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潇：毛泽东研究中“辉格”解释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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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研究中“辉格”解释的反思——从对“大跃进”的考问说起

来源: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9期 作者：胡潇

　　【摘要】在关于毛泽东的研究中，诸论驰说，争讼不断。如果过分拘泥于往事中的细枝末节，那断然没有出路。事件研究图取深入，问题解释欲成共识，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高度审视这些研究和解释的方法本身。由此，笔者比对曾流行西方的历史之“辉格”解释方式，发现它们竟深刻而又多方面地表现在某些人对毛泽东及其经手的那段建国史无原则的非议与批判中。基于此，笔者以“大跃进”事件为平台，将“辉格”解释方式、非毛的偏颇之论和还原于历史真实的毛泽东之评说三者联系起来综合审视，借以厘清某些不当之议，以忠于历史的唯物主义态度对待和解释历史。

　　【关键词】毛泽东 大跃进 辉格解释 历史哲学

　　
历史在反复证明，历史人物因为他们与重大历史事件、与社会变迁和进程的多面缠绕，尤其是那些思想和行为还与当下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伟大历史人物，总是存着与今人一层层剪不断的复杂关系。他们逝去后仍然像生前一般，受到人们的严肃关注而承受一次次的历史性拷问。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逝世已38载，但关于他功过是非的理论争讼，却没有因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而消停，更没有因为改革开放的胜利推进而走进“历史”。其中，当然有些历史遗留疑难尚待进一步厘清，但更多的却是人们对于历史问题、历史现象、历史人物研究和解释的方式、态度不同，引发碰撞和冲突所致。

　　本文涉及的“历史的辉格解释”概念，或辉格史观，是英国史学家巴特菲尔德首创的。它指19世纪初期，属于辉格党的一些历史学家从党派利益出发，用历史作工具论证其政见，形成一种由现在解释过去的史学理念。依据巴特菲尔德在《历史的辉格解释》一书的分析，“辉格解释”的总旨是“以‘当下’作为准绳和参照来研究‘过去’”①。但此总旨的贯彻与实现并非抽象的思想演绎，而是由许多具体的历史叙述方法和事件解释策略构成的，包括思维方法、理解方式、价值取向和叙事艺术等。后来巴特菲尔德又用“辉格”这个词来指称此类科学史观：即衡量往昔科学家的地位和业绩按照他对当今科学建树产生影响的大小来评价，而不是根据当时他所从事工作的知识背景及其作为去衡量，一概依据现代观念取人议事。这种辉格史观，对前人赖以从事研究工作的全部概念和问题的前因后果弃置不顾，非历史地对待科学史。

　　审视前见，参验先贤，笔者发现，在关于毛泽东的研究中，一些人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解释，也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并实行着没有“辉格”名号的辉格解释。其中，事关如何正确评价改革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之发展关系的“大跃进”研究，就多方面地渗透着辉格史观的思想元素和价值方针。笔者以为，欲还历史及其人物之真实，必须对辉格解释的“中国化”言说，认真审其谬，揭其弊，纠其错，借以澄明是非，将毛泽东和初期社会主义建设史的研究回置于唯物史观的科学基础上。

　　一、问题归因的线性化

　　巴特菲尔德谈到辉格史观对历史现象之成因的寻绎方法时指出：“辉格派历史学家有时似乎相信历史中有一个自动展开的逻辑……看不到历史进程本身塑造了事件的发生模式。”②他们扮演裁定历史的神明，摒弃对历史真实及各类重大事件复杂成因的严肃敬重和虚心探究，尽管一些人“对当代的政治运动不报任何同情，但他骨子里面的某些东西仍然让他倾向于对历史进行辉格式的解释”③。在辉格派学者那里，历史变化发展中的今与昔顶多是一个因果直接等当的初级线性方程。历史上各类事变的复杂成因，问题的是非曲直，统统被一种从当下利害取舍和思维逻辑出发的武断所节略或舍象了，仅仅留下一些抽象化的好与坏、进步与倒退、文明与野蛮等简单的评判，否定历史事件的复杂性、历史发展的曲折性、历史变迁的偶然性、历史结果的机缘性，复杂的历史成了解读者任意肢离、缩略、编程的对象。

