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乐天：书信里的隐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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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復旦大学本科一年级的书院研讨课中，有一门名叫「书信里的中国人」的课程非常受欢迎。这门课没有固定教材，也不依循传统的讲授模式。授课教师张乐天会抱来50年前的厚厚一沓书信，让大家围坐成一圈读信。

张乐天 復旦大学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张乐天 復旦大学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张乐天是復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的教授，也是「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的发起人和引领者。所谓的社会生活资料就是包括书信在内的各种文件档案（个人日记、工作笔记、单位账目等）。他收集的书信资料时间跨度从1949年到2000年前后，是2010年陆续收集来的，正式收集是在2012年，到现在已超过35万封了。

张乐天对书信情有独锺。他对本刊记者表示：「书信最能够体现和反映中国人的道德感和价值观。」书信亦让他找到探视中国特定时期历史面貌的全新途径，通过书信品读中国人和中国历史，让人感到丰饶、鲜活，而又多趣。以下为访谈实录。

历史不只是几个领袖的话语和实践

多维：从社会生活资料，特别是从书信中梳理、品读中国特定时期的历史，是一种全新的方式和体验，而对于这些资料的收集整理也绝非易事。请问是什么促发您决定开启这项工程，您又是如何看到书信承载历史的可能性？

张乐天：我1988年到农村去做人民公社调查研究的时候，第一次发现中国基层社会有那么多的第一手资料。而触动我去做社会生活资料中心的是因为《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这本书获奖。我回来就向学校提建议，说是不是可以做这个中心出来，因为中国是全世界生产民间资料最多的国家，由于解放之后中国的特殊道路，包括人民公社、政治运动等等，所以有大量的文字留下来，而这些文字没有被纳入我们研究的视野当中。

当然这个想法背后有一个哲学或者说是历史观的背景。一个基本点认为，这个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不只是几个领袖的话语或实践，而是人民大众的实践。如果要从唯物史观出发去研究这个问题，那就必须搞清老百姓真实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而且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中国一批最优秀的年轻人，在中国读完小学、中学然后升入像復旦这样的大学，之后再去美国、欧洲留学，最后由他们来说中国，其实他们不懂中国，因为没有一个地方能让他们看到中国老百姓的故事。

像我这样的学者对一件事有点耿耿于怀，为什么中国的事情外国人说得最好？在我看来，即使现在最一流的西方学者说中国故事，也还是有很多问题的，他们的高明在于他们是真的到基层去搞最基本的资料，即使这样，说中国也是有偏差的。原因在于，他们也看不到中国底层老百姓的世界。

所以我想要做这样一个平台，让人们看到中国老百姓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发生的故事。

多维：社会生活资料的门类众多，收集起来是一个繁杂的系统工程。您是怎么把关注点聚焦到书信上的，搜集的过程中有哪些体会？

张乐天：我向学校提出建议后，很快得到了同意。第二年，我被给予了一个「国家重大项目」，就是搜集民间资料。建立渠道以后，下面的人问我要收集什么，我说凡是民间手写的就都收上来。很偶然的机会我收到了国家某部委里两个人的通信，而且是不同时期的。有700多封信，从1961年到1987年。这个真的没想到能收到，因为书信是比较私人化，再一个能被长期保留的书信並不多。

1957年，甘肃兰州，邮递员正向人们派发信件。在这种具有仪式感的情感互达过程中，对应历史时期的真实图景也被鲜活地记录下来。1957年，甘肃兰州，邮递员正向人们派发信件。在这种具有仪式感的情感互达过程中，对应历史时期的真实图景也被鲜活地记录下来。
于是我就提议要关注书信，但是书信的收集是有特殊性的。第一，要么收不到，要收就要成系统，因为一封信丢出去一定会毁掉。第二，书信的大量生产是在没有其他任何交流条件和手段的背景下产生的。因为没有其他信息来源，书信就有了信息的完整性，两个人要把彼此的情况介绍得很详细，否则都不清楚对方发生了什么事。第三，书信是最能反映人的道德和心理的，这是其他任何资料都不足以展现的。第四，书信最能反映不同时期人们价值观的状态。怎么看待国家、集体、家庭、亲情这些东西。所以我就觉得书信是一种特别宝贵的资料。

