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谦：毛的文革遗产与习近平治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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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这篇论文是为参加纪念文革发动五十周年的学术研讨会而写，全文分四个部分：一、邓小平应对毛文革遗产复活负责；二、毛的文革遗产反文明反传统反人性；三、毛是红二代的精神教父；四、毛魅影下的习近平治国困局。现由美国之音首发。

毛泽东是中国人的宿命和孽债，生前曾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命运，改变了近代中国原有的历史走向，把整个国家推入一场共产主义乌托邦试验场。尽管他已经死去多年，但幽灵仍在缠绕着中国，牵制着未来中国社会的走向。而文革则是毛留给中国最大的政治遗产，一直蛰伏在朝野人心之中，时隐时现，挥之不去，左右着当今中共最高执政者的思维方式、执政模式、话语风格和路径选择。

毛泽东发动文革，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他政治生涯中一场最大的赌博，乃至一生的归宿。文革倾注了毛一生的心血，浓缩了他全部的政治理念，是他对中共建政后党内分歧、历史恩怨所做的一次总的清算。他自以为可以指点江山，再造历史，变共产党的党天下为毛氏的家天下，最后却被历史所捉弄，败于党内官僚集团。死后不到一个月，江青就被囚禁，精心安排的由文革派接班的布局灰飞烟灭。毛晚年背诵《枯树赋》的悲凉心境，正是对这种结局的预感。

毛的文革遗产与中共官方的意识形态是一对孪生兄弟，前者是后者的极端形式，后者是前者的常态表现，两者同源，互为依存，剪不断理还乱。官方意识形态一直就存在着“文革基因”，其核心是敌对思维和斗争哲学，制造仇恨，崇尚暴力。毛的文革遗产当年经过文革秀才的包装后，具有相当完备的理论形态，即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概括出性质、矛盾、对象、动力、途径等六个方面的要点。本来，这只是文革秀才为毛发动文革寻找说辞的理论包装和欺骗愚弄民众的政治宣传，后来却成为中共官方为毛遮羞的依据，用所谓的“理想主义”来掩盖毛的文革罪责。在讨论毛的文革遗产时，应该特别小心，不要落入官方的这种话语陷阱之中。

一、邓小平应对毛文革遗产复活负责

文革浩劫后，人们痛定思痛，本来可以趁势一举彻底清算毛的罪责，从起草官方历史问题决议前召开的四千人讨论会上群起批毛的气氛，就可以看出当时党内外的人心向背。记得当时听传达，万里在书记处会议上讲，现在是最后一次再提“毛泽东思想”。但是，邓小平扼杀了这一批毛的势头，强调毛功大于过，必须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否则，决议宁可不写！

按照邓小平定下的调子，当时理论权威胡乔木煞费苦心，试图把毛的晚年错误即文革遗产从官方的意识形态——毛泽东思想中剥离出来，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毛晚年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这样一来，毛被高高挂起，让林彪、江青背文革的黑锅，中共官方提出的“彻底否定文革”轰轰烈烈地走了过场，成了烂尾工程，贻害深远。

邓小平刻意维护毛，从私心来说，是不想当中国的赫鲁晓夫，但从政治上来说则是为了保住党天下，不想触动文革产生的制度根源。邓采取实用主义的做法，只在某种程度上与毛划清界限，以此为基础推动改革开放，开创自己的时代。在这一点上，邓小平缺少政治胆识和历史眼光来开创国家真正的长治久安。

其实，邓小平心里很清楚，对毛的评价禁不住历史的检验。九十年代初，邓向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等人承认，当年决议“部分历史是不实的”，对毛的评价是“违心的”，可以在他们这一代走后，再作全面评价。但是，已经坐失清算毛的历史时机，以致造成今天毛文革遗产死灰复燃，困扰中国的局面。应该说，邓对此起了关键作用，应负的历史责任一点不比六四镇压小。

在邓小平时代，中共官方对毛文革错误的定性，是按照《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口径，指毛犯有全局性的左倾严重错误，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并推向极端，但没有认真加以清理，而是强调“宜粗不宜细”，文革历史的真相被刻意掩盖起来。“魔鬼存在于细节之中”，离开了历史细节，一般民众无从了解毛发动文革的真相和罪责。再加上毛的文革遗产与中共官方意识形态的同质性，掰扯不清，结果八十年代官方的否定文革做成一锅抽象否定、具体含混的夹生饭。

另一方面，邓小平主政后实行的跛脚鸭式的改革，造成了越来越多的社会不公和民怨，这成为毛的文革遗产复活、兴风作浪的社会土壤。不错，邓主导的改革开放把中国民众从毛时代的贫穷饥饿中解救出来，开始过上小康生活，但其目的主要不是为了民众的福祉，而是为了挽救共产党的一党天下。这是八十年代的改革步履蹒跚，一波三折的根本原因，也是他不能容忍胡耀邦、赵紫阳，接连罢黜两任总书记的原因所在。与胡、赵两人相比，邓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改革派，充其量只是个半吊子的改革派。更深一步说，邓的改革取向，与毛对他有知遇之恩有密切关系，这种情结左右着他的政治判断。

