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批判的继承和新的探索 19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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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的继承和新的探索

（一九五九年五月在一个座谈会上的讲话）

陈伯达

在去年科学规划会议上，我讲过厚今薄古的问题，引起了一些讨论。有的文章写得很好，比如郭沫若同志、范文澜同志的文章就写得很好，比我讲的要好。但是，也有人对厚今薄古这个提法作了错误的理解，在思想上有点混乱。例如，有人曾经认为提倡厚今薄古，就可以对历史遗产、文化遗产采取粗暴的态度，这就完全不符合我们原来的意思了。

要不要接受历史遗产、文化遗产的问题，对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说来，是在原则上早已解决了的。大家都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就是：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德国的古典哲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底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那篇文章中，就讲得很清楚。他说：“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偏狭顽固的学说。恰巧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最伟大代表的学说的直接继续。”（“列宁全集”第１９卷，第１页）马克思主义是伟大创造性的科学，但这个伟大创造性的科学是有所继承的，并不是凭空而来的。

十月革命后，有一些人，以波格丹诺夫、卢那卡尔斯基为代表，他们主张抛弃文化遗产，企图建立一种所谓“纯粹无产阶级文化”。列宁在他起草的“论无产阶级文化”文件中，严厉地批评了这种错误观点。在“青年团的任务”讲话中，列宁也讲过这个问题。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这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发展的必然结果。”（“列宁全集”第３１卷，第２５４页）可见，在无产阶级当权以后，接受文化遗产，依然是无产阶级的重要任务，那种否定人类过去一切有价值成就的想法和做法，都是很有害的。

在接受历史遗产这一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对于我们中国共产党员，同样作过很明确的指示。他在一九三八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关于学习问题的一段讲话中说过：“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５２２页）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历史遗产、文化遗产的态度，这里说得再明白不过了。而且，毛泽东同志在二十年前所提出的这个任务，对于目前的学术界来说，也还没有过时。

正如俗语所说，“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既然要继承历史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要对历史遗产给以总结，为什么我们又提出“厚今薄古”的问题？而且在我国学术界中，关于现实问题的研究工作，已经出现一些活泼的气象，在这样的时候提出厚今薄古的问题，是不是必要呢？

我想，厚今薄古问题的提出还是有道理的。道理何在呢？道理就是象上一次说过的，在我们的学术界和文化教育界中，有一种厚古薄今的偏向，而且在继承历史遗产的问题上，实际上存在着不同的见解：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所谓“厚今薄古”，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在学术上、文化上的工作，必须有创造性的活动，敢于打破老传统的束缚。百多年来一些启蒙人物曾经先后提出过这样的思想。谭嗣同关于“冲决网罗”的口号，吴虞关于“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目的都是要求人们从老传统观念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追求新的知识。前人和我们的区别是什么呢？区别在于：以前那一批人是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去看待这个问题，而我们看待这个问题，则要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中国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局限性以及他们对于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软弱性，使得过去那些启蒙人物不能彻底地、历史地解决古今的关系，还更缺乏在学术上的真正的独创。他们没有能力对于古代的思想和文化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批判。在他们那里，或者企图调和古今，托古改制，对过去的批判，限在皮毛方面，而且仅仅采取温和的态度，否认社会事物新陈代谢的斗争；或者有时站在这一个片面的极端，有时又站在那一个片面的极端，把古今都绝对化，认为古代的一切事物都绝对地坏，资产阶级的一切事物都绝对地好，而其中许多人在作了一阵叫喊之后，又回过去，只埋头在旧书堆里面去寻求知识。总之，他们的方法，是折衷主义或者绝对片面性。

