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林彪事件再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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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事件再考察

萧功秦

作者按： 作者认为，整个林彪事件，根据现有史料，已经大体上可以形成相对清晰的证据链的轮廓。如果把这些史料加以综合分析，还原事件基本真相的条件已经成熟。作者根据多年来掌握的史料，提出对林彪事件的前因后果、具体过程与历史影响的分析，并对社会上有关林彪事件的一些传闻，提出自己的点评与解释。
为了方便阅读，将四万余字的全文，分成四部分：一，毛林关系的破裂； 二，祸起萧墙；三，逃离北戴河；四，离离原上草。建议读者收藏、下载后分段阅读。电脑阅读效果更佳。
此文是多年来自认为写得最用心的文章，一位青年朋友来信告诉我，他一口气读到凌晨，这样的阅读体验，也让作者倍受鼓舞。也恳切期待读者的批评与建议。欢迎读者以各种方式传播、转载与发布。但未经作者同意，文字内容请勿改动。

百年中国史上的最大谜团

1971年9月13日深夜12点20分，在山海关机场的寒风中，林彪秃着头，喘着气，爬上自己的256号三叉戟专机临时放下来的软梯，飞机起飞后二个小时就坠落于蒙古温都尔汗。这就是“九一三”事件，发生至今很快就50周年了。
文化大革命时期发生的这一重大事件，震惊全国与世界。其前后经过与前因后果，至今在世人心目中仍然扑朔迷离，网上可以看到许多有关传闻。最离奇且传播最广的一则是，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据称已经获得了256号专机的现场“录音”，其中披露：驾驶员潘景寅接受上峰“秘密使命”，让飞机故意飞往蒙古国并引发爆炸。这则录音在社会上影响甚大。
由于信息极度不对称，大多数读者在复杂的历史面前，都是弱势群体，于是一些谣言的编造者比骗小孩子还容易得手。也有人著文，把林彪描述成共和国的“失败的英雄”。
另外，据当事人林彪女儿林豆豆的回忆（见于《林豆豆口述》，舒云整理，明镜出版社2012年出版，下称“林立衡回忆录”），周恩来9月12日晚上接到林豆豆报告，得知林立果将挟持林彪上飞机逃走，周总理在电话里让林豆豆也一起上飞机。由于林彪飞机起飞二个小时后就坠毁，许多人推论，这就是周恩来故意让她与林彪一起被灭口的“铁证”，以此来证明，这是一场在飞机上安放定时炸弹刺杀林彪的惊天阴谋。前面提到的所谓加州大学的“黑匣子录音”似乎也“印证”了这一判断。
可以说，中国自近代以来，林彪事件是最为众说纷纭、同时也是最大的历史谜团。在林彪事件发生将近半个世纪之际，人们都希望能知道这一事件的庐山真面目。
必须承认，如果在十年以前，要搞弄清环绕这一事件的种种谜团，确实极为困难，即使是国内权威学者与专家，也无法澄清原委。这是因为，文革时期高层政治的秘密，无论学者与百姓都难以知晓。即使是当事人事后的言说与判断，由于各自观察角度的局限，往往都是彼此矛盾的、碎片化的一己之见，无法让人们看清事件的整体真相。
即使是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国际权威，如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主任麦克法夸尔教授，在他的最后完成的文化大革命史著作中，对林彪事件，也是一笔带过，语焉不详。他的有些重要判断也明显错误。例如他推论，毛泽东是故意让林彪当国家主席，以便林彪像刘少奇一样被打倒。（麦克法夸尔：《毛泽东最后的革命》，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出版，第329页，根据2006年英文版译出。）
然而，所幸的是，自2009年以后，与林彪事件直接有关的大量回忆录，包括文革时的军委办事处的林彪系四大爱将邱会作、吴法宪、李作鹏、黄永胜等人的回忆录，已经在海外出版。许多高层人士与当事人的一系列口述访问实录，也在国内与海外相继问世。作者本人就有幸读到过一本林彪事件一百多个当事人的访谈纪录汇集，该书还详细标明了访谈人与当事人谈话的时间、地点。
近年来，没有上飞机的副驾驶员康廷梓的回忆录也已经出书。作为事件亲历者与飞行专业人士，他考察与思索林彪事件有四十年之久，此书对我们了解“九一三”事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专业信息。另外，毛当年的秘书谢静宜的回忆录也于近年出版。本文作者也是在疫情期间，偶然读到她在书中无意中透露的周恩来接见她讲话时的一个细节，它对我们解开林彪事件中最重要的谜团，可以起到关键作用，这就让作者获得了对林彪事件贯通性的解释的可能。这也是为什么作者现在写此文的契机。
尤其要指出的是，半个世纪以来，林彪事件当事人多以作古，目前在世的已经不多，且大多数已经八九十岁，可以说，历史留给历史学者与当事人共同探究、核实历史真相的机会，已经不多了。很希望他们都能读到作者发表在此的文章，也希望与他们有联系的读者，或他们的亲友，能把本文介绍给他们，期待他们对作者的分析判断，提出批评、意见、更正与建议。这样做，也是对未来中国人负责。我们不应该再把谜团永远留给未来的子孙。
在此作者要感谢多年来尤其是2009年以后发表回忆录的所有当事人，没有他们提供的种种宝贵信息，没有他们深怀社会责任感的积极努力，作者是无法写出此文的。

第一部分  毛林关系的破裂

林彪是怎么一个人

林彪并不是某些人说的共和国的失败英雄，他长期以来，一直是极左思潮的强大推动者。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其内心而言，林彪就并不是毛的崇拜者，他私下里对毛的一些做法就心怀不满，然而，只要毛召唤他来中央开会，他总是以比任何人更极端的左的姿态，出现在大会讲台上。1959年的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时是如此，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也是如此，1966年5月下旬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名批判朱德是“野心家”时又是如此。多年来，林彪不断鼓吹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把中国推向深重的极左灾难。为了迎合极左政策，说了许多变本加厉、推波助澜的狠话、左话。对中国文革中的极左化，他是负有重大的历史责任的。
林彪虽然是共和国的一位杰出战将，对共和国建国贡献甚大，但他并非一个襟怀坦荡的军人。他性格阴郁内向，心胸并不开阔，长期病症折磨也使他的心理发生一些扭曲变态。 1966年5月18日，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念“政变经”，讲了古今中外各种政变。经过他的创造性发挥，中共高层已经被他渲染成布满“政变地雷”的危区。
正因为他通过叶群向毛打报告，总参谋长罗瑞卿成为文革爆发后最早被打倒的将领；在他的挑动下，康生把贺龙打成莫须有的“二月兵变”的主持者。必须指出的是，文革初期，他在鼓吹与迎合极左路线方面，并非是被动的，而是十分积极主动的。他是领袖的继承人，是文革初期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他利用各种机会，清除异己的山头，一开始做起来也得心应手。
武汉的“七二零”事件发生时，林彪故意夸大“七二零事件”的严重性，称有政变可能，想让毛离开武汉，并在北京与江青共同举办大会，把陈再道打成反动分子。他想利用这一时机把非四野的红四方面军干部打下去，让林彪系的四野的人取而代之。江青也支持这样做。林彪利用江青来实现自己清除异己的目标，中央文革派则利用此机会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这是林彪系与江青系关系最好的时期。
武汉“七二零事件”以后，他支持并积极宣扬要“揪军内一小撮”，也表现出他的机会主义一面。林彪把极左化进一步推向最高潮，“文化大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最大”论，就是在这时出笼的。
但林彪还是有一个优点的，他内心的常识理性并没有完全泯灭，对造反、武斗造成的极左灾难，在文革的不同时期，他也在进行反思。比如，煤炭部长张霖之被领袖点名为“走资派”，并被造反派活活打死，林彪把张的夫人请在自己家中，在合影留念时，坚持让这位“走资派”的未亡人坐在正当中，自己则陪坐在她身边，以示对死者的敬重缅怀之情。这表明，对文革，他内心是也有反感与质疑的。

林彪的两重性格  

可以说，由于文革时代中国政治的极端复杂，林彪在适应这一生存环境的过程中，是具有复杂的两重人格的。为什么从五十年代末到文革前期，林彪会变得这样左？其实，这是林彪复杂的两重性人格的反映。当文化大革命来临时，这种两重人格又进一步向极端发展。分析林彪处境与林彪的两面性格演变，是理解林彪事件的关键。
一方面，作为久经沙场的军事家，林彪有着朴素的务实的常识理性，早在建国之初，他就认为，中国经济还没有恢复，千孔百疮，朝鲜人应该自己在本国打游击，不要让中国参战。相较毛，他对发展生产力，提高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比搞阶级斗争更感兴趣。九大时，他指示陈伯达为他写出强调抓生产的政治报告初稿，就让毛颇不满意。
另一方面，自高岗事件以来，党内高层不正常的政治环境日益恶劣，出于高层政治生存的需要，他学会了一种通过迎合领袖的左的政治倾向来保护自己的“政治生存之道”。毛在庐山会议上把林彪当作救兵，他就从隐居状态前来会场讲台，高调赞颂毛。当他这样做时，得到领袖更大的信任与巨大的利益回报，他由此而当上了国防部长。这也让因长期病患而处于边缘状态的他，由于重新回到聚光灯下而深受鼓励。
七千人大会上，彭真建议领袖在党内进行自我批评，在彭真的要求下，毛老人家在大会上为三年大饥荒承担了自己的责任。
在此关键时刻，毛再次请林彪出来救驾，林彪用比在庐山会议上更高的调子，赞颂领袖的丰功伟绩与伟大英明。他说：“我们在大跃进中所犯的所有过失，都是因为没有听领袖的话，只要我们听了领袖的话，就不会犯现在这些错误了。”
林彪的出场，再次语出惊人，原先已经形成的党内反思与纠错气氛，被他一扫而空，领袖对他的感激是可以想见的。毛后来对身边一些高级干部说：“林彪这样好的发言，你们谁能做出来？不能就好好学嘛。”
领袖对林彪再次投桃报李，林彪在党内的地位也越来越高。作为一个因严重病患不得不在政治生活中处于边缘状态的人，这种荣耀感，往往如同强心针一样，使他重回人生的高峰体验。
这样做，难道林彪内心没有矛盾？他毕竟是一个有常识理性的人，他如何自我解释自己在大会发言中不顾事实的说法？他确实为自己找到了理由。那就是，现在中国处于困难时期，越是困难时间，党越不能分裂，中国越不能没有毛这样的领袖，否则就会陷入一盘沙散，这将对中国的革命事业与社会团结不利。在他看来，自己是毛的嫡系，也是就他自己所说的“双一”系（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团），是领袖嫡系中的嫡系。那么，我林彪现在不出来为毛主席站台保驾，还有谁更有资格？
当他内心这样想，以这样的理由来安抚自己，并用这样的话语对别人说时，他内心的纠结也就平和了。听的人也只能沿着他的思路来思考，在当时的体制下，人们这样想也顺理成章。
当1966年8月初，毛通过汪东兴打电话，通知他前来北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时，他正在大连海滩休养，内心并不想回北京。她的女儿林豆豆听到，当时林彪轻声叹了一口气，且自言自语地说：“不是说好我已经请假休养了吗？”一到北京，他就被安排住在人民大会堂内，毛就亲自前来看望他，与他谈事。（《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中华儿女》1999年第2期）这是何等的殊荣。不久，他就取代刘少奇成为毛正式的接班人。
当毛再次要他上北京开会，他内心多少已经猜想到，这是他继1959年庐山会议，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人生中第三次出山。然而，六十年代初生过一场大病的他，在心理上与生理上，已经是一个严重病患者，这种带有忧郁症倾向的病患，使他缺乏生活的乐趣，也缺乏权力给予健康人的那种尊荣与愉悦感。不论从心理上还是生理上讲，他都是个严重的病人，但领袖这样看重，他现在不能不出山了。
此时，他内心对政治并无太大兴趣也是事实。邱会作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述，1966年8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林彪已经被毛指定为自己的接班人。当时开会的一批四野老部下，乘这次难得的机会，去林彪住处看望他，以表示祝贺之意。出人意料的是，面对老部下，林彪却一点也没有表现出高兴的感觉。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其实，他的忧虑大于兴奋，因为他身体状态与心理状态，已经不能让他享受权力高峰的乐趣，安静与休养对他更重要。他并不愿意卷入到复杂的政治生活中去，他太了解其中的难处了。
然而，一旦进入高层政治其中，他又像打了兴奋剂一样变成另一个人。他亢奋地、声嘶力竭地称颂领袖的伟大，他深知领袖很喜欢听这样的话，领袖当时也自认为这样的个人崇拜，对实现他的伟大革命目标是必要的，是革命政治的需要。
人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当时，林彪确实没有必要在中国政治极左化的方向上火上加油，他完全可以选择低调一些，完全没有必要如此高调地把极左的东西推向更为极端的方向上去；他保持低调，决不可能因此而失去一个共和国功臣安心养病的条件与权利，那么他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错上加错呢？
这里也许涉及到人性中最隐密、最深层、最复杂的方面，任何好心肠的同情的理解，都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只能用一位深知林彪性格的老部下在文革后接待林豆豆时的话来说。那就是：“不管怎么说，你父亲确实是有私心的。”
处于病痛退隐状态的林彪，对处于巨大权力光环下的老部下，确实也有心理上的妒意。例如，林彪不喜欢位高权重的罗瑞卿，他让叶群代表自己向领袖告了几个小时的状。毛让“罗长子”下台，这固然出于对罗瑞卿与刘少奇的关系有疑虑，但也可以看作是毛对林彪要除掉罗瑞卿的要求的满足。
于是就形成这样的恶性循环：林彪说假话，是为了更大的好处；林彪得到好处的同时，也就必须进一步迎合领袖左的政策方针，于是陷得更深。领袖犯的错误与过失越大，干部中怨言越强烈，领袖对林彪的极左高调发言，也就越感到需要，而林彪出于“党内不可分裂”的堂皇理由，进一步名正言顺地、雄辩地强调领袖的伟大。
林彪以军人的果断与简洁风格来表达“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有些话讲得非常过头，粗听起来难以让人接受，但却在革命战争形成的体制文化中，有着特殊的效果，它能激活人们在战争中熟悉的东西， 把它当作维护大局的命令与号召来接受。
毛在获得林彪个人崇拜的支持的同时，又进一步浪漫主义地解释自己的革命宏愿，于是又陷入进一步的错误，从大跃进、反右倾到发动文革，于是又进一步希望得到林彪的支持，恶性循环又周而复始。从五十年代到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毛林互动逻辑就这样重复着。
林彪再次受到重用，但党内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党内生活本来已经有可能形成的纠偏机会再次丧失，党内高层政治思维不再以常识理性作为基础，而是以左的意识形态的高调程度，来作为标准，党内政治生活良好秩序的破坏，林彪负有重大政治责任。
然而，在这种恶性循环中，林彪在边缘状态得到充分心理与精神上满足的同时，更加如临深渊，他的务实理性也陷入焦灼状态。领袖以越来超越常识的革命浪漫主义发动文化大革命，并视全国性的大武斗、大内战为实现理想主义新世界的战略部署，林彪则从常识理性出发，本能地更加反感。他在情绪失控时，甚至会在家中把毛发给自己的委任状都撕掉，做出这样的极端行动，说明他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强烈到何等程度。
然而，他深知任何直接向领袖表露心迹是无意义的，只能顺从，当他对自己这种无条件顺从都感到厌倦时，他连在批文上签名的事，也会让秘书仿效他的笔迹去完成。与其说是林彪懒政，不如说是出于对极左文件的极度逆反与厌恶。
一方面，林彪在私欲驱动下的极左高调，让他可以受到领袖的青睐，从而摆脱了长期病患中孤独状态，享受到鲜花掌声中的巨大的权力地位。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有严重生理与心理疾患的病人，对世俗生活的无趣，对政治的厌倦，以及常识理性不断在内心的呼唤，也让他难以接受毛的激进政策，
可以说，林彪是党内在公开场合最为高调地赞颂领袖的人，同时，又是党内在私下里对领袖评价最低的人。所有这些因素，在林彪身上复杂地纠结在一起，形成他特殊的双重人格。可以想象，正是林彪的两面性，使他在私下里对林立果说了许多对毛的狠话，这位给全家带来灾难的儿子后来的所作所为，林彪本身要负很大的责任。

