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措汪杰：回忆扎喜旺徐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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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平措汪杰(平汪)  

1935年，由于外有几十万国民党强大军力的围攻，内因“左倾” 错误路线的影响，中国
工农红军从江西不得不做战略性退却，进行了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 长征。1935年在遵
义会议上，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克服左倾路线制定了正确的路线 ，从此，中国
革命开始转危为安。中国革命是在“第三共产国际”的纲领及其影响下进行的。根据“
共产国际”的有关规定，各国共产党都必须实行民族自决权的原则。中国革命在民族问
题上也基本上遵循这一政策，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其颁布的宪法
大纲第十四条宣言中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都有自决权，
直到各民族脱离中国建立自己的独立自由国家。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
属住在中国境内者他们加入中国苏维埃联邦，或者脱离苏维埃联邦，或者建立自己的区
域，均由各民族照自己的意志去决定……”(见《中国现代史资料》第286—289页)

    红军长征途中，在1935年8月5日的毛尔盖会议上，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决议中也指出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在少数民族中的基本方针，是在无条件地承认他们有民
族自决权，即 在政治上有随意脱离压迫民族即汉族而独立的自由权，中国共产党与中国
苏维埃政府应实际上帮助他们的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并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习马
克思、恩格斯、列宁、 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必须执行党的有关民族方面的政策。(见《
中国共产党教学参考资料》 第二批第5页)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
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这是毛主席在长征
途中的著名诗歌之一，诗中提到的金沙江和大渡河说明红军进入了藏区。写到了红军渡
过泸定桥，桥东一般指汉区，桥西为藏区，不远之处是著名的东藏地区的达孜朵（今康
定）。1936年红军长征路过藏区时，各路大军中，贺龙部队经德荣、巴塘、白玉、德格
地区也先后抵达甘孜。为了避免与国民党各地驻军直接交战，便经常从崎岖的山路、小
路绕道而行，到巴塘时，也未进城，从“东龙山”经过。1950年，在刚获解放的重庆，
我见到西南局的几位领导时，贺龙将军谈起当年经过巴塘时说：“从地图上看，你们的
巴塘像个大县城，不料从东边的山头往下望时，两河之间的巴塘县城和喇嘛寺却像个小
米粒那么大。”据说，胡耀邦同志当时是贺龙部队里的“红小鬼”，负责在民间搜集粮
食，因群众逃离躲藏，常留下一点现金或借条，写上待革命胜利后还账。

    红军抵达康北重镇甘孜，在此期间，根据党的有关决议，在朱总司令的倡导下，建
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博巴政府”，即“藏人政府”，惊动了国民党当局，这是他们万
料不到的事件 。根据史料所载，“博巴（藏人）依得瓦（中国政府）”革命党党纲共有
十条：

    一、打倒汉官、军阀和英、日帝国主义，没收其金厂、矿山、土地、财产，给与博
巴依得瓦 ；

    二、番人（藏人）独立，建立博巴依得瓦独立政府，博巴坐自己的江山；

    三、建立博巴独立军，保卫博巴独立；

    四、土地分给博巴依得瓦，分给谁种的就归谁所有，可以自由买卖，出租典当，奖
励用大地修水道；

    五、废除等级制度，博巴依得瓦人人平等自由，特别要保护妇女和青年；

    六、信教自由，还俗自由，喇嘛庙的土地财产不没收；

    七、解放奴隶，废除奴隶差役，取消苛捐杂税；

    八、发展牲畜，保护牛场牧地，改善牧民生活；

    九、减轻粮税，奖励商业，保护工人；

    十、联合红军和赞助博巴独立的一切团体和个人。

    （这是一份简要而朴实的极其珍贵的史料，见《国民日报》十三卷四十一期）

    经与各方面酝酿协商，甘孜寺第五世格桑登增·格达活佛任“博巴政府”主席，另
有其他上层著名人士担任政府各部领导。康北“德格地方王”的要员之一夏格刀登负责
外交，康南的巨商邦达多吉被委任负责财政，恭布泽仁（海正涛）以及扎喜旺徐等负责
军务。

    由于“博巴政府”是红军路过康北甘孜一带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虽经历
短暂，但在中国民族关系、在藏族问题上，对当地群众尤其是之后对藏族知识青年，在
思想政治上撒下了极其宝贵的民族革命种子。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对待历
史问题，便称为历史唯物主义观。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而具体真理又都
是以一定的时间、地点及其条件为转移或决定，离开了这一前提，任何是非曲直便无从
谈起，也不可能正确地加以评论。“博巴政府”及其纲领就是如此。它既体现了当时中
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遵循了共产国际所规定的民族自决权原则，并结合
中国民族问题和当地藏族的具体情况 ，成立了以格达活佛为首、康北、康南开明的上层
人士为主体的“博巴政府”。金沙江是当时国民党政府和西藏噶厦政府之间的临时边界
线。红军只经过金沙江以东的一些东藏地区， 而当时的金沙江以西，是拉萨的西藏噶厦
政府统治的地区。这里的“博巴政府”虽具有广泛的含义，但它首先指的是被国民党军
阀统治下的东部藏区而言。其次，有必要对当时党章规定的有关民族自决权作些说明。
有些不懂、不理解这一原则的人，往往要么避而不谈，要么任意曲解，或者画蛇添足，
对历史真相制造了模糊和混乱，包括“博巴政府”在内。

