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蓝田文革（《蓝田县志》）

reading

《蓝田县志》第二十五编 社教与文化大革命

第一节 “文革”开始

1966年5月上旬,社教县团发布《迅速掀起一个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的动员令。在县百货公司和学校示范性地召开声讨所谓“黑帮”大会,掀起全县范围的批判“三家村”、“四家店”,揭 “黑帮”、挖“黑线”,横扫“牛鬼蛇神”的高潮。以“小战斗队”的形式,开展对所谓“走资派”、“牛鬼蛇神”、“四不清”的批斗、体罚和迫害,使本来左倾的社教运动左得更加出奇,数以万计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遭受残酷打击。中央公布《十六条》后,蓝田城乡普遍召开万人以上庆祝大会,“红小兵”、“红卫兵”、“赤卫队”、“战斗队”等造反组织应运而生。8月8日在学校社教工作队的操纵下,红卫一中(县城关中学)“文革筹委会”成立。8月19日县级机关“文革领导小组”成立。8月24日,社教县团在红卫一中操场召开数万人的庆祝《十六条》发布大会,会上红卫一中教师王愿年与社教县团干部冯侃良因呼口号发生争执,形成工作队围斗师生的事件,将参与事件的干部交给学生批斗。当晚,社教县团内部起哄,用大字报揭露县团团长凌志耕(蒲城县委书记)的所谓“三反”罪行。9月4日,红卫一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大队”成立,社教县团派联络员韩××任政委。这个红卫兵大队以“文革”急先锋自居,横冲直闯,无视法规,擅自发布倡议一)扣发“走资派”和“牛鬼蛇神”的工资;(二)下放所谓的“黑五类”子弟回家接受“社教”;(三)清除初中一年级新招收的所谓“走资派”、“牛鬼蛇神”的狗嵬子出校。遭到部分师生的抗议和抵制,随即形成相互对立的造反组织。9月12日,红卫一中学生杨禾年贴出第一张《炮轰西北局、陕西省委》的大字报,被工作队定为“反革命事件”,激起学生不满,走出校门,四处串连,煽风点火,鼓动造反。在学生的无政府主义“抗议”下,蓝田街头搭起张贴大字报的苇席墙,各种形式的所谓“控诉”、“最新消息”、北京快电”、“告急”以及声讨性的大字报,贴满县城大街小巷的墙头,全县遂处于无政府主义状态。红卫一中师生冲击社教县团,声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随即工作队、组撤销,改派联络员控制运动。11月初,“造委会”、“临委会”相继产生,与社教工作队扶植组建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大队”分庭抗礼。

第二节 揪斗“牛鬼蛇神”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全县城乡到处抓“三家村”、“四家店”、“小邓拓”、“小吴晗”。文化教育系统表现尤为突出,把一些长期从事文化教育工作而学有专长的业务骨干和威望较高的干部和教师,一律视为“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牛鬼蛇神”,进行残酷批斗。大造“知识越多越反动”、“越有名气越修正”的谬论。随着形势的发展,打击面更加扩大。把一些所谓有“历史问题”或说错了一句话,向工作组提了一条意见的地富和走资派”家庭出身的子女以及爱好花木虫鸟、生活方式比较讲究的人,都统统定为“牛鬼蛇神”,戴高帽、挂牌子、带袖筒,游街示众,罚站亮相,会上挨批斗,会后罚劳动。在一些单位,开批斗会时,“牛鬼蛇神”排一长串,少则五、六人,多则十几人、几十人。即便是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得罪了工作组,或者扑风捉影发现一点问题,一夜间也会变成“牛鬼蛇神”。
全县中小学教师2024人,被整1621人,占教师总数的80%。受处分或长期审查的427人,占教师总数的36%;期中被开除公职267人,法办21人,受迫害自杀6人。
孟村中学有教师42人,被打成“牛鬼蛇神”25人,占教师总数的59.5%(其中逮捕3名,开除11名,准备逮捕7名)。
县文化馆6名干部,4名被定为“牛鬼蛇神”(其中3名反革命,1名走资派),开除公职。剩下的2人,工作组认为只有一个半好人,其中一个出身不好,工作表现可以,只能算半个好人。批斗会没法开,从县电影站借两名积极分子搞运动。
大寨公社联诊所共7名人员,除一名女积极分子外,其余6人都被订为“牛鬼蛇神”,受到处分。其中:4名被开除公职(有1名自杀),1名“四不清”1名留党察看)。
孟村公社跃进大队两名社员因给工作组提意见,被打成“三家村黑店”、“反革命黑帮”,整天挨批斗,两人同时自杀而死。
大寨公社大队团支部,是团县委命名的五好团支部,举办学习毛泽东思想民校的优秀团支部,棉花试验田亩产达146.8斤,是出席县棉花会议的红旗单位。而工作组把团支部书记订为“团内走资派”,把团支部订为“黑色团支部”,5个团支委有4个被打成“黑色团支委”,9个团员被订为“黑色团员”,其中有的被拉上大会批斗达30多次。
洩湖中学学生成××,因给工作组提意见,强加书写反动标语罪名,打成“反革命”,逮捕法办。关押7个月之久。

