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本森：英美学界的中共抗日根据地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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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本森      时间：2020-08-12   来源：《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 2019年第3期
     
　　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革命根据地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存在，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至关重要。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曾经有一个通俗有趣的比喻，他说：“革命要有根据地，好像人要有屁股。人假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是老走着，老站着，定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站软了，就会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才能够有地方休整，恢复气力，补充力量，再继续战斗，扩大发展，走向最后胜利。”(1)这段话很形象地指出了根据地对于中共革命的重要作用。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创建的抗日根据地，成为保障后勤、动员民众、打击敌人的力量源泉。正是鉴于抗日根据地的这种重要作用，国内外学界在研究中国抗战史或者中共党史时，十分重视对抗日根据地的研究。在中国学界，中共的抗日根据地史研究已经成为抗日战争研究和中共党史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专题。在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学界，也出现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

　　对于英美学界(2)的中共党史研究成果，以党史研究者为代表的中国学术界有持续关注的传统。他们以海外的中共党史研究为抓手，长期致力于对海外中共党史研究新著作的介绍、引入和评判，并产生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专门成立编译处，曾编译出版了《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3)《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论著目录大全(1919—1989)》(4)《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论点摘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5)等著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于1978—1980年出版的《外国研究中国》(共4辑)(6)、中国社会科学院创办的《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共27辑)(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创办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中共党史通讯》等，都提供了国外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研究的新信息、新资料和新见解，其中收录了中共抗日根据地的研究目录或成果介绍。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编辑出版的《海外中国学研究》，辟有“海外中共党史研究”专栏。(8)耿化敏主编的《青年党史学者论坛》(第三辑)，收录了题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前沿”的研讨记录，其中，翟亚柳、韩强、路克利的发言涉及到英美学界中共党史研究的最新进展。(9)另外，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近代史研究》，从1979年创刊至2008年，每年都会刊登上年度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论著目录，其中有不少是中共抗日根据地的研究成果。

　　个人研究方面：北京大学张注洪教授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撰写关于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文章，80年代申请了国家“七五”规划课题“国外中国革命史的历史考察”，并出版了《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进程与评析》一书，介绍了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特点、成果和趋向。(10)北京联合大学的梁怡教授曾主持国家“九五”规划项目“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考察了苏、美、日、英、法、德、澳、加等国家的中共党史研究概况，其中涉及到部分中共革命根据地的研究成果。(1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翟亚柳、乔君、陈鹤长期关注海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自2007年以来，每年在《中共党史研究》杂志上发表一篇主题为年度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述评文章，其中一些文章对英美学界中共根据地的研究有所论述(12)。潘世伟、徐觉哉主编的《海外中共研究著作要览》，介绍了海外中共研究的代表性著作。(13)陈君静、胡大泽、韦磊、路克利等对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考察，也部分涉及到中共根据地史的研究。(14)另外，刘广京、向青、程洪、迈克尔·亨特(Michael Hunter)等学者的文章，对于了解以美加两国为代表的西方学者的中共党史研究状况，也有参考价值。(15)

　　不过略显遗憾的是，关于英美学界的中共革命根据地史研究的专论，学界目前仅有三篇。一是美国学者范力沛(Lyman P.Van Slyke)1985年到中国参会时提交的《西方学者对抗日根据地的研究》，文章选取了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马克·赛尔登(Mark Selden)、片冈哲谷(Kataoka Tetsuya)和拉尔夫·撒克斯顿(Ralph Thaxton)四位学者的著作进行介绍，开列了当时较新的论著目录，提出了加强学术合作、利用档案资料、规划研究方向的建议。(16)二是台湾学者陈耀煌的《从中央到地方：三十年来西方中共农村革命史研究述评》，该文介绍了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地方趋势”，对“地方趋势”出现的原因及主要主张等进行了探讨。(17)三是吕彤邻教授的《美国馆藏中共抗战解密史料汇编——西方见证人眼中的敌后根据地》，该文评析了西方见证人(记者、民间人士、特别是美军观察组情报人员)对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关注和认识，文章所关注的成果或成文于40年代，或构思于40年代。(18)

　　总体来看，改革开放40年多来，在中共党史学界的带动下，国内对西方学界的中共党史研究开展了大量的译介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对西方学界的了解以及与西方学界的交流。不过，在译介基础上的评析工作，仍有不少可以挖掘的空间。以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例，在译介英美学界的中共抗日根据地研究状况的同时，能否总结出英美学界研究中共抗日根据地的特点，探讨其80多年来的研究是否存在热点的转移、范式的转变、评价的转向，并把握其研究特点与趋向。这似乎是既有研究做得较为薄弱的地方，也是本文努力的方向。

　　一、抗战时期的萌芽：盛赞中共根据地的“红区”热

　　西方人士对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最早关注，源自抗日战争时期的亲身经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长时期对中共抗日根据地严加封锁，只有两个时段曾允许国外记者进入。第一个时段是1937—1938年，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有一批记者前往延安和华北根据地进行采访，也有一批传教士、技术人员经过根据地撤向大后方。第二个时段是1944—1945年，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前往延安和晋绥解放区进行考察。在这两个时段内，国外人士得到了实地考察并深入了解中共根据地的机会。其中，很多人撰写了大量的通讯并于日后汇集出版，也有些人后来撰写了回忆录。这些记录形成了西方人士对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最早认识。

　　第一个到达中共根据地的外国记者是美国人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他于1936年6月到达陕甘宁边区，在为期4个月的实地调查中，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贺龙等中共领导人以及许许多多的战士、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写下了《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作者在书中记录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军队的军事策略以及他在陕甘宁边区的感受。(19)正如作者所述，该书“值得一提的是”强调了“有组织的民众——尤其是农民大众——在革命游击战争中的不可征服的力量”。(20)

　　斯诺的夫人尼姆·韦尔斯(Nym Wales)也是一名出色的记者，《西行漫记》中的有些资料便来自于她的采访记录。她采访了张闻天等领导人，并发表了相关报告。(21)随后，她在美国出版了《红色中国内幕》(又名《续西行漫记》)，书中歌颂了陕甘宁边区人民的劳动生活、八路军的英勇抗战和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记载了她与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彭德怀、聂荣臻、徐向前、罗炳辉、蔡畅、康克清等人的交往。该书的附录收有《八十六人略传》，分政治领袖、军事领袖等三部分。(22)

　　贝特兰(James Bertram)的《华北前线》是较早向外界呈现中共抗战群像的著作，作者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详细记录了他与毛泽东、朱德、贺龙、抗战官兵、普通百姓的交往，刻画了一批活跃在华北前线朝气勃发的战场英雄群像。他指出，“统一战线”和“全民动员”是中共胜利的法宝，“中华民族的真正力量……不在沿海的大城市，不在省会”，而是“在乡村里，市镇里，在这里的农民群众中，他们过了许多年无知无识的生活，经历了许多年的内战，现在正在自觉的，日益加强的目标下联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了”。他预言，“一个崭新的中国将从目前艰苦抗战的暴风雨中产生”。(23)此外，贝特兰还根据他在中国和日本的经历撰写了《在战争的阴影下》一书。(24)

　　哈里森·福尔曼(Harrison Forma)的《北行漫记》(又名《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是他在陕甘宁边区五个多月的采访纪实。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冲锋在抗日第一线，“过去有人告诉我们说，八路军不打仗，没有伤兵，没有俘虏，人民害怕八路军，恨八路军，今天这些谎话已被事实揭穿了。我看到了八路军在英勇作战，八路军有很多伤兵，有大批俘虏的敌军，人民热爱着八路军。我要将所见到的八路军英勇斗争的事迹，写成文章，拍成照片，告诉全世界人士，争取美国对八路军给以武器的援助，最后将日本法西斯打垮。”福尔曼发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赢得了人民的支持，他在书中指出，“人民群众是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力量”。他强调中共军队开展生产运动这一特点，“生产运动不只是在老百姓中开展，部队也参加了。这或许可以说是八路军的特色。”(25)福尔曼还把自己在1944年8月至10月采访晋绥边区拍摄的照片编辑成书，出版了《西行漫影》画册，由此开拓了在华外国记者摄影报道的新领域。

　　冈瑟·斯坦(Gunther Stein)的《红色中国的挑战》将陕甘宁边区作为专门研究对象，书中第一集介绍了根据地内士兵的自给自足、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劳动创造一切、动员群众等内容，第二集介绍了中共的抗战概况，包括中共抗战的战略战术、根据地、成就和反响。该书“最为透彻而又最合乎人情地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统治区的惊人发展”，“描述了大半个未被日军占领的地区里中国人民的觉醒和人民民主政权的实践”。该书记载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推行及其成功，指出中共的一切政策都是依靠群众运动来执行的特点。(26)

　　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在其《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中，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有专门的论述，他指出，“在中国对日本的斗争中，自始至终存在着两条战线”，一条是正规战线，一条是中共领导的“在敌后扩大起来的”敌后战线。在敌后，“总是中国军队发动战略上、战术上和政治上的攻势”。从作用上看，“这两条战线是互相关联的。在整个战争期间，在敌后战线作战帮助了正规战线，牵制了人数越来越多的日军”。(27)作者还用相当多的篇幅介绍了中共为开辟根据地所做的政治准备，以及建立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和长江下游根据地的基本情况。(28)

　　《新西行漫记》(原名《与中共相处两年》(29))是英国科学家班威廉(William Band)和克兰尔(Claire Band)夫妇于1941年12月到1944年1月在华经历和见闻的记录。书中描绘了根据地的景象，作者热情称赞中共游击区的官兵关系与高涨的战斗精神。在记述官兵篮球赛之后，作者感慨道：“世界上恐怕更无其他团体，能有这样融洽一气的精神。他们彼此之间，既无猜忌，上下级之间，又无拘束，无怪他们在战争中，能够连成一气，如此坚强。他们人人都有同一基本信念，所以才能互相推诚相处”。此外，作者对边区政府、抗大、代表大会、农村的爱国者、百姓生活等，都有细致的观察和记录。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农村中创造出的新天地”，“使得农民在敌寇侵略之中拯救了自己并且指示出前途无限的美景”。作者指出，中共真正代表着人民，恶劣的生存环境培育了通向未来的强有力的组织。(30)

　　《中国的双星》作者卡尔逊(Evans Fordyce Carlson)是第一位考察华北敌后根据地的美国军官。1937—1938年间，卡尔逊对中国战场的考察历时约8个月，行程近4000公里，足迹遍及延安和晋绥、晋西北、晋中、冀中等抗日根据地。其间，他会见了国共两党领导人和几十名高级将领，经历了淞沪会战、台儿庄战役等多场战斗，对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有了全面的了解。他在书中展现了中共领导人的风采，认为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是一支抗日生力军”，晋察冀根据地已经成为“新中国的试管”，中共有可能改变整个抗日战争的局势。(31)

