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媒大学校史 “文革”期间的北京广播学院（1966—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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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文革”期间的北京广播学院（1966—1976）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发生的十年动乱,使国家遭受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这场动乱中，教育战线首当其冲，是遭受破坏的“重灾区”。北京广播学院则是“重灾区”中的“重灾户”。

自1966年5月10日，北京广播学院第一次被点名，到1971年北京广播学院完全停办。五年时间里，北京广播学院如同这个时代的其他院校一样，被急速卷入“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人心惶惶、动荡不安。1966年7月，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前后三次来到北京广播学院，支持造反派夺权，分裂师生队伍，挑动学生斗干部，诬陷学院主要领导，全盘否定学院的工作，造成学院内部的极大混乱和严重后果。

1969年，林彪发出战备疏散“一号命令”，北京广播学院师生员工被迫迁往河北望都。

1971年7月，北京广播学院被强令撤销。

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后，周恩来总理在毛泽东主席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北京广播学院1973年得以恢复重办，经过一年多的筹备，终于在1974年恢复招生。在恢复筹备阶段，面临的困难比学院建设之初更为严重：被遣散的教职工难以全部“归队”，被瓜分的图书资料、教学仪器设备、教室课桌和宿舍床铺不能“完璧归赵”，大部分校舍被占用。校园内，疮痍满目，百废待兴。

肩负复校的干部和教职工，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作出巨大的努力，重新建设北京广播学院，并在极为简陋的条件下边建设边办学，虽然这一阶段仍然摆脱不了“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学院还是尽力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人才。并于1975年开办艺术专业，挑选毕业于艺术

院校的演职人员担任教师，主要是从工厂、农村、部队中招收工农兵学员。

第一节“文革”前期的重创
“文化大革命”初期，“四人帮”直接插手北京广播学院，诬陷学院为彭真等人的“黑基地”，把几乎所有的领导干部打成“黑帮”，直至强令停办。

一、最早被点名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1966年2月，林彪委托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下达经过毛泽东主席定稿的《座谈会纪要》，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定下了基调。4月16日，《北京日报》发表批判“三家村”（指邓拓、廖沫沙、吴晗）的文章。四月下旬，学院根据北京市委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于1966年4月26日决定成立由五人组成的“文化革命小组”，倪正义为组长，袁方为副组长兼“文化革命”办公室主任。

1966年5月10日，姚文元在《解放日报》《文汇报》上发表《评“三家村”》的文章，此文批判邓拓同志的《长发的奇迹》时写道：“北京广播学院一个同学来信，这个同学也是被资产阶级思想支配了，满脑袋低级趣味，专门注意公共汽车上某个女人的头发多么长，要邓拓说说这样的长发对我们有什么启发，邓拓立刻写了一篇‘腐烂的典型的阿飞’作品。这不是引导那些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人进一步走向腐败堕落、演变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么？”在这篇文章里，姚文元挖空心思、无限上纲，给邓拓、廖沫沙、吴晗等人捏造了许多罪名。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北京广播学院最早被点名，随后受到株连，被“造反派”诬蔑为“北京广播学院所推行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青年学生的毒害”。

5月20日，北京广播学院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听取丁莱夫传达“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后，“文化大革命”运动席卷全国，北京广播学院也像全国其他学校一样，急速卷入“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学院党组织瘫痪，系主任、处以上的领导干部，甚至包括一般的政工干部、班主任，一夜之间大多数都变成了“黑帮”“牛鬼蛇神”，很多人被批斗，戴着高帽子在校园“游街”。

鉴于北京广播学院党委受“造反派”的冲击无法工作，中共北京市委和中央广播事业局根据中央有关指示精神，于1966年6月14日向北京广播学院派出以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李哲夫为组长，政治部副主任王殿举为副组长（后又加派刘洪玉为副组长）的工作组，代行院党委职权，试图扭转混乱局面，将运动控制在一种有序的运行轨道。但于6月20日起，西校师生员工全部搬迁到东校集中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工作组受“造反派”冲击，几乎发挥不了作用。

二、中央文革小组三次来北京广播学院
1966年7月，一些造反派学生拼凑材料，捏造事实，污告学院工作组“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并通过中办一个负责人向毛主席呈送造反派材料。此后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说：“广播学院、北师大打人问题，有人怕挨打，叫工作组保护自己。没有死人嘛！左派挨打是锻炼。总之，工作组是一不能斗、二不能改。半年不行、一年也不行，只有本单位的人才能斗、才能改。斗就是破，改就是立。”