毛林关系是如何走向破裂的

林彪与毛的最早分歧，是1967年初中央文革开始对他施加压力，坚持要发动军队内的文化大革命。军队的激进造反派对大批老干部进行残酷批斗，他的部下邱会作被打得死去活来。写纸条请他救命，他收到纸条后，气得发抖。
二月逆流时，他内心是完全支持老帅们的，毛十分机智地把自己与林彪联系在一起，毛说：“林彪呵，你的地位也不稳呵。”他还说，自己准备上山打游击，带林彪一起走，以此暗示林彪不要加入进去。一旦领袖发了火，他林彪就立刻转变了过来，与老帅们划清界限。但他内心对文革的质疑从此则越来越深。
九大时，他的接班人地位被载入党章，这是领袖对他的投桃报李。但林彪在委托陈伯达为自己准备的九大报告初稿中，却逆毛的意志，强调要发展生产力，这一变化应该看作是林彪身上的务实理性的呼唤。这就让毛开始对他产生不满。但这种不满是隐约的。毛只是在大会上淡淡了一句：会上那么多军人，难怪外电说我们是“军事官僚专制”。
由于隐约感觉到林彪与自己的分歧，毛对林彪的猜忌也就产生了。九大以后半年左右，珍宝岛事件后，林彪发布对苏备战的“一号命令”。此传阅件送到毛泽东那里，毛疑心是林彪要抢班夺权的预演，极为愤恨，甚至当着汪东兴的面，划火柴把传阅件烧掉（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14页），后来才知道，所谓“一号命令”是当时的具体经办人员出于编号的需要而临时取的名称，林彪并不知情。毛林裂痕此时已经深深地形成。
1970年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确实是错误估计了局势，他受陈伯达、汪东兴的影响，错误地以为，江青、张春桥已经不再得到毛的信任，他认为他对政敌江青发动攻势的机会已经成熟，于是在大会上发表了批判张春桥的长篇发言。虽然没有点名，但却引起大多数参会的中央委员出于内心的强烈支持。会场上，中央委员们慷慨激昂地要揪出张春桥的气氛是如此强烈，让毛看到文化大革命面临着在他身后被否定的危险。毛于是决定，以“批陈（伯达）整风”方式，反击林彪。
庐山会议后，毛通过各种方式要求林彪检查，但林彪就是不检查。任何人劝他也没有用。在林彪看来，毛已经对自己不再信任，毛就是要通过要他写检查，来让他靠边站，他就是不给毛这样的机会，看毛怎么办。
毛对林彪不愿意检讨越来越不耐烦，于是采取“抛石头”、“掺沙子”、“挖墙角”的方式对林彪施加压力，林彪仍然不为所动。两人的矛盾越来越深。
1970年10月下旬，毛患病，且病情越来越重，并转成肺炎，因为他的保健医生在外地，周恩来派了另外3名专家级的医生来诊断，毛火了，就说他们是“林彪派来的”，是“按照林彪的指挥”治病。毛用双拳锤击前胸说：“林彪大约希望我的肺脏烂掉。”
林彪越不检讨，毛越对他不满。毛预感到，林彪这样的法定接班人，会使他的文革理想不但不会被这位继承人进一步推进，而且可能全盘否定。此后相当一个时期，毛内心充满不安与焦虑，往往整夜无法入眠。
于是毛属意毛远新在1971年2月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说出了“庐山事件是未遂政变”的重话。
林彪为什么一反常态，逆毛的意志，如此僵硬？建国以后，高层干部受到毛批评后拒不检讨，这种情况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这可以从林彪的个性与心理方面来解释。
首先，林彪认为，毛肯定不会让他继续接班了，检讨只不过为领袖打倒自己提供借口与理由而己。林彪身体不好，在庐山九届二中会议以后，他就认为毛决不会放过自己，既然如此，那干脆就是不检讨，看领袖能拿自己怎么办。林彪的个性本来就极为倔强，他是毛欣赏的爱将，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特殊的保护，没有经历过延安整风与各种运动，没有经历过忍辱负重、能伸能屈的磨练。这是他与其他高级干部最大的不同。

林彪失去与毛和解的最好机会

不过，对林彪来说，局面不久后就柳暗花明，峰回路转了。
将近1971年4月，在军委办事处的四大将黄永胜、邱会作、吴法宪、李作鹏向毛泽东提交了自己的检讨书之后，毛在中南海家中接待了他们，顺水推舟地接受了他们的检讨，并说：“这件事到我这里，就算是处理结束了。你们可以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不要再有思想负担。”
邱会作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述，到1971年的7月底，也就是“九一三”事件发生前一个多月，南巡前的两个星期，毛还要总参谋长黄永胜去毛的寓所，专门谈对苏备战问题。这表明针对林彪而发起的“批陈整风”运动，到此已经过去了。林彪及其在军委办事处的将军们，确实也放下心来了。黄永胜等军委四将还轻松愉快地私下举办了庆贺宴。
为什么1971年4月初毛会放弃追究林彪系？毛的这次让步，也是让人们不得其解的。因为此前的二个月，毛远新还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以毛的口吻与说话风格，公开说：“庐山会议上的事，就是一场未遂政变，这次政变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你们内部没有协调好。”众所周知，毛远新在党内还是一个小人物，如果没有得到毛的指示，决不敢在党的如此重要会议上，公开说出把副统帅林彪在庐山上的活动定性为敌我矛盾的重话。然而，毛本人却在此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居然息事宁人，这又是为什么？
其实，毛确实长期处于纠结与两难矛盾之中。一方面，毛看到林彪对文革的消极甚至抵制的态度，这是他不能容忍的。既然林彪不肯向自己检讨，那就意味着，如果他身后林彪掌权，文革被否定将不可避免。
另一方面，如果就因为庐山会议上林彪发言时不点名地批评张春桥，就要将其打倒，理由上实在是不充分的，在全党与全国人民中，也是难以让人信服的。更何况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已经载入党章。林彪系的军队精英在文革时期的中国政治中，已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毛所信任的江青、张春桥等中央文革派，完全没有力量取而代之。从常理论，军委办事处四将呈交上来的检讨也够诚恳了，再上纲也只能如此了。这也是毛在1971年3月底决定顺水推舟，不再继续追究林彪的原因。
至于毛是暂时放弃追究，等候新的机会，还是就此打住，重新回到原来确定的毛林体制中，我们无法从已有的资料得知，至少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从4月到8月的近四个月里，一切似乎太平无事，回到了过去正常状态。
这四个月也是周恩来自文革以来最为轻松的时期。周恩来是务实派，他有大量日常工作需要有人帮助他做，相较于咄咄逼人的江青这些中央文革激进派，他与军委办事处四将军的关系还算不错。林彪系与江青张春桥这些中央文革派一直有矛盾，江青对周恩来不断打压时，军委系的这些将军总是帮助总理解围。在4月到8月的三个多月里，黄、吴、李、邱经常邀请周恩来餐聚休息，周恩来也在紧张中得到放松，为此，邓颖超还特地感谢过军委办事处的这四位将军。
按理说，此事到此结束了。然而，天又有不测风云。
五一节天安门城楼上的观灯晚会，本来是林彪与毛重修关系的绝好机会，没有想到的是，林彪居然拒绝出席天安门城楼上观灯晚会。在叶群的强烈乞求下，在周恩来的电话催促下，才勉强出席晚会。林彪比毛来得还要晚，与对面座位上的毛冷冷相对，低着头，没有言语交流，只过了十来分钟，就当着毛的面，不辞而别。连摄影师拍毛林合影的机会都没有。
毛已经在一个月前结束了对军委派的处理，“批陈整风”已经结束，这应该是令林彪高兴的大好事，林彪应该对毛表示感激才是，为什么林彪如此一反常态？
可能的解释是，林彪对毛的怨恨积累太深。在林彪看来，自己为领袖出生入死，在庐山会议和七千人大会上，多次解救领袖的政治困境，对推动对领袖的崇拜又是如此积极，而仅仅因不点名批评了张春桥，且事前征求过毛的意见，并得到毛的允许，毛却把庐山的事，定性为“未遂政变”。虽然，毛后来不再追究了，事情已经过去，然而，这就如同小孩子被哄后哭声更响一样，他长期被压抑的埋怨情绪，终于突然爆发了，他固执的个性再次倔强地表现出来。
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公然冷遇毛，就是要向毛表达这样的意思：我林彪是病人，长期请假，不问政治，本来就在北戴河养病，没有想当接班人，是你在1966年8月把我叫到北京来，硬要我做接班人的，还让我上了党章。我就这个样了，你能拿我怎么办？对像林彪这样一个有严重病症的人，一个对生活世界的任何事物兴趣索然，情绪又极易失控的人来说，他长期压抑的不满，通过这种方式得以爆发。作者相信，连他自己都无法控制。可以想象，他甚至可能有一种释放压抑的情绪后而产生的快感。
然而，林彪这样的情绪爆发，确实不是时候。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举动，让毛极为震惊。对毛来说，自1943年以来，他就从来没有受到过部下这样的冷遇，尤其是被他列为接班人的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大庭广众面前，对他表现出如此的冷淡，实际上无异于对他的蔑视与羞辱。毛是共和国的缔造者，被全国人民尊崇的伟大领袖与政治家，是何等自尊的人！当他已经想退一步息事宁人时，对方却突然翻脸，羞辱自己。他看到了他与林彪之间的鸿沟是有多深。不用说，他心理上的第一反应肯定是，一旦他百年后，林彪肯定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这事决不应该完。
可以说，从1971年5月1日到8月初南巡讲话以前这三个月，毛虽然隐忍不发，但内心是充满纠结矛盾的。据毛身边的人回忆，这一段时间，是毛心情最为郁闷的时期。林彪决不是他理想的接班人，但要取消林彪的继承资格，又一时还没有充分的理由。
五一节城楼事件以后，林彪冷静下来，也对此后悔过，他担心自己会有刘少奇同样的命运。在潜意识的紧张与焦虑不安中，5月21日，他写了一封永远没有发出去的给毛的信。在信中，他向毛提议，对党的高级干部，包括对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军区第一把手、第二把手，“实行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等四不”。如果主席同意，将以上规定“传达到北京以至其他必要城市担任卫戍部队的每一士兵，且每过一段时期反复传达一次”，以此来保证高层干部的安全。
林彪写的这封没有发出的信，充分体现了他内心的焦虑与惶恐不安。然而，这封信中他提出的建议实在有点荒唐，尤其是建议每隔一个时期，就反复向每个基层警卫士兵传达“不可处分高干”这一条，岂不是要士兵拒绝“乱命”？任何人读了这封没有发出去的信，都会觉得其政治判断力之弱，智力与思维能力退化，已经到严重的地步。
其实，林彪晚年已经有精神系统的疾病。有人曾把林彪的名字隐去，只介绍林彪的症状，精神病院的医生看后说，这么严重的病，为什么不赶快送来?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草  

两个多月后，毛南巡。从1971年4月初批陈整风结束，到8月南巡，其间有四个月时间，这一突变的原因是什么？
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不告而别，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这并没有让毛最后下决心。值得注意的是，邱会作回忆录中披露了一则重要史实。邱本人并没有对此作进一步引伸解释，然而，这件事很可能是毛决定采取行动，重新清算林彪的转折点。
1971年8月初，四届人大即将召开以前，周恩来把一份拟定的国务院与政府新任领导人名单呈送给毛，其中赫然有被毛批判过的黄永胜、邱会作、吴法宪、李作鹏的大名。在周提交的名单中，黄永胜将成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邱会作将实际负责国务院日常事务，吴法宪将担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彪将在会上继续向全国人民作政治报告。这就意味着，林彪势力不降反增了。
周总理递交的这份名单草案，从原则上说，并没有错，一切都合符组织原则与政治逻辑。这首先因为，既然军委办事处四将的问题已经处理完了，他们又没有受到进一步处分，他们的检讨书，毛也已经通过了，那他们就可以轻装上阵，正常工作了。以他们现在的地位而论，让他们担任政府工作也顺理成章，更何况毛还在不久前在自己家里亲自召见黄永胜，与黄商量备战这样重大的问题。
其次，文化大革命几乎把所有能够工作的文职系统老干部，如彭真、薄一波等人，几乎全都打倒了，现在能工作的，也只能是军委办事处中的这些林彪的年富力强的老部下。周恩来年岁也大，日理万机，确实迫切需要有助手与接班人。
然而，周恩来送交的名单却极大刺激了毛。毛意识到，自己身后，将是林彪派系的一统天下，这本来是文化大革命中通过让军队支左而造成的客观政治格局，然而，却恰恰又是此刻的毛绝对不愿意看到的。
在毛看来，如此下去，文化大革命将前功尽弃，因为这些被他批判过的林彪系军人与江青、张春桥恰恰正是势不两立，形同水火。这些对文革怀恨在心的人的地位，不降反升，党政军大权在握。毛心里想，自己百年后，这些人怎么可能不否定文革成果？在毛看来，这就是不清除林彪的必然后果。毛发现，从时间上看，林彪最终将仍然会是胜利者。
恰恰此时，毛又从总参谋部的一位负责人熊向晖那里得知，“批陈整风”中黄永胜的检讨报告，并没有下达到干部中去。1970年的“批陈整风”汇报会文件中四大将的检讨书，中央文件发给军事系统60多份，可是军委办事组黄永胜他们扣住了，只发了7份，传达范围非常狭窄。可见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冼维月编纂：《林彪事件：知情者证词》，香港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159 页） 这就让毛找到了黄永胜“死不改悔”的铁证，为毛打倒林彪系，提供了最直接的理由。这件事，可以说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毛是永不服输的革命家、政治家，他在此后几天里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那就是除恶务尽，立即南巡。他要亲自向各省军政要员打招呼，为清算林彪作舆论准备。毛南巡是突然决定的，这也让熟悉毛日常习惯的中南海的主管汪东兴，在后来写的回忆录中说，连他也感到异乎寻常。
毛在南巡过程中先后到达武昌、长沙、南昌、杭州、上海，每到一地，就找当地军政要员个别谈话。谈话内容大体相同，那就是，“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当中肯定有‘鬼’，他们还有后台。”“1970年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每次谈话结束时，就让大家一起唱《国际歌》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然后要求受接见的人会后立刻讨论，并把讨论纪要立刻发给他看。接着再乘专列开往下一站。
南巡过程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件史实是，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听到毛批评林彪的话后，随口迎合说，下次全国党代会召开时，应该在会议上建议林彪同志公开承认错误并写检查。毛听了刘丰的话，特别兴奋，拍大腿说：“对，就是要这样！”毛要刘丰在下次中央开会时，就把这个建议在会上公开提出来。在毛看来，这样做，就能在全党面前看到林彪的当众检讨，他也就可以以此机会，顺水推舟，把林彪予以靠边处理。这正是毛想通过南巡讲话达到的目的。
多年以后，刘丰见到出狱的邱会作时，对他的这位老战友说，自己终生对当年在毛面前的“失言”非常后悔。因为他居然主动去夹在毛泽东与林彪两个巨头之间，左右不是人。如果在党代会上不作让林彪检讨的发言，毛那边他过不了关，如果作这样的发言，林彪那边他以后也过不了关。他说，像他这样一个夹在两个巨人中的“小人物”，命中将注定不会有好结果。
在这一过程中，毛又从江西军政要员程世清那里听到汇报，得知叶群的一些可疑活动，根据毛的警卫长、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的回忆，毛听完略有所思，把眼睛咪成了一条线，远眺窗外，没有讲一句话。除此之外，谢静宜的丈夫苏某在空军机要局，毛从谢静宜那里又得知林立果在空军搞不正常活动的一些消息。这让他再一次肯定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
于是，他提前决定立刻从杭州到上海，在上海只作了最短时间的停留。毛的专列出乎意料地于9月12日中午就回到了北京丰台。
正是在这个历史的节骨眼上，林彪自己最珍爱的“潘多拉盒子”，却已经被打开了，林彪本人已经无法控制了，这个“潘多拉盒子”如何成为是林彪事件的中心内容，并决定了林彪本人的命运，将是下一节的内容。

