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海拾贝：关于地方文革文字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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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自治区文革

2011-06-16 16:46阅读(652)评论(0)

      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由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牛鬼蛇神”和“黑帮”，发展为夺取政权的“政治大革命”。在上海所谓“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元月十三日《宁夏日报》被夺权，继而银川地区的20多个造反派组织于元月二十七日夺了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的党政财文大权，并同时接管了银川市的党政财文大权，成立了“宁夏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二月一日，这个“联委会”发出了第一号通令，宣告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限令自治区和银川市处（局）以上负责人在三日内到“联委会”报到听候处理。从此以后，“踢开党委闹革命”成了响亮口号，“打倒一切”、“全面夺权”的恶浪迅速在各地蔓延。宁夏城乡上至自治区级各机关，下到各市、县和农村社队、工厂商店等基层单位，几乎被层层夺权，各级领导干部被剥夺了工作权利，其中不少人被陆续“隔离审查”或被实行“群众专政”接受“劳动改造”，全自治区正常的工作秩序和生产秩序被打乱，各级经济指挥系统和管理机构基本陷于瘫痪，整个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
    鉴于“一·二七”夺权中的问题和广大群众的反对，人民解放军宁夏军区于二月十一日发表声明，撤销对“联委会”的支持，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出面维持社会秩序。随后又成立了自治区“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对当时维持社会秩序、保证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等正常运转起了一定作用。后来，在林彪、江青一伙掀起反对所谓“二月逆流”妖风，号召抓“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和“揪叛徒”、“揪军内一小撮”之后，宁夏各地的混乱局面进一步加剧，冲击人民解放军宁夏军区机关、抢夺军队枪支弹药的事件也有发生。特别是在江青七月提出“文攻武卫”口号的蛊惑下，资产阶级派性恶性膨胀，“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总指挥部”）、“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处”（“筹备处”）和“宁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总司”）、“宁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三司”）等几大派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日盛一日，由唇枪舌剑、各不相让发展到棍棒相加、势不两立。六月十九日，宁夏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群众武斗在石嘴山市发生，此后城乡各地的武斗逐步升级，八月达到了顶点。继八月一日发生在银川市西塔、八月八日发生在永宁县大观桥和八月十三日发生在吴忠县城的几次著名武斗之后，八月二十八日，在青铜峡地区两派群众严重对峙时，康生下令军队开枪镇压，使一派群众当场死亡104人、伤残133人，制造了远近闻名的被“四人帮”称之为青铜峡“八·二八反革命叛乱”的惨案。事后，康生还声言：“这是革命行动”，“如果再来，还要照办”。
    武斗，使全自治区的经济指挥系统陷于瘫痪，正常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遭到破坏，大批厂矿企业停产，使生产受到严重损失，国家财产遭到严重破坏。如一九六七年五月破土动工建设的宁夏制药厂，因武斗而停建一年，致使基建投资增加了88%。武斗，使自治区各地的交通运输陷于瘫痪和半瘫痪，相当一部分汽车停驶，火车运行受阻，货运量大幅度下降。特别是七月至九月间，由银川至自治区内外各地的主要公路干线一度中断交通，客运班车停运一月，汝西公路的煤炭运输停班十个月之久。武斗，又使宁夏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重大损失，不少无辜群众被打死、致残，造成家破人亡。据不完全统计，在六月至九月宁夏各地发生的一系列武斗中，被打死的无辜群众约250人，在八月十三日吴忠县城的一次武斗中，东方红剧场被化为灰烬，直接经济损失达几十万元。
    在宁夏各地武斗处于白热化的时候，人民解放军六十二师于八月十二日奉命进驻银川“支左”，对于扭转混乱局面、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后果。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即中发〔1967〕407号文件），宣布成立了由康健民任组长和张怀礼、徐洪学、王志强任副组长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行使自治区党政财文大权。经过工作虽然使全自治区局势有所好转，但这个文件的错误基调却成了宁夏“文化大革命”逐步加深的纲领，造成了严重后果。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日，以康健民为主任和张怀礼、徐洪学、王志强、安建国为副主任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下设生产指挥部、政治部、保卫部和办公室等办事机构。之后，相继有一部分在宁夏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领导干部出来工作，从上到下开始恢复生产管理、指挥系统，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路线下，政治可以冲击业务，以革命代替生产，使经济工作的发展仍然困难重重。


