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炫：抗战时期中共的权力下探与社会形塑

李筱薇

抗战时期，中共通过权力下探，控制和动员双管齐下，有效实现了对基层社会的强力介入，政治经济社会一体化管理逐步成形。[1]这种政治运作方式具有高度的效能和严格的秩序，改变了中国基层社会长期缺乏效率的运作模式，也扭转了清末以来权力下探造成的地方社会权力失序的趋向，根据地的行政效率、社会管控及汲取资源能力大为加强。根据地民众在这样的转向中，既有热忱的欢迎，亦有被动的亦步亦趋，起初毋宁说更多表现的还是对陌生的权力的冷漠。期间，中共缓和渐进的权力渗透方式让民众空前靠近并开始熟悉权力，其话语权力灌输亦使民众逐渐接受文化领导权转移的表述。根据地的党和政权在生存危机面前，与民众构成事实上的利益联合体，此时的群众路线，既是理念，更是生存需要，这种由下而上的群众路线实践比之自上而下的群众路线要求，效果不可同日而语。通过中共的努力，根据地民众在承受中共高效机制下并不轻松的负担的同时，感受到了管理和秩序带来的效率与公平，这是一个迥异于同时期其他政治力量的运作模式。后来的中共话语中，1949年后建立的新的政治社会形态被称为“新社会”，可以说，抗战时期中共通过严密的组织，将政治力大力楔入社会的努力，已经初步在根据地搭建了中共希望创建的“新社会”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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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轻徭薄赋到富国强兵

抗战时期，中共在各个根据地展开区域管理，推进政治和社会控制。和苏维埃时期一样，权力下探是中共政治最主要的特征之一。18世纪以来的革命都以人权、人本位为宗旨，权力从精英向普罗大众扩散是其外在表现，天赋人权本身就含有权力由更多人分享的理念。马克思主义号召无产阶级要夺取和掌握权力：“无产者本身必须成为权力，而且首先是革命的权力。”[2]权力分享演化为无产者本身成为权力，权力下探全方位体现于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层面，这是对权力向下趋势的一个革命性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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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的中国对世界范围以权力分享为宗旨的权力下探趋势并无多少了解，却从另外一个层面开始了权力下探的尝试，这就是加强政权控制的密度和广度。晚清以降，中国社会政治发展呈现相异的两个趋向：就高层的权力运行言，自上而下的控制体系渐趋式微，地方力量坐大，袁世凯称帝败亡后，更直接演变成地方割据的局面；而就普遍的政治认知及基层权力运作言，面对西方世界表现出的强大力量，富国强兵成为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目标，行之千年的儒家传统轻徭薄赋理念动摇，国家的组织机器功能凸显。晚清新政后，政府越来越强势介入社会经济的直接管理，强大国家和强势政府成为社会普遍的期待，而现实政治的溃烂与人们的希望背道而驰，益发强化了对富国强兵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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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晚清以来相异的这两个趋势似乎纳入了同一条轨道。中央层面，尽管国家统一建立在多方力量妥协的基础之上，仍然相当程度上遏止了社会政治的失序状态，使得国人期盼的强大政府似乎有了实现的可能；同时，在政府主导下，权力向基层社会下探的趋势进一步强化，政府控制能力趋于严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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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一时期的国家和政府权力的下探，是相对传统中国政治结构而言。多数研究认为，传统中国皇权官僚体制，延伸到县即告终止，这样的控制系统在地域广大、交通不便的传统中国，实际效能有限。官府在地方更多是无上权威的象征，地方主要依赖代理人形成政府和代理人共治的局面[3]，这样的格局节省了治理成本，是轻徭薄赋的逻辑结果，同时也不能不承受治理薄弱的现实及由此带来的乡村社会事实上的自治状态。这种自治状态按照中共的说法就是：“农民根本是要求组织喜欢组织的群众，有的说农民要求斗争、要求暴动而不要求组织，这完全是错误的观察，农村中原始的组织和农民自动的小组织不知几千百种。”[4]这就是传统中国县官常常频繁更替，而县政尚能正常运行的原因所在，县官作为权力的象征，更多担负着安定社会心理的作用。李怀印甚至认为：“县官的角色，通常是省府与地方精英之间的调停人，而非国家的代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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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治理体系的薄弱，造成王朝的危机应对乏力，张研关于清代县长的研究显示，县级政权很难有效对付辖区出现的匪乱，而不得不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6]传统王朝的轻徭薄赋治理理念，基于通过政权自身的收缩和克制减轻民众的负担，以防范社会经济危机的思路，小政府、低成本是这样一种治理理念的逻辑结果。这种消极的治理固然可以在一定时间内通过减轻负担缓解危机，却无法阻止地方社会的崩坏，地方领袖权力的膨胀常常成为瓦解王朝体系的另一力量，而脆弱的政权既无法有效抑制地方领袖的逐利冲动，也无法在动荡到来时做出有力反应，王朝的不断更迭与社会治理机制上的这一特征不无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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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新政以后，社会治理思路发生根本性变化，富国强兵取代轻徭薄赋一跃而为社会主流思潮，资源汲取成为政府关心的首要问题。政府对基层社会不再像之前那样取放任态度，政权下探渐成趋势。[7]晚清的权力下探造成的意外后果是：随着地方功能的逐渐强化，地方权力也在壮大，中央政府为加强控制某种程度鼓励了地方权力的扩张，最终却又不得不吞下地方坐大的后果，清王朝的崩溃和这一点当不无关系。北京政府时期，权力下探的趋势继续，县以下开始出现制度化的区级政权，村也逐渐从地理概念向行政概念演化。但是，无论是北京政府尝试展开的乡村政权建设，还是南京国民政府为配合“剿共”军事重建并逐渐制度化的保甲体系，对乡村的实际控制力仍非常有限，北京政府自身就不稳固，行政执行力薄弱，对基层的控制更多停留于纸面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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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与基层社会的关系颇为意味深长。国民革命期间，打倒土豪劣绅一度是最响亮的口号，其中包含着对乡村既有秩序的强烈否定，这既是革命伦理的需要，也体现时人特别是革命党人对中国社会尤其是乡村社会基本问题的判断。南京政府建立后，国民党迅速调整其革命党的立场，以寻求秩序的稳定而不是社会变革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思路。蒋介石在二次北伐完成后说得很明确：“我们工作最重要的所在便是要使革命的本身减少障碍，增加力量，并且要使民众积极不断的来参加。……我们要求党治下的政治安定，和经济社会一切秩序的安定。这并不是要一劳永逸，就此不要革命，正是为以后进一步的准备。这仿佛是在剧战以后新得到一块占领地时，我们要做搜索残敌和巩固阵地的工作，不能一切不顾的急遽进行。”[8]因此，在乡村与地方领袖合作展开社会治理，仍然是南京政府的首要选项。国民党地方自治的原则，政府对乡村社会态度上的迁就，及事实上控制力的不足，使乡村治理秩序没有大的改变，彭真谈道：“旧政府的组织机构，是头大脚小的，国民政府有极复杂完备和庞大的分工与组织机构，而村级却只有一个村长，区则只有区长和少数助理员，因此国民政府一切政令一到县级或区级即往往‘寿终正寝’变成了废纸。”[9]当年的实地调查也证实了彭真的说法，北平郊区的昌平七区卢村1931年设立乡公所后，“职员当然还是以前公会中人”，只过了几年，“昌平七区第廿四乡乡公所”的蓝底白字木牌就“早已扔在一边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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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皇权时代，民国政府地方控制强化效果有限，其面临的挑战则远非之前可比。富国强兵要求改变了国人思想的底色，大大拉高了对政府的期待，而政府强化的结果又不可避免导致需索的加重。由于中国当时还是农业社会，这种需索主要又加之于乡村，使乡村负担空前沉重，民国时期的不断战乱尤其使之雪上加霜。事后看，这些对乡村社会既有生态的打击可以说是致命的。清末之前的乡村，社会基本处于自治状态，政权控制软弱，但地方负担保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状态，民众从政权层面感受到的伤害有限。