成为纠正对方领域内在弊端的决定性因素，它们彼此构成对方领域无限度自我发展的限制。丧失这种相互的限制，都会导致这一结合形态的不平衡。在这一形态中要同时面对政治的现实感和文化的现实感，这使得对这两者的思考不再能简单分离。在日后鲁迅、瞿秋白等人关于左翼文学实践的现实思考中甚至不断产生可以回应革命政治的政治原理性因素。这是一种文化与政治在革命形态中重新取得有机联系的尝试。

当革命政治与革命文化在新的革命阶段（延安时期，社会主义时期）产生新的结合需求时，它们结合的基础不能简单理解为革命政治的简单扩张，或向文化领域的渗透、压迫，而是由“左联”所奠定的模式：以政治革命与文化革命的各自局限为前提而结合，在文化领域中注入政治性现实，同时在文化实践中生产推动革命政治的实践与原理。虽然这一模式在“左联”时期所展现的有效性相对有限，但它仍然具备雏形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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