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凡 北大文革亲历三记

Gowest

北大文革亲历三记

　　　　　　　　　　　　　　　　·江　凡·

　　如果从１９６６年算起，文革已经过去五十多年。几十年前的腥风血雨，有些事在记
忆中开始模糊，并随年龄的增长而离我渐行渐远。北京大学是文革的煽风点火之地，也可
以说是全国开展运动的样板，干部和知识分子惨遭迫害，无辜群众被颠来倒去地整肃，无
数生灵被涂炭，这里也是全国最恐怖的重灾区之一。作为北大教师的第二代，我想把自己
亲历的几个小故事记录下来，以唤起更多的人对那段历史的关注。

一，两上北大“井冈山”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伟大领袖支持的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
，揭开了文革序幕。自此，北大进入了一个现在人们无法理解的癫狂的时期，那时我不满
１３岁，在北大附小上六年级，刚刚考完毕业考试，还差一次升学考试填志愿即可升入中
学，但自此求学之路嘎然而止。一切正常的生活学习秩序全被打乱了，人妖颠倒，是非混
淆，邻居伯伯叔叔阿姨一夜之间成了走资派、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叛徒、特务、反
革命，我父亲因为身体不好，已经长期休病假，当时还没有被波及。

　　１９６７年，聂元梓在北大办红卫兵造反展览，从附小抽出了４０名小学生做讲解员
，我是其中之一。因为停课不上学了，当讲解员是件很新鲜的事。

　　我清楚地记得自己分在展览的第四馆，主题是“巴黎公社式选举”。在大学生的指导
下，我们每天要接待一批又一批全国各地串联的红卫兵学生，按照解说词认真讲解。在这
期间，和指导我们的大学生熟悉了，偶尔会听到他们不避讳我悄悄议论图片的真伪，选举
的虚假，这一切和介绍中的解说词完全相悖。时间越久，听到的越多，他们说聂元梓是一
个飞扬跋扈的人，由于有领袖和中央文革做后台，权倾一时，独断专行，打击排斥异己，
残酷迫害干部和知识分子，是一个品质恶劣的坏人。当时这些大学生要成立自己的组织：
“新北大井冈山”，我就下定决心不当讲解员了，连第二天就发到手的新北大纪念章都不
要了，马上追随他们上“井冈山”。

　　回家以后，我串联了几位要好的邻居发小：G，B，G和Z。G和B五年级，G和Z只有三年
级。我把自己在展览会听到见到的讲给他们听，问他们愿不愿意，敢不敢跟我一起上“井
冈山”反聂（当时在北大，反聂即是反革命）？我现在也记不起当年说了些什么，总之动
员很有力，他们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颇有几分天不怕地不怕的豪气。就在几年前，G的妈
妈X阿姨回忆起这件事，说有一天G跑回家，认真地告诉她说：“妈妈，我明天要跟江凡上
‘井冈山’干革命去了！”虽然那时我们年龄不大，却已立下要坚持真理的决心。

　　说干就干，我们五人一起找到“井冈山”设在２８楼的总部，要求加入“井冈山”，
造聂元梓的反。大学生看我们这群天真稚气的小孩儿，开始可能觉得我们是瞎胡闹，把我
们凉在一边不搭理我们。我年龄最大，上“井冈山”也是我出的主意，眼看目的要泡汤儿
，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泡在那儿缠住大学生一劲儿磨，表示我们支持“井冈山”，反对聂元
梓的决心。我们说，需要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只要有什么任务交给我们，保证完
成。而且，我们还说一定会保守秘密。当时总部头头是牛辉林，还有魏秀芬，都是大哥哥
姐姐，看我们很坚定要跟他们一起战斗，精神也挺可嘉，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就真把我们留
下了，还分了２８楼顶层的一间房间做印刷间，布置给我们的任务是印传单，撒传单。领
下任务，就等于得到了承认，我们五个小伙伴儿真是开心啊！