晚清新政后，随着国家榨取的日益增长，民众的负担不断加重，地方社会乱象日益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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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研究者认为，清末科举的废除造成地方社会既有领导层的结构性变动，拥有功名且具备较高素质的地方自治领袖逐渐失去在乡村中的发言权，乡村领袖的恶质化是导致社会乱象的根源。然而，经由科举进入官僚体系然后再告老还乡成为地方绅士有段很长的路要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中国农村社会普遍被认为已经恶化的时候，停止科举考试有可能造成的效应远远没有在乡村真正发酵。事实上，如果考察科举前后乡村自治领袖的成分，可以看出，是否拥有功名并不是成为乡村领袖的必要条件，清代明确规定：“至充保长甲长并轮值支更看栅等役，绅衿免派。”[11]拥有功名者在帝制时期反而不一定进入乡村管理者体系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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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领袖的形成，和威望、能力、知识、财富、年龄、亲和力乃至宗族力量等诸多因素相关，有地位和财富者比较容易在领袖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充当乡村领袖，地位和财富也不是成为乡村领袖的唯一因素。对于乡民而言，能否为他们解决问题是其愿意信赖的重要因素之一，知识和能力在乡村领袖的成长过程中至关重要。[12]因此，在许多地区尤其是华北地区可以看到，走州过府的所谓能人在乡村领袖中占有很大比重，这些能人可能是曾经的官员，也可能是教师、小贩和退役的士兵。冯紫岗对浙江兰溪128乡的调查显示，担任乡长的以务农者居最大多数，占41．4l％；学界次之，占28．90％；商界又次之，占17．19％。[13]学界、商界的比例远远超过其在人口中的构成。这样的状况，一直到本文考察的抗战时期尚未有根本改变，冀鲁豫的报告说：“游民分子占村政权干部的绝大部分”[14]，指的就是这样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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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中共根据地留下了大量的干部统计资料，缘于中共的阶级分析观念，这些材料多以阶级出身统计干部成分，如果只是看这样的统计，一些关键环节可能无法呈现。比如1942年中共对冀鲁豫观城县一区各村的统计，从阶级出身看，63个村长中，有34个中农、17个贫农、10个富农、商人和无地者各1人。和大部分根据地一样，该材料显现了中农在当时乡村政权中的重要地位，并无特别之处。难得的是，这份材料同时统计了其中59个村长的社会出身，详情如表1：

上表显示，出身于旧政权、旧军队及小商人者达28人，几乎占到一半。余下的31人中，包括11名苦工，他们虽然生活穷苦，却流动于各村间，常常也会被村民视为见过世面者。真正在家务农的只有18人，占30.5%。[15]这份材料比较清晰地显示出乡村社会领袖对应于乡村各业的社会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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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城一区的数据可以得到更大范围材料的印证。1944年山东根据地对全省分区助理员以上干部社会出身做的统计显示：工人占3.27%；农民占33.06%；商人占14.26%；学生占38.69%；自由职业者占6.44%；其他占4.28%。滨海区全区区长副区长的统计：工农占25.89%；学生教员占58.04%；商人占11.61%；其他占4.46%。[16]这两个数据中都可以看到，具有社会经验和知识文化的乡村能人在政权中居于优势地位，远超过其在人口中的比重。鲁西1941年的统计，区级干部312人，社会成分分别为：工6%，农43.9%，学47.1%，商3.5%，其他4.8%。[17]学、商的比重也超过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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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年间，由于对乡村资源的攫取不断加重，负责资源输送的村长之类政权代理人承受越来越重的压力，很多人不再愿意出头充当乡村领袖，乡村领袖的产生的确有了更大难度。不少材料都提到:“由于村长、村副是最苦的差事，‘贴钱费力不讨好’，有时候还得挨打，穷人干不了，只好自愿地让给富人或流氓来干。……在冀西，为了平均挨打起见，有些地方村长是轮流担任的。”[18]村长轮流担任在很多地区已成惯例，中共在观城一区的调查显示，一半的村长任期不足半年，有三个村子甚至每天轮换村长。[19]所以，真正的问题或许是：因为压力的加大导致基层自治领袖的出走，而不是科举废除变换了乡绅的地位。恶币淘汰良币的结果，便是乡村治理体系的恶化趋势：“二十四年冬，河南各行政区各有乡村师资训练所之设立。其目的在实行保教合一。招收青年施以六个月的军事政治训练，毕业后委充儿〔几〕联保主任兼小学校长。其用意不为不善，但结果完全不然，因待遇太薄(薪金二十元，公费三元)，而主持非人。故一般优秀青年与爱国之士均不愿作此无聊事情，投考者多为豪绅子弟或地痞流氓，此等无聊之辈一旦当权，则作威作福不可一世了。”[20]这样的材料在民国乡村的描述中常常可以见到，虽然这种恶化的势头或许也被过于夸大了。更大的可能是，民国年间，乡村领袖承担了更大的责任，社会在乡村领袖上投注了更多的目光，乡村领袖本身问题愈益严重，这些被共同放大于社会和政治舆论场中，造就了乡村领袖恶质化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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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南京国民政府在加强地方控制方面并非毫无作为，孙中山提出的地方自治理念亦可视为当时世界性权力分享趋势的产物，然而，无论在控制还是分享方面，国民政府的权力下探都没有获得良好的成果。地方自治缺乏有效、公平的民众表达渠道，民权无法得到伸展，村庄组织结构松散，控制系统多系自发，造成诸多困境：“士绅都勾通土匪，因之县府职权无法行使，有名无实。县里不敢下乡，老百姓不缴粮的多(只有百分之三十的人缴)，绅士更不缴(有十几年不缴的)。”[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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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保甲制等乡村控制体制的推行，国民政府对地方的控制的确有所强化，但地方控制的目标在于提供资源输送的管道，民众在这种管制中不但无法得到公平，乡村的实际控制者还以此为招牌扩大权力，攫取资源、中饱私囊。当时资料写道：“联保主任都是师资训练所毕业，其同学会则附设于中央军校通讯处内，故彼等曾以委员长的学生自居，为所欲为，毫无顾忌。乡民无知信以为真。……保甲制度把老绅士淘汰了而代之以新绅士。此辈新绅士的作恶方法与程度较老绅士大有进步。”[22]权力的下探扩大了地方行政的权威，却没有改变既有的运作方式，提供普通民众分享权力的机会，如时人所说的：“区长们并不在那里办自治，主要的职务是派款，村长亦然。”[23]毛泽东后来说：“西安有一次开大会，三青团的人当主席，当时到了很多农民，散会的时候台上喊口号‘蒋委员长万岁!’农民就喊‘赶快完粮纳税!’什么原因呢?因为国民党要农民开会没有别的，就是要农民完粮纳税，他们脑子里装的就是完粮纳税，所以台上有人一喊，他们也就喊出来了。”[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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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中共进入乡村时，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乡村重建已成共识却重建无门的局面。战争的破坏及战争带来的需索，又不断加剧着乡村的困难，河南报告：“由于今年严重的灾荒，三分之二以上的灾区民众，大多数都没有饭吃。单就我们所知道的汜县与西华二地，民众百分之九十就没有饭吃。但是国民党非但没有救济，而且田赋捐税还是照常的派，并且因为抗战的关系，国民党需索的自然要多，而豪绅地主又要从中克扣中饱。因而民众的负担自然是更重。”[25]抗战末期中共的报告写道：“今天开展和抗战开始时不同。那时地方富足，未经战争消耗，群众情绪高涨，干部也多。现在人民穷困，在抗战相持阶段末期，群众复杂，（汗［汉］奸、特务、流氓，抗日阵线模糊，敌伪不分)，扩兵也不容易，有很多是杂牌与兵痞。”[26]由此约略可以看出，近代中国呈现的乡村危机，由于大规模战争的爆发及地方社会的进一步失序，可谓走到了顶点。吊诡的是，这是一个在富国强兵口号下呈现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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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地初创时期的权力下探：军队、党、政权