在中共第二代领导人中，邓小平与毛的关系最深。早在中央苏区毛挨整时，邓就是毛派的头子而受到株连，由此得到毛的青睐，刻意扶植，作为接班人来培养，锋头甚至超过林彪。如在淮海战役中，让邓统领二野、三野两大野战军；在中共八大时，又先林彪一步进入中央常委。中共建政后，邓一度也是积极贯彻毛的左倾路线的得力干将，在许多事情上，邓都难脱干系，如在反右运动中担任前台总指挥；在中苏论战中，邓直接领导反修文件起草小组，参加这个写作班子的康生、王力等后来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

正是由于这种历史渊源，毛虽然对邓小平跟着刘少奇跑不满，在文革中想整他一下，但始终留有余地，强调“邓是内部问题，刘、邓应有区别”，并给予特别关照，允许邓可以给他写信，指定汪东兴负责照顾邓的生活。所以邓在文革中的境遇，与刘少奇、彭德怀那种生不如死的境遇有完全不同。即便是邓在文革中第二次被打倒后，毛仍保留他的党籍，并满足邓的请求，允许他和家人在一起，可谓做到“仁至义尽”。

邓、毛之间这种关系，使邓小平对发动文革的历史罪人毛泽东格外宽容，高高挂起，轻轻放过。在维护毛的问题上，他甚至超过党内保守派大老陈云，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邓才是中共党内最大的保守派。这种对毛的暧昧态度，对一党体制的格外看重，决定了邓在政治上的摇摆性，一身兼有改革派和保守派双重角色，只求经济发展，拒绝政治改革。这种跛脚鸭式的改革，催生了“中国模式”的权贵资本主义。

这种半管制、半市场的权力经济——通过权力寻租，通过市场兑现，是中共官场乃至整个社会深陷腐败、道德沦丧的原因。邓小平是始作俑者。邓是一个站在新旧时代交替的历史门槛上半新半旧的人物，他一手催生了改革的胎儿，一手又掐死了改革的生机。缺少了政治改革的制衡，一党体制下的经济改革所释放出来的人和资本的贪婪，必然像当年毛煽动文革狂热一样席卷肆虐整个社会。

六四镇压后，当邓小平在耄耋之年，终于把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写入中共十四大党章的那一刻，就为权贵资本主义大行其道打开大门。此后，所谓“改革”已经成为权贵集团的专利，造成利益分配格局严重失衡，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广大底层民众沦为改革的牺牲品。

于是，人们开始怀念毛时代的“公平清廉”，把毛看作是反抗社会不公和权贵集团贪腐的旗帜，是人民的保护神。毛的文革遗产更是成为中共党内原教旨派批判邓式改革的利器，社会被严重撕裂，毛左和邓右两种势力水火不相容。这种局面是生前刻意维护毛历史地位的邓小平始料不及的。毛的文革和邓的片面改革，一左一右，共同释放出来的人性恶，摧毁了中国社会的生态环境和道德伦理底线，而这正是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今天必须面对的局面。

二、毛的文革遗产反文明反传统反人性

毛的文革遗产究竟是什么，应如何界定？目前学术界有各种说法，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做出解读，五花八门，见仁见智。我不想介入各种观点的争论，因为这对整体把握毛文革遗产的实质并没有多少帮助，更不想陷入中共官方的话语陷阱。这里，只想从宏观上加以界定：毛的文革遗产是中共官方意识形态的极端表现形式，其理论形态是所谓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学说；文革的真实目标是夺权和清洗，换上忠于“毛线”（林彪语）的人，最终建立毛氏家天下；文革理论和实践是反文明、反传统、反人性的。

毛泽东是近代中国社会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人物，是列宁式极权体制、中国皇权专制传统、中国底层流氓文化的集大成者，他改变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原有的走向。中共官方史学用“革命史范式”解释中国近代历史，把它说成是“两个过程”——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共领导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过程。但是，从一个更宏观的视野里来看，这种说法只是一种表象之谈。

近代中国的百年激荡史，实际上是世界全球化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被动卷入其中，目前这一过程仍未结束，还在继续扩张深化。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毛是中国人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失落、抵触、挣扎、反抗、一再挫败，最后选择激进变革，以俄为师，走上共产极权道路的人格化符号。毛把整个国家拖入一场共产主义乌托邦的试验，开启了一个狂热和恐怖的年代。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心路历程，一直可以追溯到中共建政之初，肇端是急于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狂想。斯大林死后，触发了毛争当世界革命领袖的欲望，改变了原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间表，大幅加快对各行各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他与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约定“超英赶美”后，发动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刮“共产风”，结果造成全国性的大饥荒，饿死三千万人。

闯下大祸后，毛拒绝认错，在庐山会议上整肃直言谏诤的彭德怀，从此心魔缠身，自觉在党内日益孤立，大权旁落，更担心自己身后被人清算，落得斯大林一样被人鞭尸的下场。他认定刘少奇就是准备在他身后做秘密报告的人。于是，“中国的赫鲁晓夫”的魔咒驱使着毛像唐·吉诃德一样大战风车，把中国一步步推向通往文革之路。由于刘少奇在党内的势力已经坐大，声望日高，通过正常途径已经难以铲除，只有采取非常手段才能达到目的。发动文革，就是毛孤注一掷而采取的非常之举。

