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宏明 泾川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Gowest

泾川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焦宏明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泾川县委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的一系列指示和省、地委的安排部署，先后在城乡范围内，程度不同地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初期的社会主义教育，着重在农村进行整党整风，整顿干部作风，批判右倾保守和所谓的“资本主义倾向”。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先在农村开展经济“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在城镇从反对不良倾向开始发展为增产节约和“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最后统一于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通称“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这十年的多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都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思想和政治教育，解决了当时许多实际问题，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但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以“左”的思想为指导，出现了很多差错，特别是后期的“四清”运动，错误程度更为严重。


一、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57年秋到1962年10月期间，泾川县每年冬春都要集中精力，搞一次社教运动或整风整社工作。早在1957年秋，整风反右斗争开展不久，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和省、地精神，全县集中4个月时间，分期分批，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大辩论。针对各种不同言论，批评教育了干部群众，批判斗争了所谓富裕中农资本主义思想，严厉打击了地、富、反、坏分子，整顿了党、团、社组织，促进了农业合作化。地委领导在泾川的蹲点调查认为，泾川自1956年下半年起，右倾思想在全县各级干部中程度不同地有所抬头，特别是1957年以来，在粮食等经济工作和农田基本建设上表现最为突出。10月9日，县委、县人委召开三级干部及农业社主任会议，批判了以县委领导为主的各级干部的右倾保守思想。全县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大辩论转向以“反右倾、反保守”为中心内容的整风整社运动，层层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推动以农田基本建设为中心内容的大规模兴修水利运动。这次社教运动，在客观上对“大跃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进入高潮后，党中央发出《关于在今冬明春在农村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泾川县委根据中央和省、地委指示，决定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为纲，以生产为中心，从解决人民公社分配和生活福利问题入手，就如何建立人民公社等问题进行鸣放辩论。根据地区试点办法，全县先行试点，后以点带面全面展开。主要是宣传贯彻中央第一次郑州会议精神，对党员干部和群众进行了一系列政策教育，使他们明确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现阶段是社会主义，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制形式，承认商品经济，遵循价值规律，让社员明确个人财产永远归个人所有，允许经营宅旁零星树木和家庭小副业。同时，整顿了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等问题。到年底，全县共办食堂3822个，93%的人参加。


1959年3月，又进一步贯彻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人民公社权力下放，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三级管理，纠正“共产风”。4月，全县开展了全民大算账运动，对1957年后季以来大办水利、集资、大办工业、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大购大销等各种运动中平调的钱、粮、物，进行了清理和退赔兑现，国家和公社向全县518个核算单位共退赔兑现527万元。适当放宽了经济政策，恢复了社员自留地和农村集市贸易、小商小贩和手工业者生产，初步活跃了城乡经济。8至9月，中央庐山会议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县委召开生产队、工厂、学校、企事业单位的支部书记和县直机关党员大会，传达中央庐山会议精神，学习中央两个“决议”和“决定”。会后，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反右倾、鼓干劲、厉行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10月，利用县第四届党代会，采用“四大”方式，重点集中批判了县、社5名领导干部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于10月30日错误地作出了关于处理这5名领导干部的决定，给他们分别戴上了反党的个人主义野心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及严重的右倾分子的帽子，予以开除党籍（以上问题于1962年传达中央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时予以平反）。11月，县委又召开了为期22天的四级干部会议，集中开展反右倾斗争。在反右倾斗争中，共揭发出反党集团6个，被揭发批判的党员脱产干部169人，其中：中干8人，初干40人，一般干部121人。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23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41人，反、坏、阶级异己分子11人，蜕化变质分子25人。开除党籍32人（对这些人的问题于1961年全部进行了甄别平反）。同时，进行了农村整社工作。


1960年4月，全县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新“三反”运动，至9月份结束。全县共揭发出有贪污、浪费行为的干部5494人，贪污现金50.2万元，粮食24.4万公斤。11月，按照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和省委补充规定，县委召开了为期5天的三干会，传达讨论中央12条指示和省委补充规定，揭露了新的一平二调，查危害、挖根子，退赔兑现。会后，立即成立生活安排领导小组，全面安排群众生活，抢救人命。同时，压缩了生产计划指标，减轻了统购任务，放宽了经济政策。