第二部分  祸起萧墙

林立果小集团是权力场上催熟的怪胎  
毛的南巡讲话，如此大造声势，却客观上对已经图谋不轨的林立果小集团，起了打草惊蛇的作用。
五年前，林立果还是个十分腼腆青涩的小伙子。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八月”，就严令林立果不要参与北京的任何政治活动，为此，他特地把林立果送到远离北京的上海，让过去的老部下看护。
但林立果回到北京后，毕竟是“副统帅”的儿子，地位实在特殊。1967年，林立果参军进了空军，为讨好林彪，空军司令吴法宪不久后就让林立果当上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并给予极大的权势。1970年7月31日，林立果在空军作“讲用报告”。8月4日，吴法宪把录音拿到空军“三代会”上放，并吹嘘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林立果的报告是“第四个里程碑”；吹嘘林立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第三代接班人”，是“全才、帅才、超群之才”。
汪东兴后来回忆，毛得知后非常不高兴，他说：“对二十几岁的人就捧得这样高，这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是害了他。”在权力环境中熏染过的林立果，用他的姐姐林豆豆的话来说，在短短几年里，与过去相比，几乎判若两人。
副统帅之子当上了空军作战部副部长，这样的巨大光环，吸引了一批追随者。林立果身边从此就拥有了巨大的可调动权力资源，其中最核心的人物是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处长），这些人并无实战经验，可以说，是部队机关中对文革时局不满的小知识分子型人物。在林立果身边簇拥的这些人看来，只要林彪顺利接班，林立果就可以在林彪系势力的支持下，成为林彪的当然接班人。中国未来的最高权力非林立果莫属。这些死党的利益驱动力是极强的。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他们认为“老派不行”了，用他们在私下的话来说，“这些老总(注:黄吴李邱)政治水平低，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过去指挥军事战役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今后的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的领导，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林彪事件：知情者证词》，第147页。）
他们还自认为受格瓦拉影响，在政变失败逃跑前，在他们没有来得及焚毁的物品中，就有一本《格瓦拉传》。他们自认为是“革命的行动主义”者。他们相信“唯意志论”，认定“天将降大任”于自己。
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后来回忆，有一次在北戴河，林立果让她与自己一起听音响，放出来的是张宁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激动人心的摇滚乐，林立果在沙发上把头向后一昂，说：“世界上这么好的音乐，中国人听不到，旗手总让人听那些‘下里巴人’，我总有一天要让全中国的人都听到这样好听的音乐。”更有政治经验的周宇驰连忙打住他，连说“不谈政治。不谈政治”。
林立果与周宇驰、于新野等人相互影响所形成“勇武派”军人的行动性格，自我期许为“中国第三代接班人”的权力欲膨胀，对文革左的政策的不满，对西方生活的惊羡，要做惊天动地事业的、“天将降大任”的使命感，所有这些都复杂地纠合在了一起。
自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以及此后的“批陈整风”，他们认定毛信任的是江青左派，和平接班要在至少五到六年以后，由于林彪地位明显不稳，那时情况就更难说了。林立果这样的“少壮派”觉得不能这样被动，必须要有积极的自主行动，来保卫林彪的权力地位。急于行动，便成为这一小批人的强烈政治冲动。
1971年3月，他们在上海秘密讨论的基础上，搞了一个政变行动提纲，由余新野执笔，林立果取名为《五七一工程纪要》。林立果通过秘密渠道，得知毛泽东的南巡讲话中点了林彪的名以后，就想用他的“小舰队”来拼个鱼死网破。
一方面。林立果是一个精力充沛、想象力丰富的青年人，另一方面，林立果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被权力欲膨胀起来，快速地升到那样的位置，这让他失去了一个正常人渐进地习得的具体政治经验与知识，他对许多基本军事知识都近乎无知。对体制运行方式毫无经验，这就造成他的实际判断力很差，军事知识贫乏，头脑中又充满着不切实际的幻觉。这些致命弱点，在极左时代的林彪权力庇荫下，根本没有人会指出。
通过二年催熟式的权力欲膨胀，心智不健全又雄心勃勃，自以为“天降大任”，又缺乏最起码的军队实战经验，经验与知识能力与自己野心极度不相配。林立果小集团就是这样一种在文革军队权力场中被催熟的怪胎。
例如， 1971年9月8日从北戴河回北京后，在策划政变的秘密会议上，林立果情急之中，甚至口不择言，问会上的人，为刺杀毛泽东，能否进口一支小型原子弹？或让油库着火，即使让沿途铁路上的工人全烧死，只要能行弑成功都行。
又如，林立果问江腾蛟，能否用喷火器攻击毛乘坐的专列？当江告诉他，喷火器对密封的列车一点没有用，他才知道自己原来设想的种种方案，由于基本军事知识缺乏，竟然没有一件是可行的。
后来有政变参与者回忆，他们搞的水陆两用战车，实际上就是五十年代工程兵的一辆旧吉普车，破破烂烂，好多管子用胶带缠看，第一次下水就熄了火，只能与警卫下水推着走，说来说去就是个大玩具。(《林彪事件：知情者证词》，第148页，“采访吴新潮记录”。)
林立果策划政变后，他们确定的第一方案，是刺杀毛；第二方案，是政变失败后去广州组织“临时中央”，实在不行，再退到香港指挥；第三方案，是逃到苏联去。他们把这些方案称之为“上中下”三策。这三策在当时的体制下根本没有任何实施的可能性，正如邱会作等人后来反复强调的，不通过军委办事处，在中国要调动一兵一卒都不可能。
首先，要刺杀毛，就面临一个无法避免的矛盾：毛在全国军民中有巨大的威望，一旦下达这样的命令，没有一个士兵“杀手”会听从这样的命令。
其次，在广州搞“临时中央”同样荒唐：在毛的巨大威望下，在文革时代，任何公开对抗毛的行动，立即会“天下共诛之”， 根本不可能在军队中调动起参与者。广州军区立刻会在几个小时内下命令，派军队把这些小集团分子包围起来，逮捕他们易如反掌。林彪的威信在那时将毫无作用。
至于万一情况紧急，可以让林彪到香港去，在香港形成反毛的“军事指挥中心”，这一方案更是痴人说梦。可以想象的结果是，一旦这批人流落到香港，香港殖民地当局肯定会立刻将他们移送大陆，驱逐出境，以求自保。
由这样的一批人来搞一场政变，任何有理智的人都知道注定不可能成功。只有逃往苏联这个“下策”倒是有可行性，如果能让飞机起飞，并在空中控制住了驾驶员，又有足够的燃料，确实有可能的。不过那已经是逃命之举了。离政变者掌握国家权力的初衷目标已经甚远。
现在有争议的，是所谓的“林彪手令”，熟悉林彪字迹的人中，有好几个人认为“手令”不像林彪写的，林彪的字更草一些，倒像是林立果模仿的，比较生涩。“九一三”事件前，林豆豆曾说：“老虎（林立果）模仿首长的笔迹，我们都很担心。”(引前书，第231页，采访林立衡记录。)
有学者认为，所谓的“林彪手令”根本不能作为林彪策划政变的证据，因为如果是真的，那就等于让统帅过百万大军的林彪，去支持一场相当于幼稚园智商的政变，这是绝对不可想象的。
所谓林彪给黄永胜的要他“有事多与王飞商量”的所谓亲笔信，同样被李作鹏认定是伪造的，因为林彪与黄永胜有直通秘密电话，根本无须多此一举。且这封信并没有交给黄永胜，却保持在政变当事人手中。由此可见，伪造它的目的，只不过是林立果挟林彪权威，以令其死党去干事而己。
李作鹏在回忆录中指出，林立果小集团的具体措施、具体办法是很低能的，是白日做梦，志大才疏，像“小孩玩家家“一样的胡闹，根本不像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军事家、国家元帅、著名战将林彪的作为。（《李作鹏回忆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886页。）

叶群在林彪事件中的作用

有必要指出的是，叶群深度参与了这个小集团的秘密活动，她与林立果合在一起共同构筑这些图谋。叶群的参与，使这个小集团进一步蒙上了林彪的巨大光环，因为叶群有着直接挟林彪以自重的更大空间与能量。
叶群在其中表现的狂热与荒唐，也同样超出人们的想象。由于叶群是成年人，在体制内颇有经验，她为什么会参与林立果近乎弱智的政变阴谋，似乎有点令人费解。然而，人们可以从古今中外的历史上知道，强烈的权力欲望会使人疯狂，利益欲的熏染会使一个有常识的人，也会陷入弱智状态。
叶群是政变集团中两个主角中的一个，她在接到周恩来电话后，由于惊惶失措中误判，而决定当夜北逃苏联，这是整个事件的最大关键。叶群是如此重要，就有必要分析一下林彪与叶群关系，以及叶群何以能扮演特殊角色。
众所周知，林彪性格孤僻古怪，不读书，不看报，坐在房间里一动不动，也不说话，怕风怕水，怕阳光，且长期病态。林彪脾气发作时会失控，有一次居然在家里把毛颁发给他的委任状撕掉。又有一次，江青亲自来林彪家问候，因一言不合，林彪居然愤怒地当面叫江青“滚出去”。这样的人是无法处理政治敏感问题的，也是无法适应文革复杂局势的。
叶群则不断在林彪身边起保全修补作用，不断纠正林彪，避免林彪犯严重政治过失。叶群也习惯于通过欺骗、隐瞒的方式，抑制林彪过度的冲动，避免引起林与毛的直接冲突。病中的林彪既不能控制叶群的做法，冷静下来后，也知道叶群的做法对自己还是有利的，于是也就容忍、认可了叶群的做法。
然而，叶群本人又是一个不安份的人，不满足于仅仅作为林彪助手与家庭主妇，她的野心随着林彪权势的高涨而日益膨胀。叶群也借此机会与条件，在林彪的名义下，夹带自己的私货，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野心。林彪的前秘书关光烈后来回忆说，这个女人是有野心的，也有手段。林彪对“出山”并不积极，甚至有些迫不得已。但是叶群喜欢，林彪不“出山”，她就没法出头。说到底，她是想当第一夫人。
久而久之，由于政治利益上的一致性，林彪夫妇就形成互相依靠的模式：林彪地位越高，同时又因病而处于日益失能的状态，叶群也就越有机会以这种方式谋求自己的私利。林彪是个病人，不能不依靠叶群打理与处理问题。另一方面，这个虚荣、强势，控制欲极强的女人，也在这一过程中越来越胆大妄为。
林彪对叶群不断控制自己、违反自己意志的欺瞒行为，既恼怒，又不得不容忍，而叶群则以“这一切都为林彪好”的名义，不断以说谎欺骗林彪，这已经成为叶群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有一次，林彪要去南昌旧地重游，叶群为避免江青抓住把柄，不让林彪去南昌，居然在飞机上全程欺瞒，直到飞机将在大连着陆时，林彪才知道自己到的地方，不是自己原来要去的南昌，他对此也无可奈何。从表面看，叶群还是怕林彪，顺从林彪，讨好林彪，但是，她有一套对付林彪的有效办法。叶群干的很多事情，林彪是被蒙在鼓里的。
在畸形的文革权力场，在林彪的副统帅羽翼下，逐渐滋生出林立果与叶群这样的畸形人，也就并不奇怪了。文革时代的中国的命运，就不得不承受这种畸型格局的影响，理解了这一点，“九一三”事件中发生的种种问题。也就容易解释了。

林立果请姐姐将秘密计划告诉林彪，遭到拒绝  

1971年9月7日是林立果政变中的一个重要日子，此前两天，即9月5日与6日，他从两个渠道知道了毛已经在南方点了林彪的名。林立果当时在北戴河林彪寓所，就决定要进行政变。为进行政变，他先打电话给在北京的林豆豆，以庆贺林豆豆订婚的名义，要她立刻乘飞机回北戴河。
9月7日，林立果对刚到北戴河的姐姐林豆豆透露了他的全部秘密计划。他明确对姐姐说，从毛的南巡讲话中可以得知，父亲将被当作刘少奇一样打下去，其后果与刘少奇、贺龙一样悲惨，父亲身体不好，像被捉的猴子一样，肯定活不下去，与其等死，不如发动一场政变。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哪怕鱼死网破。他已经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还称，自己会得到野战军的好几个军的支持。
林豆豆问林立果，形势真有那么糟糕吗? 首长（林彪）的态度怎么样? 他知道吗? 林立果说，首长还不知道，事情没考虑成熟前，不能跟他说。
林立果进而要求林豆豆把自己的全盘计划报告给林彪，请求得到父亲的支持。(《林彪事件：知情者证词》，第227页，“采访林立衡记录”。)
由此可见， 9月7日以前，林彪根本不知道林立果要搞政变的事，为什么林立果在如此关键时刻，本人不去对林彪说，却偏要刚从北京来的姐姐去转达？原因是，他骨子里还是有些怕父亲，在家里只有林豆豆才与父亲说得上话，林彪也最相信林豆豆。
林豆豆立刻意识到事态严重，林立果要林豆豆转话的要求，直接遭到林豆豆的拒绝。林豆豆作为林家中的唯一清醒者，凭常理就知道，这个计划是多么荒唐，林立果说他掌握了好几个军的指挥权，一听就根本不值得信。凭这么几个空军办公室的小干部，搞小儿科的政变，必然失败，失败后全家遭殃，她当然不会同意弟弟的冒险行动。
她警告林立果：“你可不能帮着主任（叶群）骗首长!不经首长点头，谁也不能轻举妄动，你不要相信主任的话，惹出事来，你也跑不掉，首长是不会原谅你的! ”
林立果说：“你看你，那就坐看等死啊! 我咽不下这口气，一组（毛泽东）翻手为云，复手为雨，想整谁就整谁，别人不敢反，我就反! 你就眼睁睁地看看首长挨整? !”
林立果于9月8日，即第二天晚上，再与林豆豆谈过一次，林立果的想法仍然被姐姐反对，林豆豆还是想阻止林立果再次回北京。然而，到这时，无论林豆豆怎么说，林立果都不开口了，不过神情上却流露出一点点犹豫。林立果借故去北京看牙医，当夜就乘飞机回北京组织政变去了。

