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晓鹏：安徽大跃进时代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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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大跃进时代亲历记

作者：蔡晓鹏      时间：2020-01-20   来源：新三界
     

北京童年

我1950年12月出生在上海。我们兄妹三人，我排行老三。幼童时期，我兄妹三人都寄宿在华东保育院。院长是邓六金，即曾山夫人、曾庆红的老母。住在上海太原路公寓时，我们两家曾同楼为邻。

父亲去世后的次年，即1953年春，各大区撤编，我母亲就从华东卫生部调到了中央卫生部，于是全家随迁来到北京。依稀记得到北京的那天，我们从正阳门火车站下车，先去了天安门。那时天安门广场还没拓宽，正赶上全国在为斯大林举行三天的国葬。广场降半旗，天安门上悬挂的也不是毛主席像，而是斯大林像。

我们一家先住在鼓楼西大街的卫生部宿舍大院。我寄宿在卫生部幼儿园。幼儿园在大院马路的南边，原来是个修道院办的孤儿院。嬷嬷们全身着黑，还戴着修女巾。那时幼儿园小朋友都会拍手唱抗美援朝时期的儿歌：“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

在鼓楼西大街住时，妈妈请了个私垫先生，每个周日给我们上文化课，念《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那位先生穿长袍，戴瓜皮帽，留着山羊胡，他涕泪长流、微闭双目、吟诗颂经的形象，现在还时常浮现在我脑海。

1956年，我家搬到位于西城的前毛家湾。那是个三进的大四合院，朱德元帅之女朱敏大姐和我们是邻居。记得搬家那些天，天天有游行队伍敲锣打鼓放鞭炮，欢庆一家又一家的工商企业“公私合营”了。小业主们、资本家们似乎一夜就变成了“公家人”，殊不知这一改造运动路途之漫长。

院子的北面，就是我母亲工作的新单位——北京平安医院。医院的西侧是林彪元帅府邸。医院与元帅府间的内墙，架着电网。但是从医院花园的假山上，可以略窥元帅府的一角。我们这些小孩子，有时爬上假山上的核桃树，向神秘大院里偷窥，结果必被哨兵察觉怒斥，吓得四散奔逃。那时的士兵，斜戴着苏式的船型帽，感觉颇像电影中的蒋匪兵。

1957年，我上了位于西四的兵马司小学。同学多是附近各大院（国务院、地质部、农垦部、华北局、商业部等）的干部子女。当今火爆的“任大炮”，比我低一级。

北京给我童年留下的美好记忆，还有北海公园夏日的露天电影，西直门城墙下的蟋蟀，平安里的有轨电车，东安市场的小吃，海淀的稻田，红旗招展的永定河义务劳动。

这一年印象深的有两件事。

一是老妈常带我去北京饭店的周末舞会。在这种内部的舞会上，我见过周恩来、罗瑞卿、何长工等大人物。何长工是老妈的常舞伴，有时何长工还让他的专车送我们回家。我妈背后称他“何瘸子”。通常，老妈为哄我不闹腾，会在北京饭店小卖部给我买块“东方红”牌子的巧克力，这是我童年最高端的享受。

二是有两个“大人物”有次到家里来看我们，还请全家到前门外的全聚德吃烤鸭。这两位“大人物”，都是我父母战争时期的顶头上司，当年50来岁的样子，都戴着眼镜，中等身材，湖南口音，在一群警卫簇拥下，很是意气风发。我称他们为“谭伯伯”（谭震林）“曾伯伯”（曾希圣）。

后来听说，在1957年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上，曾希圣为我父亲蔡辉1952年“三反运动”中被逼自杀愤愤不平，公开指责说“蔡辉是死于饶漱石、曾山的宗派主义”。曾希圣的发言，得到谭老板的支持。曾、谭此来，是说服动员我母亲离开北京，调到安徽工作。他们说，“安徽老战友们多，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帮助你解决”，曾的仗义和诚恳，感动了我母亲。于是，我母亲决定举家迁往安徽。

激情1958

1958年是中国现代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

春天，一个雪后犹寒的夜晚，我们全家乘火车到了合肥。亲自到站接车的有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张恺帆及夫人史迈，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副省长、宣传部长陆学斌及夫人吴铭。第二天，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省委小花园的家中，破格设宴款待我们一家。听说曾伯伯家宴只对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董必武、谭震林等中央首长，从未接待过同级、下级。我印象最深的是，曾伯伯在一张铺开的合肥城区图上，给我们讲解合肥解放后的巨大变化，真是神采奕奕，激情四溢。

在以后的几个月中，我们受到原新四军七师老同志们的热情款待，参加了无数家宴，张凯帆夫妇始终作陪。我由此认识了当时安徽省一大批省级和厅局级的前辈及其子女。

我转学到了合肥师范附小。这里离我家住的省政府宿舍大院近，同学也多是省政府大院子女。半年后，我家搬到安徽省立医院大院，我又转学到长江路一小。转学前后，我有一个时期住在省委小花园的曾希圣和陆学斌家里，和小花园里的孩子们也混得烂熟。他们的父母多是我父母的老战友。

长一小在省委大院对门，学生约70%是省委大院的子弟。我那个班集中了多位省委书记的子女。记得有省长黄岩之女黄学龄，书记处书记桂林栖之子桂建平，书记处书记李任之儿子李抗美，书记处书记王光宇之子王安民、王小光，书记处书记宋孟邻之子宋建生，书记处候补书记、宣传部长陆学斌之子陆小飞；省委常委、副省长桂蓬之女桂小妹；省政府秘书长曾昭生之女曾新春。曾希圣的儿女曾小东、曾小红、曾阳生、曾建生、曾宪生，副省长黄耀南的子女黄小弟、黄小妹，那时期也都在长一小读书。