这里之所以概述文革的历史成因，就是不想在讨论毛的文革遗产时，堕入中共官方史学的话语陷阱，把毛发动文革的动机说成是出于“理想主义”的目的，是为了“反修防修”，“追求公平完美的社会主义”，“保证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等，用“理想主义”的锦被掩盖毛的真实动机。

毛一生嗜权如命，文革十年史就是一部赤裸裸的权力斗争史，贯穿始终的主题就是确保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要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这是掌握在毛及其亲信手里的委婉说法。事实上，毛发动文革非但与“理想主义”无关，反而是出于“宁可我负天下人”的极端自私——先是急于想当世界革命领袖，发动大跃进，闯下大祸后，又怕被人清算，于是先发制人，发动文革，把整个国家拖入历时十年之久的浩劫之中。

顺便一提的是，学术界有观点认为，极权体制是产生文革的根本原因。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这是把主次颠倒了。不错，一党极权体制是毛发动文革的制度平台，但与毛的个人意志相比，是次要因素。试问，同是在中国的一党体制下，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会发动文革吗？同样，前苏联东欧也是一党极权国家，他们那里发生过历时十年之久的毛式文革吗？所以更确切地说，文革带有毛强烈的个人印记，是毛的个人意志与中国一党极权体制结合而产生的怪胎。

在清理毛的文革遗产时，除了所谓“理想主义”的问题外，毛还有另一个迷惑人之处——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也有必要加以分析。这种说法表面上冠冕堂皇，实际上非常虚伪。毛发动文革开的是夫妻店，把党天下变成家天下，由文革派接掌最高领导权，确保自己身后不被清算，人民群众不过是他手中利用的的工具。事实上，毛从来不以苍生为念，饿死几千万人，拒绝下罪己诏；还向赫鲁晓夫说大话：不怕打核大战，中国六亿人，死一半还剩三亿。

文革中，毛把群众玩弄于股掌之上，鼓动群众踢开党委闹革命，为他火中取栗。文革重大事件的背后都有中央文革秉承毛的旨意操弄群众的那只手，当他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呼“人民万岁”的时候，想的是如何把火烧向刘少奇，冲垮党内反对势力。为了政治需要，毛在文革中曾多次变脸，对红卫兵、造反派始用终弃，一脚踢开。

毛这样翻云覆雨，原因在于他刻意表现的“人民情结”和内心深处的“帝王情结”这两个角色的内在冲突：一方面，他故作代表底层民众的姿态，号召他们起来造体制的反；另一方面毛本人就是一党体制的缔造者和官僚集团“最大的官”，享有至高无上的特权。毛虽然对党内官僚集团不满，试图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那不过是“帝王情结”在作祟，嫌官僚集团妨碍他成为名副其实的“千古一帝”，因为共产党的江山毕竟姓党，而不姓毛。毛扶植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建立家天下的企图受到党内官僚集团的强烈抵制，最后不得不妥协，牺牲奉旨造反的民众，回归一党官僚体制，来换取官僚集团默认事实上的毛家天下——由文革派在毛身后掌握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这就是文革实际走过的轨迹。

毛的文革遗产的基本特征是反文明、反传统、反人性的，深得马克思、列宁暴力革命学说的精髓，同时又带有毛鲜明的个性特征。文革中，毛那些充斥阶级斗争、鼓吹暴力、煽动仇恨和斗争哲学的语录成为最高指示，风靡全国，诸如“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造反有理”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乃至“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八亿人口，不斗行吗？”，等等。在毛歪理邪说的蛊惑挑唆下，整个中国一片红色恐怖，成了人间地狱，顺毛者昌，逆毛者亡。在“革命”的名义下，人命如草芥，揪斗批判，游街示众，私设牢房，血腥杀戮，冤狱遍于国中，上演了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幕。

文革浩劫对中华民族精神、传统、文化、道德伦理的摧毁，更是危害深远。毛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他以历史上的专制暴君自喻，不仅暴露了他内心深处的“帝王情结”，而且也可以看出文革与焚书坑儒一脉相承的关系；至于马克思学说，本来就是人类文明在全球化过程中一时因运而生却经不起历史检验的乌托邦空想。毛的文革理论和实践把马克思“与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的思想发展到极致，乃至到了反人类文明的地步，颠覆了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价值观，对中华文明的毁灭程度，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战争。文革期间，中华文明遭遇了一场旷古劫难，整个人文传统和价值体系崩溃，只剩下一个大脑和八个样板戏。文革理念与现代文明更是背道而驰，与普世价值——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的理念水火不相容。

文革中，中外一切文化传统通通被斥为“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和“封资修”，大张挞伐，就连西洋古典音乐也不放过，自己老祖宗的文化传统更是在劫难逃，首当其冲的便是中国传统的核心儒家文化。文革初期，中央文革指使红卫兵砸孔庙，烧典籍文物，毁历史古迹；毛后来还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掘地三尺，把孔圣人拉出来鞭尸。毛如此对待孔子，除了有政治上的需要外，根子在于内心深处的反传统情结和底层流氓文化意识。毛读私塾时，就曾干过砸孔子牌位的事。毛的这种反儒倾向经过五四运动后更加强烈，文革就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一次总清算。人们说，崖山之后无中国。其实，文革才是真正的“崖山”，是对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传统、道德、伦理的“种族灭绝”。