这种简单化、直线性的历史解释方式，在对毛泽东问题的不少研究中比比皆是。譬如说，谈论“大跃进”之成因，人们常常指认是毛泽东在胜利面前骄傲自满，夸大主观意志和精神能动的作用，不尊重客观规律，轻率运动群众所致；有的人说，“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紧密相连，都出自毛泽东的“好大喜公”和急于求成；还有人说，“大跃进”是毛泽东家长专擅作风在经济生活中带来的恶果，云云。

事情真的如此简单吗?答案是否定的。根据许多严谨学者的研究，以及大量当事人亲身的经历，在毛泽东领袖任上发生的“大跃进”严重错误，他确实负有不能推卸的历史责任。但把这样一场数亿人参与其中的狂热运动，仅仅归罪于毛泽东一人的几个理念和某些工作作风的失当，的确是一种非历史的近乎辉格派唯心史观和历史实用主义的大谬之论。毋庸说，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所有人的发展理念和工作情绪，多少都是历史环境和社会遭际的产物，这是唯物史观的常识之论。事实亦确凿证明，“大跃进”运动初期毛泽东所表现出来的太急、太热、太冒、太“左”等方面的情绪和理念，客观地说，是当时中国的社情、国情、党情、民情在毛泽东等领袖人物身上扭曲而又集中的反映。正如当年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是“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④。从特定意义上讲，“大跃进”中人们盛行的求急、图快，是当时生产力过于低下而不足以支持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发展要求，对人们形成的危机性挤压所致。

当时我国刚完成社会主义初步改造，毛泽东和党中央初定的农业发展“先合作化，后机械化”方针，在合作化已经实现的条件下，必然的任务当是在新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支持下，尽快发展生产力，用经济快速发展的事实去支撑和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去巩固新生政权。这种理念，完全吻合列宁1923年指出的先变革生产关系，然后凭借新制度支持追赶式地发展生产力的下述思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指建设较发达的经济、文化——引者注)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⑤但无奈旧中国留下来的社会生产力太落后，长期战争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和国力损耗，新中国建设只能在战争废墟上起步。1949年，我国的钢铁产量仅16万吨，占世界总产量的0.1％。经过艰苦的战后经济恢复，到1957年全国的钢产量也只有535万吨。钢产量8年增长了32倍多，已经是“大跃进”速度了，但这种物质基础不要说难以支持民用和国防工业的快速发展，就是支持1953年实施的156项重点工程建设及其满负荷投产也捉襟见肘。如此落后的情势，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强烈地反映到了毛泽东头脑中。面对满目疮痍、经济残破、民用凋敝、军工无着的极度困难局面，他十分忧虑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⑥即使如此，共和国还要面对惨烈的朝鲜战争，还要承受巩固新生政权的种种严峻考验。因此，1953年板门店签订停战协定之后，毛泽东首先考虑的是尽快富民强国的问题，要把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极度压抑的建设经济强国之梦尽快变成现实。

自1955年起，毛泽东在不断受到西方霸权对中国实施经济政治挤压的情况下，顽强地生成了一种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民族抗争意识，形成了一股赶超列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冲天豪气。一段时间内，他不断地重复发愤图强的话题。1956年8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球籍”的著名演讲：“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⑦1957年3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提纲末尾写下一句话：“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耻!”⑧这些言论，真切地反映了当时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和历史考验，又如实表露了毛泽东的焦虑心理和应战决心。从积极意义讲，毛泽东已清晰而又尖锐地看到，中国人民必须以经济文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昭告天下，才足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优越性，才能在国际社会中立足站稳，昂首挺胸。可见，1958年“大跃进”的爆发，实非某人一念之差，有其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回到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中去认识“大跃进”，我们不妨说，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由结束流血的政治运动进入和平的经济建设时期工作重心变换的不成功尝试，是经济、政治窘境迫使人们做出的无奈选择，是共产党的领导者们对七届二中全会宣示的“进城赶考”愿景之践履，是他们企求凭借党的政治优势和新生政权力量创造社会主义建设奇迹的理想化追梦，也是共产党学习和领导经济工作的大演练。当时，全党和全国人民早已蕴积于心的尽快改变国家积弱积贫状况的梦想，经过帝国主义施压与人民共和国抗争的互动，经过中苏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竞争乃至利益碰撞的互动，经过国内党群之间、上下之间各种力量的多层互动，梦寐与热情相结合便酿成了举国上下的“大跃进”运动。借用当时的宣传用语，它真有“排山倒海之势”，让人们难以冷静相向，理性对待。但从历史真实的角度看，第一代领导人组织“大跃进”，确有几分历史悲剧色彩。他们一方面内心升腾着炽烈的强国富民梦，同时又面对着一无雄厚资本，二无先进科技，三无丰裕的资源储备，四无配套的工业交通设施，要大幅度提高钢产量，只能动用共产党的起家制胜本领：广泛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1958年，毛泽东在视察中曾这样说过：“一些同志不愿意在工业方面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他们把在工业战线上搞群众运动，说成是‘不正规’、贬之为‘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显然是不对的。”⑨这种在今天看来显然错误的批评，其背后透出来的虽有革命胜利过程产生的经验主义，但更多的是无奈与勉强的选择。它既是毛泽东认为只要有了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支持，就可以创造一切人间奇迹这样的英雄理念，在炼钢之举中的实践表白和悲剧性运用；也是当年人们追求经济快速增长却无可依赖而只好运用人海战术的舆论理据。

