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乐斌：贵州的大饥荒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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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炎黄春秋》
     
　　1959年至1961年，贵州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说法不一。有人说饿死了120万人，有人说饿死了150万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曹树基在《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一文中说：“贵州省1959年至1961年非正常死亡174．6万人，占灾前1958年全省总人口1.700万的10．23％。”

　　1959年至1979年我在贵州省公安厅工作。据我的同事——一位在贵州省公安厅治安处做内勤、统计工作的同志提供的情况：根据全省各专署、自治州公安处、局治安科上报的数字汇总，全省1959年至1961年共饿死250多万人，占全省灾前总人口的14．7％。这是官方的统计数字，尽管各地、州、市、县上报时缩了水，但这是当时唯一信得过的数据。
　　此数据，还得到1961年6月至1967年1月造反派夺权时为止当过贵州省公安厅治安处长的×××同志的证实。他1980年代后期到北京同我谈过此事。他说：1959年至1961年全省共饿死250多万人。1962年初，治安处根据各地公安机关治安科上报省公安厅治安处的材料，由治安处汇总，以中共贵州省公安厅党组名义，向中共贵州省委递交报告，后来得知省委上报中央时，只报了210万人，瞒报了40多万人，省委让公安厅也以这个数上报公安部。
　　全国饿死人情况严重，数量多，占人口比例高的有四川、河南、安徽、甘肃、贵州、青海、河北、山东、湖南、广西等省区，富庶之地的江苏、浙江、广东等省也饿死了不少人。造成如此严重饿死人情况，与各地封疆大吏紧跟不紧跟极“左”的政治路线有极大关系。比如，四川省的李井泉，河南省的吴芝圃，安徽省的曾希圣，河北省的刘子厚，贵州省的周林，甘肃省的张仲良，青海省的高峰，山东省的舒同等省委的第一把手，都紧跟毛泽东的脚步，跟得越紧，带来的灾难就越大，饿死的人就越多，这已经成了定律。
　　周林，贵州仁怀人，1950年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1950年6月任贵州省委常委，1956年7月任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周林在“大跃进”年代，高举“三面红旗”，在全省掀起了共产风、虚报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生产瞎指挥风。“五风”肆虐，又以共产风为主，摧残了广大农民，破坏了农村生产力，这是造成大饥荒的直接原因，也是大饥荒年间的灾难之一。据杨继绳先生的专著记载：周林“创造了两项影响全国的经验。一个是关于粮食方面的经验。”当时贵州一些地方出现大量浮肿病人和饿死人的情况，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时候，“中共贵州省委在1959年8月27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份粉饰太平的简报。简报主要内容是：1．粮食问题，说粮食紧张情况，已经彻底得到解决”，“目前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抓紧粮食生产，确保秋收作物丰收”，“把粮食征购列为党委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2．市场问题：“上半年全省市场情况，总的讲是稳定的，日用工业品的品种，数量有了显著增加”，“商业工作还在进一步贯彻中央指示，反对右倾保守，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抓紧收购和销售……力争市场进一步好转，迎接国庆十周年”。这一简报“毛泽东十分重视”，在1959年8月30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全国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粮食和市场情况的简报》，毛泽东作了长篇批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及反党分子完全看不见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主流是什么，他们抓起几片鸡毛蒜皮作为旗帜，就向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事业猖狂进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近日我们收到很多省、市、区的报告，都是邪气下降，正气上升，捷报飞传，声势大振，如同贵州一样。”当时正值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这个批示，与反右倾斗争和粮食问题联系起来，谁要说粮食困难，谁就被扣上“猖狂进攻”的政治帽子，从而加剧了人民的饥饿和死亡。