　　美国记者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曾多次访华，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第三次访华。《人类的五分之一》是她此次访华(华北各战场为主)后撰写的，书中歌颂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的战斗精神，赞扬了中共在华北领导的抗战。1940年第四次访华后，她撰写了《华北的八路军战区》(32)等文章。1946年第五次访华后，撰写了《中国人征服中国》，对中共在延安、毛泽东、中共的政治战略、经济政策、军事战略以及建设新社会的主张等均有介绍。(33)

　　白修德(Theodore Harold White)的《中国的惊雷》一书，客观地记录了中共在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进行改革的情况，并对中共的军队活动、根据地的民主建设等进行了介绍。作者对中共的领袖们进行了公允的评价，认为这些领袖们“彻底地了解自己的国家，并且了解农民”，但他们对工业机械和国际贸易等世界知识的了解“是肤浅的”，他们“实在是够顽强”，同时又“充满自信”。(34)

　　徐永英于1945年在美国出版《陕甘宁边区调查》，向美国民众介绍了陕甘宁边区的概况。该书成为后来研究者经常使用的资料性著作。(35)徐永英是清华大学毕业后的赴美留学生，曾担任美国《先锋报》主编，是美国《华侨日报》创办者，也曾担任中共纽约支部书记。

　　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的《中国的战歌》是她在中国时的活动记录。她于1938年11月起随新四军各支队转战中国的大江南北，见证了新四军、游击队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浴血奋战的场景。(36)

　　抗日战争期间，访问中共根据地的外国记者撰写了大量的通讯报道。1946年，上海历史资料供应社出版了《外国记者眼中的延安及解放区》一书，选编了32篇外国记者在《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报刊上发表的报道。其中，既有立场坚定、高度赞美中国共产党的文章，如《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深得人民拥护爱戴》《远东民主的种子》《中共领导下的军队是强大的》《“我感觉很荣幸同你们成为盟友”》等，又有对陕甘宁边区、延安、晋察冀根据地、山东根据地、八路军游击区等地的见闻记载。总体来看，其基调是同情、认可和赞扬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建设和对敌斗争。(37)

　　综上所述，抗日战争时期访问中共抗日根据地的英美人士，撰写了大量关于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著作和报道。这些来访者有一个普遍特点：在没有前往根据地之前，他们对中共往往抱有很深的成见，但是当他们实地体验了根据地的生活之后，便改变了认识。他们发现根据地虽然条件艰苦，但是人民乐观、坚强、团结。这种强烈的反差使他们对根据地抱有强烈的好感。这种好感体现在作品中，就形成了20世纪40年代英美人士盛赞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红区”热。今天我们对其作品进行回顾时，应该认识到：这一时期的大多数作品中存在着记者特有的道义担当感，还称不上是对中共抗日根据地的学术研究。不过，其中很多的采访和记录具有重要的价值，包括对中共思想、理论和政策的分析等等。这些记录为推动西方学界的中共党史研究奠定了相当厚实的材料基础。

　　二、五六十年代的起步：“大理论”与政治隔膜下的探索研究

　　继抗战时期的“红区”热之后，五六十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学术界正式展开了对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学术研究。在梳理英美学界这一时期的中国抗战史研究特点时，班国瑞(Gregor Benton)引入了大理论(grand theory)的概念(38)，意即因为这一时期英美学界获取中共研究的资料相对困难，所以其研究大多是理论层面的宏大叙事。

　　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学界在中共抗日根据地研究方面最先开展的工作是汇编资料。这一时期，出现了两本比较重要的资料集。林迈可(Michael Lindsay)的《中国共产党教育问题笔记(1941—1947)》是一本关于中共教育问题的资料集，它关注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事业，重点在于个人思想在集体思想面前的从属地位和无异议的接受党的权威”。除了作者长达55页的对中共教育原则、理论、宣传和社会变化的介绍之外，书中还有四部分附录。附录一是关于中共教育政策的四份文件，包括一份在东北地区的文件。附录二是晋察冀边区指导新解放地区的教育法令。附录三是关于延安大学的教育问题资料。附录四是关于白求恩医学学校(国际和平医院)的文件。该书的价值在于它展现了传统农业中国社会和新社会秩序的叠加形态，呈现了中共的政治理论及其实践，尤其是在根据地的拉锯和妥协。(39)布兰特(Conrad Brandt)、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和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合编的《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1921—1950)》，选取了能够代表中国共产党思想发展历程的40份文献资料，还附有评论、大事年表和相关术语翻译对照表。文献集中的第五部分和第六部分分别为“延安时期：统一战线(1935—1945)”和“延安时期：意识形态与党建(1935—1945)”，收录了根据地时期中共关于国共合作、根据地建设和党建等方面的文件18份。编者认为，毛泽东的创造性在于“从实际出发”，而不是理论教条。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实践过程中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40)书中还对中苏关系进行了展望，指出不排除出现矛盾的可能性。对于这一问题，费正清还专门撰写了一篇文章。(41)

　　另外，这一时期还有两部并非中共抗日根据地研究范畴的著作值得一提，因为它们对后来研究者具有非常大的影响。一是史华慈于1951年出版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这本书是西方学术界有关毛泽东研究的经典之作，作者首次提出并界定了“毛主义”，这一概念在后来得到了广泛应用。作者指出，毛泽东本人的思想仍保有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但却是一种不同于马列主义传统的新的“主义”。(42)二是赖文斯(Ravines Eudocio)的《延安道路》，这是一本关于美国在拉美政策的专著。不过，作者在书中提出了“延安道路”这一名词，认为这是毛泽东在延安使用的一种政治策略，其核心精神是让步和妥协，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小资产阶级的妥协，其表现是土改政策、“三三制”原则等统一战线措施。(43)这两个新的名词，在后来得到英美学者的广泛认可和使用。

　　尽管进入50年代后出现的这三部作品(赖文斯作品除外)为英美学界的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这一势头并没有得到延续。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干扰，英美学界的中共党史和中共抗日根据地史研究几乎处于空白。在这十年中，只有三本相关作品问世：1954年，曾任美国驻华总领事的柯乐博(Oliver Edmund Cluhb)出版了《中共在东北的发展纲要(附内蒙古)》，这是一本很薄的小册子，只有46页，书中论述了中共的民族政策。(44)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前妻尼姆·韦尔斯先后出版了他们在战时访问根据地的回忆性作品。(45)除此之外，笔者未见其他论著。

　　直到1962年，英美学界关于中共抗日根据地史的研究才再次起步。查默斯·约翰逊的《农民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政权：1937—1945年间革命中国的浮现》是一部探讨中共成功之道的著作。该书的主题有二：一是介绍延安时期的中共历史，二是解释民众动员。作者认为，共产党在江西时期所实行的农民动员方式并不妥当，所以招致了失败，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贡献也不过是招募了一批爱国学生和热血青年。真正使中共取得成功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农民民族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胜利的源泉。也就是说，1937年之后的救亡主题得到了农民的接受，面对日本的侵略，中共领导抗战、进行战时动员是其夺取政权的最主要原因。(46)不过，查默斯·约翰逊认为中共的成功源于农民民族主义这一观点在随后受到了一些学者的反驳。

　　马克·赛尔登的《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一书是一部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起源和抗战时期中共政策变化的名著。作者以社会史的视野和实证的史学研究方法，建构了关于中共革命成功的新理论。作者认为，“延安道路”是中共在中国西北特殊的自然和经济条件下提出的军事共产主义和政治经济模式的一系列制度。全书先后论述了陕北根据地的创建、土地革命、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整风运动、“三三制”、大生产运动等，由此得出结论：中国的共产主义并非盲目地效仿苏联，而是中共基于务实的态度和非凡的创造力而形成的特殊范式，是中国革命的成功之路。“延安道路”体现出强烈的去精英化和反对国家权威主义的色彩。在书中，作者强调了政治参与以及平分土地对农民的吸引力。(47)此外，马克·赛尔登还发表了《中国西北的游击运动：陕甘宁边区的起源》一文，在“大理论”研究盛行的年代开展具体的根据地研究，堪称一股清流，不过囿于资料，该文略显粗浅。(48)

　　这一时期诞生的另一部名著是范力沛的《敌与友：中共党史上的统一战线》。这是一部系统论述中共统一战线的奠基之作，讨论的范围从第一次国共合作直到新中国建国后的统一战线问题。范力沛认为，“统一战线远非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两次短暂联盟那么简单”，“在战争时期只是体现为一种使党的力量不断增强的极具灵活性的策略，而在建国之后却演变成一种更具抽象性的‘思想’，其务实主义的一面大为减弱。”(49)他着重强调了抗战时期统一战线的成功，是基于现实需要和实际经验，为确立中共的领导地位提供了正当性的依据。

　　与上述几部著作对中共成功道路的“建构”不同，詹姆斯·哈里森(James P.Harrison)的《共产党人和中国农民起义：重述中国历史的一种研究》一书，旨在“解构”中共建立起来的对农民起义的解释。该书试图把中国共产主义的发展放到本土传统的农民起义中加以研究，文章指出，由于中国历史上缺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因此农民起义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类似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工人运动，他们被定位成共产主义革命的先驱者。作者认为，与西方相比，中共对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有影响力的解释更偏向民族利益，在涉及阶级和革命的问题上更激进。中共前所未有地强调阶级斗争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以及革命理论的重要性，因为在他们看来，取得民族利益最好的方法是强调革命传统及其义务。(50)

　　除了上述解读战时中共道路的宏大叙事之外，英美学界在60年代末还出现了关于中共根据地的研究论著。1969年，亨利·施瓦茨(Henry G.Schwarz)关于刘少奇在1938年建立根据地的研究，论述了刘少奇提出“人民战争”的问题。(51)罗易·霍夫海因兹(Roy Hofheinz)的论文，关注了中国共产主义生态学在农村的成功。(52)冷少川(音)则对1949年前中共的司法制度进行了研究，其中涉及延安时期，介绍了其司法章程、机构以及公审等审判形式，并评价了其得失。(53)

　　这一时期是英美学界的中共党史研究或者中共抗日根据地史研究的正式起步阶段。经过50年代初的良好开端之后，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直到60年代初才再次起步。总体来说，这一阶段英美学界的研究特点主要有二：

　　第一，中共抗日根据地史研究步入正式的学术研究范畴，专业的研究者队伍开始出现，如范力沛、史华慈、林迈可等，他们在日后都成为著名的中共党史研究学者。学者们也重视对基础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不过，由于政治环境与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一时期的中共抗日根据地史研究，可资利用的资料有限，是一种克里姆林宫学(Kremlinology)(54)政治隔膜下的探索研究。