我到安徽后，很快成为“孩子头”。我四年级当了少先队的中队长，五、六年级当大队长。学习也很出色。那些年的历次考试，都名列年级前茅。

在我这个孩子眼中，1958年的新鲜事也的确很多。

先是“除四害”（苍蝇、蚊子、老鼠、麻雀），全民动员，轰轰烈烈，小学生也组织起来了。老师要求，每个学生要备六件工具：老鼠夹、诱蝇笼、苍蝇拍、捞网、小铲、鼓或锣。有专门的“除四害”课，教学生怎么布诱鼠夹、布诱蝇笼、捞孑孓（蚊卵）、驱鸟。放学或周末，组织学生到有树有鸟的地方布阵，看到飞鸟就敲锣打鼓放鞭炮，直至小鸟们惊疲力竭而亡。校园内的荒草全部铲净，说是灭蚊蝇藏身之处。可那么多树叶怎么办？我们还真向老师提过，要不要把树也弄得光秃秃的，让蚊蝇无处藏身？老师说，不用了，树叶上可以打药。每天早课前，同学们都要让老师点验除四害战果，什么老鼠尾巴、死蝇、孑孓等。交不上的同学被罚站，多交的受表扬。我的强项是用网捞孑孓。

合肥有个包河公园，竹树葱郁，绿草如茵，碧波荡漾。从春到秋，那里都是驱鸟的重点战场。各机关学校都轮换参战，几千人分布在景区各点，真是彩旗飘飘，歌声震震，锣鼓喧天。从清晨到天黑，像是狂欢节。那时候人们的精气神真好，带着各类食物，散坐在草地上、树阴下野餐，大人、孩子、老人都嬉笑融融。

我们学校和宿舍大院，当时有一堆一堆的铁矿石，里面有星星点点的金属。男女老少齐上阵，用一种竹把的铁锤砸碎块石，拣出似金属矿的成份归堆儿。小学校和宿舍大院，都支起“小高炉”炼钢铁。但是，任务重，铁矿石少，组织上就动员家家户户砸锅献铁，溶成铁块。那时经常断电，晚上就点灯笼挑灯夜战，真是热闹非凡！学校给小学生也下达了献废铁的指标。可哪来那么多废铁呀？于是有的家长就把家里铁器砸了，让孩子上交。可子女多的家长，真愁得慌。

1958年是奇迹频发，捷报频传的大跃进年。国庆前后，学校组织参观在省工人俱乐部的“十年国庆献礼展”。千斤猪、万斤棉、10万斤水稻的非凡成就，都报导得有鼻子有眼的。猪倒是实物，的确出奇的大，爬在地上，粉白一堆，站不起来。棉花就奇怪了，明明是一棵大树，竟挂满了一朵朵海碗大的棉团。大标语写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什么“钢铁大王升帐”，什么“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标语配着宣传画，确实令人激动。直到十年后，我下乡种棉花，才知道棉花本非乔木的真况。

1958年，合肥的文艺舞台也异彩纷纷。曾希圣从上海成建制地调人，组织了省京剧团；从北京成建制调来杂技二团，成立了省杂技团。严凤英领衔的黄梅戏团，因电影“天仙配”天下闻名。梅兰芳、侯宝林率团巡演安徽。每次大戏首演，曾希圣都率党政军要员亲临新建的江淮大戏院观看。我多次有幸被曾伯伯带进前排贵宾席陪看。这种“殊荣”，恐怕连曾伯伯的子女都难得，更别提其他“权贵”子女了。只是我当时丝毫没有“受宠过度”的意识，况且也没有艺术欣赏力，只是感到新奇热闹罢了。记忆很深的是，曾伯伯一进贵宾室，所有领导人一起起立，争先问安。曾不发话，无人敢落座。那气场之威严，似不亚于古代君王。

1958年，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彭德怀、贺龙、叶剑英、谭震林等领导人都先后到安徽视察、鼓劲。9月19日，我们上课前突然全校紧急集合，校长和各班主任率全校师生中午赶到长江路省政府大门口列队，每人发了面彩纸小旗。这时长江路两侧已是人山人海，都在静候毛主席的车队。下午2点半时左右，车队从西向东，沿长江路缓缓驶近，“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的口号如山呼海啸，响遏行云。警车过后，第一辆敞篷车上由曾希圣陪着毛主席，两位频频向两侧百姓招手；第二辆车，张凯帆陪着罗瑞卿，两人则频频鼓掌。我就在前排，离毛主席的乘车仅约几米远，激动得只顾痴痴仰望伟人，有没有喊“万岁”都记不清了。

这一刻，是我对激情沸腾的1958年，最鲜明的记忆。

困难初始

就是那年9月毛主席到安徽巡视时，听闻舒茶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欣然指示：“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钱了。”之后，他在北戴河会议又说：“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社会主义。”[1]到了1958年10月底，全国农村办公共食堂265万个，90%农业人口在食堂吃饭。1959年，有些城市机关也开始大办食堂，许多机关不准家庭开伙。到1958年10月初，安徽省由原来的16824个农业社，合并为1054个人民公社，入社农户721·9万户，占全省总农户的98·85%。全社规模平均为6764户，最大的公社有4万多户，“共产”规模空前。[2]

我那年读小学三年级，被选拔参加省业余体校游泳队集训，备战为迎十年大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少年儿童游泳锦标赛。从春天集训到国庆节后集训队解散的半年间，我一放学就到省体校封闭集训，很少回家吃饭。

国庆节前两天，集训队从北京参赛回来，在火车站就解散了。下车时是清晨，从火车站到省立医院大约七八里路。集训期间每天长跑训练的我，一路小跑回到家里。一夜无食、饥肠难熬，本想饱餐一顿，谁知厨房里外空空的，啥吃的也找不到。家里的保姆也辞了，哥哥姐姐住校未归，老妈还未下班。让我着实难忍。

中午，老妈带我去公共食堂用餐。食堂不发粮票，只发饭卡，每顿餐多少粮，在卡上注明，你不去吃就过月作废。每天每餐吃什么，都是统一规定。菜卡可自由购，蔬菜不限购，但含鱼、含肉的荤菜，则每周限量一次或两次。我那天第一次吃到全是粗粮的主食：一碗稀稀的山芋玉米粥，两个山芋粉蒸的黑馒头。晚餐时，卡上限购一小碗米饭。这种干饭，一大瓦碗其实只用一两米。其做法是把米先炒熟，再用水泡，再上锅蒸。用这种方法，一斤米可蒸十斤饭，看起来是干饭，入口不用嚼就化了。这骗得了眼睛，但骗不了肚子，一会儿就饿了。