　　当年２８楼是留学生宿舍，每个房间有大衣柜，书桌等家具，都被我们利用起来。我
们每天工作时，都要先抬大衣柜用来顶门，防止新北大公社的人来抄我们。我刻钢板，两
个男孩子负责油印，女孩子打下手翻片儿，累了大家互相轮换。开始我刻蜡纸掌握不好力
度，一张蜡纸也就能印二百来页，一漏油就废了还得重新刻，小伙子们推滚子劲也使得太
大。后来大家技术提高了，操作越来越熟练，一片蜡纸印个１０００来张也不成问题，效
率非常高。印好传单先晾起来，等油墨干了，再把印好的传单一张张叠起来码好。两个男
孩儿使用印刷机，蹭得到处是油墨，常常搞得像个唱戏的花脸儿，休息的时候，我们互相
看着打趣，太好笑了！就像上班似的，每天一早吃过早饭，我们就一起结伴而行来到２８
楼，先去总部头头那领来要刻写的文章，然后紧张而有序各就各位开工。下午印好大批传
单，每人分到一大摞，装进各自的挎包里，到大字报席棚人最多的地方去散传单。一张张
传单就像一发发出膛的炮弹，在北大聂元梓控制的魔窟里炸响，传播到全国各地。“井冈
山”总部的哥哥姐姐经常表扬鼓励我们，那时我们觉得自己参加了革命，很神圣，也很开
心！当然小插曲也不少，为了多分点传单，男孩儿女孩儿之间也闹别扭，我经常得连说带
哄。还有个小伙儿傻乎乎把传单攒了一麻袋，想多散点儿痛快，结果当然早就过了期，被
哥哥发现挨了通骂。小Z从小腿有残疾，每天往返北大，比我们吃的苦更多，可她从来都是
乐呵呵的，现在想想还真是不容易。

　　斗争从来都是残酷的，风平浪静的时候很快就过去了。聂元梓哪里容得下反对她的力
量，大约在６６年底到６７年初，开始了对“井冈山”，“红联军”等群众组织采取了残
酷镇压和无情打击，查封了“井冈山”和“红联军”，批斗、抓捕这两个组织的重要成员
，揪斗了２００多人，其中把１００多名“井冈山”的教师和学生打成反革命。我们平时
经常看到的魏秀芬姐姐，一夜之间被押在大卡车上，反扭着胳膊，脖子上挂着名字被打了
叉子的牌子游街。我们的印刷室也被刷了封条。一时间风声鹤唳，一片白色恐怖，高音喇
叭里全是声嘶力竭的打倒反革命分子×××！打倒反革命分子×××！的狂吠声。昨天还
是“井冈山”的哥哥姐姐，今天在校园里的大卡车上成了被押解的反革命，顿时让我们这
些初次体验“革命”二字的小学生吓得心脏砰砰狂跳不已。

　　冬天的北大校园，寒风肆虐，政治的寒流更是肃杀令人毛骨悚然。记不清回家猫了多
少时日，每天从高音喇叭里传来的都是聂元梓这个老佛爷不可一世的嚣张。当时北大各个
系里对“井冈山”人的政治迫害也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关押、批斗、威逼、毒打、刑讯
，而“井冈山”人不畏强暴，组织起来，在北大五四运动场召开了万人控诉大会，揭露聂
元梓镇压群众的暴行。慑于上面的压力，聂元梓释放了一些“井冈山”的学生，“井冈山
”的力量又回来了。于是，又有了我们二上“井冈山”。

　　楼还是那座楼，房间还是那间房间。二上“井冈山”的我们，却多了一分警觉和机敏
。平时经常爱说笑打闹的五个小伙伴儿，工作更认真了。回到２８楼的总部时，我们会观
察是否有人跟踪，注意甩掉后面的尾巴。我们会在撒传单时，装作去抢传单的人，以不被
坏人注意。由于亲眼看到了政治斗争的残酷和你死我活，不由从心里更加敬佩我们身边这
些不怕牺牲、坚持真理的“井冈山”的大哥哥姐姐们，同时也为能给“井冈山”尽一点小
小的力量而感到由衷的自豪。因为直接接触印传单这份工作，我们是“井冈山”组织宣传
内容的第一读者，对聂元梓在北大的所作所为有了更多的认识。

