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部批判组：揭露江青掠夺革命样板戏成果的罪行 19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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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揭露江青掠夺革命样板戏成果的罪行

文化部批判组

编者按：八个革命样板戏，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亲自培育的成果，是广大革命文艺战士努力实践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辛勤劳动的结晶。但是，长期以来“四人帮”却以假乱真，大肆鼓噪革命样板戏是江青“精心培育”出来的，妄图把革命样板戏一手扒去，作为他们篡党夺权的政治资本。本文用大量事实有力地揭露了江青无耻掠夺革命样板戏的罪行，戳穿了江青是所谓“文艺革命旗手”的画皮。

我们要正确地总结革命样板戏的经验，就必须深入揭批“四人帮”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彻底肃清他们散布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种种谬论，将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艺革命进行到底！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江青大言不惭地宣称：“样板戏是我搞的”，贪天之功以为己有，自封为文艺革命的“旗手”，真是无耻之极！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乐《沙家浜》这八个革命样板戏究竟是怎样创作出来的？大量事实表明：它们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的产物，是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辛勤培育的成果，是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长期劳动的结晶。江青及其一伙是掠夺革命样板戏成果的地地道道的政治扒手、政治骗子。

革命样板戏是怎样产生的

上述八个样板戏大多是在一九六四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前后出现的。这次会演，是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和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举办的。毛主席非常重视革命文艺事业，建国以后，对刘少奇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多次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为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制订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一系列无产阶级的方针政策。一九六三年，毛主席、党中央批准了乌兰夫同志的建议，决定一九六四年举行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蛰伏已久的江青知道这个消息后，乘机而动，赶紧给几个有影响的京剧团送《芦荡火种》《红灯记》等剧本。这些剧本是地方戏曲工作者们创作、改编的，江青没有付出过半点劳动，却厚着脸皮把它们称作“我的剧本”。此后，她就造谣惑众，说什么是她为了要把京剧“救活”，“呼吁会演，到处奔走”，把自己装扮成所谓京剧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窃取文艺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为了揭露江青的谎话，这里，我们先扼要地介绍一下这些样板戏的产生经过。

原北京京剧一团演出的《沙家浜》的改编排练，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从一九六三年十月开始，主要是在沪剧《芦荡火种》的基础上，根据京剧特点进行移植。一九六四年七月，毛主席高兴地观看了京剧《芦荡火种》的演出，并且提出许多极为重要的修改意见。毛主席指出胡传葵塑造得好，阿庆嫂、刁德一都塑造得好。兵的形象不够丰满。指导员的音乐形象不成功。这个戏的风格，后边是闹剧，戏是两截。毛主席建议：秘密工作要和武装斗争相结合。关于作品的名字，毛主席以为还是叫《沙家浜》好，事情都出在这里嘛！关于艺术处理，毛主席也非常具体地指出，不要亮相是不对的。指导员和兵一起，没亮相。开打是符合中国人民的斗争生活的。第二阶段从《芦荡火种》到《沙家浜》的修改，是落实毛主席关于这部作品的精辟而又全面的指示的过程。《沙家浜》的成功，首先归功于伟大领袖毛主席。

《红灯记》由原中国京剧院于一九六三年年底开始根据同名沪剧（据电影《自有后来人》改编）移植，一九六四年七月，参加了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得到普遍的好评。在排练过程中，江青并没有参加，仅在当年五月底才看了预演。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六日和一九六五年一月四日，毛主席两次观看和肯定了《红灯记》的演出，并指示剧团要演给正在参加三届人大的全体代表看。敬爱的周总理曾经九次观看演出，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