7月5日外语系学生贴出“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大字报。矛头指向工作组，实质上是取消党委的领导。少数学生和教工认为这场辩论是打击左派，镇压学生运动的“反革命事件”。有的学生到国务院告状，并由部分学生写成材料通过当时中办某些领导把材料呈送主席，毛主席要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到北京广播学院看大字报。

7月22日，毛主席对各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成员谈话时，再次提到“广播学院被打一百多人”的问题，要求到会同志到北大、广播学院去看大字报，到出问题最多的地方去看一看。

7月23日，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到北京广播学院接见造反派代表，对他们“受工作组迫害”表示慰问；7 月 24日，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到北京广播学院，召开全院大会。公开支持“造反派”，肯定“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宣布工作组是右派工作组，决定撤销工作组，由造反派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

7月27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姚文元再次到北京广播学院，召开大会，宣布成立“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姚文元在讲话中竭力攻击工作组和党委书记左荧，号召造反派“彻底清算工作组的错误路线”。

1966年8月8日部分学生开始陆续到全国各地进行“大串联”活动。此后，北京广播学院陷入全面混乱，左荧、顾湘、袁方、聂丽兰、康荫、黎沱、高而公、温济泽、徐恒、石岳俊、陈应隆等大批老干部、老教师遭到残酷迫害。

温济泽

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任教（1960—1999）

高而公（1920-1976）

1959年调到北京广播学院，任新闻系采访教研组长，后任研究员，是中国广播事业早期的新闻工作者之一。

面对中央文革的所作所为，北京广播学院绝大多数师生员工都感到气愤不满和抵制。1966 年 8 月 14 日，政治理论教研室教师刘振国、沈禄庚和加纳留学回国的研究生王勃文三人联名给毛主席写信，内容大致有三点：

第一，反映了北京广播学院经过两个多月的“文化大革命”现在一片混乱，诸如党委领导已经瘫痪，正常教学秩序全部打乱，多数干部被冲击，靠边站、挨批斗，现在是群龙无首，人人自危，这种亲痛仇快的事不能再继续下去。

第二，中央文革小组来北京广播学院不分黑白、主观武断、乱扣帽子的做法，使本来就已混乱的局面更是火上浇油。他们这样做不仅与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相违背，而且有损于毛主席的崇高威望。

第三，为工作组鸣不平。认为以李哲夫同志为组长、王殿举同志为副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广播学院虽然不到半个月，但混乱局面得到初步遏制，他们没有给运动定框框，怎么能说是“右派工作组”呢?更不应该说他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这封信所反映的意见，应该是当时绝大多数人的看法，老师中有，学生中也有。9 月底新闻系 1964 级编采班学生曹瑞德化名“险峰”贴出了大字报《中央文革必须来我院检查》，认为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广播学院拉一派，打一派，使群众中的对立情绪越来越严重，中央文革要对北京广播学院群众斗群众的分裂状况负责，只有中央文革来北京广播学院检查，消除影响，才能使广大群众团结起来，运动回到正确轨道上来。因为中央文革来北京广播学院最早，所以北京广播学院也最早贴出了矛头指向中央文革的大字报。中央文革的倒行逆施，并没有因为大多数人的反对而收敛，而是变本加厉。

11月2日北京广播学院的一批造反派学生，以要求工作组处理“黑材料”为借口，冲进中央广播事业局机关，砸坏政治部干部处二科的文件柜，殴打保护档案的干部。周恩来总理打电话制止，要求学生撤出。张春桥、姚文元赶到现场，指责丁莱夫、李哲夫支持学生造反。

1966年12月9日，社会上有人发起召开纪念“一二九”，痛打落水狗大会，喊出“踢开中央文革，自己闹革命”的口号，社会上反对中央文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就在这时，中央文革掌握舆论工具，发表社论，反击所谓“十二月黑风”，把对中央文革不满的言行说成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很多人遭受到残酷的迫害和批斗，当时有人指责北京广播学院是“炮打中央文革的急先锋”。刘振国等人的信毛主席没有看到，落到中央文革手里，后果可想而知；曹瑞德的大字报，也株连了许多人。

三、一月风暴
1966年12月10日，张春桥、姚文元在中直礼堂接见北京广播学院“造反派”学生代表，鼓励“造反派”夺中央广播事业局的权。在他们鼓动和指使下，1967年1月14日北京广播学院的学生造反派，伙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些人，从另一派手中夺取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领导权。北京广播学院一部分学生还组成了各种战斗队，分赴部分省、市、自治区广播电台，联合当地“造反派”造反夺权。这在当时被称为“一月风暴”。