这时期，自由市场全关闭了，市场上买不到任何可充饥和补充能量、蛋白质的食物。计划供应的食糖，开始用古巴黄糖替代白糖，而且不久也断了。又用所谓的伊拉克蜜枣替代糖。这种蜜枣是传染性肝炎的载体，于是肝炎在中国大面积爆发。我和二姐都被传染上，住院治疗。由于缺乏营养，浮肿成为常态。我老妈和老战友们有时聚在一起，都在比谁浮肿的坑多深、多大。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和饥饿苦苦斗争。到了1960年，粮食困难的考验更加严峻，农村每年人均口粮不足200斤，出现了严重的“饿、病、逃、荒、死”的现象。

机关的大食堂办到1961年，实在民怨太大，被迫由强制入伙改为自由入伙，各家各户终于有了自己做饭吃的小自由。大院里所有的边角地，都种了蔬菜、南瓜；家家在阳台上养鸡下蛋；花生壳晒干后磨成粉，美称“植物营养源”；水生植物晒干后粉碎，号称“绿色淀粉”；即使老鼠被夹住后，也剥皮晒干，成为珍稀。小学生一放学，聚在一起也尽是想主意找吃的。用铅笔盒作锅，逮蚂蚱、捞小虾、沾“知了”、钓青蛙、掏黃鳝、打麻雀、摘槐花、掏鸟蛋、熏蜂巢。那真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每家都在为不被饿死而竭尽全力地挣扎。

1959年，军用燃料短缺，号召全民种蓖麻。蓖麻籽含高蛋白，但有剧毒。还有棉籽，与蓖麻性质类似，也含有毒素。小同学们饿极了，就烤蓖麻籽、棉籽充饥，即使吃得上吐下泻也不怕。后来又风行家庭自养兔子、豚鼠（又名荷兰鼠）和鸡，孩子们放学后，到处挑草、打树叶，到菜场捡烂菜叶。还有人家养蚕，家里铺满蚕席。蚕茧可出售，茧蛹做了补充蛋白，炸了吃更美味。蚯蚓也被掏挖出来，炒菜当肉食。

安徽当时是重灾区，农村当然更苦。我们家有位老保姆，桐城人，自称祖上当过李鸿章的师爷，曾官拜巡抚。老保姆是大小姐出身，小脚，不识农务，但识文断字，还会英语。她来我家时谈的条件是：管吃管住，零用钱2元（1963年上调为10元）。她后来老说，多亏来了好人家，要在农村早饿死了。

包河公园那时一派荒凉，杂草过人。我那时每天经过包河，去省体育场游泳，常见草丛中有病饿而死的无名尸。省立医院门诊部内外，时常有弃婴，多无人关注，病饿而死。1959年冬天，老妈在代表院方处置一弃婴时，发现市里孤儿院员工偷食的情况很严重，而孤儿们缺食少喂，死亡率极高。她竟然动了大慈大善之心，将这个才3个月的女弃婴收养下来，直至抚孤成人。这个孤儿就是我的妹妹蔡宁娜。她后来也在省立医院工作，现已退休，在合肥安度晚年。

我的大哥，参加中学组织的“学农”，到农村参加“秋收”半个月。老妈让我去乡下捎点吃的给他。这样，我在老乡家住了两天。听那家老乡悄悄告诉我说，为了从食堂多领一份饭菜，他叔叔家饿死了人，都藏起来不报。结果，这事被队干部发现，把他叔叔吊起来，活活打死了。但到了夜间，这些大队干部却常偷偷在食堂起伙，喝酒吃肉。带队的老师们，出于爱护同学，一再叮嘱学生谁也别说，“谁说出去开除谁”！

粮食困难时期，社会秩序很乱。偷盗、抢劫事件频仍发生。我们大院多数人家的厨房，都有被“窃食者”多次光顾的遭遇。那个年代，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参加省体育场十万人规模的公判大会，每次都会押上一二十个死刑犯，宣判后押上囚车，背上插着标牌，去执行枪决。其多数案例，都是粮食困难下的特定产物。我记得有个20来岁的农民，几天没有饭吃，饿极了。后看到一孤身老人正在吃晚饭，讨要未遂，就去抢食，争抢中老人被推倒地，头被撞击后昏迷。这个年轻农民从老人身上搜出2元钱、5斤粮票，拿着逃跑了。老人后因无人抢救身亡。仅2元钱、5斤粮票，就毁灭了两条人命。生命贱到如此，我深深地被震撼，那个感受迄今难忘。

那年代，似乎各类民间迷信反动组织很活跃。包河、大蜀山也常有人打信号弹，据说是美蒋特务猖獗。传闻大别山岳西县有位大队书记，组织饥民哄抢了国家粮库，与公安形成对峙。省里紧急调了独立师，把这些饥民定为“反革命暴乱分子”，全歼了。

安徽有个“张青天”

当安徽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共生的“大困难、大食堂、大谎言”，给人民生命安全造成重大危难的时刻，安徽政坛的大分裂也随之白热化。因为与这些政治人物的密切关系，让我近距离地从旁观察了安徽的政治大动荡，我家也被动地卷入了这场政治漩涡。我呢，不由自主，过早完成了从天真儿童向叛逆少年的心理过渡。

大跃进中受到毛主席高度赞扬的曾希圣，到了1959年，由于不愿正视以浮夸为基础的谎言所导致的事实，不敢正视疯狂运动彻底失败的严重恶果，一次次错失了挽救安徽人民免于粮食困难的机会。

那几年的安徽，“五风”刮得太凶了，牛皮吹得太大了。大办钢铁失败了，尚不至于导致大饥荒。而农业大跃进失败，还要虚报粮产，就致命了。1958年开始搞大食堂，推行人民公社一级核算。进而取消了农民的自留地、农宅公有化、移民并村、关闭农贸市场、封塘封山。开始还宣布“吃饭不要钱”，没几个月，存粮就连种籽粮都吃光造净了，后济断绝。1959年，多数粮库实际上是虚实倒挂，连种子都当口粮了。

