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福东：重庆大学校长郑思群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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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校长郑思群之死

－－作者：韩福东

郑思群比北师大附中副校长卞仲耘死得更早。1966年8月2日凌晨，在松林坡专家招待所，这位被工作组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重庆大学校长，用剃须刀割喉自尽。“鲜血溅了一壁头”，电机系学生郑志胜在当天晚饭后听到了这个惊人的消息，急忙跑去招待所围观。

尸体已经无影无踪，现场用水洗得干干净净。郑志胜两脚一软，差点栽倒在地，慢慢往回走，来到重庆大学二舍外“思群广场”边那片水冬瓜林里。天已黑尽，他想起许多往事，有关郑校长光辉历史的传说也浮上心头，忍不住暗自伤伤心心地哭了一个多小时，眼睛都哭肿了，甚至看不清路，跌跌撞撞地摸回了宿舍。

“郑思群已定性为‘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自绝于人民’。我怎么能如丧考妣般地伤心呢？那是个“立场问题”啊。所以那场悲戚，当时是无人知晓的。”

4年前，郑志胜坐在我的对面，回忆“文革”时重庆武斗风云时，我仍能感受到他内心深处澎湃的情绪。郑思群是自杀，并非被打死，但接下来整个重庆的暴力行动，却远远超过了卞仲耘所在的北京。武斗最激烈的时候，郑志胜每日负责掩埋尸体，因而有了“尸长”的绰号。

在武斗之前，重庆大学学生间的派系分歧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地主”家庭出身的郑志胜站在支持校党委的一边。他的经历显示出革命洪流中个体价值判断的复杂性和多元化，但最终都将被政治意识形态的黑洞所吞噬。

郑志胜1962年考入重庆大学。开学不久，他就与校长郑思群打了照面。那是一天下午，课外活动时郑志胜穿着打补丁的衣服，一双大脚趾露在破烂的胶鞋外面，坐在团结广场边石栏杆上和几个同学聊天。这时从学校党委办公室下来几个人，其中一个50岁开外、身材高大且清瘦、衣着朴素的老人用手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肩头：“小鬼，刚来校的新生吧？”

在问清他就读的班级后，又对身边一位老师说了些什么后，老人离去。郑志胜正好奇地看着他们的背景发愣，一位老校友告诉他，此人就是校长郑思群。“黑五类”出身的郑志胜受宠若惊，更加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学校的林总务长派了个老师送来一双绿色崭新的解放鞋。郑志胜感动得热泪盈眶。
他对郑思群的崇敬就此产生，以至于在“文革”爆发之初，成为了一名“保守派”。

按照郑志胜的回忆，重庆市委在1966年6月8日派出了以张中玉、张海亭为组长的第一个工作组，进驻重庆大学，协助重大校党委领导“文化大革命”。因郑志胜所在的电机系67级电力一班，以黄顺义为首的几位同学对校党委压制民主、阻碍“文革”意见很大，校党委派岳崇兴前来征求意见，试图把刚刚燃起来的革命烈火扑灭。黄顺义与岳崇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令后者非常尴尬。

此后，有人在学校大字报专栏上刷出了“踢开校党委，自己闹革命”的大标语。郑志胜和同学陶森林对此展开了讨论。他们认为，党中央是由各级地方党组织组成的，地方党组织大多数是好的，如果所有基层党组织都烂掉了，那党中央不就是个空架子了？于是，陶森林执笔写下“誓死捍卫校党委的绝对领导！”的标语，郑志胜则找来20多米长的电线，把它挂了起来，并站在宿舍边的马路上发表演讲。

郑志胜在演讲中列举了郑思群校长关心学生、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很多事情，并指控同学黄顺义“有野心”。作为例证提出的是，在达县渡市搞“四清”运动时，黄顺义是三星大队工作组的工作员，却反对工作组长，使工作组长下不了台，工作团的江泽佳主任为此特别要求他们和地方干部搞好团结。

这个指控并不成立。郑志胜现在承认，黄顺义当时其实是对工作组长为揪出“四不清”干部而对生产大队长小题大作，无限上纲的作法不满，才发生争执。在那件事情上，黄顺义是“坚持正义、维护真理”的。

在演讲过程中，电机系二年级的两位女生并不服气，还和郑志胜发生了辩论，并于事后写大字报警告：“郑志胜你不要跳！”郑志胜无所畏惧，虽有奚落和围攻，但他也得到了一些同学的支持。

这是工作组进驻重庆大学初的混乱状况。既有的权力中心（大学党委）即将被清算，工作组代表了新的革命方向。重大学生也随之被卷入斗争中去。在郑思群被停职、重庆大学党委权力旁落之后，郑志胜所从属的派系立刻变得灰溜溜起来。他本来都已经认输了，还对自己针对黄顺义的言行写过检查。但郑思群之死激发了他的斗志，此时刚好毛泽东已作出撤销工作组的指示，他从8月3日起即投入到赶走重大工作组，进而打倒重庆“黑市委”的战斗中去。原本支持重大党委的“保守派”，现在成了“造反派”；而那些支持工作组的革命群众，很多则坚持与市委站在一起，成了“保守派”。

也有例外者，譬如黄顺义，一直保持打倒权力中心的造反精神，从反对重大党委直接过渡到反对重庆市委，成为新造反派“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将。派系斗争就是这样复杂。

在郑思群自杀后三天，北京师大附中副校长卞仲耘被一群学生打死。“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说的一句话。工作组在重庆大学还得势的时候，一个叫孙育福的同学曾帮助郑志胜学习毛主席的三篇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和《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以确立对“革命”和“造反”的正确信念。

