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曙生：省长王昭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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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长王昭之死

尹曙生
　　

　　“王青天”青海纠“左”

　　1958至1961年，青海省以省委第一书记高峰为首的领导班子，在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强制推行“大跃进”。在牧区，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一步走，向共产主义过渡，引起社会极大震动，使青海人民吃尽苦头。1957年底统计青海人口265万，到1962年降到205万，减少60万。减去从劳改单位释放回内地的5万多人，还有50多万。除小部分逃到新疆等地外，至少饿死45万人，占全省人口近五分之一。

　　当时，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共领导人只知道青海问题严重，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并不清楚。1961年春，公安部副部长王昭被调任青海省委任第二书记兼省长，行前周恩来与其谈话。同时，内蒙古自治区区党委书记杨植霖调任西北局书记，兼青海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常在西安工作，主持青海党、政日常工作的主要是王昭。

　　王昭1917年生于河北省平山县，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任中共平山县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冀区党委副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石家庄市委书记兼市长、军政委、兵团政治部主任，1953年由志愿军兵团政治部主任调任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同年任公安部副部长，在副部长中是最年轻的。

　　青海省在“大跃进”年代，不仅经济遭到空前破坏，人民群众死、伤惨重，公检法机关（尤其是公安机关）还运用专政手段残酷镇压毫无过错的人民群众（详见“公安工作大跃进”一文，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1期），人间地狱般的状况，深深地震撼了王昭。1961年5月，他到捕人最多的玉树州，途中被一群妇女拦住车子，下车询问，那些妇女说，他们那里成年男人被捕光了，要求留下“人种”，使王昭非常震惊。他认识到，青海省的问题具有典型性与普遍性，问题发生在青海，但是根子在中央。所以，对省委和各级党委领导班子进行了必要的调整、改组，对几十名问题特别严重的领导人撤职、降职，对其中少数人作了司法处分。省委常委、主管政法工作的副省长薛克明是执行左倾路线的急先锋，被开除党籍、公职；公、检、法机关领导大换班，公安厅长被降职调到乐都县当了排名最后的副县长；省检察长、法院院长被免职。这些在整风运动中受到处分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反过来借助造反派批斗王昭，文革后，有的人不仅官复原职，还升了官。

　　王昭单枪匹马到青海，要依靠原省委常委的大多数。省委领导层的大格局基本未变，原来的五位副书记继续留任，只从公安部带来王仲方担任省委常委兼秘书长。纠“左”只是在系统内部进行整风，主要方式是自我纠正；特别严重的地方，省里派工作组帮助和督促检查。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左的思想影响，以左纠左也是存在的，对少数人的处理造成了新的冤案。从1961年6月到1962年6月，复查平反了本省错捕、错判的全部案件，释放了还活着的各类人员17000多人。

　　由于王昭的到来，解散食堂、采取紧急救援措施，人口大量死亡的状况迅速得到扭转。尽管生活仍然极端困难，每人每天在1961年还吃不到半斤粮，但是不用进食堂，用野菜、树皮加以补充，不至于饿死。如果继续在食堂喝大锅清汤，那就非饿死不可。所以人们发自内心拥护王昭，呼其为“王青天”。

　　当时，青海农牧业生产遭到毁灭性破坏，短时期内难以恢复。王昭通过实际考察，为了调动农、牧民生产积极性，在偏僻农村允许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允许作业组承包一定数量的土地；在牧区允许牧民个人承包喂养牛羊；在城市积极组织生产最迫切需要的生活用品；另外还向中央有关部门申请给青海多调拨生产资料和商品。到1962年底、1963年初，多数农牧民家里有了铁锅和菜刀，布票由原来每人每年7尺加到15尺，城市居民日用品供应也有了改善。

　　 “死心眼”的王昭

　　这时，毛泽东要求在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1963年秋，王昭亲自挂帅，两位省委副书记参加，从省直机关抽调30多名厅、局干部、300多名普通干部组成“四清”工作团，浩浩荡荡开进离西宁市几十公里的湟中县平安公社开展社教试点。