　　文革中，聂元梓是北大革委会主任，她手中掌握的亲兵就是新北大公社，他们在北大
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全校的高音喇叭都控制在他们手中，“井冈山”仅有的零星高音喇
叭，完全被遍布校园的新北大公社高音压制，几乎等于噤声。一日，听说总部夜里有任务
，我们几个都很兴奋，原来是“井冈山”要把公社的高音喇叭缴获过来，改换线路，为“
井冈山”服务。想想也是，北大的才子精英成百上千，无线电系，物理系，生物系，化学
系，让新北大公社的喇叭改换个门庭还不是易如反掌的事儿！趁着夜幕掩护，我们当放哨
的哨兵，帮助“井冈山”的大哥哥姐姐神不知鬼不觉，干掉了几乎大半新北大公社的高音
喇叭。第二天早上六点整，本该播报新北大公社呼叫的高音，突然变成了“井冈山”广播
站的呼叫。我们一路听着“井冈山”广播站激昂高亢的播音，内心喜不自禁。

　　１９６７年的冬天来临，北京市的中小学校复课了。当时北大附小的革委会主任、充
当聂元梓打手的王××把我父亲叫到学校，训诫他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孩子，参加被聂元梓
定性为反革命的“井冈山”组织，说我就是个小反革命。在附小复课这段时间很短，我和
同学们一起被分配到清华园中学就近入学，从此逃离被聂元梓控制的北大校园。

　　“井冈山”这一北京大学文革中的群众组织，之所以能像野草一样，在聂元梓铁腕手
段高压控制下历经百死而烧不尽，只要保存一点点的火星，就能瞬间复燃，正说明人的思
想是压制不了的，压迫越深，反抗越强烈。在北大，如果没有“井冈山”，没有豁出性命
也要揭露聂元梓的正义力量，没有那些身在监牢里誓死不投降的勇士，聂元梓在台上会更
加疯狂嚣张。文革虽早已结束，历史已经翻过了那一页，但文革欠下的血债并没有得到清
算，对文革的反思太少了。

　　二，我认识了沈达菲姐姐

　　第一次因白色恐怖离开“井冈山”时，我没闲着，找到北大红卫兵接待站去义务服务
，就是现在的志愿者。那时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都往北大涌，一拨儿来了一拨儿走，川流不
息似的。我在接待站帮助新来串连的外地学生换饭票，买邮票，寄信，指路带路，凡是学
生们需要的，我都去做。在忙碌的工作中，我接待了一拨儿从上海来的学生，其中有一位
漂亮的姐姐，身材苗条，梳着两条长长的辫子，气质超好，每次见到不由得总想多看她几
眼，而她眼里流露出来的那种忧郁总留在我心里忘不掉，也很好奇。终于，我从她同来的
伙伴中得知，她是北大被聂元梓迫害致死的中文系学生沈达力的妹妹，名叫沈达菲，此次
来北大是要找聂元梓讨说法，就是来上访的。

　　沈达力是谁？她为什么会死？这当然和聂元梓，和新北大公社有关。沈达力是１９６
２年考入北大中文系语言班的学生，她聪慧、开朗，是中文系师生熟悉的公众人物，常以
中文系晚会主持人的身份出现在大家面前，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因反聂参加了北大
红联军组织，因而被聂元梓及其新北大公社整肃；又因为她的男友在被斗时抄出他们的情
书，在斗争会上以此来打击羞辱她〔引自《华夏文摘》增刊第７６２期，薄亚达：“周培
源与聂元梓——十年风焰漫燕园”〕。沈达力不堪屈辱，以死抗争维护自己做人的尊严。
沈达力的死，是聂元梓及其一伙暴行所致，聂元梓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刽子手。得知真相
，我回家转述给父母，父亲当即要我邀请沈达菲姐姐得空到家里来做客。虽然父母和沈家
非亲非故从不相识，但他们要以北大有良知的教师、慈爱的父母之心，温暖和支持受难中
的妹妹和她的家庭。