    伟大的思想家列宁曾经深刻地阐述过：“谁要是不承认民族自决权，那他不但不是
社会主义者，甚至连民主主义者也不是。”并说：“民族自决权对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
者来说，是其最高纲领，而对社会主义的共产党人来说，则是起码的不在话下的最低纲
领。”故根据民族自决权原则而建立的“博巴政府”，是当时当地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产
物。今天，任何对它的疑虑、非议和曲解是没有根据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再说，民族
自决权的实质是彻底反对民族压迫而不是无条件地片面地主张民族分离。正像反对封建
的包办婚姻而主张有婚姻自主权时，并不是片面地要人人离婚。因此，民族自决权是指
在民族压迫时期有权自主、分离、独立和在民族平等时期主张民族联合、团结、统一而
言，概言之，民族自决权是分离权与联合权二者的统一所构成。正像婚姻关系中有离婚
权和结婚权二者统一的婚姻自主权一样。可见 ，把民族自决权简单地等同于分离权，便
索性不提或是不敢提，乃是当今所谓理论家们的重大政治理论上的误区。换言之，若怕
民族分离，关键在于必须名副其实地实行在政治、经济 、文化上的民族平等原则(例如
，不能违宪、违法地以汉语文代替民族语文等等)，正如怕妻子离婚彻底克服大丈夫主义
一样，在此谈论历史上短暂的“博巴政府”时，作出如上简要说明显然是非常必要的。
今天，以民族平等为建国基石的新中国的历史条件下，主张民族联合 ，强调民族团结和
国家统一，无疑是正确的。但不能因此说明和证明在过去民族压迫的历史条件下，主张
民族自主、自由、分离和独立是错误的。遗憾的是，当今一些所谓的民族问题的理论家
和有关负责人在评论这个问题时，往往离开了问题的不同前提，不顾起码的逻辑， 把不
同历史条件下的不同主张混为一谈或片面地加以强调。在这种是非混淆的错误思想的影
响下，当今的一些所谓的史学家，站在反动派的立场上，却把血腥镇压边疆各族人民的
各边务大臣(如血腥千里、遗臭万年的赵尔丰屠夫等等)和反动军阀，歌之颂之为维护祖
国统一， 捍卫国家利益者。与此同时，竟然把反对民族压迫，争取民族自由和解放而斗
争的革命者， 贬之斥之破坏祖国统一，损害国家利益者。这种极其错误的论调和做法是
令人惊讶的，有关方面应引起警觉和关注。历史是不会忘记的，也不应该忘记。在谈论
红军长征和“博巴政府 ”时，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在东藏的甘孜、阿坝地区，分别参加
红军北上抗日的，有一批有为的青少年。他们当中的扎喜旺徐、桑吉悦西(天宝)、萨拉
、孟泰、罗德干、郭锐、杨东生 、王寿才、胡宗林等，他们是我们雪域藏人中首批参加
革命事业的康巴小伙子，我们以此为荣。由于当时当地社会条件所限，他们几乎都没有
上过学，文化低，跟随红军后，在革命队伍中一边做革命工作，一边补习文化。经过多
方补课，逐渐成为有觉悟、有思想、有才干的民族干部。

    1939年，我和根曲扎西(甘南拉卜楞)、昂旺格桑(康南巴塘)、喜饶(青海西宁)、马
甲顿珠( 拉萨)等，在重庆蒙藏学校，首次建立了“藏族共产主义革命小组”及其有20多
位同学参加的外围组织“各地藏民青年旅渝同学会”(见贡唐仓·丹贝旺旭著《活佛的世
界》一书第72 页)。我们曾以党小组的名义，给革命领袖斯大林同志和毛泽东同志写了
致敬信。之后，在重庆期间，秘密与苏共、中共、后来在西藏也与印共取得了联系。继
之参加的党组成员还有扎堆(康北德格人，跟随红四方面军，后留在藏区未能北上)、刀
登(康南巴塘)、曾曲扎(巴塘)、恭布泽仁(滇西德钦)等，之后还有一批参加党和盟的青
年，他们基本上都是知识青年 ，是从书本上学习马列主义后，自觉自愿地建立了党组织
及其外围的革命组织，在藏区从事于民族民主的革命活动。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取得胜利后，根据国内外局势的重大转 变，我们结束了在藏区近十年独当一面的革命活
动。1949年8月，我等经与中共滇西地委协商，决定将“藏共组织”改组外围组织“东藏
民主青年同盟”。从此，数以百计的藏族知识青年的党员和盟员杨岭多吉、扎西泽仁、
洛桑茨村、江村罗布等，先后分期分批参军参政， 成为解放西藏、建设西藏以及西康建
政工作的民族干部的骨干力量。解放初期，我们才听说 还有一批比我们更早参加革命的
上述跟随红军北上抗日的天宝、扎喜等藏族同志，我们知道 后，对他们十分尊敬和爱戴
。他们当中，我第一个见到的是天宝同志。那是1950年元月初， 巴塘地下党与中共中央
取得了联系，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到苏联与斯大林、莫洛托夫签订中苏友好条约，我奉
朱总司令电令由尚待解放的巴塘，抵达刚被人民解放军第十六军康定军分区司令樊执中
、政委苗逢澍指挥下获得解放十多天的东藏重镇康定时，正逢进军西藏的十八军先遣部
队52师也抵康定，次日拟继续西行，前往甘孜和德格一带驻防。当晚，52师师长吴忠等
来看望我，后来才知道同来的还有天宝同志。吴忠问了我很多西藏的情况和问题，我便
未能与天宝等同志多交谈。我到重庆后，见到中共中央西南局邓小平、刘伯承、贺龙、
王维 舟等领导同志后，经西南局决定，便担任主管西南川、康、滇、黔及西藏五省区的
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共西藏工委会委员。邓小平代表西南局指示，经研究决定，天
宝和我对调， 让我随十八军进藏，天宝留在康定主持康区(地专级自治区)的建政工作。
此后，我和天宝、 萨拉等同志有机会多次接触。天宝和萨拉虽自小离开家乡已十多年，
但他俩交谈时仍用流利 、地道的古藏语的家乡话，一般藏人几乎听不懂。1950年昌都解
放后，我兼任中共昌都分工委副书记(十八军副政委、中共西藏工委委员王其梅兼任昌都
分工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其梅为主任委员
，阿沛、帕巴拉等也同是副主任委员)。1941年，我奉西南局指示，负责陪同阿沛·阿旺
晋美为首的西藏噶厦政府和谈代表团 到北京。中央民委交际处的工作人员彭哲作翻译工
作，他后因口音问题，只担任代表团的生活翻译。彭哲曾在喜饶嘉措大师处学过藏文，
他向我介绍了扎喜旺徐在青海的一些情况。彭哲说：“青海省委统战部让扎喜做在青海
的原担任过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著名学者格西·喜饶嘉措大师的工作。一天
，他到大师家后，便高声问：‘喜饶嘉措在哪里？’里面的大师闻后便问：‘是谁？’
我们说是扎喜，这时他推门而进。大师怒气腾腾地指着扎喜说：‘确扎喜!扎麻喜!(扎喜
是吉祥的意思!你这个扎喜不吉祥!)’这段对话当时流传了一阵 。在内地久呆的扎喜同
志，虽然开始说了一句按我们藏人规矩稍欠恭敬的话，但大师和他相交后，逐渐成了莫
逆之交。”从彭哲的谈话里，我才首次知道扎喜旺徐同志和他的一些情况。后来，我又
得知扎喜旺徐被派到果洛工作。他曾带领果洛的上层人士到内地参观。解放前，整个安
多地区都是马步芳(回族)军阀的残酷统治之下，青海藏区各地藏族上层首领，先后都被
马家的军队一一征服，惟独果洛地区，无论马步芳怎样征讨，始终打不进去，一直到新
中国成立前后，果洛是个名副其实的“独立王国”。1949年9月初，马步芳父子(马继援
)终于逃离西宁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青海。不久，以扎喜旺徐为首的工作团到果洛
地区， 果洛获得和平解放。当时流传着一句有名的笑话，果洛的一位主要上层首领严肃
地问扎喜旺徐：“到底是你们共产党的中国大？还是我们果洛大？”扎喜后来担任了果
洛的第一任州长，卓有成效地展开了当地的各项工作，打开了整个地区长期的封闭局面
。1954年，达赖、班禅两位大师到首都北京，具有历史意义地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大会
议，亲切会见了毛主席、少奇同志、周总理、朱总司令、陈云及小平同志等中央领导。
后来到全国各地参观，达赖喇嘛方面，中央指定由全国人大民委主任刘格平和我及西藏
的徐淡庐等陪同； 班禅大师方面，由中央民委副主任刘春及西藏梁先贤等陪同。两位大
师一起先后到整个藏区东部两大黄教的中心，即甘南的拉卜楞和青海西宁的塔尔寺，安
多藏区各地成千上万的藏族群众纷纷前来朝拜，摸顶祝福，盛况空前。争先恐后前来朝
拜的群众拥挤不堪，有时甚至有多人被压伤踩死的现象。两位大师在青海期间的接待工
作由扎喜旺徐等同志负责，任务重，工作量大。由于两位大师都出生在青海，而西宁塔
尔寺又是整个藏族社会最具世俗权威的教 派即格鲁巴(黄教)祖师宗喀巴大师的故乡。因
此，两位大师有机会回到故土做佛事活动，在各方面都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和情感。在此
期间，我便多次与扎喜旺徐同志相见和交谈。彼此 之间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在青海
的干部中；他是惟一外地来的藏族领导干部，而且参加过红军，到延安学习过，这样的
藏族干部凤毛麟角，且他又是个敢说敢做敢于批评和提意见的人，所以在当地干群中知
名度高，很有威信。尽管他不识藏文，汉文程度也较低，但因其雷厉风行的作风，尤其
是资历摆在那里，大家又爱他又怕他。