第三节 派系斗争

蓝田的“文革”紧跟中央部署,把“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 级革命路线”、“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等口号,当作大方向,坚信无疑。但相对立的派系组织形成,则主要是对社教运动的看法。以社教中工作组依靠的积极分子为主体组成保卫四清运动伟大成果派(“文革”中被对方诬为“保皇狗”),以社教运动中受打击迫害和受株连者为主体组成否定社教运动派(“文革”中被对方诬为“翻案狼”)。1966年12月5日,红卫一中“临委会”串联县百贷公司临委会、县医院东风造反队、县银行造反委员会、县农机造反兵团、352工地等造反组织,结成“蓝田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联合指挥部”(简称县联指)。红卫一中“临委会”派员到农村调查社教运动情况,形成一个揭露社教运动的《斑斑血泪、血泪斑斑》的调查报告,并制作了《社教中施用的22种刑罚图片》,公之于众,大造否定“社教”舆论。红卫一中的对立组织“造委会”,也深入农村联络贫协组织,提出“坚决站在贫下中农一边,誓死保卫社教运动伟大成果”、“只许贫下中农造反,不许地富反坏右翻天”等口号,使蓝田的两派斗争更加明朗化。1967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蓝田县人民武装部(以下简称县人武部)奉命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总揽全县党政大权,公然支持县百货公司“驱虎豹战斗队”、县广播站“红波战斗队”等造反组织,并宣布解散红卫一中“临委会”,强调集中火力,对准大方向,揪斗县级走资派。县委书记、县长都被强加上“走资派”、“叛徒”、“特务”等莫须有的罪名,天天被造反派抓来抓去批斗。各派互不示弱,你揪斗谁,我也揪斗谁,你明揪暗保,我也明揪暗保。只要那个“当权派”表态支持我,我就暗保那个“当权派”,否则一律狠批猛斗。4月下旬,名亡实存的红卫一中“临委会”更名为红卫一中无产阶级红色革命造反总委员会(简称红总会)与红卫二中(即北关中学)“红总部”等相同观点的造反组织联合,于5月16日集会纪念“文革”一周年,向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静坐示威,宣告成立“蓝田五一六”组织,并于5月20日,公开表态支持“农总司”,从而形成全县性的否定社教派系的造反组织。红卫一中“造委会”、“造反队”于5月下旬也成立“红卫一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红色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联络“贫下中农联合会”、县委机关“筹委会”、人委机关“造反纵队”等造反组织,于8月8日在县联社举行“蓝田八八革命造反派、西安农总会蓝田分会联合指挥部”成立大会,遂结成誓死保卫社教伟大成果的八八派系造反组织。蓝田地区的五一六与八八两大对立派系形成后,相互争斗愈演愈烈。各派为表现自己是“文革”的左派,紧跟中央部署,狠批猛斗所谓的“走资派”、“牛鬼蛇神”,采取一切法西斯手段,绑架、游斗、审讯各级领导干部,以示自己是最最革命者。1967年7月,江青的“文攻武卫”谬论公之于世,各造反派都以此为理论根据,企图用武力征服对方,纷纷组建武斗专业队,到处抢劫武器弹药,由数以千计的队伍扛着棍棒、长矛、大刀在大街示威声讨,冲击会场,抓人打人,升级为大卡车满载全副武装的人员搞武斗。两派均视对方为敌,施以消灭之计策。在孟村、大寨、马楼等地出现揪回社教干部,迫使否定社教运动所订的案件,使社教中的一些积极分子也受到围攻、谩骂、毒打。更使一些社教中受迫害的干部群众,在“文革”中再次被专政,有的被批斗,有的被暗杀,有的被枪决。无政府主义泛滥,群众相互残杀,打、砸、抢、抄、抓,猖獗一时。据不完全统计:1967年7月至1968年9月,全县共发生打、砸、抢大案184起,脱离工作生产岗位的专业武斗人员近700人,抢劫、摊派粮食216.4万余斤,抢劫枪支1809支,大炮7门,弹药9.5万发,炸药1.6万多公斤。1968年元月13日晚,造反派学生王佛涛等蒙面越墙,抢劫县城关粮站库存粮票12万余斤,后被处决。蓝田陷入一片恐怖的“文革”内乱之中。