1961年10月，县委召开专门会议，传达地委农村整风整社、组织处理、案件甄别工作会议精神，讨论整风整社、甄别平反工作。会后，对1958年以来政治斗争中错误处理的千余名干部和职工先后进行了甄别平反。按照中央《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和省、地委精神，春节前后，全县进行了整风整社工作。次年5月份基本结束。这次整风整社以社会主义教育为中心，全面贯彻中央六十条，对广大干部和工人农民进行热爱国家、热爱集体、热爱社会主义的“三热爱”教育和各项方针政策的教育，全面整顿社会秩序，搞好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和甄别平反工作。方法上，坚持正面教育，摆事实，讲道理，揭露问题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追究个人责任，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既表扬好人好事，又处理了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整顿了社会秩序，调整了社队规模，完成了以生产队（相当于初级社规模）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下放工作，下放后核算单位由340个增至1540个，调整压缩城镇人口939人，占城镇人口9647人的9.6%，其中，国家职工745人，中专学生69人，城镇居民125人，甄别平反干部职工1000多人。同时，继续放宽了经济政策，恢复了手工业和小商品生产，扩大了自留地、自留畜，山区实行包山组和包山户。这次社教和整社，对纠正“左”的错误，转变干部作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良好的作用，取得了一定效果。


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毛泽东主席突出强调抓阶级斗争。当时认为，阶级斗争是很激烈的，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纠合了人民内部一些没有改造好的人，利用国际上“反华大合唱”的机会和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困难，利用工作中发生的缺点错误，蠢蠢欲动，从各方面破坏社会主义，刮起五股反社会主义的“黑风”（即单干风、投机倒把风、赌博风、政治造谣风、封建迷信活动风），造成社会秩序混乱，阶级斗争在党内和干部队伍中的反映很严重，一部分人已经变质或正在变质。12月中旬，泾川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讨论安排今冬明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决定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县直机关干部中开展整风运动。月底前，县委工作组先行选择在罗汉洞公社丈八寺大队、城关公社水泉大队、汭丰公社龙王村大队的3个公社3个大队先行搞社教试点。全县从12月26日开始，抽组646名干部（其中初级骨干以上干部100人）组成工作组，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社教，以生产队为单位，在全面进行的同时，重点整顿了三类生产队。全县共有1545个生产队（其中一类699个，二类544个，三类302个），本次进行1272个，占82.3%。全县共分两批进行，第一批在860个生产队（其中三类201个）进行，到1963年1月20日基本结束；第二批从1963年2月上旬开始，开展了411个生产队（其中三类91个），1963年3月中旬基本结束。这次运动，是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指导下进行的，以“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为主要内容，大体进行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全面宣传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六十条》（修正草案），大讲阶级斗争和国际国内形势，社会主义和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开展忆苦思甜，批判所谓“单干风”、“包产到户”、“工分挂帅”，揭摆矛盾，暴露问题；第二阶段，边整边改，对揭摆出干部群众侵害集体经济的行为，进行退赔处理；第三阶段，结合进行整党，整顿群众组织，评选劳动模范、“五好”社员和优秀党员，落实收益分配政策，制定生产计划。在两批运动中，帮助2400多名干部放下了包袱，共揭发出犯有各种问题的两级干部1511名，处理党员117名，收回社员多种、抢种、借种不还、侵占的耕地6800多亩、农具4040件、耕畜8头、被砍伐的树木7900多棵，退赔现金5.36万多元、粮食1.2万多公斤，扣回工分7020多个劳动日。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和各种社会丑恶行为，对75名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进行了斗争批判。到秋播期间，全县又组织工作组，深入社队，一面抓生产，一面抓验收补课。到6月中旬，县委召开会议，讨论研究社教工作，决定继续深入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会后，又在全县273个生产队（至此全县1545个生产队全部搞完），开展了最后一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8月底，由平凉地委2名副书记带队，抽调各县1名书记或2名副书记参加，组成工作团，在玉都公社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亦称四清）试点，县委抽调130名干部参加，至12月6日结束。这次社教试点工作，以“四清”为重点，启发干部放包袱，揭“阶级斗争盖子”。通过交代、揭发，玉都公社313名干部（占三级干部总数33.5%）有各种经济问题，其中现金7.11万元、粮食9.1万公斤。处理时按错误程度和交代态度，本着批判思想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精神，大部分免于处分，经济退赔中实行了减、缓、免政策。