我为什么对这项工作充满热情，这几年做下来，我越来越发现，这些基础资料让我们（包括解放前出生的人）看到了之前没有关注到的，甚至完全看不到的那种中国图景。

对我来说，书信也提供了另外一种对于中国的理解，而这种理解，没有书信的帮助我很难做到。

多维：当时对书信的检查有没有可能影响人们的文字表达，从而影响书信作为史料的可靠性？

张乐天：我这个人家庭出身不好，我这辈子以及我认识的所有人没有遇到书信被检查的情况。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时，有位学者朋友提到他上世纪80年代就是国安局的，他说当时的书信检查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广州的一个国安局，一天检查的书信差不多有像餐巾纸大小的小盒子，拆开容易粘上难。因为私拆书信，华师大还有被枪毙的，影响很大。绝大部分书信不会被拆，写信的人也不会想到这一点从而影响表述。

书信中人物与特殊年代间的张力

多维：在您收集到的书信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写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在今天看来，那是一个充满了矛盾和张力的历史时期，而从书信中我们也看到被打倒的「黑五类」，有很多人不但不仇视新的社会秩序和阶级划分，反而热情地拥抱新中国，积极地「改造」自己，可以看出个体身上同样存在矛盾和张力。您是如何理解这种张力的？

张乐天：我们可以从书信和日记当中看到，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充满张力的时代。从宏观来说，中国的解放，中国共产党引进了一套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建构了一套社会主义制度。可谓从外面引进的意识形态创造出来的一种理想化社会，嵌入到中国传统社会当中。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套东西在多大程度上会成为中国人的东西，这与中国原来这片土地之间是有张力的。阅读书信让我看到这种宏观张力的原因和根基在哪里，这里面涉及到对于解放以后中国民间社会的一个基础性瞭解。

如果说解放以后工人阶级佔了主导地位，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那么可以认为中国共产党改造了传统社会。这里面一个核心的问题是，中国的传统社会、传统道德，在解放以前是由民间的绅士，小有财产但更有声望的那批人支撑着社会道德和社会秩序的基本点。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书信用纸比较粗糙，但上面的印花都别具特色。字里行间可见，在那样艰难的岁月中，中国人仍保持着犟烈的家庭观念与血脉深情。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书信用纸比较粗糙，但上面的印花都别具特色。字里行间可见，在那样艰难的岁月中，中国人仍保持着犟烈的家庭观念与血脉深情。
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点是与宗族相关的，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整套人情礼仪，这是中国社会得以长期维繫的基础。假如说维繫传统秩序、道德的那些人在解放以后被打倒了，这些人所代表的整个阶层是否还以传统的方式生活，这个很重要，因为另外一些人不是真正的道德支点。

原来中国很难找到资料来瞭解被打倒的阶层家庭的真实生活，但书信里面就提供了一个答案，书信的一个特点和缺点在于必须是有文化的人来写，特别是50年代、60年代的书信，写作的人往往就是被打倒的那批人的子女，因为农民的子女还来不及读书。

所以我们就有机会看到一个曾经被边缘化的群体在毛泽东时代全部的故事，非常生动。

多维：能否结合书信中的具体案例进行说明？

张乐天：我这边有无锡一个富农家庭五个儿子之间的通信，非常详细。从60年代到80年代整个的通信，其中大儿子还是清华大学毕业的，50年代他就在清华大学了。还有长沙郊区一个资本家家庭六个姐妹之间的通信，也有20年的跨度。

整个这些通信给我们非常犟烈的感受，就是在毛泽东时代，尽管流行的话语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那种意识形态，但实际上人们的生活，以及在生活当中建构起来的人际关系的特点等等，仍然是传统的。

书信中可以感受到上层的那些东西和传统之间的张力。比如信中有体现一个富农的家庭怎么小心翼翼地处理他们的财产，富农的家庭被批斗的时候其他人怎么处置，包括表达纠结于家庭出身不好，入团入不了，以及很多类似的愁绪。