   宁夏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为军方的介入，开始变得尖锐复杂，朴朔迷离起来。早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时，银川群众就不止一次冲击自治区党委、自治区政府，揪斗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杨静仁，书记处书记马玉槐、甘春雷、江华；自治区政府主席马信，副主席杨一木等人。为了保护这一大批与自己同僚的老干部，宁夏军区司令员朱声达动用了军区的警卫力量，将这些老干部统统安置在军区大院自己的羽翼之下。但是上海“一月风暴”终于席卷了全国，朱声达的翅膀硬不过中央文革的声音。随着“1.27”夺权斗争的胜利，杨静仁、马玉槐们终于完完全全被置于宁夏革命造反派的监管之下。而夺权以后，如何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由谁来执掌革命委员会的大印，则成为参与夺权的各派群众组织争论不休的话题。争论斗争的结果是，银川革命群众组织最后演化为对立的两大派。拥护朱声达与宁夏军区的一派，成立“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处”；反对朱声达的一派，成立“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指挥部的各级领导成员是宁夏大学学生会主席安建国，革干子弟冯贤，复员军人出身的文科大学生杨长春；以及物资局干部牟元礼，区文工团干部华方佐与若干工人代表。结合革命干部，区党委书记处书记甘春雷等。筹备处在银川党政机关及中等学校势力较大，主力为西北野战军，区党委革命造反兵团及部分厂矿群众组织。他们笃信跟着解放军走没有错的信条，坚定地站在以朱声达为首的宁夏军区一边。指挥部简称“1.27”，他们将斗争矛头坚定地指向与刘邓、习仲勋关系密切的大小杨马以及以朱声达为代表的军内的刘邓路线。此时“大土匪、大野心家”贺龙因着“二月兵变”已成为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而朱声达身为长征时贺龙的警卫排长，自然属于贺龙派系该打倒的高级将领之列。不管群众组织以谁来划线，都本着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唯毛主席马首是瞻。拥护解放军是因为毛主席说“全国要学习解放军”；“打倒朱声达”是因为他不属于毛主席的嫡系部队，而属于应打倒的大军阀贺龙的亲信之列。无论持有何种观点，在整个大是大非没有辨清之前，谁又能说谁是绝对正确，谁是绝对错误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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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的夺权和军管

2011-06-16 16:42阅读(106)评论(0)

    自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直接导演的“上海一月风暴”始，江苏在少数极端分子操纵下掀起层层夺权的恶浪，层层揪“走资派”，处处找“代理人”。1967年1月26日，南京地区的造反派在文凤来等人的策动下，夺了中共江苏省委、省人民委员会的权。接着地、市、县党政领导权也相继被造反派所夺，绝大多数党政机关以至企事业单位的领导班子陷于瘫痪，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揪斗，广大党员被迫停止了组织生活。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经济建设因失去指挥和调度而全面陷入大动乱的政治旋涡之中。


　　1967年3月1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对江苏省实行军事管制，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苏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省军管会由9名委员组成，杜平任主任，张才千、周冠五、赵俊、梁辑卿、吴大胜、杜方平任副主任，各地市县也相继被军管。省、地、市、县军事管制委员会内设立了生产指挥组，一些懂经济的地方干部被吸收参加生产的组织和指挥工作，这在当时情况下对改变混乱状况、稳定江苏经济形势，起了一定的作用。在林彪、江青一伙提出的“文攻武卫”等反动口号的蛊惑和煽动下，资产阶级派性恶性膨胀，群众造反组织形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全省各城市和一部分农村不断发生大规模的武斗。七、八、九三个月，“内战”达到了顶点，造成交通中断，经常停电停水，许多工厂尤其是大型企业和军工企业停工停产，许多商店关门停业，全省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工业生产跌入低谷。一九六七年全省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减少15.39亿元。同时，在武斗中造反派还挪用了大量的生产、救灾、战备资金和物资。这一年，在十年内乱中是“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高峰期，对经济的直接破坏最为严重。虽只一年时间，但在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以至组织上所造成的“内伤”和“外伤”是极其深重的。

　1967年底和1968年初，江苏两派群众造反组织实现了形式上的“大联合”。1968年3月23日成立了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省革委会由116名委员组成，其中70%为造反组织代表，常委28名，其中，军队代表8名，地方干部8名，劳模3名，造反组织代表9名。革委主任许世友(68.03-73.12)副主任吴大胜(1967.5--1977.2) 、杨广立(1968.3--1977.2) 、王 珽(1968.3--1970.3)、彭 冲（1968.3-1974.11）。3月2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天翻地覆慨而慷》，祝贺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1970年3月和12月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先后增补7名副主任。继省革委会成立后，地、市、县革命委员会也相继成立，少数“靠边”的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领导干部，进入各级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一些地方干部回到生产指挥部门，从上到下开始恢复和建立起生产指挥系统。1970年12月19日至26日，中共江苏省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中共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组长许世友在会上作了报告。社会动乱虽然有所缓解，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方针和政策得到有组织的全面推进。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作出“永远开除刘少奇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更助长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气焰，“大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广大干部、群众，社会动荡的不安定因素更为深重。