毛的文革遗产从理论到实践都是反人类的，摧毁了中国几千年来的是非善恶标准与人性道德底线。可以说，文革最大的罪恶在于泯灭人性，释放出兽性，其中对人的尊严的践踏，对精神的虐杀，对肉体的残害，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广西甚至发生吃人的现象。在文革那个狂热的年代，只要是反对毛，就是阶级敌人，就不是人，可以做出任何灭绝人性的事情。父子相残、夫妻反目、亲友揭发、家人背叛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这不是个人家庭的悲剧，而是整个民族的人性沦丧。文革对中国人的伤害，莫此为甚。只有彻底摈弃毛的文革遗产，全民族认真进行反省忏悔，才能使人性复苏，重建中华文明。

三、毛是红二代的精神教父

以习近平成为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为标志，中国进入了红二代治国的时代。红二代普遍对江泽民、胡锦涛两代治下的社会现状不满。习上台之初，红二代曾举行规模空前的聚会，为其呐喊造势。在讨论毛的文革遗产对习近平执政环境、治国思路和模式的影响之前，不妨先来看一下红二代群体的构成、成长环境、政治取向等，这会有助于理解习近平上台后的所作所为。

红二代是近几年蹿红的词汇，与官二代、富二代相对应，取代了以往的太子党、高干子弟一类的说法。首先，从构成上看，指的是父辈曾投身中共革命，参与创建红色江山；其次，从年龄看，大体是40后到60后，以文革前的老三届为主体。可以说，红二代是“红旗下的蛋”，或者说“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当然，这只是一个大略的划分，实际的情况可能有所出入。

红二代内部等级森严，分三六九等，呈金字塔形，各有各的圈子。最上面的是中共开国元勋、被称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子女；其次是中共建政时，父辈职务是地方省部级以上或军队受衔时少将以上的子女——这两类是响当当的红二代，屡出风头的将军后代合唱团就是这些人，他们是红二代的核心圈子和头面人物；再往下是中共官场中属于高干级别（行政十三级以上）的子女；底层是中共建政前参加革命的子女。后面这两部分占红二代的绝大多数，其中分得改革红利一杯羹的不多，多数只是小康之家，与普通民众无异。

中共建政后，革命开始吞噬自己的儿女，文革中大批共产党干部更是在劫难逃，红二代中一部分人的命运由此发生重大改变，沦为政治贱民，由红色贵族变成“黑帮子女”和“狗崽子”。习近平就是文革前家庭遭遇变故的红二代。这里，需要注意文革前后的区别，这对理解习的性格为人很重要。由于文革前政治运动的波及面相对小一些，挨整的人及其家庭处境孤立，更容易被人歧视，同时这些子女年龄相对较小，正是性格形成的时候。习近平在其父落难时，只有九岁，严酷的环境直接影响到性格的形成，更善于隐忍韬晦，深藏不露，这是他与薄熙来的张狂跋扈不一样的地方。原因在于薄一波在文革中倒台的时候，薄熙来是高中生，性格已经定型，虽然他当狗崽子时也要靠隐忍生存，但一旦环境改变，以往张狂的性格就会旧态复萌。

尽管红二代们后来各自的命运经历大不相同，但他们成长的环境是相同的，是喝党文化的狼奶长大的，毛泽东是他们共同的精神教父。红二代成长的年代，正是中共官方所说的毛的左倾思想急剧发展即向文革一路狂奔的年代，他们青春期躁动的思想也正是定型于文革期间。文革可以说是他们的青春情结。毛的敌对思维、斗争哲学，崇拜暴力，挑动仇恨等思想，深入红二代的骨髓，成为他们的红色基因。

譬如，文革中大行其道的毛语录“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等等，都已经融化在他们的血液里，成为集体潜意识和思维定势。

由于红二代的成长环境先天不足，完全被极权政治所主宰，他们的政治狂热到了一种违悖人性的程度，更形象地说，他们是疯狂时代产下的畸形儿。一方面，他们在上学的年龄，被剥夺了读书的机会，而且被灌输了一整套毛思想中的歪理邪说，知识结构残缺不全，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另一方面，他们自视根红苗正，血统高贵，有强烈的“红色江山意识”，热衷参与政治，内心有强烈的愿望和激情去捍卫父辈开创的革命事业，保卫最高领袖，保卫党，保卫红色江山。红二代后来虽然经过命运浮沉和人生的摔打，其中不少人经历了失落、怀疑、幻灭的过程，但从整体而言，这种以保党天下为己任的人生底色始终保留下来，经过岁月的沉淀，转变为现实政治中强烈的掌权意识。

在如何对待毛的文革遗产的问题上，红二代普遍陷入一种内心挣扎的困境：一方面毛是他们的精神教父、红色江山的开国之父，另一方面他们的父母在文革中又遭到毛的整肃，家破人亡。这一点，在红二代头面人物的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现代精神分析学有一个术语——俄狄浦斯情结，说的是古希腊一个弑父恋母的悲剧故事而陷入伦理困境。红二代在崇毛和家仇的问题上，就陷入类似的伦理困境。