多维：刚才从宏观层面讨论了张力的来源，能否请您结合书信当中的具体例子从微观层面、尤其从黑五类这个群体讨论该问题？

张乐天：微观上，通过书信你会由衷地感慨于当年那些人内心时时产生的冲突和张力。比如家庭成分不好，想入团，一次一次作检查都通不过，再比如三反五反的时候，让一个人去反对他的父亲，他怎么办。还有一个大学生，班级里面都是革命的气氛，要求他与自己的父亲决裂，他内心相当矛盾、挣扎。所以可以看出每个人内心的这种张力。

黑五类的真实状态比书信中反映出来的还要严峻，他们要面对黑五类这个标籤对其人生的巨大影响，比如找对象很难、升学很难。他们主要是靠家庭、家族成员间的相互支持，才得以在当时那个历史时期生存和延续。

虽然黑五类处在当时社会的边缘，受到诸多不公正的对待，但他们仍然对文化知识十分执着。我这里有江苏农村五个兄弟间互相勉励考取大学的书信，也有湖北两姐妹的通信都能反映这份执着。其实毛泽东时代也就那么几年，好的传统一直没有中断。

「黑五类」在特定历史时期艰难求生，他们被时代改造，书信和笔记中藏着家国命途。「黑五类」在特定历史时期艰难求生，他们被时代改造，书信和笔记中藏着家国命途。
我从书信中还读出一个非常宏观的东西，共产党想要推翻蒋介石，需要依靠工人农民，因为要打仗。但要管理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时候，需要的是知识分子，特别是年轻知识分子，而五六十年代的年轻知识分子，有相当一部分肯定是「出身」不好的。

一方面这些年轻知识分子会挣扎，另一方面他们也愿意跟从共产党，而且在共产党的背景下改造自己。

「黑五类」的求生之路

多维：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黑五类对中共及其意识形态的拥护是否被某种社会运动的狂热裹挟，或者是出于自保？

张乐天：黑五类对共产党的拥护、自保和被煽动的狂热情绪並存。狂热本身其实是在特定情况下，社会权利的重新分配，实际上即使家庭出身好的人，也是在这种语境下，这种文化环境下，希望能够更有面子更有权力。出身不好的人会有自保成分，但同时也希望能在这个条件下谋求社会地位。

比如宣佈与父亲决裂，那么至少不会受到批判。在一个小的范围内，实际上社会权利的分配永远是不均等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的东西都是跟个体或者社会权利的博弈相关，这种狂热、这种表达，都是一种争取权利的手段，而这种手段人人都用，就变成了所谓的「红海洋」。

你会发现，从土地改革开始，中国的革命运动与认同的相关性很小，一个不识字的农民，甚至高中生、大学生，对毛泽东思想那一套意识形态瞭解能有多少，但是他们会支持。

他们支持的背景和原因就是国家制造了一个特殊的社会场景，人们意识到在里面如何行动才能更有权利，更有个人利益。

农民懂什么革命道理？他们只知道在土改中打地主能获得好处。甚至好处和坏处都让位与另外一个东西：怎么样做更有面子。好处和坏处是很难衡量的，但这么做可以得到尊重。这是中国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农民不会考虑理解什么东西，他们不是理性地去认同，而是盲目地（也许不盲目）去在一定背景下进行活动。

总体来说，黑五类就是以传统的方式通过互相支持来维繫着这样一种活法，然后尽管受到冲击，总的倾向还是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整个的拥护方式也是导致灾难和批判他人的。

多维：也就是说，历史的灾难並不单纯是某一个领导人的责任。

张乐天：是的，把一切归结给毛是不对的，不是一两个人的原因造成当时的灾难，每个人身上都有传统文化的烙印。

当我们说张力的时候又有一点很奇怪，就是对比现在的话，毛泽东时代的人似乎比现在的人更有理想。这里我们需要关注到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那种革命的话语，嵌入到中国社会的这些东西，经过仔细辨识可以发现，之所以能够嵌入，之所以能够以这样的语言在这样的背景下维持一个秩序，恰恰是因为嵌入的那些意识形态，嵌入的那些制度方式，与传统之间有着同构性。

中国大陆文革时期，批斗成风，个体的价值观念被一种狂热和自保情绪裹挟，盲目也许不盲目地进行活动。中国大陆文革时期，批斗成风，个体的价值观念被一种狂热和自保情绪裹挟，盲目也许不盲目地进行活动。
首先，中国人是需要信仰对象的，我当年调研的时候问当地人，你们不是一天到晚拜佛吗，菩萨是很神圣的，但是50年代的时候中国是要打掉菩萨的，那个人说了这样一句话：「毛主席来了，真命天子啊！」这就体现了同构性。

