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为平：从三十七年前一份道歉书看真实的文革

tuffy05

从三十七年前一份道歉书看真实的文革


曹为平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某日，我在学校，只有我妈与我父亲、哥哥在家，一伙暴徒涌进了我的家门，扬言要抄我的家。在门外，一伙倒大不小的孩子高喊：“打倒牛鬼蛇神！”他们先是一口咬定我舅舅王××的财物转移到我家来了。我父亲对他们说：“我们已有很久没有到他家去了，他也没有来过。”他们以恐吓的口吻说，他们有证据，但又拿不出来。我父亲又对他们说：“你们如要抄，完全可以抄，如果抄出东西由着你们处理。但我相信抄不出什么来。我是工人，我们是劳动人民的家。”在我父亲这不硬也不软的话语下，他们觉得很棘手，一时又下不了台。最后他们说他们要调查——原来他们根本就没调查过。他们说得先把我家封起来，以后再说。就这样，我母亲只好在他们监视下，把一些随身洗换的衣物拿了出来，家里所有的箱箱柜柜都被他们贴了封条。
　　星期六晚上当我回到家时，家里已面目全非。
　　他们这一去就没有个尽头，也不知如何调查，调查没有。天气渐渐地冷了，原来拿出来的换洗衣物渐渐地单薄了。我们又不好随便开封，因为尽管我们什么都没做，一旦我们自己开封就有话说不清了。到十月，有的封条已经只剩下很小一丝联着了。怕封条断了说不清，又需要拿取衣物，我哥哥打电话去向他们反映，希望他们来一下，如尚未调查完毕封条可以补贴，我们也可以拿取一下衣物。谁知回答极其蛮横，说：“如果你们要拆封，就拆好了。”说完就把电话挂断了。
　　——我们本还希望这是一场误会，至此才知道原来他们还是把我们当作敌人来看待，而且不顾我们死活。天气冷了连拿一下衣服也不准。
　　以上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里的真实故事，只是一个小故事，至今我手里还有证据在，下面就要说到。
　　“这一定是红卫兵、造反派干下的好事！”一些年轻的朋友这么说。如果不是听到我父亲说我家是工人，劳动人民，暴徒们也无异议，有人还会以为我家是黑帮，地富反坏右或其他。
　　“这当然是红卫兵、造反派干下的好事！”那些年纪大的，对文化大革命最最深恶而痛疾之的人这么说。如果换个时候，他们会一口咬定我家就是黑帮，地富反坏右或其他。
　　可是错了，全错了！真正地活见鬼！我才是红卫兵，我才是造反派！地地道道的红卫兵造反派！我是复旦大学最早起来造反的，六月中旬就起来造反的。而这些暴徒全是老保！
　　我不否定，他们袖子上都套着红箍箍，上面写着“红卫兵”。但我敢于断言，不久以前他们还在骂红卫兵是反动组织。直至 1966.8.18.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以后，他们才突然成了比谁都更正统的红卫兵。我也敢于断言，自从“彻底否定文化革命”以来，他们比谁都羞于提到他们曾套过这个红箍箍。我还敢于断言，他们这个红箍箍最多只套过十几天，甚至只有几天。因为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很快就下达指示，在工厂里不成立红卫兵——他们是非法的冒牌的假红卫兵。当然，他们不套了并不等于他们这个组织不再存在了。
　　话也说回来，后来上海成立工总司为什么毛主席就批准了呢？工总司与红卫兵又有什么区别呢？
　　问题就在于，工总司是造反派。历来学生运动总是走在前面，以后才是主力军登台。1966年 8月工人运动还没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成立的所谓工人红卫兵，只能是保守组织。因此所谓工厂里不成立红卫兵，具体来说就是不准成立保守组织。而学生中，如果说红卫兵组织有的可以承认，有的不可以承认，那么尽管最先串联组织红卫兵的是造反派，也不会被承认。所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下令对学生中的红卫兵组织成立一个承认一个，具体地讲就是为了承认造反派，给以组织权。而不久以前骂红卫兵是反动组织的人，一下子也揩油称起了红卫兵，而且他们倒成了最正统的红卫兵。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这个红卫兵有了个罪名，叫做“攻击毛主席的红卫兵是黑卫兵”。