12月，县委召开全委扩大会和宣传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决定（草案）》、省委10月思想工作会议和地委、县委会议精神，讨论部署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培训了宣传讲解中央两个文件的宣传员。会后，县委下发（1963）179号文件，专门安排部署了全县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农村社教运动，以中央《决定》指示的六项任务为中心，开展全民大学习高潮，使中央《决定》和《规定》家喻户晓，充分发动群众处理各种问题，严厉打击阶级敌人。按照“搞深搞透、不乱不漏”和“讲质量、求实效、打基础”的要求，采取点面结合、分期分批的办法进行。从1964年1月开始，除地区试点搞过的玉都公社（14个大队125个生产队）外，全县15个公社184个大队1437个生产队，利用两年半时间，分8期搞完，一个年度搞三期。每年冬春季各搞一期，生产季节搞一期。全县共组织1400名干部（其中抽调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脱产干部700多名，积极分子700多名）轮番参与并组织领导了农村社教运动，每个生产队至少有1名脱产干部或积极分子，生产大队配备2至3名，公社配备3至5名。在方法步骤上，采取点面结合的办法。运动刚开始，县上就组成工作组，在城关镇水泉寺村搞了社教试点，各公社都选择了一个生产大队或一至两个生产队搞试点。在总结推广试点经验的同时，全县各公社的所有大队和生产队全面展开了社教运动。之后的全县每期社教，都根据当时的形势和需要，采取了相应的办法进行。每期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根据中央《规定》精神，开好公社三级干部会，参加的主要对象（按中央《规定》指出的对象召集的）为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和大队团、妇、民兵干部，同时吸收了全体党员和2至3名贫下中农代表（包括妇女代表），会议时间大体在10天左右。会议首先集中6至7天时间，学习中央两个文件，同时选学有关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四清”等有关文件，结合学习讨论，揭露当地阶级斗争盖子，提高党员干部的阶级觉悟和政策水平。在此基础上，利用3至4天时间，动员各级领导干部放下“包袱”（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未搞人人过关），鼓励主动改正错误，“下楼洗澡”。每个公社还挑选了问题较大、“包袱”放得较彻底、认识态度较好的典型，在大会上放“包袱”。同时，按照中央《规定》中提出“七不准要求”，初步解决了当时基层干部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第二步，利用20天左右的时间，深入社队，广泛宣传讲解中央《决定》和《规定》，发动群众，揭摆问题。首先，召开大队、生产队群众大会，组织宣讲员巡回讲解，向广大农民群众讲解辅导中央两个文件，让每个群众都掌握政策，达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其次，广泛发动群众，围绕“四清”，揭摆粮食分配、铺张浪费、干部作风和多种自留地、超规定开荒地等问题，对揭摆出的问题，进行梳理归类。第三阶段，利用半月左右时间，处理具体问题，改选基层干部。对一般问题，交给了社队处理，对群众迫切要求的问题进行了解决，对于一时难以处理、情节特别严重的问题，上报进行处理。同时，狠刹了各种歪风邪气，打击了地、富、反分子。在宣传中央两个文件方面，全县各期社教，都普遍采取了集中与分散相结合，广播宣传与板、墙报宣传相结合，宣读与讲解相结合等办法，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全县选拔抽调了数百名具有一定文化和政策水平及讲解能力的干部担任主讲，在讲解之前就讲解方法、步骤、如何联系实际等方面，进行了严格的培训。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多次试讲。在讲解过程中，做到了“讲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各期社教结束后，县上专门组织工作组，巡回各社队，进行了全面验收补课。