当年安徽的各级干部，多来自农村，进城不过十年。他们对农村的真实状况是了解的，但岂止“千人诺诺”？反倒是“数十万干部皆诺诺”。危难之际，唯有“一人愕愕”——张恺帆毅然举起为挽救苍生而讲真话、反潮流的大旗。

1959年2月上旬，张恺帆亲率省委调查组在无为县调查时，认定无为粮食困难严重，“五风”盛行，民不聊生，大批百姓饥饿待毙已成基本事实，于是据此给省委报告了调查实情。但是，省委认为这不符合事实。7月初，张恺帆、桂林栖两位省委书记再到无为，发现情况更为严重了。

张恺帆回忆7月的无为之行说：“我们进入无为，第一镇是石涧，路上行人没有一个不带拐棍的，村上的小孩子瘦得不成人形。到农户家里看看，大多数躺在床上，呻吟不绝。无为许多人认识我,都向我下跪：‘张省长，救命！’‘我们还不如鸡，鸡一天还有两把米。’‘听说上头规定每人每天二两原粮（稻、麦而非米、面），能发到我们手里也好。发给食堂，层层克扣，我们就一点见不到了。’……我到石涧区沿河梢村，全村十几户人家就有九个孤儿！农民家里,第一个饿死的，家里人还给他弄几块板，钉个棺材。第二第三个饿死的，就只用竹床或门板抬出去。第四第五个就更惨了！惨不忍睹！病人抬死人，埋的不深，没有劲挖，天又热，沿途常闻到腐尸的臭味。（恺老言及此，声音暗哑了，泪光闪动。）”

“到陡沟区一看，比石涧区还要严重！路是高级社向公社过渡时修的，交接没人管。船满塘坝，水车，全躺在水里，桥断了没人修，路坏了没人补。我感慨了一句：到处都唱‘断桥会’了！后来，我的秘书把这句话捧出去作为我的罪状之一。当时农村要搞敬老院、社办工厂，占了民房。农村大搞移民并村，说是反宗族，向张家庄安插姓李的、姓王的，向王家庄安插姓张的、姓李的；把洲上的人迁到圩里，把圩里的人迁到洲上。结果洲上人不会种圩田，圩里人不会种洲地。许多民房被合，许多村社人烟稀少，村舍残破，真像毛主席诗中写的那样：‘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到一些地方，看到晒一排一摊的塘草、树叶，我问：‘晒这个干什么？’‘省长，吃的，度命。’我到乡亲家里，大多数人家里没有能坐起来讲话的，我到床边看他们。在陡沟区，我到处开座谈会，请还能走动的来参加。群众哭诉：‘只有死，没有别的路了。’他们向我恳求：‘能不能不办食堂，粮食就少一点，发到我们手里，自家起火。’‘自留地、菜园地（时称小块土地）归还我们，种点瓜菜。’‘水塘封起来了，城市自由市场封起来了，能不能让我们摸鱼捉虾，度命，到城里卖！’这里是我的故乡，好多人认识我，什么话都敢讲。后来，这‘三还原两开放’成了我的罪状。三还原：吃饭还原、房屋还原、小块土地还原；两开放：开放水面、开放自由市场。其中小块土地还原被曲解成要让地主复辟。

“还有新情况：基层干部在下面打人不得了。动不动就吊起来。开城桥有一个人自称当过曾政委警卫员（史迈：孙采贵）打人最厉害，打死人。王家坡公社书记更坏，骑着自行车，逢人就打，跟疯子一样。干部作风恶劣，打死人无所谓。离城不远有个尼姑庵，住两个尼姑，尼姑的女亲戚挑一点粮食给尼姑，半路上被干部卡去了（史迈：王福渡大队书记张定根等），两女亲戚不依，有一个被打掉水里淹死了。两个尼姑找村干部拼命，都被打死了。县委书记姚奎甲本人在三官殿也吊打过群众。”[3]

当时兼任巢湖地委第一书记（无为县归巢湖地区）的张恺帆看到老百姓的悲惨状况，当即拍板，率先做出取消无为县农村大食堂、实行“三还原两开放”（吃饭还原、房屋还原、小块地还原，开放水面、开放自由市场）的决定。

庐山圣怒

张恺帆的决定，立即在全省产生巨大正面影响，一些地区群起仿效。而曾希圣主导的安徽省委则“紧急刹车”，并上报正在庐山组织批斗彭德怀的毛泽东。恰好1958年秋，彭德怀到合肥时，是张恺帆陪同的，这下瓜田李下就说不清了。

毛泽东盛怒之下，于8月10日写下了让张恺帆扬名全党的批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有，有一个军事俱乐部；地方也有，安徽不是有个省委书记张恺帆吗？我怀疑这些人，是混进党内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意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他们现在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例如说，总路线基本正确，人民公社不过迟办几年就好了。”[4]

这年的8月至9月，安徽省委组织了以批判“张陆反党集团”为中心的“反右倾”政治运动。时任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副省长、宣传部长的陆学斌，浙江慈溪人，大学文化，抗战时曾任无为县县长、皖中（皖江）行署秘书长，仅因支持将张恺帆的调查报告上报，在与张恺帆通电话时说了句：“无为还是‘无为’吧”（意指不折腾）、“大跃进总路线，总不能不讲事实嘛”，并派《安徽日报》记者下无为调查，就被定为张闻天式的野心家。张恺帆被开除党籍，连降四级，下放外地农场、工厂劳动监控，夫人史迈也连降两级。陆学斌命运基本相同，撤职、降级、开除党籍，由解放军武装押送到舒城千人桥公社劳动改造。在这场残酷政治斗争中，张恺帆有九位亲属被迫害致死。安徽全省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极右分子，受党记、政纪、刑事处分的各类人士，多达20余万。

陆学斌1996年逝世，葬在黄山夫子峰下的风景湖畔，铭文是他1959年在干部会上说过的、也是致使陆罹难的一句名言：“如果我们不尊重客观规律，客观规律是要发脾气的。”