   1956年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中央派出以中央政治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
外交部 长陈毅元帅为首的庞大的代表团参加，包括中央和各地来的中央民族歌舞团、武
汉京剧团， 重庆杂技团及其他随行人员约800人，成员中有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代表及
各省、市、区的 代表人士，其中也有康巴、安多的著名人士，如扎喜、天宝等。我是西
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仅有的藏族党员委员，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由国家民委党组书记
汪锋推荐、担任陈毅元帅 此行的特别顾问。代表团从北京出发，到西宁后休整了几天，
然后坐汽车，沿青藏公路，经格尔木、黑河，到拉萨。陈毅元帅在途中写的一首诗里有
这样两句：“明日拉萨会亲友，汉 藏一家叙别情。”扎喜、天宝和我等同行，我们早晚
相见，一起参加了各项庆祝活动。扎喜虽然和达赖喇嘛及其噶厦官员有所接触，但彼此
没有多交谈过。和班禅大帅及其堪布会议厅的官员就有所不同，他们是老熟人、老朋友
。扎喜到日喀则或在拉萨，常与班禅大师等畅谈 。

    藏族自古以来流传着这样一句带有共同民族文化及传统的共同心理素质的说法，即
藏族是由 “上阿里三纲、中卫藏(前后藏)四若、下多(安多)康(西康)六岗”的三大地区
所构成。

    深谋远虑的陈毅元帅到西藏，对各方面的基本情况都有所了解后，显然从长远的战
略高度有所思考。他在一次党内的高干座谈会上讲话时说： 应该向中央建议，将拉萨作
为首府，以西藏自治区为主，并把被分割在邻省的川、康、滇、甘、青的所有东部藏区
，建立一个统一的藏族自治区，这既照顾了藏人的普遍心愿，对藏族发展有利，又对汉
、藏的亲密团结、国家的统一和巩固都有极大好处。陈毅元帅边说还边指着的中国大地
图……这是令人难忘的极其重要的一席谈话。当时在场的除中央来的和西藏的汉族领导
同志外，藏族的有天宝、扎喜、杨东生和我。陈毅元帅的这一高瞻远瞩的重大设想，不
仅对在场的汉族干部有很大启发和教益，我们这些藏族干部听了更加兴奋，深受鼓舞。
从北京到拉萨，我经常与陈毅元帅在一起，不时回答他有关西藏的各种提问。扎喜、天
宝和我交谈时，都感到陈毅元帅的性格像我们康巴人，坦率、耿直，他的政治理论水平
很高，真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元帅。令人难忘的是，当代表团到西宁时，正逢赫鲁晓夫在
苏共中央全会上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传达后， 对党内外干部思想政治上一时造成
了震惊和混乱。陈毅同志为此在其报告中作了极其重要的讲话，他说：“老师也会犯错
误。但斯大林的功大于过。仅以反法西斯的二次世界大战而言 ， 在斯大林的统率下，
作为世界大战主力部队的苏军，朱可夫元帅的部队炮轰柏林后，德国元首希特勒在地下
室饮弹自尽。世界大战便接近尾……”陈毅元帅的精辟分析令听众无不心悦诚服。有人
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1951年，中央与西藏和谈时，按周总理和李维汉部长的指示，我临时担任整个和谈
过程中的政治翻译。中央和西藏在许多方面有很大分歧甚至有过激烈的争执。但是，最
后终于取得了共识，签订了著名的“十七条协议”。当时，毛主席说过一句言简意赅的
话：“今天， 在新中国，我们是一家人，家里的事商量着办就能办好。”这句话不只是
当年，而且对以后我国的民族工作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根据陈毅元帅的上述有关统一
藏族自治区的讲话精神 ，中央有关部门成立了以天宝同志牵头的西藏及青、甘、川、滇
五省区协调工作组，并由四川省委统战部的张成武同志担任秘书长。但后来，由于国家
整个政治气候的“左倾”并且愈来愈严重，这件五省区协调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1957年，全国人大会议结束后，经中央同意，由全国人大民委、国家民委领导主持
，在青岛召开了民族工作座谈会，还未去青岛之前，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动员会
议，出席的有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参会的所有少数民族代表和委员。由国家民委党组书
记、副主任汪锋作了报告，号召大家在会议上要畅所欲言，对民族关系等方面存在的问
题，可以大胆提出各种 批评或建议，一再宣称并庄严保证，对提意见的人决不抓辨子、
坐冷板凳、打棍子、入档案，总之，保证“决不秋后算账”。