　　一九六九年“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省及各市、县“五·七”干校建立，把大批干部当作“旧人员”集中在干校，进行无情的批判、残酷的斗争，强迫进行劳动改造，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在此期间，先后在全省范围内普遍开展了“清队”（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即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和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运动，颠倒敌我关系，混淆两类矛盾，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几十万无辜的干部、群众打成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和“五·一六”分子，加以迫害，成千上万人致伤、致残、致死。大批机关干部被迫下放劳动，大批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被下放农村插队落户，广大干部、群众精神和肉体上倍受折磨。整个社会惶惶不安。


　　频繁而又残酷的政治运动，使人民群众精神压抑，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全省煤炭生产形势日趋恶化，产量连续下降。一九六六年为516万吨，一九六八年降为249万吨，一九六九年进一步降到178万吨。一九七一年“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冲击和影响，造成一九七二年工农业生产发展速度大幅度下降。这一年全省工农业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由一九七一年的18.2%降到7.2%。社会经济日趋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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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近军管的甘肃“文革”

2011-06-16 16:40阅读(391)评论(0)


一九六六年底，“文化大革命”的浪潮由领导机关推向基层，由上层建筑领域蔓延到各个经济部门及厂矿企业，县以上领导机关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全省政治、经济生活和社会秩序混乱不堪。一九六七年元月，在上海“一月风暴”的直接影响下，“文化大革命”由揪斗、批判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展成为夺权的“政治大革命”，混乱局面进一步升级。二月五日，甘肃省红色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宣布正式成立，并宣布“自即日起，接管省委、省人委、兰州市委、市人委的党、政、财、文等一切大权”，要求“甘肃省、兰州市各级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工矿企业、交通运输、财政贸易、文教卫生等单位的权力，凡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所把持的，一律由革命造反派夺回来”。“全省人民应毫无保留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大夺权，拥护和服从甘肃省红色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的领导”，命令“原甘肃省委、兰州市委书记、常委、委员，各部委、处负责人，原甘肃省省长、副省长、各厅（局）长、处长，兰州市市长、副市长、各局局长，自本通告公布之日起，向本指挥部报到，听候处置”。此后，全省各级党政机构和基层单位的组织领导系统被肢解，权力被夺走，一批领导干部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其他罪名被打倒。大批干部和工作人员、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和其他各类知识分子靠边站、受审查，大批人员被关进“牛棚”。党政工作、科研、教学活动停顿，全省正常的工作、生活、生产程序完全被打乱，生产指挥和管理基本上陷于瘫痪，整个国民经济建设处于无政府或半无政府状态。


为了加强对全省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工作的领导，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三月二十二日成立了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甘肃省军区负责人张忠为主任的“甘肃省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负责领导全省经济建设方面的工作，处理全省日常行政事务。各地、县也相继成立了类似机构。指挥部成立后，处理了全省经济建设中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安排了当年工农业生产和夏粮征收，抓了牲畜饲养和植树造林等项工作，对于缓解全省工农业生产等方面的无政府和半无政府状态，稳定经济形势，减少工农业生产的损失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对稳定农村经济形势发生了明显作用。

甘肃省红色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成立后，四、五月份，兰州又先后成立了其他两派群众组织，各地、县也成立了相互对立的群众组织，冲突事件不断发生。五月中旬，兰州发生大规模武斗。七月下旬开始，兰州又多次发生大规模武斗，有些地、县也发生武斗。全省陷入“全面内战”。交通连续中断，供电供水极不正常，人民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混乱的社会秩序使人民群众生活陷于惶恐不安之中，经济建设遭到严重破坏。仅七月二十八日，在兰州长风机器厂进行的一次大规模武斗中，两派群众组织调集万余人参加，打死4人，致伤数百人。双方动用车辆修建武斗工事，致使长风机器厂、万里机电厂、新兰仪表厂停产15—18天，造成财产和停产损失135万元。

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中共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3个文件下达。（原来中央打算批准甘肃实行军管，据《关于甘肃问题座谈纪要》，鉴于三大派群众组织负责人达成协议，“红三司”已成立，胡继宗已站出来，故提出甘肃省可不实行军事管制，要求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文件建议成立由军方代表、“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和地方干部参加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十一月九日，以冼恒汉为组长，徐国珍、张忠、胡继宗任副组长的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正式成立。全省一切大权统归“省革筹”。此后，在解放军支“左”人员主持下，经甘肃省革委会筹备小组批准，各地、县相继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随着各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成立，各派群众组织的“大联合”逐步形成，大规模的武斗和群众冲突逐渐平息。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四日，经中共中央批准，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由105名委员组成，常委24人。冼恒汉任主任，徐国珍、张忠、胡继宗、邱裕民、肖泽民任副主任。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春风已到玉门关──热烈欢呼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截至九月底，全省11个专区（州、市）和82个县（市、区）全部建立了革命委员会。