林豆豆为什么不向林彪报告

林立果离开北戴河回北京后的四天里（9月8日至12日晚上），在北戴河林彪寓所中的林豆豆，是有充分的时间与机会，向林彪报告这一严重情况的。如果她能及时地把弟弟要政变的图谋，直接告诉林彪，情况就可能完全不同了。共和国的这一段重要历史，可能要重写了。
林豆豆一旦这样做，而林彪又确实相信了，最大的可能是，他会让他的卫士长李文普把林立果与叶群秘密关押起来，不让林立果再回北京，然后大事化小。这一切当然林彪肯定会向中央隐瞒的。处于副统帅这样高的地位，根本不存在党组织对林彪的监视与组织约束。在相当一个时期内，要隐瞒真相，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从当时知情人的回忆来看，北戴河的中央警卫团即8341部队主要是外勤，根本无权探听、也不可能知道林彪家中正在发生的重大事情。而在北京的政变死党们，一旦失去林立果指挥，群龙无首，也是不敢轻举妄动的。即使行动上有蛛丝马迹，至少在一个时期内，在林彪的权势下，小集团不会立刻暴露。
然而，林豆豆在此后四天时间里，却左顾右盼，顾虑重重，始终没有勇气与魄力，跨进近在咫尺的林彪房间，把林立果政变的惊天计划，直接报告给林彪。关键时刻，一个权势家庭中的弱女子，由于不能当机立断，苦果只能此后终生自己品尝。这应该是她此生中最应该悔恨的事，也是她失去的最重要人生机会。
林豆豆为什么在关键时刻不向林彪告发自己的弟弟？林豆豆在自己的回忆中披露了当时的考虑。
首先，她最害怕的是，林立果与她私下的秘密谈话，是两人之间进行的，口说无凭，对质起来，林立果与叶群都不会承认，林彪也可能不相信。她本人就会遭到弟弟与母亲的严重报复与迫害，成为弟弟“大义灭亲”的牺牲者。过去她也因为家中生活琐事，而被叶群禁闭过。历史上骨肉相残的事还少吗？
其次，林豆豆认为，父亲林彪已经不是正常的健康人，林彪的神经系统疾病已经相当严重，也已经不能正常思维，往往刚听到的事情，马上就会忘记得一干二净，过去发生过许多这样的事。林彪的判断力实在令人可忧。这样的父亲会配合自己作正常人的理解吗？
第三，她对弟弟还抱有些许不切实际的期待，因为她在与林立果两次秘密谈话过程中，已经注意到林立果本人对搞政变还有些犹豫不决，似乎还没有下定最后决心。她想，说不定他这次去北京后，发现成不了事，自己也会改变主意。如果她把事情先向林彪捅出去了，而林立果后来又什么也没有干，不是让弟弟遭到不必要的麻烦吗？
所有这些复杂的个人考虑，都是人之常情，会在一个特定时期，支配着个人的关键选择。这让林豆豆失去了改变林彪家族命运的最后机会。
反复考虑之后，就在9月7日当天，她只是把林立果的秘密计划，告诉了林办卫士长李文普与警卫参谋刘吉纯。她要求他们既不要去报告林彪，不要去报告他们的直接上级汪东兴，所有这些考虑都表明，她想在内部解决问题。她要求李指示自己手下的警卫员去把叶群、林立果扣留起来，阻止他们外逃。她幻想内部解决后，林彪地位仍然不受影响，以为下面解决了，就不会有什么后果。
然而，林彪的这位卫队长，面对如此严重的事态，他的反应是三点。首先，他根本不相信，他反复说，你这么说没有证据呵，你也是听林立果说的呀，我怎么知道是真是假？
其次，他认为，即使是真的，自己哪有权力去禁闭叶群与林立果这样的现任高官？组织没有交给我这样的权力呀。这话也对，事实上。在严密的中央集权组织体制中，任何下级不可能自作主张去做没有授权的大事。
第三，李文普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只能进一步观察，一旦他们要绑架首长，我一定誓死保护首长。
林彪的这位卫队长，长年跟随林彪左右，谨慎忠厚，深得林彪喜欢。李文普对自己的评价是，文化不高，头脑简单，是个大老粗，对高层斗争不感兴趣，也不懂，只想把林彪的食住行服务好。林彪也是多年来看中了他的这一点，对他十分信任。
李文普就是这样一个不明白大事、胆小怕事的老好人。一旦面临如此复杂巨大的紧急事态，他缺乏应有的当机立断与判断能力。李文普既没有向自己的上级组织汇报，也没有向林彪汇报，北京的中央更无从知道。在整整四天的宝贵时间里，事情就这样拖了下来。共和国的危机与重大事变即将发生。
在林豆豆的一再请求下，李文普只是答应，如果林立果要劫持林彪，他会拼命保护林彪的。但如果是林彪自己主动走呢？李文普回答居然是：“到了飞机上，一旦我发现情况不对，我再与他们拼！我们警卫人多，一定拼得过他们。”某种意义上，小事谨慎，大事糊涂，不明事理的李文普，就这样参与了共和国的大历史。
在以后的这几天时间里，林豆豆既没有给林彪报告，也不采取有力措施控制事态，只是在林彪身边少数几个工作人员那里兜圈子，要他们“提高警惕”，“保护好首长”，发现异常情况向她报告。而李文普既没有向上级报告，也不敢在没有组织同意的情况下独立行动。关键的四天里，无论是林彪本人，还是中央，都失去了按自己的意志解决问题的机会。
在9月8日到12日这关键四天里，在这个家庭的四个人中，林彪始终处于不知情状态，叶群与林立果是政变死党，林豆豆知道实情，却六神无主，只能在心里干着急。
林彪是唯一蒙在鼓里的人，四天的日子过得很安详。直到9月12号上午，也即发生“九一三”出逃事件10个小时以前，那时林立果还没有回到北戴河，林彪还对尼克松即将访华的事，发生深厚兴趣，他还问秘书：“尼克松什么时候到北京？”秘书告诉他以后，林彪还说，尼克松到北京后，他准备接见尼克松。这应该是林彪不知情的关键证言。
很难想象，如果林彪已经知道林立果在北京试图刺杀领袖，此事将很快影响林彪本人及其家族的命运时，他还会悠然自得，设想自己接见尼克松的荣耀情景。

第三部分  逃离北戴河

林立果在放弃政变计划后返回北戴河

自9月8日飞回北京后，直到11日晚上，这三天里，林立果与周宇驰等人在北京空军机场的一个烟雾迷漫的偏辟会议室，与小集团的主要成员密谋行剌毛泽东的方案。这些具体方案却又根本行不通，这些人正在灰心丧气之际，11日晚上，突然传来上海死党王维国的秘密电话，他们才得知毛只在上海停留了一天，就乘专列离开上海北上了，这让他们意识到，要继续在南方刺杀毛，已经根本不可能了。而在北京进入中南海干这样的事，则更为困难，他们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毛威望达到顶峰，要暗杀，又不能让“杀手”了解底细，这是无法解脱的矛盾。事到临头，谁也不敢干，到9月11日还没有商定出一个办法。
原先的嚣张气焰已被神色茫然所代替。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一处处长，负责林立果的后勤保障）、于新野几个人目光呆滞，低头不语。12日下午五点多，林立果开会做出决定，他宣布放弃弑毛第一方案，实施去广州另立中央的第二方案。
这个第二方案同样荒谬到不可思议。12日下午，林立果在空军学院将军楼说，到广州后，叫李伟信到香港去，然后绕道日本到苏联，叫苏联从北极星潜艇上发射导弹，叫他们尝尝“山姆大叔”的滋味。林立果还在这时做了一个鬼脸，说：“反正是从公海发射，也弄不清是谁干的。”（《林彪事件：知情者证词》，第250页。）
此时的林立果已经进入精神亢奋的癫狂状态。他甚至认为，可以在广州与苏联南北两面夹击北京。然后他看看表，说完，就走进里屋，收拾行装，指示北京这一摊人由周宇驰指挥，由周宇驰安排这个小集团人员如何从北京飞往广州去“起义”的事。林立果说完后，就飞往北戴河了。
林立果匆匆走后，周宇驰召集开会，说到了广州，提出条件和北京谈判，但估计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同时要立即召开师以上干部参加的紧急会议，进行动员，宣布另立中央。如果要动武，就联合苏联，南北夾击。
至于黄、吴、李、邱怎么办？他们的办法是，先由周宇驰打电话给黄永胜，把他们骗到北京机场，说是林彪在某地要开一个会议，黄到机场后，再要他通知另外三人。要保证他们安全上飞机，如果不行，就要通长途电话，由“林副主席”直接同他们谈。如个别人不愿去，那就要两个人“招呼”一个，一块从西郊机场起飞，飞到广州沙堤机场。(《林彪事件：知情者证词》，第252页，“采访王飞记录”) 这只是他们想象中的方案，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执行。
12号晚上7:40分，林立果乘潘景寅驾驶的256号专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四十分钟后，即晚上8:20分，抵达山海关机场，林立果乘机场的车返家，回到林彪寓所时，应该是晚上9:00左右。此后的3小时22分，将是共和国历史上惊心动魄的时刻。
林立果从山海关机场到达了北戴河家中，准备明天一早全家都去广州。根据各种材料推断，林立果与叶群也只有在这个时间，联合向林彪报告了，至于叶群与林立果在多大程度把把政变真相向林彪报告，我们无法根据现在已经掌握的资料做出准确的判断。林立果与叶群是要去广州挟林彪的名义“另立中央”的。那么。林彪是不是知道，林立果策划在那里“另立临时中央”，与北京的中央政府对抗？
一种可能是全盘托出，包括林立果自己在北京发动政变失败的全部经过，以及明天去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但这样做，绝对不可能得到林彪的同意，因为凭常识就知道，几乎没有任何胜算的可能性。
另一种可能是，叶群、林立果只是向林彪谈毛已经不信任林彪，在北戴河不如广州安全，应该明天早上就走。走的目的还是为了林彪养病。广州那边是四野的部队，总比北戴河与大连安全，去了以后再从长议计。这样的推论更为合情合理。
支持第一种判断的，是林豆豆在其回忆录中揭露的，她要求勤务员偷听林彪房间里叶群、林立果与林彪三人的密谈内容，勤务员就是借机进房间倒茶水时，偷听到林彪偶尔吐出的几个字“我是民族主义者”，此时林彪还流着泪。林豆豆就是听了这样的消息，才最后决定直接向8341部队报告的。
支持第二种判断的，是李文普后来的回忆。李文普否认林彪知道这样的事，因为他始终在林彪身边。他认为，林彪根本不知道明天去广州是为了实行“另立中央”的反叛。林彪当时同意明天一早去广州，也仅仅就是为了换个地方养病。
林豆豆在其回忆录中叙述了李文普的看法：

“我让刘吉纯把李文普引到96号楼一个僻静处，我还特地问李文普，首长是不是知道林立果对我说的事，李文普说，首长哪会知道这些，首长肯定不知道，我一直守在首长身边，这我还不清楚。”
“李文普还告诉我，林彪一开始不愿意去广州，觉得广州太热，不利于他治病，还是坚持回大连，经叶群劝说，说广州有冷气设备，林彪同意了。”
“首长把我（李文普）找去，对我说，去广州也行，首长只知道换个环境，去广州养病。”（《林豆豆口述》）

李文普说，林彪以为明天早上飞广州还是为了养病，而内勤员小陈却偷听到林彪说“我是民族主义者”，并流下泪。李文普说的话与小陈听到话有矛盾，这如何理解？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李文普说的是对的，小陈听到的话，是林彪突然被叶群叫醒以后，临上飞机前才说的，也就是在林豆豆向8341部队报告回来以后，由于叶群与林立果的进一步吐露真情后，才发生的。
另一种可能是李文普自己搞错了，林彪是知情的。林彪瞒着李文普，只是李文普不知道林彪知情，林彪故意对李文普讲自己不愿意去广州养病。
这样的疑点只能留给后人去研究了。
但不管怎么样，林彪同意第二天去广州，则是可以肯定的。林彪认为自己是民族主义者，不愿意去香港，只愿意去广州，也是合乎逃命者的逻辑。毕竟北戴河离北京实在太近，相对而言，广州比北戴河，离北京更远，感觉上也更为安全，也拥有更大的机动和活动的自由。此外，广州军区是四野的部队打下的基础，林彪部下的人脉关系都在广州，在目前的情况下，先逃到广州避难再说。此时做事，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由于第二天一早就要飞广州，晚上10:00左右，林彪服了大量安眠药以后就入睡了。
林豆豆决定向8341部队报告
整整四天里，林豆豆都在幻想林立果会改变政变计划。然而，林立果一回到北戴河林彪寓所，就立刻与叶群密谈，林豆豆从叶群与林立果窃窃私议的姿态语言中，就肯定知道情况不妙。
叶群接着通知她，明天一早全家都要去广州，要她先做准备。此时应该是晚上九点半以后，林豆豆又让林彪的卫生员张恒昌借送茶水的机会去林彪房间打听情况，他把听到房间里三人谈话中出现的只言片语，告诉林豆豆，其中有“去广州不行，去香港也行”。林豆豆已经可以由此清楚判断，明天他们会把林彪挟持到广州去图谋不轨，林立果去广州政变的计划，看来肯定要实施了。
在这个特殊家庭中，唯一的正常人是林豆豆，她的一边是林彪，另一边是叶群与林立果联盟。她没有受到权力场太多的污染，保持着正常人的思维能力，当林立果在权力场中变得那样张狂，她用常识就判断出其计划的荒唐不可行。她发现，现在的弟弟与当年相比，变化太大了，变得几乎认不出来了。她没有能力说服亢奋狂颠的弟弟，也看不惯虚伪而野心勃勃的母亲，多年来处于权力场的顶端，叶群已因虚荣心与权力欲而变态。林豆豆知道，第二天林彪就要被他们连哄带骗地带到广州去。
根据林立果透露过的“另立中央”计划，她凭一个人的常理思维，就能知道后果是多么严重：毛主席的威信如此巨大，你们几个人逃到广州后，有几个人会听你的？几个小时不就被人抓起来了吗？让林彪公开对抗毛泽东，不是拿鸡蛋去碰石头吗？广州军区的指战员听你们的，还是听毛主席的，这还用说吗？失败的后果是何等严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为了父亲林彪不至被狂颠、失去理性的弟弟与母亲引上绝路，她选择了向8341部队报案。
此前，林豆豆一直努力在不想让中央知道的情况下，争取大事化小，力图说服林彪身边的卫士长李文普、警卫参谋刘吉纯等人，在不让上级知道的情况下，私下拦阻林立果挟持林彪。事实上，从叶群通知她明天一早全家飞广州这一情况来看，林豆豆这时已经意识到，如果听其自然发生，林彪将到广州，后果将不堪设想，林豆豆深知已经无力阻止林立果与叶群合谋的计划实施，她决定只有向8341部队报告了。
晚上10点左右，也就是林立果回家一小时左右，林豆豆决定向中央报告时，李文普仍然对林豆豆说，他根本看不出来有什么异样。他说：“关键问题是，我现在还搞不清楚，这些都是你从林立果那里听来的呀。”经林豆豆反复说，李文普还是半信半疑，林豆豆要他去把林立果先控制起来，他说他没有这样的权力。
林豆豆又要李文普直接去对林彪报告。然而，如此重大的事，如此关键的时刻，如此明确的事实，林豆豆居然自己不敢去对父亲说，而要警卫队长去说。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林豆豆在性格上脆弱的一面，以及在潜意识深处的对父亲的畏惧感。李文普说得也对，他说，让他去对林彪说，这样的事他怎么说，要说的话，当然要你自己去说，要我去阻止首长上飞机，我只是他的下级警卫，怎么能阻止首长行动？
以下是林彪警卫参谋刘吉纯的回忆：

当天22点半左右，林立衡从里面出来，要赶快去报告，我叫李文普一起去，李文普不去，只是反复强调，说问题是我搞不清楚呀，情况是你从豆豆那里听来的情况呀。李还说，“林立果、叶群与林彪都说，明天去广州，要是去了广州，而真没有发生什么事，那可不得了。 如果真有什么事，还可以在飞机上采取什么措施，反正我们人多，我差不多已经对工作人员布置好了。”  （《林彪事件：知情者证词》，第326页，“采访刘吉纯记录”）

当林豆豆表示只好自己去8341部队，李文普则立即表示支持。林豆豆在刘吉纯的带领下，穿过小树林，向驻北戴河的8341部队最高首长张宏副团长报告，主要内容是，明天一早，叶群与林立果将带林彪逃往广州，然后可能逃到香港去。这是林豆豆的第一次报告。
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全国人民心目中崇高的副统帅要逃走，且可能要逃到香港去？换在当时，谁会相信？张宏也是半信半疑。他甚至怀疑林豆豆精神未必正常（后来他确实把这种怀疑在电话里告诉周恩来，并影响了周恩来，详见下文）。但由于事情实在重大，又没有时间证实林豆豆说的是否如实，张宏向林豆豆坚决表示，如果有人要挟持林彪副主席的话，他们会坚决阻止。张宏又立刻拿起电话，向他在北京8341部队的直接上级领导张耀祠报告。
张耀祠接到电话后，第一反应是，让张宏直接向林彪报告。可见，连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也认为，林彪首先应该知道这件事，并保护好自己。
应该说，这是整个事件的一个关键点。张宏正准备去林彪处，却遭到8341部队二大队队长姜作寿的反对。姜的理由是，情况复杂，林立果有枪，万一回不来了怎么办？这样，张宏就没有采取这关键的一步。
如果张宏向林彪直接报告了，会是什么结果？这里人们可以自由发挥想象。但肯定会与后来实际发生的一切，有很大不同。历史往往被许多偶然事件左右。姜作寿的话并没有多少道理，其实，多派几个人一起去向林彪汇报，警卫都有武器，人多势重，林立果能怎么样？
北京的张耀祠放下电话后，立刻向汪东兴报告，汪东兴则向人民大会堂内正在开会的周恩来报告。内容是：张宏(中央警卫团副团长)从北戴河打来电话，称林彪女儿林豆豆来部队报告，明天早上6点，叶群和林立果将“挟持”林彪出逃，先去广州，再去香港，今晚20点已经调来了林彪专机。
周恩来对汪东兴转达过来的有关林豆豆报告的消息，感到实在太突然了。
周恩来说：“什么? 叶群、林立果要带林彪逃跑? 是不是又闹什么矛盾了? 情况可靠吗?”因为周恩来深知林家矛盾很多。
汪东兴说：“可靠。”周恩来问：“他们要去什么地方? 部队同志怎么看? 还弄不清是真是假。请告诉张宏同志，派人密切注意动向。”
周恩来并没有要8341部队先把林立果控制起来，因为他本人在没有任何其他消息来源的情况下，无法相信林彪女儿的话。