无为人民至今认为，若张凯帆的决定能够实行，至少可挽救数以十万计濒于饿死的无为百姓。

对后来发生的无为县人口大规模死亡和饥民食尸的惨状，新疆塔里木大学教师、无为人谢桂萍的一篇文章写道：“据无为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全县饿死82,278人；1960年饿死126,524人。据《无为县志》记载，1957年年底全县人口为982,979人，而1960年年底仅余662,557人……据笔者在昆山乡大范围内调查得知，当时几乎每村每天都有饿死人现象。在冬春季野外没有可供偷食的农作物，若粮食再供应不上，大多数农民就只有坐以待毙；若是在夏秋季，农民们如果不想被饿死，晚上都出去偷正在生长或收割的农作物，当时这是普遍现象……落入干部之手，就难逃惩处。有许多人因此即遭捆绑拖入食堂吊打，还有许多妇女因偷食被干部揪着发辫倒着拖，沿村饶圈，或将妇女的头发剃成阴阳头，许多妇女不堪其辱，精神失常，甚至自杀身亡。

“据苏老村苏秀芳回忆说：当时苏老村至昆山街沿途三四里路，每天都见无人收埋的尸体十几具，要么是其家人已全部饿死，要么是家人因饥饿无力挖坑掩埋亲人的尸体。因此，各大队不断组织人民公社社员专门掩埋尸体，因尸体太多，埋尸的社员也饥饿而空乏无力，只将尸体草草掩埋。荒野常见不知是饿狗还是饥狼刨土扯拉啃咬尸骨的惨境，人见了也无力去驱赶。据她说，苏老村原有570人，到后来因饿死加上外流，全村只剩下200多人，好几户人家死绝。苏秀芳一房（共一个曾祖父的所有家族）共72人，其中饿死和被折磨死53人……据程长水回忆，他居住的村子原有人口327人，吃食堂期间，饿死加上外流，全村后来只剩下70人，好几户人家绝户。

“据苏秀芳说，她的堂妹饿死后，她的二伯以收埋尸体为借口，将尸体带到苏老村村后山冈上，割下尸肉煮烧食用，而将尸骨仅草草掩埋，苏老村许多村民都看到这一幕。……据昆山乡新华村村民反映，当时该村有一老妇，一日邻居偶进其屋，见老妇人正在吃肉，忙问其来源，老妇良久不语，后在干部的追问之下被迫说出实情，其所食之肉乃其子之尸。“虎毒尚不食子”。“大跃进”竟逼得母亲腌其亲生子尸以食，由饥饿导致的人伦之变异，真是骇人听闻。[5]

无为的情况，就是当年安徽乃至全国的一个缩影。历史虽已经过去，但历史是一面镜子，它严酷地告诉我们：在集权的体制下，领导人一拍脑袋的一项政策，或者意识形态上的一丝差异，甚至是个人理想上的一个误区，都直接导致千百万人民的生死存亡。

革命五姐妹分野

在“反右倾运动”前，我老妈和曾希圣夫人余叔、张恺帆夫人史迈、黄耀南夫人严行、陆学斌夫人吴铭，是过从甚密的姊妹，经常相互走动，也常在一起打打麻将。她们年龄相仿，经历相似，都在40岁上下，都出身于书香世家，都是抗战初期参加新四军的大城市女知青。她们曾共同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生死战火考验，相互间情投意合。

但这场批判张陆反党集团的运动发生后，双方的老公们互为政治对手，余叔、严行与吴铭、史迈，遂中断了往来，形同陌路。因为我老妈和张、陆两家关系更为密切，也难逃一刼，被戴上“极右分子”帽子，受到撤职和党内留党查看处分。那年，我老妈不过39岁。医院组织批判她的主要罪责是：“借向省委申请黄豆补助之机，污蔑社会主义大好形势，勾结张陆，反对三面红旗。”

事实是，1959年省立医院的就诊病人中，由于严重营养不良直接引起的疾病和死亡比例大幅度逐月上升。根据一线医生们的意见，必须把营养救助作为辅助治疗手段。肉、奶、蛋、鱼，当时都是梦中之物，皆不可能。黄豆是唯一有可能的选项。于是，医院决定向省委申报、争取特批，责成我老妈起草报告，并向上级申报。当时“文教卫”归口省委宣传部，我老妈和宣传部陆学斌部长沟通后，呈报了申请。省委宣传部又转报至省委、省政府，由张恺帆特批，给医院每月调拨两千斤黄豆，用于危重病人的辅助治疗。这件事，我老妈也口头向曾希圣反映过，曾也口头表示了支持。

张陆反党集团被批判后，省立医院以我老妈为重点，整了几十个人。这消息后来传到省委小花园，曾希圣也觉得过分了，于是他采取了一种间接的方式来表示他的意见。他让余叔阿姨、严行阿姨及赖少其夫人曾菲，一起来看看我老妈。那天，她们还在我家打了麻将。余叔阿姨闲聊起和水静阿姨（无为人，为时任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的夫人）在庐山陪毛主席跳舞的事，满脸春风。席间，她们还聊起蓝苹、黄静、唐纳，延安河滩上的舞会，对江青的上位，多有不敬之语。不管怎样，她们这一行，确实起了对老妈和我们全家的保护作用。

我老妈虽受“反右倾运动”的影响，但受到曾、黃的间接关照，处分相对较轻。其实，她本可牵着这橄榄枝，与曾、黃两家当权者保持密切往来，至少有益无害。谁知老妈自此不登曾、黃家的门，反与张、陆两家“同病相怜，共赴国难”，走动密切。

我老妈当时自己政治处境困难，还有独自抚养4个子女的巨大经济压力，但是，她能乐观撑过粮食困难时期，让所有认识她的人无不钦佩。多年以后，我曾问老妈：当年为何如此泾渭分明？老妈曰：不为五斗米折腰！1986年，张恺帆在老妈的追悼会上，亲自致悼词。他这样评价她：“平凡的伟大、不屈的坚韧”。