　　那年秋天是怎么过的？我也记不清了，反正我妈想的办法，我忙于其它事顾不上，只要有穿就可以了。但是不知什么原因，十一月份，我们并没打电话去，他们就到我家来把封条全撕了。什么理由都没说，既不说我们有罪，又不向我们道歉。把我家家具上的油漆都弄坏了，连对不起也不说一声。——原来他们的日子已经很不好过了。
　　他们走后，我们自己在家扫了一下四旧。没扫出来什么——只是，只是——现在我向大家“老实交代”，发现有一张填箱底的旧报纸，是解放前填的，那上面有蒋介石的头像。——幸亏他们没有抄，不然我们百口难辩了，他们也就得胜回朝了。
　　六四年我高中毕业前夕，也发现过一些旧报纸。上面写着解放前学生毕业后的悲惨遭遇，还有其他人民悲惨命运的消息。我曾经拿到学校去给同学看，作为自我阶级教育的教材。另外还有国民党吹嘘消灭共军如何如何多。我还记得，据说他们还消灭了解放军一个英雄团。这我也拿给同学看，仅作为笑料。不过如到了那些暴徒手里大概也会成为我家的罪状。
　　1967.1.16.一些人押着这些暴徒到我家敲锣打鼓地来为我家平反，暴徒们在我家贴了一份道歉书。在看道歉书以前，请大家先猜猜是谁押着他们？
　　“是不是文化革命的反对派？”年轻人疑惑地说。
　　那些年纪大的，对文化大革命最最深恶而痛疾之的人躲到一边去了。
　　又猜错了！押着他们的人是工总司，是造反派。
　　有文字证据。这是他们贴的道歉书。现在还在我手里。由于是道歉书，所以用的是红纸。

　　　　　　最高指示
　　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
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
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
　　　　　　道歉书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我们执行了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破四旧、抄家过程中。
　错误的怀疑我厂资本家王××的财物
　转移到王□□家中，故封了有关东西，
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这是极端错误的，
应予平反，恢复名誉。并向王□□同志道
歉！希周围革命群众周知。
　　　　致
革命敬礼！
　　　　　　原纺织社教二团□
　　　　　　　国针十五厂分队
　　　　　　　　1967.1.16.

　　这儿是以社教工作队出面，因为他们是幕后指使人。“由于我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正说明他们不是红卫兵、不是造反派、不是文革派。他们不是在搞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并没有要他们到我家来革我们的命。我家在文化革命时期受过小小的打击，但不是受文化大革命打击，我们不是文化大革命对象。他们是为了破坏文化大革命，就把我们这个无辜的工人家庭来顶缸。
　　我校党委代理书记王零说过，当洪水爆发时，你要让洪水不致淹到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另一个地方，掘开堤坝，把洪水引到另一个地方去。这是六月初他总结的复旦大学唯一没受学生冲击的三条经验之一。
