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心文：1962年广州会议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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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广州会议的前前后后

廖心文


1962年二三月间召开的广州会议，是中国知识界至今难以忘怀的一次盛会。会上，周恩来、陈毅、陶铸、聂荣臻等对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重新作出科学的分析和估计，从指导思想上纠正了1957年反右运动扩大化以后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出现的“左”的错误，用今天的话说，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时隔40年，重温这段历史，不仅是为了缅怀曾经为这次会议作出过巨大努力和贡献的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也是为了从中汲取历史经验，在当前的形势下，更深刻地认识和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一、广州会议前的形势和会议的准备

广州会议是在中国共产党经历了1958年“大跃进”和1959年“反右倾”带来的巨大困难后，开始对各项工作进行全面调整的总形势下召开的。具体到会议所要解决的知识分子问题，当时出现了三个十分有利的条件：

一是从1961年上半年开始，党中央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着手制定一系列有利于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条例，如“科学十四条”、“高教六十条”、“文艺十条”(广州会议后报送中央批准)等。这些条例虽然没有直接触及到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这个根本问题，但是对如何改进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做好知识分子的工作提出了具体办法。在“工业七十条”中，还明确提出国营工业企业中的技术人员和职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二是在广州会议之前，召开过两次对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十分有意义的会议。一是1961年6月，根据毛泽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精神，在周恩来直接指导下，由中宣部、文化部分别召集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通过对文艺界情况的调查研究，搞清楚党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上究竟存在哪些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周恩来在会议期间进行了3天调查，不仅看了大量文字材料，同时深入代表中听取意见。他感觉到一种普遍存在的情况是人们不敢讲话了，而不敢讲话的原因“和领导有关”，同时也同他们所背负着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有关。当时，周恩来认为前一个原因是问题的关键，所以他在会上尖锐地指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现在要把这种风气反过来”，表明了纠正错误的决心。对后一个原因，周恩来也讲了一段话，他说：“有一个时期好像觉得1956年关于知识分子的那些问题可以不讲了，不是的，那些原则仍然存在，只是三年来由于忙，这方面有所疏忽，讲得少了些。”“现在统一战线应更扩大、更深入，而不是更缩小、更淡漠。”[1]这里，周恩来虽然没有明确恢复1956年他关于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论断，但他的话还是给广大知识分子一些新的感受。一位会议代表这样比喻说：周恩来的讲话“是在一个长久时期的沉闷的政治空气中打了个惊雷，发人深省”。[2]1962年广州会议的前前后后党的文献2002年第2期另一次会议是同年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讨论“科学十四条(草案)”的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富春、聂荣臻等出席了会议并发言。刘少奇指出：现在的问题是有偏向，要承认；有偏向要纠。这几年党成为执政党是好事情，是成绩，乱指挥，人家也听你的。但是，继续这样搞下去要跌下台的，再不能这样搞了。邓小平说：要创造一个生动活泼、人心舒畅的局面。我们就是要老老实实当好勤务员，为科学家服务，替他们解决困难。周恩来十分赞成这些意见，说：要向我们的干部讲清楚，我们为科学家服务好了，科学家就为社会主义服务得好。总而言之，都是为了社会主义。他还建议这个文件在财政、文教等系统都可以发。[3]根据会议的精神，中共中央在7月19日批转这一草案时指出：“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很关紧要。”“近几年来，有不少的同志，在对待知识，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有一些片面的认识，简单粗暴的现象也有所滋长，必须引起严重的注意，以端正方向，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文件强调：“一定要使知识分子敢于讲真话，畅所欲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在学术工作中，一定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戴帽子、不拿棍子、不抓辫子。这样才能造成一种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充分地调动起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使他们能够放心、负责地去做工作。”[4]这次讨论科学条例的会议表明了党中央对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视。两次会议起到两方面作用：一方面对广大知识分子起到解放思想的作用，鼓励他们解除顾虑，大胆提出在科学和文化工作中的意见；另一方面，推动各级领导检讨工作，扫除障碍，抓紧制定改进工作的各项措施。