第四节 “镇反公告”与滥杀无辜

1967年,蓝田的两大造反派系形成后,在江青的“文攻武卫”蛊惑下,各造反派都组建武装,妄图以武力消灭对立面,在各自的控制地盘内,对不同观点的人施行血腥镇压。当时八八派武力占据横岭地区,多次出击县城,抢劫县档案馆部分档案,挟持县委、县人委机关搬上横岭,妄图把二委机关控制在他们手里,实行一派专政。1967年9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的一系列谈话,其中有“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办法”。八八派利用这个最新指示,酝酿实行群众专政,指示该派成员张克勋起草所谓“镇反公告”。1967年12月20日,八八派在三官庙召开常委会议,通过这个“公告”,决定先在他们武力控制的横岭地区实施,随着武力的扩张、地盘的扩大而在全县实施。1968年5月2日,八八派在县公安局会议室召开“镇反动员会”,八八派政委郭政权作“镇反”动员报告,煽动派性。他在报告中提出:“各分部要武装配合,武卫部要具体督促,搞一次镇反周运动,让贫下中农有冤申冤,有仇报仇,对民愤极大的,群众愿怎么斗就怎么斗”。会后有17个公社先后召开“镇反大会”,实施“镇反计划”。
《镇反公告》原文如下:蓝田地区八八革命造反派、西安农总会蓝田分会联合指挥部公告全县人民:

我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全国一样,形势大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大造党内走资派的反,坚决保卫四清运动的伟大成果,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取得了伟大胜利,五一六一小撮坏头头听命于四清中下台的走资派,效忠于地、富、反、坏、右分子,抹杀社教运动的伟大成果,翻四清运动的案,自我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打击残害贫下中农,进行阶级报复,复辟资本主义制度,自绝于人民,目下,他们已陷于人民群众的包围之中,受蒙蔽的群众纷纷反戈,土崩瓦解,众叛亲离,贼头匪首,四处逃窜,如狼鼠辈,革命群众无不欢欣鼓舞。
但是,地富反坏右分子,四清运动下台的走资派,仍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近来,他们或勾结农总司匪首,或自己建立组织,自立非法武装,挑动武斗,打击贫下中农,残害革命群众,妄图东山再起,卷土重来,复辟资本主义制度,而公、检、法一小撮混蛋又置党纪国法于不顾,或姑息养奸、或暗中支持操纵,甚至悍然参加农总匪和地富反坏右分子的破坏活动,使蓝田境内无产阶级专政陷于瘫痪,地富横行,总匪流窜,革命群众受害者众矣!
中共中央《关于在无产队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中,明文规定,“在无产队级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加强对敌人的专政,保障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
我八八革命造反派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保卫人民群众的利益,以及自己的生命。鉴于目前地富反坏右分子猖狂活动不法,公检法一小撮混蛋放弃职责,姑息养奸,我指挥部认为:镇压反革命,保障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在当前是我指挥部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义务,为此,我指挥部坚决镇压一切现行反革命分子。对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民愤极大、不严惩不足以平民愤者,坚决实行镇压。
按《中共中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我指挥部认为:
地富反坏右分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敌伪军、政、警、宪特分子,被关、被管和外逃反革命分子及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反动会道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不好的分子,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以及流氓赌棍,凡改名换姓,伪造历史,混入、操纵革命群众组织,进行翻案,挑动武斗,残害贫下中农,破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者,均在我镇反之列。
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维护无产阶级革命秩序,希全县革命群众对上列不法分子予迅速检举之。
蓝田八八革命造反派
联合指挥部
西安农总会蓝田分会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廿日