　　第二，因为资料的缺乏，英美学界这一时期对中共抗日根据地的研究多属于“大理论”，很多成果意在突破此前英美学界认为中共是“极权主义典范”(55)的观点，比如查默斯·约翰逊便强调中共的民族主义属性，而赛尔登的“延安道路”更是针对“极权主义典范”而提出的一个新的理论。此外，费正清、史华慈等人也反对“极权主义典范”的认识，提出中国革命有自己的特点，认为中共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走出了一条有别于莫斯科的农村革命道路。这些研究都是理论层面的宏大叙事。

　　总而言之，在这一时期，英美学界关于中共抗日根据地史的学术研究，已经正式起步了。

　　三、七八十年代的高潮：实证主义下的“地方研究”

　　经历过五六十年代的起步之后，进入70年代，英美学界对中共历史的研究迎来高潮。从70年代后期开始，面对日益开放和丰富的史料，相当一批学者一改此前的“大理论”研究范式，转而依靠基础资料，关注起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背景下的地方革命。国外中共抗日根据地史研究领域出现了一股实证主义下的“地方研究”热潮。这一时期，一些英美高校纷纷成立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培养的研究生数量急剧攀升。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英美学界与中国的学术交流逐步增多。因此，这一时期，英美学界涌现出的中共抗日根据地史的成果数量也特别多。有鉴于此，笔者对这一时期研究成果的梳理打破以时间为序的方式，而以主题分类，进行集中介绍。笔者将搜集到的论著，大致分为如下几部分内容。

　　(一)对各抗日根据地的深入研究

　　“地方研究”的突出表现是以各根据地为单位开展个案研究。这一研究取向的出现离不开斯坦福大学范力沛的推动。他曾批评英美学界过去的宏大叙事是“山头主义”、走马观花，并不是真正的根据地史研究，倡导以各个根据地为单位，开展解剖麻雀式的深入研究。(56)他在斯坦福大学的学生陈永发、保尔森(David Mark Paulson)及同事贺康玲(Kathleon Hartford)等人，均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之下，以根据地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并致力于根据地史研究。

　　陕甘宁根据地研究七八十年代英美学界对于陕甘宁根据地的研究集中于经济领域。施兰(Peter Schran)的《游击经济——陕甘宁边区的发展(1937—1945)》，是西方第一部专门考察陕甘宁边区经济政策的著作。作者考察了从苏维埃时期到陕甘宁时期中共经济政策的变化，概述了边区为促进经济发展所采取的行政措施、群众动员手段，并对公共财政、贸易、税收和支出领域的统计记录进行了评析。作者使用了翔实的数据和表格，但是并未总结出“游击经济”的特点及其在革命战争年代的作用。(57)纪保宁(Keating Pauline)的《土地革命之外：1937—1946年陕甘宁边区的减租减息运动》，对边区农村的社会状况、减租减息运动的进程、减租减息改革与农民革命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在减租减息改革与农民革命的关系中，中国共产党如何处理与地主阶级的关系、采取怎样的租税改革策略是关键所在：既要打破地主在农村的控制，又不至于让他们站到对立面，这是中共制定政策时面临的挑战。(58)在《共产党关于陕北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观点透视》一文中，纪保宁指出，1939年后，面对陕甘宁边区的困难局面，中共实行了互助队、合约劳工队等多种形式的互助合作，使农村从传统的血缘关系互助发展到新型合作互助。这种互助确立了一种新的政治关系，这是把农村从传统的半封建主义推向新民主主义的重要因素。(59)

　　晋察冀根据地研究林迈可的《1937—1945年晋察冀边区的税务制度》，是目前可见的西方最早就根据地的税务制度展开研究的专论，作者认为，中共在晋察冀废除了大量的杂税，以土地税、与敌占区的关税、内部贷款作为主要收入来源，以“合理负担”“统一累进税”“以粮代钱”“粮票制度”等方式，实施了一种较为高效的税务制度。尽管抗战时期边区货币有所贬值，但是几乎所有公共财政都采用非货币核算，使这方面的影响降到了最低。(60)多里斯(Eugene Dorris)的《华北的人民战争：1938—1945年晋察冀边区的抵抗运动》，是抗日根据地史研究领域较早的博士论文，作者选取晋察冀边区开展个案研究，论述了边区的诞生与发展、群众路线、边区社会(包括民主政权建设、自给自足的经济和人民军队)，最后总结出这是一场人民战争。(61)这一研究中规中矩，首次为英美学界中共根据地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具体案例。贺康玲的《一步一步来：晋察冀边区的改革、抗战和革命(1937—1945)》指出，中共在晋察冀根据地获得了少数农民的支持和多数农民的顺从，中共进行的“减租减息”和“统一累进税”改革，是农民参加党的组织和开展革命的根本原因。(62)另外，霍姆(David Holm)关注了华国锋和1943—1945年晋西北根据地的农村戏剧运动，以此为例分析中共的文化政策和文化工作方式。(63)

　　华北其他根据地研究保尔森的《华北的战争和革命：1937—1945年的山东根据地》，是一篇使用中共的出版物对山东根据地进行研究的博士论文。作者指出，中共从未放弃统一战线，但是曾有限制地与国民党摩擦，在这些过程中赢得了农民的支持。在作者看来，中共只有建立根据地之后，才有可能得到农民的支持，农民的运动是在中共“引导下的自发运动”。(64)作者特别重视根据地研究中的中共领导与民众自发之间关系的探讨。(65)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和马克·赛尔登的《抗日战争最广阔的基础——华北根据地动员民众支援抗日的成功经验》，以五台山地区的八路军如何赢得人民支持为切入点，指出农民对旧政权失去信心、战时中国人特殊的爱国主义、中共的合理政策是其成功的原因。顾琳(Linda Grove)的《冀中地区经济变化和抗日斗争》认为，冀中地区并不是一个典型的根据地，但是战前该地区经济的崩溃使得中共在经济危机中缓慢地建立起经济和社会组织。拉尔夫·撒克斯顿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农民生计问题的解决》指出，根据地建立之前，帝国主义和军阀主义的压迫导致了频繁饥荒，根据地成立之后，中共防治自然灾害、实行减租减息，并且愿意保护农民的利益，获得了农民的支持。(66)类似的研究还有加托(Dagfinn Gatu)的《通向革命：华北的战争、社会变革和中国共产党(1937—1945)》。(67)

　　华中各根据地的研究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的《从造反到革命：1850—1949年间的淮北地区》，将近代以来淮北地区的三次民众运动(捻军、红枪会和中共的革命运动)进行对比考察，分析了革命运动和旧时代的造反在性质上的不同。(68)陈永发的《战时华中农村选举：基层官僚政治的民主化》是一个非常深入的研究，作者考察了农村选举的四个要素：时间、选举管理、选举单位和选民登记，文章指出，在整个农村选举中，中共目标明确地表明了基本群众对封建势力的支配权。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村选举成为中共对下级干部动员群众的考验。(69)另外，查克拉巴蒂(Sreemate Chakrabarti)关注了湖南的革命运动。(70)

　　(二)对根据地某一问题的专门研究

　　干部研究普赖斯(Jane L.Price)的《干部、指挥员和政委：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的培养(1920—1945)》一书，按照时间顺序，考察了各时期中共的主要培训学校，重点关注招生、入学条件、课程设计、培训方法等，把干部培养与中共的组织发展联系在一起加以考察。作者得出两个主要结论：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培养政策比国民党的更有效，这一事实有助于解释中国革命的成功；二是中共对干部的塑造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对中共的领导结构产生了强大的影响。(71)

　　群众和群众运动研究这一时期英美学界对中共领导下的人民群众开展的研究，突破了“工农”群体，而以社会边缘化的群众(如妇女、知识分子)为主，这与中共正统塑造的“工农群众”形象有所不同。农民研究方面：拉尔夫·撒克斯顿的《革命中的佃农：传统道德的韧性》提供了一个关于中国农民革命的较有影响的理论解释，采用实证的方法探讨佃农参加华北地区的农村革命程度增加的根源。(72)他的另一篇文章《世界的天翻地覆：农民传统政治生活的三重含义》，论述了传统农民政治生活的三重含义：农民自给自足、农民依附地主(乡绅)、农民自治。(73)妇女研究方面：达文(Delia Davin)的《革命中国的妇女工作、妇女和党》是英美学界第一本系统论述自1930年代以来中国妇女政策变迁的著作，这本书的突出特点是资料丰富，它第一次将妇女群体与更广泛的政治和经济领域联系起来。(74)爱荷华大学弗瑞尔(Mariam Darce Frenier)的《妇女和中国共产党：党的政策与动员方法的变化(1921—1952)》(75)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斯特拉纳汉(Jackal Patrica Stranahan)的《延安妇女政策的发展(1937—1947)》(76)两篇博士论文都讨论了中共的妇女政策。这两位作者也都在中共妇女问题上持续用力，弗瑞尔后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对妇女及其家庭的影响》，论述了土改对妇女的影响。(77)而斯特拉纳汉则连续发表《延安妇女政策的发展(1937—1947)》(78)《延安的妇女劳动英雄》(79)《延安妇女和共产党》(80)等论著，对延安时期的妇女政策进行了深入探讨。塞伯特(Peter J.Seybolt)的《恐怖和顺从：肃反、整风和群众运动(1942—1943)》认为，尽管战争年代中共走向成功的原因已经有很多分析，但是“肃反”的作用被相对忽视。(81)他的另一篇文章《延安的群众教育革命》，以中共在陕甘宁边区的大众教育为研究对象，文章指出，中共的大众教育意在强调其对革命的重要性，大众教育的首要目标是改变人的意识，其次是提供知识和技术工具，使人们能够有效地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82)多里斯的《华北的农民动员和延安共产主义的起源》指出，中共在华北的胜利关键在于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纲领。在陕甘宁和晋察冀根据地的实际环境中，中共实行了一套不同于苏区和苏联共产主义革命的方式，广泛地动员民众，形成了延安共产主义模式。(83)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研究片冈哲谷的《中国的抗战和革命：共产党人和第二次统一战线》指出，第二次统一战线的倡议来自莫斯科。文章认为，王明与毛泽东的矛盾，与第二次国共统一战线问题交织在一起，由于王明代表莫斯科，他和毛泽东的矛盾实际上是毛和共产国际以及斯大林在中国革命方向之间的矛盾。(84)澳大利亚华人学者沈钜光的《中国共产党通向权力之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1945)》指出，讨论中共是如何获得成功时，将农民动员视为唯一或主要的原因是不全面的，无论是通过民族主义还是社会革命获得的农民支持，都不能全面解释共产党的成功。中共的成功离不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85)加弗(John W.Garver)的《第二次统一战线的起源：共产国际和中共》以西安事变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当时较新的材料，提出西安事变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起点。(86)