《海港》是原上海京剧院根据淮剧《海港的早晨》改编的。一九六四年初，周总理观看了演出，热情地赞扬了这个戏，认为剧中提出的教育青年一代的问题是很有意义的。柯庆施同志提出将它改编成京剧。这时，江青勾结张春桥，插手《海港》。其实，她只是看了几次彩排，出尔反尔，一会儿要求按淮剧改编不得走样，一会儿又要突破框框，另起炉灶。在江青一伙对《海港》无理刁难的时候，剧组的同志们在码头工人的帮助下，改编成了一九六六年的演出本。一九六七年六月，毛主席观看了《海港》的演出，作了要写好敌我矛盾的重要指示。“四人帮”的亲信却在长时间内把这说成是江青的意见，并在修改过程中进行破坏。

京剧《智取威虎山》是原上海京剧院一九五八年根据长篇小说《林海雪原》和同名话剧改编的，是大跃进的产物，原剧同江青根本沾不上边。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七日，毛主席观看了《智取威虎山》。毛主席提出戏里反面人物的戏太重，指示要加强正面人物的唱，不要把杨子荣搞成孤胆英雄。一九六七年六月，毛主席再次观看了演出，并亲自修改两句唱词，使作品增添了光彩。周总理非常关心《智》剧的创作，曾经多次观看排练和演出，并且提出了许多具体的修改意见。比如最后开打时，杨子荣始终看住暗道，就是根据周总理的意见设计的。

其它四部作品更是直到排练成熟、甚至是成功地演出以前，江青都没有参与。

《奇袭白虎团》是原中国人民志愿军京剧团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一九五八年，在朝鲜创作的。剧团回国后与山东省京剧团合并。这出戏经过不断加工磨练，成为他们经常上演的保留剧目。周总理曾经让人给剧团带话，要他们赶快把《奇》剧搞好，要看他们的演出。一九六四年八月十日，毛主席非常高兴地观看了演出，指示演员要坚持革命现代戏的方向。毛主席指出，有些人说京剧现代戏演文戏好，演武戏演不好；你们的演出说明京剧现代戏还是能演武戏的。毛主席希望在修改时要做到“声情并茂”。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期间，周总理多次观看了演出，要求在作品中表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山东省京剧团的同志们遵照毛主席、周总理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积极进行了修改。江青只是在会演期间才看到《奇袭白虎团》，说是“意外收获”。

舞剧《红色娘子军》是原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剧团改编演出的。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周总理指示剧团可以搞革命题材的剧目。一九六四年一月，他们选定改编《红色娘子军》，准备为国庆十五周年献礼。在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控制下的原文化部，却以赚外汇为名，要抽调剧团的骨干力量到香港演出《天鹅湖》片段等旧剧目。周总理严肃指出：“我们要革命不要钱！”命令文化部立即取消这个计划。周总理在关键时刻的支持，使《红色娘子军》的创作加快了步伐。同年九月二十七日，周总理看了《红色娘子军》的彩排，非常兴奋，立即批准上演，并指示用这出革命芭蕾舞剧招待参加国庆活动的外宾。十月八日，毛主席观看了《红色娘子军》的演出，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方向是对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我国第一部革命现代芭蕾舞剧胜利诞生了！在上述创作过程中，野心家江青仅仅在一九六四年的九月二十一日才第一次窜到剧团看了排练。在此之前，从未过问。

舞剧《白毛女》是上海舞蹈学校从一九六四年开始根据同名歌剧改编、排练的。到了一九六五年，逐步排成一个大型作品。周总理非常关心这部作品，曾经十次观看演出。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九日，周总理热情地肯定这是一个成功的戏。陈毅副总理也鼓励大家搞好这出戏，为无产阶级争光。他们还逐场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根据这些意见，上海舞蹈学校又作了进一步的修改。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四日，毛主席观看了演出，说《白毛女》好！江青直到毛主席肯定《白毛女》的前几天才看了演出，这就完全揭穿了所谓江青“领导”芭蕾舞革命的谎话。

交响乐《沙家浜》是中央乐团根据京剧《沙家浜》创作的。从一九六五年元月开始创作、排练，于国庆节正式公演。江青仅在一九六五年一月去过一次中央乐团，是去了解交响乐队各种乐器的性能，能否为京剧作伴奏的。在排练过程中，她从来没有去过排练场。一九六八年六月三十日，毛主席观看了交响乐《沙家浜》，周总理兴奋地指挥大家合唱无产阶级的嘹亮战歌《国际歌》，给了文艺工作者以极大的鼓励和鞭策。