    1月23日，毛主席就中央广播事业局被造反派“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夺权问题，再次提到北京广播学院。毛主席说：“中央电台的革命同志夺了权，很好。听说现在又要分裂，内部吵，还有广播学院。革命派掌了权又要分化，要劝他们以大局为重。要搞大团体主义，不要搞小团体主义。”
1月25日在人民大会堂，有人向江青汇报学院学生到地方台造反的情况和学生造反派制造的“1﹒14”二次夺权的情况。听完汇报后江青对周总理说：“我看广播学院没有必要办。”

1月27日“临时文革”“北京公社”少数头头召开全院大会，宣布夺取党政财一切大权，会上宣读了“夺权宣言”和一号至七号“公告”，紧接着向各系、处派出了“勤务员”实行“监督”，或称 “红管会”。

四、被指为“黑基地”
为了制止高等学校等部门出现混乱状态，中央指示各领导部门向学校等单位派遣“军训团”和“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领导运动。北京广播学院也派来了以“叶大宏”为首的“军训团”；之后又派来了“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他们努力做了些制止派性斗争、促进联合的工作。1967年9月，人民解放军军训团奉命进校，调查了解学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1968年8月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和“军宣队”）奉命进驻北京广播学院，接管学校的党、政、财、文大权。8月24日，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工宣队、军宣队进校后，组织了各种形式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促进两派革委会头头和群众实行大联合，当时对稳定局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在当时形势下不可能有更大的作为，这期间，工宣队、军宣队领导也被多次更换。

1969年5月12日，坦桑尼亚要建海军，要派北京广播学院学斯瓦西里语的学生支援。 5月20日江青在军委办事组给中央关于从高校选调到部队工作的报告上，在“广播学院”几个字下批示：“这原是彭真等基地之一”。于是从六月中旬起，驻院工宣队、军宣队贯彻江青的“批示”在北京广播学院掀起了“砸烂黑基地”的高潮，全盘否定北京广播学院创办七年的成绩，混淆是非，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黑线”“黑帮”“黑爪牙”“黑苗子”的字眼到处可见，一大批领导干部被诬陷。党委书记左荧、副书记顾湘、组织部部长聂丽兰等领导干部被诬陷为“修正主义集团”。“砸烂黑基地”给北京广播学院带来新的灾难。

五、学院停办
1969年10月，林彪发出战备疏散“一号命令”，北京各大专院校纷纷迁出北京。10月30日驻北京广播学院工宣队、军宣队指挥部给中央广播事业局军管小组写了《关于撤销北京广播学院的报告》。报告建议北京广播学院不再继续开办，将学生统一分配，教师、干部、职工统一安排，或下放“五七”干校，其理由是：（1）电台、发射台值班员，维护人员完全可以选拔有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复员转业军人以及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2）新闻系在学校中培养不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战士和新闻工作者。广播事业所需播音员、编辑、电视等工作人员，由使用单位在当地“工、农、兵通讯员”和“土记者”中选拔优秀分子。（3）外语系不再是为广播事业培养外事工作人员，目前所需亚、非、拉各语种，可考虑与其他学院合并，进行合理调整。（4）各地电台所需人员可开办短训班培养各类所需人员。

武子芳（前排右二）等在“五七”干校

11月4月，中央广播事业局军管小组根据“战备疏散”的有关精神，决定北京广播学院师生员工迁往河北望都县张庄，参加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搞斗、批、改。翌年8月才返回学院，历时达9个月。

1970年 2 月 23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军管小组向中央报送《请求停办北京广播学院的报告》，8月至9月所有的学生陆续被分配到各地，11月9日全体教职工413名（除留守北京外）下放到河南淮阳中央广播事业局“五七干校”参加劳动煅炼。北京广播学院教职工被编为五、六、七三个连队和一个工业排，编在五连的还有李哲夫、王殿举以及他们领导下的中央广播事业局政治部全体人员（除少数留守外）。北京广播学院原有校舍交给双桥设备制造厂，教学设备、图书资料均调作他用。