　　军事研究班国瑞长期致力于新四军和皖南事变的研究。1979年，他完成了博士论文《新四军的由来与早期成长(1934—1941)》，(87)随后又发表了一系列相关研究成果。在他看来，“1941年前新四军的历史，基本上是它逐步吸收毛泽东思想的战略和观点的历史，也是它向东和向北发展的历史。在转移到长江以北的过程中，新四军的领导权转入刘少奇和陈毅之手。田中恭子(Kyoko Tanaka)的《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政治作用(1937—1945)》指出，军队的政治工作是军队生存的基础，这一制度在抗日战争尤其是1940—1942年的敌后根据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在创建根据地、宣传鼓动群众、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战争、新政权管理等方面，扮演了“最早的共产主义者的角色”。(88)

　　(三)其他研究

　　总体研究费正清和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编著的《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卷中，有范力沛撰写的共产主义运动一章，作者对根据地的创建、新形势下中共根据地的政策等进行了系统梳理。(89)陈永发的《制造革命：中国东部和中部的共产主义运动(1937—1945)》，通过对华东和华中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提出应该重新评价中共革命和农民运动之间的关系，文章认为，革命建立的基础在于农民掌握权力和中共在更高层次上建立政权，这两个方面是矛盾的共同体。农民对革命的支持并不是自发的，而是需要引导的，“农民运动总是需要党的干部在基层的领导”。(90)他的这一观点，与此前保尔森对山东根据地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一致。高迪文(Steven M.Goldstein)的《中国革命和沦陷区——延安的观点(1937—1941)》关注的是1937至1941年中国共产党“毛主义”的形成时期，作者意在解构延安道路的中国模式。作者认为，中国模式从延安起源有如下特点：第一，有更革命的外交政策；第二，与毛泽东的威望息息相关；第三，它影响了中共，也影响了苏共。(91)

　　中共与外国关系休梅克(Kenneth E.Shewmaker)的《美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人(1927—1945)》关注了抗战时期到访根据地的美国记者。在休梅克看来，这些记者并不是麦卡锡时代指控的阴谋家，他们出于人道主义同情理想化的中国共产党，他们赞扬共产党“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对国民党政权是如此的失望和愤怒，两者相较，他们能看到一个相当普遍的经验模式”。(92)詹姆斯·安德森(James R.Anderson)的《延安与列强：中共外交政策的起源(1944—1946)》，认为中共的外交起源于1944年，作者的研究支持了“在中国失去机会”的说法。作者认为，延安曾寻求与美国建立关系，但美国没有把握住，在他看来，“共产党人不是按照某种意识形态或世界秩序的眼光行事，而是简单地回应了他们所处的形势的限制和机会。”(93)

　　共产党内部理论与关系怀利(Raymond F.Wylie)以毛泽东和陈伯达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研究对象，于1979年发表了《毛泽东、陈伯达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1936—1938)》，(94)并于次年出版《毛主义的兴起：毛泽东、陈伯达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95)福格尔(Toshua A.Fogel)关注了艾思奇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贡献。(96)关于党内冲突，季托夫(A.Titov)关注了1937—1939年中共领导阶层内两条路线的冲突，(97)沈钜光则讨论了1935—1938年间的“第二次王明路线”的问题。(98)另外，泰韦斯(Frederick Teiwes)关注了延安整风的起源，(99)齐慕实(Timothy Cheek)关注了延安整风中王实味的命运。(100)

　　回忆录这一时期，有些曾实地访问过中共抗日根据地的人士出版了回忆录或日记，兹以时间为序检录如下：包瑞德(David Barrett)的《美军观察组在延安，1944》(101)、比森(T.A.Bisson)的《1937年6月在延安与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102)、林迈可的《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录：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的经历记述》(103)、雷诺兹(W.A.Reynolds)的《1946年延安之行》(104)、史沫特莱的《一个驻中国的记者》(105)、弗拉基米洛夫(Peter Vladimirov)的《延安日记(1942—1945)》(106)等。

　　通过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在七八十年代，英美学界的中共抗日根据地史研究呈现出研究队伍壮大、研究对象广、成果数量多的特点。就其研究成果而言，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学术交流和学术讨论多。衡量一个学术课题研究成熟与否，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便是这一课题是否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即是否有足够多的学术交流和学术讨论。就英美学界的中共抗日根据地史研究来说，这一课题研究在七八十年代已经非常成熟和深入。一方面，围绕该课题的研究，这一时期开始出现学术交流。1978年8月，哈佛大学的高迪文和罗易·霍夫汉斯等学者组织了西方第一场关于中国共产党农村根据地(1922—1949)的学术讨论会，这标志着根据地史研究已经在美国形成有组织的研究力量。1985年，南开大学召开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表明中共抗日根据地史研究已经出现中外交流与国际合作。另一方面，相关著作一经推出之后，学术讨论非常多，这既包括书评，也包括就同一问题展开的不同研究。比如前文所述查默斯·约翰逊关于农民民族主义的观点便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批判，其中，马克·赛尔登认为中共在延安时期领导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和人民战争，才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107)詹姆斯·哈里森则指出中共的壮大取决于正确而精明的领导、艰苦奋斗的工作、周详的规划、特别是领导人的雄才大略和组织才能。(108)

　　第二，重视史料挖掘和实证的研究。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外交流逐步增多，英美学术界获取中共根据地研究的相关资料更加便捷。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重视使用相关资料和档案，开展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实证研究，很多学者对中共抗日根据地作出了客观准确的解读。不过，也有个别学者出于自觉或不自觉的意识形态或文化偏见，从“党内斗争论”或“阴谋论”动机出发，对相关问题的认识有失偏颇。

　　第三，焦点转向地方与群众，对某一根据地或某一领域的专门研究成果突出。经过五六十年代的起步之后，越来越多的英美学者意识到，英美学界此前对中共根据地史的研究，并非出于对根据地本身的兴趣，而是借助这一时期的研究，探究有关中国共产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理论。到了70年代，英美学者开始关注根据地本身，同时也认识到中共领导的各根据地具有不同的特点，笼统的根据地研究不够深入，因此，出现了大批针对某一根据地或者某一领域的“地方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几乎涵盖了中共创建的所有敌后根据地和所有人物群体。正如贺康玲与高迪文所指出的那样，“新一代的中国研究者不再积极探寻宏观的通则，而是走向了另一种极端”，他们“把自己沉浸在对地方革命环境的研究中，挖掘地方革命的诞生、生存和毁灭”。(109)

　　四、90年代的“式微”：纵深化与分散化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英美学界对中共抗日根据地史的研究开始出现衰落局面，很多学者转向了与现实联系更为密切的1949年之后的中国历史与政治研究。留在中共抗日根据地史研究领域的学者，也更多借助社会学、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等研究方法，将个人的研究课题推向纵深，这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研究主题的分散化。鉴于90年代该领域研究学者队伍的基本稳定，笔者在此以研究者为单位，依据相同研究内容靠拢的原则，梳理这一时期英美学界的中共抗日根据地史研究成果。

　　(一)根据地史研究者

　　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在90年代一直从事对陕甘宁边区的研究，他的研究重视实地调查。在《从农村调查看陕北早期革命史》一文中，他通过自己在陕北的访谈，得出如下认识：“如果检查一下最初参加革命的那些农民的生活经历和动机，就会发现许多人参加红军并不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更谈不上民族主义。这与民众总动员和政治参与也不沾边。我们看到的不过是追求个人权力的欲望”，“对另外的大部分人来说，参加革命意味着不再受别人的欺负，可以活得扬眉吐气。”(110)1994年，他发表了基于实地调查而形成的论文《基层党组织的建立：陕甘宁边区的固临县》，论述了陕甘宁边区固临县的革命进程和建设情况，他指出，虽然单独研究一个县并不能解决关于中国革命的大的理论问题，但希望以具体的个案来分析中国革命的进程。(111)他在这条道路上越挖越深，《一个封建堡垒的革命：陕西米脂县杨家沟(1937—1948)》一文，直接将目光投射到了最基层的村庄。依据张闻天1942年在杨家沟的调查资料和自己的实地调研，通过对杨家沟进行个案分析，以小见大，揭示了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战与改革逐步展开的复杂过程。(112)周锡瑞是90年代英美学者致力于根据地研究的代表，对于一地一县甚至一个村庄，长期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成就斐然。

　　纪保宁的研究对象同样也是陕甘宁边区，她也注意到同一根据地内各区域的不平衡。她的代表作《两种革命：陕北的乡村重建和合作化运动》，对比了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和延属分区的生态、人口和经济差异，认为中共在落后的延属分区开展的群众动员、社会改革和经济试验，远比在地方势力强大的绥德分区容易得多，中共的政策在延属分区也更容易得到贯彻，在绥德分区则效果并不理想。鉴于大部分其他根据地的自然、社会、政治环境与绥德分区更为相近，“延安模式”并不是很容易就推广到别的地区。(113)她的《组织农民：陕甘宁边区的党、政府与乡村组织》一文从组织问题入手，研究了抗战时期中共乡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在中国农村现代化总体格局中的地位，试图通过展示陕甘宁中共的组织工作的试验、变化和发展情况，说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调整目标，而且并非一路高歌。(114)

　　拉尔夫·撒克斯顿的关注重点是冀鲁豫边区，他以冀鲁豫边区的盐农为抓手，对该区域的农民抗争与中共领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在《1931—1945年冀鲁豫边区的民众起义和共产党政权》一文中，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动员农民加入革命进程”，“在1931—1936年，盐农支持共产党主要是因为他们仍对其家庭制盐业受到国民党税警的危害深感不满”，他们支持中共是因为“一方面，共产党重申他们维护农民制盐和卖盐的权利，八路军则设立制度确定这一权利。另一方面，共产党利用战争的紧急状态用较好的武器武装起盐农来反抗日本侵略者”。(115)其代表作《大地之盐：中国农民抗争与共产主义革命的政治渊源》一书，主要研究1949年之前冀鲁豫边区农民抗争的根源和性质及其与中共动员群众的关系，探讨了该地区农民支持中共的原因，试图使人们理解中共与冀鲁豫边区农民在反抗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扩张和经济垄断、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政治关系。作者认为，中共在冀南的成功，并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果，而主要是他们与地方盐民反抗政府的传统相结合，并且采用了合理的税制与市场政策，其次是外来的组织力量。(116)

　　澳大利亚的古德曼(David S.G.Goodman)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研究革命中的中国社会变迁，选择太行抗日根据地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国革命的太行道路：邓小平、毛泽东与变的政治》一文，论述了刘伯承和邓小平领导创建的太行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文章指出，太行是邓小平在抗日战争时期活动的中心，邓小平的政治观念是在太行定型的，理解太行对于理解1949年后中国政治的某些方面是至关重要的。(117)古德曼的这一思想在其《抗战中的晋冀鲁豫：边区和边区政府》一文中也有体现，该文论述了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根据地的创建以及边区政府的民众动员和改革，认为之前的研究者忽视了晋冀鲁豫根据地的价值，尤其是太行根据地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1978年改革时代之后的价值。(118)他还对一些个案进行了探讨，在《1941年黎城离卦道暴动：抗战、革命与宗教》一文中，古德曼指出，“1941年的黎城暴动，对于检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动员民众的记录，是一个不寻常的例子。在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逐步成功作出解释时，1941年的黎城暴动可以作为一个反面的例子来检验不同的假设，特别是关于在中国共产党动员民众的过程中社会改革纲领、农民民族主义、农民的传统观念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能力等因素的作用孰轻孰重的论争。”(119)