这个《镇反公告》的出笼,开创了蓝田解放以来乱杀人的先例。一些在“社教”中被错订的地主、富农户,被错整的所谓“走资派”、“四不清”和有“历史身份”的人,都在被杀之列。1968年5月1日晚,八八派出动3支暗杀队,分头在鹿原几个村庄,破门入户,把赵希光、侯邦佐、韩立杰、刘生辉、刘中才等5人抓到野外杀死。相继将小寨公社仙启明、王应先拉到老虎沟口枪毙,将巩村公社吴西仁、陈汉文、吴定义枪杀。
其后八八派还改变“镇反”手段,于1968年7月20日,在孟村公社召开“镇反”大会,宣布段生翊、屈永华、赫生春3人的所谓罪状后,当场用砖头、石头把此3人砸死。又在安村公社龙村大队将牟清贤(女)用枪托当众活活打死。如此无视国法,草菅人命,致全县35人丧生于《镇反公告》之下。

第五节 武斗升级

1967年9月10日,八八派总指挥郭政权勾结空字002部队中的造反派“红造司”头头王志中,带领100余名武斗人员抢走人武部7卡车武器弹药;10月13日,又在东方红(三官庙)公社组建武斗专业队,抢走横岭地区民兵武器,向所控制地区摊派粮款。10月27日,八八派设立作战部(后改名武卫部),并制定武斗计划。五一六派也先后多次集会,预谋组织人员武斗,相继抢夺胜利(孟村)公社民兵武器及县公安局、检察院、人武部的枪支弹药,于11月20日在大寨村召开会议,决定更名为“联合指挥部”(简称县联指),在安村公社支尚村成立武斗机构——参谋部。从此两大派系都把力量集中在所谓抓武装上,蓝田地区枪声四起,武斗黑风弥漫。从县内打到县外,两派不但都同渭南地区13县的武斗队挂勾结伙,而且与毗邻市、县武斗队实行“联防”。从1967年至1968年5月,蓝田境内先后发生大型武斗8次。(1)1967年10月19日,农总司文艺宣传队赴渭南途经卫东(厚镇)公社,八八派扣车抓人。20日,农总司组织鹿原数百名农民手持棍棒赶至,讨车要人。八八派亦组织数百名农民持木棍、步枪与之武斗。格斗中,双方伤100余人,死亡1人。八八派王学益鸣枪示威,五一六败退逃离。由此,打响蓝田武斗第一枪。(2)1967年11月2日,普化公社两派在宝兴寺持刀矛、步枪、雷管武斗,八八派投扔雷管,开枪射击,五一六死亡3人。(3)1967年11月5日晚,郭政权带武斗队夜袭五一六农总司指挥部,在县大礼堂和红卫一中,打死农总司2人,把小学教师王志学拉到三官庙打死。6日凌晨,五一六败退上原。逃离时将对方1名武斗人员打死西河滩。八八派抢夺大批武器及粮食、被褥返回三官庙。(4)1967年11月19日郭政权、主学益带领武斗队袭击洩湖中学,打死五一六红光指挥部王俊德,打伤数人。(5)五一六派田文学、徐宏勋带武斗队进攻冯家村公社小寨村,双方激战,五一六派死3人,八八派死1人。(6)1968年1月4日,王学益指挥八八派在县拖拉机站抢劫汽油,双方在县农械厂开枪武斗,五一六派死4人,重伤数人,八八派死1人。至此,五一六派败退鹿原,指挥部移驻安村公社龙村大队。八八派占领县城,指挥部设在县人委。(7)1968年3月5日,五一六派田文学、张振计带人攻打八八派洩湖分部,郭政权带部反击,双方在新王庄桥头遭遇,轻重机枪齐发。五一六派企图炸桥未遂,这次武斗,八八派死1人,而将受伤被俘的五一六派武斗队员4人枪毙。(8)1968年5月11日晚,八八派出动300多人的武斗队伍,分5路进攻鹿原,先后控制了孟村、康禾村、聚东、龙村、巩村等地。双方对打至翌日12时,八八派死3人,夺得大量武器弹药、粮食、面粉、现金和其他物资,五一六派被赶出蓝田县境。
两派在蓝田展开全面武斗的同时,彼此都积极的与外县、外地的“造反派”联系,极力扩大势力,建立武斗统一战线。他们分别与渭南、大荔、合阳、华县、白水、商县、兴平、西安等地的武斗组织建立关系,互相支援,助纣为虐。两派先后外出参加武斗6次1)1967年11月14日,八八派头头郭政权带领20余名武斗队员支援渭南红联指在渭南通用机械厂、毛巾厂、纺织机械厂与渭工联武斗,将渭工联赶出渭南。(2)同年12月12日,攻打大荔联指羌柏分部,抢夺枪支20余支。(3)1968年1月10日,王学益带领200多名武斗队员,伙同渭南、大荔、合阳等同派武斗大队去合阳县泰山庙发动大规模武斗。武斗中,八八派夺得汽车2辆和大批枪支弹药、粮食、面粉及日用物资,于11日晚返回时,途经金水沟,遭对方伏击,从当晚直打到翌日中午,伤亡惨重,八八派死亡8名武斗队员,王学益丧生。(4)同年1月14日,五一六派刘堂印等40余人协助渭工联反攻阳郭镇。(5)同年5月19日,两派参加渭南火车站武斗。(6)同年5月21日两派参与渭南阳郭镇武斗。据不完全统计:全县有专业武斗人员600～700人之多,武斗中死亡105人,其中抓捕打死41人。1968年6月15日,五一六派抢劫临潼新丰驻军武器弹药未遂,首犯李乾生被捕入狱。同年7月,中央发布“七三”和“七二四”布告,急令停止武斗,恢复生产,恢复工作,双方仍处于临战对峙状态。八八派的武斗人员固守厚镇,五一六派妄图从渭南花园及石鼓山一带发动总攻。8134部队奉命收缴武器,制止武斗,两派仍拒不缴枪,相继发生武力抗拒事件。