1970年5月12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军管小组再次向中央报送《关于北京广播学院停办的请示报告》，同年7 月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决定：北京广播学院试行撤销。至此，北京广播学院完全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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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史撷英（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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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艰难复校
除了师资与人才流失问题，北京广播学院的恢复重办还遇到许多棘手问题，如基础设施匮乏与物资回收困难、教材陈旧等问题。北京广播学院原来新闻系、无线电系在西校（两万三千平方米），外语系在东校（两万二千平方米）。到 1973 年学院恢复重办时，西校全部被中央广播事业局技术部门和行政部门占用，东校大部分被工厂占用。图书馆的图书、教学资料和设备也丢失流散，连同桌椅板凳都被周围的单位社队拉走。学院恢复后，教职工办公和教学活动用房十分困难。大、小食堂都被工厂占用，只能利用原木工房做食堂，排队、吃饭非常拥挤。面对这种情况，学院领导除了向上级机关汇报情况，要求尽快改变这种状况外，还号召学院教职工艰苦奋斗、挖掘潜力、千方百计创造办学条件。很多领导和老师一点一点地清理和修补教室，一处一处回收桌椅板凳，还置办了一些新的设备和图书资料等。

1974 年以后，学院开始进行正规建设，力图恢复停办以前的规模，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教材审定、重编以及建设图书馆、实验室；二是建设一支完整的师资队伍；三是抓组织纪律，包括学习纪律。

在教材方面，由于以前使用的教材已经过于陈旧，不符合新的形势，所以各教研室必须要在两年内拿出新的教材。同时由于全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要求北京广播学院开办函授班和大专班的呼声越来越高，为配合1974 年下半年开办函授教育，学院准备在一年之内编写出函授基础课教材，如文科教材、工科教材（电视原理、电视接收机、电视播控技术、广播发送技术、电视发送技术）等有北京广播学院特色的专业课教材。同时建立实验室、电子仪器实验工厂和实习基地。北京广播学院从创办之初就非常重视作为大学“四大课堂”之一的实验实习基地建设；复校后马上组建了“电子仪器工厂”，发展成配套的 4个车间（机加工、制版、绕制变压器、装调等车间）。不仅为教学提供实践场所，而且参与当时全国电视中心设备技术改造，做出了显著成绩，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为学院争取了荣誉。

复校后百废待兴，这些任务落到了中青年骨干教师身上，极大地考验了北京广播学教职工的潜力和热情。复校后的图书馆是空空如也，不得不从各个方面收集图书资料，除了收回一小部分散失的资料外，大部分来自于教育部，以及中央广播事业局图书馆，还有一部分来自私人赠书，如著名作家何其芳一次性就赠给学院4 万册图书，其中有 2 万册珍贵的线装书，学院后来为此专门开辟了“何其芳藏书阅览室”。


何其芳藏书阅览室内保存的线装书

何其芳藏书阅览室牌匾

尽管条件艰苦、环境恶劣，北京广播学院为广播电视系统培训人才的教学活动从未停止过。l972 年夏由原北京广播学院无线电系党总支书记、系副主任黎沱主持，原教务处干部张国英、原无线电系教师周铜山等组织从河南淮阳“五七干校”调回的部分教师，在中央广播事业局的领导下，筹办“广播电视发送技术人员训练班”。训练班先在复兴门外真武庙学院旧址开办，后迁到东郊北京广播学院内五号楼办班。训练班先后办了两期，1972 年招收 60 名，1973年招收 120 名，共计学员 l80多名。训练班学员主要是各发射台的技术骨干，培训目的是为他们在“文革”中被迫中断的业务学习集中补课，进行技术“充电”。1973 年 11月新闻系举办“全国播音员培训班”（高级班），由齐越和沅华主持，培训目的也是弥补播音员在“文革”中被迫中断的业务学习，并研讨了当时存在的问题，例如，如何提高播音质量等。

1973 年北京广播学院在朝阳区定福庄的现址恢复重建。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校园建设速度缓慢。但在全校师生员工的艰苦努力下，从 1973 到 1977年，校舍建筑面积增加了4928 平方米，为学院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第三节 恢复重办后的招生与专业建设
l974 年 11月，北京广播学院恢复招生，原有专业逐步得到恢复。1974 年仍然开办新闻、外语、无线电三个系。1975 年，北京广播学院开办艺术专业。学院挑选毕业于大、专艺术院校的演职人员担任教师，从工厂、农村、部队中招收工农兵学员。