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在全省掀起了“斗、批、改”新高潮，要求把斗争的矛头始终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他们在当地的代理人”，深入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批判“生产第一”、“物质刺激”，狠抓“阶级斗争”，狠抓“斗私批修”。从一九六七年九月开始，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了批斗所谓“汪锋一小撮”（又被诬称为“汪锋为首的反革命政变第一套班子”）的高潮，对汪锋及与汪锋有正常工作关系的中共甘肃省委、省人委的领导人葛士英、丁乃光等人进行了批判斗争，并株连了一大批干部和家属。一九六八年三月，在兰州地区发起了揭批所谓“反革命政变第二套班子”的运动，宣布原省委常务书记裴孟飞为“反革命政变第二套班子”的总头目，将他投入监狱，后送往劳改农场，迫害致死。省委书记高健君被错误地扣上“叛徒”、“特务”、“假党员”、“老走资派”等多顶帽子，含冤去世。

在掀起批斗所谓“汪锋一小撮”的同时，还在报纸上公开点名批判彭德怀、习仲勋等领导人，要求通过“批判”，“坚决肃清彭（德怀）、高（岗）、习（仲勋）的恶劣影响”。甘肃省的一些剧作者编写创作反映陇东革命武装斗争的电影《红河激浪》被诬称是“习仲勋和张仲良主谋炮制的一株大毒草”，是一部“为反党分子高岗翻案”的影片，作者及关心、支持过剧本创作和影片拍摄的有关人员受到迫害，仅在报刊上点名批判的就有数十人，其中担任省委领导职务的有5人。陇东土地革命时期的老赤卫队员赵铁娃，因给这部影片的创作提供了创作素材，也被迫害致死。

从一九六八年四月开始，全省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有些单位乱批乱斗乱戴帽子，错整了一大批人。据兰州市不完全统计，在刮“十二级红色台风”中，13000多人被揪斗，被审查和强迫交待问题的人数就更多。玉门石油管理局在清理阶级队伍中，造成5起重大冤案，424人被揪斗，致死17人。炼油厂88名科级以上干部中，被揪斗的就有71人，占80%。八月二十九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派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要求各地根据当地情况，统一组织工人宣传队或贫下中农宣传队进驻县城中小学，组织贫下中农管理农村中小学。同日，兰州地区首批工人宣传队开进兰州大学、甘肃师范大学等8所高等院校及一些宣传、文化、科研单位，领导上层建筑领域的“斗、批、改”运动。当时“清理阶级队伍”正在进行，工宣队进驻这些单位后，大抓了这项工作，使“清理阶级队伍”掀起“新高潮”。据兰州大学统计，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立案审查的达450人，迫害致死的就有23人。

在一九六八年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中，会宁县创造了城镇居民下乡落户的“经验”，从七月上旬到十二月上旬，全县588户城镇居民中有178户、932人被动员到13个公社的生产队安家落户。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立即推广了会宁的经验，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为口号，在报纸上大加宣传。兰州市学习这一“经验”，从一九六八年后半年开始到一九六九年二月，先后把7894户24510名城市居民下放到农村安家落户。全省普遍动员，强迫城镇居民到农村落户，在城乡引起了波动。会宁的“经验”后来还被推广于全国，造成更大恶果。


注：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三个文件”，是指1967年5月12日毛泽东批准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1967年5月13日毛泽东对兰州军区党委《请示表态支持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的报告》的批示和1967年7月30日毛泽东批准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甘肃问题座谈纪要》。

《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的主要内容有4条：一是肯定了甘肃省军区在“三支两军”中的成绩；二是指出甘肃省军区负责人，以军队代表身份参加“红联指挥部”工作中，有严重错误，使甘肃省革命左派大联合受到挫折；三是要求军队的支左工作，在当地最高军事领导机关统一领导、统一安排下进行。省军区的支左工作要服从兰州军区的领导，重大问题必须请示报告；四是说鉴于当前甘肃省成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还不成熟，中央决定对甘肃省实行军事管制。

兰州军区党委《请示表态支持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的报告》的主要内容有5个方面：一是分析了兰州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报告》认为，目前兰州地区的群众组织“虽然分化组合成三大派，但形势仍然大好”。二是认为“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的“斗争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三是原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胡继宗等领导干部已公开表态支持“红三司”，“红三司”也决定结合他们。四是认为“‘红三司’是甘肃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联合”，应以“红三司”为核心，实现革命群众组织的大联合，促进“三结合”，建立甘肃省革命委员会。五是说“红三司”决定于5月14日召开成立大会，发表宣言，领导干部讲话等，要求兰州军区表态支持，军区党委经过讨论，一致认为应该明确表态支持。