用与辉格史观的线性因果思维相对立的、亦与历史辩证法相吻合的非线性复杂系统思维分析大跃进，只能把它视为在我国这一复杂系统中发生的一种经济无序化的“熵增”运动。当时国内新政初定、经济病弱、矛盾众多，的确积蕴着可导致经济无序的诸多元素。但把无序性的可能因素变成无序化现实的社会致因，在一个重要方面则是当时我国面临的复杂国际环境。为坚持独立自主，我党与奉行霸权主义的苏共赫鲁晓夫集团决裂。毛泽东从苏共“老子党”的政治面目背后，看到的是他们有5000万吨钢，4亿吨煤，8000万吨石油等一些引发自我膨胀的经济实力。但在他看来，这是苏共领导集团欺侮人的本钱，我们应当藐视和超越!中国独立自主的基础，就是经济和国防的迅速强大。

事有固然，机有巧合，历史事件不乏偶然因素的巨大作用。从1958年开始到1960年，苏联援华1300多名专家奉命陆续撤回。这使刚刚向科学进军、现代化建设只是起步阶段的中国“学生”，失去了先进科学技术方面的依靠。本来缺乏现代科技和经济管理知识准备的中国共产党人及广大人民群众，陡然面临诸多科学技术及其学习机会的输入性断裂，并造成大量“烂尾”工程，猝不及防的冲击加剧了中国经济建设的困难。而且，苏共领导这种大举撕毁合作合同的侮辱式刺激，更激发了毛泽东等领导人为捍卫共产党与共和国之政治尊严的豪气，进一步强化了不畏困难、不顾科学性、不计成本、拼搏进击的悲壮之举。这种政治应激反应的失稳情绪，还延长了“大跃进”的错误，丧失了及时纠错的时机，乃至庐山会议发生的由反“左”变为反右的错误转向，也是以防止和解决“身边的赫鲁晓夫”、“裴多菲俱乐部”的名义为旗号的。由此误判，使经济建设速度失控的病态没有得到及时治理。此外，1959年以来中印发生的边界军事冲突，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构筑反华包围圈，也给中国经济这个本来已经有些失序的不良系统，带来外部环境的恶性作用。系统和环境不能有序而开放地进行物质、能量、信息变换，内部已然存在的“熵增”运动不能在系统的耗散结构中实现有效释放，导致系统与环境间的恶性互动，提升了中国的经济乃至社会系统的无序度与“正熵流”。从系统对于外部环境恶变的自调节反应而论，中国的“大跃进”则是一个复杂系统在恶劣环境刺激下发生的不良自组织运动。仅此一点，我们就不能对它进行简单化的线性归因思考。由这样复杂的历史背景出发，对“大跃进”作一种社会性的非线性复杂系统思考，应当说断断不能把其中的一切过错都归罪于毛泽东的思想错误甚至人格缺陷。“大跃进”之于毛泽东，是他们一代人由革命战争快速转入经济建设过程中的“试错”行为，失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同时它又让毛泽东一代领袖集体和全国人民共同承受了灾难性的后果与打击，在煎熬中终于觉悟过来，进行了一系列自我疗伤式的经济大调整。其中态度最坚决、举措最有方的依然是毛泽东。

