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为什么历史学成为当代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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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历史学成为当代显学
—— 在清华校友2016年校庆座谈会上的发言

作者：杨继绳

显学，是指一时在社会上处于热点的、显赫一时的学科、学说，学派。韩非子著有《显学》。《显学》称：“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这是指韩非子所处时代的情况。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显学。

同其它学科相比，显学是人们趋之若骛的热门学科，被社会广泛关注；从事显学研究的学者队伍比其它学科庞大，学术活动比较频繁；显学的出版物比其它学科的出版物要多得多。在网络时代，显学的文章在网上占有较大的比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经济改革是社会的主旋律，经济学是当时的显学。1997年我发表了《显学的危机》一文，评论了当时中国的经济学界。

中国人十分重视历史，甚至有所谓“史外无学”之说。不过，过去研究历史、从事历史著述的只是官史机构和专业史学工作者的事。当今从事历史研究、历史著述的人士，不仅仅是历史学科出身的，还有学文学的、学经济学的、学新闻学的、学哲学的。很多理工科和医科出身的人也从事历史研究和写作。很多在自己专业领域创造了成绩、成为他所在专业的成功人士，退休以后也转到历史学领域里来、潜心从事历史研究。

说历史学是当今显学，当之无愧。今天的这个聚会，是理工男、理工女讨论历史的学术会议，这是历史为成当今显学的一个证明。

意大利思想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当代社会的要求促使人们去研究过去，激活过去，从过去的经验教训中寻求解决当代问题的智慧。为什么历史学成为当今显学？是因为当今社会对历史有着强烈的要求。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历史真相的强烈渴望，是众多人关注历史的一个重要原因

几十年来，几代人所学的历史教科书，所受的历史观的教育，很多是根据某一种意识形态的需要而剪辑甚至编造的。例如，对抗日战争，几代人只道共产党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以后，躲在峨眉山上的蒋介石才下山摘取胜利的桃子，不知道抗日主战场在哪里，不知道两百多位国民党将军在卫国战争中捐躯；几代人只知道，由于党的英明领导，战胜了1958-1962年空前的自然灾害，使形势越来越好，不知道数千万人被饿死的惨烈人祸；没有经历文革的人只知道，文革中大批官员受到迫害，不知道受害的普通群众是受害官员的十倍、百倍，只知道造反派是文革的作恶者，不知道十年文革中造反派仅仅活动两年，作恶者主要是不同时期的掌握权力的人。只知道“四人帮”和造反派支持文革，不知道一大批高级干部也在一段时期支持文革。几十年来，教科书还向中国人灌输有所谓“五阶段论”，即人类的历史要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终必然走向共产主义社会。从而认定走苏联的道路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不可抗拒的天律，苏联崩溃以后，有人还相信“五阶段论”，还对苏联模式恋恋不舍。

当人们发现被蒙骗，就会产生追求真相的强烈渴望。当得知真相多年被掩盖、被歪曲，人们就会不顾一切地去挖掘它、揭露它、传播它。

乔治·奥威尔说：“当我动笔写一本书时，我不会跟自己说我要写一本完美的书。我想写它，是因为我想揭穿某种谎言，是想唤起人们注意某些事实。”揭露谎言，还原真相，这也是当今很多历史研究者的目的。我们这两三代人受骗了，决不能让后子孙代继续受骗。

为什么真相被歪曲、被掩盖？这是因为，有些人通过说假话来取得利益和维护利益。揭露真相，会伤及这些人的利益，会引起这些人的恐惧和反扑。

掩盖真相和揭露真相，是利益和真理的较量，是光明和黑暗的较量。这种较量有时是非常残酷的。因此，追求真相的渴望不仅仅是出于好奇心理，而是出于对真理的追求，因为没有真相就没有真理。

2，当一个民族经历了重大曲折，需要重新选择道路的时候，就需要重新审视走过的路，以更广阔的历史视野，瞭望前进的方向。

人类本来是要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发展，从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发展，从蒙昧和迷信向智慧和科学发展。而中国的近现代却有一段时间脱离了人类这个发展轨道，直到改革开放又转了回来。这好像中华文明的象征黄河一样。黄河本来是向东流，流向大海，融入世界潮流(以欧为师)，但是流到陕甘地区以后被拉向了北边，向苏俄的方向流动（以俄为师），后来又拐回来，转向大海的方向，形成了一个河套。这就是中国近现代史的河套，历史的河套。

历史河套的前一段造就了一个专制的中国，贫困的中国。这种结果，背离了很多老一代革命家的初衷，广大中国人蒙受了灾难。历史的河套的后一段是改革开放，它使中国回归人类文明的主流，走向摆脱贫困和专制的道路。

当初，中国人走进这个历史的河套时，有着良好的愿望，有着当时的“合理”逻辑，有着国内外的动因。在革命者的眼里，他们的选择是合理的。当时也有不同的选择，但占主导的革命力量认为“不合理”而加排斥。显然，“合理性”的认定，受当时革命者的视野所限。按照革命者当时视野认定的“合理性”作出的选择，步步演进，就形成了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者当时不会想到，“短期的合理逻辑”铺设的路，是通向奴役之路，通向灾难之路！

一只在弧线上爬行的蚂蚁以为自己在沿着直线行走，在高处鸟瞰才看清蚂蚁在走弯路。历史学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大学问，对走过的道路的回顾和反思是历史学的责任。视野狭小的人们认为走的是光明的坦途，从历史大视野看才知道进入了歧途。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明智就能少走弯路。