　　戴爱莲(Elise DeVido)的研究对象是山东根据地。她的博士论文《山东共产主义的建立(1927—1952)》，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在山东的共产主义运动进行政权建设和社会改革，以获得国家权力。文章论述了山东根据地的建设过程中党政军三大系统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三大系统与当地社会之间的关系，并对“游击主义”进行评价。(120)戴爱莲的《论抗战爆发前后(1936—1942)山东共产党的重建》一文，论述了山东党组织的破坏与恢复以及按照“统一战线”需要在日常事务和战略方面所作的调整。调整主要包括在“敌、伪、投、顽、友”多种力量中“以斗争求团结”以及坚持对建立群众性的民事、军事组织和经济工作(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税收、战争救济等)的支持。她希望这篇文章成为迈向理解“革命的基本问题”的第一步，这一基本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怎样和在什么程度上在“建立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改造了农村的社会政治结构。(121)

　　(二)军事史研究者

　　范力沛作为根据地史研究的首倡者，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放在百团大战上。1993年，他发表了《彭德怀与百团大战》，文章指出，“对百团大战的研究表明，延安对各地方的控制和调整是相对松弛的，地方上党的领导者和军队指挥官拥有广泛的权力，并拥有很大的主动权”，“在1940年的百团大战中，我们看到了彭德怀及其战友是怎样运用其敏锐洞察力和高度的自治权利来作战的”，文章还认为，中央与各根据地之间“创造性的相对分散和基层自治可能是中国革命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122)在《百团大战：中日战争期间的协调与控制》一文中，范力沛指出，百团大战不是国民党中央政府协调、控制的。(123)

　　班国瑞关注的问题一直是江南的游击队和新四军。(124)他的《新四军组建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一文，讨论了三年游击战之后南方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的过程、在合并与走向规范化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在毛泽东和项英不同的战略方案中所处的地位等问题。(125)他的代表作《新四军：共产党在长江淮河流域的抵抗(1938—1941)》，阐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在华中、华东地区的壮大和国共摩擦的经过，并考察了新四军组建过程及特点，认为新四军继承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优点，还吸收了一些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文化特色，具有“明显不同于北方八路军”的特点，但自1939年尤其是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快速向毛主义的标准转变。1942年后，新四军与八路军这两支军队“看起来越来越像，最后很容易合并在一起”。作者还研究了皖南事变，认为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国共合作关系以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转折点。(126)此外，他的《华中与华北抗日根据地之比较》是一篇立意较为宏大的论文，从社会生态、天时地利和力量对比等角度，分析了华中和华北根据地各种特色的由来，对八路军和新四军进行了对比研究。(127)

　　同样关注新四军的还有相蓝欣，他的著作《毛的将领：陈毅和新四军》运用了大量采访资料、档案资料和内部资料，考察了1940—1949年间新四军的情况。有学者认为这是除了班国瑞的著作之外第一本关于1921—1949年间毛泽东领导的江西、延安、东北之外区域的中共军事活动历史的英文综合性著作。(128)

　　(三)其他主题的研究者

　　托尼·赛奇(Tony Saich)在1994年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根据地入门》一文中，回顾了英美学界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的研究，同时又展望了未来的研究前景，文章指出，研究中需要关注中共发展和失败的各种环境、中共党员的入党动机、如何融入等问题，还需要研究中共为什么能在不同的环境下面对完全不同的局面时，还能保持某种形式的一致性。(129)这篇文章可以算是英美学界对中共抗战史研究的一种阶段性自我审视。

　　马克·赛尔登仍然致力于“大理论”的思考。他的《他们为什么获胜？——对中共与农民关系的反思》一文，解构了1940—1980年代中外学界对中共革命为什么取得胜利的解读，对自己的“延安道路”也提出了反思。文章回顾了学界对于农民为什么支持中共、中共为什么取得胜利的各种研究观点，进行了一个系统的综合与梳理。(130)在《延安共产主义再思考》一文中，马克·赛尔登对自己提出的“延安道路”进行了完善，“把延安道路理解为一个变化的概念、一种精神和革命变革的实践，它引发了党、农民和地方精英之间关系的重新定义。它包含了与发动民族独立战争有关的方法，但它也体现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的层面，其影响超出了战时根据地的时空界限，涉及到与周边发展有关的各种问题”。(131)

　　卡萝尔·卡特(Carolle J.Carter)以大量档案文献以及对观察组成员的采访记录为依据，完成了《在延安的考察团(1944—1947)》一书，客观真实地记述了1944—1947年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开启美国官方与中国共产党长达3年的正式交往与合作的历史。(132)书中对美军观察组相关活动的记述多、分析少。威尔伯·彼得金(W.J.Peterkin)的《在中国(1943—1945)》是一本关于他作为美军观察组成员的日记，记载了他在观察组工作经历，包括去敌后根据地实地考察的经过。(133)

　　斯特拉纳汉的《媒介：中国共产党和〈解放日报〉》，是目前所见仅有的西方学界研究《解放日报》的著作，作者分析了《解放日报》的内容及其政治影响。前者大概占四分之三的篇幅，主要讨论报纸内容本身；后者占四分之一，主要论述了《解放日报》的功能，如报道根据地的大事、动员人民、促进建设等。(134)

　　安东尼·库根(Anthony Coogan)关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他的《中国东北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起源》一文，考察了统一战线政策在中国东北的发展，认为统一战线不是共产国际首创的，而是在中国东北首先提出和逐渐发展的，共产国际在东北地方经验的基础上提倡全中国的统一战线，在共产国际七大进行推广，并传达给中共中央。(135)

　　这一时期的其他著作还有霍姆(David Holm)的《刘志丹奇案》(136)、洪长泰的《1937—1949年中国共产党战争音乐中的神话与象征》(137)、波斯特(Ken Post)的《革命的其他区域：共产主义及其外围(1917—1939)》(138)等。

　　由上可知，进入90年代，尽管英美学界在中共抗日根据地史研究上的成果数量并不算多，但是研究成果分布的领域比较广、研究的程度比较深。具体来说，这一时期的研究有如下特点：

　　第一，从研究队伍上来说，队伍稳定，人数不像是七八十年代那么多，留在该领域的研究者，都是长期致力于此的专家，范力沛、班国瑞、古德曼、周锡瑞、撒克斯顿、纪保宁、戴爱莲等，都是这一领域的著名学者。

　　第二，从研究成果上来说，总体数量比七八十年代少很多，但是研究的深度加强，作品的纵深化与分散化的特点明显。在研究方法上，更多地借助社会科学的统计、量化、田野调查，在细节研究上着力更多。他们用微观研究的方法研究某一地区，甚至某一县、某一村庄，并开展比较研究。这些具体的个案研究，有助于相关认识的深化，但研究结论也会因中国地区差异巨大而缺乏足够的代表性。

　　第三，中国的研究者开始影响英美学界的中共抗日根据地研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随着中国科研实力的增强，在中共抗日根据地史研究方面，中国学术界已经开始起到组织乃至引领作用，1991年南开大学召开第二届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139)，1996年中国学者与澳大利亚学者联合召开华北根据地史研究的学术研讨会(140)，即为这一趋势的体现。

　　五、21世纪的延续：革命史的再兴与跨学科合作研究

　　在经过七八十年代的高潮、九十年代的“式微”之后，英美学界的中共抗日根据地史研究在21世纪进入了一个延续和稳定的状态。

　　21世纪初，英美学界对中共抗日根据地的研究延续了90年代末的惯性。这一时期，英美学界中共抗日根据地史研究的“地方研究”取向仍在继续。古德曼仍然继续他的太行根据地研究。2000年，他出版了《中国革命中的太行革命根据地社会变迁》一书，试图将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形成、发展与建设放到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中进行考察。他选择了抗战期间太行根据地中心的三个邻近县——作为行政中心的辽县(今左权县)、作为军事斗争和政治动员中心的武乡、作为粮食和军工基地的黎城，以县为单位来研究根据地的社会变迁，在作者看来，“战时的每个县，就是一个相对独立活动的小社会，每个县的变化，都具体反映整个根据地社会变迁的过程”。(141)与此同时，他在《中国季刊》发表《革命妇女与革命中的妇女：抗日战争中的中国共产党和妇女(1937—1945)》，考察了辽县、武乡和黎城三县妇女参与政治活动的不同情况。(142)他的《中日战争再解释：农民动员及走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道路(1939—1940)》一文，以太行根据地山西的辽县、武乡和黎城为考察对象，研究中共力量在当地发展巩固的过程。他认为，自1939年9月起，中共在上述三县夺取了政权，并任命官员、开展阶级斗争、推行土改、加强干部队伍的无产阶级化，迅速巩固了政权基础。在这一过程中，中共采取了一些过激的手段，后于1940年3月进行调整，开始采取较为缓和的动员政策。(143)

　　裴宜理关注了一个比较老的话题——中共的民众动员问题。20世纪六七十年代，查默斯·约翰逊和马克·赛尔登认为中共动员民众的模式在于“政治吸引力”和“经济吸引力”。裴宜理提出了新的解释，在《动员民众：中国革命中的情感工作》一文中，她指出，情感工作的成功运用是中共发动农民的重要手段，这一手段相对于意识形态、组织结构和政治文化而言，显得更为有效，中共举行群众集会，通过“诉苦”“控诉”等方式，唤起农民群众的情感，激发其阶级意识。(144)她的这一研究属于旧题新作，某种程度上代表了21世纪出现的英美学界对中共抗战史研究的新思路，也代表着基于既有研究之上的革命史研究的再次兴起。