　　毛主席称之为“打击一大批，保护一小撮”
　　文革中我们所以会成为造反派，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认为领导在“转移斗争大方向”。也正如此，后来有人会说我们是在包庇牛鬼蛇神，是什么“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阻力”。你看，国针十五厂的造反派不是包庇了我家这样的“牛鬼蛇神”？！
　　这次封我家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不过，跟我受过的其它打击比，跟其他人受的更多的暴行与颠倒是非曲直比，小小的，小得不能再小了。
　　我家住在上海复兴西路，这儿在上海称之为上只角。澳大利亚领事馆曾在我家对面。原来是法国人开的一个大旅馆。如不是毛主席来了，不是解放，我家是住不到这儿的。解放前只有有钱人才能住，因此这儿真正的牛鬼蛇神特别多。我母亲在干那种人称“吃自己饭、干大家事、受人家气”的里弄工作。对这些牛鬼蛇神有些管教。看到冒牌的红卫兵到我家来，这些人的心里一定很痛快！他们自己不会出面，于是按政策应与父母区别对待的儿女，就在我家门口大喊：“打倒牛鬼蛇神！”
　　消息传到我们学校，就有人说：“曹为平不对自己的家造反，在学校里反党。”
　　我父亲是个工人，是劳动人民家庭，一贯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干吗要我对自己家造反呢？
　　不过这对我来说只算是一点小小的、微不足道的打击。在我的罪行录里这只是极小的一条。
　　有人说，文化革命里的造反派与1957年的右派有共同之处，造反派许多人出身不好。
　　这不是事实。我们与右派形式上相同，本质上完全不同。确实，有人动不动拿右派来吓唬我们，我们也是确实被人打成右派的，我的四大罪名第一条就是右派。但是我们受压时，右派从未来和我们一起战斗，我们也不会要他们来。后来造反派的名声吃香了，倒有一些右派说他们早就是造反派了，经我们比较完全不同，就把他们驳回了。后来右派帽子一风吹，造反派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那些右派也没来说过我们一句公道话，还落井下石。
　　造反派也是要讲出身的，而且最先讲出身，只是没象保守派那样极端。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有不少工农子弟起来贴大字报，是因为在学校里受过一些歧视，尤其在六一、六二年。还有党委重用提拔的干部大多数出身不好，有的系甚至一窝黑。——这不是五七年右派所愿意干的。那时倒有人指着工农出身同学的鼻子说：“这儿是高等学府，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
　　的确，我们的队伍里是容纳出身不好的，我与出身不好的战友关系很好。但一开始保守派里出身不好的才多，后来在内部争斗里被一些出身好的，或者据说出身好的排挤掉了。
　　造反派所以会被人们说成大多数出身不好，从我这个例子看就可以知道了。阿Ｑ被枪毙当然是阿Ｑ不好，被枪毙就是他不好的证据。同样我家如不是有罪，怎会被人封？不过这也只能算是小小的。不少人比我的处境坏得多。
　　大致上是这样的，一个学生在学校里造反，就会有人到他或她父母的单位里去，说此人的儿女在学校里反党，要单位配合清查一下他或她父母的“问题”。不少单位会配合，这样，父母为儿女所累被“揪出”。然而再到学校里说，这个人的父母是什么“分子”，被他们的单位里揪出了，他或她就是抱着对共产党的仇恨进行阶级报复，所以在学校里反党。这次又是儿女为父母所累了。就这样，一时间造反派里这个也有问题，那个也出身不好。“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一下就都是混蛋了。