三是广州会议前夕，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检讨和纠正1958年以来各项工作中“左”的错误。毛泽东在会上对知识分子的基本估计没有再提“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说：“知识分子，如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教授、教员、作家、艺术家、演员、医务工作者、新闻工作者，他们不是一个阶级，他们或者附属于资产阶级或者附属于无产阶级。对于知识分子是不是只有革命的我们才去团结呢？不是的。只要他们爱国，我们就要团结他们，并且要让他们好好工作。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爱国的知识分子、爱国的资本家、和其他的爱国民主人士，这些人占了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些人，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下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同时毛泽东再次承认工作中犯了错误，并说错误“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5]他还提出，不论党内党外都要充分发扬民主，让人讲话。毛泽东的态度，对广州会议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是一个重要有利条件。

广州会议包括两个会议，即“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和“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这两个会议事前都经过认真的准备。

前一个会议是由主管科学技术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主持的，从2月16日开始，参加会议的有各专业、各学科有代表性的科学家310人。这个会议最初是想借“科学十四条”贯彻后的东风，制定出一个新的科学规划。但是，聂荣臻到广州后发现，虽然半年多来曾经在北京、上海等地多次召集科学家们开会，征求意见，但大家的顾虑仍然很大。经过同少数科学家谈心后他了解到，是“资产阶级”这顶帽子使他们感到十分压抑。有人直截了当地问他：“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提法如何理解？”还有人对他说：“一提起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的，叫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子女也因此受到歧视，从没听到有人提谁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3](P，836)会议开始后，声学家马大猷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后来回忆当年的情况时说：“总觉得我们解放已经10多年了，大家都认真工作，并且做出相当的成绩，但是一直老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这个很不了解，很不理解。”[6]当时，马大猷的意见被登在会议简报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许多人的共鸣。聂荣臻认为这个问题应该解决，因此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对他说：“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人民的知识分子。”[3](P，832)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后，聂荣臻将会议的重点改为进一步深入贯彻“科学十四条”，调整与知识分子的关系。

后一个会议是由文化部和中国戏剧家协会筹组，周恩来亲自指导召开的。会议的目的是要解决作家和文艺部门领导之间的关系，对一些反映人民内部矛盾而受到错误批判的作品重新作出评价，以便总结经验，团结队伍。由于当时国家的财政经济还十分困难，中央制定了一项特殊规定：各类全国性会议的批准权一律集中到国务院。所以剧协代表张颖受大家委托直接去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不仅批准了他们的计划，并且对张颖说，陈毅早就提出文艺界的情况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开个会是好意见。他还说，届时陈毅将到会讲话。陈毅作为副总理长期分管科技和文化工作，这时，他已经兼任外交部长，主要精力放在了外事工作上，但依然兼管科学和文化领域的工作，也就是做知识分子的工作。张颖在汇报中还告诉周恩来，广州的经济形势比较好，中南局书记陶铸邀请他们去那里开会。周恩来表示同意，并说：“既然陶铸同志欢迎你们去广州，你们可以去，但准备工作要做充分，你们应该把全国剧作家的情况，及各级领导的情况做个比较详细的调查，问题搞清楚后再来向我汇报一次。”[7]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文化部和剧协立即组织几个调查组分赴几个大区、省、市了解有关情况。在调查中他们发现，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有的领导不按艺术规律办事，瞎指挥，批评简单粗暴，乱扣帽子；有的作家在运动中受到过火的批判和斗争，一些艺术问题被当作政治问题处理，一些人民内部矛盾被当作敌我矛盾处理。胆子大一些的人在谈话中还涉及到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说“资产阶级”这顶帽子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有的人甚至还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是给科学家的，给文艺界戴的帽子比这厉害得多，动不动就是右派分子，要不然就是右倾分子。”[8]各调查组的报告最后汇集到周恩来处，他深深地感到解决知识分子的问题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当张颖再一次走进中南海汇报会议的筹备工作时，周恩来态度坚定地说：“你们去广州，请陈老总打头炮。会上，大家可以畅所欲言，造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氛，振奋一下人心。”[7]为了使广州的会议能够顺利召开，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周恩来决定，先召集在北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开个会，统一思想。会议于1962年2月17日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有100多位在京的艺术家参加。周恩来在讲话中要大家进一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努力纠正文艺工作中“左”的偏向。周恩来指出，1959年以来文艺上的缺点错误主要表现在打破了旧的迷信(如厚古薄今)，又产生了新的迷信(如厚今薄古)，因此，“要破除新的迷信，再一次解放思想”。他认为，纠正这些偏向的关键在于党的领导，只有正确的领导才能真正地贯彻党的文艺政策、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他诚恳地说：政策上的偏差，中央是第一位的责任，我代表党向大家道歉。他最后充满信心地说：新的局面来了，从经济形势上看还会有一个时期的困难，但已开始好转；从政治条件看，会出现一个生动活泼的局面。政治上出现了新局面，文艺上也一定会出现新局面。希望大家到广州去，把座谈会开好。这次会议可以说是为广州会议作准备，也可以说是广州会议的预备会。周恩来在会上没有谈到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说明这次会议同正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会议一样事前都没有把解决这个问题作为会议的主题。　