当粮食困难的各类消息传到香港时，引起我外婆对我家生计的担忧。尽管我老妈每次写信报喜不报忧，但老外婆心里明镜似的。困难时期，她时不时寄来几十元港币或几斤肉脯，几罐洋奶粉，还有燕麦、黄油、方糖、咖啡、巧克力这类食品。当时中国外汇紧缺，有点“侨汇”还可按比值配给点粮、油、糖等紧缺食物和布票。这些外援，真可以说“雪中送炭”，弥足珍贵。通过老外婆的来信、洋货、照片，我也开始认知一点点国门以外的花花世界。老妈经常把外婆寄来的珍稀食物，分出一部分，让我悄悄送到张、陆两家。

但外援只是杯水车薪，缺少食物仍是头等大事。老妈开始悄悄变卖寄存在上海的一些珍宝首饰，经手人是安徽省驻沪办事处主任沈君常叔叔，他曾是我父亲抗战时期组织上海敌贸工作的亲密助手之一。他非常可靠，处事严谨。否则，被组织上知道了，又是罪过。但是那年月，一枚一克拉的白金钻戒，寄卖不过200来元，可在救命关口，哪里还顾得了这些。

责任田风波

曾希圣在1960年下半年开始清醒起来，他面对现实，力图调整政策，挽救危局。1961年春，曾希圣开始先通过试点取得经验，进而以省委名义连续三次发文，在全省推广“责任田”。

毛主席开始曾一度赞成“小范围试点”。1961年3月15日，广州会议期间，曾希圣和谭启龙一起到毛主席住处，毛泽东听曾希圣汇报实行“责任制”能较快地增加粮食产量，当即答复说：“你们试验胆大！搞坏了检讨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产10亿斤粮食，那就是一件大事。”曾希圣很高兴，立即打电话告诉安徽省委，兴奋地说：“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搞。”[6]

那年7月12日，曾希圣在蚌埠的毛主席专列上，再次汇报了实行“责任田”的必要性。毛主席回答说：“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如果责任田确有好处，可以多搞一点。”[7]但9月29日，毛泽东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信，又“翻盘”了，明确指示基本核算单位从大队下放到生产队，人民公社化遗留下来的平均主义问题便基本解决了。1961年12月24日，毛泽东在无锡，召见曾希圣时问：有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否还要搞“责任田”？并提出，生产开始恢复了，是否把这个办法变回来？

但经过近一年的实践，曾希圣深深感到“责任田”给安徽农民带来的好处。他便向毛泽东请求：“群众刚刚尝到甜头，是否让群众再搞一段时间？”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态。而倔强的曾希圣和他领导的安徽省委，决定1962年继续实行“责任田”。1月27日，省委以“通知”形式；2月3日，省委书记桂林栖以召开电话会议形式，向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发出公示，继续实行“责任田”。[8]

这样，合肥就为恢复自由市场悄悄开了个口子。合肥长江路东段，有两个著名的小花园：一个是长江路南侧的省委小花园，是安徽省委头头们的高级住宅区；一个是长江路北侧的湖滨小公园，50年代自发形成的自由市场，1958年被强行关闭。重新开放后，各类农副产品，从无到有、从少到多，日益丰富，到1965年已恢复到1958年前的丰富程度。

按当时计划配给的定价水平和低工资水平，小花园市场的物价奇高。自由市场的胡罗卜每斤0·7元，土豆每斤0·8元，小麦每斤1·2元；猪肉论小块卖，50克左右5元钱。最初的消费者多是拿高薪的知识分子、拿定息的资产代表，还有我们这类靠外汇、靠变卖家产求生的家庭。合肥当时普通职工月收入24元至32元，要承担4~6口人的生计。90%以上的家庭，人均月收入七、八元。每月收入仅勉强够购买票证内配给的食品、轻工业品，如棉布、针线、肥皂、鞋袜、火柴、香烟等。

1961年冬，合肥第一家向公众开放的国营饭馆复业开张。刚开张的几个月，每天人山人海。从早上7点排队，10点以后才能轮上。这个饭馆只卖一个品种：用豆腐、粉丝、白菜作馅的“议价馄饨”。每人仅限购一碗，每碗1元，但不收粮票。令人恐怖的是，常有顾客刚端上热馄饨，就有饿极了的乞丐突然冲出，一把抓出碗中的食物，不顾一切低下头狼吞虎咽，尽管此时多已被群众暴打得头破血流。

对百姓而言，这或是国家政策开始从“不准老百姓正常吃饭”到“恩准老百姓正常吃饭”转变的信号。在豆腐高价馄饨面市以前，合肥只有长江路上的“江淮酒家”一家餐馆未关闭。这是省委招待所“江淮旅社”的对外窗口。这个酒家，只对十三级以上高干和高级知识分子、在省人大、政协任职的高级民主人士凭卷开放。他们的所谓特权，也不过是每月可以享受一次两人平价自费就餐的机会而已。

在粮食困难年代，我记忆最鲜明的还有“苹果的诱惑”。反右倾斗争中，我老妈被贬至负责医院幼儿园。老妈的主要精力是千方百计地在各厅局、各地方找老战友们为孩子“化缘”，以加强孩子们的营养。1961年秋天，老妈竟然从省供销社搞到一批苹果！当时规定，除了员工每人发一个外，全部留给孩子。这样算一下，每星期六下午让孩子吃一个苹果，可维持一段时间了，老妈大喜。

这批苹果，堪比文物，被专人严密专管。每周下午，按人头数个待分。我和大姐那天放学后，去接在幼儿园的小妹回家。结果在老妈办公室，被那筐红苹果强烈诱惑，禁不住在沙发垫下偷偷藏起来一个。谁知老妈点数时，发现竟然少了一个，她顿时勃然大怒，训得保管苹果的阿姨无地自容。这事闹大了！我们后来寻机把那个私藏的苹果悄悄放回筐里，又哄老妈说，或许点错了，我俩帮你再点一遍。这才化解了一只苹果的危机。