　　也有人到我父亲单位里去，要求对我父亲也这样办。可我父亲一贯老实本分，工作努力，四清里又吃了冤枉官司，做事缩手缩脚了。单位领导也在四清里吃了冤枉官司，同病相怜，不愿再生事端，所以没有整我父亲。我父亲虽然是个工人，由于中学里老师给我填错了出身，在文革中是不被认作红五类的，在那种气氛下当然也谈不到纠正出身。人家正巴不得把你打成黑五类呢！但和其他人比，我这点事的确是小小的了。
　　1967年一月是最最使某些人深恶而痛疾之的月份。
　　说来难怪，就以到我家抄家的人来说吧！以前他们押别人，而且可以大显威风，无所不用其极。现在尽管对他们还客气，毕竟是他们被押着，所以他们对这个一月，要深恶而痛疾之了。
　　说到那个一月，许多年轻人大概只知道夺权，只知道整人，而且大概会认为夺权的都是一些权迷心窍的人，整人的是一些迫害狂。其实那时我们做得最多、化时间最长的，一是劳动（这就是夺权，限于篇幅这儿不谈）、二是为人平反。我家就是得到平反的一个例子。我也在海港、在工厂为别人平反。许多受到冤屈的都来找我们平反。
　　有一个中年妇女她家被人抄了，到了海港找造反派要求帮助平反。海港造反派让我去调查。我找到暴徒头目，暴徒头目不但不认错，没有一点歉疚之意，反而一口一个：“我们造反派如何如何，我们造反派如何如何。”好像他只要自称造反派就可以为所欲为。我开始还忍着听，后来实在忍不住了，就厉声谴责道：“你是造反派？难道我们倒是老保翻天？”此人立即闷声不开口了。有人会说：“他不是造反派吗？”——他自称造反派就是造反派了吗？正象列宁所说的那样，到了革命高潮时期，什么样的乌龟王八都会自称革命者。我可以断定，两个月前，此人一定还在说造反派是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到了一月，造反派名声响亮了，就一口一个：“我们造反派”，好像造反派就是象他那样的为所欲为的暴徒，把自己做下的孽事归之于造反派。为造反派抹黑，以后有机会又可以嫁祸于造反派。凡是六六年十二月以后才自称造反派的都要认真审核，有没有攻击过造反派是什么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之类。如有这类行为的都是冒牌的，就好像所谓的工人红卫兵一样。这个人所以被我一声棒喝就不开口了，是因为他知道，我明白他是老保。尽管我对他的历史还不太清楚，但他如再这样说下去，我就要追查他的老底了，而他是经不起追查的。
　　后来我到另一单位去也是为别人平反。在一月，我们平反的人跟我们打倒的人比，不知多多少倍。这不是我个人才是如此，凡真正的造反派普遍如此。
　　暴行都是这些人做出的，——自然，在“彻底否定文化革命”以后，这些人再也不会自称红卫兵，也不会一口一个“我们造反派”了。到那时他们不打自招地会说他当时就是一个老保，而且历来就反对红卫兵并与造反派做了英勇的斗争的——这话除了“英勇”说不上外，倒全是事实。至于他们曾经乱抄、乱砸、乱打、乱抓的暴行自然不会再提。这些在六六年他们是作为自己的功劳和英勇行为来吹嘘的，他们只会对于无权无势者下手，尤其是从不冒风险。但到后来，就再也不会吹了。如果有人提到他们做的这类事，他们自己照例躲在一边，而由他们的同类说，这些都是文化革命与红卫兵、造反派的暴行。总之，只要认作是功劳就归于他们自己，认作是罪过就归于别人。
　　有个寓言《狼和小羊》，一只狼要吃一只小羊，就给他加罪名，先说他污染了水，后来又说他去年骂过它。可去年小羊还没出生呢！“不是你就是你的父亲。”狼不由分说地把小羊吃了。
　　这类事我看得太多了。七十年代末，有一篇文章，叫做《疯狂的节日》，说红三司在八月大抄家里把一个老教授的眼珠子打出来了。我在复旦，红三司几个头头我都认得，他们也认得我，尽管我对他们有看法（在后来，那是后来，他们中个别人也确实成了打手）。但我看到了这篇文章，不禁说道：“不可能么，我明白，这红三司是十月里成立的，八月他们还没有生呢！”——不是你就是你的父亲，有人这样说道：“反正是红卫兵、造反派。”
　　真是天明白！六六年八月扫四旧我们复旦除了保守派伪“红卫兵大队”外，造反派一个都没去。我们头上都有几顶帽子悬着，能不被人抄就不错了。至于带上帽子的就真的被人抄了。就是这个原因，后来给我们一条罪名叫做：“反对扫四旧”，据说还“罪责难逃”。