这些样板戏中凝结着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以及广大工农兵、文艺工作者的心血和智慧。样板戏创作的成功是集体劳动的结果。这八个作品除《奇袭白虎团》外，都是移植改编的。它们的原作为样板戏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在样板戏的创作过程中，又得到了原作者和原演出单位的热情支持。但是，江青却一笔抹杀别人的成绩，不许提及原著。

江青是怎样掠夺革命样板戏的

马克思指出：“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为了将样板戏据为己有，江青采取了种种巧取豪夺、非偷即盗的极其卑鄙无耻的手段。
一曰伪造历史。江青自吹自擂，用什么“呕心沥血”“披荆斩棘”等谎言，掩盖她剽窃掠夺的真相。比如舞剧《白毛女》创作时，江青虽在上海，却根本不加理睬。上海舞校几次请她看戏，她都不去。张春桥说：“总理既然看过了，再请江青看不大好，应该先让江青来看嘛！”并且压制报刊发表评介文章。到了一九六七年四月，毛主席观看演出的前两天，江青却伸出黑手摘桃子来了，赶忙“接见”演出人员，说：“我的雄心壮志是：只要不死，搞二十个戏，二十个电影。”轻轻巧巧一句话，就把舞剧《白毛女》掠夺到她的戏里去了。对于交响乐《沙家浜》，江青也是在大庭广众之中讲一句：是“我”“要他们搞的”，顺手牵羊扒走。

关于舞剧《红色娘子军》，江青一伙编造的谎话就更多了。一九七六年九月，有位编导在向外宾介绍《红色娘子军》的讲稿中，真实地写了事情的经过，颂扬了周总理对芭蕾舞革命的热情支持和原则立场。“四人帮”的亲信却强令这位同志将周总理的名字圈去，换成他们心目中的“中央首长”即江青。《红色娘子军》的题材本来是舞剧团的同志们自己选定的，江青一伙却说是她的主意。江青喋喋不休地宣扬什么：“样板戏是我淌着心上的血写成的呀！”什么是江青的心血？只要举出一件事就清楚了。《智取威虎山》的创作人员根据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听取了各方面群众的意见，写出了修改本。但是江青不肯看剧本，而要他们写成一份修改提纲，她再根据这个提纲，对着录音机念一遍，就成了她的修改方案，还厚着脸皮问别人听了以后有什么意见。张春桥操着资产阶级反动政客的口吻教训创作人员：下级拟定的作战计划被上级批准，这个计划就是上级的了。还说什么“这就是政治！”活画出了他们欺世盗名的丑恶嘴脸。

二曰杀人越货。许多参加过样板戏创作的文艺工作者，稍有不同意见，就受到江青残酷的政治迫害，动不动就说某人“很坏”，某人“出于其反动的政治目的”“破坏样板戏”，甚至加以莫须有的“叛徒”、“特务”等罪名，把革命文艺工作者打下十八层地狱。如沪剧《红灯记》有一场《粥棚》，改编京剧时为了更集中一些删去了，这就成了“对抗”江青。李玉和受刑后出场，导演原设计为一个手扶椅背的挺拔动作，江青硬说受刑后膝盖骨打脱了是站不起来的，后来却说别人坚持反动的创作方法，设计了这个“趴在地上起不来”的动作。她说刁德一要演得有“书卷气”，却又攻击别人把敌人表现得“温文尔雅”。她说郭建光“头发要蓬松”，杨子荣的帽子要歪戴着；而当别人给李玉和抹了点胡子，却被她说成是丑化英雄人物……。她可以信口雌黄瞎指挥，别人是不能有半点违抗的。张春桥有句话：“我们在上海是百家争鸣，一家作主，最后听江青的。”真是一语道破天机。