当时城市人口的食物配给实行严格的票证分配制，基本可保障最低生存需要，吃不饱、吃不好、半死不活，但也饿不死。我想把这些记录下来是有意义的。当时城市的口粮按年齡、职业定量：按学齡前每月9斤，小学低年级每月15斤，高年级19斤，中学生22斤，成人25斤，重体力劳动28斤，最高32斤发粮票。其它副食品基本都靠票证供应：食用油每个人每月二两；肉类每人每月二两，70年代增量至半斤；糖每人每月2两，肝炎住院病人可增配2两；豆腐每人每月8两。其它如鸡蛋、鱼、鸡、鸭、花生、黄花菜等，逢国庆、元旦、春节，另行凭特别票证供给。食用油品类常变化，多是菜籽油，有时有花生油、豆油或棉籽油。口粮粗细搭配，比例也常变化。困难时期细粮（米、面）占总定量的10%、中粮（玉米面、绿豆、红豆等杂粮）占30%，粗粮（山芋面、山芋干、鲜山芋）占60%。细粮可买中粮、粗粮，一斤可买中粮一斤半、粗粮2斤、鲜薯5斤。

不少单位领导也想办法给职工找补充食品。省立医院也配发过干山芋藤、干萝卜叶、代食粉（米糠+荷叶杆压成粉）；代食粉掺在山芋粉里蒸窝头，吃起来扎喉咙，屎都拉不出来。那时医院的常见病不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而是浮肿、贫血、肝炎、肾病、胃病、胃肠病、脱肛、子宫下垂、疝气这类与饮食失调、营养不良相关的疾病。

1962年以后，合肥自由市场非粮油类的食物供给日渐丰富，国营餐馆已恢复大部。消失的零售摊，也渐渐多起了。人们对缺粮的恐惧随之渐渐淡化。

功过曾希圣

因为与曾、张两家的关系，自己身处安徽也经历了那个时期，大学毕业后又长期从事农业方面的工作，所以对这段历史了解较多。就从我的视角来说说安徽的粮食困难时期。

应该说，曾希圣在“大跃进”时期推行的激进政策，根源在上面，也得到一线中央领导的大力支持和肯定。仅1958年~1960年，到安徽给曾希圣撑腰、站台、叫好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柯庆施、董必武、杨尚昆、刘澜涛和副总理陈毅、谭震林、罗瑞卿等。毛、朱曾两次视察安徽。刘少奇、谭震林对安徽的“共产风”更是大为赞扬，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虽然曾希圣试图纠正错误，但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还是被批判免职。一方面是因为他对浮夸风饿死人的重大责任，另一方面“责任田”也被列为曾希圣的严重错误之一，被否定。也就是说，他既犯了“左倾”错误，又犯了 “右倾”错误。

七千人大会后，安徽省委做出改正“责任田”的决议。但一些基层干部和党组织，冒着极大地政治风险，上书毛泽东。1962年5月，太湖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钱让能给毛泽东写了《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报告》，指出：“‘责任田’的办法是农民的一个创举，是适合农村当前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六十条’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重要补充。有了它，当前的农业生产就如鱼得水，锦上添花。”又说：“据我们调查摸底，拥护责任田的起码占80%以上，甚至于占90%以上。站在90%以上的人民大众这一边同呼吸，该不能算是尾巴主义吧！怕80%甚至90%以上的不跟我们走，这恐怕也不能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央领导内部对此也有不同意见。1962年6月，李富春、邓子恢等也肯定了“责任田”的优越性。7月2日，在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到“包产到户”问题时，邓小平说：“有农民生活困难的地区，可以采取各种办法，安徽省的同志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有一定道理。‘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再试试看。”

陈云6月下旬调查回京后，就分田到户的问题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交换意见，大家的看法大体一致。7月6日，毛泽东约见陈云，听他申述了实行“包产到户”的理由。7月17日，邓子恢面谏毛泽东，认为“责任田”是一种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田，适应广大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广大农民的需要，有强大的生命力，广大农民不愿改变。

但毛泽东一意孤行。196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强硬表态说：“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百分之几十？有说百分之二十，安徽更多。就全国来讲，这时期比较突出。究竟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合作化要不要？‘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现在就有闹单干之风、越到上层越大。”他点名批评曾希圣是“要代表富裕中农的利益”，“为天下中农谋福利。”[9]曾希圣被迫在全会上做了检讨。

安徽省委之后组织了万人工作队，到各地农村强行改正“责任田”。到1963年11月，全省30.5万多个生产队，除了200多个生产队仍实行“责任田”外，基本被全面改正。

从1961年进行“责任田”试点，到七千人大会批评“责任田”犯了“方向性错误”，其间，曾希圣甘冒巨大政治风险，勇于实践和改革，通过“责任田”的制度创新，对安徽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决定性作用，也为此付出了沉重政治代价。数据表明：执行“责任田”的1961年，安徽粮食总产量达到189亿斤，比1960年增产54亿斤，增幅达40%，群众称赞“责任田”为救命田，“责任田”也给重灾的邻省带来生计。如当时河南从淮北地区购买的山芋达到5亿多斤；大批仍处在缺粮状态的四川、河南饥民逃荒到安徽，获得了生机。按照当时行价，20斤粮票可换一个四川、河南的姑娘当老婆。

但事情的另一面是，曾希圣和安徽省委的激进政策，曾经直接导致了安徽的粮食困难；之后又千方百计对中央和社会隐瞒缺粮的灾情，多次对中央领导和调查组封锁实情；而且严厉打击和迫害那些敢于举报的干部、群众，“捂盖子”。被毛泽东、刘少奇批为“老虎屁股摸不得！”

1983年，我受中央农研室委托去安徽调查，负责接待我们的省农委主任周曰礼，恰是当年曾希圣的老秘书。周老亲历了“责任田风波”，率先成为“安徽大包干”的政策推手。两代人聊起往事不胜唏嘘。我觉得，曾希圣在安徽解放后经济建设史上，是既有大罪过，也有大功绩。历史人物就是这样，很难有完人。