在红二代中，刘源、薄熙来、孔丹等人的父母都在文革中死于非命——刘少奇被活活整死，死后连姓名都是假的；薄熙来的母亲胡明在被押送回京的火车上死得不明不白；孔丹的母亲许明因江青点名，自杀身亡。此外，林彪之女林立衡，陶铸之女陶斯亮也是同样的遭遇：林彪被迫离国，死无葬身之地，被苏联人割去头颅；陶铸则是在重病中被强迫与家人生离死别，最后一人孤独死去。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也在文革中被关押多年，劫后余生，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认得了。顺便一提的是，人们普遍认为习近平受其父牵连，因而对毛怀有怨恨。其实这是一个误解，毛对习家是恩大于怨。当年长征初到陕北时，毛对习仲勋有救命之恩，后来虽又整了他，但那是为了反击彭德怀的翻案，铲除西北山头，习父遭池鱼之殃。

虽然这些红二代的头面人物在文革中的遭遇不堪回首，但他们却无法像普通人那样公开诉说自己父辈的冤死，更不要说伸张正义，告慰父辈的在天之灵。红二代中除了少数对文革有所反思外，如陈毅之子陈小鲁、罗瑞卿之女罗点点、马文瑞之女马晓力等，多数人对文革的态度暧昧，避免公开批评文革，往往轻描淡写，避重就轻，一笔带过。

在这方面，刘源的表现很有代表性。 他在回忆文革经历时说：“从十几岁起，我就在鞭子下劳改，在镣铐的紧锁中淌着鲜血。多少年，在几千个日日夜夜里，每小时我的心都在流着血和泪，每时每刻都忍受着非人的待遇和压力。我紧紧咬着牙，不使自己变疯。”但在谈到文革祸首毛泽东时，却又竭力为他开脱，说：毛做了许多错事，也做了更多的好事，毛搞文革的动机不坏，只能算渎职；父亲虽然惨死，但作为二把手，没有制止动乱，也是大错。

刘源这样为毛开脱，当然不仅是崇毛情结作祟，其中还有政治算计；但无论如何，这已经逾越了人伦底线。毛本来对他们有杀父弑母之仇，但饮水思源，毛是红色江山的开创者，是他们心中的大英雄和手中权力的来源，最后崇毛情结和政治算计占了上风，家仇搁置一旁，还美其名曰“照顾大局”。子报父仇是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而刘源们非但不能为父母的冤死伸张正义，反而还要把文革的罪魁祸首奉为神明，顶礼膜拜。这是一种何其荒诞的精神错乱！况且文革浩劫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家仇”，而是中华民族的“国殇”，无数在文革中惨死的冤魂至今仍在冥冥之中游荡，不得安息。

掌权的红二代用“红色信仰”、“江山意识”、“大局意识”来为自己崇毛辩护，统统不过是托辞，是为了共同分享权力的盛宴。其中最有象征性的莫过于前些年王光美出面宴请毛的家人，毛、刘两家“相逢一笑泯恩仇”，握手言欢；她还特别以“毛的学生”在韶山毛纪念馆留言。难道她真的忘了刘少奇在文革中是如何惨死的，忘了自己备受屈辱的经历了吗？当然不是，她这样做，就是为了从政治上给刘源的上位铺平道路。

红二代的头面人物对这种做法心有灵犀，为了上位，都上演过类似的戏码。习近平在上台前曾三次上韶山参观毛的故居，留下一句肺腑之言：“没有毛主席，我父亲早就被杀害了，哪里会有今天的我！”，感恩之情溢于言表。薄熙来被发配重庆，为了重回北京问鼎中央，打的也是毛牌。他曾私下表示：想来想去，只有毛思想才是党内正资产，要回到毛。他搞“唱红打黑”就是从中获得的灵感。总之，毛是他们的精神教父、政治上的领路人，有着剪不断的精神血缘关系。掌权红二代的政治生命、思路和手段都来源于此。

四、毛魅影下的习近平治国困局

习近平上台之初，人们普遍对他抱有希望，期待他能像其父习仲勋那样开明，解决江泽民、胡锦涛两代积累的各种社会问题，带领中国完成宪政转型。但是，习的所作所为让人们大失所望，上台后全面左转，举毛旗，开倒车，可以说是集权有术，治国无方。更有甚者，习近平还处处仿效毛，搞个人崇拜，提出“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为文革解咒，以至官媒年初铺天盖地对任志强搞文革式大批判，虽无其名却有其实，被称为“十日文革”，习也落得“毛二世”的骂名。习近平为什么会这样走火入魔，重蹈文革老路？下面，试图对此作一分析评述。

习近平成为中共第五代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是机缘巧合的结果，几方面的因素缺一不可。首先，得益于邓小平“隔代指定接班人”的做法。当年，邓确定江泽民作为中共第三代领导人，但对他并不放心，又指定胡锦涛作为第四代领导人。这是邓对中共接班机制的一大创新，以防止他身后出现毛式的个人独裁。在这种格局下，江泽民成了“夹心饼干”——上有邓小平，下有胡锦涛，直到邓死后，这种局面才改变。其次，江派和团派相争，习成了最大获益者。江不愿让团派人马李克强接胡锦涛的班，遂如法炮制隔代指定的做法，以邓小平之道还治胡锦涛之身，力推习近平取而代之。第三，其父习仲勋形象开明，在党内口碑很好。第四，习本人善于隐忍藏拙，表面恭顺，与人无争。后面这两个因素，是习近平胜出党内强劲对手薄熙来的原因所在。