第六节 建立革命委员会

1968年8月22日,陕西省军区和蓝田县人武部,召集两派头头在丈八沟宾馆磋商收缴武器和实现联合的问题,两派吵嚷不息,讨价还价互不相让。省军区认为蓝田的“大联合”和“三结合”迟迟不能实现,主要是坏人作梗,便在各派中寻找坏人,将五一六派要求结合的“文革”前原县委副书记吴衍,以商谈结合的名义,从西安健康旅社用车接到丈八沟宾馆,当即以插入群众组织的黑手,破坏大联合的罪名逮捕。在武力威逼下,最后达成所谓“大联合协议”,报经省革命委员会9月3日批准,成立有军代表、领导干部、造反派头头参加的“三结合”班子。于9月4日举行蓝田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嗣后,各机关事企业单位以及公社大队、生产队都相继建立革命委员会、革命领导小组。名曰实现“全县一片红”。蓝田县革命委员会由71名委员组成,其中:领导干部15人(暂缺12人);军队代表9人;群众代表(即造反派的头面人物)42人;机动名额5人。委员中推选出29名常委(暂缺4名)。14名副主任中,军代表2人,领导干部2人,造反派8人(暂缺2人)。即主任刘凤鸣、副主任郭中信、张银、杨宏俊、孙凤亭、李旺民、张魁元、周建华、钱惠君、张玉芳(女)、王斌珍(女)、郭政权、赵宏谭等。蓝田县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元化领导,取代了原县委、县人委一切权力。
蓝田县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革委会)下设:政工、办事、生产、政法4大组,总揽全县党、政、财、文大权。按照中共“九大”以后提出的“斗批改”任务——“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1969年1月9日成立“斗批改”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派工人宣传队、贫下中农宣传队,进驻县区社机关、学校、事业单位、商店,开展“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为中心的“斗、批、改”运动,斗走资派、阶级敌人,批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县革委会认为:蓝田存在着5条“黑线”,即(1)国民党、三青团和各种特务组织;(2)现行反革命分子;(3)反动会道门组织;(4)地富反坏右分子;(5)叛徒集团。基于这个认识和估计,主张“抓阶级斗争,多比少好,严比宽好,左比右好”。清队的重点对象是地、富、反、坏、右、军、警、伪、宪、特、叛徒、走资派12种人。
县上组建了1176个贫宣队、工宣队,队员达12837人,先后进驻586个所谓老大难单位,共举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3605期,参加29253人次。这些学习班,实为审查班。对一大批在社教中被错整,“文革”中被视为翻案的人,再次实行专政。把社教与“文革”中被诬陷为“叛徒”、“特务”、“走资派”的人又当作上挂下联的黑靶子,七斗八斗,无限上纲。一些单位规定,专政对象要戴白袖筒,胸前挂牌,手提铜锣,自行游街,边走边敲,声告路人自己是“走资派”、“××特务”、“三反分子”,违者惨遭毒打。有的把“专政对象”集中看管。称为“关牛棚”,有的送到农场、水利工地监督劳动。为了深挖暗藏的所谓阶级敌人,采取抓线打点,旧案重查,穷追不舍,一查到底。提倡“忆怪事”、“查坏事”、“顺藤摸瓜”、“端窝窝”、“找线线”、“刨黑根”、“察颜观色”、“提疑点”、“攻重点”等战略战术。据统计,全县清理出所谓的阶级敌人5876人,挖出“反革命集团”99个,清理出各种案件168起,召开全县范围的批斗会100余次。受迫害的干部622人,其中开除23人,捕办21人,在“清队”中,虽清理出为数极少的坏人,在客观上抑制了无政府主义,但由于指导思想的“左”倾、政策界限的模糊和派性的严重干扰,错清了数以千计无辜者,一些人在“清队”中因不堪忍受其蹂躏而自杀。在清队中将1926年创建中共蓝田支部的刘兆沛,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一直担任蓝田地下党领导职务的屈光都诬陷为“鹿原叛徒集团的首领”。