一、招收工农兵学员
l974 年 11 月，条件已经具备，学院开始招收普通班大学生（当时称“工农兵学员”）。按照规定，招生条件是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 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青年干部以及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年龄文化程度的限制，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招生办法是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因为招生对象主要是工人、贫下中农和解放军战士，所以他们入学后，称为“工农兵学员”。首届共招 157 人（其中工科生 57 人），1975 年招生 234人（工科生59 人），学制三年，个别系学制两年。


工农兵学员

工农兵学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产物，对其规定的入学条件、招生办法、学习内容都带有时代的特点。绝大多数学员社会经历丰富，组织活动能力强，学习努力，善于动手实践，但文化基础参差不齐，不大重视基础理论学习。加之教学工作又片面强调“开门办学”，重视实践，轻视理论知识，轻视课堂教学。当时学院不注意系统的理论教学，代之以“典型产品带动教学”的原则，在参加生产劳动的过程中上“现场课”，生产中需要什么内容，教师就讲什么内容，无法顾及到课程本身的科学性、系统性。在这种情况下培养出来的学生，部分人没有达到本科毕业水平。不过，工农兵学员中绝大多数人很珍惜学习机会，学习非常努力；教师也很尽力，他们针对学员文化基础参差不齐的状况，编好教材，认真备课授课，力求教学工作有条不紊。

这个时期的教与学，虽然老师和同学都很努力，但也经常受到“四人帮”的干扰。l975 年夏秋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也殃及了教育界。当时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在广播学院开学典礼上讲了几句要按上级教育部门规定办之类的话，也涉嫌“右倾翻案风”，之后急急忙忙到北京广播学院“小范围”做检讨；北京广播学院党的领导小组组长陈竞寰也在一次大会上为他讲过“大学生就是要读书”的话做检查。

1976年 1 月在沈阳开门办学期间，新闻系播音专业 1974 级学员在辽宁铁岭地区、公社举办播音员短训班。结束时，特邀铁岭农学院工农兵学员张铁生座谈，这位被江青等人捧为“交白卷”的“英雄”口出狂言，讲了许多涉及中央领导人的话。他的讲话录了音，有的学生受张铁生的煽惑，要求在全校播放这个录音。学院领导认为这样做不合适，校园里就贴了很多大字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北京广播学院“回潮”“复辟”。陈竞寰顶住了压力，并派当时主管教学的李振水向北京市委科教组汇报，得到了上级的支持。为了减少影响，不让事态扩大，市委科教组指示：一、磁带由学院党委封存，不得扩散；二、对听过录音的同志或同学要做工作，一个一个地做，要听毛主席的话，按中央的指示办，按市委的部署办，不能再扩散；三、写一个报告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做工作经过，用学院党委的名义正式报告给科教组。报告不要打印，复写两份，一份送市委，一份由学院党委保存。

依靠广大师生员工的努力，绝大多数工农兵学员都完成了预定的学习任务。部分基础比较好，学习特别用功的学生，在“文革”后，经过自学进修，达到本科水平，有的人还考取研究生出国留学，有的成为广电事业的领导和业务骨干力量。


1966—1976 年北京广播学院招生、毕业一览表

1976 年北京广播学院与北京牡丹电视机厂合办“七二一大学”，11 月 24 日举行开学典礼。该大学为广播电视系统和北京牡丹电视机厂培养电视工程技术人员。教师、教材及学历证明由北京广播学院提供，生源方面一部分由北京电视机厂提供，另外一部分向全国招生（实际上也是“工农兵学员”）。按照“开门办学”的教育思想办学。当年招收工科生 56 人，学制三年。第一年教学地点主要是在北京电视机厂，后两年又逐步搬回到北京广播学院教学楼，同年还收文科生46 人。

二、恢复原有专业
北京广播学院恢复招生后，原有专业逐步得到恢复，1974年仍然开办新闻、外语、无线电三个系。1975 年以后，在逐步恢复一些原有专业基础上，又增设了一些新的专业。如新闻系设置采编、播音、摄影三个专业，外语系设置英语专业，无线电系设置广播电视技术专业。1975 年，中央广播事业局致函教育部，将中文播音专业、英语专业等提前单独招生。