　　“另一个是，有大批农民在饥饿线上挣扎，贵州省委于1960年2月16日至18日，召开地、州、市委第一书记会议，主要讨论农村公共食堂问题。这个会不是解决食堂缺粮的问题，而是闭眼不看现实，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报告称：“我省农村公共食堂现有13万多个。是固定的或基本固定的，占80％左右”。接着总结了5个特点：“巩固地树立了贫农、下中农的领导优势；基层干部和党团员一律参加了食堂，和群众打成一片……以人定量，节约归己……食堂有了自己的生产，有了家底……有的已成为生产小队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形成一个大家庭。这些地方，人民公社得到巩固……显示了食堂的优越性和重要性，确是巩固人民公社制度的主要阵地……为建设新村创造了前提条件。”贵州省委这一报告，毛泽东极为欣赏，他在1960年3月6日批示，以中共中央名义再一次下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他在批语中说：“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报告，写得很好，现发给你们研究，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毛泽东还说“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
　　1960年是大饥荒最为严重的一年，也是贵州饿死人最多的一年。当农民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贵州省却送上这样一份报告。这一批示，不仅害了贵州农民，也害了全国农民。
　　贵州省饿死人最多、最严重是1959年至1960年5月，当时，我正在省公安厅办公室研究科工作，办公室主任刘世杰同志指派我到遵义专区的湄潭县和毕节专区的金沙县，调查死人的问题。当年6月我来到遵义专署公安处，讲明来意之后，专署副专员兼公安处长毕贵显接待了我，一听说我是来调查了解湄潭县饿死人问题的，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他立即向中共遵义地委书记孟子明作了汇报，也引起了孟的高度关注，孟指派遵义地委办公室一位副主任，公安处也派了两位工作人员，我们四人前往湄潭县。
　　湄潭县原由湄潭、风冈、绥阳三县合并而成(有文章误传湄潭县是由湄潭、凤冈、余庆三县合并，地势平坦，山青水秀，是贵州的产粮区，也是富庶的县份，农作物主要种植水稻、小麦、玉米，气候适宜，正常年景，人民丰衣足食。可是自“大跃进”以来，这里的人民遭受严重灾难。据县委办公室负责人介绍，1958年全县有62万多人，1959年至1960年5月，除去正常死亡1万多人外，属于非正常死亡的有12．5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0．16％，还剩下49万人，全县死绝户3001户，孤儿近5000人，外出逃荒5000多人，全县出现了人吃人，杀人而食，易子而食的惨剧，吃死人就更多了。
　　我们一行曾到原绥阳县城，后为绥阳公社驻在地的绥阳镇作了一些调查。据绥阳公社一位党委副书记介绍，有这么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件：1959年9月17日(即农历8月15日中秋节)，遵义地委要在这里召开全专区各县“捉鬼拿粮”现场会，即反瞒产私分现场会，遵义地委书记孟子明、专员李苏波要到场。湄潭县委和绥阳公社为了开好这一现场会，将一些滞留镇里的游民，从农村来的一些饥民、饿汉，到餐馆、居民家讨饭要饭、抓拿抢吃的人，进行了多次清理、遣送，到9月16日傍晚还有48人仍滞留在镇里。于是公社党委一位书记，让将这48人暂扣押在公社供销社一间仓库里，其中一个瘦个子乘晚上从仓库门的铰链缝里逃了出来，还剩下47人在仓库里。现场会开了2天即散会了。后来过了半个月这位公社党委书记问起关押的人放出来没有，人们才想起这件事来，结果打开仓库门一看，47人全死在里面。这一事件震动湄潭，也震动遵义地委，贵州省委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此事。当时的一些人就是这样关心人民的生命和疾苦的，人性已经泯灭了。