代表着中共权力分享的理念，苏维埃时期，中共即开始构建权力下探的乡村治理体系。然而，战争环境以及苏维埃模式面对乡村落后环境的局限，使得苏维埃时期农村革命的权力下探路径更多依赖控制，即通过土地革命，在乡村社会展开大规模阶级斗争，采取武装进入—建立政权—阶级斗争—土地革命的模式。这一革命路径依靠武力震慑和政治清洗迅速控制乡村社会，虽然简易直接，却也有忽视乡村社会复杂的实际状况，过多制造敌人、流失政治资源之嫌。苏维埃革命遇挫，原因很多，政治上没有获得持久的实际助力，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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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开始后，中共进入地方之初，武装仍然起着决定作用，彭德怀说：“中国没有民主的历史传统，军队常是决定政治力量的主要因素。”[27]是为的论。毛泽东说得更直接：“军队中的党是最先进的，它应创造地方的党和政府。”[28]正因此，八路军甫一出动，总政治部即下发《关于地方工作的指示》，要求各部队在地方动员工作中，应“协助地方党部发展与加强党的组织和领导，无党的地方部队应负起建立的责任”。[29]毛泽东则具体布置道：“林贺两师原来划定之地区，均应派遣必要之地方工作人员，有计划地散开工作，于一定地区完成一定任务。”[30]据此，已出动到前方的各个部队，“各团每营抽出一个连，到指定地区，同地方党组织游击队一起活动”。[31]军队进入地方后的发展，可从八路军干部日记中窥见一二，王紫峰记载：“十月二十三日，带连、排干部二十一名从阜平出发，二十六日到达完县寨子村。经过一段工作，建立了完、满、唐、易抗日政权，镇压了汉奸活动，消灭了土匪武装，组织了抗日武装第十团，人数二千余名，外编一个营给了十二团，打了几个不大的仗。”[32]21个干部，带来的即为几千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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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的介入，保证了党和政权可以快速在地方就位，所谓“把架子尽量的支开”，“自上而下大刀阔斧地开辟工作”[33]，这是讲求效率的中共充分发挥军政工作优势的关键一着。一二○师“到晋西北后，在部队中，抽出中下级干部约三百人组织十三个工作团分发晋西北各县工作，协助地方党进行政权改造、组织地方武装扩兵等工作。……从行署专员、县长、区长，最大多数是党员，中心区村长亦多系党员”。[34]1938年，王恩茂率部到广灵、浑源开辟根据地时，任务中有一条是“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各群众团体（牺盟、农会），恢复政权，成立区公所”。到达后布置的具体任务包括半个月内“每个主村建立一个支部”。[35]可以说，抗战初期，军队在中共发展中起着绝对的核心作用，“以部队为主配合以少数政权工作人员，对外以政权名义出现，对内以工作组方式统一组织所有力量，部队同志负责军事布置，政权同志负责工作布置，但这里一般情况军事布置服从于工作需要，情况稍有变化，即工作布置服从于军事的需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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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建党、建政声势浩大，许多地区呼啦啦就成立了一大片地方组织：“由地方党或部队的民运工作同志公开的在各乡村召集群众大会，号召参加。……有些地方建立了一二百村的组织，还未建立区的领导机关，致使各村群众组织各自为政（如清丰中心区），这当然是一个偏向，不过真的是把一个村一个村组织起来了。”[37]形势的迅猛发展，造成干部的巨大需求，大有让军队党不堪负荷之势：“地方工作要军队派干部，政权工作也要军队派干部，开展敌占区工作要军队派干部，地方武装（游击队、民兵）也要军队派干部，做生产工作，做生意，也有军队派干部。尤其是须要的是连排干部，这些干部派出去的最多，也消耗的最大。”[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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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带动的发展出现特殊的局面——干部培养跟不上地盘发展，以此，发展党员、培养干部成为急需。邢台县的报告讲到培养干部的各种办法：“路罗区多从斗争中发现积极分子，确定和考查对象，或分配以任务，最后由熟关系谈话发展之。宋庄区亦采取在改善贫农生活中，成立雇工小组中，选择对象，进行谈话，启发其阶级意识……浆水区曾让中心支部同志帮助动员他村斗争时，利用自己社会关系进行发展。还有一种比较‘机械化’的方法，是召开农会积极分子训练班，由农会在各村挑选好的成分积极分子受训。”[39]为满足干部需要，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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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武装支持下的进入外，抗战时期，中共进入乡村社会还有一个独特的路径，即尽力利用、改造原有乡村运作体系，维持控制区域的运转，战时统一战线的逻辑和环境则给中共提供了更灵活运用乡村社会旧有力量的空间。彭真说得很明白：“以当时的主观力量，要在短期间迅速打开局面，必须运用同时也应该运用行政方式，自上而下的去发动群众。……每到一村即先找村长，分配他以某种动员工作，限令他召集全村人民开会，而由我们的干部去讲话。……我们所需要于他的，只是利用他来召集全村群众开会，宣布成立救国会或动委会。”[40]对此，黄敬后来有一个评判：“这种方式对不对呢？对的，先定下，放个定钱先把合法地位占下。这时地主把持群众团体，先给他把持去，可是你是我的部下，我取得了合法地位。你有了接近群众的形式，才有可能改造他。”[41]由于是事后的总结，彭真和黄敬的说法或许过于强调了中共对乡村原有体系刻意利用的一面，更大的可能是，中共既有利用原有体系迅速进入乡村的想法，也有联合各阶层民众共同对付外敌的初心，而且，在民族危机面前，中共和乡村社会包括上层社会达成共识也并不是那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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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共通常不以鲜明的革命者姿态出现，而是表现得更为慎重，更加小心翼翼，展现出积极调适者的特征。战争给社会各阶层都带来巨大灾难，日本人的入侵使地方社会完全失控，混乱的状况，对于一般有产阶级打击特别严重，造成其与中共合作的基础。中共分析战时一般地主的心理说：“土匪扰乱使他们不仅在财产上受到重大的消耗，有时在生命上也感受威胁，加之敌人搜刮掠夺，他们经历了无数的酸甜苦辣，十分需要社会秩序之安定。恰巧我们开创时期作的就是戡平匪乱，安定秩序，因此他们对我甚表赞同，愿意和我们一块抗日，建设根据地。”[42]所以，“士绅名流、教育界、基督教徒如团结得宜可以成为农村抗战工作之中坚决领导者”。[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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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的统一战线，让中共和士绅的关系空前缓和，士绅成为中共游击队主要的给养来源，“各县有许多财主尽量供给他们”。[44]武乡反“扫荡”时，“许多地主慷慨的捐款，群众说：‘慰劳咱的军队，人家三家出的比全村的还多。’”[45]国共冲突激烈地区，为应付国军，“躲避支应军队麻烦及挨打”，干脆“成立了‘招待所’，专选富户当主任。这个嫁祸于人办法虽然不好，但对打击与争取其下层国民党员，建立反顽军统一战线上曾起了很大作用”。[46]当时中共干部的日记中不乏请士绅吃饭的记载，时在一二九师政治部任职的张南生1941年写道：“早晨去司令部陪客，请有名士绅吃饭。”[47]新四军金萧支队因为深入敌后，处境艰难，更为重视与地方的关系，支队长杨思一的日记中，到1944年仍然有宴请士绅的记载：“晚餐我们也准备了两桌菜，请乡保长及当地士绅。”[48]山东滨海则以开大会的方式请士绅聚谈，联络感情：“生活住宿，投其所好，听其自主、自然，莫过强求秩序一致。负责同志会后到各处走走谈谈，不要板着面孔谈问题。如能谈旧学问更好，不能谈旧学问，请士绅谈谈倾听也好。”为联络感情，甚至特别提到：“有尝好者，亦给以方便。”[49]尽管由于形势变化，抗战中后期，中共和士绅关系逐渐趋于紧张，但总体看，抗战阶段无疑还是双方关系最好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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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既有乡村体系，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迅速在乡村扎下行政根基。中共是个效率优先政党，如何实现效率最大化，始终是中共制定政策时考虑的目标。当时条件下，充分发挥既有体系作用，尽快组织民众，制造规模效应，实现与群众的结合，是最能导向效率优先的选择。比如抗战初期有些群众团体打锣召集，写上名字就算，虽然组织很不严密，但在中共看来，这是开展工作的必经阶段，形成规模才可能有进一步的集约，“在一个战争环境中间，群众的发动必然很慢。……用行政方式自上而下的发动，一打锣都来了，你可在里边选择活动分子分配工作，免除许多可能遭遇的工作上的阻挠，免碰许多钉子”。有了一定的规模后，再精耕细作、宣传教育，让群众“晓得抗日团体对抗日，对他们的生活都有好处，对于自己的群众团体有兴味又有信仰了。这时即召集会员群众大会，再重新详细说明成立团体的意义和工作纲领、计划、简章、缴纳会费等，宣布重新登记，愿意者参加，不愿意者可以自由退出”。[50]先规模发展，再淘汰、提高，以军队为基础，党政群各方面迅速推进，利用现有体系渗入乡村，在最短的时间内，全方位在敌后迅速铺开，达到了这个目标，才有之后深耕细作的基础。同时，武装做基础的发展路径，又提示了中共和别的政治力量的区别，即中共的控制不会浅尝辄止，而要向下植根，乡村社会不再会按照之前的逻辑运行，政治力的注入将空前改变乡村运行的方向，组织化的运作是武装、党、政权这个三位一体的政治力量进入后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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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上面所讲的路径只是就各根据地的大略发展方向而言，具体到各个地区总是千差万别。像山西武乡，这里战前中共就有比较健全的组织，被山西省当局视为“四大赤县之一”，一直到抗战前夕，“组织基础未遭破坏”。因此，这里在战争爆发后，党组织迅速展开活动，走了一条主要依赖地方党快速发展的道路。到1939年，党组织从200余人发展到2500人，“成为武乡政治生活上决定的力量”。[51]一般来说，这样的地区比之依靠军队或利用既有乡村控制体系发展的地区，更加牢固，当然为中共所乐见。只是这样的地区在当年的历史现场，毕竟是凤毛麟角，可遇而不可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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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与村干部

