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雨太行山：文革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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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细雨太行山（来自豆瓣）
来源：https://www.douban.com/note/630063558/


文革已经过去半个世纪，现在，很少有人说起文革情形。偶尔和年轻人谈及，他们竟茫然不知，像听秦皇汉武时代的故事。我是个“老三届”，自己曾亲身经历文革的整个过程，那场文革影响了我的一生，影响了我们那一代人的一生。如果没有文革，我们的人生可能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现在谈文革仿佛成了禁忌，同龄人在一起，也只谈些儿女家庭琐事，许多经历过的酸甜苦辣似都早已淡忘。我是个怀旧的人，有些事我仍记忆犹新，拣了几件觉有趣的记在这里，算是对自己逝去青涩年华的一种回忆。


                                                             双胞胎


文革初起的一天，我照往常一样，早饭后往学校去。走到小南街，看到一帮高二年级的学生，围在贾老师家门口，在逼问贾老师的女儿贾XX什么事情，贾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好像在读高二。只见贾XX苦着脸，满脸无奈，一直摇头，回答“不知道”。过去旁听，原来是贾老师失踪了，他们在追问贾老师的去向。贾老师是一位高中语文教师，五十多岁，教学经验丰富，家庭出身和本人历史都没问题，文革本没他什么事，谁知他自己口不慎言，惹了麻烦。昨天有人在校门口贴出一张大字报，揭发贾老师，说他站在大字报前说过“前面杀人，后面自杀”的话。当时学校划分了张贴大字报的区域：前面，就是校门口，是张贴揭发批判别人的大字报区域，后面，就是教师宿舍区，是张贴老师自我检查的区域。贾老师的一句话被揭发出来，他立马就成了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按当时说法，必须“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必须“批倒批臭，再踏上一万只脚”。几个人没问出什么名堂，就在一起商量，决定是不能善罢甘休，对这样的阶级敌人必须抓回来严惩。具体做法是，立马出发，到介休去抓捕，有人说贾老师一个弟弟在介休中学教书，贾极可能逃到弟弟那里躲起来了。他们商量，围捕追寻，才能凑效，得多去些人，人手少了不行。我在旁听得有趣，反正不上课，跟他们介休溜一圈，岂不是美事？就提出算我一个，他们看我虽不膀大腰圆，也还健壮，不是累赘，就同意了。我们一行七、八人，直接到火车站，乘坐当趟火车，直奔介休。


介休站下车，已是正午。火车站到介休城有一截土路，烈日当头，肚子也有些饿了，心里就生出些悔意。进城后，几经打听，在一段残留的城墙下，找到了贾老师弟弟的家。是个独立的小院，单门独户，隔墙隐隐看见里面的房舍，院子里还长着一棵树。领头的同学分派几个人在周围把守，我们四个敲门而入。走进门去，就看见一个男人正坐在树下乘凉，那个头，那容貌，不是贾老师是谁？几个人大步过去，把人围定，有人说“贾玉裁，还不站起来？”那人却不为所动，仍坐着，倒慢条斯理地说“你们认错人了，我不是贾玉裁”。我们正在发愣，给我们开门的，大约是贾老师弟媳的走过来，说“他是贾玉裁的双胞胎弟弟，贾玉裁没有到我们家来。”我们四个人面面相觑，还是那个领头的同学机灵些，说“贾玉裁如果来这里，让他立刻回学校去，交代他的问题。”弟媳连连回答“好”，“好”。


从那所院子出来，我们都有些沮丧。乘兴而来，铩羽而归，还耽误了一顿午饭。返回的火车上，那领头的同学才说，原来就听说过贾老师有个双胞胎弟弟，没想到弟兄俩长得这么像，如果不开口说话，怎么看也是个贾玉裁。贾老师就带他们班语文，天天见面，他们都能认错，可见有多像。其时，正是文革如火如荼的时节，校园里新鲜事情层出不穷，贾玉裁的事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


                                                                   窃书


学校图书室文革开始就被封了。听说对立面居然把门撬了，还把里面祸害到不成样子，几个同伴就很气愤，商量把它夺过来。图书室在一座老式建筑的二楼。占领者在图书室门口扯起横七竖八的电网，贴了纸条：“来人触电，自负其责”。我们把进攻点选在一个窗口，可屋高墙厚，窗口距地面足足有六、七米。找来一把长木梯，木梯架起时，发现还够不到窗台。这时，已围了不少人，在看热闹。上面有人在窗口探头探脑，观察动静。我看事不宜迟，就和同伴说声“上”，自己率先登梯，抢向窗口，同伴紧跟身后。到达木梯顶端，我纵身一跃，去抓窗棂上的横木。这时，藏在一边的人突然现身，出手推我一把。我被推得往后一仰，幸好伸出的手已经抓住了横木。这时，底下看热闹的人群发了一声喊，里面人就一怔。我借势跃上了窗台，跨步而入。里面人觉得大势已去，一窝蜂夺路而走了。


