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承思：我的三位法国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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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三位法国友人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文 魏承思 编辑 张欢 日期： 2018-01-03

如果说美国汉学家是承继了外交官传统，那么法国汉学家可以说是延续了传教士传统。前者浮在上层，后者深入民间。伊莎贝尔、潘明啸和白夏无不如此。

上世纪90年代到香港工作后，先后认识了3位法国学者：白夏（Béja）、潘明啸（Michel）和伊莎贝尔（Isabile）。当时白夏和潘明啸都在香港的法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任职。这是一个由法国政府资助的研究机构。凡在法国高校攻读中国学科的研究生都要到这里待上半年才能毕业。

最先认识的是白夏，记不起是谁把我介绍给他的了。他打电话给我，约在一个酒楼饮茶。我到酒楼时，他已经等在那里了。他用流利的普通话和我打招呼，又用娴熟的广东话点餐。我刚到香港不久，一句广东话也不会说，而女侍应则听不懂普通话。于是只能靠这个“鬼佬”替两个中国人做翻译。“文革”时他在黑龙江大学留学，也算是个“工农兵学员”吧。他早年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和东方语言学院，后来取得巴黎第七大学的博士学位，专门研究中国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以及中国政治制度。他是法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当代中国研究资深研究员，巴黎政治学院教授。说来很巧，我当年在美国撰写硕士论文时，翻阅了大量英文论著，觉得都是隔靴搔痒，唯一看得上的恰好是白夏的论文。这次见面后，我们的来往就多了起来，而且他和我在国内学界有许多共同的朋友，因此只要有人来港就会聚在一起聊天。白夏的性格幽默开朗，喜欢说俏皮话。有时候，尽管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也不辩驳，总是诡秘地笑一笑。过了两年，他调回法国，但一有机会就会到中国来，每年总有那么一两回。在香港经停时他都会打电话给我，相约饮茶聊天。白夏有挥之不去的中国情结，他说，“中国已经变成我的第二祖国。”后来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联络。最近一次见面已是2010年了。那时我在太湖边跟随南怀瑾静修，每月回香港一次。有一天在家里忽然接到他的电话，说几次经过香港都找不到我，听朋友说我出家做和尚去了，这次还是从北京的朋友那里拿到我的电话号码。说完我俩都在电话里大笑不止。我请他吃饭聊天，饭桌上听他说，只要有机会还是想来中国工作。听说他后来果然在北京的法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当研究员了。

潘明啸是白夏介绍给我的，当时是中心主任，瘦高个子，话语不多，性格内敛。他在学生时代就信奉马克思主义，崇拜毛泽东和萨特。1968年的巴黎“五月风暴”中，潘鸣啸是激进的左派学生。1973年，他独自来到香港，一边打工，一边学中文，回国后取得了历史学博士学位，成为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专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历史。他在香港求学期间结识了从内地逃去的知青，和他们的交谈中了解到正在中国发生的“文革”，因此对文革史，尤其是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产生了兴趣。于是决定放弃原来对当代儒学的研究，而将上山下乡运动作为论文课题。潘明啸从70年代起开始采访了许多知青，大量阅读文字资料，从中国的报章杂志到知青文学，从官方文件到西方媒体的报道评论，对知青问题的研究可谓细致入微，被称为“法国老三届”。经过几十年的研究，2004年他的著作《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在法国出版，2010年北京又出了中文版。“他是第一位深入到知青中并从事知青研究的西方学者，也是唯一一位几十年如一日始终以研究知青问题为己任的西方学者。”目前，潘明啸担任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中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伊莎贝尔和我算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她也是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的资深研究员，当时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当时我选修了她的历史社会学，做了她的学生。伊莎贝尔的第一堂课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她是个漂亮的女人，举止高雅，端庄大方，操一口纯正的普通话，讲课特别认真耐心。当她知道我准备用历史社会学方法研究知识分子问题时，就说我应该认识她的丈夫，因为他和我有同样的学术兴趣。过了几天，她就邀请我去家里做客。这才知道他们曾有一段浪漫史。“文革”期间，伊莎贝尔来香港做研究，在图书馆遇到从广东偷渡出来的知青龙先生，两人一见钟情，从相识、相爱到结婚。一句法语也不懂的龙先生跟她到了法国，伊莎贝尔挑起家庭重担，支持丈夫从学法语开始，一步步读到博士。伊莎贝尔不但是严谨的学者，也是一位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夫妻俩花了数十年时间研究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农村社会。他们一有空就去村子里“蹲点”。10年前，她回法国，我们也就慢慢失去了联系，但我一直等待着她的研究成果问世。

如果说美国汉学家是承继了外交官传统，那么法国汉学家可以说是延续了传教士传统。前者浮在上层，后者深入民间。伊莎贝尔、潘明啸和白夏无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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