　　我们真的反对扫四旧吗？——不！我以前这个态度，后来这个态度，将来也是这个态度。就拿今天的中国来说，象一个三十年没打扫的牛圈，就是该好好地扫四旧了。
　　扫四旧最初大概就是造反派搞的，但是只是在个别事情上，根本没成规模。仅仅对于某些确实的四旧有些行动。但受到了压制，有的人是什么都不准动。为了保护造反派这些行动，六六年八月中央就在报上发表了文章。这一下就被人弄得面目全非了。
　　说到此又不能不说“联动”。“联动”是由一些高干子弟所组成。他们老子英雄就自然好汉。动不动就“你算老几，我父亲是几级干部。”他们倒确实是造反派，但不像我们一切都得小心翼翼。反正他们造反成功有功，错了凭着老子是几级干部，校党委书记都比不上，也不会有罪。这是一些关在保险箱里的造反派。后来随着文革深入，他们又转向了保守。北京的扫四旧风是他们刮起的，这是他们最后一个革命行动，又是第一个保守行动。
　　八月下旬中央在报上发表了文章后，我们也曾经讨论过扫四旧的问题，我就参加了复旦学生宿舍八号楼里的一次会议。会上意见分歧，研究的就是政策界限问题。也就是说究竟什么该扫、什么不该扫？不少人以为造反派都是乱冲乱闯的鲁莽分子，正是天明白！我们头上悬着几顶帽子，稍有差错就会戴上来，万事都不能不小心翼翼。不能出一点错。正因为如此没讨论出个名堂来。最后大家一致认为这事不急，到运动后期分清了政策界限再说。所以都没去扫四旧。
　　而保守派伪“红卫兵大队”他们就没有那么多顾虑。反正他们有当权派做后盾，所扫的又是最没有抵抗力的，扫对了有功，扫错了也不会有罪，绝对安全。加上他们自称红卫兵后毕竟没有过任何革命行动需要做个样子出来，早就闻风而动一下子就去了。
　　那个星期六我回家，路上发现上海完全变了样。后来回到复旦我在同学中“大放厥词”。我说：“不知是谁，把北京路改称了反修路，难道我们北京修了？扫四旧不是所有的路都要改名，大多数路名其实没什么问题。”我又说：“淮海路上的商店都成了新华书店。只放毛主席著作。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卖什么还是要在橱窗里放什么，只是不要封资修，比如服装店只要把少爷、小姐形象改成工农兵形象就可以了。”——形象，现在叫做模特儿。我这些话不知有没有作为黑话收入我的罪行录里？但是我们确确实实地被说成是反对扫四旧的。九月份在铺天盖地的围剿我们的大字报上就是这么说的。——正是天地良心！
　　就是以上这些原因，红卫兵，真正的红卫兵、造反派最最痛恨的就是把红卫兵的历史写成扫四旧史，还有串联史，限于篇幅，后者不谈。
　　现在中国很难找到文革时的资料了，不少年轻人都说不知道那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找不到那时的历史资料。其实还找什么资料？叫你相信什么你就相信什么就是了。
　　听说美国倒把我们中国的红卫兵小报收全了的，看来以后人们只有到美国去研究文化大革命了。请年轻朋友记住，如果你看到一份红卫兵小报上，对于把红卫兵史写成扫四旧史与串联史抱着深恶而痛疾之的态度，那这一定就是真正的红卫兵、造反派的报纸。
　　1967年上海出了一出戏，写的是红卫兵史诗，叫《英雄的红卫兵万岁》在红卫兵造反派里引起了一片抗议声。因为它把红卫兵史写成了扫四旧史与串联史。后来有人与此针锋相对，搞了一部《前进！毛主席的红卫兵。》引起了我们的一片喝彩声。我没有参与此事，但是听说，为此而筹集经费，有人还去卖了血的。如果弄得到这时的红卫兵报纸，这一切都历历在目。
　　要知道扫四旧的真相，还可以去看鲁迅先生的阿Ｑ正传。里面就有个假洋鬼子扫四旧的故事。象秋瑾、夏瑜那种杀头的事假洋鬼子是绝对不会干的。但当革命推倒了清朝后，他们就急于去砸尼姑庵里的匾了。这事绝对没有风险，还把不懂事的尼姑当作保皇党打了一顿，又乘机偷走了香炉。——就是这个样子！鲁迅好像在写五十五年后的文化革命一样。我不知道该不该就此彻底否定辛亥革命？