将解放前长期在蓝田坚持革命活动的216名地下党员和游击队员,订为“叛徒”或“有变节行为”的人。县革委会举办“二委”干部学习班。名为“斗私批修”,实为以派性划线,整训干部。多数干部在接受所谓洗涮灵魂的整训后,被下放到各公社(镇)当生产干事,取名“三年不变”干部。部分干部被长期遣送到水利工地劳动锻炼,或送“五七干校”继续接受思想改造。在整党阶段,实行开门整党,美其名曰“群众整党”,大搞“吐故纳新”,有31名党员被清洗出党,突击“纳新”党员91名,有211人被录用为国家干部。在此期间,县革委会在洩湖中学举办“武斗人员学习班”。重点清查重大武斗事件和“武斗黑手”,落实武斗案件,逮捕了郭政权,钱惠君等参与武斗的派性头头。
1971年3月1～22日,中共蓝田县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选举产生以刘凤鸣为书记,吴瑞高、高育哲为副书记的中共蓝田县第六届委员会,同革委会两个牌子,一套班子,实行一元化领导,继续执行“左”倾路线。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外逃,机毁人亡,客观上宣告“文革”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但江青反革命集团又掀起所谓“批林批孔”、“反击右倾回潮”、“评法批儒”、“评《水浒》”、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一系列运动,中共蓝田县委和县革委会跟着不断变化的形势,按照中央的部署,惯例性地传达贯彻。先后抽调机关干部和农村积极分子6677人,组成基本路线宣传队,在城乡进行7次整顿和4次路线教育,开展大批判,学习“继续革命理论”,围剿“资本主义”。因人们厌恶这类形式主义的政治活动,迫于形势,只得空对空、开空炮式地“上挂下联”。仅1976年统计;农村办政治夜校1198所,接受整训的基层干部4442人;办路线教育学习班902期,开批判会8260场;“拼刺刀”斗争“阶级敌人”392人;收回外流劳力4088个。取缔传统的节日、集市贸易,硬性推行10日制式的“社会主义大集”,强迫农民把农副产品(鸡、鸭、禽、蛋、猪、羊、蔬菜等)交售给国家,不许自由交易,有违者按投机倒把论处,一律没收归公,并给以罚款,名曰:“割资本义尾巴”。当时,因社教和“文革”造成群众普遍没粮吃,时有滥砍山林、倒贩木料、长途贩运、买卖粮食的现象,多数确为糊口度日。但当时却无视实际情况,不加区别,均以投机倒把对待,立岗设卡,盘查没收,多次发生逼死人命事件。1975年2月,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贯彻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第一,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以毛主席三项指示为纲,实行全面整顿,使各条战线的形势有了转机。蓝田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出现高潮。县、社、队三级干部赴大寨参观学习,以大寨的艰苦创业精神为榜样,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平整土地,兴修水利,日上劳力达3万人次,同时组建整顿宣传队,一方面抓斗争,一方面抓落实政策。在江青反革命集团刮起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冲击下,蓝田整顿工作受到限制。1975年初,推广江青炮制的“小靳庄”经验,把蓝田的农村经济工作引向歧途。村村办政治夜校,进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继续革命理论”教育,批判“小生产者产生的资本主义倾向”,“唱样板戏”,开“赛诗会”,推行“政治标兵工分制”,使农村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进一步发展。在以后的“评《水浒》、批宋江”、“评法批儒”中,影射周恩来和邓小平,引起人们的不满,遂流于形式。周恩来总理逝世,蓝田人民沉浸于悲痛之中,县革委会奉上级指示,不举行悼念活动,但许多单位和地方,群众纷纷自发组织不同形式悼念周总理的活动。