眼前的图书室，像是遭了一场劫难。书架东倒西歪，图书被扔得满地，表层的书面上被踩踏了许多肮脏的脚印，屋角，有人在书上拉了屎，褐色的粪便旁，还有随手扯手纸时撕坏的书。


我们占领图书室后，为防触电，锁死了那扇出入的门，木梯成为我们出入的通道。可怜我们这些只读过初中的孩子，面对书山不识宝，有眼不识金镶玉。图书是知识源泉的道理我们懂，毁书是暴殄天物我们也懂，可面对满地的书本，我们大多读不来，更不知道其价值。捡起地上的书随手翻翻，放回到书架，算是我们对知识的尊重。同伴们还是从书堆里各自检出些书，或符合自己的阅读能力，或是自己感兴趣的。我们捡了喜欢的书，就坐在书堆里读。屋顶那只100瓦白炽灯照耀下，曾几次读到深夜。后来，就把喜欢的书带到前面的寝室里读，一本，两本，三本……竟像是走进太阳山的老二，贪婪地把许多书搬到自己的寝室。过了一段，拣看自己的床下，有《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有《镜花缘》《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有《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軛下》，《有《燕山夜话》，有《阅读与欣赏》，有唐诗宋词……，竟积攒了几十本。翻翻拣拣，再舍不得送回，就偷偷陆续搬回我家去了。这些书，后来成为我解除少年寂寞的伙伴，也是从那时开始，我有了读书的习惯。书对我的教益，使我受用终生。随着文革局势越来越乱，斗争越来越残酷，许多同学心生退意。有些来找我，借了书去看，我手中的书那时散失不少，像四大名著之类，都被人借去不还。


把公共图书占为己有是错误的，但在那个特殊时期应该另当别论，何况孔乙己老先生曾说“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想想，也就心安了些。


                                                                恶作剧


有个初一的男孩，姓李，大家都叫他“得儿”。“得儿”是他的小名，还是绰号，我始终没搞清楚。得儿家离我家不远，他哥曾是我小学同班，他们家去过几次。他父亲是武乡人，老革命，在师范学校当副校长。他母亲小个子，精瘦，说话的声音高而尖利，在家里说话像作指示，他父亲在旁只诺诺应着，还老红着脸，像犯了错的小学生。我当时就想，这老头，怎么能当副校长呢？准是个窝囊领导。后来，才发现老头红脸其实与老婆无关，人家长得就那样，天生一副红脸，像舞台上的关云长。


得儿那时也就十三、四岁，说话时嘴有些歪，着急时有些结巴，眼睛却格外灵活，俩眼珠滴溜溜地，转得飞快。文革初期，学校成立了各种名目的战斗队。自己纠集几个同学，占据一间教室，起个诸如“卫东”“永红”“征腐恶”“揭老底”之类的名称，就算有了自己的山头。得儿好像当时哪个组织也没有加入，却每天在各个组织的屋子里窜，东进西出，和大家都混了个脸儿熟。停课学生的工作是写大字报，白纸、墨汁、毛笔、浆糊，是我们的“刀”“枪”。想批谁批谁，想斗谁斗谁，许多同学挥毫泼墨，书法水平倒提高不少。一群不谙世事的孩子，忽然间解除了藩篱，不做功课，不受老师管束，真正成了脱缰的野马。


得儿闲着没事，对批谁斗谁没兴趣，就设法发泄他青春期里的顽皮。仗着年龄小，到处制造恶作剧，有些肆无忌惮。他要么把一把笤帚或一只土簸箕，甚或半茶缸水，藏在门楣顶上，等有人进门，掉下来砸人，砸不着也吓人一跳，要么别人在屋里开会或闲聊，他抓一把沙土，从窗户外撒进去，搞得屋里乌烟瘴气，他在外面跑得飞快，还一边咯咯地笑。如果被抓，就千般讨饶，万般认错，一副痛心疾首样子。放开以后，一切照旧，你说恨不恨人？日子久了，得儿就犯了众怒，成了众矢之的，人们商量好了，要惩治惩治这个讨厌鬼。


一天，得儿又来捣乱，撒了土就跑，屋里人追出来，却不见了踪影。发声喊，出来一帮人，终于从草丛中把他揪出来。一群人把得儿押到一间教室，把他仰面朝天摁在一条板凳上。四个人分别控制住他的胳膊和腿。得儿扭动几下，企图反抗，根本动弹不得，就开始重演讨饶故伎，大伙都不再信他。有人上去，一把将他下身唯一的短裤扯到腿弯，有人就顺手拿起写大字报的墨笔，在那段裸露出来的肚皮上画了只王八。有人夺过笔，在那发育尚未完全的生殖器周围画了一圈放射状的线条，说是：光芒万丈，引来大伙一阵哄笑。又有人接过笔，蘸饱了浓墨，把中间的那坨东西干脆涂成了一个墨团，边凃还边还问：凉快吧？这时的得儿，自知反抗无效，求饶也无用，倒老实了，不啃声也不动，一副任人宰割的样子。恶作剧完成，大家松开手，得儿起来，提起裤子，一溜烟走了。此后，得儿再没有来捣乱。