无产阶级的世界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打破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局限性。按照列宁的说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列宁全集”第１９卷，第２页）。无产阶级用这样的世界观去观察自然界发展的历史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中国无产阶级在这个世界观的指导下，对于旧社会进行了最彻底的批判，揭起了两次社会革命的大旗，鼓舞了全民的觉醒，结果造成了几千年来伟大变化的新局面，而在中国地面上基本上结束“人类社会的前史”。就学术界、文化界来说，远在全国解放之前，已经被这个世界观改变了面貌。无产阶级的解放，形成了全民精神的解放。在全国解放以后，这个世界观正在促使学术界、文化界的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而将为我国的学术界、文化界，带来空前未有的繁荣和跃进。中国人民在两次社会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伟大胜利，已经反映而且必然将继续更全面、更深刻地反映在学术界、文化界的战线上。新的伟大时代，需要一批又一批的灿烂的群星，需要许许多多新的多才多艺的人物，需要新的大学问。这种新的学问，不是孔子老子的学问，不是程子朱子的学问，不是顾炎武戴震的学问，不是康有为梁启超的学问，而必须是超轶中国一切前人所达到过的各种成就的学问，必须是在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指导下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学问。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迅速改变旧中国经济贫穷和学术空白的面貌。这种学术的空白，难道仅仅依靠在故纸堆里面寻章摘句，就能够填补吗？难道仅仅依靠我们历史上那些旧知识，就能够填补吗？当然不是这样。旧的资料，旧的知识，不论是经济的，政治的，哲学的，文学的，艺术的，对于我们发展新的学术和文化，有各种不同的用处。但是，我们决不能采取抱残守阙的态度来对待这些材料，而是要利用这些材料“推陈出新”，作为新的学问的养料。我看到有些人的文章引用了恩格斯以下一段话：“每一时代的哲学作为一个特殊的分工部门，都具有由它那些先驱者传授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一定思想资料作为前提。”（给史密特的信，一八九０年十月二十七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２卷，第４９５—４９６页）恩格斯的这段话当然是对的。不知道这一点，就不能算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有人在记起恩格斯上述这段话时，却又忽视恩格斯以下的另一段话：“每一时代的理论的思维（我们这一时代的理论的思维也是如此）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且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反杜林论”旧序，“自然辩证法”，１９５５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２３页）恩格斯的这段话当然又是对的。不知道这一点，更不能算是马克思主义者

对于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不但要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去整理大量的旧材料，旧知识，加以科学的、历史的新概括；而且更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在各种学术领域，各种文化领域，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继续不断地去掌握和整理大量的新材料，经过周密的、系统的研究，提出新的问题，作出新的概括。

掌握古代的材料，古代的知识，这是一回事；从古代思想的圈子摆脱出来，从资产阶级世界观局限的范围摆脱出来，开拓学术文化的新领域，大踏步地把学术文化推向发展的新阶段，这又是一回事。对于后一件事来说，古代的材料，古代的知识，可以作为启发，作为借鉴，并且，由于无产阶级世界观光芒的照耀，在一定场合，象中国一句老话所说的，也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但是，一般说来，我们主要地还是得依靠新时代给我们提供的日益众多的新材料，新经验，来扩大我们的眼界，探索和揭露前人不能发现的世界和社会的秘密。同时，这也决不是单凭本国已有的历史成果就能济事。我们必须在研究世界一切已经达到的伟大成果的基础上，来从事我们学术文化的革命工作。象那种故步自封、坐井观天的“国粹主义”，在这里是不能立足的。

苏联科学文化的伟大的创造性成就，是我们的榜样。解放了的中国人，为了尽快地建设自己的新国家，对于新知识的追求，如饥如渴。从大家努力向苏联学习这一件事，也可以说明这点。

我们国家有很悠久的文化，这是幸事，但是，如果对待不当，又是不幸事。浩如烟海的历代文献，越来越多地被发现的古文物，这些有吸引人的一定魅力。当然，对于这些，我们现代和后代的人民需要付出一定的力量加以研究、整理和总结，以便对新时代的一切创造性的活动提供有益的援助。但是，如果钻进去的人过多，特别是钻进去而不知道跑出来的人过多，成为一种流行的学风，这就成为问题了，这就不妥当了，这就不好了。

资产阶级制度被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可是，资产阶级的学风和习惯还残存下来。在历史研究的问题上，这种影响格外明显。

毫无疑问，在整个学术文化领域中，应该有各种专门的工作。单从社会科学来说吧，一部分人可以着重研究现状，一部分人可以着重研究过去；一部分人可以着重从事理论性的探索，一部分人可以着重从事资料的搜集，文献的整理，工具的准备，外国著作和古代著作的翻译，名物的考据，版本的校勘。我们的学术文化工作是多方面的，是很复杂的，当然不能要求人人都做同类的工作。大家知道，在所有这些方面，我们都有一些人在做，并且有一些工作进行得不坏，作了有价值的贡献。问题是现在学术界中有些风气是否完全适合于学术文化工作向前发展的利益，是否完全适合于进行理论性、创造性活动的利益，也就是说，是否完全适合于新时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利益。