　　笔者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公安部，刚刚报到，即因王昭要人，调去青海省公安厅工作。开始第一年的具体工作在复查案件办公室，阅读、整理公安机关（包括劳改、劳教部门）上报的整风运动材料，接触大量血腥、悲惨、荒唐、令人发指的事件。另外，直至1966年，参加全部5期“四清”，目睹运动全过程。

　　在“四清”工作团动员大会上，王昭按照毛泽东的口径，大谈特谈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大谈特谈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必要性。对工作团每一个成员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强调要住在贫下中农家里，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不准搞特殊化，要紧紧依靠贫下中农，通过社教运动，把被地、富、反、坏、右篡夺的领导权夺回来。他规定了严格的八条纪律，工作队员违犯者，一律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工作队员不准带吃的、喝的，不准下馆子，违者开除公职，是党员的要开除党籍；和女社员发生两性关系的，以坏分子论处，等等。

　　没有下去之前，工作队员并不知道农村实际状况，下去之后才知道，农民实在太穷，农村实在太苦了。和农民同住、同劳动问题不大，但是要和农民同吃饭，就意味着挨饿和得浮肿病。王昭以身作则，住在一户最贫困的农民家。早晨吃的是土豆、白开水，中午是发了霉的青稞面馍，晚上是干菜根泡后用水煮，在里面撒一些杂面，成了杂面糊糊，调料只有干辣椒面。对一个患有糖尿病的他来说，这是难以生存的。

　　公安厅派一位警卫人员跟着王昭，想给他单独弄点吃的，遭到严厉批评。一起下去的那两位省委副书记，只呆了一个多星期，就找借口回西宁，然后干脆住进医院了。死心眼的王昭，身患糖尿病，却硬着头皮，坚持在那里。直到发高烧，才不得不回西宁治病。稍有好转，就又下去。包括他的警卫在内，几个干部经过商量，找各种借口，要王昭每星期回西宁一、二次，以便改善一下生活。三个多月的“四清”结束后，王昭自己和100多名工作队员得了浮肿病。7个工作队员实在饿得受不了，违反纪律偷带食品、或叫家属偷偷送吃食，如饼干、糖果之类，或偷偷到平安镇上买高价食物，被发现后开除党籍或公职。

　　此后，王昭不遗余力地贯彻毛泽东反修防修的理论，在青海省大搞“四清”运动，积极贯彻西北局指示，在农村进行“民主革命补课”，重新补划地主、富农成分（牧区划牧主和富牧成分），大整基层干部，把“大跃进”的灾难性后果转嫁到基层干部头上。

　　王昭把开始好转的青海经济再次推向绝境。农村的赤贫他是知道的，亲身经历过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可能是身不由己吧。但是，毛泽东要求各个省委都要搞社教试点，而且要向中央报告。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不亲自出马，你王昭带这个头干什么？我一直不理解。他完全有理由住院治疗疾病。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王昭就因患糖尿病在北京治病。他还患有肺气肿等多种疾病。这和他在青海省工作5年多的辛劳有着密切关系。青海除东部农业区海拔在3000米以下外，80%以上地区在海拔4000米以上。王昭跑遍青海，甚至带科技人员到高寒牧区了解地质、矿藏、牧场、草地，研究发展青海省农牧业生产和石油、有色金属、盐湖开采。在那里，气候变化极快，有时在一个上午或下午，就可以经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高原严重缺氧，对病人危害很大。

　　一次，王昭到玉树，在翻越5600米的巴彦喀拉山时，由于氧气袋里的氧气已经用完，他顿时休克。司机加快速度开车，想在最短时间里翻过山岭到地势较低的地方。山是翻过去了，可是到4000多米的低处，车也翻了。王昭腰部、颈部受伤，后经医院治疗，脖子还是转动不灵，腰不能伸直，这样仍然坚持工作。他是真想改变青海的落后面貌啊！