二、周恩来、陈毅到达广州后转变会议主题，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广州会议召开时，周恩来正在北京忙于主持起草二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他本来不准备去广州，而是委托陈毅去讲话。聂荣臻反馈回来的全国科学工作会议上知识分子要求“摘帽”的呼声，使他下决心亲赴广州了解情况，解决问题。2月25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汇报人大报告起草情况：“我在人大、政协的报告提纲，已组织了一个小组在起草，我已与他们谈了一次，定于3月3日交出初稿。待我与他们再次审议后，预定3月10日交出二稿，那时就可送中央传阅。”信中还告知：“我和陈毅同志明日飞广州，林、聂两同志约我谈军队转业10万干部的安置问题和科学机构的精简问题。同时也准备同科学家见见面(他们正在广州开科学工作会议)，听听他们的意见。准备3月3日回京。”[9]

2月26日，周恩来和陈毅飞抵广州的当天，聂荣臻、郭沫若等向他们汇报了与会代表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的种种顾虑，强调这个问题严重阻碍知识分子政策进一步贯彻和知识分子积极性的调动，希望能够在这个会议上予以解决。其实，这个问题在中南地区已经提出并得到了中南局书记陶铸鲜明的回答。1961年10月11日，陶铸在中南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提出：“对高级知识分子要做重新估价，高级知识分子是不是经过了考验，能不能同我们一起搞社会主义建设，应该有一个肯定的总的估计。”他说：“我们不能老是讲人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看要到此为止了。现在他们是国家的知识分子，民族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分子。”“从总的方面看，同志们都是希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大家不仅是口里讲，而且实际在做，这就算不错了，就是经过考验了，就算及格了。因此，我建议今后在中南地区一般地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这个名词伤感情。谁有什么毛病，实事求是，是什么，讲什么，不要带这个帽子。”[10]这个讲话在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据《广东宣教动态》反映，许多知识分子为此欢欣鼓舞，对“今后一般地不再叫他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为高兴”[11]。但是，正如陶铸所说的，他的话只是“地方粮票”，中央领导人说了，才是“全国粮票”。为掌握第一手资料，周恩来到达广州后看了科学工作会议的全部《简报》，他在几天后的讲话中说：“《简报》上反映了这样的情况，大家工作努力，生活上克服困难，甚至遇到心情不怎么舒畅的事情还能克制自己。你们热爱祖国，使我们很受感动。”“从《简报》中还看到大家提出了一些善意的批评，不能不使我高兴。”[12]他希望大家“给点反映”，说“我在3月20日要在人代会上作报告，有反映才够朋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周恩来确实感到摘掉知识分子头上“资产阶级”这顶帽子的必要性和急迫性。为统一思想，3月1日，周恩来约两个会议的党内负责人陶铸、聂荣臻、于光远、张劲夫、林默涵、范长江等座谈[13]，着重讨论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座谈会决定，在会上增加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的讨论，由周恩来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由于这个问题事先没有经过中央集体讨论，也没有请示过毛泽东，所以周恩来十分谨慎，要大家一个一个表态。大家都表示赞成。他说：那我们在这次会议上就讲这个问题，你们大家都表示赞成，这是我们大家一起讨论通过的，我们大家共同负责。[14]最后他明确地作出结论：从总体上讲，知识分子不能再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结论为他在广州会议讲话的主题最后定了调。