周恩来打电话给叶群却无意中打草惊蛇

林豆豆下决心报告，通过李文普、姜作寿、张宏、张耀祠，再通过汪东兴，转达到周恩来，经过了六道关口，周恩来得知消息，应在晚上10点半左右。
这是周恩来一生中接到的最让他感到意外的电话，周恩来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据当事人回忆，林豆豆过去确实患过病，家庭矛盾十分严重。周恩来还亲自处理过，此前周恩来也没有任何其他消息来源，面对如此突兀的消息，他很难听信林豆豆单方面的反映。尤其是针对副统帅这样地位崇高的党的接班人，周恩来必须慎之又慎，但要作进一步调查的时间已经没有了。在没有其他消息来源的紧急情况下，如果单听林豆豆的活，去阻拦自己的上级出行，这在组织原则上也是不合适的。必须做得更细致，既要防范可能发生情况，也要留些转圜的余地，不至于得罪林彪。
在这种两难情况下，周恩来决定，一是通知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与海军司令员李作鹏，前者主管256号专机，后者主管该飞机所在的山海关机场。通过这两个人，让北戴河的256号专机立刻飞回北京。
正在山海关机场的256号专机驾驶员潘景寅接到飞机必须马上飞回北京的命令时，在思想上已经完全受林立果、周宇驰支配（详见下文）。他故意回复说，该飞机出现有故障，正是维修中，飞不回北京。
周恩来为防止飞机仍然可能在此后起飞，立刻要求吴法宪给256号专机所属的北京空军打电话，再命令李作鹏给飞机所在的山海关机场通电话，命令在没有经过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同意的情况下，禁止山海关机场的任何飞机起飞。
吴与李都是林彪嫡系部下，周恩来把吴法宪、李作鹏都拉进来一起解决问题，表明周在当时完全不怀疑林彪与他的这些老部下会联合起来有异动，如果他对这些人有所怀疑，完全可以跳过吴、李，直接向吴法宪的上级萧劲光大将下达命令。周还是按正常程序，下达防止事态发展的命令。
由此看来，飞机即使留在山海关机场，哪怕它已经修好了，由于没有四个人的同意，任何飞机也飞不起来。林彪是不可能通过其他方式离开北戴河的。周恩来没有权力阻止林彪的自主活动，但却总可以找到理由不让飞机起飞。应该说，周恩来这样处理，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是很合理的，甚至可以说是万无一失的了。
周恩来在这样处理后，接下来又于晚上11点20左右，给北戴河林彪寓所的叶群直接打电话。
周恩来问，知不知道北戴河有一架专机?
叶群先说不知道，稍顿了一下，还是老老实实地承认是有一架专机，说是我儿子坐来的。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话，我们要上天转一转。
周总理问，是不是要到别的地方? 叶回答，原来想去大连，这时天气有些冷了。
周恩来说，晚上飞行不安全。叶群说，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
周恩来说，别飞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望林彪同志。
叶群吓了一大跳，赶快劝总理不要来。确实，周恩来让正在北京西郊机场坐镇的杨德中(中央警卫局政委)准备飞机。(《林彪事件：知情者证词》，第266页，“采访时念堂记录”)
其实周恩来这是在客气地给叶群打招呼，让她知道，中央已经知道他们可能要在明天乘坐这架飞机，并以天气不好为由，婉言劝他们不要动身。这样说，并没有得罪林彪，应该说是很有分寸的。
在当时的条件下，周恩来这样做，表面上看来十分稳妥：现在我周恩来预先通知你们不要飞了，万一明天你们发现飞机需要经过四人批准才能起飞，请不要怪我，因为我已经向你们打过招呼了。如果有必要，我现在都可以过来。有什么情况，我来了再与你们细论。说起来仍然是很婉转温和，像老战友谈家常一样，周认为这样是最好的处理了。
周恩来为什么说要深夜亲自来北戴河？在别人看来，似乎有点小题大做。但事实并不如此，某种意义上，周可能已经猜想到，万一林彪真要出走，是与几天前毛的南巡讲话中，林彪本人受到毛的点名批评有关。周很愿意私下与林彪讨论这件事，做个和事佬，商量缓和毛林关系的问题。不要把事情闹大。其实，周认为，毛林关系比什么事都重大，此时来，正好可以表明自己化解毛林矛盾的诚意。在当时，周并不知道林立果搞政变的事。
周恩来接到北戴河如此重要的报告以后，却并没有在第一时间直接告诉毛，原因是他不希望拿一个没有确实搞清楚的事情，去惊动刚从南方回来、正在入睡的毛。另外，他希望不要立即进入敌对性思考与处理的阶段，由于没有让毛知道，他也有更大的自由处置权。
周恩来这样做，虽然看上去万无一失，但实际上，其中有一个“程序漏洞”是他没有考虑到的。那就是，他能保证控制飞机的驾驶员潘景寅听他的话吗？如果256号专机机长实际上只听林立果的，不听周恩来的，那么，周恩来直接打电话给叶群，不但没有用，反而会打草惊蛇，让叶群知道中央已经掌握了他们全家将出走的消息。这反而会刺激对方走得更急，事实上，后来发生的情况正是如此。

叶群与林立果决定当晚提前北逃苏联

如果周恩来没有打这个电话给叶群，历史就会重写了。因为林立果他们将于明天一早去山海关机场，再从那里乘潘景寅驾驶的256号专机，顺利飞往广州。那以后发生的情况只有以下两种可能。
第一种情况是，中央有足够时间，决定直接关闭山海关机场，让潘景寅无法起飞，林彪一家根本无法出行。
第二种情况是，林彪一行即使顺利飞到广州，也会在广州成为瓮中之鳖，林彪及林立果小集团将在广州被一网打尽，温都尔汗将不会出现空难事件。
然而，这一切都被周恩来的一个电话改变了。
周恩来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是想通过打电话给叶群，试探真实情况，并打招呼，暗示明天早上你们的飞机飞不了了（因为周已经指示，必须要有四个人签名才放飞机起飞）。然而，从后来发生的后果来看，这样做实际上效果相反。一是周没有料到，飞机驾驶员潘景寅的态度完全倒向林立果一边，因为飞机起飞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潘景寅手中，在潘景寅的心目中，林立果肯定就代表副统帅林彪，吴法宪与李作鹏已经约束不住256号专机驾驶员了。
其次，林立果的问题，要比周恩来想象的严重得多。周原来只以为，即使按林豆豆报告，林彪要去广州或香港，也是因为林彪在毛的南方讲话中受到批评，但他认为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周说要来北戴河看林彪，多少也有转圜的意思，他打电话给叶群态度温和，也是出于这样的原因。
叶群放下电话机后，立刻打通了黄永胜家里的直通电话，对方没有人接，叶群由于心虚，惊恐之中，以为林彪最得力的助手黄永胜也已经被中央控制了。她以为中央已经掌握了他们的政变图谋。其实，黄永胜当时正在人民大会堂与周恩来一起开会，休息时正在打牌呢。
在历史关键时刻，叶群心理素质极其低下的缺陷，让她做出致命的误判。其实她只要冷静想一下就可以判断，如果周恩来真的已经掌握林立果的全部阴谋，周本人会不考虑自己的安全而直接赶过来吗？周说马上来北戴河，就说明问题并没有暴露。而心虚的人想法正好相反。她与林立果认为大事不好，必须提前逃离。这两个处于极度焦虑与惶恐中的人，立即做出决定，放弃第二天清晨南逃广州的计划，决定当晚直接北飞苏联。
一方面，周恩来由于条件有限，无法了解问题的严重性，打电话想摸底，却打草惊蛇，另一方面，叶群则是惊弓之鸟，草木皆兵。叶周这两者的互动，就促发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件即将发生。
叶群与林立果在慌忙中把林彪叫醒，以极大力度呼叫“有人来捉你了”，必须赶快走才能逃命。林彪刚入睡后不久，药力正在发作时，被突然叫醒，完全没有恢复日常的判断力。在无力自主判断的情况下，林彪多年来已经习惯于本能地受叶群支配。林立果命令小陈和小张快给林彪穿衣服。勤务员张恒昌回忆，林彪入睡前服了安眠药，比平时晚睡了15分钟，是被从床上拽起来的。穿衣服时还迷迷糊糊，没有一点自主动作，完全由两位勤务员摆布。
从北戴河寓所出发去机场以前，林立果做了两件重要的事。第一件事是，在11点40分左右，林立果打电话给正在北京家里的周宇驰，当时的周宇驰正在准备第二天一早从北京西郊空军机场南逃广州。林立果通知周宇驰，取消第二天一早去广州的计划，并告诉他，自己将与林彪叶群等立刻北逃苏联。要周宇驰也赶快设法找飞机北逃，以后在境外会合。根据周宇驰女儿多年后的回忆，那时晚上北京天气还很热，他们家人都听到隔壁打开的窗户里，传来的周宇驰接听电话时的紧张口气。
（这里顺便交代一下周宇驰这批人的下落。1971年9月13日，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等在北京沙河机场乘直升机北去。直升机驾驶员起飞后不久发现他们外逃的企图，后瞒着他们，将飞机转向南飞，并将飞机降落在北京郊外，驾驶员牺牲，周宇驰、于新野自杀，李伟信被捕。）
林立果做的第二件事，是直接打电话通知在山海关机场宿舍中休息的潘景寅，通知他：当晚首长就要去广州，半个多小时后就会到达机场，要他立即准备飞行事宜。并要求他带的机组人员越少越好，因为副统帅处于危险中，行动绝密，这是一项极为重要光荣的政治任务。为誓死保卫首长，必须坚决保守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一定要誓死完成党交给你的政治任务。
这个给潘景寅的电话，根据作者的推断，应该是由林立果在北戴河家中亲自打的，而不是周宇驰从北京自己家中打的，根据周宇驰女儿后来写的回忆录，周宇驰当时在北京家中，家中通讯条件很差。
人们会问，林立果、潘景寅均死于温都尔汗沙漠之中，周宇驰也死于北京郊区田野上，他们是否通过电话，电话中讲什么内容。你怎么知道？作者在这里只能说，这是根据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做出的唯一合情合理的推论。

林豆豆第二次报告，周恩来为什么没有明确要求阻拦

大约晚间11：30分左右，叶群通知林豆豆当晚马上就要去广州，要她立刻回房间去收拾行李。这时，除了叶群与林立果，没有任何人知道此行的方向是北逃苏联，林豆豆也以为，林立果与叶要带林彪马上飞广州。事不宜迟，于是，林豆豆第二次去大队部向张宏报告，林豆豆从林彪所住的96楼赶到自己住的56楼，再到警卫部队所在的58楼，时大约在11:45左右。
这次周恩来从林豆豆的第二次报告得知，林彪当晚就可能动身，而且知道是林彪自己主动走，并非林豆豆说的挟持，他以为林彪要去的地方，仍然是广州。只是行程提前了，在这种情况下，周怎么办？
林彪是上了党章的接班人、副统帅、党的第二把手，他有权去他想去的地方，从组织原则上说，周恩来没有权力阻拦林彪的自主行动，最多只是劝告或建议。李文普说过的一句话是对的，在没有得到毛同意的情况下，周恩来是林彪下级，他怎么能阻止自己上级的行动？既然林豆豆过去曾患过神经系统的病，说的话就很难算数，万一没有这些事，周怕林彪怪罪：凭什么不让我起飞？根据周恩来的谨慎的性格，确实有可能这样。
由于周恩来当时完全不掌握林立果与周宇驰的阴谋，没有意识到和料到问题的严重性，而认为林彪去广州无非是因与毛不和，林彪担心受迫害而去避难，所以，当8341部队请求是不是要拦阻他们上车时，周认为，在确定是林副主席自己要走的前提下，那就“紧紧跟上，注意观察，有情况及时报告”。

林豆豆第三次报告，张宏说北京的首长要她也上飞机

叶群先是对林豆豆说第二天早上一早走，林豆豆问早上什么时候，叶群不耐烦地说，会通知她的。没有多久，估计十几分钟，叶群通知说现在马上走，于是林豆豆又立刻去自己信的56楼，再去警卫部队所在的58楼，向副团长张宏报告。
这是她第三次向8341部队副团长张宏报告，说他们 (叶群、林立果)已经从床上拽起了首长，情况十分紧急! 首长马上就要被拽走了! 汽车再有10分钟就要开动了! 你们快! 快呀！部队为什么还没有行动? 为什么还不进行阻拦！
当林豆豆哭着要求张宏下命令立即阻拦林彪等人乘坐的大红旗冲下来时，张宏这个老军人却一声不啃，表现得犹豫不决。这是因为，刚才周恩来给他的明确指示是“注意观察，紧紧跟上”，而不是去阻拦林彪座车。于是他再次接通了打给北京的张耀祠，向北京请示。
北京的中央警卫团团长、中办副主任张耀祠立即将情况通过汪东兴转告给人民大会堂的周恩来。周得知林彪要立即走，也以为林是要提前去广州。在来不及请示毛的情况下，周仍然决定“紧紧跟上，注意观察，有情况及时报告”，并通过张耀祠转达给张宏，要林豆豆也一起上飞机。张宏对林豆豆说：“中央指示你们跟看上飞机，跟着走。”
林豆豆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会要她也上飞机，她直接抓过电话，与张耀祠通话。林豆豆是这样回忆的：
“我一把从他手里夺过话筒，对张耀祠简单地报告了一下紧急情况，强调说林彪是被骗的，不是要跑等等。现在情况十分紧急，请求他下命令叫部队拦阻。张耀祠答应着。我不断地急促呼喊，张团长! 请求你现在就下命令。现在就下命令! 一分钟也不能耽误了!他还是嗯，嗯，接看他说要再请示。” (前引“采访林立衡记录”)
对方再次肯定这是上级指示，就是要她一起上飞机，跟林彪走。林豆豆坚决拒绝，并在打电话的8341部队值班室里痛哭起来。当时值班室里有十多个军人在场，包括刘吉纯、杨森、张清林，以及姜大队长、曹中队长等8341部队的众多干部。这些当事人事后都对林豆豆的回忆没有提出公开质疑，林豆豆所说，应该是真实的事。
周恩来为什么要林豆豆也一起上飞机？在常人看来，这确实让人百思不得其解，这是多年来学术界都难以解释的问题，有的学者干脆就否认周恩来可能说过这样的话。但林豆豆言之凿凿，她指名道姓的当时在8341部队值班室的在场者，大都健在。他们没有人出来否认这件事。
时任毛泽东机要秘书谢静宜回忆录中的一段叙述，有助于我们理解周恩来的动机。该书记载，“九一三”事件以后不久，周恩来派谢静宜去陪即将从北戴河回北京的林豆豆住一段时间，周恩来说，因为谢是毛身边的人，由她去陪伴，会让林豆豆更放心。
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待谢静宜并交代这一任务时说，他9月12日晚上11点多接到林彪警卫团从北戴河打来的电话以前，根本不知道林彪要想逃，听到林豆豆的报告以后，他完全没有思想准备，还怀疑林豆豆是否有精神病。周说，连北戴河警卫团副团长张宏打电话过来时，也这么认为。
这段史料很重要，特全文转载如下：
“总理向我介绍了林彪出逃的简单情况之后说:‘要不是林立衡向中央报告了，我们都不知道哇，连张洪（引者按：应为张宏，当时负责林彪警卫工作的警卫团副团长)听林立衡一说都不敢相信，以为林立衡有病，精神不正常呢。’”
“总理接着说:‘后来还是相信她了。尽管豆豆报告得迟了一些，但是她爸爸妈妈察觉以后仓促出逃，他们的机组人员没有准备好，有的还没有上去，没到齐，就起飞了，连个舷梯都没有搬，用了一个小梯子爬上了飞机，致使在温都尔汁坠毁。’总理一边吃饭，一边对我说:‘如果林立衡不报告，我们都不知道，不打电话问他们，他们可以从从容容地逃走，那事情就大了。’”（谢静宜：《毛泽东身边工作琐记》第63-6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出版。）
从这一段史料中，可以看到周恩来受张宏很大的影响，汪东兴回忆中也提到，周恩来在没有其他消息来源的情况下，听到林豆豆第二次的报告后，他的第一反应是，“部队同志怎么看”，可见周恩来当时重视张宏的意见。这是很关键的。而张宏回答周恩来，他不太信林豆豆的话，“以为林立衡有病，精神不正常呢”。张宏的这一态度看来确实影响了周恩来。周恩来也承认了这一点。
由此可见，当时周恩来并不完全相信林豆豆的“一面之词”。林彪是党的副主席，周只是常委。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面，他不能以常委的名义去命令副主席的飞机不能起飞。当林豆豆第二次报告林彪要被挟持南逃广州时，他仍然不相信林豆豆说的是真话，林豆豆过去有过神经系统的病，她的话不足全信，他更倾向于认为是林家有矛盾，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他让林豆豆上飞机，也是出于缓和家庭内部矛盾的考虑。周恩来的意思是，既然豆豆患了病，还是与家人在一起吧。但林豆豆的话也不可完全不当真，所以要求8341部队“注意观察，紧紧跟上。有情况及时报告。”
周恩来对谢静宜的谈话中，其实也是暗示自己是受到张宏的影响，才让林豆豆一起上飞机的，众所周知，谢静宜是毛十分信任的秘书。周恩来在谈话中不经意地透露出这一点，似乎也可能是想通过谢静宜向毛解释，为什么他当时会这样决定。
也有人会考虑，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即周恩来明知林彪要被毛打倒，出于对林彪的同情，故意放林彪一条生路，让他与全家人一起逃走，出国避难？让林豆豆一起上飞机，也就是成全他们全家团聚在一起的善举? 从逻辑上说，既然当时周完全不了解林立果政变，不知道《五七一工程纪要》，也不知道飞机会坠毁，鉴于刘少奇死得如此之惨，让林彪这个老战友出去避难，也是一种人情味吧。
作者认为，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周恩来为人极为谨慎，他绝对不会放走毛所反对的人逃离本国去外国避难。从文革中周对刘少奇、贺龙的态度来看，从1973年周在病中对毛的诚恳检讨来看，周的这一政治原则决不允许他越出这样一步。
周恩来的这一态度对以后事件的走势有重要影响。既然周都指示林豆豆上飞机，那么，张宏更没有理由去积极阻拦林彪去机场了。张宏作为军人，又是个老红军，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将继续执行“紧紧跟上，注意观察，有情况及时报告”的既定指示。此后他也从来没有下达命令让部队进行拦截。

