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寅宗：重庆“文革”武斗九个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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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源重庆文革大武斗，需回到1966年。
这年5月底，重庆市委收到中共中央西南局发来的一份文件。文件名叫《关于贯彻执行中央5月16日 通知 ，坚决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重庆文革由此拉开序幕。
按上层授意的“文攻武斗”，重庆文革组织形成观点对立的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他们都打着“捍卫毛主席思想、捍卫无产阶级路线”旗帜，高呼“保卫毛主席”口号，互相批驳，从辩论升级为钢钎、大刀等冷兵器。
一次意外的擦枪走火后，坦克、炮战又相继在重庆文革武斗中登台亮相，诸多无辜群众成为武斗的殉难者。
激烈的斗争惊动中央高层，周恩来总理对重庆混乱的局势批示：“重庆不能再乱了”。
今天，我们梳理重庆文革武斗的那些关键词，回首那段在记忆中逐渐模糊的过去。

五一六通知

重庆的文化大革命，跟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是按中共中央统一部署开展起来的。
1966年5月底，中共重庆市委收到中共中央西南局《关于贯彻执行中央5月16日 通知 ，坚决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按中共中央和西南局、四川省委的要求，重庆市仿效北京批判“三家村”的做法，掀起了揪本地的“三家村”、打“黑帮”的高潮。
为积极向上级表现，重庆市委报经中共中央西南局和四川省委批准，于1966年6月21日将重庆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郑思群定性为“黑帮”，责令其“停职检查”，并在6月22日在《重庆日报》上公开点名批判。
同时，还派出由副市长余跃泽为组长，五十四军副政委钟池为政委，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崔成礼为副组长的300人的庞大工作组进驻重庆大学，领导“抓郑思群黑帮”，让校、系两级领导干部90%以上“靠边站”，发动师生员工揭发批判。
当重庆市正在按部就班开展运动时，意外发生了。
1966年7月1日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在文章的注释里，批判了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兼重庆市市长任白戈。
在这期《红旗》杂志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发表署名文章《国防文学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口号》。文中批判“周扬的另一个追随者竟然攻击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罪恶’时”，穆欣在注释中点明，这个“周扬的追随者”是任白戈。
虽然这次点名批判任白戈不是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并且只是在一篇文章的注释里出现的。但当时在报刊上点名批判有严格的政策规定和组织程序，绝非文章作者或报刊编者可以任意而为。
作为中央舆论喉舌的传媒，当时都被视为传达的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因此，《红旗》杂志此举被视为中共中央的部署。当那篇文章在各地党报转载（《重庆日报》于7月6日转载）、广播电台反复广播后，重庆立即引起震动
随即，任白戈被迫以“请假检查”名义停止工作。
在重庆这样一个当时西南地区最大的工业城市和经济中心，党政一把手突然之间被以如此不正常的方式“打入另册”，威信扫地，在市民中带来的震动可想而知。
这为重庆局势陷入大动乱埋下伏笔。