3月2日，两个会议的代表齐聚羊城宾馆，周恩来作题为《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同他1956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相比，这个报告着重从中国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周恩来指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常常站在民族立场上反对外国殖民者和本国卖国贼，成为革命的爱国的知识分子。他充分肯定建国以来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周恩来在讲话中引用了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中的一段话：“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是最终为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而成立的联盟。”周恩来对列宁关于“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的说明中包括知识分子这一点引申说：这是讲的无产阶级同其他劳动者的联盟，而中国的革命性质决定这个联盟可以扩大到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是无产阶级同非劳动者的联盟”。他认为：“坚持这两种联盟是我们的战略方针和长期的历史任务，在我国的统一战线中将长期起作用。对知识分子的估计要以这个为纲。”周恩来还指出：“两种联盟的矛盾性质不一样。无产阶级同其他劳动者之间不存在对抗性的矛盾，同非劳动者之间还存在着对抗性矛盾的一面。”所以“我们同知识分子的联盟与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是有根本区别的”。他将知识分子大多数同工人、农民并列在一起，说他们是热爱祖国的，一样经得起考验。周恩来在讲话中特别提到毛泽东对民主党派领导人曾经讲过，现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消灭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要做“梁上君子”，这部分知识分子应该投到无产阶级方面来，承认共产党的领导，这才有出路。他说毛泽东的这段话是有所指的，“是在1957年五一前后说的，但是到6月，右派还是进攻。当时反击是必要的，但这决不会动摇我们党在整个历史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根本政策和战略方针，决不会改变无产阶级同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与此同时，周恩来继续坚持两点论的观点，要求知识分子要加强自我改造。但他批评了1957年以来对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片面理解，指出改造是长期的，要靠自觉，方法要和风细雨，不能粗暴，这样气才能顺，心情才能舒畅。他说：“过去对同志们批评错了的、多了的、过了的，应该道歉。党内我已道过歉，现在利用这个机会，再作个总的道歉。”[12](P，353-369)周恩来的报告给与会者带来意外的惊喜，因为“事前大家并没有这种思想准备”[15]。但是，也有一些人感到不满足，觉得周恩来的话似乎意犹未尽。[8]

因为要准备即将召开的人大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周恩来未等会议结束提前返京。他把还要说的话留给了陈毅。

3月5日和6日，陈毅分别向两个会议的代表转达了周恩来的嘱托，对周恩来的意见作出进一步阐述，明确提出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陈毅指出：“同志们听了总理的报告很满意。但有的同志说周总理没有明确脱帽子。那么我今天明确一下：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他说：“周总理前天动身回北京的时候，我把我讲话的大体意思跟他讲了一下，他赞成我这个讲话。他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十二年的改造，十二年的考验，尤其是这几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带来的考验——孔夫子三月不知肉味，有些人是两三年不知肉味，还是不抱怨，还是愿意跟着我们走，还是对共产党不丧失信心，这至少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十年八年还不能考验一个人，十年八年十二年还不能鉴别一个人，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陈毅引用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同志们啊，你们要相信过去三年有时候我们是做蠢事呀!我们是很蠢的呀!陈毅说：“我看这是慨乎言之、痛乎言之。我能够体会毛主席这个精神。他有这个精神，我敢于这样大声地讲这个话，大声疾呼：我们有些事是做得很蠢嘛。”陈毅还形象地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比喻为“国家的三只脚”，说：知识分子“是三大部分之一，是国家的一只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陈毅指出“不能搞运动，最好的方式是学习，和风细雨，引人入胜，使人感到如坐春风”。他还尖锐地批评了少数干部的错误做法，强调“要以平等态度待人，不要以改造者自居。自己也在改造中，谁也没有赋予你权力充当改造者”。他说，我们有些党的领导机关同科学家、剧作家之间产生了矛盾，伤了感情，伤了和气，这是个严重的内部矛盾，现在一定要解决这个矛盾。