    在青岛会议上，根据民委领导的号召，许多代表和委员，便纷纷在各自的小组会上
发言，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批评和建议，在反映出来的各种问题中突出的问题是：在民族
自治地方普遍存在的“少数民族当家、汉人作主” 的局面。其次，对少数民族干部的不
信任，即使任用也不重用。在这方面举了很多很多实例。比较大的问时题是新疆的同志
提出，要求中央实行某种苏式的体制，即建立自治共和国。在大会上，许多代表和委员
发了言，但藏族的天宝、 杨东生和我都没有发言，阿沛和格桑旺堆等代表人士也没有讲
话，惟独扎喜旺徐用他一贯响亮的、带着口音的汉话作了简短发言，引起众人的注意。
记得他只谈了一些民族工作中值得 注意和需要改进的问题。周总理在会上作了总结式的
报告，对民族工作和民族关系方面的问 题作了激动人心的重要讲话，也对一些具体问题
作了必要的解释。对于新疆同志的意见，未作任何批评，只是从正面谈了我国不宜实行
苏式体制的理由。周总理说：中国的民族结构和民族情况与苏联有所不同，是“大分散
，小聚居”等等。对于这个问题，实际情况是，过去旧中国的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在实
行“分而治之，以夷汉化” 为目的的大汉族主义反动政策的策引下，把本来是地理上相
连的大聚居的各少数民族，如藏族、彝族、苗族、土家族等，分割在各邻省、区。解放
后，由于沿袭了旧的行政区划体制，一些民族问题专家，便对中国的民族情况做出了所
谓的“大分散，小聚居”的以讹传讹的错误结论。

青岛民族工作会议，中央非常重视，周总理做了重要政治报告，毛主席也到青岛与大家
亲切相见、合影留念。会议结束后，代表们便返回各自省、区。阿沛秘书长和他的女儿
龙锐，我和我的妻子、女儿、大儿子平康共6人从北京经西安飞抵西宁，当时，西藏除了
噶厦政府外，自治区筹委会是带有半政权性质的过渡性的政府，筹委会的主任委员是达
赖喇嘛，副主任委员是班禅大师和张国华。主任会每三个月才举行一次办公会。平时，
日常的领导工作由秘书长会议负责并决定各事项，噶厦方面由阿沛作为代表任秘书长，
班禅堪厅方面由扎萨?拉 敏益西楚称作为代表任筹委会副秘书长，我是昌都地区解放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作为昌都地区代表，担任自治区筹委会副秘书长兼筹委会办公厅及各
处室统一的党组书记。因此，阿沛和我便急着要赶回拉萨，以便主持筹委会日常的各项
工作。

青海省委领导非常关心我们，为了安全稳妥，经研究，由西北军区特派一位老练的空军
团长驾驶一架军用专机，拟将我们送到拉萨当雄机场，因天气恶劣飞机起飞多次，又不
得不中途返回西宁等候。从西宁坐汽车回拉萨的人，也陆续先期抵达拉萨，但我们还在
西宁等候 了约20多天。在此期间，我们的参观、娱乐等活动，都由扎喜旺徐同志负责并
陪同。在一次省委的小型宴会上扎喜望着省委书记，轻轻用藏话对我说：“我们的这位
头头很厉害……” 后来才知悉，这是一位有名的极“左派”书记，他的名言是“把‘叛
乱’消灭在预谋中”。 这便是改革前，先让人家来开会，而后将参会的代表当作人质扣
留，强令他们和其下属群众上交历来民间所有自备枪支。一向酷爱骏马和枪的藏人，怎
会轻易上交想方设法高价买到的枪支呢?加之未能作好必要的协商工作等，因此，在尚未
着手改革前，便先后纷纷打了起来 ，之后，进行“平叛”。

在西宁等候了20多天后，终于勉强飞抵拉萨当雄机场，那天差点出了事，机身不见阳光
的一侧翅膀上积雪过重，失去平衡，几次猛上猛下，驾驶员来回张望机翼上的积雪，舱
门猛烈摇晃，嚓嚓直响，随带的瓜果、行李等滚来滚去。飞抵机场时，驾驶员全身已经
汗透，说：“多年驾机，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险情”。