郑思群之死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大环境下，各级领导唯恐“右倾”挨整，纷纷“向左看齐”。市委派驻各单位的工作组自然在领导“斗黑帮”的运动中更加向“左”转。
被当作重庆头号“黑帮”典型的重庆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郑思群，成为市委工作组的批斗重点。工作组建立专案，汇集材料，却找不出郑思群工作和生活作风方面足以用来定罪的大问题。
于是，重庆市委工作组罗织罪名。
对重庆市委工作组强加给自己的罪名，郑思群并不接受。工作组的逼供迫害，让他愤怒至极。1966年8月2日凌晨，郑思群被发现在工作组的“监护”的重庆大学松林坡专家招待所用剃须刀片割破颈动脉自杀身亡，享年55岁。
按当时“自杀等于叛党”的习惯认识，重庆市委匆忙宣布开除郑思群党籍。
但郑思群平时工作作风朴实，平易近人，与学生关系很好。郑思群在重庆市委工作组迫害之下的自杀和市委对其“鞭尸”式的无情处理，使重庆大学许多师生感到震惊和悲愤不平。
郑思群是重庆地区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非正常死亡的高级干部。此事引起的震动，并不亚于任白戈被点名。特别是对重庆大学的师生来说，许多人不相信郑思群这样的老革命会自杀，甚至怀疑是遭到了谋杀。
8月3日，重庆市委在重庆人民大礼堂召开全市大专院校和中学文革积极分子大会，正式传达北京新市委于7月29日召开的大、中学校文革积极分子大会精神和毛泽东有关撤销工作组的指示。大会尚未结束，重大学生就已闻讯在校内写出大标语：“拥护党中央，拥护毛主席，赶走工作组，自己闹革命！”
当晚，重大校园里出现了《就郑思群自杀事件给西南局、李政委的一封信》等要求重新审查郑思群死亡事件的大字报，对市委工作组表示公开抗议。
当全国不少大专院校因工作组阻扰、限制造反派师生“斗黑帮”的过激行动而与造反派师生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在重庆大学，却因工作组“斗黑帮”的过激行动造成领导干部非正常死亡，引发广大师生与工作组的严重对立，并促成重庆大学师生率先向市委造反的恶果。

八一五派诞生

郑思群事件发酵期间，北京传来的另一个讯息进一步搅浑了局势。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10天之后，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了红卫兵，红卫兵运动迅速遍及全国。 8月13日，重庆大学学生周敦仁起草《致全市大专院校革命同志的一封公开信》，号召向重庆市委造反，得到重大全校数千人的签名响应。
两天后，一个意外事件，让重大师生的造反行动走出校园。
因对工作组评价上的分歧，与重庆大学同在沙坪坝区的重庆师范专科学校（现重庆师范大学）学生中出现两派对立，反工作组一派处于劣势。
鉴于此，重庆师范专科学校的“轻骑”、“排炮”两个小组派出代表，向反工作组观点占绝对优势的重庆大学师生求援。
8月15日，重庆大学数千师生，顶着烈日，前往师专声援。他们被保工作组一派群众围在暑气逼人的师专操场上，双方召开激烈辩论，引来师专附近的学生、工人、机关干部和居民上千人围观，他们也带着不同观点前来加入辩论或看热闹。这样，出现了文革爆发以来第一次较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
在双方坚持的过程中，重大师生和师专文革筹都不断派出代表，到重庆市委反映情况，要求市委领导到场解决问题，但市委一直不予答复。直到傍晚，重大师生派出的代表向市委提出三点强硬要求：
一、如果你们认为我们的行动符合毛泽东思想，那么就请你们到师专去；如果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就不去；
二、我们的通知挨饿、晒太阳，如果出了问题，完全由你们负责；
三、如果你们实在不去，我们的4000革命师生全部到市委来。
在这样的“最后通牒”特别是后两条的要挟下，市委书记处不得不派出书记处书记、副市长辛易之前往师专现场处理情况。
辛易之到师专后，重大师生要他回答“今天发生的事件是不是革命事件？”、“市委抽调大批学生下乡劳动、搞四清运动，是不是错误的？”等问题，并要求对师专的一些人用“不受欢迎”四个字与毛主席像争高低的“反革命行为”作出严肃处理。
辛易之当然既不能回答这些，又不可能对所谓“反革命行为”作什么处理。他含含糊糊，环顾左右而言他，并说如果大家心中有气，可以对他撒等等。讲完之后，就准备离开。
辛易之不得要领的讲话，让参会群众非常不满。当他钻进专车后，被激怒的群众，便围住专车不让走。这就形成了重庆第一次造反派师生与市委领导当面争执、对峙，或者说“围攻市委书记处书记”、“向市委造反”的局面。
事后，重庆造反派便将这一天视为造反开始纪念日，造反派亦被称作“八一五派”。重庆大学造反派师生成立的组织就取名为“八一五战斗团”。