　　当时假洋鬼子给我们的罪名是反对扫四旧，他们是扫四旧的英雄，这是他们的大功劳。但后来突然扫四旧成了罪行时，他们又群起而谴责，好像与他们无关，这一下一切罪行又都归于我们，我们再也不是反对扫四旧罪责难逃了！因为他们乱抄乱砸乱抓时套的红箍箍上写着红卫兵，加上我们认为扫四旧还是必要的，这就印证了乱抄乱砸乱抓的暴徒扫四旧时是我们？！
　　不光上海是这样，全国都是这样。就以我们南充来说吧！把三国时谯周的墓平毁了。当我听到有人以愤愤不平的口吻说到此事时，问他们，对答如下：
“谁干的？”
“文化革命。”
“具体是谁？”
“红卫兵。”
“究竟是什么政治态度的人？”
“造反派。”
“究竟是谁？请说个名姓。”
“林彪说是天兵天将。”
“请问究竟是张三还是李四？”
“反正是那个时候。”
　　反正只是把一切往红卫兵、造反派、文化革命上一推，具体姓名是永远问不出来的。后来我知道，说到底还是那些保守派、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所干的！如正是造反派干的，早就捉了出来押上审判台并严办了。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总得说个张三李四吧！但这历来是讳莫如深的。没有把具体干的罪犯捉出来这中间就有鬼！
　　最后就把一切推到了文化大革命发动者毛主席的身上了。好吧！就算毛主席是首恶，那么下面具体干的总有干将亲兵吧！可这些人在他们的法庭上是永远不会押出来的。如果把我们押上法庭，毕竟我们没有干过，拿不出任何证据。就是这个原因，文化大革命许多事都成了模糊数学。
　　不仅文化大革命如此。其他事也一样。
　　我曾经说到，我们四川的李井泉、南充的卫广平在五八年时如何如何搞浮夸风与共产风时。有人会突然提高了嗓门喊道：“是的！当时是这样的！”好像是我搞的，又好像我曾否定有过这类事一样。但是他们经不起我一问，当我问他们李井泉与卫广平是跟毛主席走的，还是跟某些人走的时，他们就立即开不起口了。
　　这些人在说到浮夸风与共产风时往往眉飞色舞，但是具体究竟是谁干的，却永远不会说出名姓来。我跟他们说，毛主席从五八年十月起，开了六次会议，写了《党内通信》，批判浮夸风与共产风，庐山会议上还点了一些人的名，其中就有四川的李井泉，他们死也不愿相信，正确说是死不认账。
　　在法庭上，历来是被告先要出场，并问清被告名姓的。可我们中国历来有个奇怪的法庭，具体犯罪的被告既不出庭，更不说出他们的名姓，而是一切往毛主席身上一推，还有往他发动的运动，往他的拥护者身上一推就是了。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就好像有了电脑，就必然会有黑客与电脑病毒一样。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使用电脑。如要以黑客与电脑病毒作为使用电脑的罪行，那例子真是数不胜数。要记住，不管以前还是将来，除非我们什么事都不做，要做事总会有这样的鸟飞出来。不管做什么事都免不了。在辛亥革命时就有假洋鬼子。毛泽东时代也免不了。用他的话说，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冤有头，债有主。如果人们真是反对共产风、浮夸风与文化大革命中的暴行，那就应该把具体做的人揪出来，要有名有姓，要证据确实，然后严加惩办，该关的就要关，该杀的还要杀。不要老是模糊数学，不要什么事都往毛主席身上一推，否则，即使现在可以蒙混人们于一时，却又怎么使后代相信我们这个时代是什么样子呢！自然，有的人是从来没有未来的，对他们来说，自然不必顾忌后代。
　　不过搞浮夸风与共产风的人倒是捉出来过，那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几乎所有的搞浮夸风与共产风的人都捉出来了。只是没有严加惩办，仅仅批判一下而已。
　　有人可能会说：“照你这样说，你们红卫兵造反派就没有整过人了？”