中共在乡村的努力，做大规模是手段，发动群众是关键，落实控制是目标。大规模进入乡村后，进一步全面建立乡村政权包括村政权是中共落实控制的关键一步。把权力基础落到最基层的村社，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已有先例。俄国十月革命后，即建立从中央到县再到村的各级苏维埃，村苏维埃成为最基础的地方政权。1925年发出的“全联邦苏维埃建立会议的指示”中要求：“村苏维埃必须为乡村的指导政权机构，在它的周围，联合起在村境内活动的一切国家机关，以及乡村会社。”[52]20世纪30年代初，苏俄通过大规模的农业集体化，把农民纳入集体农庄的轨道，1929年召开的苏共十六大决议中强调：“如果说剥夺地主的土地是十月革命在农村中的第一个步骤，那末向集体农庄过渡就是第二个步骤，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步骤，是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基础的最重要的阶段。”[53]集体农庄集体生产、集体管理，最高权力属于集体农庄庄员大会，由庄员大会选出管理委员会和集体农庄主席领导、管理集体农庄的日常活动。村社建立苏维埃源自共产主义运动的权力下探理念，即让每一个公民都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并行使权力，其副产品则是：当政权的更迭完成后，这种垂直向下的权力延伸相当程度满足了建设和控制的需要，权力向下释放和权力向下渗透意外实现通联。某种程度上，这一副产品对革命政权的意义，甚至大于原初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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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基层权力的行使体系在中共开展苏维埃革命并建立根据地后被引进。共产主义运动立足底层民众的特征是中共权力下探的重要助力，“面向下层，巩固下层，打到底”[54]本来就是中共权力运作的重要取向。加之1949年前的中共，根基位于乡村，乡村是中共生存发展的命脉：“不仅是我们活动的战略基本单位，而且是一切物质供给的主要渊源；它不仅是各种具体法令实施的园地，而且是统一战线的真实政策‘三三制’政权实现的基本园地。”[55]因此，和苏俄相比，中共介入乡村，将党的机器和意志植根于乡村社会的动力更为充足。中共根据地第一次在县以下建立了下探到村的行政系统，这套县—区—村三级行政体制把村庄变成了最基础的权力单位，村的权力机构是村公所，“村公所按照财政，生产，教育，调解，及监察委员会，实行具体分工，由村长副负责总的领导”。[56]和苏俄一样，这套体制在根据地刚刚建立时，强调民众参与和民主权力的行使，建立完整的村级权力行使和监督体系，包括村民大会、村民代表会、村务会议及政民联席会议等，形成庞大的村政权结构。村民直接选出的村公所由村长、村副、各委员会主任、自卫队队长、秘书等组成，最多可达37人。代表权力下探的理念，根据地“废除以户口为单位的封建的行政制度”，确立公民个人的地位，“除财力，物力征发仍依户口进行外，村中一切行政，一律通过上述之代表系统，以公民个人为单位进行”。[57]这套基层政权组织体系在冀中的具体构成是：“县政府为地方行政机关，村公所为组织基础”；“区以领导30个村，县以领导六、七个区，专署以领导六、七个县为原则，……区公所为下层领导单位，在县的领导下，推动各村工作，在村与县失掉联系时，区亦可代行县政府职权”。[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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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中共的这套乡村控制制度设计要真正落实，并不容易。中国乡村广大，基础薄弱，加之又处于战争时期，即便像中共这样高效的政治力量，短时期内要实现权力的全方位覆盖，也力所难能。1943年，萧军来到延安郊区的乡村，看到：“离延安仅只十几里路的村庄，竟像隔了千百里，这里的人民除开送粮草的义务以外，似乎什么政治上、文化上的宣传也接不到，看不出他们和这革命政府有什么思想、感情等联系。没有报纸，没有经常的宣传，一句话，看不到政府的工作，党的工作在哪里。”[59]时任延属地委组织部部长的李景膺则提供了一个数据：到抗战后期，延属地委下辖6006个自然村中，仍有1815个自然村没有党员。[60]也就是说，地处陕甘宁边区中心的延属区域，无党员的自然村占到30%。应付权力的现象也不在少数：“村农救会的名册，张王李赵应有尽有，再一注意会员年龄，发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一律是五十以上十五以下的老年和青年，没有一个壮年。工作同志到庄长那里—问，庄长很自然的说：把年龄随便改一改好了，没有多大关系。仔细一调查，不只年龄是假的，大部分姓名也是编纂［造］的，他们害怕上了名单，第二步就抽兵，于是想出这样巧妙的应付方法。”[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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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历史现场可以看到，中共政权当年对乡村的实际深入远远不如想象的那么顺利，许多地区“没有成立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新村长‘选’出之后，大家就不再管了，没有人去监督他，帮助他，村长事务过于繁重”。[62]冀鲁豫的观城县“一区包括63个村庄。村政权虽然也曾进行过改造，但实际成绩却不甚了了，村政权的结构至今未有任何变动，除23个村子是名义上的“村政委员会”之外，其余均是战前的形势。村长一个人独管全村的事情。”该区63个村，村长任期超过一年的只有11个，有17个村为1个月或少于1个月。轮流或雇用产生的村长34人。[63]由于要承担巨大的战争动员责任，村长往往成为乡人的畏途，冀鲁豫很多地区的村长在中共进入后仍然“大多数是轮流”，“有的一天一换，有的按地、按人、按牛轮流”，鲁西南的村长则“差不多又全部都是雇的”。[64]晋冀豫的状况也大同小异，作为政权的领导者，“支部同志知道掌握村政权重要，不能让人，同时又感到作村长太苦，工作太忙，太费时间，不能照顾家庭生产，生活太苦，因此大家互推诿都不愿干村长”。[65]内黄的调查显示，战争爆发后，“当村长不但吃苦，并且有性命死伤的危险。地主、富农都不愿当，而另找中农和贫农来当村长，并给以薪金。从此便开始了雇佣的制度”。雇佣制度下的村政权“不是新的委员制，也不是旧的保甲制，它是半封建半民主的复合状态。村政权是2个保长，1个自卫队长，3人组织成的。村长以下，不是邻闾制，也不是甲长制。当甲长的也不是固定的家长或族长，而是家族轮流担任”。[66]这样的村政权，虽然根基已经扎下，但并不能满足期望，中共检讨：“我们领导的村公所打板子比过去政权还厉害，因为动员任务多，支差多，群众积极性不高，村长动不动就打，个别地方有三天打了四十多个人的。”“党员当了干部，村公所连村警都成了我们的‘清一色’，因此，支差少些，负担少些，群众认我们这一伙是特殊人物，是他们的统治者”。[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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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长处就是，面对难局，他们了解困难、面对困难，并努力克服困难。战时中共采取许多措施，尽力把权力根基往下延伸，像劳动竞赛运动、卫生运动等，目的虽然多元，却都有助于中共权力体系的下探。更重要的当然还是政治权力的不断伸展，包括调整村政权组织结构，强化村政权职能等，具体措施包括：缩小行政区域，“使政府接近下层，适应战争环境和减少浪费人力财力。”[68]组织工作团等深入基层和乡村，协助乡村政权的改造和运作。规定：“各地委干部工作单位在县，工作中心在村”[69]，保证中高层干部和村基层的直接连结。建党和建政相须并进，规定地方支部是乡村政权机关、地方武装和民众团体的领导者，“党、政、军、民、学的工作都是支部所必须管理的工作”。[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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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在人，确保遴选符合要求的村长，“（把村长）视为政权主要干部”[71]，给予村长脱离生产的权力，是中共在乡村实现权力落地的最重要一环。