三曰“脱胎换骨”。江青把创作人员打成反革命，也将原作打成毒草，说是由她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才成了样板戏。一九六九年，她看了《红灯记》以后说，“这个戏从前很坏，改到现在，可以说是脱胎换骨了。《智取威虎山》《沙家浜》也是脱胎换骨。”

江青是不是真的进行了什么脱胎换骨的改造呢？没有。以《红灯记》来说，一九六四年的演出本已经相当成熟了。一九七○年发表的修改本，只是在这个基础上作了某些变动，剧中的人物、情节、结构、重要唱腔唱段，以及表导演等舞台艺术处理，大都是原有的。至于《智取威虎山》，倒是几乎被江青进行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一九六九年六月，江青、姚文元曾特意召开会议，郑重宣称京剧《智取威虎山》与小说《林海雪原》有“质的区别”，要改名，改名是“质的飞跃”；改名以谐音为基础。于是将威虎山改名飞谷山，杨子荣改名梁志彤等等，很是忙乱了一阵。正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识破和制止了江青的阴谋，这个改名换姓的怪胎才没能出世。

对舞剧《白毛女》，江青为了证明她所谓的“脱胎换骨”，就拚命否定歌剧原作。在江青的指挥下，发动了一场对歌剧《白毛女》的围攻，胡说歌剧充斥着资产阶级的烂货，从歌剧到芭蕾舞剧贯串着两种世界观、两种创作方法的斗争。

江青为了给自己掠取样板戏制造借口，摆出行家里手的架势，在她插手的过程中，提了些鸡毛蒜皮的意见，更大肆贩卖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黑货。她把自己比作医生，说：“我只能开药方，不能当护士。”请看她开的是什么药方：关于舞剧《白毛女》，她提出让大春参军后，又回来和早已约定的喜儿见面，把旧剧中才子佳人私奔的俗套强加在革命人民身上。就是这样的药方，将舞剧《白毛女》折磨了将近十年，破坏得面目全非，引起工农兵观众极大的愤怒。她批评舞剧《红色娘子军》的音乐“轰隆轰隆”，竟提出一些资产阶级音乐作品作为“范本”，要音乐工作者们在它们的基础上“出新”，甚至要从什么《流浪者之歌》中为吴清华寻找音乐主调。她硬说杨子荣甩蹬离鞍下马动作不好，要演员看西方电影，模仿贵族女郎的姿势，还说她自己就是这样下马的。她要把《红灯记》中李奶奶、李铁梅等女角的服装都改成高领双排扣，说这是当时妇女的衣着特点。而老缝纫工人告诉演员，只有有钱人家才穿这样的衣服。今天，我们看到江青三十年代混迹十里洋场时拍的一张剧照，原来她穿的就是这样的衣服！这是开的什么“药方”？这是让地主资产阶级借尸还魂的药方，是在文艺上复辟资本主义的药方。对此，无产阶级就是要坚决抵制，深入批判。

夺戏是为了夺权

江青僭号文艺革命的“旗手”，是为了最终登上女皇的宝座，实现其篡党夺权的迷梦。江青一伙插手样板戏，根本不是搞戏，而是在搞反革命的政治、结帮篡党的政治。

“四人帮”不但无耻地编造了江青“精心培育”了样板戏的谎话，并且出于他们反革命小集团的政治需要，在样板戏的宣传上，大搞形而上学和绝对化。为了肃清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流毒，发展文艺革命，实事求是地宣传样板戏的成就是必要的，但“四人帮”一伙却不惜歪曲事实，借题发挥，把样板戏说成各条战线“斗批改的样板”，“最好的政治教材”，甚至不允许对样板戏的某些不足之处稍有异议；谁要提出意见就被说成攻击样板戏，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毛主席对文艺的重要性从来是作了充分估计的，同时明确指出：“我们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过分强调到错误的程度”。“四人帮”将样板戏抬到吓人的地位是别有用心的。江青曾对她的亲信说过：样板戏“是我们能够向敌人示威的东西，……你明白这个意思？”江青是个买空卖空的政治骗子，她把样板戏抢来当成自己的政治资本，这是向谁“示威”，这个“意思”不是非常清楚吗？