11 月 10 日，中央广播事业局致函教育部，要求将广播学院新闻系电视专业学制由两年制改为三年制，后获批准。


北京广播学院复校初期专业设置与增置情况（1974—1976 年）

说明：1974到l976年培养的学生根据国家政策统称为“大学普通班”学历。



三、创办艺术专业
在“文革”后期的 1974 年，中国广播艺术团在一次演出中，国家计委一位领导同志看了演出后提出：“演员老化，应培养年轻人”。艺术团党委认为这个意见是对的，艺术团的发展存在后继乏人的问题。当时大学生分配名额不多，从社会上招人没有指标。团党委提出申请，计委批了100 个名额，从工厂、农村、部队中招收工农兵学员。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组提出自力更生，在北京广播学院开办艺术专业，由学院自己组织教师队伍，挑选毕业于艺术院校的演职人员担任教师，学制两年，办两届；1975 年一届，1976 年一届，共三年时间。艺术专业设有声乐、中西弦乐（包括二胡、小提琴）和表演三个方向。

突飞猛进的发展。1978 年全国“七二一大学”开始调整整顿，被批准保留的进一步充实提高，不具备条件的改为业余大学、企业中等专业学校和文化技术业余学校。1979 年“七二一大学”统一改称职工大学。

艺术专业领导班子由胡军、王荟年、罗奕（后又换姜敏）组成，领导和老师分头去上海、苏州、沈阳、哈尔滨、长春、齐齐哈尔、呼和浩特等地从建设兵团战士、农村插队青年、工厂工人中招收学员。两届学生共 83 人，1975 级 52 人，1976 级 31 人。几年中，除在校学习外，学生还多次去工厂、农村、部队进行艺术实践。在老师指导下，学生举办了综合音乐会，有独唱、重唱、小合唱、独奏、重奏、小合奏，还演出小型话剧、舞蹈等。演出效果较好，获得观众的好评，曾多次被邀请去电视台录像。艺术专业第一届1977 年毕业，第二届 1978 年毕业，83 名毕业生大多分配到中央电视台和中央广播艺术团的合唱团、民乐团、交响乐团和剧团，在多年工作艺术实践中成长为业务骨干和主要演员。


学院领导与艺术专业师生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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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裙中 发表于 2021-3-9 21:23
校史撷英（十六）
作者： 760发布时间：2014-11-17
三、艰难复校

校史撷英（十五）
作者： 951发布时间：2014-11-02
第二节“文革”后期的恢复重办
1973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北京广播学院得以恢复重办。但是此后也还不断受到“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使得教学、科研和其他各项工作始终不能得到正常、顺利地发展。粉碎“四人帮”之后，“黑基地”才得到彻底的推翻，北京广播学院也获得了新生。  

学院师生参加庆祝粉碎“四人帮”游行

一、重整旗鼓
由于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需要以及周恩来总理的过问，北京广播学院撤销一年多以后即开始恢复。1972年12月21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向国务院正式报送《关于继续开办北京广播学院的请示报告》（72广军发政字第 282号）。同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军管小组决定恢复北京广播学院，复校筹备领导小组成立。左荧任组长、刘永嶫、李先候任副组长，小组成员有武子芳、黎沱、由学仁、刘继南。任政工组组长，刘永嶫任教改组组长，武子芳任办事组组长，之后各系成立筹备小组。新闻系筹备组组长苑子熙，成员张文翥、沅华；无线电系筹备组组长黎沱，成员常振铮、周铜山；外语系筹备组组长由学仁，成员刘美兰、邬善新。自此，北京广播学院恢复的序幕正式拉开了。


北京广播学院复校筹备领导小组副组长（1972.12-1974.10）

《关于继续开办北京广播学院的请示报告》中写道：“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我们对于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估计不足向中央写了停办北京广播学院的请示报告。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正式决定撤销该院。近一年来，由于全国广播电视系统专业技术干部需求极为迫切，中央广播事业局本身干部来源亦难解决，加之近年外交路线的伟大胜利，中央有关单位需要亚非拉地区稀有语种干部大量增加，对撤销北京广播学院也有反映，经研究认为，还需继续开办北京广播学院，目前开办条件是完全具备的：（1）原有教职工400人，除34名调出外，其余全在局内；（2）校舍稍加整理即可使用，教室课桌、宿舍床铺、图书资料均没有处理，教学设备、科教仪器，虽有的已用于广播，但中央广播事业局自身可以调剂解决；

（3）开办规模拟设三个系，教职工 350人至400人，在校学生1000人左右。”

1973年3月17日，国务院科教组计字60号文件通知：“国务院科教组同意恢复北京广播学院，由中央广播事业局直接领导，党的工作、政治工作仍归北京市委领导，面向全国招生。其基建投资、经费由主管部门负责安排。”


国务院教科组同意恢复北京广播学院文件

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的核心小组提出了《关于办好北京广播学院的几点意见（草案）》。草案主要涉及以下内容：