　　从革命史再次兴起的角度来看，与裴宜理的研究不谋而和的还有以下几篇文章。刘昶的《在江南闹革命：共产党与长江三角洲农村地区(1927—1945)》一文，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在江南地区发动和组织群众革命的概况。作者认为，抗战爆发前，因为国民党在江南的有效统治，所以共产党的革命局面没能打开。抗战虽然改变了江南的政治形势，但没有改变其社会经济结构与江南农民不愿当兵的传统观念。因此，尽管中共在江南建立了一些根据地，但因为缺乏后勤补给与兵源的补充，根据地并未得到有效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将江南的新四军主力移至苏北，建立苏北根据地，使中共在华中迅速发展，成为中共在华中进行革命和抗日作战的一个转折点。(145)该文堪称区域研究的典范之作，作者充分阐释了中共在不同地区面临的状况，并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陈友明(音)关注东江纵队，其《香港与华南共产党游击队的抗日活动(1937—1945)》一文，考察了抗日战争时期香港和中共华南游击队的抵抗活动。文章认为，与中共在北方的根据地不同的是，中共在广东的根据地并不稳固，但是这里有毗邻香港的优势，可以从香港得到大量的帮助，包括人力、经费、物资、沟通、宣传等。文章指出，如果没有来自香港的支援，中共几乎不可能在广东进行抗日游击战。(146)吴阳(音)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的军事抵抗：以北岳和冀东根据地为例》一文，以北岳和冀东两个根据地为例，探讨中共军队的对日作战问题。作者指出，在1941—1945年间，尽管北岳和冀东根据地的中共部队遭受了惨重损失，尽管他们兵力单薄、武器落后、弹药短缺，但是他们一直没有放弃过对日作战，他们不断袭扰日军，破坏其经济利益，对日军造成了极大威胁。作者还对比了北岳、冀东两个根据地的不同，他认为北岳根据地执行中央命令、在后期实行了保守的发展政策，而冀东则相对独立，常常主动进攻日军，也由此招来日军的报复。作者强调，中共军队对日军造成了极大威胁，驳斥了“游而不击”论。(147)赖小刚的《胜利的跳板：山东省与中共军事财政力量的壮大(1937—1945)》一书，用了12章的篇幅阐释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山东取得成功，作者认为，中共在山东的成功在于社会、经济、财政、政治和军事多方面的因素，也与日本、中共、国民党的战略有关。(148)该书的特点在于作者对抗战时期中国内部不同力量之间关系的关注，他的研究与戴爱莲对山东根据地的研究方法相似。上述几篇文章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关注的焦点与之前研究所关注的社会经济、改革等不同，而是关注战争或者军事，或者说是“革命”本身，体现出21世纪以来研究的一个新特点。

　　肯尼迪(Andrew Bingham Kennedy)的《能否以弱胜强？毛泽东在延安探索不对称战争》也属于军事研究的范畴。与上述文章不同的是，这并不是一个基于个案的研究。作者探讨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起源和发展，尤其关注延安时期。作者认为，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共力量与强大的敌人是不对称的，但是毛泽东却能以弱胜强。作者强调了经验而不是思想在毛泽东军事自信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中共的军事活动还是比较谨慎的，但在1946年成功击退国民党进攻后，信心大增，实践证明了他的思想的有效性。简言之，作者认为，毛泽东的军事自信并非完全从他的思想信念中形成，而是通过实践形成的。(149)

　　齐慕实(Timothy Cheek)于2003年发表《整改延安道路：从概念史透视毛的整风文件》，从“概念史”的角度出发，研究了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整风文件，通过对“革命”“党”“整风”等一系列概念的分析，得出中共赖以依存的两个“基本概念”，即行为上的“态度决定论”和认识论上的“精英主义”。作者认为，这两个概念有助于解释延安时期和其他时期中共的政治实践。作者特别看重这种“概念史”的研究方法，“通过概念分析，将文本和语境、观念和社会历史有机地结合起来，能够发掘出过去人们所不曾注意到的有意义的历史内容”。这种取向在西方学界有一定的市场。(150)

　　此外，这一时期的研究还有盖特(Dagfinn Gatu)的《战时的中国农村：抗日战争的影响(1937—1945)》，该书主要探讨中共在农村完成统一战线下的各阶级联合以及阶级划分的运动，试图证明中共在这一问题上的努力很大程度上是失败的。(151)博尔舍(R.Boshier)的《比枪更重要：长征后的中国成人教育》分析了延安时期(1936—1939)成人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认为中共长征到达延安后，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人重视利用正式和非正式的成人教育机构培训人员，这也成为推动革命的重要因素。(152)

　　总体来看，21世纪以来，英美学界的中共抗日根据地史研究乃至中国革命史研究，仍然延续20世纪90年代的势头，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弱化的趋势。面对这种局面，有些学者呼吁对中国的研究不能割裂历史，要重视中国的历史遗产对当代中国的影响。裴宜理指出，“中国革命遗产中的某些要素事实上推动了市场改革中正确决策的实施”。(153)齐慕实也提出，革命是近现代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主题，“认真感知经历过20世纪大半个时期人们的现实存在，有助于我们去认识和理解曾经的革命和革命的社会对今日中国的持续影响”。(154)

　　21世纪英美学界的中共抗日根据地史研究，在最初几年仍然延续上世纪90年代的研究特点，学者们越来越强调历史的延续性对中国现实问题的重要性。整体来看，进入21世纪之后的研究，主要有如下特点：第一，在英美学界从事中共抗日根据地史研究的中国面孔增多，比如刘昶、赖小刚，都是研究中共抗日根据地的著名学者，他们在国外留学或任教，展现了中国研究者在这一领域的实力。第二，21世纪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去革命化”的时期，随着裴宜理和齐慕实等人的反思，革命史再次兴起，这一时期的研究中，革命和战争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六、结语

　　八十年多前，面对日本入侵的危急态势，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创了敌后抗日根据地。根据地成立之初，便引起英美人士的关注。随着中国共产党获得全面的胜利，英美人士对中共抗日根据地的兴趣也越来越浓。英美学界的中共抗日根据地史研究成为其中国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专题。大体来说，80多年来英美学界对中共抗日根据地的研究，经历了抗战时期盛赞中共的“红区”热、五六十年代的正式起步、七八十年代的高潮、九十年代的“式微”和21世纪的延续这几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比较明显的特征。

　　抗日战争时期，大批前往中共抗日根据地的外国记者和军官根据其亲身经历撰写了大量报道和著作，形成了盛赞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红区”热。因为记者特有的道义担当感，所以这些作品大多数都感情充沛，且重在宣传，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还不能算作是对中共抗日根据地的史学研究。

　　五六十年代是英美学界中共抗日根据地研究的正式起步时期。经过50年代初的良好开端和接下来的顿挫之后，60年代初英美学界的中共抗日根据地研究再次起步。因为政治隔膜和资料限制，这一时期学者们对中共抗日根据地的研究多属于“大理论”建构，他们希望总结出一条中共成功的经验之道，所以各种“模式”和“道路”的提法比较多。

　　七八十年代是英美学界中共抗日根据地史研究的高潮期。这一时期的学术交流和学术讨论特别多，研究者也重视史料挖掘和实证的研究方法。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大批针对某一根据地或者某一领域的“地方研究”，学者不再探寻“大理论”，而是出于对根据地本身的兴趣，沉浸于挖掘地方革命的诞生、生存和成功，“地方研究”的取向风靡整个学术界。

　　90年代的研究势头有所减弱，但研究队伍精干而稳定，出现了一批长期致力于此的专家学者，研究成果纵深化与分散化的特点明显。学者们更多地借助社会科学的调研方法，对各根据地进行了更为具体的研究，用微观研究的方法关注某一地区，甚至某一县、某一村庄。不过，其研究结论也会因中国地区差异巨大而缺乏足够的代表性。

　　21世纪以来的研究是对20世纪90年代的延续。英美学界的中国根据地史研究队伍中出现越来越多的中国面孔。就研究内容来看，分散化的特点仍然存在，“地方研究”的态势仍在延续，另外，随着裴宜理等人的呼吁，革命史研究再次兴起。

　　对80多年来英美学界的中共抗日根据地史研究进行“解构”，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认识：

　　第一，就发展趋势而言，英美学界的中共抗日根据地史研究呈“抛物线”状，即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然后衰落并保持稳定，大体上经历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初具规模、七八十年代快速发展、九十年代势头减弱、21世纪以来延续的趋势。毋庸讳言的是，从研究成果和学者的数量来看，目前传统意义上的国外中共抗日根据地史乃至中共党史研究呈现弱化态势，这一方面与国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大环境的波动有关，另一方面与国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内容急速扩大而引起相对性减少有关。

　　第二，从研究特点来看，英美学界的中共抗日根据地研究，呈现出从宏大叙事的“大理论”研究到实证调查的“地方研究”的转变趋向。这种趋向的出现，一方面，与英美学界获取资料的难易程度发生变化有关，另一方面，与英美学者试图解构中国的研究旨趣有关。而后者是更为重要的原因。长期以来，英美学界希望能够通过抗日根据地史研究，找到一种能够总结中共成功之道的“模式”或“道路”。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他们发现中国各区域的差异巨大，于是转而对各根据地开展更为具体的研究，用微观研究的方法研究某一地区，甚至某一县、某一村庄。这些具体的个案研究有助于相关认识的深化，但研究的结果也会因中国地区差异巨大而缺乏足够的代表性。这其间不可避免地导致研究的碎片化和分散化。

　　第三，从研究前景来看，尽管我们无法预设未来英美学界对中共抗日根据地的研究方法、视角和内容，但就目前的趋势而言，以下两个前景似乎比较明确：其一，研究回归学术，不再有学术之外的诉求。曾经的研究，不管是盛赞根据地的“红区”热，还是妖魔化的“党内斗争说”“阴谋论”，都有学术之外的诉求。近二十年来的研究表明，研究回归学术是主流。其二，中国学者的研究将更多的介入乃至引领英美学界的中共革命根据地史(乃至中国史)研究。近些年来，中国学者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策略，与国外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并且能开展有效的学术对话，中国学者的治学条件、学术视野、学术水平已经赶上或者超越英美学界的研究者，相关的研究成为学术高地，这将会带来学术研究的辐射效应。

　　注释：

　　①语出原北京军区政委朱良才上将的一篇回忆文章。见朱良才《这座山，它革命》，《星火燎原》(一)，解放军出版社1979年版，第201页。

　　②此处所谓英美学界的学者，并非以国籍划分，而主要指在英美地区生长、学习或工作的学者，其成果为英文。需要指出的是，随着近年来中外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很多英美学界的抗战史著作被及时介绍到国内，并有翻译成果。笔者在文中引用时优先考虑中文成果，必要时则引用英文原作。

　　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译处编：《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第一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译处编：《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第二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

　　④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译处编：《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论著目录大全(1919-1989)》，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

　　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译处编：《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论点摘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外国研究中国》(1-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1980年版。

　　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1995年版。

　　⑧其中相关文章有：韦磊：《美国中共党史研究的取向论析》，韩强、梁怡主编：《海外中国学研究》(第一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版，第156-163页；翟亚柳：《国外中国共产党研究视域下的中共党史研究》，韩强主编：《海外中国学研究》(第二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版，第74-79页。

　　⑨耿化敏：《青年党史学者论坛》(第三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相关文章分别为：翟亚柳的《国外中共党史研

　　⑩究的特点与趋势》、韩强的《中国学者眼中的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路克利的《海外学者视野中的中国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张注洪：《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进程与评析》，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

　　(11)梁怡、李向前主编：《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

　　(12)这些文章分别为：《二〇〇七年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4期)、《二〇〇八年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7期)、《二〇〇九年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9期)、《二〇一〇年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8期)、《二〇一一年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9期)、《二〇一二年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10期)、《二〇一三年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11期)、《二〇一四年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10期)、《二〇一五年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10期)。

　　(13)潘世伟、徐觉哉主编：《海外中共研究著作要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14)陈君静：《大洋彼岸的回声——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胡大泽：《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韦磊：《美国的近代中国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路克利：《哈佛大学的中国共产党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路克利：《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兴起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3期。

　　(15)刘广京：《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趋势》，《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1期；向青：《对美国研究中共党史、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问题的印象》，《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6期；程洪：《美国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趋势与特点》，《历史研究》1988年第4期；迈克尔·韩特：《西方学者看中共对外关系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1期。

　　(16)范力沛：《西方学者对抗日根据地的研究》，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95-107页。

　　(17)陈耀煌：《从中央到地方：三十年来西方中共农村革命史研究述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0年第68期。

　　(18)吕彤邻：《美国馆藏中共抗战解密史料汇编——西方见证人眼中的敌后根据地》，《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19)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London:Victor Gollancz Ltd.,1937.