　　 “四清运动”中王昭的左倾路线

　　在“四清”运动中，王昭带队来到平安公社，要为今后全省开展社教运动树立样板。王昭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第一个标题就叫做“平安公社不平安”，其中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推行“大跃进”时的种种强迫命令、多吃多占，把群众对“大跃进”说过的牢骚话、小偷小摸行为，都说成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复辟；把部分基层干部在左倾路线逼迫下的违法乱纪，说成阶级敌人篡夺领导权；把个别地主、富农家庭成员的任何行为，说成想反攻倒算，等等。

　　平安公社、大队、生产队90%的干部被批斗，37人被斗后自杀，19人被逮捕。在对敌斗争阶段，开展了对“五类分子”的群众批斗会。可是，尽管工作组员一再交代怎么说话、怎么批判，积极分子上台后，还是不知说什么。因为“五类分子”早已是“死老虎”，现行破坏活动根本没有，临时编造也编不出来。大会往往冷场。

　　为启发农民“阶级觉悟”，在社教运动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在社员中开展忆苦思甜活动，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可是，几乎每个工作组都遇到一个难题：社员不忆旧社会的苦，而是忆“大跃进”以来的苦。为了做好准备，有时工作队员要事先导演社员如何上台忆苦思甜，反复教。可是他们一旦上了台，有些说着说着就联系上了“大跃进”，干部如何打他们，他家里的人是怎么饿死的……说着说着就泣不成声。这时，如果原来的干部在场，只要有一个社员喊一声他的名字，马上就有人把他揪到台上，拳打脚踢，谁也制止不了。忆苦思甜会变成武斗会，有的干部被当场活活打死。

　　据湟中县统计，全县“四清”运动中有349名基层干部自杀。到1966年，青海13个县“四清”运动中，有1700多名干部自杀，99%以上都是生产大队、生产队里的干部，公社、县里的干部有40多人自杀。

　　按“四清”运动设想，要把农村被坏人篡夺领导权的村干部撤换、改组，把得到群众拥护的好人选出来当干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王昭亲自蹲点的那个大队，选出来的党支部书记叫刘××。原来是个有名的懒汉，土改以后没有翻身，娶不起老婆，独身一人生活。工作组进村时，要挑选最贫困的农家住。他家最穷，两间破草房不能住人。还是工作组出钱派人维修，才能住人。靠这样的人来当大队干部，是没有能力领导大队的。后来王昭被捕入狱，他也受到牵连，被多次游街毒打，不久死去。

　　王昭的“左”还表现在干部退赃和群众分红上。“大跃进”年代，干部为了自己和家人不被饿死，多吃多占，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现在来清算他们累计多吃多占多少粮食，贪污了多少钱，要退赔，数字惊人，事实上根本就不可能兑现。工作组开始把社员的胃口吊得很高，到实际退赔时，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退。因为在一个赤贫的农村，干部比社员也好不到哪里去，比社员多吃的粮食不能让他再吐出来。干部家饿死人少，这是事实。但是现在要把“大跃进”时多吃多占的粮食退出来，就意味着断了他们家的活路。很多干部自杀，就是想以死来保全家里那点粮食不被退赔，给家人留条活路。至于家庭财产，也没有什么。至多衣服的补丁少些，锅碗盆勺齐全些，多那么一两件木质家具。有的工作组把刚嫁给干部家的媳妇娘家陪嫁衣物也拿来分红。甚至在一个大队，为一件女灯芯绒褂子（最值钱的一件衣服）分给谁产生矛盾，最后没有办法，用剪刀剪成5块，分给社员。

　　青海“四清”运动越来越“左”。从1965年开始，在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的积极倡导下，又增加了一项重要内容——在农村进行民主革命补课，补划“漏划”的地主、富农。这次跟“大跃进”时不同的是，只组织群众进行所谓“说理斗争”，很少逮捕法办。到1966年，补划、补定了1万多地主、富农成分和地主、富农分子，几乎全是错的。