　　后来“湄潭事件”的盖子揭开，省、地组织了庞大工作组到这里来夺权，“整风整社”，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在这里开展，都是以“左”反“右”，反“左”的结果是基层干部遭殃，找了一些替罪羊。被处理的基层干部，包括杀、关、管、集训、判刑和开除公职，占60％以上，其中，将湄潭县副县长兼绥阳公社党委书记容镜等人处决了事。容镜后来被平反。
　　随后我又赶赴毕节专区，专署公安处处长朱广臣立即派秘书科和治安科两位同志陪同我到金沙县调查。金沙县的地理条件比湄潭县差一些。这里自1958年“大跃进”以来，也是“五风”肆虐，干部违法乱纪严重，县委书记赵广玉、县长王国民(彝族)不但紧跟省委，而且还有自己的“发明创造”，将金沙县搞得千疮百孔，民不聊生。县委办公室一位主任接待了我们。赵广玉听说我们去调查死人问题，很紧张，他叮嘱这位办公室主任：不要讲得太多。这次我遇到了阻力。我们便要求到平坝公社、安洛公社去做些调查。因为一年前，即1959年6月至9月初，我随公安厅治安处副处长宋留友等3人，跟随贵州省人民委员会秘书长张叔成率领的省委工作组到金沙县工作了两个多月，认识平坝公社党委杨书记。杨约略地谈了他们公社饿死人的一些情况，我们在这里没有停留多久，即前往安洛公社个别访问和调查。在安洛公社安洛大队了解到，该大队有一个生产队共29户人家152人，除一人在贵阳钢铁厂当工人，一人在习水县习水造纸厂当工人外，其余150人全部饿死。后来到1961年底1962年初，金沙县饿死人的盖子揭开之后，得知那三年饿死了8万多人，赵广玉自己讲饿死了4．7万人。后赵广玉被逮捕法办，判处徒刑8年，送到金沙县大水劳改农场改造，后平反，被安排到铜仁地区工作。县长王国民后因骑马摔死，未追究其责任。
　　1960年12月至1961年5月，我随刘世杰同志到六盘水地区的水城县参加整风整社工作。先是在该县的尖山坝公社，我在工作队队部工作。尖山坝公社地势平坦，是水城县的产粮区，“大跃进”以来，“五风”严重，干部瞎折腾，违法乱纪的也多，秋收过后就出现饿饭，反瞒产私分运动中搞得农村鸡飞狗跳，浮肿病人多，妇女普遍出现停经、不孕、子宫下垂三种病症，1959年至1960年全社饿死一万多人。我们省政法机关来的100多工作人员全部被派到全社各管理区、生产大队。我们没有按照省委的部署来“夺坏人的权”，而是采取“团结、依靠、信任”绝大多数基层干部，靠生产自救，救治浮肿病人，清理、整顿公共食堂，经过3个多月的工作，生产在恢复，浮肿病得到初步遏制，食堂恢复了生机。在这里我们除对几个违法乱纪致死人命的干部搜集、整理材料，上报水城县去处理外，其他人我们一个也未动。1961年3月12日工作队全部撤离该社。我与另外两位同志留下来作巩固工作，直到3月20日我们三人经由县城到该县南开公社继续参加该县的整风整社工作。我们三人在去南开公社的途中，翻越了一座高山，坐下来休息时，便到路边一社员家讨水喝，发现一位40来岁的妇女正在她家堂屋用菜刀砍一具小孩的尸体，这个小孩尸体的手脚被肢解，头部已砍下放在一边，尸体发出腥臭，我们询问她为什么杀孩子，她回答：“不，不，不，不是我杀的，是孩子今天早上饿死的，全家人饿饭，没有办法，为了救命，不得不拿来吃啊！”又说：“哪个人狠心吃自己的孩子啊！”经她这一说，我们也无心讨水喝了，立刻退了出来。第二天我们赶到南开公社工作队所在地，将这一情况向工作队作了报告，工作队队部的同志说，全社吃死人的情况还有几起，后来经过工作队搜集了解，从1959年至1961年5月我们撤离，该社饿死几千人，全水城县饿死8万多人。后来县委书记刘福臣被逮捕法办，判刑劳改。
　　后来得知，铜仁专区的江口县饿死近一半人。周林和贵州省委那一班人的作为，给贵州人民造成了很大的灾难与伤害。后来周林慢慢有所醒悟，发现了一些问题，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放宽了一些农村政策，如恢复自留地，开放集市贸易，三年免征公粮和默许包产到户等等，使农村人民恢复元气。这又招致中共中央于1964年9月调整、撤换了贵州省委领导班子，撤换了周林等省委负责人，调四川省省长李大章、中央监委主任钱瑛、公安部副部长梁国斌、国家计委副主任贾启允等人，组成贵州省委班子，说“贵州是当时全国烂掉的四个省之一”，并从中央、一些部队、一些省市抽调2000多名“支黔干部”到贵州来夺权和开展“四清”运动。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做出的决议指出：贵州自解放以来“三关没有把好”，“两个不彻底”，“一个根子不正”。所谓“三关没有把好”，是指“清理中内层关没有把握好，工商业公私合营、手工业合作化关没有把好，审干关没有把好”；“两个不彻底”是指“土改不彻底，镇反不彻底”；“一个根子不正”是指“党的基层组织基础不正”。这就全盘否定了贵州省自1949年建立政权以来所取得的成绩。“文革”中周林受到揪斗、批判，1975年恢复工作后，担任过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教育部副部长等职，在任北大党委书记期间，为被毛泽东定为“反动学术权威”的马寅初平反，1997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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