林彪寓所乱成一团

让我们回到林彪出发前的场景中来。据8341部队二大队卫兵后来回忆，林彪住地很乱，搬东西的人来来往往。
警卫参谋刘吉纯回忆说，“林立果还是一个孩子，从没经历过这样的突变，做不到处变不惊。他举着枪，从这屋窜到那屋，嘴里乱喊。”(《林彪事件：知情者证词》，“采访刘吉纯记录”。)
勤务员陈占照回忆: “我走出客厅，看见林立果和叶群像热锅上的蚂蚁，叶群披头散发，林立果跑来跑去，忙着调车，十分着急的样子。”（《林彪事件：知情者证词》，第338页，“陈占照揭发材料”。)
从叶群在12日晚上11:40左右叫醒林彪，到林彪上车离开住地，林彪在这短短20分钟的时间里，也不可能考虑更多了，可以推断的是，林彪得知林立果居然搞了谋刺毛这样的惊天大事后可能认为，既然叶群已经得知最新消息，那就是中央已经知道，并且已经派人来抓他了，那他也只能逃命了。
也有人会说，既然林彪并没有参与林立果的具体政变计划，他只是刚才不久，才得知实情的，那么，他把问题向组织说清楚，划清界限，不也没有事了吗？为什么要采取出逃这一下策？其实，他对毛的长期不满，他与林立果长期的私密政治关系，是经不起审查的，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唯有逃命了。
一旦做出这样的决定，林彪还是能做到表面上处变不惊。他淡淡地问了勤务员，行李放到车上去了吗？对方说在另一车里，他也没有多问。当年临危时刻的习惯，似乎再次被激活了。他对勤务员陈占照说，说此行是去大连，过十天还要回来，以后还要上北京天安门，东西就不必带多了。两位随身护士这次也不带走了。
日后无论有多少压力，勤务员陈占照都坚持称这是林彪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以后也没有改口。看来这真是林彪说的原话。
对这话如何理解？既然叶群拉他起来时，大声对他说“有人来抓你了”，这话说得很响，在场的很多人都听见了，为什么林彪还对勤务员小陈说，“过十天我还要回来，还要上天安门城楼”？
作者本人对此的解释是，这是林彪故意说给后勤听的，并不能当真。林彪确实是准备出逃了。联系到林彪上飞机时毫无尊严地在冷风中秃着头，喘着气，连帽子都没有戴，就急促地爬上飞机上临时挂下来的软梯，很难想象，他是准备十天后回来再上天安门城楼，享受群众的鲜花与掌声欢呼的。
于是三人急忙出逃。林立果叶群扶着林彪，急忙上车，林彪的座车突然从山上往下面冲，守卫部队来不及作反应，就让林彪座车冲下山了。

林彪专车已经冲下山了，张宏根据中央指示不是阻拦而是跟上

晚11点55分左右，林彪的大红旗轿车从96号楼冲了下来，路两旁的警卫士兵们本能觉得不正常，但没有人敢在没有命令的条件下主动阻拦。战士冲着张宏纷纷嘶喊：“副团长!副团长! 一辆黑车从上边下来了。现在还不叫我们冲上去，还等什么时候? ”
由于是林彪主动出门，并自己上了车，林寓所的警卫人员与寓所外值勤的8341部队，没有得到北京明确阻拦的指示，谁也不敢阻拦。
姜作寿大队长在58楼驻地路边上高高举手示意停车。林彪轿车直接冲下来，阻拦者本能闪开。这一动作，才让车坐在前排副驾驶座上的卫士长李文普猛然醒悟。李文普此前一直不相信此事会发生，此时他突然对司机杨振刚下命令，要立即停车。
李文普乘机跳下车，此时枪声响了，李文普受了伤，有人认为，这是李朝着自己开了一枪。李文普则坚持说，他听到林彪在车里向林立果问，“伊尔库茨克有多远”，才知道林彪是主动出逃。他不愿意跟着走而跳下车。于是林立果朝他打了一枪。
然而，对李文普的说法，邱会作在回忆录里明确表示是，李文普是在说谎，因为林彪对伊尔库茨克的距离实在太熟悉了，林彪本人就去过伊尔库茨克，且珍宝岛冲突后，林彪天天在看中苏边境地图，怎么会不知道此地距离？
根据作者推断，林彪很可能并不知道此行是要北逃苏联，他仍然以为此晚逃的方向还是广州。作者个人判断，邱会作的话是对的，林彪不会在车上问“伊尔库兹克有多远”这样的小儿科问题。
理由有两点，第一，因为林彪入睡前，已经同意明天一早是去广州的，这一点李文普回忆中已经明确记述了，林立果与叶群把林彪叫醒后，一旦直接把计划逃往苏联的事告诉林彪，叶群、林立果最担心的是节外生枝，万一林彪不同意，并争执起来，不肯上车，那就麻烦大了，当时只有短短十来分钟时间作离家前的逃跑准备，这肯定会耽误出逃时间，而此刻，时间对他们来说，比什么都重要。
其次，把林彪叫醒时，勤务员多人都在林彪卧室，根本没有机会单独对林彪说方向已经改为北逃苏联，只能顺水推舟地对林彪说，去广州的时间提早了。林彪有很大可能是被哄着上飞机的，是在以为去广州的情况下，为逃命而上飞机的。再说，叶群欺瞒哄骗林彪，已经是家常便饭，习惯成自然。
更重要的理由是，林彪也决不会在车上公开向林立果问“伊尔库茨克有多远”这样敏感的问题。因为李文普这个8341部队的卫士长、司机杨振刚，这些人都是外人，就在同一辆大红旗上。他怎么敢在如此密封的空间里，当着这些外人的面，公开自己要叛国投敌的私密？须知卫士长身上是带枪的。
林豆豆的未婚夫张清林是部队外科医生，他回忆说，他当时就在场，并验过李文普的伤，他指出，李文普的枪伤中的弹道位置表明，决不可能是林立果开的枪，除非林立果的枪中发出的子弹会转弯。
那么，李文普为什么要对自己开枪，他已经逃下车了，开枪自伤对他有什么好处？他的动机是什么？有学者就提出这样的疑问。作者的推断是，李文普开枪自伤，是给组织看的，证明他不是林彪一伙的，并以此证明，他作为林彪的卫士长而不愿意随林彪上飞机，是有理由的，并以此来表现自己的斗争立场。
李文普就是距离8341部队门口约30米的地方下车的。这应该是8341部队进行拦阻的好机会。但仍然没有人阻拦。
林彪乘坐的轿车从96号楼冲下来，到开往山海关机场的路上，居然没有受到8341部队的拦阻，这件事确实让人费解。李作鹏在回忆录里惊叹，至少有许多种办法来阻拦林彪的轿车前往机场呀，所有这些都没有做，以至于李作鹏错误地推断，根本原因是，“上面有人不是要阻拦林彪上飞机，而是唯恐林彪不上飞机”。
北戴河驻地有那么多警卫人员，路边是黑压压一大片青年战士，为什么林彪没有受到阻拦？其实也不难理解，就因为这是林彪主动出行，这就打乱了张宏、姜作寿、李文普、刘吉纯这些警卫人员原先预想的计划。他们原来根据队的报告，以为是叶群与林立果要挟持林彪走。既然是挟持，那就很好办：一旦对方采取挟持行动，马上把这些人抓起来就是了。林立衡当时在8341部队驻地向张宏第一次报告时问，万一他们挟持林彪逃，你们怎么办？张宏说得很干脆:没有问题,我们立刻把他们抓起来。当时他还做了一个很专业的擒拿动作。
然而，从此刻发生的情况看来，林彪明明自己主动上了车，张宏就陷入了两难：拦阻，你怎么敢拦副统帅的车？谁命令你这样做？林豆豆一个人说的话就能算数？不拦，林豆豆说他们挟持林彪，当然要保护林彪，是组织交给自己的任务。当时所有的警卫都陷入这种两难矛盾之中，有一位中队长只能在大红旗开出去以后，站在车的背后，用手枪射击轮胎。这也只是他本能的自选动作。
张宏不得不再次接通北京中央警卫团总部的电话。汪东兴再次请示民，周恩来由于时间紧迫，没有掌握确切证据，鉴于林彪处在党内处于仅次于毛的至尊地位，仍然不敢冒然下达阻拦命令。张耀祠在电话里传达周恩来的指示说：“那就让部队快追吧。”
关于这一点，李作鹏的话值得参考。他说，周恩来的难处使他采取下策，周恩来对这样一件惊天大事的处理，出于自保的需要，在犹豫与权衡利弊之间，错过了最佳拦截时间和最佳方案。（《李作鹏回忆录》下册，第891页）
自从大红旗从北戴河开出后，8341部队遵照周恩来“劝阻林彪不要上飞机”的指示，先后组织了8辆车70多人，由张宏副团长带队去追。甚至先行的车见到大红旗从后面追赶了上来，还不得不本能地让开路，让林彪的车先走。并紧跟在林彪的大红旗后面追。
北戴河指挥所的某指挥人员向山海关机场打电话，要求机场方面不可让飞机起飞。山海关机场接到这个电话的值班人员，则把电话内容转达给潘景寅，而潘景寅此时已经铁了心认定，林彪是受党内某种势力的迫害，必须誓死捍卫林彪副主席的安全。他根本不会听。
林彪的大红旗在13日零点18分左右到达山海关机场北门。林立果冲着警卫喊：“有人要害林副主席，快把大门锁上。” 后面最先赶到的吉普车不论怎么按喇叭，门卫都不开门，装听不见。后来吉普车上的人火了，命令跟上来的卡车硬把铁门撞开，门扇都撞得翘起来了。
见证人回忆，林彪的大红旗一直开到256号专机前。没等车停稳，“年轻的军人”就下了车，拿看手枪，叫着“快快快，飞机快启动”！一个胖女人则大喊：“有人要害首长，油车快让开，让我们走。”林立果与叶群已经处于极度亢奋与情绪失控之中，当时的场面乱成一团。

终篇  离离原上草

驾驶员潘景寅为什么竭力配合林彪上飞机

这时，山海关机场里，最关键的人物是256号专机的驾驶员潘景寅了。用副驾驶员康廷梓的话来说，这位专机师（专门执行专机任务的空军第34师100团）的副师长兼机长，平时言语不多，性格偏于内向，但头脑冷静，处变不惊。他竟敢在三更半夜单枪匹马，连领航员、副驾驶都不要，只带三个机械师，冒着极大的危险，就成功地驾机起飞了，可以说，这创造了一个人驾驶中型运输机成功起飞的飞行奇迹。世界上也绝无仅有（估计以后也不会有），他这样做，肯定有他自已的理由。
潘景寅为什么会这样做？随着康廷梓回忆录的出版，这个谜团可以得到解释了。康十分幸运地没有被潘景寅叫醒一起上飞机。也幸好是这样，才让我们有可能根据他的判断，来破解这个巨大之谜。康廷梓说，他对这个问题，反复想了几十年。他的判断是，长期以来，潘景寅深受林立果的政治宣传的影响，把林立果当作林彪的化身，以“路线斗争”的政治高度来听从命令。
据康廷梓回忆，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前不久，林立果一伙就在专机师散布“阶级斗争复杂论”，说空军司令吴法宪等在中央召开的九届二中(庐山)全会上，是反对毛主席与林副主席的，要解决“跟人”的问题。在此过程中，林立果、周宇驰等人，在西郊机场接见了专机部队团以上的干部，在会上没有点名地进行了一番“阶级斗争复杂论”的煽动讲话。在极左的政治氛围中，潘景寅对此是深信不疑，他当时也根本不知道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被毛泽东批判的事，在他看来，忠于林彪与林立果，就是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最大的忠诚，就是最大的政治。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环境中，出现这种政治思维定式，并不意外。
概括推断，可以肯定的是，林立果与叶群于当晚11:30前后决定立刻北上飞逃苏联，后大约在晚上11:40左右，林立果从北戴河给山海关机场的潘景寅打电话。林立果在这个电话里告诉他，林彪即将从住地出发，立刻去广州，为了林彪首长的绝对安全与保密，参加这次航行的机组人员，越少越好。
林立果为什么提出这样的特殊要求？明里说，是为了保守首长行动的机密与安全，实际上则是因为，林立果在起飞以后，势必要用枪威逼潘景寅立即改变航向，由南向北飞出国境，到那时，如果机组人员是人多势重的九人团队，单凭林立果与刘沛丰的两把手枪，是无法控制局面的。
那么，潘景寅为什么会同意尽可能少带机组成员？尽管256号专机是个中型运输机，操控难度很大，但潘景寅以为，去的目的地是广州，广州机场有着完善的地面导航设备与灯光引导装置，凭他的技术与经验，一个人驾驶飞机在广州安全降落，应该没有问题。
潘景寅认定，考验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荣时刻到来了，他出于对副统帅的敬重，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在林副统帅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必须听从林立果指示，让副帅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至于其他的，是党的最高机密，是自己不应该知道的。自己的责任就是完成首长交给自己重要任务。
按康廷梓的说法，在当时的政治气氛里，如果潘景寅对执行林彪专机任务的正确与否产生任何怀疑的话，那才是不正常的，是违背逻辑的。因为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之后，除了在党内关起门来批判陈伯达之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林彪有什么问题，哪怕是小道消息也没有。林彪具有“伟光正”的强大的光晕，任何怀疑都是不可能的。
潘景寅放下电话后，马上让调度室主任电话通知海军场站要加油车。这是因为从北京来山海关机场后，由于飞机自带的压力加油接头与山海关机场油车上的接头不配套，没有加足油。13日零点05分，潘景寅走出调度室，把睡在第三个房间的三位机械师轻轻叫起床，并让他们立刻上飞机进行起飞前的准备工作，并有意不叫另外房间里的领航员、通讯员与副驾驶员等其他五人起床。此刻的潘已经下定决心自己一个人驾驶飞机上天了。
再接下来，潘景寅一声不响地回到了调度室主任的房间坐着，一边守着三部电话，也守着那位调度室值班主任，随时准备阻止他通过电话去叫醒其他成员起床。潘景寅的“尽心尽责”，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零点22分，林彪的黑色大红旗轿车急速开到了机场，在停机坪上的256号专机的左后方停了下来。潘景寅听到大红旗开进停机坪的声音，立即起身，从调度室直接快步跑向飞机。
叶群、林立果处于极端亢奋、紧张与惶恐之中。林彪本来就是一个精神与身体都不健康的病人，两个多小时以前，即林立果从北京返回北戴河以后，这个给他与全家带来灾难的儿子，才突然告诉他在北京搞政变失败的实情，他在震惊之后，也不得不同意第二天早上去广州避难。当他刚睡下不久，叶群又急促叫醒他，告诉他有人来抓他了，在林立果与叶群极度惶恐与焦虑气氛的影响下，他的日常判断力下降，也变得六神无主。林彪没有戴帽子，在9月北京寒冷的秋风中，他光着头，脖子上围着叶群的女式围巾，喘着粗气。与当年决战疆场的“战神”相比，此时的林彪已经是判若两人。
机舱门口还来不及安放大型登机梯，只有一个随机携带的能够折叠的便梯，叶群先上飞机，林彪就是在上拉下推的情况下，才笨拙地爬上飞机的。林立果一手持枪，最后一个登上飞机。
潘景寅驾驶的飞机强行进入跑道，在没有灯泡指引的黑暗中强行发动。此时另外五个机组人员已经得知消息，他们立刻起身，飞速跑向正在发动的飞机，但已经追不上了。他们没有赶上这次死亡飞行，这成为了他们终生的幸运。
追赶林彪座驾的8341部队的汽车也在此时赶到，见到256号专机正在向跑道开动，不知所措，想拦又不敢拦。
与此同时，山海关机场也接到北戴河8341部队基层负责人打来电话，电话强烈要求他们阻止飞机起飞，然而，山海关机场与8341部队分属不同系统，彼此并不熟悉，这一命令可以被认为来源不明，听电话的人无法证实其权威性，也无法采取有力行动，致使机场中一片混乱，有旁观的，有叫喊的，没有统一指挥。
有的机场海军人员，由于不知林彪就在即将起飞的飞机里，所以反而敢于前去拦阻，却不知应该如何拦阻。
正在迟疑时，没有赶上飞机的其他机组人员，对着海军人员的汽车大声喊“赶快直接开到跑道前面去！”，然而却还是晚了一步。256号专机此时如同醉汉一样，在没有地面灯光指引的黑暗中，跌跌冲冲地飞向天空了。此时是的9月13日零点32分。从林彪座驾开到机场再到飞机起飞，一共只十分钟。