政治气候的突变是惊人的。前面提过，那位国家民委的负责人在青岛民族工作会议前，
在动员大会上，赌咒发誓，对提意见的人，决不秋后算账。但刚过几个月，局势一变，
他又来了个180度的急转弯，在全国政协礼堂慷慨激昂地作了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报告。
之后，全国便掀起了如火如荼的反右、反地方民族主义运动。在占全国总人口90%多的主
体民族的汉族没有一个大汉族主义的情况下，而从占全国总面积65%以上，人口却不到1
0%的55个少数民族中，却揪出了数以十万计的所谓“地方民族主义分子”，而这些“地
方民族主义分子”中， 又几乎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进步的知识分子，甚至有许多
二、三十年代的老干部， 也有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当时，人们这样议论：“仅以青岛
民族工作会议上所反映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实际情况为据，要整民族主义的话，首先应该
整大汉族主义。却偏偏相反，整了少数民族，这是民族关系上严重的一个是非颠倒。再
说，如果要整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和民族情绪的话，应该是少数民族中被改造而失落的
上层人士。可是千千万万个挨整的所谓的“地方民族主义分子”中，却几乎没有一个上
层人士，这又是阶级问题上最明显的一个是非颠倒 。”这次运动的实质，便是在民族问
题上和阶级问题上的两个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在藏族人中，参加过红军北上抗日的屈
指可数，而我们的扎喜旺徐同志在这场运动中也被批斗、挨整，“三撤三留”，即撤除
中共八大代表、青海省委常委、书记处副书记职务，保留全国人大代表、青海省委委员
、副省长职务。

1958年初夏，我参加完全国人代会后，回到成都，去看望了在成都附近的西藏军区八一
幼儿园的两个孩子后，正准备飞回拉萨，突然接到中央驻藏代表、中共西藏工委书记张
经武同志的电话，说有事要我速回北京。回北京后，张对我说：“你的工作可能有变动
，等中央书记处定后再通知你……”。我和张经武、张国华、谭冠三等西藏领导，从19
50年起相识并共事多年，相互关系融洽，暇时一起散步、下棋、打牌等，可谓亲密无间
。由于我是仅有的西藏工委会藏族委员，他们对我便格外关照。但这次回京后，我感到
其态度有点不自然。这时，全国正在掀起反对地方民族主义高潮，少数民族干部挨批挨
整的消息到处流传、比比皆是。 而事后我才知悉，西藏工委副书记兼统战部部长范明(
我是副部长)和国家民委党组书记兼副主任汪锋正在紧密磋商，他俩私下决定着我的政治
命运。十多天后，张经武让我到他家去开会，传达中央书记处的决定。在场的有西藏工
委副书记、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国家民委党组书记汪锋临时借故未参加，让副主任
兼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刘春出席。张经武说：“经中央书记处同意，你现调离西藏，由国
家民委安排工作。一边工作，一边自我检查思想。 ” 我当即问：“我检查什么?我应该
检查什么?”他们面面相觑，一时说不出什么话。在我的催问下，张经武说：“噢!去年
在青岛民族工作会议上，听说你主张把西康的德格县划给西藏的昌都地区，趁此次运动
你应该好好检查这个问题嘛!”于是，我当即解释：“这是个大误会，这个问题是小组里
德格的格桑旺堆副主任提的。在小组会上，我还对此问题进行了解释和说明，全组便同
意我的观点，未予通过。而阿沛提出，甘孜地区改革时，希望中央多关照 藏区噶举(白
教)的中心寺庙，即德格巴邦寺，此事全组同意了。但当时的记录员，统战部的工作人员
任仁的整理上报材料时，把上述小组未通过或通过的两件事弄混了。周总理到青岛的第
二天，召见阿沛和我汇报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工作时，首先问的就是德格这个问题，我
将实际情况向总理作了简要汇报后，总理便说：‘呵!这是记录上的误差，就不谈它了。
’ 然后谈了一些其他问题，并让阿沛和我下午陪总理上军舰检阅海军舰队。因此，关于
德格划昌都的问题，问阿沛、杨东生和格桑旺堆，就可以了解事实真相。再说，又不是
划给国外! ”

听了我解释后，张经武只是说：“噢!噢!”，接着，在我一再问还有什么问题后，张国
华说：“1950年进军西藏时，你托运的书籍中听说有列宁的《论民族自决权》一书。你
也趁这次机会检查一下思想嘛!”我回答说：“看革命领袖的书也要检查吗?”再问刘春
时，他也说不出什么。这样，决定我的政治命运的，能搬出来的就是德格问题和这本书
的问题了。既然事情有关领导已如此定了，中央也同意了，我就未再多言，也感到言而
无用了。显然，在全国反地方民族主义的浩大声势下，西藏的这两位正、副书记，在国
家民委党组书记的授意和策动下，并报批中央后，干脆一劳永逸地把我调出了西藏。从
此，我便告别了整个青春年华为 之奔波、奋斗近二十年的雪域康藏高原。

第二天，我去看望相当熟识并常有往来的汪锋副主任，因为中央同意我的工作由民委安
排。 虽然当时的国家民委主任由乌兰夫兼任，但他平时在内蒙古自治区，是那里的书记
和主席，国家民委的工作事实上都由汪锋负责和主持。汪锋一见面就强调此次反地方民
族主义的重要 意义和紧迫性等等。他以惋惜的口气说：“虽然许多同志都出了问题了，
但该保的还是要保嘛!这是党的利益所要求的。你们藏族的高级干部，主要的是西康的天
宝、青海的扎喜旺徐和在西藏的你三个人。要天宝一边工作，一边自我检查。你也一样
，安排在原新疆省主席包尔汉为所长的民族语言研究所任副所长并作自我检查。扎喜旺
徐的问题最严重，由我多次给 青海省委电话交涉，最后才商定，便‘三撤三留’。中央
对你们三个人总的精神实际上是爱 护你们的，是保护过关的……”言外之意，我们应该
因此感到幸运和知足。