如果说传统中国乡村基本处于自治状态，政权和乡村精英间形成妥协式分利的运作模式，中共进入后的最大变化就是培养了一批直接管理、授权的乡村干部，打下了权力渗透的管道，也为日后更大规模的控制和改造奠定了基石。如中共自己总结的：“干部不妨多些，不一定只限于几个人，一街一巷都可有个小干部。这样由小而大逐渐培养，……号召群众爱护干部，批评干部。随时进行民主教育，使群众在组织内有主人翁的感觉，能监督自己的干部。同时上级去了，要相信干部，也要检查干部。”[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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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进入乡村后，发动斗争的第一步常常是改选村长，具体方式各地不一，武乡的报告记载了到县里请愿要求改选村长的经过：“县长出来问：‘来干甚的？’大家悄悄的，过一会才有一个党员说：‘请愿！’县长说：‘选个代表’。推两个代表到前面。县长问‘什事？’‘负担不公，要求换村长’！……县长进去了，大家就喊‘不答应我们不回去’！最后答应了。”为壮大声势，请愿时中共常常有意“混进一些干部及工人帮助喊口号”。[73]通过这样合法斗争的方式，逐渐把村长变成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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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共想尽办法推出自己人担任村长，但可供挑选的干部人才实在有限，加之战争时期，多种利益博弈，要尽如所愿也不容易。河南长垣一个村“村长自抗战后，已更换3次。第一次系敌人于毕寨建立据点后，村长害怕敌人，不干了，又觅1人代替村长应付，此人忠实于敌人，企图充任全乡乡长，不久被人暗杀。村长对敌人不敢应付，又怕敌人，加之后来游击队活跃，常与出扰之敌伪作战，该村长恐被敌人抓去，吓死了。遂又换现在村长，经过选举仍是此人，现年50余岁，表面对我甚好，实系应付”。[74]控制紧密地区则容易出现过左问题。山阴县的报告写到，这一时期“干部们执行政策上有些过左。当时干部有这样一个观点干部不敢杀人的不是好干部，群众叫代县营黄肉铺，共计只黄营长杀的不下百人以下”。[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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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革命历史上，“左”常常不期而至。如中共自己所说：“斗争方式简单，内容一般过‘左’……干部已把‘左’的一套凝固化，形成习惯与意识，严重地脱离群众。”[76]吊诡的是，“左”固然屡屡带来问题，需要打开局面时，往往又成为难以抑制的冲动。抗战时期，由于实行统一战线，对地主、富农等农村财富阶层政策相对缓和，此时，损伤财富阶层，将利益向多数民众倾斜，尽管政策上需要面对“左”的风险，却有可能赢得更多民众的支持。比如当时民众喜欢的干部即为：“坚决体现群众利益，抓住了减租减息，‘左’些适合群众口味，生活艰苦与农民同，群众认为是自己人。”[77]不过，如果过度强调迎合民众心理，又有可能动摇到统一战线的基础，因此，具体政策常摇摆于“左”和纠左之间。这种摇摆因为关联着强大的追责机制，又会伴随干部的升降沉浮，其间，固然不乏因政策不稳定而无辜受屈的干部，但总的看，这种不断的错与纠错倒意外实现了对干部群体的锤炼，让他们更强烈地体会到政策灵活性的真实含义，摸索到在中共这套来回摇摆的机制下运作、生存并开展工作的方法。中共数次大规模洗刷、整顿干部，许多干部被淘汰，其间虽然免不了误伤，但对这样一支高度强调执行力的政治力量言，向前推进的需要会远远压倒个体命运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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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斗争中不断成长，是中共革命史叙述中常常出现的话语，这的确也是中共寻求发展、锻炼干部的习惯路径。邢台的报告讲述了1939年2月前中共在乡村开展几次群众性运动的概况，大致可以看出中共如何一步步将控制在乡村落实的：首先开展可望得到广泛支持的反毒禁赌运动，实施社会改造。青年人组成自卫队除奸小组，禁赌禁毒，“一般社会上层正义人士也都同情”，“至于以后反‘流氓’捉‘懒汉’、打偶像等行动，都是这种社会改造运动的继续”。[78]其次开展反贪污、反摊派斗争，进行政治改造。反贪污实质是“改造村政权斗争”，多由中共党支部组织，通过反贪污口号，“运用简单民主，罢免旧村长，‘保证新村长’（同志掌握）”。再次开展减租减息运动，进行权力结构再造。中共在邢台建立政权之初，即发出减租减息号召，这一号召在其与当地会门组织“红学”的争斗中，起了决定作用。1938年年中，减租减息得到更广泛开展，方法“多以自卫队检阅大会提出问题，呼口号，对象答复，不行即要求政府扣起来完结。如果对象硬，则多纠合群众，动员外村援助”。[79]这几个运动从社会问题入手，通过发动群众的方式，追求政治权力的全面覆盖，暗合中共以政治统揽社会的控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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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认同和仪式政治

作为一个意识形态政党，启蒙、教育民众，传播自己的理念，引导民众自觉自愿跟从，是中共始终不会忘记的努力方向。抗战让中共获得了合法地位，中共也表现出了强烈的进取态度，抗战开始一年多后中共在自我检查中说：“抗战的过程中是要打下建国的基础的，这一建国的基础是要改变了旧社会的基础的。在我们十八个月的工作过程中，我们还没有从基本上把旧基础改变，‘二千年的一座冰山’所造成的民众意识，已经开始在改变着，然而还没有被我们的工作造成基本的改变，这是我们工作上的最大缺点。”[80]中共的这种自我批评显示了其宏大的愿景，即不仅仅要取得抗战的胜利，还要改变数千年来形成的民众意识，这是以彻底的革命党要求自己的政治力量才会有的自我期许。与实践中的柔性软化和严密控制相须并进一样，改变民众的意识，中共也希望通过引导而不是强迫民众完成，如中共党人说到的：“组织群众有两个办法：一是动员法、一是‘捏鼻子’法。所谓捏鼻子法，就是不让群众知道为什么，做什么，就逼着他们加入救亡团体，这就等于捏住人家的鼻子，硬要人家参加。……政治动员就和这办法完全相反，首先要叫群众明白，为什么要组织，组织起来干什么，怎样去干。”[81]要完成这样的任务，政治、组织的楔入当然是核心要务，文化权威的转移则是达到这一目标不容忽视的环节，对于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高度统一的共产党人而言，文化权力的确立本为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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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中国还是世界，数千年来的政治发展都呈现浓厚的精英色彩，政治是少数人的事业，文化思想的阐释也为少数精英所掌握。精英教育下，人群的层级是先定的，黄敬精准观察到：“地主教育有很深刻的一套，乡村中的对联，都是宣传封建思想、英雄主义的，唱戏是小卒不行。在封建思想长期麻痹下被蒙蔽了，演《雷雨》时，警卫员说‘鲁妈和蘩〔繁〕漪最坏’。什么都能原谅，就是妇女偷人不能原谅。”民众在精英体制下，养成对既有秩序习惯性的遵从，相当程度上，这是要求变革的中共在文化上的最大阻力：“你借粮，群众发生的首先是应不应该借，有矛盾。肚子饿得要死，可不是应该借；可是宁饿死不做亏心事，人要有骨头，要本分到底，不能干那缺德事，这矛盾在那里斗争。”即便民众跟着去向地主借粮，那也是因为“肚子饿得实在没有办法了，并不是理直气壮。可是没办法，太不仁义道德了，是歪理，只好跟你去”。[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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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共的阶级划分，中农尤其是贫农应该是乡村中的被压迫阶级，具有较强的革命性，但中共观察到，中农、贫农“在根据地创造伊始，他们的政治及组织独立性尚未真正形成，政治积极性尚未真正发扬，因此一般地说尚未脱离地主和富农的控制与影响。……畏首畏尾，犹豫不决，表现着一副怯懦怕事的神情。有时对于已经卸掉的枷锁，似乎还有点恋恋不舍，对于已经减去的剥削，也似乎仍有无限留恋，表示于心不安或十分的不惯。这种说法似乎不近情理，但这种现象的存在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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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种局面的出现并不意外，19世纪开始兴起的共产主义运动，既是针对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也是呼吁被统治者打破传统命定论的思想革命。从苏俄革命开始，革命就不仅仅限于政治领域，同时更是思想革命。抗战中中共的论述是：“我们的任务是取得抗战的胜利，……同时要教育群众、启发群众的智慧，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这与依靠群众并不矛盾，但两者又不能混淆，要让群众知道我们的任务，我们才能和群众一道工作。”[84]针对普遍存在的安于现存秩序心理，中共要求在民众中展开潜移默化的思想教育，以掌握文化的论述权。