江青不仅歪曲文艺革命的历史，还妄图利用样板戏直接为自己一伙树碑立传。她造谣说：《红灯记》“如果没有我的斗争生活和艺术实践，就没有这个戏。”

江青与叛徒、卖国贼林彪同声相应，早有勾结。她也想方设法，企图利用样板戏为林彪涂脂抹粉，进行政治交易。《智取威虎山》的故事内容，本来和林彪没有联系，江青却一再借此去向他献媚，要在剧中把这个一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叛徒美化为“正确路线”的代表。剧中就一度添进了“在林彪指挥下”的词句。

与此相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革命干部，江青却极端仇视。《智取威虎山》的舞台美术设计中，追剿队驻地本来挂了一幅毛主席像，江青也不允许。交响乐《沙家浜》的序曲中，有句唱词是“三九年阳澄湖畔”，江青就说不行，要“把时间和地点都虚起来”，不许作品歌颂这个时期在这个地区进行了英勇战斗的抗日英雄。这部作品中本来采用了《新四军军歌》，由于歌词是当年的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同志写的，她就下令砍掉。

尤为恶毒的是，江青把攻击的矛头总是指向敬爱的周总理。周总理要求《奇袭白虎团》中应该体现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江青却指使她的亲信删去剧中朝鲜人民军的艺术形象，妄图破坏中朝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和革命团结。《白毛女》中得到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赞扬的场次，江青却诬蔑为“有《修养》的味道”。周总理指出《红灯记》中李玉和有句台词应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江青就要她的亲信删去这句台词，恶狠狠地说：“不要废话！”一九七三年，他们以“捍卫”《红灯记》等样板戏为名，“批判”影片《自有后来人》，更是猖狂打击和陷害周总理的一起反革命事件。

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由于“四人帮”对抗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在文艺领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文艺作品少了，不能满足工农兵的需要。针对当时的情况，周总理多次谈到，可以选择一些思想上艺术上都比较好的影片重新上映。一九七二年，周总理又当面批评了“四人帮”安插在文化部门的亲信：你们不要卡得太死，有些电影很好，你看看去嘛！“四人帮”对周总理的指示不但不理不睬，反而进行猖狂反扑。江青就在一九七○年和一九七二年两次授意她安插在文化部门的另一个亲信，组织了一篇《评〈自有后来人〉》的反党黑文，经过张春桥、姚文元反复审阅，于一九七三年私自指定在对外刊物上抛出，含沙射影地对周总理进行恶毒攻击。请大家读读这段奇文：

斗争并没有结束。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全国人民正对刘少奇一类骗子进行深入批判的今天，竟有人对《自有后来人》这样的“亡灵”摇幡招魂，甚至痴心妄想地以它来贬低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否定无产阶级文艺的胜利成果。……一两只政治苍蝇的嘤嘤叫声，除了使人们作呕和气愤，那就是给我们上了一课，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是长期的，尖锐的，复杂的。

这里说的“刘少奇一类骗子”、“一两只政治苍蝇”是谁？是林彪吗？不对。在一九七三年的报刊上，林彪早已公开点名批判了。他们说得明白，发表这篇文章，是为了进行仍然存在的“斗争”。所以，文章明明是评论一部出现在京剧《红灯记》之前的影片，却甩出了“贬低革命现代京剧”“否定无产阶级文艺的胜利成果”之类的大帽子；评论对象是一部在国外没有多大影响的影片，却偏偏要把舆论造到国外去。“四人帮”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捣鬼，打击和迫害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用心何其险恶！

但是，历史的发展终究是不以这伙丑类的意志为转移的。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得到毛主席、周总理关怀和培育、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中发挥了有力作用的革命样板戏，今天回到了人民的手中。无产阶级文艺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春天已经来临！


人民日报 1977.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