是年夏，扎喜旺徐因事到北京出差，记得住在同仁医院背后的新侨饭店，见面后，他以
沉痛的心情，跟我谈了他在青海被多次批斗的经过，并提及自己被‘三撤三留’的结局
。然后， 十分关切地询问我怎样?我便对同病相怜的知心好友扎喜同志说：“我的遭遇
实际上是五三年开始的。解放初期，进军西藏的主力部队是以张国华为首的十八军的西
南方面的人，其所属的分支，是以范明为首的独立支队的西北方面的人。党内领导同志
之间对西藏工作重心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即西南方面根据中央的有关精神，认为应以达
赖喇嘛为首的统治西藏三百多年的噶厦政府为重心，西北方面认为应以班禅及其拉章为
重心。我是中共西藏工委7名委员中惟一的藏族委员，在范明眼里，是西南方面的人。范
明便向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反映，因我曾以藏共身份与苏共、中共、印共等有过关系，故
以‘党籍不明，需要审查’为借口作文章，1953年，有意让我负责带队以功德林为首的
西藏佛教代表团到北京时，范明便乘机设法将我留在北京，在中央民委政法司担任领导
工作。1954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代会，达赖、班禅两位大师也参加了会议。过藏历新
年时，在两位大师宴请中央领导的宴会上，毛主席自己就平汪应回藏工作的事，当面问
了两位大师，得到一致赞同后，便当即告诉民委党组汪锋 ，让我仍回西藏工作。毛主席
的话谁也不敢违背，我被调离西藏才一年，又回西藏。但整我的人‘一不做，二不休’
，几年后，又趁这次全国反地方民族主义运动，用他们的话来说， ‘是再次调虎离山。
’虽然西藏是以达赖喇嘛为首的噶厦地区，我谈不上是这里的‘虎’， 但个别别有用心
、违法乱纪的人，借机为消除其心腹之患。便采用不打草惊蛇的办法，巧妙 地算计了我
。将中央‘以保护过关’的处理办法通知了达赖喇喇和阿沛，还通告了其他党内藏族干
部。我没有受过任何批斗，表面看来温和、平静，但实际上我在西藏党内外的职务都被
一一去掉了，连全国人大代表也没留下。现在仅仅是一名要自我检查的普通共产党员和
民研所副所长，由政界到了学术机构。”扎喜旺徐听后，非常惋惜地说：“糟糕!糟糕!
你是我 们藏族高级干部中有名的知识分子，太可惜了!太可惜了!……”这是我进秦城被
单身囚禁18 年的冤狱之前与扎喜旺徐同志的最后一次见面。党内的矛盾和斗争，有时超
过党外甚至与敌对势力的斗争。那些整我的个别领导同志，把我打入“冷宫”后还是不
放心，进一步以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心情，最后以“有严重的政治问题(即怀疑搞藏族独立
)，需要隔离审查”为借口，向中央报告后，居然把我送进了世间罕有、与世隔绝的漫长
的秦城单身牢房里。

在此，有必要谈谈关于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问题。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究竟是要反大汉
族主义还是要反地方民族主义的问题。区别这两点，乃是民族问题上的大是大非问题。


首先，革命导师列宁在其《论民族自决权》等有关著作中说过：“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
者， 他们是国际主义者，而不是民族主义者。但民族主义必须区分为大民族的民族主义
与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大民族的民族主义实质上是进攻性的，奴役性的，因而它是非正
义性的。而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实质上是防御性的、自卫性的，因而它是具有正义性的。
因此，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在民族问题上必须站在小民族的民族主义方面，而不是相
反地站在大民族的民族主义方面。区分这点，乃是马克思主义在民族问题的政治立场上
正确与否的根本问题。”

毛泽东主席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中指出：“今天，大汉族主义思想与地方
民族主义思想都是旧社会留下的残余思想，两者都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这两种思想
都必须加以克服，否则，会损害民族的团结，国家的统一和巩固。但关键在于克服大汉
族主义思想。 ”

刘少奇同志在1954年《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由于过去反动统
治阶级的影响，在汉族人民中，以致在汉族干部中，还存在一种大汉族主义思想。例如
，不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不承认少数民族有宗教信
仰的自由 ，不承认少数民族有管理自己内部事务的权利，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而不尊重
少数民族干部 ，不同他们商量办事，不相信他们能够在实际工作中提高自己管理各种事
务的能力等等。毫无疑问，这种大汉族主义的思想和行为，必然会起破坏民族团结的作
用，也完全是我们的国家制度所不允许的。汉族人民和汉族工作干部必须随时注意克服
大汉族主义思想。当然，在各少数民族中也存在着一种地方民族主义的狭隘思想，也要
注意克服，否则，对自己的发展也是不利的。”

周恩来总理在青岛民族工作会议等处也曾一再指出：汉族统治者在历史上对少数民族做
了许多对不起的事，欠了债，把他们赶到高山上和边远的地区，今天，我们应该以还债
的态度来对待少数民族……又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捍卫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军队，而
不是也不应该是过去统治者的压迫少数民族的远征军和侵略军……

邓小平主持西南工作时，在《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报告》中说过：“只要我们真正
按共同纲领去做，只要我们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们，抛弃大
民族主义，就可以换得少数民族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就是由于大民
族主义而来的，就是大民族主义的直接反应。今天，我们不能首先要求少数民族取消狭
隘的民族主义，我们应当老老实实地取消大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一取消，很自然地便
换得了他们取消狭隘民族主义。两个主义一取消，团结就出现了。”

列宁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的话，尤其是列宁这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
教导，乃是对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区别以及对民族主义本身的两种性质的区别，是马
克思主义民族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和立场，因而，也是在民族问题上，识别真假马克思主
义观点和真假共产党人立场的分水岭和试金石。

“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评价任何重大言行的是非问题，更不要说政治运动，必须有
根有据。由此可见，五十年代中期，狂热的反右、反地方民族主义运动，从理论到事实
，究竟搞对了，还是搞错了。根据上述革命导师和领袖的谆谆教言和民族工作、民族关
系的实际情况，就不言自明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实事求是的
原则，对“左倾” 机会主义错误路线下的各种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包括反右、反地方
民族主义，除个别事件外，几乎都一一平反昭雪了。

光阴似箭，1980年5月，在邓小平、陈云、胡耀邦、冯文彬等同志的关怀下，我的冤案问
题得到彻底平反昭雪，不但我个人重获光明，而且以我为主要负责人的各组织及其数百
藏族党员、盟员的冤案也得到平反昭雪。在此之前，有些老同志都直接、间接地为我的
问题说过话。据说，旺徐和牙含章同志为我的冤案，也曾经联名给有关部门写过信。当
时，扎喜是国家民委政法司司长，将要回青海工作。我在秦城冤狱期间，听说他也在“
文革”期间挨整，被下放劳动，放羊多年。在北京期间，扎喜夫妇对我的子女给予关照
，两家孩子来往密切，十分友好。