这些情况表明，一些研究毛泽东的人，像辉格解释者那样，仅仅从领袖人物在特定时间或特定事件上所说的几句话或做的几个批示，去追寻整个大事件的全部原因，这离历史的真实有多遥远!为从学理上弄清这种历史解释方式的思维特征和致谬因素，我们不妨重温辉格解释的批判者巴特菲尔德对线性思维弊端的揭示，以及唯物史观的经典作家在同类问题上的论述做番比对。巴特菲尔德认为，辉格史观之谬在于用主观构想的概念模式解释现实历史：“如果我们在过于简化的所谓‘观念史’的范畴内研究问题，或者如果我们将这些观念拟人化并且认为它们是历史上自足的能动因素，那么我们就错了。”⑩国内外一些主观非议毛泽东的人，正是如此这般用自己设定的某些结论或解释范式去模塑当年的具体历史事件，然后横加讨伐。这种解史方法，酷似当年为马克思所痛斥的用观念史取代和重构现实史的黑格尔泛逻辑主义：它把历史上发生的一切变为自己思维中发生的一切。“因此，历史的哲学仅仅是哲学的历史，即他自己的哲学的历史。”(11)奉行辉格史观的人们首先认为重大历史事件不是依据现实社会运行的逻辑客观地发生的，完全是当事者主观意念的产物。他们刻意否定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原则：人的意图和意识本身是从属于现实的，在考察思想观念与历史事件的关系中，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社会形态赖以存在的条件，然后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观点和行为方式来(12)。因此，“我们不能通过把人和个性因素、偶然、瞬间的或局部的事件以及情境的因素统统蒸发掉来获得历史的本质”，对于历史事件的深刻说明不可做简单的线性因果推导(13)。这些意见，实在是值得那些扼杀历史本来的辩证法和运行的复杂机制，把“历史过程画成一条直线”(14)，主观任意地戏说历史者们认真记取的。人们应当从毛泽东与“大跃进”等线性因果关系中解放出来，更清晰、更深刻地把事件和人物还原为历史的本然。

二、叙事语境的当下化

笔者对毛泽东研究中辉格解释进行反思，重要用意就是要从思想方法上破解某些人将改革前后两段历史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思维。因为以今日之环境、行为方式、价值观念、思维方法去裁决过去，不管时过境迁，用历史之罪证明今日之功，似乎今天的辉煌大厦是在历史废墟上建起来的，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态度是辉格式解释重要的思维特征。

巴特菲尔德曾经对原生的辉格派这方面的思想方法和叙事策略做过如下描述：以“‘当下’作为准绳和参照来研究‘过去’，是辉格式历史解释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一直据此认为，历史研究应该直接并永远参照‘现在’。通过以当代为直接参照系的方式，历史人物会被轻易地归入到促进或阻碍进步的两个群体之中。这样就有了一个非常简便的经验法则，历史学家可以据此进行选择、拒绝或强调”(15)。依据这样的参照系，人们必然会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关注、解释，从语境方面完全把过去与现在混同起来，否认人物与事件发生在属于过去而非今天的特殊环境中，实为以今非昔。

在诘难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之过的言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当时根本不要搞社会主义改造，由新民主主义直接进入市场经济社会，甚至向民主社会主义过渡有多好，可以避免以后诸如计划经济、“大跃进”之类的错误。历史的发展真能让人们如此假设吗?答案是否定的。在毛泽东等开国领袖所选择、设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立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很多原则性的规定，应是对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状况和要求予以认真审视和自觉选择的结果。当时的中国，经济脆弱，在极端仇视新生政权、时刻图谋覆亡我党我国的资本主义列强面前，中国已经失去了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再进入社会主义的历史时空。一个在联合国没有席位、在朝鲜战场与帝国主义浴血厮杀的新中国，何以可能得到美英等国让你平等入伙国际社会的成员资格，从而让你不做出巨大民族利益牺牲而进入资本主义阵营呢?试想，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建立半个世纪，政治经济力量已经不容小视，改革开放已有举世瞩目之成就，且与欧美国家形成良好外交关系的时候，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还艰难谈判14年，个中道理便不难明白。自鸦片战争以来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确凿事实是：选择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已经没有出路!试图借道新民主主义而进到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只是痴人说梦。