冀鲁豫提出，这样的教育应该包括思想教育和阶级教育两部分，首先破除旧有秩序的思想束缚，让民众建立新的秩序观和社会向往，具体而言，思想教育的内容包括：“打破广大人民‘靠天吃饭’、‘事由天定’、‘命该如此’的宿命论思想”；“介绍今日苏联人民的生活，使广大人民对苏联有羡慕与景仰的印象”；“指出农民们过去所处的社会地位的不合理、现在所处的地位以及将来的地位”；“确定群众应有的人生观，应走的政治方向”。在此基础上，再展开阶级教育，告诉民众什么是阶级？阶级是怎样产生的？农民为什么会受冻受饿？怎么做可以不挨冻受饿？答案自然是：“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先锋队。我们要跟着共产党走。”[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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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很少接触外部世界、教育经历通常是一片空白的乡村民众，思想文化的灌输既困难又容易。困难在于他们心智启迪不够，往往固执己见，难以接受新的论述；容易则在其心思单纯，好像一张白纸，易被感染、浸润。在一种声音下，讲述者持之以恒，可以期许得到好的效果，如果给予现实利益，取得信任，则思想文化的灌输更为顺利。山东根据地谈到一个案例，鲁西某镇国民党控制区内，中共派出人员“借旧关系到镇子上工作。他初去时说的很简单，只是讲游击队除了给养以外，没有别的捐款，当兵的不欺负老百姓。这一点马上就一传十，十传百的传开了。以后他又进一步解释为什么好呢？就因为那里有先进政党、部队、民主政权，不像这儿一样”。中共人员的宣传逐渐激起民众对现政权的不满，“不久就进行了一次很小的经济斗争。哪知在这次斗争中有好几个老百姓被杀，这一来激起众怒，益发不可遏制，纷纷向游击区的军队请求帮助”。[86]山西武乡的案例则显示了实际力量的展现可以有什么样的影响：“负担是推在少数老财身上了，负担面缩到20—30%。由于强调工作纪律，强调限期完成任务，有些地方就在十天内完成了任务，但问题是很多的。支部决定谁出多少，举拳头表决，甚至通知一下就完事、挖窑洞——方式是非常恶劣的，也有不少不公道的地方，引起群众的不满。但是，因为把负担推在少数人身上，由于阶级仇恨及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等原因，群众踊跃的报告老财存粮的窑洞。经过屯粮，群众才明确的认识了老财不算话了。”[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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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灌输、引导既要审时度势，还要讲究技巧，中共在实践中总结出一套循序渐进的诱导方式：“1．深入群众了解群众，掌握了群众脉搏的跳动。如第一组突击那两个农民代表的时候，说到自己的身世和他们的家境苦况，直感动得他们感激涕零。2．用了讨论与启发的方法，减少了冗长干燥的宣传，诱惑的带问号，引起动机的娓娓谈话，给了群众以很大刺激。3．化整为零，化零为整，由团体发现对象，由对象调出深谈，得到了组织的收获。”[88]一般人在遭受切身之痛时才会对不公有深切体会，此时的宣传最能打动人心，当时报告写道：“讲到群众痛痒时，要予以深究回味的时间，使群众讨论。刺到群众之痛楚，群众一定会交头接耳，一加讨论就能激发其愤恨与情感。在宣传中为使上下呼应，接［结］合双方情感，在讲到群众之痛楚时，下面要先布置积极分子，激发群众的情感，使我宣传鼓动者的情绪与下层密切结合。……喊口号时可以用引导办法，利用催眠方式。”[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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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要有针对性，高鲁日记记载了一个事例：“一个雇工秋天揽工回来，挣了10个月的辛苦钱。回家后就病倒了，直到把挣的钱全花光了，病才好了。他说：‘挣来这些钱就挣来这些病，原因是穷人命苦。’一天，他将这事告诉了我们的同志。这同志不同意他的思想。‘你病的原因与命没有关系。你平常从地里回来受了热，吃的是冷饭，觉也睡不足，当然要生病。地主穿好吃饱，又不甚动弹，你说你们会不会生病呢？’这个雇工对我们同志的话虽然半信半疑，但他听了这些话流泪了。”[90]太行平顺的文件中还有一个更能代表宣传技巧的案例：“张井一个妇女，在访痛苦中访出她丈夫死是村干部害死的（灾荒年她丈夫是个小偷，干部扣过一次后，自己上吊死了）。后来我们的政治主任到她家里个别引导，提出你丈夫是怎样死的？（偷人家）他为什么偷人家呢？（穷）你们为什么穷了呢？（找到穷根子）结果启发得访起受剥削的痛苦来了，觉悟起来了，并向地主积极地斗争。”[91]这一宣传话语巧妙地实现了逻辑的转换，贫穷的原因不在个体自身，而在敌对力量，即便就心理层面言，如果抛开了先前被灌输的宿命论，人们也乐意寻找自己不幸遭遇的外在因素，这是心理自我慰藉的本能。何况这样的认知确有地位优越者霸凌弱势阶层的事实作为根据，当然更能打动人心。所以，随着中共话语的渗透，民众中渐渐出现这样的声音就顺理成章：“群众说‘过去他比咱高一丈，现在咱比他长5尺’；‘我们穷了半辈子，今天才知道是怎样穷的了’。过去是听天由命，现在知道迷信是不能解决问题，统治者给的穷苦，只有斗争才能得到解决，一斗即斗出粮食，这是个实际问题，‘慢慢地天就晴了’。”[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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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革命理论和策略建构中起到重大作用的刘少奇，曾把教育农民归结为新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提法，恰切点明了中共争夺文化领导权的理论自觉。他论述道：“应以外地农民起来的经验，以及苏联革命成功经验，给农民工人解释，说明不劳动者不得食。他们一了解了这个真理，会非常兴奋，……这就是以共产主义精神，以马列主义进行教育农民，这是新的启蒙运动，也就是阶级教育。”刘相信：“打破了这一关，农了［民］跟上我们走，就不会因为受一点波折而怀疑动摇。”[93]刘少奇说的启蒙，中共各根据地都在努力践行，比如冀中广泛设立教人念字的识字牌，冀中区政治主任公署特地制定了每个月应写的字句表，1940年5月应写字句包括：“我是中国人”“东北是我们的”“国共合作”“军民合作”“拥护八路军”“反对摩擦”“人人要识字”“不当伪军”“男女平等”“注意防毒”“要用边区票”等[94]，内容涵括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各个层面。冀中作家王林记载了他亲见的几个老马夫识字的场景：“他们用力地——比他们每人搬几百斤东西还用力地围着，用一种筋肉紧张的姿势，坐在铺干草的地炕上，围着小油灯在识字。”[95]根据地教育不断向普及方向发展，有人观察山西和顺的状况时发现，这里原来的学校变成了抗日学校，专门训练干部，包括农村文化教育联络员、失业学童、农救干部等，学校实际充当了文化交往场所的功能：“抗日学校在和顺县里简直还是个俱乐部，有文化娱乐室、抗日剧团等，地方工作干部把他作为休息娱乐的场所，经常在那儿集合。”[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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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俱乐部化、俱乐部教育化，本身就是抗战时期中共文化政策的趋向。无论政治还是文化，手段和目的的交错，都是系统思维下中共革命的显著特征。思想训练潜滋暗长，影响所及，常有出人意料的效果，在中国一般政治力量普遍不及于此时，尤其如此。当时的根据地，随着中共话语的不断深入，新型的观念文化逐渐生成，八路军干部刘荣写下其审美观的改变：“在我今天的审美眼光中，软弱与衣服穿得新鲜华丽，则为人所不齿。相反，健康、刚强、着衣朴素而清洁者，最令人可爱了。”[97]随着中共话语权力的不断渗透，群众对干部的要求也在发生微妙变化，太行区的材料显示，1938、1939年群众要求的干部条件是：“1.有知识，能斗老财。2.有办法，吃不了外村的亏。3.家里富，贪污了能包出来。4.会说话，能买好上级。”到了1940—1942年，排列顺序则为：“1.向穷人。2.敢和老财讲理。3.误起工。”[98]“向穷人”成为民众对干部的第一要求，这背后蕴含的就是中共阶级教育催化下，贫苦民众自我意识的空前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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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地的选举文化特别能够显现中共文化权威的转换和生成过程。1939年，中共改造乡村政权尤其是村政权时，采用了民主选举的方式。选举是民众权力的体现，是实现民主的途径，但是就中共的政治理念和实践言，共产主义为终极目标，民主只是这一目标的一个中间环节。相对于民主本身，中共对选举仪式的重视更加引人注目，无论选举前的相关会议还是选举的具体环节，中共都有自己的思路和布置。刘少奇指导根据地工作时特地强调：“成立农会，要悬榜，农民对于悬榜，非常重视。成立农会时，要准备旗子、标语、游行示威，县长、军队首长都要去出席农会，以视［示］对农会的重视，并讲话鼓励，送东西。”[99]理想化的选举状态应该是：会议召开要热烈，赞皇县召开农民代表大会时“全县任何一个村庄（离城二里的都来了）都有代表到会，都送有礼物，都举行了热烈的欢送代表大会”。[100]选举要保持庄严：“应尽可能地进行票选，这样既可表示郑重，再则不易发生流弊。如感到写字困难，可采用在候选人名下烧孔或画记号的办法。其他如投豆、扔石子、举拳头等方式最好不用，免被群众视同儿戏，破坏了选举的庄严场面。”[101]选举结果宣布后，应该有庆祝仪式或庆祝大会，“被选的村长骑上毛驴去游行，大家呼喊着，抬着各队的礼物，村长穿着别人送来的新衣，毛驴也打扮得花花绿绿”。[102]对仪式的重视，不仅仅是为了保证选举本身的公平，更重要的还在于让民众从选举中感受到自身的权力，熟悉中共的话语，体认到党是权力来源的中心。民主、群众运动和党，就是这样通过选举的仪式巧妙结合到了一起，民主选举成为中共在乡村社会贯注自己政治文化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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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面”