　　(20)[美]埃德加·斯诺：《1938年中译本作者序》，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红星照耀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页。

　　(21)Nym Wales,“Why the Chinese Communists Support the United Front,An Interview with Lo Fu”,Pacific Affairs,vol.11,1938,pp.311-322.

　　(22)[美]威尔斯著，马庆平、万高潮译：《红色中国内幕》，华文出版社1991年版。Nym Wales,Inside Red China,New Yorkoubleday Doran&Company,Inc.,1939.

　　(23)[英]贝特兰著，林淡秋等译：《华北前线》，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275页。英文版为：James Bertram,North China Front,London:Mac-Millan and Co.,Limited St.Martins Street,1939.

　　(24)[新西兰]詹姆斯·贝特兰著，周苓仲译：《在战争的阴影下——贝特兰在抗日战争中的经历》，中国和平出版社2001年版。英文版为：James Bertram,The Shadow of a War,A New Zealander in the Far East,1939-1946,London,Victor Gollanez Ltd.,1947.

　　(25)Harrison Forman,Report from Red China,New York:Henry Hoit and Company,1945.

　　(26)王楚良：《新中译本序》，[美]冈瑟·斯坦著，马飞海、张蟾华、陈綝、王楚良译：《红色中国的挑战》，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序言第2页。英文版为：Gunther Stein,The Challenge of Red China,Londonilot Press,1945.

　　(27)爱泼斯坦著，陈瑶华、谢念非、于而辰、陈亮译：《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92-95页。英文版为：Israel Epstein,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in China,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47.

　　(28)爱泼斯坦著，陈瑶华、谢念非、于而辰、陈亮译：《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第102-125页。

　　(29)William Band&Claire,Dragon Fangs:Two Years with Chinese Guerrillas,London:George Allen and Unwin,1947.

　　(30)[英]班威廉、克兰尔著，斐然、何文介、吴楚译：《新西行漫记》，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87、91页。英文版为：Claire and William Band,Dragon Fangs:Two Years with Chinese Guerrillas,London:George Allen and Unwin,1947.

　　(31)[美]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著，祁国明、汪杉译，汪溪校：《中国的双星》，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英文版为：Evans Fordyce Carlson,Twin Stars of China,New Yorkodd,Mead&Company,1940.

　　(32)Strong,Anna Louis:Eighth Route Regions in North China,Pacific Affairs,vol.14,1941,pp.154-165.

　　(33)[美]斯特朗著、傅丰豪等译：《斯特朗文集》第三集，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人类的五分之一》和《中国人征服中国》都收入这一集。

　　(34)[美]白修德、贾安娜著，端纳译：《中国的惊雷》，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257-258页。

　　(35)Hsu Yung-ying,A Survey of Shensi-Kansu-Ningsia Border Region,New York,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45.

　　(36)[美]史沫特莱著，江枫译：《中国的战歌》，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英文版为：Agnes Smedley,Battle Hymn of China,New York,1943.

　　(37)齐文选编：《外国记者眼中的延安及解放区》，历史资料供应社1946年版。

　　(38)Gregor Benton,“Comparative Perspectives”,in Feng Chongyi and David S.G.Goodman eds.,North China at War:The Social Ecology of Revolution,1937-1945,Lanham: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0,p.189.

　　(39)Michael Lindsay,Notes on Educational Problems in Communist China,1941-1947,New York,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50.

　　(40)Conrad Brandt,Benjamin Schwartz&John King Fairbank eds.,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London:Allen&Unwin,1952,p.747.

　　(41)Fairbank,John King,“Chinese-Soviet axis:review of Mao’s China,party reform documents”,1942-1944,Nation,May 17,1952,vol.174,pp.480-482.

　　(42)[美]本杰明·J史华慈著，陈玮译：《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英文版为：Benjamin 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1.

　　(43)Ravines Eudocio,The Yenan way,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51.

　　(44)Oliver Edmund Cluhb,Chinese Communist Development Programs in Manchuria,with a Supplement on Inner Mongolia,New York: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54.

　　(45)这两部著作分别为：Edgar Snow,Random Notes on Red China,1936-1945,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7.(中文版：《红色中国杂记》，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Nym Wales,My Yenan notebooks,Madison Company,1961.

　　(46)Chalmers Johnson,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1937-194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

　　(47)[美]马克·赛尔登著，魏晓明、冯崇义译：《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英文版为：Mark Selden,China in Revolution:The Yenan Way Revisited,New York:M.E.Sharpe,1965.

　　(48)Mark Selden,“The Guerrilla Movement in Northwest China:The Origins of the Shensi-Kansu-Ninghsia Border Region”,The China Quarterly,No.28,1966,pp.63-81,No.29,1967,pp.61-81.

　　(49)Lyman P.Van Slyke,Enemies and Friends:the United Front in Chinese Communist History,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

　　(50)James P.Harrison,The Communists and Chinese Peasant Rebellions:A Study in the Rewriting of Chinese History,1969.

　　(51)Henry G.Schwarz,Liu Shao-Ch’i and“People’s War”:A Report on the Creation of Base Areas in1938,New York:University of Kansas,1969.

　　(52)转引自范力沛《西方学者对抗日根据地的研究》，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页。

　　(53)Shao-Chuan Leng,“Pre-1949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st Chinese System of Justice”,The China Quarterly,No.30,1967,pp.93-114.

　　(54)冷战时期，由于前苏联及社会主义其它国家的信息高度封闭。研究这些国家的政治局势，西方观察家和媒体不得不仔细从官方的出版物、广播电视、口号宣传等各个途径透露出来的领导人称谓、排名、座次等线索，以期寻找出政局变动的蛛丝马迹。这门“手艺”被称为“克里姆林宫学”。

　　(55)英美学界最初的中共党史研究，具有浓厚的政治意味。二战之后，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关注的重点是共产党为什么如此迅速地崛起，美国为什么失去中国，应该如何抑制中共等问题。他们认为中共革命是苏联领导的世界革命计划的一部分，中共完全继承和效仿苏联，进行极权主义统治。

　　(56)范力沛：《西方学者对抗日根据地的研究》，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95-107页。

　　(57)Peter Schran,Guerrilla economy,the Development of the Shensi-Kansu-Ningsia Border Region1937-1945,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76.

　　(58)Keating Pauline,“Beyond Land Revolution:the Rent Reduction Campaigns in the Shanganning Border Region,1937-1946”,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No.36,1987,pp.1-53.

　　(59)Keating Pauline,“Communist Perspective s on Rural Mutual Aid Customs in North Shannxi”,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No.38,1988,pp.65-92.

　　(60)Michael Lindsay,“The taxation System of the Shansi-Chahar-Hopei Border Region,1937-1945”,The China Quarterly,vol.4,no.6,1970.

　　(61)Eugene Dorris,People’s War in North China:Resistance in the Shansi-Chahar-Hopei Border Region,1938-1945,University of Kansas,Ph.D.Dissertation,1975.

　　(62)Kathleon Hartford,Step by Step:Reform,Resistance,and Revolution in Chin-Ch’a-Chi Border Region,1937-1945,Stanford University,Dissertation,1980.

　　(63)David Holm,“Hua Guofeng and the Village Drama Movement in the North-West Shanxi Base Area,1943-1945”,The China Quarterly,No.84,1980,pp.669-693.

　　(64)David Mark Paulson,War and Revolution in North China:the Shandong Base Area,1937-1945,Stanford University,Dissertation,1982.

　　(65)保尔森：《领导和自发性：近来对共产党根据地的研究方法》，《中华民国研究通讯》(Chinese Republican Studies Newsletter)，1981年第6卷第1期，参见范力沛《西方学者对抗日根据地的研究》，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95-107页。

　　(66)这三篇文章见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

　　(67)Dagfinn Gatu,“Toward Revolution:War,Social Change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North China,1937-1945”,Stockholm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1983.

　　(68)转引自黄宗智《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兼及明清史)的概况》，朱政惠编：《美国学者论美国中国学》，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4页。

　　(69)Chen Yung-fa,“Rural Election in Wartime Central China,Democratization Subbureaucracy”,Modern China,vol.6no.3,1980,pp.267-310.

　　(70)Sreemate Chakrabarti,“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a Chinese Province:the Case of Hunan”,China Report,Vol.14,No.1,1978,pp.15-28.

　　(71)Jane L.Price,Cadres,Commanders and Commissars,the Train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Leadership,1920-1945,Boulder:Westview Press,1976.

　　(72)Ralph Thaxton,“Tenants in Revolution the Tenacity of Traditional Morality”,Modern China,Vol.1No.3,1975,pp.323-358.

　　(73)Ralph Thaxton,“The World Turned Downside up:Three Orders of Meaning in the Peasants’Traditional Political World”,Modern China,Vol.3,No.2 1977,pp.185-228.

　　(74)Delia Davin,Woman-Work,Woman and the Party in Revolutionary China,Toron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

　　(75)Mariam Darce Frenier,Women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1921-1952:Changes in Party Policy and Mobilization Techniques,The University of Iowa,Ph.D.Dissertation,1978.

　　(76)Jackal Patrica Stranahan,Change of Policy for Yenan Women,1937-1947,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Ph.D.Dissertation,1979.

　　(77)Mariam Darce Frenier,“The Effect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Land Reform on Women and Their Families”,Women's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Forum,Vol.6,No.1 1983,pp.41-55.

　　(78)Jackal Patrica Stranahan,“Change in Policy for Yenan Women,1935-1947”,Modern China,Vol.7No.1,1981,pp.83-112.

　　(79)Jackal Patrica Stranahan,“Labor Heroines of Yan'an”,Modern China,Vol.9,1983,pp.228-252.