有些人说：要接受历史遗产、文化遗产吗，很好，我们就是拥有历史遗产、文化遗产的人，你们就照我这个样子办吧。这些人在旧书堆里钻来钻去，往往对一些并不重要的事，甚至一个简单的字，也不必要地、不相适应地用了很多时间去考证，几个月，甚至几年，还可以把这些烦琐的考证写出许许多多的文章和一本又一本的书来，不但他们自己以此乐而忘反，而且影响一些青年也跟着一起乐而忘反。马克思主义者为要说明或解决问题，为要探讨某种历史的规律性，丝毫不反对必要的考证；相反地，倒是认为必须掌握大量的材料，做许多严格的考证。而且，只要有需要，对于某一个字，某一件事，马克思主义者也并不反对给以周到的考证。但是可惜，我们的学术界中有些人却不是引导自己或别人去认真地、有系统地进行研究问题，不是引导自己或别人去对于具体的历史现象或历史事变，从事具体分析的艰苦研究工作，而只是引导自己或别人去做那些并不能说明什么社会现象或历史事变、而且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到底有多少用处的考证，从而浪费自己和在他们教育下的青年人的许多有用的精力。

我们很需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南，重新系统地研究中国全部的历史。可是，有些人却只啃着某些旧书里面的个别材料，甚至只在个别字面的看法上，也可以无休止地争论下去。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法德文版序言中说过：“因为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得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种意见”（“列宁全集”第２２卷，第１８２页）。我们有些历史工作者的偏向，恰恰是这样：他们爱在个别的例子、甚至在个别的字句间转圈子，去证明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在进一步地努力，用长年累月的工夫，去引用关于一定时代整个社会生活的材料的总和。这种做法，希望得到科学的结论，不就很难很难的吗？是不是可以说，这种做法，主要是属于烦琐主义的兴趣，在实质上并不是科学的兴趣

解放后各少数民族给社会科学工作者提供了关于研究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和农奴社会的极丰富的活生生的材料。凭藉这些新材料，就有可能使人们在恩格斯的“家族、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之后，写一部或几部人类社会发展史的新续编。有些研究机关，有一批研究工作人员，在搜集这些方面材料的工作上，是辛勤而有成绩的。就我看来，如果有人能够再进一步地去利用这些材料，象恩格斯和摩尔根那样去进行研究工作，其结果必将大大丰富我们的历史知识，帮助我们在研究汉族历史的问题上开辟新的眼界，使我们研究全部汉族历史的工作更容易进行，或许还可以设想，这种研究甚至能够使唯物史观的内容得到某些新的补充。我们只要读读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八八六年英文版附注中对于摩尔根著作的估计，以及恩格斯在“家族、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怎样注意利用摩尔根著作中的材料，那末，这后一种设想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并且，进行这样的研究，使人们不可避免地将会继续引出全国各族人民必须为社会主义事业而斗争的结论，因此，这种研究工作不只有学术价值，还具有现实斗争的价值。但是可惜，我们的历史科学工作者似乎还没有充分注意、也似乎还没有人认真地着手去做这种研究。对于老文献的枝节考证兴趣很浓厚，而对于各种活生生的材料、包括象少数民族这样的材料的研究兴趣不足，这或许也是“厚古薄今”表现的一种形式吧。

也有些人，他们倒不去搞许多烦琐的考证，却是在继承历史遗产、文化遗产的名义下，在玄虚中绕圈子，把古代加以现代化，把现代加以古代化。例如冯友兰先生曾经提过所谓“抽象继承法”，在实质上就是这样。他在最近所作的“四十年的回顾”，已经对这点作了自我批评。我们欢迎他这个进步。但他原来那种思想，并不是只属一个人的，而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我还可以在这里说一说。他提出的所谓“抽象继承法”，其中有些个别论点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它的根本内容是错误的。他认为，古代留传下来的许多遗产，哲学史上、道德史上的许多概念，它们的抽象意义是不变的。或者又如他后来所说，它们的一般意义是不变的。他想剥夺哲学、道德的概念中的具体内容，使这类概念成为超客观存在、超时间、超历史条件的某些绝对的、先验的形式，公式，或名称。他的所谓继承，就是把它们现成地拿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如列宁所说，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经过个别而存在。或者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实践告诉我们，一切正确的概念，科学的概念，都是从具体事物出发，而又回到具体事物。具体事物是概念的出发点，又是它们的终点。各种概念都是反映一定的相同事物的存在。概念反映具体事物间的联系和联结，反映事物的多样性的矛盾的统一。离开具体事物，就无从进行正确的抽象，就没有什么抽象的概括，就不能够构成什么正确的概念。但是，从冯友兰先生原来的说法看来，具体只能在抽象中存在，只能通过抽象而存在。这就完全颠倒了。抽象变成主体，具体变成从属和派生的东西。于是，不论古今，任何哲学派别，任何阶级道德，似乎都要屈服在冯友兰先生的所谓“抽象意义”或“一般意义”的支配之下。这样，也就可以方便地去磨平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界线，磨平这个阶级道德和那个阶级道德的界线。在这种所谓“抽象继承法”里面，倒真正有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那就是蕴藏着一种具体的复古主义，即企图经过某种形式保留中国历史上的唯心论体系，企图把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一套道德都当作永恒不变的道德。