通过政治、社会、文化的全方位变革，中共逐渐打造了一个和以往大相径庭的乡村控制体系，其中最明显的变化是干群关系。1944年，八路军干部刘荣在日记中写道：“下午推碾子。老乡说：‘从前当官的人都见不到，现在你们八路军当官的又说又笑，还推碾子拉磨，真是少见呀。’”[103]同样的记载在中共根据地常常可见，“吃窝头小米，背行李跑路，穿老百姓的衣服到敌区工作”，几乎成为战时中共干部的常态，老百姓感到“现在的政府，不像个政府，像个群众团体”。[104]对于一个以群众路线为取向的政治力量言，这样的评判毋宁说是极大的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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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官员与民众的鸿沟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本然要求，对群众运动的强调几乎和中共降生同步，中共二大起就确立了组建一个大的“群众党”，“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的组织原则。[105]群众路线一直是中共念兹在兹的准则：“向所有工作人员反复教育，树立‘自上而下均是人民勤务员’的思想，把群众观点与‘从群众中来’的新方式教育每个干部。”[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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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近代以来的政治实践都有向下的特征，民众的参与得到充分重视，起码在理念上说，西方民主制度的设计和这一趋势是相互呼应的。共产党人承继了这样的趋势，又希望作出革命性的改变，民众不仅仅要参与到政治当中，而且应该成为政治的主导者，“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107]对中共的群众路线，经过长期灌输和教育的中共干部有深切体会：“离开群众我们一事无成。我们转变作风是关系到生死的大问题，是根据地能否存在、能否扩大的问题。一些干部站在群众之上，认为自己是管理群众的，这不行，要眼睛向下看，与群众打成一片。不关心他们就不能代表他们。”[108]眼睛向下看，是群众路线的要义，变管理群众为代表群众，这是群众路线的理想化要求，也是群众路线实现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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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共产党人的理解，选举制度固然提供了民众参与政治的机会，但毕竟是间接的民主机制，其间充斥着被操纵的空间和可能，通过群众路线实现政权和民众的直接连接，更具实质民主的意涵。为贯彻群众路线的方针，中共做了许多努力，既包括思想意识层面，也包括组织结构，特别在现实操作和落实践行方面下功夫，干部即为贯彻这一目标最直接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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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路线、亲民政治，落实的关键都在干部。中共建立了一整套的干部考核和评价体系，借此促进民众和干部的结合。模范干部的标准是：“能完成任务，不行政命令；真正与群众打成一片，事事领头干；不贪污，不浪费，不流氓习气与浪漫习气。”这一标准不是摆设，而是要落实到具体的数据当中：“村干部有100个群众真正拥护，县干部有1000个群众真正拥护。”[109]尽管中共没有提示取得上述数据的规范化路径，但制定数据本身，足以显示干部要得到群众授权的要求。刘少奇谈道：“在华中，派干部作县长，先不派县府，而派去做群众工作。在群众中工作做好了，有了信仰，由群众选他出来当县长，那就成为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领袖。”[110]起码就理论上言，与群众关系成为认定模范干部最重要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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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上面所说都是理想化的状态，任何政治理想落地都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战时中共新政权尤其如此。王林日记中记有：石友三的军队拿病的骡子强换老百姓的好马，还要老百姓给军队钱，换完没几天，马死了，军队又找上门要回换的骡子，“此事嚷动全村，所有老幼皆议论纷纷，最后最普遍的结论是：‘上哪里说理去呀，他又不是八路！’……百姓谈话常有这口头语：‘八路军也有坏的，国军也有好的。’”[111]这一段特别具有生活的气息，石友三军队强换骡子招致的议论以及村民自然而然将之与八路军对比，都体现了当年军民关系的实态，而“八路军也有坏的，国军也有好的”和另外材料说到的，民众“觉得并且常常说出来：‘八路军好一点’”[112]，其中的褒贬大体也是当时真实状况的体现。太岳的材料谈到政权和军队的种种问题：“部队到村买下菜(联办也有这种情形)，本来不重，也要找个民夫送一送。阳城县政府也看到了这个便宜，在今年2月以前，生火所用的煤也都是要使用民夫送到门口的(无代价)。此外送鸡毛信、送行李、带路这就是极普通的事了，现在也弄成习惯了。只要你能打上‘公家’的旗号，这些事情只要你在村公所一讲，就可以给你办到。”列举上述问题后，紧接着又判断：“幸亏过去这里的友军纪律不好，加之后来土匪顽府的不爱惜民夫更加严重，所以群众总的比较下来还觉得我们好。”[113]追求至善尽美的中共，对这种带有限制条件的褒扬或许不能完全满意，但当年的历史运动中，“好一点”透出的选择对历史进程可能产生的影响绝对不可小觑。事实上，当年民众对政治力量本来就未必有十全十美的期望，长期缺乏民权意识，习惯了不公，并一直被漠视的普通民众，权力意识薄弱，更无法理解民主的真实含义，传统中国塑造的青天形象是他们更现实的追求。当中共营造出公正的迹象、让百姓体会到自己存在的意义、民众亲身感受到官员就在他们身边，已足以令他们折服了。中共干部写道：“政府不得不在正月初一大催民夫，运送公粮。虽然群众近年来对过年已经看得撤蛋了，但不可否认的是，过年仍是一件天大的事。群众团圆之日不能团圆，怎能不怨声载道呢?所好者这次一区区长栗山、二区区长田丰也都扛着米袋与群众一道运送公粮，才算消了群众的怨气，群众普遍议论说：‘政府这也罢了，和咱们一块都不过年了。’”[114]在一个缺乏平等和公正基础的社会里，中共干部患难与共的姿态，就能让民众心服口服，这是已经拥有权力意识的后人难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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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和群众面对面，既减少了群众与政权间的距离，也让政权通向民众变得更为便捷。战争状态下，汲取资源以维持作战能力是无法回避的任务。中共是一个具有高度控制力且讲求效率的政党，集中财力物力以推进工作是这样政党的本然追求，因此根据地民众的负担并不轻松。1944年，山东在答复毛泽东询问时谈道：“对人民负担上，去年与今年公粮一般比四二年减轻了。去年负担占产量比例，地主占百分之三十，富农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中农占百分之十二，贫农占百分之五。今夏，鲁南地主减至百分之二十，富农百分之十六，贫农略增至百分之八，比四二年减低在百分之十到二十左右。”[115]可以看出，尽管1944年负担比1943年有所降低，但各阶层综合，乡村普遍负担应在10%以上。一些小的根据地负担更重，平西根据地民众负担“在极大部分地区，超过国民经济总收入百分之十，甚至个别村庄达到百分之三十”，战勤负担“最繁忙的村庄，自卫队天天服勤务，平均每人每月亦在十天以上。”[116]高鲁在山西河曲实地调查的数据显示，该县一区南园村“全村213户，应征户143户，免征70户，负担面41.78%，地主富家负担100%，中农负担96.3%，贫农负担30.76%，雇农工人全免，商人负担32.2%。[117]除雇农工人外，各阶层负担都相当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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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人寻味的是，尽管根据地民众负担并不轻松，但似乎并未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中共的支持度，之所以如此，当然有个比较问题，中共控制下的根据地比之日本和国民党控制区，相对负担还是轻一点，这就是山东报告谈到的，当根据地政权召集士绅开会时，士绅发言普遍“强调我党政民下层缺点，各自强调本住地区问题，一般的负担重。并说主力活动不积极。但当敌区士绅报导敌占区人民生活困窘，度日如年的苦状时，各地士绅觉如处天堂，转又骄傲欣慰，一片太平观点”。[118]中共在努力保证战争资源时，尽力注意保证民众的利益，强调：“负担政策是一切政策的基础，应再三玩味：‘假若老百姓因为负担过重而消极，而与我们脱离，那末不管我们其他政策怎样正确也无济于事。’”