《关于甘肃问题座谈纪要》的主要内容有6个方面：一是肯定了“红联”“二·五”夺权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两级军区支持“红联”和“二·五”夺权也是正确的；但认为，“二·五”夺权以后，甘肃省军区负责人以军方代表身份，在“红联指挥部”工作期间，“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造成了“红联”的分裂。二是指出，毛泽东批准照办的《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和毛泽东对兰州军区党委《请示表态支持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的报告》的批示这两个文件，是解决甘肃问题的指针，必须认真传达，贯彻执行。三是认为兰州文化大革命形势越来越好，因为“红三司”已成立，胡继宗已站出来，故提出甘肃省可不实行军事管制，要求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并建议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冼恒汉任组长，徐国珍、张忠、胡继宗任副组长。四是提出了对待三大派群众组织的具体方针，即“坚决支持‘红三司’，积极热情地帮助和团结‘红联’，积极地、艰苦地说服教育‘革联”’；五是指出要彻底批判所谓“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批判所谓“汪锋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认为“这是甘肃当前的斗争大方向”，要求号召各级群众组织，为完成这个任务，停止“内战”，团结“对敌”。并建议党中央批准在《甘肃日报》上点名批判彭德怀、高岗、习仲勋、薄一波、吕正操、刘澜涛、汪锋。六是认为“文化大革命实践证明，兰州军区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省军区的支左工作，必须坚决服从兰州军区党委的领导”。8月1日。兰州军区和甘肃省军区负责人以及胡继宗在北京听取了中央文革小组传达的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三个文件”，中央文革小组对“三个文件”作了说明，并就如何贯彻执行“三个文件”作了指示。8月4日下午，兰州军区支左办公室召开“红三司”、“红联”、“革联”三大派群众组织负责人会议，传达了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三个文件”，并就传达“三个文件”与三大派群众组织负责人达成协议。8月5日，“红三司”在东方红广场等三个地方召开大会、“红联”在兰州铁路局门前召开大会，向各自所属群众组织传达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三个文件”。兰州军区和甘肃省军区也分别向机关和部队干部传达了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三个文件”精神。在传达贯彻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三个文件”精神的同时，兰州军区党委对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下简称“省革筹小组”)成员的具体人选问题同三大派群众组织负责人进行了多次协商。10月30日，兰州军区党委召开了常委会，会议通过了兰州军区党委《关于成立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报告》，并决定于当天上报中央。11月5日，中央批复了兰州军区党委《关于成立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报告》，中央同意“省革筹小组”由冼恒汉、徐国珍、李书茂、张忠、龙炳初、胡继宗、王国瑞、自学光及“群众组织”代表9人，共17人组成，并同意由冼恒汉任组长，徐国珍、张忠、胡继宗任副组长。11月9日上午，“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立暨庆祝大会”在西关什字召开，三大派群众组织和驻兰部队指战员等数万人参加了大会。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批准成立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决定》；宣读了“省革筹小组”《第一号公告》。《第一号公告》宣布：“从今天起，甘肃省的党政财文一切权力，统统归于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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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的“文化大革命”和军管