有所继承，必有所否定。我们要继承什么，否定什么，那都是具体的。比如我们继承唯物论，就要否定唯心论，能说这种继承和这种否定都是抽象的吗？列宁说过：“两千年的哲学发展过程中，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难道会陈腐吗？哲学上柏拉图的和德谟克里特的倾向或路线的斗争难道会陈腐吗？……”（“列宁全集”第１４卷，第１２８页）列宁又说：“最新的哲学象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按实质来说，是两个斗争着的党派……”（“列宁全集”第１４卷，第３７９页）古今中外，哲学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和这种斗争的党派性，具有普遍性。难道哲学史上继承下来的这种两条路线的党派性的斗争，在现在是抽象的吗？在中国，比如说吧，从古代哲学史上一直继承下来的关于名实关系问题的斗争，这是抽象的吗？你所继承的，或者是存在决定思维的观念，实决定名的观念，于是你就成为唯物论者；或者是思维决定存在的观念，名决定实的观念，于是你就成为唯心论者。继承正确的东西是具体的，继承错误的东西也是具体的。怎样能说这些是什么“抽象继承”呢？

“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体的”。哲学上的真理，一切科学上的真理，都是这样。道德上也是这样。难道阶级社会中各阶级的道德是抽象的、超阶级的，而不是具体的、阶级的道德吗？

所谓“抽象继承”，实际上是把概念孤立在具体事物之外，把概念同具体事物对立起来，否认概念是在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逐步发展起来，否认反映客观事物和历史发展的概念本身的变化，否认概念的具体性。因此，什么“古已有之”呀，什么“古今是一样的”呀，就是这种所谓“抽象继承”论必然引出的结论。这种“抽象继承”论只能引向“颂古非今”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必须把各种不同遗产的性质区别出来。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应该把它们区别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要吸收精华，排除糟粕，“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当我们说继承是具体的，也就是说，我们对于继承，是带批判性的。继承和批判，是对立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所以是伟大的创造性的科学，因为它是批判的、革命的学说；因为它不是简单地继承前人的遗产，而是对于前人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都作了深刻的批判和革命。恩格斯曾经这样说过：“如果先前没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末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自古迄今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便永远不会创立起来。”（“德国农民战争”一书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１卷，第６２７页）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也正如马克思自己说的：“我的辩证法，在基础上就不只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同，并且是它的正相反对。”（“资本论”第１卷，第１７页）马克思对于费尔巴哈的唯物论，也是有批判的继承。在政治经济学方面，马克思的伟大著作“资本论”的副题，就是叫做“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批判空想社会主义、批判形形色色的各种反动的社会主义流派的斗争中，揭起科学社会主义这个伟大旗帜的。

大家熟知，列宁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的各个战线上，继续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事业，做了许多极其博大精深的批判的、革命的创造性工作。列宁在反对民粹派、经济派、孟塞维克、经验批判论者、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社会帝国主义者、托洛茨基派以及各种“左”倾机会主义者等等的毕生斗争中，大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新的阶段。

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一系列著作中，在接受了中国前人各种优秀遗产的同时，同样也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的、革命的态度去对待各种遗产