256号专机为什么坠落于蒙古沙漠

飞机起飞后，这架飞机里发生了什么事？由于机上所有的人都葬身于蒙古温都尔汗，我们只能根据现在所能掌握的资料信息，来加以推断了。
潘景寅以为目标地是广州。飞机上天后一开始是向南飞行，不久，林立果支开了驾驶舱里的机械师，机舱里只剩下林立果与潘景寅两个人，（或许还可能加上刘沛丰，以增加对潘景寅的压力与声势。）林立果把机舱门关上后，就用手枪威迫潘景寅改变航向。
驾驶员潘景寅别无选择，只得改变航向，向北飞行。从飞行轨迹上看，这个大弯转了足足有20分钟，才调整到325度的外逃航向。
由此可以推断，正是在这20分钟里，潘景寅经历了极度震惊、内心的矛盾挣扎、在抗争与服从之间的犹豫，考虑到直接抗争会导致机毁人亡的后果之后，才不得己地屈从，当时的256号专机在黑暗天空中飞行的轨迹，如同一个倒写的大问号。
凌晨1点55分，256号专机在起飞83分钟后，飞越中蒙边境44号界桩，接下来就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飞机起飞时，油料只有12.5吨。经过此段飞行，飞出国境时，机上的油量大约还只剩下5吨，即使在正常情况下，飞机也只能再持续飞行四十分钟。这样的油量肯定飞不到伊尔库茨克，如果继续北飞，再过去就是西伯利亚山林地带，在那一片荒野，夜间进行机场外的迫降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
那么，不去伊尔库茨克，转飞乌兰巴托如何？飞出中国国境的44号界桩时，大约还有510公里才能到达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如果三叉戟飞机一直在9000至10000米的正常高度，也即最省油的经济高度飞行，到达乌兰巴托，或许是勉强可以的。然而，为避免被雷达发现，256号专机始终是在海拔3000米的中低空飞行，耗油量比一万米高空的正常飞行要大很多，至于大多少，飞行员无法掌握，但现有的油量，肯定也到不了乌兰巴托。
由于没有领航员、通讯员与副驾驶员的配合。飞行员甚至不知道飞机场的确切方位。
林彪专机此时所面临的情况是，深更半夜，油量警告，落地无门，联系不通，进退两难，实际上处于迷航状态。唯一的办法，就是利用飞机上那仅有的一点油量，在有限的时间内，在黑暗荒野中寻找到尽可能平坦的降落场地，在凶多吉少的迫降中，寻求一线生机。看来也只能在温都尔汗荒原中，找适合的地方迫降了。
迫降失败是大概率，由于三叉戟飞机机翼在飞机肚子下面。迫降时几乎就是机翼先着地，极易发生侧翻，由于没有副驾驶帮助，完全由一个人操纵大型飞机，既没有地面指示灯导引，又没有平坦的地面，对驾驶员来说，向前飞，必死无疑，现在迫降，也只有万分之一的成功概率。
这就是林立果与叶群鲁莽无知行动造成的残酷的现实。此刻，林立果也不得不同意在温都尔汗的荒野上迫降了。可以说，自256号专机一旦起飞，就注定了整舱人的灭顶之灾。
1971年9月13日凌晨2时27分，在地面滑行了大约二百米后，飞机由尾部触地，这是迫降的必要动作，但由于晚上对地面情况了解困难，着地角度过大，飞机发生向上反弹，反弹后的飞机第二次着陆时，机翼触碰到地面，失去平衡，在地面上跌跌撞撞滑行二百米左右后，再次反弹，飞机翻身碰撞，引起飞机爆炸。由于剩余的油料比驾驶员预估的还要多一些，于是飞机发生大面积的燃烧，强大的冲击力把九人摔出机舱，九人全部在大火燃烧中遇难，遗体散布在一大片原野上，
这整个飞行灾难故事，其实很简单，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林立果命令飞机起飞时，并不知道256号专机里并没有足够飞到苏联的汽油。
而潘景寅则根本不知道林立果计划外逃苏联，他始终以为，反正此行是去广州，飞机里已有的汽油也勉强够用了，实在不行，还可以在中途路过的机场加油，于是强行起飞。
一旦上了天，由于油量不足，只好在蒙古高原沙丘地带冒险迫降。由于前面所述的种种条件，夜间在山地野外迫降成功的概率几乎为零。
于是，温都尔汗就成为林彪一家、随从人员与无辜的机组人员的生命归缩。
人类的历史上有许多重大事件，往往就是由一些当事人想不到的偶然因素的叠加，造成意想不到的结局。
燃料不足，是飞机迫降的根本原因，256号专机前后一共有三次加油机会，但都由于种种偶然小原因，而没有加满，这就决定了林彪全家的命运。让我们看看，这个大事件的小原因，是如何改变了共和国历史的。
首先，在9月12日晚上林立果准备乘256号专机从北京西郊机场，飞往山海关机场以前，飞机在起飞前加油，不一会第一辆油车的油没有了，原来可以让另一部加油车前来输油，把原定的十七吨油加满的。但飞行员认为此次任务是去山海关，只有40分钟航程，现有的十五吨油足够了，所以并没有加足17吨油。（如果加足到17吨。第二天256号专机飞进蒙古领空时，就有14.5吨油，这样的油量足够让驾驶员将飞机安全降落在乌兰巴托机场。）
其次，飞机到了山海关机场后，只剩下12.5吨油了，本来第二天要飞广州，要加油到17吨的，但由于这是256号专机改装后的第一次飞行，其接头与机场加油车的导管不配套，油又没有加成功，潘景寅说，那就算了，明天早上飞行前再加吧。这样，这架从北京飞来的飞机，直到飞往蒙古以前，始终只有12.5吨的汽油。
如果按叶群计划，是第二天早上去广州，那么，潘景寅会于明天一早按程序事先把油装到17吨的。没有料到，林立果与叶群突然当天半夜就北逃，并在11点多通知潘景寅，潘景寅立刻起床，并通知山海关机场调试室加油。当机械师已经爬到机翼上正要加油时，林彪等人仓皇赶到，且严厉命令马上就飞，潘景寅以为此行仍然是去广州，于是就开着只装有12.5吨汽油的飞机勉强上天了。这点汽油量，正是飞机不得不在极端恶劣条件下在蒙古荒野中迫降的原因。
其实，后来人们才知道，温都尔汗附近就有一个小型的军用机场，离飞机失事地的航程只有十分钟距离，但当时在驾驶舱里，望着窗外无边漆黑的潘景寅，又怎么可能知道？即使知道，后果也不会有太大区别，因为那小型机场土石路面上，根本没有地面导向灯，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林彪事件的总结与启迪  

其实，林彪的命运存在着其他多种可能的结局。“九一三”事件是所有可能结局中最坏的一种。在事件发生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存在着避免向最坏方向发展的可能性，但都没有避免。这真像是人们所说的“墨菲效应”：只要事情变坏，以后每一个新发生的环节，总是朝着事物向更坏的方向发展。
—— 林立果要发动政变，并将这一绝密计划于9月7日告诉林豆豆，林豆豆完全可以直接告诉林彪，让林彪知情，林彪可以运用自己的权势，阻止林立果发动政变，并阻止有关方面对林立果的调查。长期蒙混过关当然不可能，但可以隐瞒相当一段时间后才暴露。林彪或许还有可能在此期间体面主动下台，位子肯定不保，但决不会死于温都尔汗。
—— 林豆豆于当天将情况密告警卫长李文普，如果这位警卫长在以后四天时间里，不是极为愚钝地对此事不置可否，而是及时将情况报告8341部队，中央肯定会在第一时间知情，此后有四天时间做各种准备，“九一三”事件也不会发生。
—— 周恩来在9月12日晚上10点多钟得知林豆豆的报告以后，或者11:40分得知林彪即将出发时，如果在以上两个时间中的任何一个时间，能果断发布命令，要求北戴河警卫部队与林办警卫全力阻拦，林彪的座驾根本不可能离开北戴河寓所，即使到达山海关机场，也无法起飞。
—— 即使以上的情况都没有发生，林彪即使能顺利地冲过58号楼的8341部队驻地，如果追赶林彪大红旗座驾的警卫们不是被一列长长的货运火车隔开来，他们肯定会及时赶到山海关机场。他们固然不敢当面拦住林彪，但可以直接拦阻飞机起飞，然后听候中央指示。此时，机场再拿出周恩来指示即“必须四人联合同意才能起飞”的上方宝剑，就起作用了。
—— 如果山海关机场海军部门的汽车提早30秒钟开到跑道上去，并在那里停下来，飞机也不可能起飞。有时，历史的结局往往就取决于30秒钟。
—— 如果此前256号专机在北京机场已经加满了17吨油，林彪飞机起飞后，进入蒙古领空时至少还有14.5吨汽油，飞到乌兰巴托是没有问题的。温都尔汗的离离原上草，就不会有九具遗体了。当然，那将是另一种坏的结局。

尽管这一事件会因各种偶然因素，形成不同的具体结局，但历史学者研究这段历史的目的，并不是像诗人那样，发一通思古之幽情，感叹历史中生命的无常与偶然，而是为了从中吸取对中国人有益的历史启示。这就使我们必须回到宏观的思考中来。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指出，他要研究的是法兰西的历史创造了一个什么样的舞台，让路易·波拿巴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平庸小人物，不自觉地扮演了“英雄”的角色。我们可以通过马克思提供的思维方法与角度，来观察一下文革时代的大格局如何导致“九一三”事件的。
在文革畸形的极左体制的权势庇荫下，林彪权高位重，却又是一个无力看管权力的病夫，极左体制缺乏全面有效的党内监督机制，这种不正常的“权力溢出效应”，让叶群、林立果这样的家庭成员，首先成为这种“权力溢出效应”的“受益者”。
林彪的两重人格，使他在私下里不断把自己对现实的不满灌输给自己儿子，在林彪的权力庇荫下，林立果被推到与他的年龄与经验不相称的高位，并在品尝到权力的过程中，在获得极大的活动空间与地位之后，在乃父的光环下，开始变得权欲熏心，权势膨胀，并充满“格瓦拉”式的暴力激情，成为文革权力场上被催熟的怪胎。
于是，林彪家里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给全家带来灾难的儿子，他的权力地位、野心与相应的能力、知识、经验又极不相称，其阴谋计划幼稚到根本无法推行。而必然失败。林彪最珍爱的正是林立果这个“盒子”，然而这恰恰是一个“潘多拉盒子”，当它被打开以后，林彪未必知情，也无法控制。林彪本人又不得为儿子的弥天大罪承担后果而逃命。
一旦发生突发情况，决策层由于没有掌握足够信息，又难以对具有崇高地位的党的副统帅采取针对性的阻止举措。
驾驶员在极左迷信与盲从的政治气氛中，根本丧失了合理判断与选择的能力。（当然，我们无权要求他有这种能力）
最后，林彪等等乘坐的256号专机因半夜迷航、失油、驾驶失误而迫降失败，机毁人亡。
这就是中国版的“破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故事，由于极左的特殊环境，它更为荒诞，但决不是不可理解。

澄清社会上一些流行的说法

这个五十年前的惊心动魄的故事，现在已经讲完了。行文已经逾四万字，还得花一点笔墨，对半世纪以来社会上流传的一些错误传闻，作一些点评。

其一，为什么不是潘景寅的自杀行动。
有考察过温都尔汗地形的飞行专业人士认为，该地区地势相对平坦，以潘景寅的经验与技术，安全降落应没有问题，且专机上的油没有放完，这是不合飞行手册规定的。于是据此推测，潘景寅是故意采取自杀行动，来阻止林彪的叛国行为的。
关于这一点，只要一句话就可以驳倒了。那就是。在迫降前，机上所有的人都已经脱掉了鞋。飞机坠毁时，鞋和人不在一起。从九具尸体都没有戴手表和穿鞋这一点来看，他们是做了迫降求生的一切准备的。其实真要自杀，潘景寅不需要选择温都尔汗，一个普通的小山头撞上去就够了，从潘景寅遗体看，他临终前表情痛苦，撞山头就不会痛苦了。
   
其二，关于“飞机是被我方导弹打下来的”。  
这也是毫无根据的传言。据说某导弹部队复员者说得有鼻有眼，凿凿有据。
此事件发生两个多月后的1971年11月，蒙古国情报部门对飞机失事原因，进行过实地调查，并写出《查明飞机坠毁原因的报告书》。该调查报告现在已经解密，并翻译出来了，该报告证明，飞机不是被打下来的，而是是自行坠落的。结论如下：“中国256号专机由于飞行员犯下了飞机驾驶错误而坠毁。”
从现有史料来看，当飞机即将出境时，吴法宪就请示过，是不是要把飞机打下来，由于毛泽东与周恩来根本不了解此事件的前因后果，在事情完全搞不清的情况下，连阻拦指令都没敢下，怎么会突然下令击落？这时击落对方，是无法向全国人民交代的。于是只能决定让林彪飞出去了，在当时，这是不得己的决定。毛对此并不满意，但也是无可奈何。所以才说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只能随它去吧”。
直到几天后飞机坠落的消息被确实，毛才十分高兴地说，“林彪帮了我一个大忙”。如果是打下来的，毛就不会感谢林彪“帮了一个大忙”了。