　　哪里的话？——那有搞政治不整人的？问题是谁整谁？怎样整？其行为是否确实是罪？罪证是否确实？
　　搞浮夸风与共产风的人就是红卫兵造反派捉的。由此就成了迫害罪行与永久的话柄。我原在上海，怎么知道四川的李井泉、南充的卫广平在五八年如何如何搞浮夸风与共产风的？就是从当地红卫兵、造反派的一份材料上看到的。后来有的人说：“那时我们头脑也发热，我们大家都有份。”不要以为他们有自我批评精神。如不是文化大革命把他们揪出来过，如不是他们的作为被揭发出来过，他们才不会说这话呢！而且照他们这种说法，开了六次会议，写了《党内通信》的毛主席和他们一起“大家都有份”，还有“我们头脑也发热”一个也字，表明为首者不是他们，而是毛主席，他们仅仅是从犯。
　　文革初，四川还出现了一个口号，叫做火烧百分之一百。我最初也是在那份红卫兵、造反派的材料上看到的。上面写着：“李井泉、卫广平为了反对文化革命，转移斗争大方向，提出‘火烧百分之以白’，打击了一大批教师。”
　　那么我整过人没有？
　　当然！没有整过人算什么红卫兵？
　　我不知是否有被我们冤枉的，没有感觉到，如有，我向他赔礼道歉。但是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明知别人无罪而强加之，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我绝对没有干过。
　　我在学校里反对的就是上面说的党委代理书记王零，还有系总支书记钱孝衡。最主要是这两个。被我们拉下马后多次开过他们的批斗会。
　　我们绝不是象人家说的那样乱冲乱闯的人。自古以来造反是要杀头坐牢的。哪能莽撞，事实上走上造反之路是一条极其痛苦的路，经过极其严肃认真的思考的。我们并不是天生地反对王零与钱孝衡的，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对他们还极其地迷信。可他们的行为实在不敢恭维。所以从最最基层起，逐渐地反到他们的头上了。
　　对于钱孝衡，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学生，在六二年的困难时期，在校园里种了两棵南瓜，仅仅两棵。后来钱孝衡就在他毕业鉴定中说他是修正主义。他拒绝签字，按当时规定，拒绝签字就不予分配工作。那人就毕业等于失业了。本来，作为政治工作者，如果认为人家的行为不正——且不管是否真的不正——当时就该教育，不该不教而诛，更不该时后才跟人家算总账。南瓜又不是一天就能种出来的。但是这仅是其次。问题是他既认为种自留地是修正主义，那他自己就绝对不能种。可他自己恰恰是种自留地最最积极的人。他在系里开了一大片土地，有的时候人家向他报告工作，还得到他的地头，他还一边种一边听。可他从不说自己修正主义。这在批判会上就是他的罪状之一。算不算罪大家评论。
　　至于那个学生，经我们讨论，后来在六六届学生毕业时，他和另一个人一起和六六届一同分配了工作。我不知这两个人现在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如何看待我们。他们的确是文化大革命的既得利益者。我也不要他们感谢。不过我们包庇“修正主义”是罪证确凿了。
　　那个钱孝衡就是王零称赞为阶级斗争观念最强的人。他就是这么斗人的，这仅是一例。
　　那么王零自己呢？也举一个例子。
　　文化革命开始不久，他就把比他高一级又威胁到他的权力的陈传纲抛了出来。九月份，学校的保守派，伪“红卫兵大队”套上我们造反派的袖章，冒充造反派到陈传纲家里去，要他揭发王零的问题。目的正是试探陈传纲会不会向造反派提供他的问题。共去了两次，第二次去后不久，陈传纲据说就自杀了。随着有一个女保守派死在冷僻的水不盈尺的小桥流水那儿。小桥流水被悄悄地围了起来。许多人还不知为什么这儿围了。十二月，党委倒台，有人对于陈传纲之死提出了许多疑问，怀疑是谋杀。还有那个女保守派参加过冒充造反派审陈传纲。可是不久，刮来了经济主义之风，二十万工厂车站海港的保守派离开了工作岗位，尤其是作为企业指挥的机关大量人跑了。造成了企业瘫痪，我们到工厂车站海港去和工总司及其他工人抓生产，以及为人平反去了。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但就算不是谋杀吧，陈传纲总是他们逼死的，而且干吗要冒充我们呢？象这样的行为还不卑鄙？