在十九世纪末年，列宁在他同俄国民粹派争论的“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的著作中，对于马克思主义在继承和批判这两个方面的相互关系，作了很精辟的概括。他区别当时俄国有两种不同的遗产：“一种遗产是一般启蒙者的遗产，是对改革前的一切东西采取绝对敌视态度的人们的遗产”；“另一种遗产是民粹派的遗产”，是“宁肯停滞”、“宁肯让农民继续停留在自己陈旧的家长制的生活方式之中”的遗产。同时，他又说：“学生们（指当时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较之民粹派分子是彻底得多、忠实得多的遗产保存者。……但是不用说，‘学生们’保存遗产，并不象档案保管委员保存旧纸那样。保存遗产，并不等于局限于遗产”（以上引文均见“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１９５２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４０、５０、５２页）。总之，第一，马克思主义者要区别遗产中的精华和糟粕；第二，马克思主义者既要有继承，又要有批判。

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斗争：一条战线是反对右的复古主义。这种右的错误倾向是：只要拾古人的余唾，认为凡古皆好，加以膜拜，而否认正当的批判。一条战线是反对“左”的幼稚病。这种“左”的错误倾向是：把批判当作抹杀一切、割断历史的粗暴的简便手法，用现代革命无产阶级的标准去要求和责备古人，把过去的历史看成错误的堆积，而否认对人类文化遗产的继承。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是正确的，因为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历史地看待一切，根据各种事物出现的具体历史条件，它们包含的具体历史内容，进行具体的分析。即使是遗产中的精华，如旧唯物论，朴素辩证法，各种带有某种进步性的思想和文化，也都是历史地看待它们，承认它们在历史中所应得的地位，分别它们里面的正确部分和不正确部分，既不夸大它们的作用，也不缩小它们的作用。归根到底，是在于鼓舞人们向上的创造力。

随便引用中国历史上的两个例子来说。唐朝韩愈是在文体上进行创造性的革新者；他的主张是：“惟陈言之务去”。清初顾炎武是一代学术风气的开辟者；他认为：“文章之病，全在模仿。”他还进一步主张：人们要著书，“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在这里，我不想说到他们所达到的造就的问题。他们都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对于他们造就的看法，不能离开他们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我在这里想说的，是这样的事实：一方面，他们都力求精通古文、古书；另方面，他们所以能够有某些成就，就是因为他们毕生下过苦工夫，而在一定方面和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传统的束缚。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历史上那些有或多或少创造性成就的，也都是或多或少不受传统束缚的。

解放了的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除了失掉帝国主义和旧社会的锁链以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掉。历史上有过的精神解放，再没有什么可以比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解放的时代更彻底的了。而且，在解放后，全国社会生活所提出的问题，同样是前无古人的。“厚今薄古”的提法，实质上是反映了这样的解放和解放后的这个新的局势。

但是，一定的口号和公式都有一定的局限性。象上面所说的种种内容，就不能完全由“厚今薄古”这样简单的口号充分表达出来。曾经出现过有人把这个口号加以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偏向，也发生过一些误会，例如，似乎以为考古不必要了，古代历史的研究不必要了，古书的校勘和注释不必要了，古书今译的工作不必要了，从事上述这些工作的老专家需要改行了，在学校里也不必给学生以必要的历史知识，也不必读古典作品了……如此等等。我原先没有把问题说得很清楚，这是要由我负责的。

无论如何，实践是第一，实践是一切方针、口号的试金石。既然一定的口号、公式都不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我们只在这个“厚今薄古”口号上空空洞洞地尽说尽谈下去，对于中国学术文化并不会增加一些什么。我们想望的，就是要有一批一批的人真正能够好好地去做。而果真这样，也就会经过一段时间而出现许多出色的新成就。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二年的整风报告中说过，“按照中国革命运动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非常之不相称，二者比较起来，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之落后。”（“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８１５页）逐步克服这个矛盾，是我们整个理论战线上、科学战线上的任务。这个任务要求我们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具有自我牺牲的精神，付出很大的精力。在科学上拣便宜，此路不通。想在这里一下子成名，想搞些什么投机，想赶些什么“时髦”，这就根本打错主意了。必须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搞清楚一件事又一件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上说过：“在科学的入口处，好比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在科学面前，就是必须有进地狱那样的勇气。前人有过一副对联，联文是：“心中别有欢喜事，向上应无快活人”。用我们的话来解释：我们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战士，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满怀盈溢着战斗的乐观主义，这叫做：“心中别有欢喜事”。但是，要实现我们的目的，必须经历一系列曲折的道路，并且，必须夺取科学的堡垒，而夺取科学的堡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堡垒不容易夺取，小堡垒也不能轻易夺取。这又叫做：“向上应无快活人”。谁以为随便找一两件材料，说些空话，就能成为一个科学家，就能成为一个有贡献的人，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科学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应该以工人农民做自己的模范。工人造一个工具，造一所房子，农民种粮食和各种作物，都要有一系列的艰苦的劳动。任何生产成果都不是轻易取得的。对前人劳动的经验，在没有经过具体的分析、没有取得新证实的经验之前，也不好随便抛弃。剥削阶级是不劳而获的，但在历史上，一切科学家，一切有学问的人，是没有不劳而获的，没有不经艰苦劳动而能有所成就的。孔子说：“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所谓“生而知之”，根本上没有这回事。孔夫子是封建时代的教育家，他也不承认自己是“生而知之”。世界上从来没有“生而知之”的科学家。那有不学，不困，而成为科学家的？当然，也不会有人因为只在厚今薄古这一口号上背得非常烂熟，而一旦忽然成了科学家。