2011-06-16 16:50阅读(182)评论(0)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全面展开。
　　六月七日，在《南方日报》上开始错误地声讨作家秦牧，把他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代表人物来批判，在社会上点燃了广东“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把火。此后，揪“小邓拓”、“小秦牧”、“三反分子”和“牛鬼蛇神”的运动便在全省各地层层展开，广东从此进入了大动乱时期。
　　（一）从成立“红卫兵”到夺权。
　　八月八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公布后，广东的红卫兵组织迅速在全省建立，并和北方南下串连的红卫兵一起，冲向街头，开展所谓“破四旧”和揪斗“牛鬼蛇神”的活动。到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止，全国各地有160多万名红卫兵拥来广州“串连”，一大批地富反坏右等所谓的“牛鬼蛇神”被遣送下乡。这个时期，整个社会秩序大乱。
　　同年十月十日，《南方日报》公开点名批判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简称“走资派”）。十月三十一日至十一月十八日，中共广东省委先后召开了扩大会议和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要求干部要准备戴高帽、游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也要执行。一九六六年底，全省大、中、小城市开展了所谓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攻击”。省委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致各级党委、红卫兵及其他群众组织的一封信中，承认“过去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这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从上层建筑领域扩展到经济领域；从领导机关扩展到基层单位；从批判“黑帮”、“资产阶级权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扩展到批斗“走资派”；从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发展为“打倒一切”和“夺权”；从文斗发展到既文斗又武斗。
　　到一九六七年初，广东省全省各级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组织、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普遍被加上“走资派”、“三反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特务”、“叛徒”和“反革命分子”等莫须有的罪名，绝大部分被罢官、“靠边站”，大批干部、专家学者、爱国人士被批斗。而一人被斗，往往株连一家，全家都被列入“黑七类”(注：“黑七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走资派”、工商业资本家)。
　　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部分“群众组织”组成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省革联”）。“省革联”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宣布夺了中共广东省委的权，广东省人民政府、广东省公安厅也相继被“造反派”接管。接着，全省各地各行业各级领导的权都被“造反派”夺去。全省各级党政机关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
　　（二）派性斗争和武斗达到高峰。
　　在夺权和揪斗“走资派”的过程中，形成了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并“杀向”社会，组成跨行业的、对立的两大派。两派都标榜自己是“革命派”，互相指责，并出现了武斗。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为稳定局势，广东省自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五日起实行军事管制，由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统一领导。军管会主任黄永胜，副主任刘兴元、陈德。广州军区和广东省军区，派出大批指战员，到地方实行“三支两军”(注：“三支两军”即支工、支农、支持左派，军管、军训)。军事管制对广东局势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军事管制并未能制止内乱。一九六七年二月，在林彪、江青一伙策划所谓反击“二月逆流”后，全省又掀起一股揪“广谭”（所谓广东的谭震林）的浪潮。如此类推，在湛江揪“湛谭”，在汕头揪“汕谭”，内乱继续发展，各级领导干部被揪斗越来越厉害，迫害干部的骇人听闻事件不断发生。省内发生了多次武斗事件，有的“群众组织”开始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枪支弹药，社会秩序十分混乱，经济受到严重影响。
　　由于广东毗邻港澳，地处国防前线，又是全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所在地，周恩来总理十分关心广东局势的稳定。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九月十五日、九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先后3次接见了广东赴京各派代表团，要求停止抢夺解放军的枪支、弹药、器械，指出抢劫援外物资、私设电台、揪“军内一小撮”、到军管会静坐、扣留解放军战士都是错误的，并要求广州工人阶级带头，实现革命大联合。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广州三大工人群众组织于十月二十七日达成了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在北京谈判的广州两派组织，也签订了12条协议。十一月十四日，周恩来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广州两派谈判代表，肯定12条协议很好，指出广州还有23个武斗制高点未撤除，要马上撤除，要保证交易会开好。同日，广州两派赴京谈判代表共同签发《告广州地区人民书》，呼吁知识青年、外地串连人员尽快返回本单位，就地闹革命，搞好社会治安，确保交易会圆满成功。从此，广州各单位和省内各地大联合的进程加快了。从一九六七年十二月至一九六八年二月，广州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广州市工人阶级和广州贫下中农组织先后召开代表大会，实现大联合。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四日、十七日、十八日，周恩来在广州珠江宾馆，又3次接见广州各“群众组织”的代表，希望大家搞好团结，停止武斗。在周恩来的关怀和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广东动乱的局势有所好转。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作出《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并批准由黄永胜，陈郁、孔石泉、王首道、陈德、邱国光、阎仲川等七人组成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简称省革委会）、广州市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省革委会由180名委员组成，主任黄永胜，第一副主任孔石泉，副主任陈郁、王首道、邱国光、阎仲川、黄荣海、刘继发、黄育英。二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热烈欢呼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至九月六日，全省地、市、县都成立了革委会。