在全面开展农村社教的同时，1964年2月28日，县委抽调120多名干部和积极分子，集中利用7个月时间，在高平公社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9月20日结束。4月底，根据中央西北局《关于组织大批干部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加强工作团的决定》，县委决定，要不惜时间，不惜人力，在1966年上半年把全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彻底。同时决定开展社教的社、队，每个生产队至少要有一名脱产干部，生产大队配备2至3人，公社配备3至5人。全县共抽调脱产干部272人，积极分子265人，充实了工作团，加强了农村社教工作的领导。8月22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和省、地委派出的工作组到达泾川县，帮助县委传达贯彻中央五月工作会议精神，解决“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问题。先以12天时间召开了常委扩大会，紧接着又以15天时间召开了全委扩大会，揭露批判了县委主要领导“宗派活动”、“包庇、重用坏人”、“思想一贯右倾”等问题，使一批干部受到了打击。9月27日，县委召开17级以上干部会议，学习省委9月20日批转“关于宕昌县委领导核心已经烂掉”的材料和省委批语。10月21日，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学习西北局10月10日、15日两个指示，即中央西北局批转陕、甘、宁、青四省区民主革命补课工作座谈会的报告和西北局批示，以及严厉打击四不清干部和其他坏分子打击报复贫下中农等现行反革命的电报指示。会议决定：要为解决泾川地区民主革命不彻底的问题作准备，并要随时打击“四不清”干部和其他坏分子对贫下中农的报复行为。10月24日，县委总结第一批公社传达中央5月工作会议精神的情况，安排第二批开展传达工作的意见。第一批传达中央5月工作会议精神的有荔堡、窑店、罗汉洞、城关、高平、太平、玉都、丰台8个公社。县委认为荔堡、窑店两社领导班子烂了，罗汉洞、城关、高平、太平4社问题也比较严重，有些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第二批传达的8个公社，主要解决县委领导的“宗派”活动，以及公社党委领导的核心问题。11月15日，经中共平凉地委批准，玉都公社党委大张旗鼓地处理“四不清”干部某某某、某某某打击报复贫下中农的现行反革命活动。是月，全县抽调220多名干部和积极分子参加了省委组织的张掖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5年6月返回。


12月15日至29日，召开了泾川县第一届贫农、下中农代表大会。当选代表671人，实到639人。会议期间，地委书记钟永棠、副书记李德仲参加了会议。会议以阶级斗争为纲，揭阶级斗争的盖子，进行了阶级教育。会议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贫农、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草案）》。会议取消了387名代表资格。会议期间，印发了原县公安局长等9名干部犯错误的材料，当会进行了夺权。会议选举了县贫协第一届委员会委员15名，出席省贫协代表会的代表29名。