由于周恩来的讲话温和而谨慎，陈毅的讲话鲜明而透彻，因此，尽管陈毅在会上说他的讲话代表了周恩来的意见，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许多人都在猜测他们的意见是否真正一致。张颖后来回忆说：“总是有人来问我陈老总的讲话是不是总理让他讲的，我也总是答说不知道，但我相信这种猜测。后来我在陈老总的儿子陈昊苏那里得到证实，他在父亲的日记里读到这样一段话：我在广州要发个言，这个发言是总理让我这样讲的。我想周总理是以他的方式，做了他想做和能做的事。”[16]

3月5日，陶铸在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讲话，明确指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现在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应该给脱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

会议代表对周恩来、陈毅、陶铸的讲话进行了深入讨论，普遍认为“很全面，很透彻，感情充沛，听来很亲切，使人深受感动，心悦诚服”[17]。在北京的历史学家周谷城听到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消息后十分激动，说：“知识分子过去认为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觉得自己是被改造的，始终是作客的思想，积极性还没有发挥出来。”如今，“得到一个光荣称号，是劳动人民了，对这一点特别高兴。我对这一点也很兴奋。我觉得只要有这些感觉，精神就活跃起来了。”[18]这不仅仅是周谷城个人的肺腑之言，也代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心声。

陶铸在会上曾经提出：“这次会议应该搞出这样一个局面：是温暖的春天，不是料峭的春寒；是和煦的春风，不是肃杀的秋风；也就是毛主席所讲的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局面。”他希望“不要再刮秋风了，多刮一点温暖的春风吧!秋风一来，树叶脱尽，还有什么百花齐放呢？”广州会议后的情况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得到全面改善，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普遍高涨。聂荣臻回忆说：那时候“中国科学院、国防部五院、二机部九院等许多科研单位，晚上灯火通明，图书馆通宵开放，一片热气腾腾，我国真正出现了科学的春天。至今我还认为：如果没有那几年的实干，‘两弹’也就不会那么快地上天。我们常说，中国人民是很聪明的，并不比别的民族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有些科学家的确很有才能，关键是怎样发挥他们的才干。要有正确的政策，要关心他们的生活。”[3](P，838-839)文学艺术界也取得令人可喜的成绩，创作出一大批深受人民喜爱的文艺作品。

广州会议上的强烈反响，进一步坚定了周恩来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在党内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存在分歧，甚至少数人明确反对的情况下，他坚持把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精神写入3月底召开的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这份报告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报告说：“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关于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报告中强调：“应该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心情舒畅地、自觉地、逐步地进行，而不应该采取任何简单粗暴的方式。”“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要求过高过急，是不适当的；把某些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更是错误的。”由于这份报告送中央政治局审阅过，这些内容又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提出来的，并且得到大会的通过，所以它的分量比广州会议讲话要重得多。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话来评价，它“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的意义”。这个报告坚持了党对知识分子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从根本上恢复并发展了周恩来在1956年代表中共中央对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作出的正确估计，在实践中对改善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调动广大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广州会议后的波折和新时期对广州会议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广州会议后不久，由于党内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认识上的不一致并没有真正消除，特别是由于党对1957年反右运动扩大化以来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没有从根本上进行清理和纠正，因此事情很快发生波折。

广州会议召开时，最明显的“不一致”来自上海。由于主管上海文艺界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春桥的阻挠，上海市文化局局长直到会议邻近尾声时才露面，临来以前还被告知，他要做的事只是听听发言，而且回去以后不许传达。