对以上由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具体情境所决定的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毛泽东曾经有过明确论断：“为什么中国的革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可以和社会主义直接联系起来，不要再走西方国家的历史老路，不要经过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呢?没有别的，都是由于当时的具体条件。”(16)正是具体地、深刻地洞察了这种历史必然性，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毅然决然地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卓著的今天，回顾和解释这段历史，解读蕴含其中的毛泽东等领袖们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之历史抉择的是非曲直时，竟然还有人做着改旗易帜的春秋大梦，鼓吹民主社会主义的乌托邦，这实在太过于难以让人相信他们研究历史、评说毛泽东的学术忠诚、良知与善意了。

若就复苏经济，尽快医治战争创伤，修复民生等经济发展要求而言，我国当时也必须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并在一段特殊的时间内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这既是为了应对政权初定时期不法资本家操纵市场、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哄抬物价、危害国计民生的挑战，同时也是为了应对1953年因城市人口快速增长、风雨不顺、农业歉收等原因引发的粮食供应紧张局面，国家不得不实行“准计划”体制的统购统销政策。这一政策支持了农业快速的社会主义改造，又为全面推行计划经济体制提供了物质基础。自然，相对于当时国家的生产力发展要求而言，统购统销也有其历史根据，即统购统销为工业生产力的发展在资本积累方面提供了原始动力。毛泽东1955年7月31日在中央召集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过：“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这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的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又为国家积累了资金。”(17)从一定意义上讲，统购统销是应工业资金原始积累之需而行的。它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实行农业积累向工业领域转移，即以国家定价形式从农民手中低价统购农产品，又低价对城市居民和工业企业统销，用以维持大工业劳动力的低工资和原材料的低成本，形成工业生产的超额利润，聚敛国家工业化的建设资金。有人做过估算，农村因统购统销的“剪刀差”最高可能向国家贡献了价值7000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利益。若按可比价格计算，则大体相当于今天近50万亿元的利益奉献!这种应紧的政策举措，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工业原始积累方式，它没有使广大农民破产，但让农民生活艰难。而且，它在党内生成了一种依靠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解决重大问题、又便捷行事的经验模式和思维惯性，无疑助长并固化了计划经济体制。

此外，计划经济体制实行之必然，还与我国汪洋大海般的小农自然经济必须经国家计划捆绑才能集合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有关，进而在文化传统的特质中，也隐性地与中国这样一种深厚的亚细亚社会中央集权的历史基因相关。人们习惯于由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从秦代举全国之力修筑万里长城，到后来开挖京杭大运河，到新中国成立后“大跃进”一亿人修水利、一亿人炼钢铁等国家工程实施，都是在中央政府集权的条件下完成的。在当时的社会主义体制中，计划经济是政治集权最有效的经济保障。

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时空环境来看，我国计划经济的实行，与马克思恩格斯肯定社会主义制度与计划经济之天然联系的论述有关。恩格斯曾把公有制条件下的计划经济当作社会新制度的本质特征和劳动人民解放的重要条件加以认定：“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按照社会计划来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人直到现在受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奴役的状况。”(18)这种见解深深影响了共运史上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几代领袖们。同时，中国搞计划经济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解和实践所提供的榜样示范也密切相关。当时，人们把计划经济“同志式的合作关系”对市场经济“竞争关系”的取代，当作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和优越性之一加以肯定，从而形成了搞社会主义就意味着必须坚持计划经济的原则意见。另外，我党在几十年的革命战争中，以及在根据地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经济生活方式及其养成的思想传统，也一定程度地使共产党领导集体，形成了平均主义的财富观念和以此抵御资产阶级法权侵袭的政治意识。以上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毛泽东既把计划经济当作解决当时民生困难的政治经济手段，又把它当作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标志看待：“人类的发展有了几十万年，在中国这个地方，直到现在方才取得了按照计划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条件。”(19)所有这些，都是排斥市场经济而支持计划经济的社会历史原因。