中国人是可以为别人、信仰放弃自己的，所以他能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树一个东西让每个人都放弃自己。

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同构性是，你会深深感慨于毛泽东时代与中国农民文化、村落文化之间的一种关联。对这种村落文化在缺少批判的前提下，农民和带有农村文化烙印的知识分子是会接受那种意识形态的，这里面涉及到一个人际关系的区分，区分我群体和他群体，我群体当中的人可以被当作人来对待，他群体当中的人可以不当他是人。

这与原来以阶级斗争为纲当中的一条非常吻合，叫分清敌我。一旦变成敌人，打他是合理的，而且越打得狠越革命，这就导致了中国四清、反右、文革当中大量的灾难，而且每个人都要积极表现，与阶级敌人划清界限。所以当时发生很多人间惨剧，这是这种意识形态造成的，而这种意识形态是村落的意识形态。

村落会一致对外，村落内部也有自己的道德观，比如一个女人违反三从四德是可以被沉江的，村民都不觉得有问题。

这种价值观和道德观，传统和高层意识形态的同构性给人带来了一种心灵上的安宁，不会浮躁，认为这是理想。

献身毛主席就像献身菩萨，打阶级敌人，就像打村落里的坏人，人们不会感到生命没有希望，相反生命就是这么展开的。

假如说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与传统有同构性的话，为什么邓小平一上来就把那个东西推翻掉了，书信让我发现，实际上7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民间开始不断出现一种「去革命」的思潮。

多维：这种「去革命」思潮在书信中是如何体现的？

张乐天：从书信里看出，这种去革命的思潮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申诉，当年被打倒的人、错划成他群体的人，要申述说是当时搞错了。申诉是什么，申诉是对曾经一场场革命的否定，是去革命。二是揭发，比如某某现在是公社党委副书记，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经打人，这种揭发也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

多维：这里面有没有直接抨击领袖，表达不满情绪的？

张乐天：这是受到意识形态的误导。文化大革命中批斗一个人可能就只有两天，一般人的大部分时间接受宏观的政治观念极少，没那么多观念的。书信中你会看到要求入团入党这些问题，谁会评价毛主席。

毛主席伟大、万寿无疆是仪式性的。我们对毛泽东时代的误解是把表面上那种场景性的东西当成日常生活本身。那时，人们的生活也是琐碎的、日常的柴米油盐。而这些东西恰恰构成了社会生活的主体，和人们影响历史的主体。书信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反映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70年代，人民公社社员按上级部署绘制政治壁画，「浓墨重彩」当中埋下了「去革命」的种子。70年代，人民公社社员按上级部署绘制政治壁画，「浓墨重彩」当中埋下了「去革命」的种子。
继续谈谈去革命的问题。在70年代中期特别是80年代初期以后，大量的申诉、揭发的故事发生的话，实际上是民间在建构着改革开放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前提。

中国社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上层的话语与下面是脱节的，微观的书信能够很好地为我们提供对宏观中国社会发展的理解。

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大发展，人却活得飘浮起来了？原因在于，毛泽东时代，尽管用的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的理念，但是他这一套东西与传统之间是有切合的，而且毛泽东时代的制度建构就是让传统更传统。

让每一个农民都生活在村落里，让生活在村落里的农民比以前更多地参与生产劳作，甚至把上海这样的城市也变得更传统，因为单位实际上相当于在城市中建构了一个一个的村落。在城市这样的陌生人社会当中，建构了一个一个的熟人社会。

改革开放，经济的发展在几个方面让中国人离开了传统。一是人口大流动，传统是以熟人社会的形式保存，人口大流动迅速地把熟人社会原来约束人的同时给人以安宁的那种社会机制消解了，每个人都被抛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当中去。

第二，改革开放让人们脱离了原先维繫生计的基本生产活动，很多人脱离了传统农业，而进入到工业和商业当中去。所以我说，改革开放是开启了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而这种转型又因为西方意识形态的进入，以及后发国家的特点，导致中国人不可能以传统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道德观作为基础来支撑现在新的人际关系和生产方式。