　　达菲姐姐来过我家两次，还带来她的一位同伴。每次都是妈妈亲手为她们做上一餐好
吃可口的饭菜，还包过一次北方的饺子。我家旁边的空地，是我们一起打羽毛球的地方，
达菲姐姐轻盈的跑动，灵巧的身段，挥拍自如的潇洒，这一切虽然都过了五十多年，还深
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在那个聂元梓一手遮天没理可讲的年代里，达菲姐姐哪里讨得出什么说法？！经过一
天又一天的等待，终无结果。她是怀着愤怒、悲伤而离开北大的。五十多年过去了，我想
，还有人记得沈达力姐姐吗？她的孤魂是否还在未名湖畔徘徊？如果没有文革，达力大姐
这位才女，应该是一位学识丰富的教授了。呜呼！文革是中华民族之觞，把我们带入了万
劫不复的深渊！

　　三，挺身护家，荒唐闹剧终收场

　　１９６６年８月起，北大抄家之风盛行。无论什么理由，北大来的红卫兵呼拉一下把
一家围住，房间里立刻就传出呵斥、打骂，稀里哗啦连砸带摔的声音。父亲几次要跟我谈
话，又犹豫着不知道怎么谈。终于一天他严肃地看着我跟我说，“如果，”父亲加重了语
气，“要是爸爸妈妈犯了错误，还挺严重的，你怎么办？”我根本不信，我说，我爸爸妈
妈都是好人，我不相信你们犯错误，我是保爹保妈派，我铁杆保定了！爸爸摇摇头，不再
说什么了（以后我才得知，６６年文革开始后，我母亲在心理所被打成反党小集团成员，
天天挨斗，并且心理所造反派把暂住在所宿舍里的我的外祖父母拉去批斗，抄家，还强行
赶回河南原籍。外祖父１９１８年考取庚子赔款公费名额，赴美国耶鲁大学留学，１９２
５年硕士毕业回国效力，曾任河南大学农学院长、教授，北京大学农学院教授，北京林学
院教授，河南农学院教授，是森林测绘学专家。文革中外祖父母均被迫害致死）。

　　话说抄家，这一天突然降临了。一个下午，北大经济系的红卫兵十几二十个人突然闯
入我家院子，一路还裹挟了不少好事者，把竹子和蔷薇扎成的篱笆踩塌了一大片。为首的
红卫兵高喊：“地主婆江一纯滚出来！”“打倒地主婆江一纯！”来者气势汹汹，嗷嗷乱
喊。奶奶当时已经７９岁了，本来就极胆小，被这突如其来的吼声吓坏了，扑腾一屁股坐
在椅子上，浑身颤抖着说不出话来。不理他们是不行的，我什么也顾不得想，一个箭步冲
出去，挽起衣袖，双手叉腰，站在院子当中间儿，脱口而出一声大喝“他妈的！老子是红
卫兵！谁敢再往前走一步！”（我哪儿是什么红卫兵啊，情急之下拉大旗做虎皮而已）领
头的大概也没有想到，会遇到这么强势的小崽子，稍微软下来一点，问道：“江一纯是你
什么人？”“是我奶奶！”来人说，“你奶奶是地主婆，我们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把你
奶奶交出来！”我当时一定是吃了豹子胆了，用手指着他大吼“谁说我奶奶是地主婆！我
还说你奶奶是地主婆呢！你们好好查清楚了，我家没有地主婆！你们要是眼没瞎掉，回去
再好好扒拉扒拉档案去！”吃了我的一通叫骂，为首的有点二乎了，我进一步说，我家几
代没有农村户口，怎么可能在农村划成分？没有划成分，怎么可能是地主？这时来人中有
的觉得没趣了，小声嘀咕着没准儿看错了，往院子外面溜达，有人还不大甘心，骂骂咧咧
的，但也没有刚来时的威风了。就那么僵持了一阵，我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特别长。不
能不说，来的红卫兵头头还有点儿政策观念，要不然我一个小女孩哪能抵挡得住啊。不知
到底过了多久，红卫兵竟然撤了。围观的好多小孩在他们屁股后面“噢——噢”地起哄，
我手心渗出冰凉的冷汗，浑身都瘫软了。我是独生女，从小父母对我管教甚严，岂敢张口
骂人？这可是本人平生第一次骂脏话。一场闹剧就此收场，可否当成是受到文革的洗礼了
呢？