第一，要按照毛主席关于“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的教导，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认真贯彻执行“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充分调动全体教职工的积极性和工农兵学员“上、管、改”的革命精神，努力把北京广播学院办成一所社会主义的新型学院。

第二，要在办好本科的前提下，根据中央广播事业局的统一安排，在有关部门配合下，开设各种类型的干部训练班。

第三，遵照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和“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导。

第四，北京广播学院设新闻系、外语系和无线电系。其中外语系以亚非拉非通用语种为主，逐步开设英、法、德，西班牙等语种。无线电系以电视中心和电视发送专业为重点，逐步开设广播中心、广播发送专业。

第五，学生来源：按照毛主席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的教导，招收优秀的工农兵学员，并注意从工农兵通讯社和电台、广播站工作人员中招收学员。

第六，坚持开门办学，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认真贯彻毛主席关于“文科生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理科生“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试验”。可以“走出去”，在农村、工厂、部队、商店、电台、报社选定校外教学、实习和劳动基地，建立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三结合的新体制；也可以“请进来”，有计划地聘请工农兵和有实践经验的同志为校外教师定期讲课。

开门办学，访贫问苦

北京广播学院学生在广西农村学习

第七，为加强宣传和技术业务领导，中央广播事业局各大部口有责任直接与学院各系、教研室、组建立密切联系。各大部口有关宣传政策、文件材料、情况传达等，应吸收有关系、室、组人员参加。

第八，建立一支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必须抓紧教师队伍的思想建设，引导他们坚定不移地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有计划地到三大革命实践中去，自觉地改造世界观。树立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思想，着重解决为谁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要全面落实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严格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充分调动教学人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不断充实和健全教师队伍，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提高原有教师的质量，注意培养和调进从工农兵中成长起来的教学人员。

高唱革命歌曲

第九，遵照毛主席关于“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心的一环”的教导，学院始终应把政治理论学习和政治思想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抓好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深入进行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基本路线的教育。

第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遵照毛主席“要搞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阴谋诡计”三个基本原则。建立一个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革命化的各院、系领导班子。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落实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要发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发扬“五七”指示的光荣传统，树立艰苦奋斗、勤俭办校的思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努力工作，为办好北京广播学院而奋斗。

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的核心小组领导下，学院的筹备工作首先抓了批林整风这个首要任务。通过学习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整风”的一系列指示和开展对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极右实质的批判，进一步提高了对深入开展批林整风重大意义的认识，进一步认清了国内外的大好形势，激发了广大教工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积极性，逐步稳定了思想，增强了办好学院的信心。同时，以批林整风为纲，又开展了教育革命的学习。在学习毛主席教育革命思想、总结自己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组织大部分教师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等十几所院校进行参观、学习。通过这段学习，多数同志进一步树立了“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思想，同时学到了许多好的经验，并搜集了一些教学材料。

国务院批准恢复学院后，北京市科教组主动联系学院，虽然党的关系尚未转过去，但当时北京市的有关活动，市委都通知学院和其他院校一样参加，这也给学院筹备工作很大的鼓舞和支持。绝大多数同志对办好学院劲头大、信心足，有的教师积极着手编写教材；有的系开展了教学计划的深入讨论。无线电系为办好技术部无线电发送干部训练开展了积极准备工作，大部分讲义当时已写出初稿，还有的教师去双桥发射台深入实际，边劳动、边调查、边学习、边修改讲义。学院同时组织三名教师去北京无线电实验厂接受再教育，进行再学习。实验工厂也进行了积极筹建。新闻系为搜集资料，与全国各地报社和电台开展了密切联系，很多单位都积极支持；新闻系还积极筹备开办播音业务学习班和本科教育革命实验班。外语系在教学任务尚未确定的情况下，许多教师仍抓紧时间进行自修，1973 年 3 月还举办了英语学习班，许多教师参加了第二外国语言的学习。学院筹办以来，还组织全校教工坚持每星期两个半天的劳动制度，在校内做了一些必要的修缮和整理。