平反之年1962

曾希圣调离安徽后，中央任命李葆华为省委第一书记，重组安徽省委。以中监委副书记钱瑛为首的中央工作组进驻安徽，主持涉及几十万干部、群众的两大政治案件的复查纠正工作。一是1958年“反右扩大化”，错误将省委书记李世农、合肥市委书记杨效椿、省文教卫书记魏心一等打成右派反党集团，株连几万干部、群众；二是1959年反右倾扩大化，错误地将张恺帆、陆学斌打成张陆反党集团，株连20多万干部、群众的重大政治案件。

李世农、张恺帆、杨效椿、陆学斌、魏心一及一大批受株连的干部得到平反，其中包括原巢湖地委书记程明远、原治淮委员会政治部代主任刘秀山，他们都曾因抵制曾希圣的“蛮干”做法，受到政治迫害。我老妈也在“平反风”中被撤消处分，恢复待遇。

李葆华主政安徽时期，重在“调整，生养”，经济平稳，政治上不折腾。省委内部，当时干部分为三派，号称“外来空降派”“曾桂派”和“平反派”，这三大派系间的关系，也保持斗而不破的平衡。所谓“外来空降派”，包括中央调到安徽的第一书记李葆华、省委书记任质斌、省委书记刘季平、李丰平，宣传部长李凡夫、副省长朱光等。而“曾桂派”中的曾希圣、桂林栖、黄耀南、宋孟林等均已调离，但留任的省长黄岩、省委书记李任之、王光宇、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刘征田，省委常委、秘书长郑锐，省委党委，副省长彭宗珠等大致归属于这派。重新回到省委领导核心的“平反派”，则有李世农、张恺帆、陆学斌、杨效椿等。程明远平反后出任省农办副主任；刘秀山出狱后，挂职省委候补委员，省文联副主席，长期养病。魏心一重掌省文卫口，陆学斌复为省委书记处书记，宣传部长，文革前调任新疆自治区书记兼新疆大学党委书记。

经历过多年的政治斗争，安徽干部爱折腾的局面，转而进入相对稳健期。和曾希圣“老虎屁股摸不得”的霸王作风不同，李葆华待人平和、厚道，善于吸取平衡各方意见，有民主作风，生活朴素，不讲排场。在安徽干部、群众中口碑良好。他调安徽时，也把家从北京搬到合肥。小儿子李鸿塔转到合肥一中就读，比我高一届。李鸿塔后来当到省政协副主席。

我老妈始终为老爸的冤死愤愤不平。想借中监委进驻之机，在诸多老战友合力支持下，为老爸讨个公道。因此，1962年有一个阶段，我陪着老妈到处申冤，找过安徽省委的张恺帆、李丰平、陆学斌，华东局的魏文伯、中组部的李步新等老爸生前战友，也找过中监委钱瑛书记。虽然大家都深表同情，但谁都表示爱莫能助，无能为力。老爸抗战时的老战友、华东局分管书记魏文伯尽了最大努力，最后叹气说：“时机还不到呀”。最后中央驻华东监委复函：“暂不受理”。但复函中明确提出：“蔡辉同志对革命有贡献，蔡辉同志的错误，不属于敌我矛盾”。这个有倾向性的定性，后来在我入党政审时还是产生了重大的良性影响。

老妈为老爸申冤的消息传出去以后，一拨拨受老爸案件影响的故旧来访。这些人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在老爸组织领导下，为我军采购军火、医药、电台，建立地下交通，不少人出生入死，舍家舍财。解放后受老爸案子的株连影响，多数人被打入冷宫，戴上“帽子”，生计无着。有的还被冤狱。

那年，刚从监狱刑满释放、身无分文的朱玉龙找到我家，受到老妈盛情款待。朱玉龙是旧上海海关官员，抗战初期即成为新四军在上海的秘密买办。1941年后，成为老爸特贸系统派驻上海的特别买办。朱玉龙神通广大，为新四军搞军火、招人才、运机器、建工厂、印钞票、建地下交通线，贡献很大。1944年经老爸介绍，皖江区党委书记曾希圣、副书记李步新特批为中共“秘密”党员。上海解放后，华东财委派朱玉龙到香港开展特贸工作。1956年回国述职时，有人怀疑他与“潘杨案”有关，被公安部指令上海公安局秘密逮捕。据朱玉龙说，他和潘汉年唯一的一次见面，是1946年奉华中局国区部曾希圣、蔡辉指令，秘密从上海押送一笔巨款至南京，面交潘汉年转中央。后来经审查，排除了朱玉龙涉“潘杨案”，却以朱玉龙入关时给首长捎带的两块手表未申报为由，定为“走私罪”，判了六年刑。

朱玉龙刑满出狱后，生计无着，求告上门。老妈对朱玉龙的背景和贡献当然非常了解了，于是亲自带着朱玉龙找了对其历史也知情的省委书记张恺帆和中组部副部长李步新。最后由李步新协商上海方面，给朱玉龙在上海卢安湾区文史馆做了安置，总算有了口饭吃。但几年后，朱玉龙惨死于文革。

还有其它一些老爸旧部属党外的有功人员，因为有一般历史问题，长期找不到工作。老妈“古道热肠”，千方百计找在职的七师老战友们说明背景，力求为他们谋个看门、看库，甚至糊纸盒类的普通工作。老妈当年在七师师部卫生所当所长，以医结友，人缘很好，所以成功率还挺高。我从小陪着老妈四处奔走，也算是阅尽人间冷暖苍桑的“小江湖”了。

这些老爸旧部来访来求，老妈都盛情款待，有时还凑点应急钱。那时替人办事，也没有人请我们吃喝、送礼。老妈从不说共产党“过河拆桥”之类的话，只说“你爸要不死，他们今天也不至于这么惨”。我感觉老妈似乎是在替我老爸还人情债似的。

[1]《曾希圣传》，第443-444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

[2]同上

[3]《张恺帆回忆录》，第185页，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第431-43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版。

[5]谢桂萍：《安徽省无为县的“大跃进”运动及其后果》，《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2期。

[6]见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关于“责任田”的几个参考资料》，1962年7月20日。

[7]《曾希圣传》，第505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

[8]《曾希圣传》，第505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

[9]《曾希圣传》，第513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


选自作者自述《布衣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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