1965年1月13日，全县范围内“打尖子”（“四不清”干部中的坏中之坏）运动开始，历时12天。全县16个公社分5片，抽调县、社干部247人，分组督战。“打尖子”运动，是在当时把“四不清”干部和贫下中农的矛盾作为农村阶级斗争的主要矛盾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在做法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由贫下中农揭“四不清”干部的盖子，从中选出坏中之坏作为尖子，进行夺权斗争。当时，全县把109名“四不清”干部（大队干部42人，生产队67人）定为“打尖子”对象，重点进行了批判斗争，其中21人被定为新生资产阶级分子，31人被定为蜕化变质分子，57人被定为混入革命干部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有的被开除党籍或撤销职务，有的被送去劳动教养。2月10日，县委、县人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会期19天。会议分两步进行，先以10天时间召开了三干会，参加1013人，到25日又吸收了生产队干部、贫下中农代表、社教积极分子、农村团支书、妇女主任、复退军人，共到会4638人。会议以中央23条为武器，依靠贫农、下中农代表，揭露干部中的问题，启发干部自觉革命，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会上有2102名干部交代了问题。8月，县委抽调300多名干部和农村积极分子，参加了平凉地委组织的平凉县峡门、麻武公社“四清”运动，次年2月结束返回。是月，由平凉地委副书记遇生智任党委书记、团长的中共平凉地委泾川县“四清”工作团，率领从省、地和全区各县抽调的干部、积极分子、解放军、大学生等共计4721人（实际在泾川搞运动的为4465人），分175个工作队（组），进驻泾川县北塬和川区的10个公社（128个大队、1018个生产队）、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平凉县的白水、索罗两个公社，系统地开展了“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和民主革命补课工作。历时7个多月，至10月底结束（县直机关11月结束）。整个运动以中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为指针，重点是“整顿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的当权派”。工作队进村后，直接领导运动和农业生产，原有班子的干部一律靠边站。运动后期与“文化大革命”交叉进行。运动采取“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大造“四不清”和“四旧”的反。分宣传政策、发动群众、全面四清、民主补课和对敌斗争、全面建设四个阶段。这次运动，虽然比张掖社教运动稳妥，但在全面“四清”和整党工作中，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重点整顿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41%的公社党委和38%的基层党支部的领导权被剥夺。在清政治中，主要清查干部中所谓丧失阶级立场，包庇怂恿坏人坏事，打击报复，压制民主，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是党员干部的被列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批判。全县有83%的各级各类干部因“四不清”错误受到批判，有2551名党员（占全县党员的59.8%）因各种问题被批斗；揭发出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482人；被定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的34人；混入党组织和干部队伍的地、富、反、坏、右分子161人。在清思想过程中，主要是对干部、党员、团员、民兵等基层组织，进行“反修防修和反和平演变”教育，把清理经济、政治、组织等方面的问题梳成辫子，发动群众开展“查演变、查危害、挖根源”，批判和纠正所谓“副业单干”、“利润挂帅”、“黑包工”等，进行忆苦思甜，吃忆苦饭，讲村史、家史、厂史，举办阶级教育展览和社会主义文化室、政治夜校等，开展学雷锋、学焦裕禄、学解放军、学大寨、学大庆运动，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高潮。根据中央西北局《关于民主革命补课几个问题的规定（草案）》和1950年政务院颁布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按照省、地委指示，于1956年1月，县委向省、地汇报了《关于泾川县土地改革情况》和《泾川地区敌伪旧基础和新生反革命摸底情况》。汇报材料说：“泾川土改不彻底，漏定了不少地主、富农，搞的是和平土改，一些贫、雇农没有真正翻身”。在这次运动的民主革命补课中，四清工作队经过多次调查摸底，把一些土改时期划定的小土地出租、小土地经营或富裕中农成份，补划为地主、富农成份。清查出漏划的地主、富农867户（相当于土改区划总数的80%）；漏划四类分子802人（相当于原有四类分子的40%）；新破获所谓各种反革命组织7起，案内成员124人。查出所谓原破案不彻底的反革命组织成员231人；清查出所谓反革命社会基础（六种人）536人；揭发出其他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牛鬼蛇神836人。运动中，非正常死亡196人，其中：脱产干部14人，基层干部73人，四类分子45人，新划分子36人，社员25人，工作队员3人。在整党和全面建设阶段，对党员进行了充实和党纪教育，突出了党的“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教育，清除了犯有各种错误的不合格党员803人，占党员总数的11.8%，其中开除党籍230人，占党员总数的5.3%。同时，认真抓了工农业生产建设，特别是狠抓了以土改为中心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这次运动，由于中央对形势作了错误估计，把阶级斗争看得过于严重，推行了一条“左”的错误路线，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广大革命干部，以致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有不少单位和社、队大搞逼、供、信，加之，有些问题定性不准，处理不慎重，打击面过宽，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直到1978年以后，才根据党的有关政策和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进行了平反昭雪，实事求是地作出了公正的结论。


二、 县直机关整风、五反运动


在开展农村社教运动的同时，从1962年12月下旬开始，县委专门组建了整风办公室，在县直机关开展了为期40天的整风运动，参加干部701人，到1963年2月中旬基本结束。这次运动贯彻了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和省地委工作会议精神，吸取了历次整风运动的经验教训，坚持正面教育，以理服人原则，采取全面教育，重点整顿的办法，按系统全县共分12个小组，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12天时间，组织全体干部学习文件，宣传政策，提高认识，同时，了解情况，摸清底子；第二阶段，以18天时间，联系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揭摆问题；第三阶段，利用10天时间，内查外调，处理问题，进一步健全思想组织建设。运动中，共揭摆出各类问题479件，处理406件，占84.7%，揭露出犯有各种错误的121人，占参加整风人数的17.2%。他们的错误主要是投机倒把、道德败坏、商品走后门、闹名誉地位、革命意志衰退、工作不负责任等。运动后期，县委还组织全体干部进行了4场（次）革命传统报告会，评选奖励了先进工作者、生产者，各系统组织干部开展了“五好”活动，掀起了向雷锋同志学习、向先进人物学习的高潮。