新闻系学生在北京汽车制造厂学工

1973 年 4月 4 日经过党员投票选举成立北京广播学院党支部委员会，选出支部书记左荧，副书记刘永嶫、李先候。4 月 23 日北京广播学院筹备小组给军管组汇报筹备工作情况和当前存在的问题，汇报中提出急待解决的问题是房子、师资、教学设备。在7 月 26 日召开的中央广播事业局核心小组第三十五次会议上，核心组研究了北京广播学院办学方针和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会议指出要健全北京广播学院领导班子，加强教学力量设备；要根据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和广播业务实际，发动群众讨论和制定办院方针、任务、专业设置、学制等；为适应广播事业的发展，北京广播学院要多培养一些电视专业干部，外语以通用语言和稀有语言结合；为能取得办学的直接经验可适当举办一些小型的专业训练班，发动全局大力支持北京广播学院的工作。

1973年9月1日，北京广播学院向中央广播事业局提交1974年招生工作请示报告，提出预计招收本科及干部训练班230名，其中本科学生170名：编采专业20名、电视摄影20名、播音20名、英语15名、孟加拉语12名、他加禄语12名、斯瓦西里语12名、无线电发送30名、电视播控中心30名。关于短期训练班，如中央电视台和各地方电视台需要培训在职技术干部，无线电系则在局有关部门配合下，招收60名在职干部，其中电视发送训练班30名，电视中心训练班30名。

1974年2月20日，中央广播事业局报送《一九七四年我局关于高等学校专业招生计划建议》（草案）74 广局发政字第 064﹞号中提出：1）北京广播学院培养的各类专业人员，除考虑中央广播事业局的需要和北京广播学院补充师资外，面向全国各省、市广播局、广播电台、电视台。2）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的播音专业、电视摄影专业和外语系的英语专业由于一些特殊需求，希望能提前分配九个地区招生。3）1974年招生计划从原定的 140名增至160名，其中新闻编采30名（原计划20名）、播音专业30名（原计划20名）、电视摄影20名、外语20名、无线电系电视技术专业60名，此招生计划按招生160名编制（原计划电视发送30名、电视中心30名）。

1974年2月28日，中央广播事业局给国务院科教组（74）广发政字第 071号报告中提出：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专业、电视摄影专业、英语专业提前单独招生。

1974年10月30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的核心小组发出关于建立北京广播学院党的领导小组的批复并决定：罗青任北京广播学院党的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何长青（工宣队）、于希林（工宣队）、刘永嶫同志为党的领导小组副组长；武子芳、刘继南、陈宇锴、周铜山、陈山水同志为党的领导小组成员。

11月6日，左荧、倪正义奉调回中央广播事业局工作。

    11月21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的核心小组决定：陈竞寰任北京广播学院党的领导小组组长；杨一明同志任北京广播学院党的领导小组成员。同一天，北京广播学院在筹办中招收的第一批新生开学。次日，学院党的领导小组经反复酝酿协商选举产生各系总支委员会。

学院职能办事机构

二、凝聚队伍
北京广播学院停办期间，师资与人才严重流失。1972年12月，左荧从“五七”干校奉命返回北京，恢复组织生活后担任北京广播学院筹备领导小组组长，开始积极筹备与召回相关人员，凝聚队伍。12月23日召开的筹备领导小组会议上，总结提出了当时的几点问题与困难：1.部分人对筹办北京广播学院“没有思想准备”，缺乏信心。2.“历史问题”未清算，人们思想包袱沉重。3.部分人员调配到中央广播事业局担任业务骨干，难以调回。

针对这些问题，筹备领导小组组长左荧，以及稍后的党的领导小组组长陈竞寰带领一班人积极奔走，一方面积极向上汇报困难，争取上级机关的支持；一方面做好思想工作、稳定人心、凝聚队伍，实事求是处理相关人事的问题。除此之外，学院领导和人事部门，还积极帮助教职工解决家庭困难，特别是两地分居的问题，极大地安定了人心、稳定了局面。

经过筹备小组的一番努力，教师队伍逐渐稳定。其中师资方面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从干校等单位召回原北京广播学院教师为基础；二、积极物色外校和外单位适合学院需要的教学、科研人才，如蒲震元、韩焕堂、甘章泉、蔡锡祜等；三、从广电系统选调部分学有专长的专业人才和因落实政策而安排到北京广播学院的部分同志，如叶凤英、张凤铸、杨伟芬、李孝勖、李栋、杨振南、温亚林、德宝音、魏聿珠等。另外还聘请了一部分广电系统和其他大学里的知名人士任兼职教师，如齐越（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韩正（知名教授，西南联大毕业）等。这样一批优秀教师的到来使得北京广播学院迅速获得了生机和活力。

齐越在山西农村为社员朗诵

http://www.cuc.edu.cn/2014/1102/c1653a26753/pagem5.htm

linuvz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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