广州会议召开半年之后，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错误地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形势，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运动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资产阶级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在这种背景下，党内围绕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重新展开争论。当时，中宣部内对这个问题一直有意见分歧，陆定一坚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提法。[19]广州会议后，在中宣部召开的全国各省、市宣传部长会议的一份简报上还批评了“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的观点，说这是赫鲁晓夫的论调。中宣部另有一位副部长不同意这样的做法，说：“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摘帽子是周总理提出的，中宣部不能这样乱扣帽子，这样做同中央的精神不一致，简报发下去会造成很坏的影响。”[20]八届十中全会召开前后，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会和在北京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也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从广州会议以来对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明确表态[11](P，784)的毛泽东在核心小会议谈到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问题时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人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如章伯钧、罗隆基等。”[21]一些人批评周恩来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是“没有阶级观点”[22]，说陈毅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是“上当”[23]。面对这种压力，周恩来没有沉默。11月26日，他在中央书记处讨论宣传文教工作的会议上对这些指责进行了反驳。周恩来说：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不能说没有阶级观点，在列宁的著作和刘少奇关于宪法的报告中都是这样提的，“我是代表中央作报告的”[24]。主持这次会议的邓小平支持周恩来的意见，他最后作结论时说：“总的提法，一切按总理人大报告所说，把那段话再印一下，统一语言，那是中央批准的。”[25]但是，这些努力都没有能够阻止党内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的错误的发展，广州会议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正确估计再次被否定。这种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首先出来为知识分子说话。他指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26]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党中央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的讲话中又进一步提出：“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中，只要还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知识分子就需要解决是否坚持工人阶级立场问题。但总的说来，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26](P，89)邓小平的这篇讲话恢复并发展了1962年广州会议对知识分子地位和作用的基本估计，澄清了被“四人帮”搞乱的重大是非，再一次起到拨乱反正的作用。后来，江泽民也多次谈到知识分子问题，他在邓小平的思想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新特点，对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又有了新的认识和新的概括。这些新的认识和新的概括集中体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讲话指出：“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我国工人阶级，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力量。”“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大大增强了工人阶级的科技文化素质。”

同1962年广州会议时相比，邓小平、江泽民在说明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时，除了继续坚持建国以来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知识分子是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基本点外，又有了新的视角。这就是，他们清楚地看到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趋势使科学技术与提高生产力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力量。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率先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后来又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从而连带回答了怎样看待科学研究这种脑力劳动，从事科学技术的人是不是劳动者这一重大问题，并从理论上进一步回答了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问题。江泽民则站在“三个代表”的高度，强调必须敏锐地把握这个客观趋势，始终注意把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掌握、运用和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紧密地结合起来，大大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不断用先进科技改造和提高国民经济，努力实现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跨越。他说：“这是我们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必须履行的重要职责。”[27]可以说，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和以他们为核心的两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始终坚持了1962年广州会议的基本精神，再没有发生任何动摇。究其原因，主要是三点：一是在政治上始终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这是正确认识和对待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保证；二是在思想路线上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是正确认识和对待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条件；三是始终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这是在新形势下正确认识和对待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前提。这三点既是对广州会议精神的继承，也是对广州会议精神的重要发展。

江泽民多次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较多的一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有着特殊的作用。能不能充分发挥广大知识分子的才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民族的盛衰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这是他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广州会议40年后仍然值得我们纪念和借鉴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31、335、336.

[2]徐桑楚.一位对电影创作有关键性影响的人[A].周恩来与电影[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165.

[3]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830-831.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515-516.

[5]毛泽东.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A].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26、27、42.

[6]十二集文献纪录片《周恩来》剧组.访问马大猷记录.1997.

[7]访问张颖记录.1995.

[8]访问张颖记录.1986-04.

[9]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62-02-25.

[10]陶铸在中南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61-10-11.

[11]转引自龚育之.周恩来和建国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A].周恩来百周年纪念——全国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下[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781.

[12]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62.

[13]周恩来工作台历.1962-03-01.

[14]十二集文献纪录片《周恩来》剧组.采访龚育之谈话记录.1997.

[15]访问张庚谈话记录.1986-04.

[16]访问张颖谈话记录.1997.

[17]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会议简报第1期.1962-03.

[18]周谷城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62-03-21.

[19]访问林默涵谈话记录.1986-04-17.1992年出版的《陆定一文集》中，有两篇文章提到那个时期党内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意见分歧，陆定一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并表示要努力向周恩来学习.

[20]访问林默涵谈话记录.1986-04-17.

[21]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62-08-09.

[22]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62-11-26.

[23]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会议记录.1962-08-11.

[24]周恩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62-11-26.

[25]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62-11-26.

[26]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40.

[27]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1-07-01.

[作者简介]廖心文，女，1948年生，湖北武汉人。现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兼第二编研部主任，研究员。

（来源：《党的文献》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