其三，关于“飞机迫降前已经在空中着火”。  
有蒙古当地人回忆称，当天夜间曾用肉眼看到，先是飞机在空中燃烧。然后带着火坠落。这里，让作者引用康廷梓这位权威人士的话来反驳：如果飞机真的在空中已经着火，那就不可能出现带着大火的机体还能继续飞行的情况。三叉戟飞机发动机在机体的尾部，大火不但会引起通往油箱的油管爆炸，也会在短时间内使飞机尾部的操纵舵面失灵，而导致飞机失去平衡无法操纵，三叉戟飞机在空中着火时持续飞行，并启动场外迫降的程序是根本不可能的。康廷梓认为，大功率的两个着陆灯在夜间，对于不熟悉飞机的普通人来说，才能给人以“着火”的感觉。

其四，关于“飞机被定时炸弹引爆而炸毁”。
这种传言认为，周恩来三次接到北戴河警卫报告，都没有直接命令阻拦，并且还让林豆豆一起上飞机，这符合“杀人灭口”的逻辑。并以此断言周是在毛的授意下，派人在飞机上安放了“定时炸弹“。这是所有传闻中流布最广，影响最大的。但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首先，从时间上来说，周恩来得知，林彪将在第二天早上飞广州，是在9月12日晚上10:30前后，此时离林彪专机于12:32起飞，不过二小时。要安放“定时炸弹”，先要物色合适的人选，再由该人在半夜把炸弹从中国某地仓库里取出，再运送到离北京350公里以外的山海关机场，再越过机场极其严密的防控警卫（当天晚上山海关机场海军警卫严格到什么程度？据当事人日后回忆，当天晚上值班的警卫全由排级以上干部担任）进入飞机停机坪。还要再设法另配钥匙，钥匙还可能不止一把，才能把飞机门打开，再放入定时炸弹，仅有的两小时时间内，有可能做到吗？
退一万步来说，从逻辑上分析，由于周恩来只知道飞机的目的地是广州，因此，即使要安置“定时爆炸”时间，合理的爆炸时间也应该设置在9月13日上午某个时段，即设定在飞机13日上午起飞后，前往广州的飞行途中，而不可能是13日凌晨两点多钟，即256号专机坠毁的时间。
再说，对共和国的副统帅通过“定时炸弹”予以处决，如何向全国人民交代？而且，《五七一工程纪要》这份反革命文件，是在林彪事件发生几周后，才被发现者上交的，毛与周在事发当时根本不知道这样严重的情况，凭什么要暗杀对方？
更何况，众所周知，中共革命从来并没有暗杀政敌的传统，革命政权有着强大的意识形态正当性与话语解释权，可以从容地对政敌进行“阶级敌人”的意识形态定位，根本无须采取暗杀这种独裁政权才采取的办法。
   
其五，关于黑匣子。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当时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外交人员孙一先等与蒙古国人员交涉时，从来没有向对方提到黑匣子，他们回忆说，这是因为国内从来没有对他们有这方面的指示，所以也不知道飞机失事后，首先要找黑匣子。
这些都是事实。中国人为什么不要黑匣子？为什么从来没有找过黑匣子？为什么不向据说黑匣子的保藏者苏联要回黑匣子？
其实问题再简单不过了，根据256号专机副驾驶员康廷梓的回忆，连他这样的副驾驶员，当年也从来没有听说过黑匣子。他认为，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飞行界，根本没有黑匣子的概念。即使这架飞机原来安装有黑匣子，但从巴基斯坦当作二手货转买来时，巴基斯坦也没有告诉中国接收人员这方面的任何情况。正因为如此，黑匣子即使有，也没有意义。因为没有使用过，所以其中也不会有任何信息。
也有飞行界专业人士称，只有后来生产的新版E型三叉戟才装有黑匣子，256号专机则是老款的三叉戟。这样就能解释，巴基斯坦为什么没有告诉中国接受方有关黑匣子的事。关于黑匣子的事，学术界与社会各界可以就此打住，以后再也不必争论不休了。
   
其六，所谓“潘景寅在周恩来指示下让飞机故意失事”。
这是网上流传甚广的一种传言。网上还有所谓的“黑匣子录音被破译”的新闻，这更是不值一提的无稽之谈。
其实，根据潘景寅家属回忆，潘景寅在家里得到机场电话，去机场以前，根本不知道这是他人生最后一次出门。9月12日傍晚临走时，他刚把饺子包好，还来不及煮，他还对妻子说，这次去山海关，往返时间不长，说不定晚上还会回来，那时再煮饺子。遗憾的是，他已经葬身于蒙古荒漠，永远无法回家吃他刚包好的饺子了。

中国的历史由此走向新的转折

“九一三”事件发生几天后，在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总理在政治局与军委负责人出席的会议上，宣布完林彪的死讯后，就叫汪东兴立即到中南海去。没有多久。汪东兴返回，说毛泽东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也举行了庆祝，还很高兴地喝了酒。然后汪东兴传达了毛泽东刚作的指示:“主席说要感谢林彪，感谢林彪为我帮了一个大忙! 这件事情的开始和结束，都由他自己解决了，把问题全部处理好了。为林彪的死干杯!”
这就可以理解，正如有当事人在回忆中所指出的，为什么周恩来的处理瑕疵，毛泽东没有问责，因为林彪之死确实有有利的一面。
毛泽东对林彪事件，也有内心复杂的矛盾，林彪之死，与他在南巡讲话中点了林彪的名有关。他也私下里考虑过，是不是当时有更好的办法。
“九一三”事件发生25天以后，在10月8日毛泽东接见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Haile Selassie I）前，时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见到毛泽东，发现老人家已经是满脸倦容。毛缓慢地说:“治病救人嘛，有病也不让治。”
他还说：“原来中央准备在三中全会时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准备安排林彪的工作的。”
事件发生二十多天以后的毛泽东，心情是十分复杂矛盾的，人的感情就是这样复杂，毕竟林彪是出生入死的共和国功臣，是帮他打下天下的老部下，老人家一定还会想起，他进入北京城以后，林彪还风尘仆仆地从北京出发，前往华中、华南，指挥四野将士解放全中国，当时与林彪在京告别的情景，毛泽东一定历历在目。他又联想到另一个与林彪命运相似的人。他说:“高岗不自杀，也准备安排他的工作。”
吴德感叹说，显然，关于林彪之事，毛主席到这时还没放下，甚至还困扰着他。（吴德：《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149页。）
其实，毛泽东的意思是，他对林彪是“治病救人”的，而林彪却不让他治病。在老人家心里，他想说的是：“林彪呵林彪，你何必出此下策，化为异邦的离离原上草，九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对你是另有安排的。即使你退下来，还是可以安度晚年的。”
毛内心的苦痛也表现在身体上。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明显感到，老人家加速衰老了。“九一三”事件后，一连几个月，他烦燥不安，骂人，摔东西，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甚至不想见任何人，面孔一直板着，不再像以前主动说话。（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第177-186。）
到1972年1月中旬，毛突然休克，“差点被死神拽走”。（李静主编：《实话实说丰泽园》，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第446页）可见，林彪事件对毛老人家的打击还是很大的。
时任副总理纪登奎回忆，周恩来在得知林彪飞机坠落之后，在人民大会堂，突然情绪失控，忍不住痛哭起来，弄得纪登奎特别紧张，他对周说，林彪死了，这是好事呵。周边哭边说：“你们不懂，你们不懂。”
周恩来这样情绪失控，原因一定很复杂，这既包括他对林彪的多年战友情感，也包括别一种担忧。他预感到林彪系的人从此将永远退出中国高层政治舞台，他在应对江青势力越来越嚣张跋扈的过程中，将更为步履为艰，陷入更为困难的境地。在文革的高层政治中，已经没有可以实现平衡的力量了。
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从中短期来看，林彪事件反而让江青的极左势力，进一步坐大。此后五年，是周恩来最困难的时期。
然而，从更为宏观的历史来看，另一种更为强大的历史潮流，也在社会上暗暗涌动：毛以大政治家的无畏姿态，决定把《五七一工程纪要》这份极其反动的罪证资料向全社会公布，这让人们在反思林彪事件的同时，也进一步对文化大革命本身进行深入的反思。
林彪事件，对深受文革极左思潮困扰的中国人，产生了震憾性冲击，从此以后，思想觉醒的暗流在社会各阶层中形成，从长远来看，它是全民性的文革神话破灭的起始点。
这种大反思，在五年后追悼周恩来逝世的群众性运动中达到高潮。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即将到来，中国人民满怀新希望的日子也即将到来。
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历史已经向前发展，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与林彪事件的、满目人苍夷的共和国，已经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发展得更为富有生气、强大与稳健。
在人类进步的长途中，每个民族在争取进步的漫长历程中，都会经历失败、挫折与灾难，然而，所有这些也可以转化为这个民族的经验资源，如果理性地加以认识和发掘，那些失败、挫折与灾难，也会变为滋养这个民族理性能力的营养，让这个民族变得更为成熟。
在林彪事件发生五十周年来临之际，中国人可以从这样的反思中获益。

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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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蜀 ：对萧文意见


因这段时间一直在忙于编辑明年一月的刊物，所以没顾得上对萧功秦兄的大作回复读后意见。其实在萧兄将全文发到群里之前，已有一位远在海外的朋友将其中的第一部分发我看了，当时就对朋友简单谈了点意见。在群里看到全文后，因太长，只是略作浏览而未细读，基本也还是那些看法。

若从好的方面说，萧文可读性较强，没有那种故作高深的文字（如二十多年前曾被王蒙嘲讽过的那种把“闻花香”这样一个简单明白的动作硬要转弯抹角说成“主体对客体的什么什么的审美观照”之类），有些内容读来还引人入胜，这样的写法一直是我所赞同的，我在退休前作《红岩春秋》编辑时，就一直致力于党史文章通俗化以尽量吸引更多读者的工作。在这一方面，萧兄的文章写法是应能获得较多读者关注的。

另一方面，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又感到没多少新东西。而主要的问题，是研究历史还是要以具体的史料为重，不应对一些尚不清楚、缺乏史料的历史细节进行主观的推断甚至猜想，不应去设想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或代替历史人物说出无人见证的当时的话。如果一些重要的历史细节都只能以推断、猜想的文字来描述，那么整个历史叙述就很难让人信服了。你可以这样推断，他不可以那样推断?

还有就是从文章可以看出作者对有关史实了解与掌握还不够充分，并未做到“最全面”。比如文章还把1971年“五一”天安门城楼上林“不辞而别”拿来作为毛林交恶的重要证据大讲，其实那已经被澄清是新华社记者杜修贤的失实回忆，不是史实。我在六年前的《昨天》39期上就发过张光渝（煤炭部长张霖之的儿子）写的有关文章，其他地方也有文章谈过这一问题。
萧文有的表述也不够准确，如说“林彪系四大爱将邱会作、吴法宪、李作鹏、黄永胜等人的回忆录，已经在海外出版”，黄的回忆录出版了吗?

另外有一题外的话，就是看到群里有人说这个群里有研究林案的“顶级专家”、“大佬”，这样说不好，会使得有的确有研究的朋友不好出面发表意见了，谁愿意让人以为是在跳出来“对号入座”?大家都是对文革研究有兴趣的群友，不必这样客套。

此前那位海外朋友将萧文第一部分发我看时，就说可能与你对林案的看法不一样。我就告诉他，其实我对林案说不上有什么看法，只是因为帮助王年一老师写过两三篇有关林案的文章，就让一些人有了个错觉，其实那只是为了帮助已经因脑梗后半身瘫痪的王年一老师能完成他想写而无法写出的文章，给他做些秘书的或编辑的工作。我的个人兴趣并不在此，一是觉得档案不解密之前，对许多高层情况无从了解，也就无法进行有效的研究，不想在这方面浪费精力与时间；二是我对文革历史的主要兴趣是在群众组织（主要是造反派群众组织）方面。因此，对林案的研究，我并无什么固定的个人观点，也不会因此而排斥不同观点的研究。

我还是要再强调一下在《昨天》发刊词中提到的傅斯年的说法：“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本是史料学”，“史学只是史料学”。在档案不解密的情况下，我们急需做的应是尽力抢救民间的史料与亲历者的回忆。

Gowest

　　　　　　　　　关于盗书《林彪事件：知情者证词》的声明

　　　　　　　　　　　　　　　　·舒　云·

《文革博物馆通讯》编辑：

　　您好，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１、２２日出版的文革博物馆通讯（一〇八三）〔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二五一期（zk２０１２c）〕和文革博物馆通讯（一〇八四）〔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二五二期（zk２０１２d）〕连载了萧功秦《林彪事件再考察》，其中主要引用《林彪事件：知情者证词》是一本盗书，盗窃了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请刊登此信，以正视听。

　　《林彪事件再考察》作者自称：“有幸读到过一本林彪事件一百多个当事人的访谈纪录汇集，该书还详细标明了访谈人与当事人谈话的时间、地点。”这就是他十数次引用的《林彪事件：知情者证词》，作者冼维月，出版社为香港人民出版社，定价港币１２０元，新台币３５０元。盗书只有书名、出版社和定价，没有版权页，没有国际统一书号（ISBN），也没有出版社地址和电话。甚至封面和封二也不一致，封面是冼维月编纂，封二是冼维月著。此盗书没有经作者舒云授权，不仅改了书名，也改了作者名，将舒云改成冼维月。序的作者王年一的内容保留，但把里面提到作者舒云的地方全删掉了。香港没有香港人民出版社，所以盗书贼伪造了出版社，却不敢写上出版社地址和电话，同时还伪造了作者名，卑劣可见一斑。

　　２００６年５月１日盗书在香港售卖，５月１９日作者舒云有一个公开声明，称“香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林彪事件：知情者证词》一书是彻头彻尾的伪书，希望大家不要购买。作者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利。”此后，该书销声匿迹，所有研究林彪事件的学者都没有引用过盗书《林彪事件：知情者证词》。然而十四年后《林彪事件再考察》却引用了盗书。因为作者此前对林彪事件没有研究，但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应该具有辨识盗书的常识。香港图书的版权页并不统一，但肯定要有国际标准书号（ISBN）。而这本盗书没有版权页，没有国际统一书号，没有出版时间，也没有出版社地址和电话。不要说历史学家，就是普通人，也应该能分辨出这是一本盗书。更加奇怪的是，盗书并没有出版时间，而《再考察》作者怎么给盗书安上了出版时间呢？

◇　２００６年５月１９日舒云公开声明

　　我研究林彪事件２０年了。１９８７年５月，我调到聂帅传记组，负责撰写建国初期和“文化大革命”两章。采访中，听一些老同志谈了对《聂荣臻回忆录》的看法，使我对“文革”中的九一三事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２０年来，我陆续采访了几十位九一三事件的目击者，并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写出了很多有关九一三事件的文章。《噩梦九一三》发表在湖北文联的《报告文学》２００２年９、１２期。被选进中国作协编的《２００２年报告文学精品选》。《九一三事件真相探微》发表在《时代文学》２００３年２、３期。《再探五七一工程之谜》发在《时代文学》２００４年第４期。《作家文摘》连载，读者反响强烈。２００４年９月１５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开始连载。此文第一次把毛泽东南巡和林立果的一系列行动联系起来，从中发现了重大的秘密。党史专家王年一认为，《再探五七一工程之谜》是个突破。《林彪座机坠毁前后的空军指挥所》发在《党史博览》２００４年第１２期。《作家文摘》选载。此文揭开了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日夜，叶群为什么在周恩来打电话后半个小时才逃向山海关机场。《揭开庐山真面目》发表在《时代文学》２００５年第１、２期。此文详细揭开了庐山上“国家主席”引发的一系列之谜，也被上海《解放日报》连载。《李雪峰和九届二中全会》发表在《党史博览》２００５年第２月，详细披露了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的内幕。以上几篇关于九一三事件的文章都引起强烈反响。我还写过一本《林彪事件百问百答》。２００５年，在补充采访后，我在２０年九一三事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出《再探林彪事件真相》（暂用名）这本书。却没想到此书的出版多灾多难。从１９７４年开始发表作品以来，我已经出版十几本书了。自以为经历了形形色色的盗版，却从来没想到我的这本书会在光天化日之下遭遇文化流氓。２００６年５月１日，我的书在香港出版了。书名改成《林彪事件知情者证词》，作者改为冼维月，出版者为香港人民出版社。没有经过我的同意，没有签合同，我的书就这样被明目张胆地篡改了！我在此保留对盗书《林彪事件：知情者证词》的法律权利，同时请读者不要购买和传播盗书。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０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