很少有学生能置身于政治运动之外。“文革”之前，当权派的手中多沾有鲜血，或至少是制造压迫的帮闲。群众运动兴起时，革命小将很容易找到将当权派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理由。在中国西南，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权力核心李井泉，其应为大跃进期间四川饿死的千万民众负责。没有“文革”的暴力狂欢，他只会愈发受到中央的器重。

但这场失序的暴力狂欢，最终将中国导入了崩溃的边缘。学校里的青春躁动，更在政治人物的有意引导之下，发声为一曲人肉祭坛上的激越号角。

“李井泉于1966年‘11·13’大会伪检查之后，即退居幕后，并沿成昆线逃窜。于1967年元月四日从昆明乘飞机逃至上海，妄图逃脱革命群众的斗争。元月十八日，被重大8·15同学郑全体、吴成金、赖民国、西南局办公厅干部周仁佑、何锦沐，带李井泉的三线黑班底班长程于华及其秘书‘揪’回成都。元月十九日被重大8·15郑全体等带回重大8·15总团。从此李井泉即住在重大8·15直至四月下旬方离开。”

这是重庆大学造反派组织“8·15”所作《“智擒李井泉”真相的初步调查》第一段内容。它现在还完整保留在重庆大学的档案室里。这篇纪实报告活灵活现描绘出革命小将们与“敌”斗智斗勇的经过。李井泉是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名副其实的“西南王”，文革时被学生们称作“土皇帝”。对他所作的概括性总结是：“以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把四川当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李井泉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坚持执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疯狂地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在历史的底本中，关于李井泉的叙事很大部分将被三年饥荒时期所充盈。1958至1961年，四川连续4年人口直线下降，净减人口622万。国内大概只有河南能出其右，但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却只有河南、安徽、甘肃和青海被列为重灾区，四川安然过关。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被刘少奇降职任用，李井泉却依然照做他的“西南王”。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不点名批评了李井泉，而去四川组坐镇的中央领导邓小平，却将焦点由集中火力批李井泉转移到让大家纷纷做自我批评上。（参见《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张素华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

在文革之前，历次政治运动，也都是人治的方式。这是理解文革时期造反学生心态的一个基本语境。对当权派的批斗，如果剥除掉“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些意识形态话语，不能说完全无因。对大饥荒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李井泉如此，作为老革命的重庆大学校长郑思群也必然如此－－虽然他的情况可能会复杂得多，但对郑校长艰苦朴素的后世回忆只是硬币的一面，另一面需要和高校整风在建国后几乎未曾中断联系起来考察。

反右时，反对党委和党支部就是反对党中央。文革则是完全不同的套路，直接冲击的就是党委和党支部。在重庆大学，郑思群6月中旬即受到学生们的攻击。电机系郑志胜最早是在学生三舍外的大字报专栏上看到冶金系四年级学生贴出的大字报－－《郑思群为首的校党委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黑帮》。石圆台上演讲的学生，对着里三层外三层的学生，慷慨激昂宣示郑思群的罪状。

这时候的情况已经显得混乱，有很多像郑志胜这样力挺郑思群的学生，他们与冶金系学生辩论，要他们拿出实证。按照郑志胜的回忆，一个姓佘的同学原本答应48小时内公布“郑思群是黑帮的钢鞭材料”，后来拿不出，干脆藏到了重大冶金馆楼上。保郑的同学并不善罢甘休，不断去其寝室骚扰，以至于同宿舍的同学日夜不得安宁，只有用一张写有“我不是佘**，请勿打扰”的大字报盖在身上。

批判郑思群的大字报6月17日张贴，第二天中午重庆市委的工作组就来重大，踢开党委，代行职责。当时的博弈相当激烈，几千名学生（以无线电系为首）在校内连夜示威游行，郑志胜也参与其中，反对工作组，支持校党委。
这之间的是非怎么论断？一些文革史家对派驻工作组持基本肯定意见。其实哪有这么简单。以重庆大学为例，工作组进驻后，主要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将学生6月18日的示威定为反革命事件，第二件是令郑思群停职在操场面对全校师生公开检查，并最终将其逼死。再以北师大附中论，卞仲耘之死与其说是革命学生对工作组派驻的一种反弹，毋宁说是对其批判卞仲耘路径的一种延续。这中间本来就是一团浆糊。

前文说，当权派在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中总难脱极左路线的帮闲。这是以事后的是非观来进行判定，但在革命的现场，造反派或保守派的价值体系却完全是另一套标准。派工作组来决定运动走向，免不了派系斗争，最终也必不可免要走向对“黑五类”的批判。由学生和群众以广场狂欢的形式来进行革命，会让运动更为脱序，但在此前历次政治运动中负有重大责任的地方核心当权派——如李井泉，又显然只能以这种方式来受到惩处，在工作组模式中，他们仍将是操盘者与获益人。复原文革初期的语境，仍然是一团浆糊。它是一场内战，我们对当权派文革境遇的评价，至少应放置在新中国前30年的语境中通盘考量。

回到重庆大学校长郑思群之死，8月3日自杀后，仍有学生贴大字报为其鸣不平，甚至怀疑他被人暗杀。传言说，凶手逃跑时在围墙上留有脚印和血迹。在革命教育中长大的地主之子郑志胜，想起了中美合作所白公馆后那个松林坡，想起了杨虎城将军被杨进兴杀害的情景，觉得历史与现实何其相似！他当时相信郑校长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像国民党关杨虎城一样最终杀人灭口。在郑思群被工作组停职后压抑、沉默了一个多月的激情，终于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

接下来的最大不同是，重庆乃至四川当权派主导政治运动的模式被打破。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成功说服之下，红卫兵登上历史舞台。地方权力中心的多元化，让武斗风云席卷兵工厂密集的重庆。郑志胜在每日掩埋尸体的过程中，见证了民粹革命的巅峰状态。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尚未出版的《郑志胜回忆录》）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4&tid=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