在县直机关整风运动结束不久，又于1963年4月，县委根据中央、省、地委关于“五反”的指示精神，专门安排部署，并成立“五反”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在县直55个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中，先后分三批开展了“五反”运动。第一批4月20日开始，12月10日结束；第二批12月15日开始，春节前结束；第三批12月25日开始1964年6月全部结束。每期运动大致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组织干部职工学习文件，开展以增产节约为主的劳动竞赛；第二阶段发动群众，广泛开展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克服“五多”，领导干部作自我检查，解决一般问题，整章建制；第三阶段大张旗鼓地开展群众性的反对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运动。整个运动在职工全面进行自我教育的同时，重点抓了领导干部“下楼洗澡”。 1963年5月15日，县委召开五届五次全委扩大会，152人到会（其中初级骨干以上干部70名），以10天时间，专题进行了初级骨干以上干部的“下楼”，集中检查了1962年以来县委和公社党委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分散主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和生活特殊化等问题，进行了自我检查和相互之间的批评帮助。70名中、初级骨干干部，采取先党内后党外的方式，向群众作“下楼”检查，通过群众民主评议，比较满意的领导干部占85%，还有13%的干部，群众意见较多。对群众意见较多的干部进行了第二次“下楼洗澡”，不到2%的干部因问题性质比较严重，没有被群众通过。期间，共提出各类意见1800多条，已整改1500多条。同时，在工商企业中广泛开展增产节约、反对浪费，进行企业整顿。开展忆苦思甜，讲“三史”，进行自我教育，启发自觉革命，“洗手洗澡”，开展评功摆好，表彰鼓励先进，学雷锋，学大庆。从9月开始，全县重点转入“后两反”斗争，成立专案小组，开展“四清”（即：清钱、清物、清库、清账）和内查外调，反对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清查的范围是钱、物、库、账四个方面。具体进行十查：一查小公家务、小钱柜、小仓库；二查机关生产和职工食堂；三查经费开支和财产器具；四查预算外资金；五查商品购销和价格；六查各种票证；七查应缴财政收入和罚没收入；八查库存物资；九查企业资金、流动资金和四项费用；十查原材料领发与使用。凡是资金和物资经过的渠道都清查，清必细致，查必彻底，善始善终。到1964年底，共清查出贪污千元以上13人，500元至1000元9人，300元至500元8人，100元至300元18人。1964年6月到12月，中央西北局和省、地多次检查“五反”和农村社教工作，认为领导核心问题解决得不彻底，要克服松劲情绪，不能用“评功摆好”代替“五反”，一定要把“后两反”搞彻底。后又对“五反”运动进行了补课，纳入城乡“四清”运动。


经验教训


一是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问题。从总体上来说，前十年的社教工作，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对党员和人民群众不断地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坚持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开展比、学、赶、帮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促进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但在探索前进过程中，由于受到“左”的错误路线的指导，严重脱离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搞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出现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严重错误。


二是全面正确地贯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是社会主义教育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前十年社教工作，虽然贯彻了当时条件下的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进行了“五反”和经济“四清”，纠正了一部分干部和党员的贪污腐化现象，打击处理了贪污盗窃等经济犯罪行为，维护了社会治安。但由于许多政策都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制定的，不免有许多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问题，在贯彻执行中批判了所谓资本主义倾向和修正主义错误，严重阻碍和束缚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三是坚持正确的工作方法和教育方法，是社会主义教育取得成效的关键所在。在这十年社教中，沿用和承袭了民主革命时期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某些方面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不可避免地发生乱批乱斗，以致造成许多冤、假、错案，伤害了一大批干部和群众。


四是加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基层党建工作，是社会主义教育的重点工作。过去的教育工作，都把整党建党和整顿各种基层组织作为重点工作来抓，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在整党过程中采取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地主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做法，开展所谓“夺权”斗争，整了不少党员和干部。正确的做法是：坚持正面教育、思想教育和自我教育为主的方针，提高党员素质，增强党的战斗力、凝聚力和号召力，对软弱涣散的基层党组织，要在思想教育的基础上，认真搞好组织整顿，对于严重违法乱纪的党员干部，按照党纪、政纪处理的原则进行组织处理。


泾川文史资料选辑


（第六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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