　　1983年我回上海去复旦，当时正在揪三种人，立了三个案子，居然会有两个是他们干的。三个案子为：一是罢党委的官，这是我们干的。第二是我在其他文章里说的 1966.8.6.斗鬼风，第三就是陈传纲之死。这两件都是他们干的。他们揪三种人居然会揪到自己头上！我听说后感到非常痛快，尽管知道不会对他们怎样。也确实如此，害死了陈传纲，居然只要王零作个检讨，而王零居然还可以顶着不作。
　　许多人都说红卫兵造反派如何如何残忍，我们真的残忍吗？
　　举一个例子，我是原子核物理专业，文革前，我系的放射性废物丢了，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王零、钱孝衡等紧张得不得了。因为不久以前南京丢了放射性废物杀了人，从上到下罢了一大批官。直接责任者去坐班房。于是他们不准张扬悄悄地查。这当然不易查出来。后来他们下了一道死命令：“从此以后谁也不准提这件事。”这一命令居然也能够贯彻下去，可见他们对教职员工的控制了。
　　如果文革以前被中央知道了，那可是杀头的事。南京还仅仅是责任事故。可我们仅仅在批判会上说了他们一下，后来犯下这些罪行的人都出来了，王零还是做官，只是降了职。钱不清楚。
　　我们打过他们没有？我从没打过人，也没有看到我的战友那个打过他们。王零在我们班上，有一次下乡担粪，我负责往别人的粪箕里装。遇到王零，看到他年龄大，总要少装点。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残忍？
　　不过我们没有打过钱孝衡并不等于他没挨过打。就在我们召开的批斗会上，有人对他大打出手。急得我们叫了起来。因为批斗会是我们召开的，我们如果不制止就是我们的罪了。打手不是别人，正是钱孝衡豢养的一条恶狗。以前他帮钱咬人，现在钱倒了，他就出卖旧主子，为表现自己，反咬起旧主子来了。但是这不等于他就站到我们一边来了。我在教师中有个战友姓卢。开始因为卢写了个造反公告，就被钱孝衡打成黑小子（其实卢也不是要打倒钱孝衡）。此时这条恶狗就对卢乱咬乱吠起来。钱倒后，不再乱吠了，却一直伺机在暗中咬卢。狗是要咬人的，这一狗性是不会改的。
　　早在文革以前，复旦党委就准备了一份四百多人的黑名单。并派遣了一些特务暗中盯着这些人。记他们黑帐，暗中收集他们的材料。
　　本来如果别人有什么错误，作为政治工作者应随时发现随时纠正。可他们却在暗中干这些名堂。而且有的实在也说不上是什么错误，还有歪曲造谣，无限上纲。
　　原来他们听说一九六四年北大党委在四清中倒了，紧张得不得了。于是按照王零后来总结的经验作了这个准备，以应付四清。如果以后四清清到了我校，就让那些特务以个人的名义出来，分期分批地揭发他们事先准备好顶缸的人，把他们揪斗一下，来应付四清运动，使四清走过场。
　　可是复旦没有四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这时他们这份名单和所搜集材料就用上了，这些人果然一批批地抛了出来，也果然转移了斗争大方向。我们感到不对味，与中央精神不合，起来质疑。他们就说我们是包庇牛鬼蛇神，还有什么右派分子、活跃分子、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
　　这样的领导怎么能够得到我们的尊敬呢？尽管我们原来尊敬他们就象尊敬上帝一样。
　　以上仅仅是几个例子，大量的问题不能涉及。好了，得结束了，总不能没完没了地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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