　　1961年的“王青天”到哪里去了？当时的王昭和此时的王昭，判若两人。

　　“四清”运动又一次在青海把“左”倾路线发展到极致。90%以上的基层干部在运动中被打，被刑讯逼供，家属受牵连。四分之一的脱产干部被开除，60%的党员被清除出党，90%的公社书记被撤换。由于“大跃进”造成的悲惨局面人们记忆犹新，把所有的账都算在这些基层干部身上。批斗干部的大会比土改时批斗地主、恶霸还要厉害。尽管有时工作组也强调不准搞武斗，但是，群众往往不听。因为每个生产大队、生产队都有饿死的人，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几十人。这些被饿死的人，都和干部不顾人民死活有关。有的甚至是被干部整死、打死，或送到公安局死在监狱、劳改队的。群众有满腔怒火，一旦被点燃起来，什么说教也没有用。另一方面，这些干部也有自己的苦衷：当初不那样干，也生命难保……此时的王昭同样是如此。王昭不这样干，自有张昭、李昭会干。

　　接待邓小平留下祸患

　　1966年3月，邓小平率领薄一波、刘澜涛、杨成武、贾拓夫等人到青海视察，主要是到211厂（核武器制造、实验基地）。

　　为了接待邓小平，王昭成立专门的班子，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每顿饭吃什么，都经过精心安排。比如事先指示玉树军分区派两个班的兵力到高山打雪鸡。雪鸡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上，以高山雪莲为主要食物，营养丰富、味道鲜美。他知道有人爱吃狗肉，于是要公安厅将一只警犬宰杀。为了首长购物，他特地从全省各地调来贵重野生皮毛。邓小平原来是不准备住在西宁市里，而住在专列火车上的。可是王昭多方请求，要他住到高锋当第一书记时为毛泽东盖的行宫——胜利公园宾馆（毛泽东从未到过青海），并接见处以上干部，和他们合影留念。邓小平见盛情难却，住到了胜利公园宾馆。公安厅为确保安全，将宾馆服务人员完全换成公安人员，炊事人员也由公安人员在一旁密切监视。对每一个房间，每一件家具的摆放，王昭都要亲自检查。为邓小平住的房间那张床的摆放位置，就先后改了三次。为了突出政治，房间里摆什么书他也煞费苦心，最后决定放毛选四卷和《毛主席语录》。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著作，只摆放了一本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就在王昭忙活的时候，毛泽东在上海、杭州召开没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紧锣密鼓策划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名义上是请假到西北视察“大三线”建设，他在青海视察，极少说话，似乎闷闷不乐，忧心忡忡。我作为公安厅临时抽到宾馆的服务人员，亲眼目睹了邓小平严肃的面孔。

　　王昭代表省委的汇报，是在由西宁开往位于海晏县的221厂专列上进行的。邓小平很少说话，可见心情之沉重。给他准备的雪鸡倒是吃了，并赞美味道不错。这里要讲一段小插曲：

　　邓小平到宾馆住下，不愿意走动。而薄一波在刘澜涛等陪同下到50公里外的塔尔寺参观，由于道路不好，耽误了时间，没有按时回来。可是总书记不能不按时吃饭，于是就先开饭。领导虽然不多，但是随员不少，整整四桌。雪鸡好吃，吃完再上。一共只打了3只雪鸡，炊事员不知道有人到塔尔寺去了，将做好的雪鸡统统上了。等薄一波等从塔尔寺回来，另开一桌饭时，王昭见没上雪鸡，几次大声喊：快上雪鸡！可是哪里还有？负责接待的省委办公厅主任马万里悄悄告诉王昭，雪鸡吃完了。还是薄一波解了围，笑着说：总书记代表我们尝了鲜就行了，我们吃狗肉。这一幕我至今记忆犹新。给首长准备的贵重皮毛等土特产品，邓小平根本没有心思买，倒是北京来的工作人员买了一点。

　　邓小平一行离开青海，王昭累病了，到北京治病。红卫兵起来造反，中共西北局书记刘澜涛叫王昭不要回青海，安心在北京治病。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借口。可是王昭听说省委被造反派弄得不能办公，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不能让辛辛苦苦得来的成果毁于一旦，不能让青海人民再受苦难。于是，不听善意劝阻，回到西宁。他经常和冲击省委的红卫兵、造反派辩论，经常被推打，身上有很多伤。但是这时，还没有人敢公开对他进行武斗。