应该说，习近平很清楚他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多年积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已经逼近全面爆发的临界点——官场腐败已经使共产党丧失人心，薄熙来事件更让人们看到中共高层内斗的黑幕和丑恶；更令人头疼的是，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已经好景不在，这本来是六四镇压后支撑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来源，现在由于经济形势全面恶化，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危及共产党的执政。习痛感“亡党”的危机，他不想当亡党之君，红二代的“红色江山情结”也不允许共产党亡在他的手里。他必须有所作为，寻找挽救之道，如果还像胡锦涛时代那样“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那将是死路一条。

这种危机感并非习近平所独有，而是薄熙来事件后中共高层的共识。人们普遍对中共高层听任习上台后大力集权感到迷惑不解，其实正是由于这种共同的危机感，使得党内高层容忍了习近平集权的做法，同意改变胡锦涛时代“九龙治水”的局面，以应付即将到来的危机。而习近平则充分利用这一点，通过反腐抓权，摆脱老人束缚，树立个人威权。他在十八大前曾“神隐”半个月，以退为进，要求中央授予他全权应对危机，否则就撂挑子不干，中共高层不得不表示同意。

如前所述，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把毛泽东轻轻放过，开展的所谓“彻底否定文革”只是“猫盖屎”，并没有真正触及要害问题，清算毛的历史罪责。毛仍然是中共神坛上供奉的偶像，毛思想仍是中共执政的指导思想，不容任何挑战，是维护一党天下的镇国之器。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执政者为了获得“合法性”，就必须举毛旗，即使政治强人邓小平也只能是偷梁换柱，打着毛旗搞改革开放。在邓时代，中国的政治模式是“邓头毛身”的二元结构——邓思想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占主导地位，而政治架构则仍是毛建立的一党专权体制。“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就是邓思想和毛体制两者杂交的畸形怪胎。这种体制成了权力寻租的天堂，造成官场贪腐猖獗，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越来越多的底层民众并没有享受到多少改革的好处，反而成为牺牲品，他们为官方宣传毛时代“清廉公平”的假象所蒙骗，把毛视为他们利益的保护神和反抗社会不公的旗帜。这就是习近平上台时所面临的制度环境和社会土壤。

作为红二代，习近平本来就有崇毛情结，从薄熙来搞的“唱红打黑”中更是看到毛在底层民众中的能量。红二代虽分左中右，但他们最大的共识为毛是共产党的“正资产”，从政的红二代更是从捍卫红色江山的角度，把毛作为政治图腾和他们掌权的合法性来源。尽管他们承接的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事业，权力地位皆来源于此，但邓是个实用主义者，只干不说，也说不出来，说出来就是对马列毛的离经叛道。所谓“邓理论”说到底就是三论——“猫论”、“摸论”和“不争论”，对治理国家虽然实用，但难登大雅之堂，处于“失语”的窘况。这迫使掌权的红二代从毛那里寻找执政的思想资源和话语权。同时为了挽救共产党，也需要把毛请回来作为震慑党内贪腐势力的尊神。

但是，毛已被邓小平虚置多年，更多的只是一种政治符号，而要复活毛作为执政的话语权，一大罩门是如何为毛发动文革解套，因为否定文革是整个改革开放时代的基石。为此，习近平上台之初刻意模糊自己的政治面目，打出一套“迷踪拳”，以“中国梦”开局，表面上毛邓并举，实则厚毛薄邓。他当中共总书记后外出视察的第一站是深圳特区，向外显示他将继续执行邓的改革开放路线；与此同时，习提出“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接着又隆重纪念毛120周年冥辰，大力颂扬毛的历史功绩，并率全体中央常委到毛纪念堂祭拜，后来又访延安，走古田，拜西柏坡，登井冈山。通过这一系列动作，沉寂了三十多年的毛思想重返政治舞台，成了习近平手中统领全党、号令天下的大棒；在为毛解套的同时，习把文革的幽灵也从魔瓶中释放出来，从此魔咒上身。

习近平上台后，施政的突破口选择的是铁腕反腐，这是经过精心谋划的一石两鸟：共产党的腐败已经丧失人心，必须大力反腐才能救党；同时通过反腐立威，塑造强人形象，慑服党内各派势力，集大权于一身。可以说，习在抓权立威和心术权谋方面深得毛的真传。他在上位之前，一直在等待时机，隐忍韬晦，与各方交好，示人以憨厚老实、与人无争的印象，宁可被认为平庸无为，也绝不像薄熙来那样锋芒毕露；而一旦上台就摘下面具，一手反腐一手抓权，颠覆了十八大确定的习李体制。

习近平仿效毛的故伎，抛开原有的党政系统，另起炉灶，以“小组长治国”，除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三大最高头衔外，还兼任多达七个中央一级领导小组组长职务，前不久又担任军委联指总指挥，把党、政、军大权全部抓在手里。不仅如此，为了彰显他作为总书记的权威，他还把党章中规定的总书记只是常委会的召集人，改为事实上的“主席制”，强调总书记总揽全局，重回毛时代的以党领政，让分管人大、国务院、政协等部门的常委向他汇报工作，把总书记与常委之间的关系变为事实上的上下级关系。