在上述因素构成的历史环境中，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段时间内实行计划经济并将之作为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础性条件，便成为既是历史的必然过程，也是人们自觉的经济实践。这种历史性事件和过程，对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几乎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宿命而被认可和坚持下来。因为人们的认识水平无法超越历史制约。“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20)总起来说，毛泽东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误和“大跃进”中采取的战略、方针、政策及其思想的不成熟，既是他个人的某些不成熟，也是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认识与实践的不成熟，在根本上则是因为中国社会的不发达、不成熟带来局限。然而即使如此，毛泽东还是辩证地思考和对待商品经济的，多次提出要肯定商品经济及其价值规律的积极作用，认为它们是一个帮助人们学会经济核算、企业管理的大学校。他曾经很幽默又很严肃地批评过全盘否定商品经济的错误：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废除商业，实行产品调拨，这就是剥夺农民，只会使台湾高兴!可见，不能把计划经济模式的选择，作为重大历史失误整个地记到毛泽东名下。从历史发展的曲折性而言，也可以说没有一段时间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奠定社会主义制度和经济建设的必要物质基础，也就没有今天可以凭借一定经济条件实行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可能性。

三、研究意识的客位化

把自己置于历史之外，以旁观者、裁决者、超拔者、甚至复仇者的身份审视历史、问罪前人，全然以非历史的态度议论和评价历史，这是巴特菲尔德在其《历史的辉格解释》一书中向我们描述的辉格史观的又一叙事态度和话语策略。大凡坚持这样历史观的人们，包括向中国初期社会主义建设领导者兴师问罪的某些国人，都主观主义地把自己设定为超然事外的客位文化者。



历史研究表明，人们解释历史，具有一种引导和左右人们之历史观念的强大势能。因为历史的研究和叙述者进行历史的裁定，拥有一种活者对于逝者天然的话语优势，有对历史人物和事件指手画脚、评头论足的话语权力，而逝者则只可默受，不能为自己辩护。同时，聆听历史解释的当代人大多并非历史活动的参与者或当事人，他们对如烟往事也常常依靠历史学者的转述而获得了解。因而在评说逝者、告知来者的双向对话中，历史解释者便具备了许多言说优势和文化权力。其运用不当，一定会亵渎前人，贻误后人。因此，巴特菲尔德向历史学家们发出正告：“历史学家并不仅仅是旁观者；因为如果他仅仅是旁观者的话，那么他将会是一个蹩脚的旁观者。在特定的意义上说，他要和过去约会，他的工作不仅仅是思维的运作，也是个性的冒险……仅仅是为能够抓住大有讲究的细节，领悟事件之间的应和，并发现纠缠在一起的事实，他也需要做更多的事情。”(21)巴特菲尔德认定了在历史解释活动中人们要做一个了无情致、置身度外的客位文化立场的旁观者之不可能：“无论我们在心理学方面有多少学问，我们一定要具备某种先见，然后我们才能够看到这对理解任何特定的人的意义。如果不偏不倚意味着理智的冷淡和所有激情的静止，那么它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将是诅咒。我们探索过去，探索的不仅仅是事实，还有意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带上我们的直觉，保持鲜活的同情心，并且唤醒我们全部的人性。我们必须从我们全部的天性资源中唤醒一切能够使得科学家的思考发生转向的东西，把它们结合起来去丰富诗人的思考。”(22)历史的研究者和解释者属于造就他的历史环境，因而他只能历史地解读历史。他对于当作研究对象的那些历史过程、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总是贯注着某种历史境遇带给他的好恶，难以完全解脱由主体自身的“理解前结构”生成的某些情理设定。历史解释者提出的许多追问，常常表现为不是他怎样超越历史，而是他怎样介入历史、取舍历史。正是这样一些思想难题，使一些研究毛泽东及其所领导的开国初期社会主义建设的人，不由自主地陷入了历史的悖论。一方面，他们作为革命过程的同路人或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曾经的参与者，却千方百计要把自己与曾经造化自己的那段历史切割开来，主观地将自己实践中的主位文化立场转换成观念中的客位文化立场，自己和自己成长的历史相疏离、陌生化，然后反过来作为“外星人”带着莫名的冷漠甚至厌恶，去批评那段历史。另一方面，他们又总是以中华民族之外的、他国的历史为背景、为坐标、为尺度，以移寓他国的即西化的主位文化立场来审视和责难民族的当代发展史，声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失误和毛泽东的过错。这样一来，千方百计超越自身历史的人，即对自己所属的那段历史故意客位化的人，却不小心主动而盲目地站到了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历史的尺度上去了。对其他民族、其他主义、他者的主位化认同或者盲从，相应地形成了对本民族、本主义、本己的客位化离异。