　　省革委会成立不久，就作出了关于反击“右倾翻案、右倾分裂逆流”的决定；五月十六日，更进一步提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翻案风是当前运动的主要危险”，动员全省人民进一步批判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的所谓翻案风。随后又作出在全省开展“斗、批、改”，进行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
　　所谓“斗、批、改”，是指“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注：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当时在“斗、批、改”的名义下干的主要事情是：
　　（一）批斗“走资派”和揪“叛徒”。
　　批斗“走资派”一直没有停止，厅级以上干部被立案审查的640人，占同级干部的74.5%，其他干部被立案审查的有10万多人。
　　从一九六七年起，黄永胜等秉承林彪江青关于“弄清广东地下党的情况，解决一批干部问题”的旨意，成立专门机构，审理所谓地方党14起重大历史事件，如中共粤北省委被敌人破坏事件、中共南路地区组织问题、抗日战争时期第四战区张发奎部队内中共特别支部问题等。同时，煽动群众组织，大抓所谓“南方叛徒网”，整理诬陷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的材料。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日，在他们写的《关于审理广东地下党的工作报告》中，讲到工作部署时说：要“和造反派结合，某些问题交造反派去办，但一般不能暴露我们的意图”。在审理广东地下党的问题时，他们无中生有，捕风捉影，颠倒黑白，把广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游击武装打为“土匪队伍”，把大批地下党员打为“叛徒”，把许多革命老区诬蔑为“叛徒窝”。
　　（二）在干部队伍中搞“两退一插”(注：即退职、退休，到生产队插队落户)。
　　一九六八年末，广东开始贯彻毛泽东关于下放干部的《五·七指示》。十月二十日，广东省革委会在干部下放选点的报告上批示，要求在十二月份将干部下放完毕，要求下放干部必须在农村安家落户，就地生根。到同年年底统计，全省共建立“五·七”干校313所，下放干部16.46万人。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广东省革委会又在干部会议上制订了“出五进一”的办法，要求在两年内处理（清出）干部15万人，并在惠阳地区搞“两退一插”的试点。根据一九七○年五月各专区政工组长会议的材料：惠阳地区“五·七”干校的干部，退职、退休、插队、遣散回乡、改当工人的占绝大多数。
　　（三）“清理阶级队伍”。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一九六八年五月份已经开始，在中共中央颁布“七·三”、“七·二四”布告后，这项工作在广东全省迅速铺开。这是解放以来广东最大规模的一次所谓“群众审查干部”的运动。据统计，被作为“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等“阶级敌人”的有6.5万人。
　　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广东的归侨、侨属和有海外关系的人，受害面最大。广东省革委会为了处理有海外关系的人，专门制订了一个《处理有港澳海外关系干部的六条意见》，广大归侨、侨属和有港、澳、台关系的人绝大部分不同程度地受到歧视或迫害，许多干部被迫表态“斩断海外关系”。
　　在海丰，彭湃烈士的家属被打为“反革命分子”。他的儿子彭洪被迫害致死，侄儿彭科被杀害。
　　与此同时，在农村出现了乱打乱杀的严重事件。全省非正常死亡3万多人。
　　（四）战备疏散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一九六九年十月，林彪发布第一号战备命令。一九七○年上半年，广东省进行了大规模的战备疏散。广州提出“战备疏散，准备打仗，打起仗来城市要没有人打白旗”的口号(注：见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文件)，规定凡居住在城镇的21种人，无论是在机关、工厂、企业、学校的干部、教师、职工，还是在社会上的一般居民，一律要疏散到农村，结果在短短几个月内，疏散了10.75万人。其中有不少统战对象。在此之前，进行过一次清理“城市闲散人口”，把大批所谓“在城里吃闲饭”的人遣到农村。
　　一九六八年底到一九七○年，在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后，全省有40多万知识青年涌向农村。
　　（五）“一打三反”运动。
　　一九七○年一月至一九七一年六月，广东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一打三反”（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活动）运动。这次运动捕风捉影，无限上纲，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据统计，整党清队和“一打三反”运动共处理案件11.5万宗。
　　（六）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
　　从一九六八年起，工人、贫下中农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全省大、中、小学和上层建筑单位，领导这些部门进行所谓“斗、批、改”。据一九六九年一月统计，全省进驻了宣传队的大中小学及上层建筑单位有2.08万个，进驻人数18.54万人。
　　教育革命从批判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入手，然后提出开门办学。实行面向工厂，面向农村，农村中小学由贫下中农直接管理；城镇中小学实行厂校挂钩、工厂办校、街道管理的形式，校办工厂，校办农场，以这些厂、场为教学基地；教学上实行以社会为课堂，以阶级斗争为主课，以三大革命实践为教材，劳动代替教学。
　　一九七○年五月，广东的大专院校在停止招生四年之后，开始在14间大专院校中办了19个试点班。试点班设在点上，如中山医学院的点设在农村，华南工学院造船专业试点班设在广州造船厂。学生入学不用考试，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教师一边教学一边接受工农再教育。学生则参加“上、管、改”（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一九七○年十月省革委会召开教育革命会议，决定全省大办工业、农业、卫生、师范各种学校，学生从贫下中农、工人、赤脚医生、在职教师及知识青年中选拔，经过三个月或半年学习，回原单位工作，即“社来社去”、“厂来厂去”。据当时统计，全省共办这类学校419所，学生3.9万人。这被认为是造就无产阶级科技卫生队伍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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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的“文革”内乱