党委求“炮轰”

1966年8月17日，毛泽东所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传达到全国县、团级单位领导层。
8月20日，重庆市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庆祝文化大革命胜利大会。
这时，全国许多地方已出现了“炮打”、“炮轰”一些党委的口号。但这并非都是造反派提出的，恰恰相反，最初普遍是由各级党委在贯彻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时，按照全会文件之一的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提法而主动提出的。各级党委这时都纷纷提出“炮打司令部”、“炮打司令员”、“引火烧身”之类口号——如同在“四清”运动中主动“洗澡、下楼”一样，以为这样才是紧跟党中央的部署，才能正确领导运动。
在这样的背景下，8月25日，中共重庆市委为贯彻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召开了各大专院校文革筹委会代表和学生代表“炮轰市委”会议，力求在文化大革命中争取主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部长刘文珍，代表西南局到会讲话，号召“集中火力，炮轰市委”。
刘文珍讲话时说：“今天这个会是炮轰市委，炮打市委，不是炮轰市委的哪个人，是炮轰市委的错误。市委有违法毛泽东思想的，为啥轰不得、打不得呢？市委是重庆地区的司令部，司令部的问题不解决，重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能搞彻底。”
地方干部都发出“炮轰”、“炮打”的号召，早已习惯于“党叫干啥就干啥”的青年学生，开始积极行动起来。

革联会

文化大革命初期，重庆官方为了反击重大八一五等造反派，开始有组织的成立一些官办纠察队等保守组织，被造反派群众称为保皇派。
但官办的保守组织很快遭遇中央高层的批判。
1966年国庆节后，《红旗》杂志发表题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的社论，明确提出：“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信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加上在毛泽东支持鼓励下的红卫兵大串联，使得文化大革命终于冲破了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的范围，迅速扩大到工矿企业、部队、街道、农村等各方面，形成了广泛的群众性造反和“打倒一切”的局面。
到1967年1月，保守派在重庆基本上处于分崩离析之势，造反派组织占据了文革舞台。
此时重庆的造反派，统称为八一五派。
随着“一月夺权”的到来，重庆八一五内部发生了一次大分裂。
1967年1月2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人民日报》1月22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全国各地的造反派闻风而动，开始全面夺权。
1月24日，重庆八一五造反派按照毛泽东的号召，投入“伟大的一月革命”。1月24日至26日，重庆造反派50多个群众组织，在按照毛泽东指示“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五十四军支持下，展开了向重庆市委党政机关夺权的统一行动。并组成了以五十四军军代表为首的“重庆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筹备会”，宣布夺取重庆市党政机关的一切权力。
1967年2月8日，重庆市造反派夺权后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成立。
革联会虽然成立，但被排斥在革联会之外的工人革命造反组织认为，以重大八一五战斗团为首的群众组织，执行的是一条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完全违背了毛主席关于大联合大夺权的指示，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的群众路线。这不是真正的夺权，而是假夺权；这不是真正的大联合，而是在搞分裂，使文化大革命流产。
于是，这些群众造反组织开始反“革联会”。