第七节 拨乱反正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代表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新闻发布后,蓝田人民欢欣鼓舞,纷纷集会,庆祝这一伟大胜利。历时十年的“文革”至此结束。1978年开始,蓝田复查社教和“文革”造成的冤假错案,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量冤假错案很快得到解决。经过8年落实政策工作,为578名国家干部和职工安排工作,恢复职务,纠正错划地富成份4392户(其中地主3061户,富农1376户),摘掉3835人的地主富农分子帽子,平反冤、假、错案19148件,解脱对9495人的怀疑审查,返还所谓赃款184.3万元,所谓赃物粮食311.8万斤,化肥5853斤;给391人补发2017617元工资;为48人恢复党籍,32人减轻处分,167人撤销处分;对受迫害致死的52人召开追悼会,补发丧葬费和抚恤金,对一些符合条件的子女及时安排工作。同时还集中复查了“文革”前的历史老案267件,改变敌我定性6人,恢复党籍、公职5人,恢复公职19人,恢复公职按离、退休处理41人,恢复党籍38人,撤销处分21人。
与此同时,进行揭批查运动,清查与江青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据1979年5月24日统计:全县共清查处理打砸抢分子124人(其中处死刑4人,死缓1人,有期徒刑76人,教育释放22人,逮捕16人,死亡3人,待处2人。)清查出各级领导班子中“闹派人物”47人,其中:县革委会中层干部1人,企事业单位干部5人,公社干部9人,生产大队干部26人,社属企业单位6人。对这些人分别调离、教育或拘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和坚待四项基本原则教育,摆脱“两个凡是”的精神束缚。1981年1月,召开蓝田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宪法》规定,取消革命委员会建置,恢复各级人民政府。从此,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推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89年农业产值达12077.0万元,比1976年增长86.9%。1982年粮食总产由1976年的25165万斤增长到34177万斤,工业生产出现新的转机,县办工业、乡镇企业、个体工商户逐年有所发展,1982年县工业总产值由1976年的949.93万元,上升到1598.00万元,1989年上升为10963.7万元。交通邮电、文化、教育、科技、卫生、旅游等各项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全县人民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共同努力。

转自 西安地方志办公室网站
http://xadfz.xa.gov.cn/book/133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