2011-06-16 17:07阅读(273)评论(0)
    　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八年，是广西“文化大革命”内乱最剧烈的时期，也是经济受到破坏最严重的时期。这三年大体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首先，“文化大革命”从文化、教育和学术界开始发动。《五一六通知》公布后，自治区党委于一九六六年六月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成立广西“文化革命”小组。六月下旬派出工作队到学校、新闻、文艺等单位开展“文化大革命”。与此同时，广西日报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名点名批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作家陆地和广西日报总编辑钟林，并经自治区党委批准，撤销了他们的职务。紧接着一些大中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大批学生在“造反有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揪斗教师和院校领导人，给他们戴上“反动学术权威”或“牛鬼蛇神”的帽子。有的地方还把一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家庭出身的职工和学生称为“黑五类”。新闻、文化单位的党政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也是受冲击的主要对象。一时间，这些单位一片混乱。
　　接着，红卫兵由在本单位“造反”到“杀”向社会。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文化大革命”《十六条》公布后，各大中学校普遍建立起“红卫兵”组织。这些佩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学生，在把他们的学校打个落花流水之后，便走上街头破“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即所谓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实际上就是改路名，焚书抄家，破坏文物古迹，游斗和遣送“四类分子”。当时，仅南宁市就有670户被抄家，数千居民被当作“四类分子”遣送回原籍监督劳动，15万件文物和字画等被当作“封、资、修黑货”查抄或销毁。八月底，北京南下的红卫兵与广西一些大专院校的红卫兵汇合，无理要求批斗广西师范学院（后改师范大学）的领导人，自治区党委不答应，他们就到自治区党委门口“静坐”，冲击自治区党委机关。十月以后，各级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各种各样的“战斗组”、“战斗队”纷纷成立，动乱从文化教育部门向各级党政机关发展。在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下，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了机关、学校和街道广场，一度引起市场纸张脱销。打着各种旗号的“造反组织”，趁机刮起一股向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钱、要粮、要物的经济主义歪风。南来北往的大串连逐步进入高潮。这样，“文化大革命”就从大中学校和文化部门内部扩展到社会上来，从冲击本单位的党政组织发展到冲击自治区和地、市、县党政机关。
　　之后，从批斗干部发展到夺权。一九六七年一月，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策划上海夺权的“一月风暴”刮到广西，广西一部分群众组织也联合起来，组成“广西革命造反大军”，于一月二十三日夺了自治区党委的权。接着，自治区直属机关、各级党政部门以及企事业单位也相继被本单位或外单位的“造反派”夺了权。很快，一个层层揪“走资派”，处处抓“帝、修、反代理人”的乱批乱斗高潮在全自治区各地掀起。各级党政领导和部门负责人不是被打倒就是“靠边站”，有些领导干部还被戴高帽游街。顷刻间，各级党政机关全部陷入瘫痪。这时，中共中央决定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进行“三支”（支左、支工、支农）“两军”（军管、军训）。二月二十五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紧急召集各大军区领导人开会，要求各省军区、军分区和市、县人民武装部成立“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以维持经济工作的指挥。广西的各级“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也于三月初相继建立起来。
　　最后，从“文斗”发展到武斗，全面内战步步升级。在夺权斗争中，各群众组织之间由于意见分歧而相互对立，并互相指责攻击。一九六七年四月以后，各地的群众组织分成了观点对立的两大派。这两大派组织的群众先是在大辩论中互相指责对方“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而后从互相对骂发展到动手动脚。七、八月间，江青鼓吹“文攻武卫”，广西两派群众组织始则用棍棒以及钢叉、长矛对阵；继之，南宁、柳州、桂林、梧州等市和一些县城的群众组织开始抢夺枪支，抢占据点，构筑碉堡，并互相开枪开炮，一场大武斗爆发了。在这场大武斗中，一些地方的群众组织擅自成立所谓“贫下中农法庭”，滥杀无辜，给广大干部和群众带来深重的灾难。为了制止广西事态的发展，周恩来于六月一日至九月二十二日先后七次接见广西两派群众组织代表，经过耐心的教育说服，才使两派代表勉强达成大联合协议。十一月八日，毛泽东亲自批示“照办”的三个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广西问题的决定》、《广西两派大联合协议》、《中共中央关于成立广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通知》下达，由韦国清、欧致富、魏佑铸、孙凤章、焦红光、郝忠云、王斌、伍晋南、安平生及群众代表组成广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韦国清为革筹小组负责人。两派群众组织的枪支被封存，全自治区出现了一段短暂的平静。但由于派旗不倒，组织犹存，大联合貌合神离，冲突仍此起彼伏，武斗时有发生。一九六八年春节后不久，一场规模更大、斗争更激烈，手段更残酷的武斗，终于在桂林、南宁、柳州、梧州等市及博白、宜山、融安等县城爆发。在这场大武斗中，有的机关大楼被炸毁，有的商店、民房被烧成废墟，国家的援越物资也被抢夺，铁路运输一再中断。中共中央和广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虽三令五申，亦未能制止。
　　七月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根据广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报告，发布了关于广西问题的布告即《七三布告》(注：1983年，经自治区党委报请中共中央同意，对《七三布告》予以否定)。《七三布告》提出停止武斗，保证铁路运输畅通，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交回抢走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外地人员立即返回本单位，惩办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现行反革命分子等六条规定；同时也把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群众组织的一些严重错误行动定为反革命事件，并号召“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根据这种错误的定性，在贯彻执行《七三布告》中，军队和武装民兵把一派群众组织的据点拔掉。许多地方程度不同地发生了乱杀人的严重问题。直到八月中旬，南宁以及大部分地方的武斗才告停息。八月二十六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简称自治区革委会）在南宁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设委员135名，常委29名，韦国清任主任，欧致富等12人任副主任。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前进──热烈欢呼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大规模的武斗被制止了，但有的地方仍有严重违法乱纪、滥杀无辜的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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