1980年初夏，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在中南海亲切地接见了我，第一句话便是：“
活着能见面就是伟大的胜利!……”记得1950年在重庆，宋任穷、陈赓、胡耀邦等同志和
我都是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在一次开会时相识。当时，耀邦同志是川西北行署主任，
后调北京任 团中央第一书记。我是第一届团中央仅有的藏族委员，便与耀邦同志多次相
见和交谈。

二十多年后，这次在中央书记处耀邦同志接见我时，他和万里副总理不久前从西藏视察
回来。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制定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西藏31号
文件”， 继之，又颁布了“新疆46号文件”。尽管因党内的一些阻力和障碍，这两个光
辉文件未能得到落实，但它在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民族问题上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在
少数民族干群中，尤其是在有思想的民族干部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得到了极其广泛
的称赞。这两个文件体现了汉族老大哥对各兄弟民族真正以平等相待，在国家统一的民
族大家庭里，让他们名副其 实地逐步实现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力。这才是马克思主
义民族观的真实体现。 耀邦同志和我先后多次交谈了许多有关西藏和民族工作中的问
题，我也提了不少意见，从方针政策到实际工作中需要纠正的各种严重失误以及需要改
进的意见。我特别强调，总结三十年的民族工作的经验教训，今后在民族工作中出现了
任何问题，即使出了某种动乱，千万不 宜轻易出兵，因为首先是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
关系问题，因而，应力求以政治求得和平解决，用兵一时痛快，但留下的严重后遗症却
难于医治……记得耀邦同志谈到民族干部的问题时，以他一贯的直率语言说：“作为民
族干部，必须为本民族的正当权利而说话，不应在汉族干部面前百依百顺，否则便失去
了身为民族干部的意义和作用。”刚从西藏回来的耀邦同志，还指名道姓地批评了一些
西藏的藏族领导干部在汉族领导面前惟命是从的情况。于是，我说：“藏族干部中也有
耿直的人，为了对党和人民负责，对民族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敢于坚持真理，仗义执
言，因而被批判和挨整，但群众的眼睛是明亮的、心中是公正的，对这些为民族利益而
受迫害的干部和人士是非常尊敬的，今天青海的扎喜旺徐同志就是如此。听说许多牧民
家里，除了悬挂毛主席像外，还挂上中央领导华主席、青海领导扎主席的像，有时群众
见到扎喜时，往往像见活佛一样顶礼膜拜。”耀邦同志听后非常高兴地称赞说：“这样
的民族干部才是名副其实的好干部!”的确，知情者都知道，扎喜旺徐同志不论在果洛，
还是在青海的其他各地，都受到藏族和其他民族干群的尊敬和爱戴。

扎喜旺徐同志也是十世班禅大师的亲密朋友。八十年代，班禅大师虽然住在北京，扎喜
在青海工作，但他只要到北京，就常到大师家拜望，促膝相谈。后来，他从青海调到北
京，担任第六、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族委员会委员。当时全国人大有两个藏
族副委员长， 即班禅大师和阿沛，两个藏族委员，即扎喜和我，我是五、六、七届全国
人大常委、人大民委副主任委员之一，主任委员由阿沛兼任。从此，我们有很多接触的
机会。人大民委有两个老同志，一位是满族的关山复，一位是藏族的扎喜，两人的性格
都非常耿直。在讨论民族工作和民族问题时，敢于提出各种不同意见。

扎喜旺徐同志在有关会议上经常强调的是：“让少数民族都要有一个自己的家，在家里
让他们当家作主，有了自己的家，无论大至自治区级的家、自治州级的、自治县级的，
还理应有小至自治乡级的家(因为许多少数民族人口少，又散居)，无论人数多寡，都会
大不一样。就像一个人一样，有了自己的家，他就安心了。”扎喜旺徐和我们大家所说
的“让五十五个少数民族都要有一个家，而且在自己家里让他们自己名副其实地既当家
又作主”的问题，言简意赅、词浅意深。作为老大哥的许多汉族同志对这句话往往是不
易理解的，甚至是反感的。 但对许多少数民族，尤其是对许多弱小的少数民族来说，对
那些还没有家，或有了家但不能作多少主的人来说，对这句话的体会就和汉族同志大不
一样，因为强大的汉族对此往往不能设身处地、将心比心。

邓小平同志在西南工作时，有关民族工作讲过许多重要的话，但后来在中央主持党和国
家的重要工作后，在民族方面讲的话不多了。但“不多言，言必中”。在千头万绪的民
族关系和民族工作中，他说了一句十分中肯的、关键性的话，这便是今天大家常引用的
：“要实行真正的民族区域自治。”此话非常非常重要。凡是稍有点头脑，尤其是有点
理论思维的人，便能领会这句话的实质含义，即“要实行真正的民族区域自治”，是指
尚未或有待实行而言， 如果已经实行了，就不必这样说了。那么，为何说这是一句关键
性的话呢?为什么说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呢?只要客观、冷静地思考，本着先哲“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的教导和马列主义民族平等观的大护小、强扶弱、多顾少的精神，根据
党的实事求是原则和今天党中央所 倡导的要大家求真务实的精神，这便是民族区域自治
问题上基本的局面是“少数民族当家、 汉人作主”的老问题尚未得到切实解决，某些方
面、某些地方甚至更加严重，而这个问题便是小平同志所强调的“要实行真正的民族区
域自治”这句话的关键之所在，原因之所在。只要认真按照小平同志这句非常正确的话
去做，汉族与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政治、 经济、文化，包括民族语文等等方
面)就大不一样了，才能得到妥善解决，也才真正有利于今天中央所特别强调的构建和谐
稳定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大家庭。毛主席常说：“看问题要学会看实质，而不只是看
表面现象。”今天，民族方面、民族关系中尚待解决的问题的实质便在这里。“良药苦
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谁要是真正对国家、民族的利益负责 ，客观冷静地观察
和思考，上述的话便是逆耳的真理。