　　王昭“执迷不悟”，天天上班，经常和红卫兵在省委大楼前辩论。那些在1961年、1962年整风运动中受到过直接或间接处分的人，看到形势对王昭不利，给造反派出谋划策，提供内部机密，提供打倒王昭的“炮弹”。包括接待邓小平的详细情况，都在大字报上贴出来了，说王昭为了接待邓小平一行，花了几万元，光招待吃饭费就花了1万多元，而每人只交了1.65元，加起来才几百元。尤其是派2个班兵力打猎10天，战士在高山上非常辛苦，有的人冻坏手脚。为了招待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和61个“叛徒”集团中的薄一波、刘澜涛，如此大动干戈，不惜花费民脂民膏，这说明王昭本人就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分子；大字报还说他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著作放在一起，供邓小平阅读，更是罪该万死！

　　这些大字报对王昭非常不利。随着刘、邓被公开批判，造反派把王昭关押起来，轮番批斗。省委某些副书记、常委，则把一切责任都推到王昭身上，自己经常出现在批斗王昭的主席台上坐着。这些“大跃进”时期的“左”派人物，摇身一变，又成了支持造反派的革命领导干部。

　　出逃与自投罗网

　　王昭被造反派关在省委汽车房里。一天晚上，他起来小便，意外跌倒，摔断胳膊。造反派不让住院治疗，只扎上绷带。同情他的警卫员，知道如果不及早把骨头接好，将会造成残废。于是一天深夜，砸开汽车房的锁，将王昭从里面接出来，用苏联嘎斯六九吉普车经大通、祁连，翻越祁连山脉，到达甘肃张掖，然后坐火车到达洛阳。王昭改名换姓，住进洛阳骨科医院治疗。

　　王昭突然失踪，造反派暴跳如雷，派人到处搜捕。在北京王昭家周围有人日夜守候，结果都没有发现踪影。将王昭转移到洛阳的警卫员安排得非常周到，如果王昭安心养病，是平安无事的。可是，他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意图不了解，存在幻想，以为同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一样，很快就会过去。可是他想错了，等待他的将是灭顶之灾。

　　1967年春天，青海两大派群众组织——捍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捍卫队”）和八·一八革命联合造反司令部（简称“八·一八”）为了争夺《青海日报》控制权，展开激烈斗争。2月23日，守卫在报社周围、防止武斗的部队，突然和“八·一八”造反派组织发生冲突，开枪冲进报社，当场打死179人，打伤1000多人。这还不算，几天之内，驻军部队在公、检、法机关的配合下，在全市搜捕“八·一八”造反派骨干成员几千人。省、市监狱关不下，就临时关在一些机关礼堂。“八·一八”的几个头目，除一号头目马继文（汽车场工人）身中五弹、生命垂危，军管会指示为了保留“活证据”，必须全力抢救，保住了性命，其余头目全部被捕。“八·一八”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取缔、解散。在一个月时间里，“捍卫队”在军管会的领导下，对被抓起来的“八·一八”骨干成员，采用各种刑讯逼供手段，加深了两大派群众组织之间的相互仇恨，为“八·一八”被平反以后的报复埋下隐患。

　　1967年3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把“二·二三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把赵永夫、张晓川定为这一事件的策划者，说王昭和这一事件直接有关。赵永夫是青海省军区司令，张晓川是总后勤部205部队司令兼政委。他们与之有直接关系可以理解，因为开枪的部队是赵、张管的部队。事件发生后抓捕、审讯几千名“八·一八”造反派群众，是在他们领导下进行的。他们难免为这一惨案承担责任。尽管他们始终不承认下令开枪，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曾经下令开枪。可是王昭和“二·二三事件”确实没有任何关系。他在洛阳治病，只有他的警卫员知道，任何造反派和他都没有联系，而且他还是两大派群众组织都要打倒、都要揪斗的对象。可是这一颠倒黑白的决定报纸上登了，广播上播了。王昭听到广播后十分生气、不满。他要到北京找中央、找毛泽东、找周恩来说明情况。