经济的迅速发展让文化、道德、价值远远滞后，加上美国的消费主义介入，中国人心里安宁的基本点缺失了。中国的发展太快了，而文化学术界无法开展自由的反思。价值观一下子变得多元、复杂，让人无所适从。

传统价值观念的现代性转型

多维：那么您认为，中国人如何在这种纷乱的价值形态中找到身心安宁的基点？

张乐天：人们一直会问，中国有没有可能建设一种类似西方自由、平等博爱之类的基础性的、中国的价值观。我对这种可能性的回答是：也许有，但是我们对思考这种价值观可能性的路径是错误的，我们试图从孔孟当中、儒家文化当中去寻找，而孔孟、道家文化的流行，是作为不同时期的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存在的，不一定就是人们安身立命基点的那种民间的东西。

所以我认为中国人是要有一种价值观的，但要从人们的社会实践当中去寻找。中国历史上战乱发生很频繁，但是任何民族入侵不是用自己的文化改变了这片土地，而是被这片土地同化，就像在美国和欧洲的华人，即使生活了好几代，还是和当地人不一样。

所以我相信有些东西是可以留下的，而留下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从书信上可以找到答案。因为书信不单单是一个人的心灵书写，还包括怎么处理人际关系。所以我觉得可以从书信以及生活史的资料中找到那些长期支持着中国人生活的东西。

单单是书信还不够，我们还要倡导到生活中去的田野调查。我与香港的学者交流的时候，对方说即使今天到香港原来是农村的地方去，他都可以发现明代的很多东西，而重要的是，它不以文字的方式存在，而是以人们互动的方式存在。

以行为的方式存在，是可以超越意识形态的。我记得在文化大革命最高潮的时候，我到故乡农村调研，隔壁的一个舅舅去世，葬礼习俗依然保存传统。

即便在那样一个特殊时期，一些传统的东西或者说被当时打压的东西，在民间仍有旺盛的生命力，所以我认为书信中包含着中国人最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或者说是美德。

改革开放启动了中国的现代性过程，传统的价值观如果在今天去倡导，那么我们必须认清一个概念，就是「中华美德的现代性转型」。

多维：我知道这个转型的概念是由您提出的，在您看来中华美德的现代性转型意味着什么，其中有哪些意涵？

张乐天：中华美德在今天肯定不会以传统的方式存在和传承。现代性转型意味着什么，就是原来在传统当中不那么重要的东西，现在变得很重要，比如宽容。

传统美德当中的一般性内容现在被凸显出来，有些原来重要的内容，比如人情，现在可能会局限在某个范围内。又比方说「互惠」，其实行贿受贿的双方有一些都是好人，错就错在他们还是以传统的方式办事，你帮我赚了100万，我不给你5万怎么都不会安心。这就是很典型的、需要转型的传统观念。

从契约到人情，人情以及现代的表达方式。家庭、亲子关系怎么处置，看信里面怎么反映这个问题。这不仅仅是讨论道德和价值观的问题，也是新时期理解中国的一个关键点和核心点。

1984年的中国並不是乔治．奥威尔笔下的乌托邦，在经历长期的压抑和迷茫之后，中国人渐趋觉醒。1984年的中国並不是乔治．奥威尔笔下的乌托邦，在经历长期的压抑和迷茫之后，中国人渐趋觉醒。
《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那本书出版以后，我很多年都没有对村落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原因是以前我只调查一个村落就可以作为研究人民公社的样板，因为毛泽东时代是中央统一的制度，非常犟有力地嵌入到全国每一个农村，所有的人民公社都是一样的。现在不同了，现在的村落差异性太大，不同地域有很大不同。

我认为理解中国社会，毛泽东时代的一个关键词是制度，改革开放时代的关键词是人的转型。改革开放开启了一个绝大多数人不知该怎么面对陌生人社会的时代，这使大部分人不得不以新的方式适应新的社会，这个新的方式与人的转型相关联。