应该说，习近平的开局不错，使出反腐、亲民、集权“三板斧”，搞得有声有色，不仅反腐为习赢得不少民心，就连对他的集权，人们也多是给予理解和容忍，寄望他大权在握后能推动政治改革，完成宪政转型。可是，人们很快就看出习的反腐虽然声势很大，但治标不治本，在制度上毫无建树，反腐不过是为了保党天下，而一党体制恰恰是产生腐败的制度根源，党内和社会上的腐败依旧，非但阳光法案迟迟出不了台，反而把要求公布官员财产的民间活跃人士抓进监狱，反腐作秀已经难以再吸引一旁看戏的民众；而被反腐搞得人人自危的各级官员也看出习反腐并不是出以公心，一碗水端平，而是选择性反腐，是为了抓权，扶植自己的人马上位，不过慑于反腐的威势，他们只能敢怒而不敢言。

习近平集大权于一身后，并没有如人们所愿启动政改，相反还在政治上开倒车，批宪政，镇压民间活跃人士，开展舆论斗争，禁锢言路；在抓权方面更是毫不含糊，咄咄逼人，炮制出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新四人帮”之说，硬把挡路的江派、团派绑在一起打。

当然，习这样做也有自己的苦衷，上位前他一直小心翼翼，韬晦避嫌，没有建立自己的班底，遍布中共政坛的不是江派，就是团派；而他的时间并不多，如果按“台阶论”提拔自己的人，缓不济急。对习来说，江派人马虽然占据要津，但更大的威胁却是有年龄优势的团派，经过多年经营，遍布省部级，形成地方包围中央之势。习很清楚如果不迅速改变这种局面，在党内形成自己的一统天下，一旦得罪的官僚集团反扑过来，他的结局不妙。

在反腐抓权的同时，习近平重拾毛这把刀子，对毛亦步亦趋，不仅在抓党治军中频频引用毛的语录、照搬毛的做法，如开展党内整风运动、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军队政治工作的新古田会议；而且在语言风格上也刻意模仿毛，喜欢引用粗鄙直白的俗语，如“老虎苍蝇一起打”、“洗洗澡、治治病”等；习在行事做派上也是竭力仿效毛，把自己打造成毛那样魅力型的领袖人物。凡此种种，成为习执政的一大特色，让人感到毛时代又重新回来了。

习近平举毛旗，除了拉大旗做虎皮的政治考虑外，凸显他缺少治国安邦的政治智慧和能力的尴尬，只能拾毛牙慧，向老祖宗乞灵。习近平这批红二代从小是喝狼奶长大的，毛是他们的精神教父，有着剪不断的精神血缘关系；文革是他们思想成长定型时期，有着他们的青春情结，留下很深的人生烙印。这种深入骨髓的崇毛情结和文革思维定势，一遇机会便会表现出来。毛式文革话语已经融化在他们的血液里，反过来又影响着他们的思维行为方式，成为他们执政模式的特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习的执政思路和手段不可避免地带有毛时代的印记，散发着文革的气息，不久前提出“党内存在野心家、阴谋家”就是最新的例子。

习近平一旦为毛招魂，自诩是毛的传人，事情就会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被毛的幽灵牵着鼻子走，惹祸上身，陷入毛式文革陷阱而不能自拔，搞个人崇拜就是他上台后遭遇的第一个重大挫折。习上台伊始，他的团队就利用人们对他反腐产生的好感，开动整个宣传机器为他造势包装，铺天盖地，越吹越神乎，俨然毛再世。国内媒体头条新闻几乎就是习一人唱独角戏，“习大大”之声不绝于耳，习的画像、宣传画随处可见，春晚成了歌颂习一个人的晚会，最后连《全民偶像习大大》、《东方又红》、《要嫁就嫁习大大那样的人》这样肉麻歌曲都出来了。不仅如此，彭丽媛也不甘寂寞，担任歌剧电影《白毛女》的艺术指导，中央党政军部门还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组织观看，这让人联想起文革旗手江青。

习近平搞个人崇拜走火入魔，有制度和个人两方面的因素。个人崇拜是专制体制的内在需要，源于“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极权本质。在这样的体制下，党魁为了独断乾纲，必须证明自己是“英明领袖”、“伟光正”，否则无法服众。习近平浸润中共官场多年，很懂这一点，一上台就精心策划用现代传媒的各种手段为自己造势。开始时，他或许只是出于政治上集权的需要，但一旦走上个人崇拜这条路，就越陷越深，难以自拔，因为人的天性就是喜欢被人阿谀逢迎。同时，这暴露出习自身明显的弱点——缺少自知之明，完全不知道这是在玩火，而是欣然接受，听之任之，沉浸在“颂歌盈耳神仙乐”的虚幻之中。而且集权和谄媚是一块铜板的两面，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以至闹到这样荒唐的地步，还昏昏然没有察觉。

习近平上台后一直顺风顺水，无论是反腐还是集权，都没有遭遇党内重大挑战，即便是搞个人崇拜，人们起初也只是看在眼里，嘴上不说，顶多是私下提出质疑。但是，随着习近平不许“妄议中央”，加封自己“核心”，搞个人崇拜愈演愈烈，党内高层终于联手对习说“不”。在各方压力下，习不得不下令对他的个人崇拜刹车。原因在于中共在这方面有惨痛的教训，党内高层都很清楚个人崇拜必然导致个人独裁专断，个人崇拜就是文革的同义语。现在习这样搞，党内没有人有安全感，毛式文革噩梦是前车之鉴。这是习近平当政后遭遇的一大挫败。