　　王昭太天真了。别人劝他不能去，“八·一八”死、伤了那么多人，到处找你，落到他们手里还有好日子过吗？光棍不吃眼前亏，不能自投罗网。可是他不听，骨伤还没有治好就回到北京家中。公安部造反派马上把他拘禁起来，并通知“八·一八”。青海省造反派如获至宝，马上派人到北京揪斗王昭。

　　周恩来发话与王昭被“左”扼杀

　　周恩来在1967年3月24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宣布《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为八一八平反时，把二·二三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宣布赵永夫隔离受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王昭被带走时，大声对总理说：我和他们（指赵永夫、张晓川）没有关系！但是没有人理睬。造反派要求把王昭带回青海批判，周恩来说：“你们把王昭带回青海批斗可以。但是，只能文斗，不能武斗；要烧而不焦，保证他的生命安全。”

　　1961年王昭到青海工作前，是周恩来找他谈的话。现在周恩来这样说，让他欲哭无泪。为什么不能亲自接见王昭，直接了解情况呢？王昭是满怀信心到北京找周恩来为自己辩护的，否则他会听人劝告在洛阳继续秘密治病。

　　王昭被押回青海时，“八·一八”已经成了得到中央肯定的造反派组织。那些死、伤的造反派家属、亲人怀着强烈的复仇情绪对王昭进行批斗。我不愿意具体描述那种种法西斯暴行，只举一例。一次，王昭被吊在解放牌卡车上游街示众，负责押运的6位造反派将吸剩的烟头从他衣领里丢进去，一共丢下21颗烟头，王昭的脊梁被烧了几十个血泡。

　　几个月后，王昭被正式逮捕，关进公安厅监狱。他本有多种疾病，胳膊摔断还没有治好，监狱生活条件极差，马上就病倒了。他还怀着希望，不断给周恩来写信，为自己申冤。我不知道周恩来是否收到王昭的信，既然他亲自批准正式逮捕王昭，自有原因。王昭孜孜不倦地写信，共有12封之多。

　　王昭对专案组指控他是罗瑞卿“死党”一直不承认，他在给总理的信中说，他们只是工作关系，没有别的关系；1957年反右派时，罗瑞卿在公安部党组会议上说，“公安部是毛主席直接领导的，在中直机关是一个大部，在反右派中要起带头作用”，于是划了63个右派，还有不少人被划为右倾，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他作为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是有不同看法的，因为到公安部工作的人都受到过严格审查，政治历史没有问题，而被划右派的人都没有什么问题，只不过给领导提些意见，就被打成右派，这样做是不公道的。可是，罗瑞卿的权威使他无法阻止这样做，他为此一直感到有愧。

　　此时青海省实行军管，省公检法军管会主任曾征是省军区副司令，王昭专案组组长。王昭哪里知道，他1961年到青海纠正“大跃进”、平息叛乱中的左倾错误，不仅得罪了一大批地方上的大、小官员，而且也得罪了部队上的一些人。平息1958年武装叛乱，青海省军区司令是孙光，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兼任省军区第一政委、党委书记。孙光在平乱中犯严重错误，被降职调到陕西省军区担任副职。一些军方人士不会忘记是王昭1961年到青海来整了他们。

　　公安厅看守所和公安厅劳改局职工医院相隔只有几百米。1970年，王昭病重。看守所向军管会报告，要求把他送到医院治疗，并通知医院准备好病房。军管会迟迟不作答复。直到王昭病情加重，不抢救就会死，看守所医生感到责任重大，不得不亲自到军管会直接给领导汇报。适逢几个负责人在打扑克，医生站在一旁，战战兢兢地说：“王昭大吐血，我们没有办法治疗，如果不马上送医院抢救，今天晚上恐怕过不去。”军管会的一位副主任一面打扑克，一面冷冷地说：“王昭不是省委书记、不是省长，是经过中央批准逮捕的犯人，是杀害革命造反派的凶手，你为什么那么同情他？你的阶级感情哪里去了？造反派们的血难道就要白流吗？！”