　　(80)Jackal Patrician Stranahan,Yen'an Women and the Communist Party,Berkeley: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1983.

　　(81)Peter J.Seybolt,“Terror and Conformity,Counterespionage Campaign,Rectification,and Mass Movement,1942-1943”,Modern China,Vol.12,No.1,1986,pp.30-73.

　　(82)Seybolt,P.,“The Yenan Revolution in Mass Education”,China Quarterly,no.48,1971.

　　(83)Carl E.Dorris,“Peasant Mobilization in North China and the Origins of Yenan Communism”,The China Quarterly,No.68,1976,pp.697-719.

　　(84)Kataoka,Tetsuya,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in China,the Communists and the Second United Fron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4.

　　(85)Shum,Kui-kwong,The Chinese Communists'Road to Power: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1935-1945,New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86)John W.Garver,“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United Front:The Comintern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The China Quarterly,No.113,1988,pp.29-59.

　　(87)Gregor Benton,The Origins and Early Growth of the New Fourth Army,1934-1941,University of Leeds,Dissertation,1979.

　　(88)Kyoko Tanaka,“The Political Rol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1937-1945”,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no.9,1984,pp.35-76.

　　(89)Fairbank and Albert Feuerwerker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 part 2,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90)Chen,Yung-fa,Making Revolution: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1937-1945,Berkeley: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

　　(91)Steven M.Goldstein,“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the Colonial Areas:The View from Yenan,1937-1941”,The China Quarterly,No.75,1978,pp.594-622.

　　(92)Kenneth E.Shewmaker,Americans and Chinese Communists,1927-1945,a Persuading Encounter,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1.

　　(93)James Reardon Anderson,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1944-1946,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

　　(94)Raymond F.Wylie,“Mao Tse-tung,Ch'en Po-ta and the‘Signification of Marxiam’,1936-1938,The China Quarterly,No.79,1979,pp.447-480.

　　(95)Raymond F.Wylie,The Emergence of Maoism,Mao Tse-tung,Ch'en po-ta 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1935-1945,University of Stanford Press,1980.

　　(96)Toshua A.Fogel,Ai Ssu-Chi's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rxis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

　　(97)A.Titov,“The Collision of Two Lines in the CPC Leadership(1937-1939)”,Far Eastern Affairs,No.4,1981,pp.92-103.

　　(98)Shum Kui Kwong,“The‘Second Wang Ming Line’(1935-1938)”,The China Quarterly,no.69,1977,pp.136-144.

　　(99)Frederick Teiwes,“The Origins of Rectification:Innerparty Purges and Education Before Liberation”,The China Quarterly,no.65,1976,pp.15-53.

　　(100)Timothy Cheek,“The Fading of Wild Lilies:Wang Shi-wei and Mao Ze-dong's Yan'an Talks in the Forst CPC Rectification Movement”,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1984,vol.11,pp.25-58.

　　(101)David Barrett,Dixie Mission:The American Army Observer in Yenan 1944,Berkek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0.

　　(102)T.A.Bisson,Yen-an in June 1937:Talks with the Communist Leader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3.

　　(103)[英]林迈可著，杨重光、郝平译：《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录：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的经历记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版。英文版为：Michael Lindsay,The Unknown War:North China,1937-1945,London:Bergstrom and Boyle Books Ltd.,1975.

　　(104)W.A.Reynolds,“A Journey to Yenan,1946”,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No.17 1977,pp.43-54.

　　(105)Agnes Smedley,China Correspondent,Londonandora Press,1984.

　　(106)Peter Vladimirov,The Vladimirov Diaries:Yenan,China:1942-1945,Garden Cityoubleday Company,1985.

　　(107)Mark Selden,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108)James P.Harrison,The Long March to Power,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1921-1972,Parger Publishers Inc.,1972.

　　(109)Kathleen Hartford and Steven M.Goldstein,Single Sparks:China’s Rural Revolution,Armonk:M.E.Sharpe,1989,p.27.

　　(110)周锡瑞：《从农村调查看陕北早期革命史》，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南开大学第二届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第535-546页。

　　(111)Joseph W.Esherick,“Deconstruc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State:Gulin County in the Shan-Gan-Ning Border Region”,The China Quarterly,No.140,1994,pp.1052-1079.

　　(112)Joseph W.Esherick,“Revolution in a Feudal Fortress:Yangjiagou,Mizhicounty,Shaanxi,1937-1948”,Modern China,Vol.24,No.4,1998,pp.339-377.

　　(113)Pauline Keating,Two Revolutions:Village Reconstruction and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Northern Shaanxi,1934-194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114)纪保宁：《组织农民：陕甘宁边区的党、政府与乡村组织》，冯崇义、古德曼编：《华北抗日根据地与社会生态》，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69-98页。

　　(115)拉尔夫·撒克斯顿：《1931-1945年冀鲁豫边区的民众起义和共产党政权》，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南开大学第二届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600-604页。

　　(116)Ralph A.Thaxton,Salt of the Earth: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Peasant Protest and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China,Berkeley: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1997,pp.321-328.

　　(117)古德曼：《中国革命的太行道路：邓小平、毛泽东与变的政治》，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南开大学第二届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631-641页。

　　(118)David S.G.Goodman,“JinJiLuYu in the Sino-Japanese War:The Border Region and the Border Region Government”,The China Quarterly,No.140,1994,pp.1007-1024.

　　(119)古德曼：《1941年黎城离卦道暴动：抗战、革命与宗教》，冯崇义、古德曼编：《华北抗日根据地与社会生态》，第169-192页。

　　(120)Elise DeVido,The Mak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State in Shandong Provice,1927-1952,Dissertation,Harvard University,1995.

　　(121)艾丽丝·戴维多：《论抗战爆发前后(1936-1942)山东共产党的重建》，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南开大学第二届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82-92页。

　　(122)范力沛：《彭德怀与百团大战》，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南开大学第二届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153-163页。

　　(123)Van,Slyke Lyman P.,“The Battle of the Handred Regimentsroblems of Coordination and Control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Modern Asian Studies,Vol.30No.4,1996,pp.979-1005.

　　(124)关于红军在江南的历史，班国瑞撰写了《山火：红军战斗在华南的三年(1934-1938)》(Gregor Benton,Mountain fires:The Red Army’s three-year War in South China,1934-1938,Berkeley&Oxfor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因为不属于抗日根据地，兹不赘述。

　　(125)班国瑞：《新四军组建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南开大学第二届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224-234页。

　　(126)Gregor Benton,New Fourth Army:Communist Resistance along the Yangtse and Huai,1938-1941,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127)班国瑞：《华中与华北抗日根据地之比较》，冯崇义、古德曼编：《华北抗日根据地与社会生态》，第238-278页。

　　(128)Xiang Lanxin,Mao’s Generals:ChenYi and the New Fourth Army,Lanham: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98.

　　(129)Tony Saich,“Introduction: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Anti-Japanese War Base Areas”,The China Quarterly,No.140,1994,pp.1000-1006.

　　(130)马克·赛尔登：《他们为什么获胜?——对中共与农民关系的反思》，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南开大学第二届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605-615页。

　　(131)Mark Selden,“Yan'an Communism Reconsidered”,Modern China,Vol.21,no.1,1995,pp.8-44.

　　(132)Carolle J.Carter,Mission to Yenan:American Liaison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 1944-1947,Kentucky: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1997.

　　(133)W.J.Peterkin,Inside China:1943-1945,Baltimore:Gateway Press,1992.

　　(134)Jackal Patrica Stranahan,Molding the Medium: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Liberation Daily,Armonk:M.E.Sharpe Inc.,1991.

　　(135)Anthony Coogan,“Northeast Chin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Anti-Japanese United Front”,Modern China,Vol.20,No.3,1994,pp.282-314.

　　(136)David Holm,“The Strange Case of Liu Zhidan”,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No.27,1992,pp.77-96.

　　(137)Hung,Chang-tai,“The Politics of Songs:Myths and Symbols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War Music,1937-1949”,Modern Asian Studies,Vol.30,No.4,1996,pp.901-929.

　　(138)Ken Post:Revolution’s other World:Communism and the Periphery,1917-1939.Basingstoke:Maxcmillan;and 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7.

　　(139)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南开大学第二届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140)冯崇义、古德曼编：《华北抗日根据地与社会生态》，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

　　(141)[澳]古德曼著，田酉如等译：《中国革命中的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社会变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英文版为：David S.G.Goodman,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Revolutionary China:The Taihang Base Area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to Japan,1937-1945,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0.

　　(142)David S.G.Goodman,“Revolutionary Women and Women in the Revolution: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Women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to Japan,1937-1945”,The China Quarterly,No.164,2000.

　　(143)David S.G.Goodman,“Reinterpreting the Sino-Japanese War:1930-1940,Peasant Mobilization,and the Road to the PRC”,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22,No.79,January,2013.

　　(144)Elizabeth J.Perry,“Moving the Masses:Emotion Work in Chinese Revolution”,Mobilization: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vol.7,no.2,2002.

　　(145)Liu Chang,“Making Revolution in Jiangnan:Communists and the Yangzi delta Countryside,1927-1945”,Modern China,vol.29,No.1,2003.

　　(146)Chan Gordon Y.M.,“Hong Kong and Communist Guerrilla Resistance in South China,1937-1945”,Twentieth Century China,Vo1.28,No.1,2003.另可见Gordon YiuMing Chen,“The Chinese Communists’East River Column,Guangdong,1937-1945”,University of Leeds East Asia Papers,No.58,1998.

　　(147)Wu Yang,“CCP Military Resistance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The Case of Beiyue and Jidong”,Twentieth Century China,Vol.28,no.1,2003.

　　(148)Sherman Xiaogang Lai,A Springboard to Victory:Shandong Province and Chinese Communist Military and Financial Strength,1937-1945,Leiden,2011,introduction.

　　(149)Andrew Bingham Kennedy,“Can the Weak Defeat the Strong?Mao’s Evolving Approach to Asymmetric Warfare in Yan’an”,The China Quarterly,Vol.196,2009.

　　(150)转引自刘辉：《“毛泽东再认识”——哈佛大学“毛泽东诞辰110周年暨表彰施拉姆教授在毛泽东研究中杰出贡献学术研讨会”述要》，刘辉：《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再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368页。

　　(151)Dagfinn Gatu,Village China at War:The Impact of Resistance to Japan,1937-1945,Vancouver,2008.

　　(152)R.Boshier,“More Important Than Guns:Chinese Adult Education After the Long March”,in Adult Education Quarterly,60(3),May 2010.

　　(153)Elizabeth J.Perry,“Studying Chinese Politics:Farewell to Revolution?”,The China Journal,No.57,2007.

　　(154)Timothy Cheek,“The Importance of Revolution as an Historical Topic”,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Vol.7,No.2,2013.

http://www.hybsl.cn/beijingcanka ... 20-08-12/7189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