习近平上台之初，我曾指出，他为毛招魂是在玩火，一旦把潘多拉魔盒打开，不仅将给国家带来灾难，也会给他本人惹祸上身，重蹈毛的覆辙。现在，不幸而言中。不久前，美国《时代》周刊登出“习面毛心”的封面，形象地勾画出习的真实面目，骨子里是小毛泽东，大陆坊间也广为流传“腊肉包子”之说。尽管有“挖坑”论者出来说这是有人给习抹黑，但习近平上台后的种种捧毛举动，恰恰说明是他自己给自己挖坑，现在自食其果，让毛的魔咒缠身，陷入政治上的困境，骑在虎背上下不来了。

本来，反腐有强大的民意基础，但习近平为保一党天下，不敢从制度上铲除腐败的根源，结果既挫伤了民心，又得罪了整个官僚集团，陷入和当年毛一样的困境，遭到整个体制的抵抗，到处都是敌人，“野心家、阴谋家”就睡在自己身边，没有一点安全感。习近平反腐已经成了烂尾工程，欲罢不能，后继乏力。不久前曝光的巴拿马文件，“姐夫”成为网络热词，更是让习反腐的道义正当性破产，进一步动摇了民众对当局的信心。反腐是习执政的唯一亮点，如果不了了之，习的新政也就寿终正寝了；而且会打虎不成，反被虎噬，遭到反对势力的清算。这是习近平最大的心病。

习近平的麻烦还不仅于此。中国经济全面恶化，产能过剩，环境污染，实体经济一片萧条，而经济恶化又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当然，这不能全归咎于习近平，而是江、胡两任多年来积累的结果。但是，习也有责任，上任后厚毛薄邓，一味抓权，不思改革，经济改革放空炮，空转三年，导致经济雪上加霜。毛的那一套搞政治斗争得心应手，搞经济就成毒药了，只能闹出“枪杆子救股市”这类笑话。习举毛旗唬人，虽然帮他很快站稳脚跟，但一旦大权在握，又陷入“权力任性”的铁律——刚愎自用，独断专行，搞个人崇拜。在治国举措上，四面出击，内外树敌，到处“亮剑”，几乎得罪了社会各个阶层（其中包括不少红二代）；对外剑拔弩张，摩擦不断，国际处境孤立，只能靠撒钱买朋友。

可以说，习近平上台后的种种所为，已经把中共这条船折腾得摇摇欲堕，令船上的人心惊胆战。不久前，那封署名“忠诚的共产党员”要求习近平辞职的公开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来的。公开信历数习上台后的种种过失，说出了人们心里所感，口中所无的话，迅速不胫而走，产生的效果可以和林立果那篇《五七一工程纪要》的讨毛檄文有一比，立刻成为原来蛰伏的党内外反习势力集结的一面旗帜。而且，这一事件也成为党内各方观察人心向背的风向标，暴露了习在政治上的软肋，如同当年四五运动让人们看清“四人帮”不得人心一样。

在各方压力下，习近平不得不有所收敛，原想通过搞个人崇拜为十九大人事布局造势的设想落空，阵脚大乱，“政治强人”的神话被破功。而且事情还没有完，在剩下的七年时间里，习将不得不为自己的政治生存而苦战。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以习的个性是不会认输的，他会在暂时隐忍的同时，寻机反扑。围绕中共十九大的召开势必有一场激烈的较量。历史给习的时间已经不多，他无法像毛那样随意改变党内规则，推迟党代会的召开。习能否在十九大上重新洗牌，打破两届任期的潜规则，遂其所愿，还是遭到各方联手逼宫，“最后领导人”一语成谶？我们可拭目以待。

习近平生逢中共红色王朝末世，他不想做亡党之君，作为红二代，想力挽狂澜，再造共产党，确保红色江山永固。可是，他昧于世界大势，违背历史潮流，无视人心向背，仅仅三年时间，就毁了自己的形象，把上台时的一盘活棋走成死局。究其原因，无论是习的个人素质，还是他的执政思路和治国模式，背后都有毛的魅影在作祟，这是习近平治国陷入困局的症结所在。如果不及早改弦更张，从毛的阴影走出来，而是继续开历史倒车，一意孤行，那么随着经济形势的继续恶化，局面将会更糟，不仅对国家是一场灾难，习个人也会身败名裂，在历史上留下像张勋复辟一样的骂名。

结语

我在毛冥辰120周年时撰文指出“中国若进步，必须彻底批毛”，现在仍这样认为。可以说，毛祸不除，国无宁日，文革式的折腾还会不断重演。当前中国一切社会矛盾和弊端的根源在于一党专权的政治体制，而毛是这一体制的政治图腾。毛的政治遗产是中国社会转型成为宪政民主国家最大的障碍。如果不能从政治体制、意识形态领域，乃至精神文化层面全方位祛除毛的魔咒，让全体国人知道文革历史的真相，中国就永远摆脱不了血腥、暴戾、恐惧的宿命，进入现代文明国家的行列。

这就是我在纪念文革发动五十周年的时候，在历史和现实的交汇点上反思文革这场旷古浩劫所得出的结论。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82期，2016年4月29日—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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