                                                            “革命干部”


1967年6、7月，山西自上而下分成两派，一派称“红总司”，一派叫“红联站”。大家都高喊“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口号，实际却势若水火，互不相容，为争夺领导权，大有你死我活之势。我们县中也分成两派，各自与县上、地区、省里都建立联系，扯成一条线。一日，县里“红联”派，开着大卡车，载着他们的“革命干部”王运广，扬言到省里开会，在街上招摇过市，王运广还站在卡车上向人群招手致意。“红总”派大为光火，认为在向自己示威，“是可忍孰不可忍”！就派出一队学生兵，追踪到榆次，在榆次一派的配合下，于当日下午，突袭了地委后院的一个隐蔽处所，从一群保镖手里，把王运广抢了回来。


文革前，王运广是县农工部长，他个头奇矮，人却聪明而诙谐，随机应变。被抢回来后，就关在我们学校里。王运广被看管一段时间，对方似乎把他给忘了，并没人来营救，这边就渐渐松了戒心。我们无事，在校园里瞎逛，就去拿“革命干部”开心。我们让他坐一把椅子上，他被蒙着双眼，看不见我们。我们用审问的口气问他：王运广，你有什么罪行？赶快交代！他就开始交代。1958年，我编链子语污蔑大跃进，说是“大队粉刷成庙儿，婆姨们打扮成画儿，臭蒿长成了树儿。”又说，县上在郭堡修水库，我任总指挥。我把那些认为偷懒的群众，组织一帮人收拾他们。从各公社挑来些好后生，和他们一对一抬土，一根杠子，前头是懒鬼，后头是后生，专挑大簸篮（荆筐）给他们抬，把土装得满满的，累的狗儿的东倒西歪。这还不算，还要炒狗儿的黑豆。甚是炒黑豆？就是周围站一圈人，让狗儿的站中间，先是检讨批判，说是他检讨的不好，就开始炒。把狗儿东推到西，西推到东，一气推到狗儿累晕趴下，让他狗儿以后再不敢偷懒。现在，我认识到那是在挑动群众斗群众，是我的罪行，我低头认罪。说着，还真站起来，把头低下。等空气缓和些，老王就和我们套近乎。说：你们红总娃娃真好，不打人，不骂人，人家红司的娃娃可赖了，逮住人又打又骂，还不给饭吃。眼看到吃饭时间了，我们要回家吃饭，还不见有人来接班。就找一颗体育课用的手榴弹模型，先让他摸摸，然后找条绳子把他绑在椅子上，告诉他不要动，手榴弹拉线就绑在他脚上，一动就能把他炸死。下午，我们问来看他的，说他一直坐得稳稳的，丝毫没有移动，倒省了不少事。


                                                               试爆手榴弹


两派的争斗愈演愈烈，兵器也逐步升级，铁棍长矛换成了钢枪手榴弹。弹药不足，就发扬毛主席“自力更生”精神，自己动手制造。仪器厂一位崔师傅，8级钳工，手工抠出来的手枪和真枪看去一模一样，一样能射击，只是不能连发。制造最多的是手榴弹，铸工铸好铁壳子，车工车好木把，化肥和锯末就成炸药，再接一段导火索，安个拉火，就是手榴弹了。我们从驻在校园里的武斗队员手里要来一颗自制手榴弹，准备试试它的威力。等中午校园里没人的时候，我们把手榴弹放到礼堂中间地上，拉响发火跑了出来。听到“轰”的一声巨响，开门去看，只见偌大礼堂里烟雾腾腾，天花板上的粉刷层被震得纷纷飘落，整个礼堂空中像飘着漫天雪花。


我们班B同学，一次，拿他私下里搞来的手榴弹，跑子洪水库去炸鱼。没想到扔出手的手榴弹在空中爆炸，把自己脸上身上炸得到处流血，更糟糕的是，把在旁边看热闹的农家孩子也给炸伤了。村上人赶来抓他，要和他算账，他只好骑自行车落荒而逃，也顾不得自己浑身是伤。跑到县医院处理伤口，人家以为他是刚从战场下来的伤员，向他直打听哪里发生了战事。好在炸在他身上的弹片都很小，也没炸到要害处，医生清理了一下，不久就痊愈了。那是发生在1969初夏的事，不久，中央“7.23布告”下发，山西武斗就彻底结束了。


此篇写就时，暑热正盛，高温创历年之最。坐在电脑前，虽汗流浃背，回忆往事，却苦中得乐，也算一桩趣事。


                                                                                                        ——完成于奇热年中伏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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