这绝不是笔者依照巴特菲尔德批判辉格历史解释学的理路杜撰出来的故事。这方面的个案不胜枚举，可信手拈来。有人在批评中国共产党对以往历史的辩证态度时，动辄以“贵党”相称，把自己摆到和执政党“抬横杠”的位置上指手画脚，全然否定了他与共和国历史的命运与共；有的人说“大跃进”是由于毛泽东头脑发热、骄傲自大造成的，似乎全部灾难由他一人引起，全然不理会整个事件诸多领导者、策划者、推动者、加剧者的所思、所言、所行及其历史致因；有人说毛泽东制定的农业生产“八字宪法”为“大跃进”提供了耕作技术方面的推进器，有了它才有了违反耕作科学技术要求的深耕密植和粮食产量“放卫星”；有人在检讨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以及为巩固和发展这一制度过程所出现的挫折时，认为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共在取得政权后，淡化甚至抛弃了民主革命反封建的主要任务.而一直“错误地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当成主要敌人”，似乎新中国从来就没有受到过资本主义霸权的包围与打压，等等。所有类似上述的偏颇、片面、不实之词，若不是蓄意歪曲事实、篡改历史，那便是根本没有进入或者根本抛却了这段历史。

就拿“大跃进”中的浮夸风来说吧，毛泽东确实在一些场合下也默许、迁就过这种不正之风，甚至也说了一些无法实现的大话。然而，在这些事情的另一面，则是毛泽东一再对浮夸风泼冷水，多次严厉批评那种“只讲成绩，不讲缺点，讲实话没有人听”的歪风。他严厉地批评过一些宣传浮夸风的报刊，曾对《人民日报》负责人吴冷西说过：“现在报纸报道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23)毛泽东甚至对浮夸风现象下过禁令，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他在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中所做的严肃指示，反对讲大话、放空炮、升虚火、争荣誉，强调不能脱离客观实际、违背经济规律。他明确指出：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对的规律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说过渡就过渡。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不但要具有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而且还要有国际条件，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但一些历史问题的研究者们，却全然不顾这些真实情况和历史语境，全然没有沉入历史用心地、细致地以历史过程同行者的态度去体悟、考察和解释这段不寻常的历史。

反辉格史学派的巴特菲尔德针对辉格解释方式的单一客位文化立场明确指出，在研究历史问题中要“对历史人物进行历史性理解”，即尽可能站到历史人物所处的位置去理解他所承担的责任、所面临的挑战，从而设身处地、易位思考地解释他的思想与行为(24)。在他看来，“历史上任何人物的任何行为，都仅仅是整个情境中的一部分而已……要想理解这个行为，就要复原这个行为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将其置于一个关系网中，换言之，将其置于其历史语境之中。但是，搞清楚这个行为的种种后果，殊非易事，因为这些后果融入了其他种种共同促成当时形势变迁的因素所造成的后果之中。”(25)若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在对毛泽东及由他所发动的“大跃进”一类历史事件的研究中，我们就应当以主人翁或参与者的身份走进历史，去体会、思考、探讨和诠释历史中的人和事，必须在历史的具体语境和事件的复杂关联中，对其实行具体的解释。