中华美德的现代性转型的题目下，隐藏着对传统道德的批判，传统道德是导致社会灾难的一个深层次原因，比如把人进行阶级划分，搞个人崇拜。

不进行冷静的好好的反思，这些东西在今天社会还会重新出现。我们传统的道德里面缺少对人普世价值观的关照，而这是现代性转型中需要的。

多维：我们瞭解到，在您收集的书信中有很多反映当时人们爱情交往的细节，这些细节亲切而动人。比照今昔，您对爱情与时代关系的理解是否也发生变化？

张乐天：纯粹的爱情永远会被打上时代烙印，书信使我们有机会看到超越时代的多样化的中国人的爱。50年代，总政文工团的一个人，他妻子是中学教师，我从他的书信中第一次看到中国组成家庭后的夫妻之间还会那样热恋。他只要出去马上就会给老婆写信，两天不见老婆的信就会焦躁不安，拿到老婆的信放在胸口才能睡着。

三年自然灾害，中国人的性欲都没了，但我收集到了60年代两位北京运输工人的这样一组书信。第一封是男人追求一个女人，他精心选择了信纸，虽然纸张非常差，黄的，但上面印着花，然后写诗，双方家庭都不大同意他们俩结合，那个女人文化程度很低，写的句子都不通顺，很多错别字，也没有标点符号，但是从两个人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运输工人也有热恋。

另一封信完全出乎意料，这个人1947年结婚，有两个小孩，1951年他与另外一个女人相好，1953年，另外一个女人就成为了他的小三。然后他和这个小三一直通信通到80年代，一直维持着这种特殊的关系。从信里可以感受到这种关系维持的不易，他们老是写「好好活下去」。所以从书信里看出，中国人的爱情生活是如此的丰富多彩和多样化。

从希望到希望的过程

多维：通过对书信的阅读，您觉得中共凭什么可以在建国后迅速建立国家秩序？

张乐天：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在于，能在解放初期，很短的时间内带给人民以希望。这种希望包括最初建立秩序，包括共产党树立的道德威望，这些都和人们所相信的美好的东西联繫在一起。

当然毛的形象也是很核心的东西，他给人以支点，在这种支点的引领下，人们包括被打倒的阶级成员都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都认为这种制度比以前好，因为解放以前的情况太糟了。

所以我觉得，中国50年代能够迅速建立国家秩序，是基于人们的道德感以及共产党的威信。

如果理解中国的话，必须考虑那主要不是理性的，而是情感的，是道德的。

解放初期建立的那么乾净，人与人之间那么好的社会秩序，让人看到了共产党会给人带来的希望，关键还是之前（蒋介石）搞得太差。

多维：您所收集的书信时间跨度上大概从50年代到2000年。其中每隔8年您会用一个关键词去形容年代特徵，比如1952年是希望，1960年是灾难，直到2000年又復归于希望，这是一个从希望到希望的过程，但这两个希望的含义截然不同，构成希望的条件和环境也不同，请问您对这段历史划分的依据是什么，您又是如何看待这个从希望到希望的过程？

张乐天：我前段时间读信时，突然跳出一个念头，我们都知道《1984》是英国左翼作家奥威尔（George Orwell）1948年写的，批判乌托邦的，我发现1984年的中国和书中描绘的有太大的差别了。

我觉得1984年的信对人们有很好的启迪作用，是在有了一定自由的前提下，人们的追求、想像、期待和行为方式。1984年，至少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与集权主义之间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我凭什么说8年是一个转折，这不是我想出来的，是毛主席说的，他说中国这个地方七八年会有一个大变化，我就以1984年为轴推前推后看，向后推8年，1992年邓小平改革，2000年世纪之交；向前推，1976年，毛逝世，文革结束，1968年文革最高潮，1960年死人最多，1952年最充满希望。

中国心态史的衍化，1952年是希望，这个希望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1960年是灾难，三年自然灾害。1968年是激情，那是文革最高潮的时候，每个人都充满激情。1976年是迷茫，领袖相继去世，举国哀恸，中国不知道路在何方。1984年是觉醒，因为制度放宽，这种觉醒是自我的觉醒。1992年是奋斗，改革开放伴随着个体的奋斗。2000年是个体的希望，很多人发现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去寻找希望，比如出国留学、创业。

我现在读1984年的信，有数十万字，我正试图从书信的故事中读出当代中国人心灵的变迁，读出中国人社会生活演化的历史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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