我想，真正厚今薄古，真正看重现实的问题，看重各种还没有解决而正待解决的问题，就要认真看待学问的工作，而在工作上不会觉得是“轻松愉快”，而会觉得是一种很沉重的责任。为什么呢？因为最现实的、最需要我们去解决的问题，总是较复杂的问题，总是较困难的问题，总是要求我们付出更大力量去反复研究的问题。思想有了一定的结果，可以有些“轻松愉快”，但在有“轻松愉快”之前，会有一个痛苦的过程，一个难产的过程。要研究一件事，必须经过很苦的思索。“皇天不负苦心人”。任何一个人肯劳动，总会有结果，大结果或小结果。苹果有大有小，小苹果也是苹果。可以有大苹果，可以有小苹果。无论如何，付出了劳动，就会给我们一个代价——一个果实。

否认条件，那是一种简单的想法，一种错误的想法。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是要求正确认识各种具体的条件，正确利用各种有利的条件。比如拿学问这件事来说，你要得到学问，就需要有一定的条件。肯劳动，继承中外前人的成果，向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先进国学习，这些就是条件。我们要向科学要东西吗？当然可以。有多少劳动，科学就会给多少东西。不经过艰苦的劳动，想成为科学家，科学就会关起门来，不让进去。

大家都知道西游记上孙悟空吃仙桃的故事。据说，吃了仙桃，就可以长生不老。孙悟空是经过锻炼，经过奋斗，才能够到天宫吃到仙桃的。我们要吃科学的仙桃。但是，如果没有下苦工夫，没有艰苦的奋斗，从那里去得到科学的仙桃呀？

恩格斯给史密特的一封信，可能大家读过。可是，好文章不厌百回读。我们不妨再读一读。恩格斯在信上是这么说的：

“一般说来，对于德国许多青年作家，‘唯物主义的’这个形容词不过是一个套语，他们用这个套语去处理各种事物，再也不花什么气力去作进一步研究，也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一切都解决了。然而，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个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而不是一种用以按黑格尔学派方式构造体系的手段。全部历史都应该开始重新研究。首先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生存条件，然后才可试图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至今都还很少作出什么东西，因为还很少有人认真作过这点。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很大的帮助，这领域极为广大，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有很多的创造、获得卓著的成绩。但是，在许多青年一代的德国人那里，却不是这样，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须知，经济史还只在襁褓之中呵！）尽速构成系统，而后自豪地欣赏自己的功业。”（“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２卷，第４８７—４８８页）

恩格斯这些话是在一八九０年八月针对德国一些青年作者的情况而说的，离开现在快近七十年了，但这些话也象现在对我们说的一样。在解放了的中国，不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需要我们研究的领域，真象恩格斯所指出的，是无限广大，谁只要肯认真地去做，就可以有很多成就，就能够出人头地。可是，直到现在，我们也还有些人总是想把“唯物论”几个字象标签一样贴来贴去，而有系统地认真努力和刻苦工作却嫌不足。事实上，我就很担心有人会把“厚今薄古”这个口号当成一种“时髦”的空名词，把它当成一种概念的游戏而了事。

我觉得我们应该记忆并重新温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候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毛泽东同志在那些著作中告诉了我们搞学问的基本途径。其中有两句话需要引起我们经常注意，这两句话就是：“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

http://marxistphilosophy.org/ChenBoda/120601/buyi00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