[119]这段话说得非常直白也非常诚恳，敌后游击战争必须高度依赖民众，民心向背关系到生死存亡，尽管争取民众的方法多种多样，但民众负担无疑是影响民众态度最直接的因素。既要汲取资源以保证战争和党机器的有效运转，又要照顾民众利益，中共的应对办法一方面是强调自身生产，通过大生产运动自我造血，尽力减轻征发；另方面则从征收的中间环节下手，强化征收效率，去除政权和民众之间的代理人，改变中间盘剥、效率不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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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打通了政权与民众间的联系，去除中间环节才有了可能。中间盘剥是传统征收体系的一个顽疾，山西武乡的调查显示：“人民缴田赋是按里甲交的，非经过几家大商号或衙门里的人不能封粮。因此，一两粮国家实收三元三毛三，而农民得出十元。”[120]中共根据地刚刚建立，就着手废除征发的中间环节，让征收机关直接和民众见面，要求：“田赋征收机关要到区里去，到下层去，在战争的紧急情况下，仍旧能够征收田赋。要把田赋册子弄出来，旧有的造册子的老办公人员要不惜重金的把他们请出来，提防他们乘机捣鬼删改册子。要抽出一部分干部让他们学习、弄清册子，准备以后替代。”[121]经过两三年的接收和转移，直接征收渐成趋势：“现在的征收，都是根据旧红簿进行的，不过征收方法与方式则是已经改为由村长代收，县区派人到各村流动征收了。彻底的整理我们准备在三十年开始。”[122]随后，各根据地进一步整理旧有田赋制度，尽力打破权势阶层的营私舞弊。高鲁日记记有如何进入村庄开展田赋征收改革：“按户登记土地。组织评议会（与公粮评议相同），倘有不合者可以清丈核实。评议后将土地分为甲乙丙等级。报区检查后即可开始征收。村应留有各户花名账薄，作为征收依据。……废止原有的田赋征收办法，改为村收，但征缴总数不变。田赋是收农钞，而非粮食。要对隐瞒土地不报或少报的人处以100元至6000元的罚款。”[123]经过整理，“大部分地区能做到按亩征收，纠正旧粮银的不公平现象，并且采取了直接征收制，废除过去地保粮头等中间剥削”。[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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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征收带来几个看得见的好处：首先，相比日伪和国民党控制区，中共的征发更有节制。政权直接面对民众，中间盘剥环节减少，获取资源时的交易成本大幅度降低，征收效率提高，这样既可满足政权的征发要求，又可适当控制征发额度。其次，政权充当强势调控者的角色，尽可能注意公平并保证付诸实施。相对富裕者需承受更多的负担，贫困阶层负担降低，这对占农村人口大多数的贫困者而言，是一个很大的善政。再次，严密组织，让征发更加公开有序，邓小平在太行强调：“改变派差办法。主力买骡子，自己运输。所有合作社一律禁要民差。要差必经军队及政府开条子。要差不给钱，准予群众告发。”[125]其四，严格控制村款等额外支出，冀中规定：“100元以上的开支，须先呈准区公所。”[126]建立村财政月报和预算制度，经过整理，村费开支“较前减少到60%至70%”。[127]其五，通过对村级政权的有效控制，利用村庄共同体进行征发：“根据各村地亩的数量来分配该村负担数字，然后以村公平负担办法分担之。”通过把负担分配给村庄，再由村民分解负担，形成村民间的利益博弈，这就充分发挥了村庄的熟人效应，保证村民间公平的同时也分化了村庄的共同体，使政府权力实施更可通行无阻。当然，这样做也可能存在村庄间的不公平，比如“各村的地亩或者是相等，但各村人口与富力并不一定相等”[128]，解决的办法，是进一步放大任务分解区域，由村庄内部扩大到村庄之间，乃至区、县之间，发动村、区、县之间相互检查，形成一个更大范围的利益博弈：“由村开始，使村中互相参观（实际上是检查），看哪个村做得合适不合适。区与区、县与县之间也互相参观。”然后再开会评议，“根据大家的意见，一分和一分要互相具体比较，公平与否，就能够看得出来”。[129]通过这样细致入微的措施，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对此，民众的反应是：“公粮交的多，但是公平的。”[130]权力下探、群众路线，造成政权和民众的面对面，面对面的结果，政权得益，民众也尚满意。这样的局面，或许对其他政治力量言，多少有些不好理解，却是当年根据地内可以感受到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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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抗战时期中共的权力运作，希望打破官员和民众间的鸿沟，权力出自民众，高于民众，又回到民众，让民众在权力的周转中，体会到政治力量带来的公平、公正，而之前的中国政治中，这些极为稀缺。中共能够做出这样的尝试，主要依靠的是严密的组织、严格的纪律、干部长期熏陶下的献身精神，以及敌后环境下须臾不可忽略的群众路线。敌后的现实环境保证党、政权、军队、干部能自觉遵从群众路线的方针，某种程度上，这和其自身的生存息息相关。如果仔细体察，可以发现，抗战时期的群众路线既出自于共产党人立足群众原则，也是整个党赖以生存的利益要求，这是其他时代难以完全复制的。同时，群众路线带有鲜明的中共意识形态色彩，群众路线中的“群众”不再是传统中国自治自为的社会人，而更多是经过政治力量组织的政治人，这是战时中共群众路线实施的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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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支政治力量，历史解释和经验累积都是一个不断丰富和变化的开放体系，具体的经验难免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失去光彩，由此沉淀的气质却往往影响深远。抗战就是中共气质大大丰富和变化的时期，对中共的成长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在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共高度强调策略运用，善用各种政治力量和政治方式，包括对选举制度的充分利用，使群众路线和选举制度实现一定意义上的结合。权力下探不是纯然的行政意义上的控制力下探，还有权力自上而下及自下而上的周转。控制和民主、亲民、群众路线等多个面向有机结合，在控制机器中贯注温情，权力运作变得柔性。仔细观察，中共抗战期间形成的气质，恰恰是变通的产物，这一时期中共的许多政策都是面对时势的妥协，对一个纪律森严、效率优先的刚性政党而言，这种妥协的成分不无中和的作用，有着意料之外的效果。由于这样的妥协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加之此时又值毛泽东确立领导地位及中共意识形态阐释逐步成型的时期，抗战的经验在日后得到高度重视。特殊时期的妥协政策养成的气质，事实上融入了中共的血液，成为中共历史资源十分重要的一部分。比如统一战线就是在抗战中取得巨大成功，上升到中共三大法宝的地位，使之无论在历史和现实中，都成中共理论和实践的重要一环。所谓党的成长，就是这样一个经验不断累积、气质逐渐丰富的过程，这对一个党的成熟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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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作为一个阶级政党，抗战时期的统一战线推展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统一战线和阶级判断间始终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中共的长处是，尽管这种紧张关系不可避免也会带来一些困惑和问题，但是他们还是以其灵活性相当程度地化解了这种紧张，而且在乡村控制体系层面，某种程度还将之变成了清洗、淘汰干部的一个由头，让留存下来的干部深刻体会到政策原则性和灵活性统一的方法。尽管抗战时期也存在“左”的问题，但这种“左”由于有统一战线的羁勒，或者说其本身就只有在统一战线背景下才会被视为“左”，因而倒是体现出原则和效率间的相互激荡和互动。这又是抗战时期权力下探的一个意外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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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的权力下探，和战时党、军队、政权、干部的利益一体化大有关联，统一战线又给了中共充分运用这种利益一体化的空间。中共的新社会，之所以为新，关键在于政治力量以空前强势的姿态进入社会，承担起社会改造的责任，并逐渐取代社会本身的职能。一个政治主导型社会由此降生。这样的社会，带来了严格的管理、高度的效率，保证中共政策的迅速贯彻实施，以及资源汲取能力的空前增长，战争时期，这样的管控效能特别明显。不过，社会本身毕竟有其自身运行的逻辑，政治力的过度管控也难免使社会运作失去弹性，由此带来的问题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可以逐渐看到。应该说，无论多么成功的经验，都有其一定的时代性，当抗战结束，形移势易后，抗战的经验固然仍可发挥一定作用，但必然会有一个递减的过程。历史的经验就是：所有的历史经验都是一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近现代史论”，本文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