　　医生一句也说不出来，只好走了。他知道自己已经尽到责任，王昭死了和他无关。

　　第二天早晨，看守员打开王昭监房，发现他已死。地上有一摊血，王昭手里还攥着没有写完的信。信上写着：

　　“周总理：这是我写给你的最后一封信。我知道这封信还没有到你手里时（也许永远也到不了你手里），我就离开这个世界了。你把我派到青海来纠正青海省委错误路线给青海人民带来的灾难，我做了，使青海的工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有了一定的提高，平反了大批冤案，有效地制止了非正常死亡，民心也比较顺，只要继续努力，青海的落后面貌是可以改变的。我知道有很多工作还没有做好，这几年省委和我把主要精力用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上，对工农业生产抓得不是很紧，那是为了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反修防修，使中国永远不改变颜色。我一直是按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竭尽全力在做工作，刚来青海时，我身体非常健康，你找我谈话时，不是还赞扬我的身体好、到青海工作没有问题吗？可我现在一身是病。造反派说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死党，说我是‘二·二三’事件的幕后策划者，都不是事实。我和罗瑞卿在公安部是工作关系，他到总参当参谋长后，我们很少接触，只是1962年中央在兰州召开西北民族工作座谈会，罗瑞卿到西北视察，到会听取对军民关系的意见时，我对1958年至1959年军队在青海平息反革命武装叛乱时，不按中央政策办事，残酷虐待俘虏和滥杀无辜、严重伤害民族感情谈了看法，对负有直接责任的省军区司令孙光处理太轻提过意见。罗瑞卿表示，我的意见很好，将认真研究。我是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光明正大提意见，没有和罗瑞卿有私下往来，怎么就是罗瑞卿死党呢？‘二·二三’事件前20多天，我就偷着离开青海，到洛阳治病，两派造反组织都要斗争我，到处找我没有找到，我直到中央决定为‘八·一八’革命造反派平反，才知道青海发生了‘二·二三’事件，打死打伤那么多人。中央决定把我和‘二·二三’事件联系起来是不正确的。总理，你可能听过青海省某些人不实的汇报，才同意对我批斗、逮捕的吧……”。

　　军管会做出决定：王昭死亡，严格保密，不得外传，以在西宁市东关大街上发现的无名尸体为名送火葬场火化，骨灰暂存火葬场。1958到1960年，青海对于死亡犯人，不通知其在外地的家属，以无名尸体处理。如今，王昭也是这个待遇。他可以说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夫人在北京工作，文革中受尽折磨，王死后抑郁而终。唯一的女儿饱受刺激，得了精神病。

　　军管会不敢不向中央报告，但谎说王昭住在医院，经过多方抢救无效死亡。周恩来知道后，批评青海没有按他的指示保护好王昭的人身安全。可这对于死者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不过对关在监狱里的其他受害者却大有好处。第一个受益者就是被王昭从公安部要到青海担任省委常委兼秘书长、主管政法工作的王仲方。

　　王仲方做了罗瑞卿十年政治秘书，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牵连最先受到冲击，早于王昭几个月，经周恩来批准被捕入狱。王昭和王仲方是造反派要打倒的省委主要对象，也是被批斗得最残酷的。而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和副书记、常委们，基本没有什么触动。从这里可以看出，王昭到青海后纠“左”确实触犯了一些人的利益，时机一到，终于遭到报复。

　　王昭死后不久，看守所里来了几位医生，非常仔细地给王仲方检查身体，给他打针，服一些平时见不到的好药。伙食上照顾尤佳，派专人做好饭、好菜，王仲方称之为“吃小灶”（文革前，厅以上干部有专门供应的副食品，专人做饭吃，叫做小灶；另外还有特殊的商品供应）。这才使身体每况愈下的他被关押5年后，还能活着走出监狱。在回忆录《炼狱》中，王仲方说：“我感谢王昭在天之灵对我的关怀，要不是他的死引起中央领导注意，改善监管条件，我也不会活着走出监狱。我强烈痛恨造反派对王昭和我的迫害。”

　　1979年，王昭得到彻底平反。家属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火葬场找到王昭骨灰，接到北京。他的战友、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在王昭平反问题上起到了关键作用。他饱含深情和眼泪迎接战友的骨灰，陪同送到北京八宝山公墓一室安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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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