反到底的出现

反“革联会”，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是特别敏感的事情。因为在1967年2月，新华社、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接连刊发“彻底粉粹反革命逆流”方面的新闻。
于是，在重庆开始出现“谁砸‘革联会’，谁就是反革命”这样的口号。
1967年2月下旬开始，“镇反”掀起高潮。重庆市公安局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将“镇反”的打击范围迅速扩大。反革联会一派的群众组织相继被五十四军、革联会或八一五派以“反对革联会”、“破坏文化大革命”等罪名定性为“反革命组织”、“反动组织”，大批群众被拘留、批斗。
愈演愈烈的镇反运动，严重偏离了毛泽东提出的“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方向，文化大革命面临夭折的危险。
于是，毛泽东又作出新的部署。1967年4月1日，在批准发出《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及附件》（即：中发[67]117号文件）中，明确宣布，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宣布一个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必须经过中央批准。
由于重庆“反革联会”组织成员不断到京告状“二月镇反”。1967年5月16日，毛泽东批准签发《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该意见共有五条，时称“红五条”。
“红五条”中其中一条为，批评五十四军支持公安部门错捕革命群众，把一些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问题，并要求为错误宣布为“非法组织”、“反动组织”的革命群众组织平反，对错捕的革命群众要释放并恢复名誉。
革联会的“镇反”行动因此陷入尴尬境地，被捕的反革联会群众得到翻身的机会。
反革联会的群众被陆续释放后重新聚集队伍，因其立场一致为“砸烂革联会”，于是反对革联会的群众组织也被称呼“砸派”，革联会仍称为“八一五派”。
四川省革筹组副组长刘结挺在接见重庆砸派代表时提议，既然你们已建立了红卫兵反到底司令部，可以叫反到底派，造反到底嘛。从此，砸派开始称为反到底派。
反革联会的群众造反组织经串联，成立军工井冈山总部与革联会抗衡。之所以取名军工，盖因其成员单位多为重庆国防工业工厂。
因为八一五派有五十四军支持，又有“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革联会，而反到底派却没有统一的指挥中心。于是，1967年6月下旬，军工井冈山在串联28个反革联会总部后，成立了反到底派工人群众组织指挥中心——重庆工人革命到底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

七七枪声

由于八一五派坚持认为革联会是“伟大的一月革命”的成果，必须坚决捍卫。而反到底派则认定革联会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必须坚决砸烂。
但无论是八一五，还是反到底，他们都认定自己坚持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方是“反动路线”、“反革命”、“资本主义复辟”。
文化大革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说：“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于是，双方就只能通过武斗来分胜负。
重庆文革武斗，最初还是规规矩矩的“文攻武卫”，主要是采取辩论为主，拳头论输赢为辅。
但随着钢钎等冷兵器的使用，武斗逐渐升级，文攻处于边缘地位。
重庆武斗大规模升级，1967年7月7日是重要转折点。
那天，驻守嘉陵江大桥南桥头二轻局大楼的二轻兵团成员，在桥头设卡检查过往人员时，与八一五派发生了摩擦，拦截收缴了八一五派运送的印刷纸张。
八一五派随后要求反到底派归还纸张，双方由此发生冲突。八一五派的新六中三二一一一战斗团和二七战斗团总指挥部等，便从二轻局背后高坡上的人民小学向二轻兵团发起进攻。
进攻者居高临下，猛扔石块、砖头，二轻局办公大楼的大玻璃窗被砸碎了。二轻兵团十几个人受了伤，只能往办公桌下面躲。
二轻兵团打了几次电话向警司告急，但解放军迟迟不来制止武斗。危急情况下，二轻兵团动用了保卫科的小口径步枪“自卫还击”，进攻者被打死两人。
由此，重庆武斗进入热兵器阶段。坦克、大炮、海战轮番上演，死难者众。

“九五”命令

重庆武斗升级为热兵器后，给重庆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形势带来恶劣影响。
1967年8月4日，重庆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在重庆警备区的主持下，开始进行停止武斗的谈判。同年8月21日，中央调查组也赴渝对重庆武斗进行调查。
在中央调查组和五十四军的主持下，双方的谈判顺利进行。出人意外的是，虽然谈判前双方打得你死我活。但到了谈判桌上，两派居然出乎意料的一致同意停止武斗，而且争相表现比对方更积极。
9月1日中午，两派经过十余天的谈判后，达成《关于立即停止武斗的第一号协议》，商定于9月2日18时起，无条件全面停火。4日以前将各自拥有的一切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分点封存，由警备区司令部和双方代表共同监管，然后全部上交。
同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严禁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时称“九五命令”。
命令中明确规定：“已经抢夺的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应一律封存，限期归还。”
“九五命令”的下达，推动了八一五和反到底派上交武器的进度，这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重庆武斗后期的良性发展。
1967年9月8日晚上，重庆两大派终于商定，从9月10日期，三天之内分批上交、封存武器装备。
重庆文革武斗热兵器时代，暂时画上句号。