然而，笔者所见到的一些近似辉格派的历史解释者却不能这样对待毛泽东和他创造的历史。这除了前面讲到的他们从当下出发去剪裁和评说历史之外，除了他们自外于历史过程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辉格思维，即把历史人格化，认为历史是某人的历史，深深烙上了他的人格印记，诸多地承受着人格的反创造。这种以人论史而非以史论人或史中见人、鉴人的思想方法，且不说它严重地违背了存在决定思维、历史创造英雄的唯物史观原则，更可担忧的是其以人论史的做法，会经常地、轻易地把历史的评价方法与衡量尺度道德化。它使历史的研究，由对社会生活、思想观念及其历史人物的“经济学追问”，变为对历史活动及其人物的道德考问；然后以天地良心、仁义道德等尺度，代替生产力标准去度量历史的进程和事件的性质。这使历史活动及其发展轨迹由经济中轴线规制，变成领袖人物的随意制作与道德体现。这势必促成唯心史观的曲折复活。不是吗?一些人为了达到彻底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功业，不惜从人格上把他妖魔化：什么暴君呀，什么独裁专制呀，什么骄傲自满、刚愎自用呀，什么不惜以几亿人的生命牺牲作代价去抗击霸权主义呀，什么中苏关系的破裂是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外交失礼造成的呀；更有那个在国外反华势力支持下的“私人医生”关于生活作风的无端诽谤与恶毒丑化，等等。他们把严肃的政治话题变为“狗仔队”感兴趣的花边新闻或八卦谈资，严重消解了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这中间的一些恶行已属无良文人之举，远远超出了历史研究的主、客位文化立场的方法论之争，但它们仍然还在辉格式解释的范式之中。因为，“辉格派历史学家显示出一种倾向，他们要通过捕捉某个观点之争、政策之争，并将其说成道德之争，从而强化他们历史叙事的色调。的确，要想抵制这种倾向，需要非常严格的自律……辉格派历史学家非常渴望给过去的某些事情定罪，他们的某些观点本身也可以被转变为道德原则。……让他们的道德愤怒发泄到仅仅让辉格派感到痛恨的事情上”(26)。巴特菲尔德的这种批判，不正是入木三分地刺中了恶性非毛论者的险恶用心吗?这种历史解释方式是暗藏政治祸心与思想危机的。假如历史的叙述，果真像辉格派史学家、英国保守主义政治理论代表人物阿克顿认定的那样——“真正的政治原则都是道德原则的放大”——的话，人们也能轻易地把这一命题颠倒过来：“真正的道德原则都是政治原则的放大。”(27)于是乎，别有用心的人便可以打着维护良心、道义的种种旗号，对其根本反对的政治原则、社会主义制度和毛泽东本人寻仇或者讨要公道了，以道德论争的幌子行使政治批判和形象妖魔化的险恶图谋，像“私人医生”作者之丑恶行径一样，那真是需要人们高度警惕的!

在这个问题上，欲认真克服辉格历史观的谬种流传，我们重温邓小平和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应是大有裨益的。邓小平曾经严肃指出：“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28)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29)应当说，这些对待共和国历史的科学原则，是帮助人们在毛泽东研究中走出辉格式解释窠臼的思想良方。

注释：

（1）巴特菲尔德：《历史的辉格解释》，张岳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0页。

（2）巴特菲尔德：《历史的辉格解释》，张岳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7页。

（3）巴特菲尔德：《历史的辉格解释》，张岳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5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2页。

（5）《列宁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34页。

（6）《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9页。

（7）《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9页。

（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62页。

（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430页。

（10）巴特菲尔德：《历史的辉格解释》，张岳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9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1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432页。

（13）巴特菲尔德：《历史的辉格解释》，张岳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41-42页。

（14）巴特菲尔德：《历史的辉格解释》，张岳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9页。

（15）巴特菲尔德：《历史的辉格解释》，张岳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0页。

（16）《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31-332页。

（1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50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18页。

（19）《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13页。

（20）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19页。

（21）巴特菲尔德：《历史的辉格解释》，张岳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54-55页。

（22）巴特菲尔德：《历史的辉格解释》，张岳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55-56页。

（23）吴冷西：《忆毛泽东——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年，第64页。

（24）巴特菲尔德：《历史的辉格解释》，张岳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9页。

（25）巴特菲尔德：《历史的辉格解释》，张岳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5页。

（26）巴特菲尔德：《历史的辉格解释》，张岳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65页。

（27）巴特菲尔德：《历史的辉格解释》，张岳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76页。

（28）《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9页。

（2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人民日报》2013年11月8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2]巴特菲尔德：《历史的辉格解释》，张岳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

[3]梅林：《马克思传》，樊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

              （作者系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广东省哲学学会、广东省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会副会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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