中国向何处去？这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反复提出的老问题。经过大饥荒和文革等重重灾难，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走出历史河套，就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社会也前进了一大步。但是，由于“苏学为体，西学为用”改革思想，经济上搞市场经济、政治上难以割舍苏联体制，因而出现了大量的新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有人怀念毛泽东，有人提出搞第二次文革。他们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他们认为沿毛泽东的路子走下去，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中国似乎又面临一个重大选择：是回到毛泽东时代、实行前三十年的路线，还是清算前三十年的路线、全面深化改革？在这一选择中，社会思潮出现了分裂，甚至出现了各站立场、壁垒分明、党同伐异的情况。在这样社会环境中，很多人彷徨、苦恼，迫切需要历史经验指明方向。

因为关心当前和未来，所以回顾和反思过去。这是历史学成为当代显学的第二个原因。

3， 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必须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几十年来，都把毛泽东思想当作最高标准。判断一切事情的是与非，都看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提出了用社会实践标准代替毛泽东思想这个标准。这场大讨论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文章引发的。文章的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标准大讨论破除了对毛泽东迷信。这个“现代迷信”禁锢了中国人的头脑二十多年，这场大讨论打开了这个精神枷锁。

然而，用社会实践来检验真理有两个难题：一是社会实践需要很高的社会成本，甚至要以几代人的鲜血和生命为代价；二是社会实践需要很长的时间。社会实践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在实验室里短期找到结论，它需要一个历史过程才能够明辨是非。所以，用实践来检验真理，不可能当下进行试验，只能用人们经历过的社会实践来判断是非。这就得依靠历史。真实的历史是社会实践的记录和总结。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重要结论，包含着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真实地还原近百年来的历史过程，客观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改革开放的开山巨斧和精神指南。要坚持改革开放，就必须坚持社会实践标准；要坚持社会实践标准，就必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对过去走过的路，不仅讲成绩，还要讲问题；不仅要看正确的，还要看错误的。其中，总结错误的教训更为重要。人类知识基本是从错误中学习得来的。要从错误中学习，就必须认识自己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说：“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大的错误。”

令人遗憾的是，现在有的人却极力掩盖历史上的错误。他们把片面歌诵过去的成就当“正能量”大加表彰；把揭露和反思历史上的错误当“负能量”大加打压。这些人无视“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的古训，听到谄媚的“诺诺”之声就很高兴，听到忠诚的“谔谔”之谏就非常不满。这种态度“本身就是错误，而且会招致更大的错误”。“更大的错误”就是重蹈覆辙。杜牧在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写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对错误的“自哀”、“自鉴”中寻找真理，这是历史学成为当今显学的第三个原因。

4， 沉重的历史责任感，使一代人拿起了史笔。

我们这两三代人经历了上述的“历史的河套”，有着进入“河套”和走出“河套”的清晰记忆和切身体验。进入“河套”和走出“河套”都伴随着时代的巨变，社会的动荡，生活的跌荡起伏和亲人的悲离合。这两三代人体验的复杂性和深刻性，是平静岁月中无法相比的；他们观察社会的眼界和对社会认知的深度，是平静时代的人们不能达到的。非凡的记忆，非凡的体验，非凡的认知，应当是这两三代人最重要的遗产。前两代人多已告别人世，只有我们这一代人保有这些遗产。我们已白发苍苍，垂垂老矣，不把这份遗产著之竹帛、传给后代，就可能永远地消失了！这将是死不瞑目的重大遗憾！正如孙怒涛校友说的，“历史，拒绝遗忘！”“因为遗忘，意味着亿万文革受难者的苦白受，血白流，命白丢；因为遗忘，意味着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没有前途，没有希望。”沉重的历史责任感使这一代人拿起史家的笔。他们写历史不是为了出名，因为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已经功成名就了，他们为什么还要对与自己专业无关的历史费如此多的心血？陆小宝校友回答得好：“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最后责任！”这也是历史学成为当代显学的又一个原因。

由于有了沉重的责任感，最近几年，清华校友写了出版了一大批著作。有《清华文革纪事》（沈如槐）、《清华文革亲历》（邱心传、原蜀育）、《倒下的英才》（唐金鹤）、《风雨岁月：1964-1976年的清华》（刘冰）、《良知的拷问》（孙怒涛）、《清华文革五十天》（蒯大富）、《走出文革》（叶志江）、《云卷云舒——清华笔记》（傅培程）、《潮起潮落》（陈继芳、马小庄）、《落霞孤鹜》（王克斌）、《明日黄花》（顾耀文）、《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孙怒涛主编）等等。我们都是快要谢幕的人，用自己的经历总结历史教训是我们在人生舞台上最后一个亮相，是向我们的后代、向明天的祖国交出最后一份考卷。

显然，用自己的经历总结历史教训，不仅是清华大学的学友，很多经历这个时代的人也在历史书架上摆出了自己的成果。个人的甜酸苦辣和国家的盛衰兴退息息相关，这些个人史著是中国当代史不可或缺的见证。这些带着体温的著作，是生命史、心灵史，也是社会史，是“历史河套”里的一个个鲜活的、多彩的浪花。

谢谢大家！

2016年4月22日

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2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