　　回家我问父亲，爷爷是做什么的？我们家怎么会是地主？父亲告诉我，我的爷爷幼年
父母早亡，从平江徒步到长沙考入湖南高等学堂（湖南大学前身）求学，毕业后跟随湖南
爱国将领唐生智，受到重用和提携。因国民党内派系斗争，上世纪二十年代爷爷和唐生智
一起被蒋介石通缉，逃往到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学习经济学。回国后，曾任职于湖南省建
设厅，做过湖南省机械厂厂长、汉阳兵工厂厂长、武昌造币厂厂长，水口山矿矿长，是民
国国有企业管理的人才和精英。我奇怪这跟地主怎么搭上的？父亲说，爷爷成事后，在平
江老家购置了田地，捐给江氏祠堂，开办教育。父亲为此曾填表写了地主成分（怕欺骗组
织，隐瞒成分），但随后写信给平江当地公社求证，公社开来证明材料，证明土改时江家
在农村没有土地，也没有划成分。

　　１９６８年正值春寒料峭时，一天中午我放学回家，祖母惊慌地告诉我，正在病重卧
床的父亲，上午突然被经济系新北大公社来人抓走，他们以清理阶级队伍为名，说我父亲
是经济系漏网的阶级异己分子，需要隔离审查，将父亲关押在北大经济系３７楼，日夜派
人看管，失去人身自由。我不顾一切跑到３７楼去找父亲，问谁都没人理我。当下我心生
一计，找到二层办公室人多的房间见门就踹，“嗵！嗵！嗵！”巨大的声响惊动了许多人
，有人认出我，悄悄告诉我父亲关押的房间，我一口气跑上了五层。见到父亲和那屋子里
看押他的人，我丝毫都不觉得害怕，说实在的，心里埋下的全是恨。他们逼迫父亲写检查
，说我们全家都是“井冈山”的反革命，连小崽子都是黑的，一家黑，还列举系里×××
新北大公社的干将是全家红。系里组织学生对父亲轮番进行批斗，连父亲到校医院取药都
由两人看押。我天天往３７楼跑去看父亲，虽然不能讲话，但我知道自己曾经许下的“铁
杆保爹保妈”的誓言终于能够兑现了。父亲没能捱到文革的结束，于１９７４年初去世。
而作为当年“井冈山”小反革命的我，终于在１９７６年看到了在文革中不可一世的聂元
梓被绳之以法的那一天。１９８９年，我的伯父自１９４９年离开大陆后第一次回来探亲
，遗憾的是奶奶和父亲均已去世。闻之我的家庭在文革中所遭遇种种，不胜唏嘘，也感叹
他的母亲和弟弟在文革中大难来临时能有一个好孙女、好女儿时时保护着他们。

◇　后记

　　１、文革结束后２３年，也就是１９９９年，我儿子考上北大，我送他入住宿舍，居
然是２８楼。来到我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思绪万千。当年北大存在的两派组织：“新
北大公社”和“井冈山”，都源于罪恶的文革，是文革的产物。我个人所经历的点滴，从
一个小小的侧面，揭露了文革这十年浩劫带给北大教职员工的灾难，也让人们了解一些北
大文革中聂元梓统治下的黑暗、复杂和残酷。现在２８楼已经拆掉了，但它永远在我的记
忆中保存着。

　　２、感谢我的发小（在文中我略去了他们的姓名），感谢他们当年对我的那份信任，
在随时都存在的白色恐怖中一直跟我在一起。至今我们依然像亲人一样。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

文革博物馆通讯（一〇三五）·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二〇三期（zk1912c）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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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