革委会成立前夕的恶战

随着“九五命令”下达、重庆两大派上交武器，似乎宣告重庆文革武斗渐入尾声。
但1968年3月15日，中央领导人在接见四川及重庆军政领导干部时，却对重庆的八一五派和成都的红成派“打倒刘结挺、张西挺”的做法进行严厉批评，明确宣布“打刘、张就是为李井泉翻案”，“打刘、张就是刘、邓复辟”。该讲话，时称“三一五”指示。
“三一五”指示给重庆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原本偃旗息鼓的武斗再次升级。
反到底派认为“三一五”指示，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给自己撑腰，便趁机对八一五派实行报复性打击。
而八一五派对“三一五”指示虽然表面上“坚决拥护”，但内心里则十分愤慨。这造成八一五派在驻军的默许下，进入新一轮的“抢夺”武器弹药用于武斗。
重庆两大派性组织之间，由此又开始了重庆文革武斗最后一次大规模斗争。
原本武器装备落后的八一五派，这次武斗中由于可以直接从支持他们的驻军手中“抢夺”武器，而反到底派手中的武器已经上交，且国防工厂的武器成品库被军队控制，所以八一五派第一次在武器上占上风。
重庆武斗愈演愈烈，但重庆是“三线建设”的重要基地，并且重庆是援越抗美的主要后勤军火库。因此，中央高层不想让武斗影响大局。
于是1968年4月27日，中央领导人再次接见四川和重庆的军政领导干部，对“三一五”只是进行虽不明言，但却是实质上的纠偏。强调省革筹和军队内部要搞好团结，批评了在刘结挺、张西挺支持下“打谢（成都军区副政委谢家祥）反梁（省革筹副组长、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把矛头指向军队的一派群众组织（成都地区的八二六和重庆地区的反到底等）。这次讲话被称为“四二七指示”。
两天后的上午10点30分，周恩来打电话给四川省革筹组负责人张国华，就重庆大规模武斗问题作出强硬指示，强调重庆不能再乱了，不能把重庆搞瘫痪。再搞，一定按“九五命令”办，这是中央的意见，军委的意见。
5月2日，已按照“四二七”指示“把腰杆挺起来”的重庆警备区司令部发出通告，重申中央“九五命令”和周恩来4月份的两次指示，严令各派武斗组织于5月7日下午6点前，将武器弹药全部上缴，解散武斗组织，否则予以强制取缔。两大派的各种专业武斗队开始陆续解散。
1968年10月15日，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在人民大礼堂，举行“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撤销总部，掀起斗、批、改新高潮誓师大会”。两大派群众组织宣告，即日起撤销各自的总部。
1969年1月3日，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办事组、政工组发出通知：经市革命委员会第四次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决定，各系统革命群众组织总部、各系大联委一律于1月8日前撤销。
各系统总部和系统大联委限于1月30日前将所有经费、账册、物资、资料文件，上交市革委会接收组。原各系统总部和系统大联委除留3-5人办理交接手续外，其余所有人员于1月8日前，返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重庆市各级群众组织基本全部撤销。
同时，深陷派性泥淖中难以自拔的五十四军离开重庆移防云南，这对重庆两派停止武斗及大联合有一定促进作用。
重庆群众组织间的大规模武斗，从此宣告平息。

资料来源：
1、《重庆文革武斗大事记1966-1970年后》，重庆档案信息网
2、《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大事记》，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3、《重庆大学校史》，重庆大学校史编委会编
4、《重庆市志》，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辑室编
5、《重庆公安大事记（1949-1997）》，重庆市公安局史志办公室
6、重庆文革大武斗民间研究者曾钟口述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6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