众所周知，扎喜旺徐同志在青海的工作卓有成效。其中最突出的，是他给邓小平同志写
了信后，中央为纠正青海平叛问题作出了决定，对此，他的贡献是最大的。他有时含泪
忆起往事，对亲朋好友谈起五十年代末期的事情，改革当然是好事，是应该的，是需要
的，但必须慎重稳妥地进行，否则会造成无谓的破坏和不必要的损失。然而，全国“左
倾”后，在愈左愈革命的气氛下，在所谓“把叛乱消灭在预谋中”的机会主义错误路线
的影响下，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的各种粗暴做法，尤其是对所谓的叛乱由本来的“以政
治争取为主、军事围剿为辅 ”的路线，后来，当时在拉卜楞视察的中央民委领导，提出
了更左的“以军事围剿为主、政治争取为辅”的极其错误的方针，在类似错误方针的影
响下，造成了一些藏区“无人村”、 “寡妇村”、甚至所谓“要留下一点种子吧”、玉
树等地的许多小男孩披上羊皮不得已混在羊群中免遭杀害等等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留
下了难于医治的严重社会创伤。此外，还令青海藏人痛心的是，个别‘极左’的领导，
居然别有用心地从内蒙调来了蒙族骑兵，进行所谓平叛，造成蒙、藏之间以及藏、汉之
间的仇恨。班禅大师在其著名的世人知晓的“七万言”书中所说的各种乱斗、乱抓、乱
关、乱杀的现象，十分普遍。整个藏区数以千计的僧俗知名人士几乎都被送进牢中，有
的判十年、二十年以上。扎喜旺徐经常深深地惋惜和叹息说：“ 从玉树、从果洛押送的
那么多的军车上，无数男女老幼藏族群众被捆绑起来，一卡车一卡车地运到西宁，在监
狱门口卸车时，很多囚徒已经昏迷不堪，站立不起来，个别已经死在路途中了。”这些
历历在目的往事使老红军扎喜旺徐无法坐视，无法容忍，为此，他由京回青海后，再三
要求省委平反。多次在会上痛哭流涕地为冤民诉苦诉难。如前所述，后来，他便给小平
同志写了信，终于得到了平反。但当时，很多人已死在狱中。政府给放出来的藏人发了
一些砖茶和哈达后，信佛的他们便心满意足，还高呼“嘎真切!嘎真切!感谢共产党!感谢
政 府!”而汉族等的“右派”摘了帽以后，他们本人，尤其是家属，常常在省委、省府
机关和院里大吵大闹，要求补发多少多少万元，弄得省领导十分难堪和被动。

对青海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尤其是对平叛问题的纠正，扎喜旺徐同志立了大功，应大
书特书，十世班禅大师也常提起他的这一不朽的功劳。

扎喜旺徐同志离休后，我和其他一些同志常到他家去看望，相互谈心时，对过去的峥嵘
岁月不禁感慨万端，忆起当年在“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在不只是用“
棍子”， 而且用“枪杆子”想把人们赶进“天堂”的那个难忘的年代，特别是天下大乱
、无法无天的 十年浩劫，我们干了多少伤天害理、倒行逆施的蠢事啊!仅藏区而言，聚
集历代各种各样珍贵文物、珍宝、浩如烟海的经典史料、传承佛教、作为藏民族文化中
心的成百成千的寺庙都纷纷被毁掉。例如，金碧辉煌、有七、八千僧人、举世闻名的甘
丹寺被化为灰烬，保存了五百多年的黄教祖师宗喀巴的法体被肢解后零零碎碎地弃之荒
山杂草中，额上那颗著名的夜明珠不翼而飞，至今下落不明。据说世界上最著名的夜明
珠有四颗，一是英国女王王冠上的、 一是慈禧太后保存的，再一个是印度泰吉玛哈王妃
墓中的，还有一个便是宗喀巴额头上的那颗。而传说这四颗夜明珠中，宗喀巴额头上的
更为明亮。又如，被劫后的萨迦寺的珍贵文物中，仅就贝叶经而言，每页数千美元，每
小本只有二、三十页的大量的贝叶经被拿去烧开水用，如今只剩下两三本，被保存在北
京民族文化宫。而大量保存的历代珍贵的各种各样的唐卡被拿去做了鞋垫。这一切令人
毛骨悚然的往事，今天的年轻人是难以想象的，但在满面皱纹的老人心目中往事虽如烟
云，却记忆犹新。

千千万万革命志士艰苦奋斗、流血牺牲的伟大的中国革命，在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
盲动路线后，终于取得了胜利，建立了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建国之后，欣欣向荣
才不过数年，却旧病复发，“左倾”错误路线逐渐占上风，又将革命胜利之果几乎付之
东流。邓小平同志对这段历史正确而深刻地指出：“中国走了二十年弯路，执行了以阶
级斗争为纲的错误 路线”，“我们要总结、反思这个‘左’倾路线对我们的国家、对我
们的党、对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的子孙曾经带来的创伤，它使我
们伟大的党声誉受损，建设事业受到摧毁性的破坏，使党内外不少好干部、好同志遭受
打击，使我们整个国家陷于崩溃的边缘。”幸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正
本清源，否定了这条错误路线，以经济建设作为建国重心，实行改革开放，从此，国家
的各项事业蒸蒸日上，日新月异，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89年，十世班禅大师在日
喀则举行班禅扎什南捷东陵历代遗体合葬的盛大典礼，各藏区数以百计的代表人士参加
，盛况空前。大师在有西藏自治区党委领导胡锦涛等同志和中央有关领导参加的盛会上
发表了极其重要的讲话，他说：“西藏解放四十多年来，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但
也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这是班禅大师去世前的最后一席讲话。

有这样一句名言：“没有什么比忘却更为罪孽。”因此说，忘记历史便是背叛。令人惊
讶的是，当今的某些有关领导，在歌颂今天的成就时，却忘记了昨天的失误和付出的极
其惨重的代价，竟然把过去二十年的弯路，尤其是十年浩劫，忘得一干二净，却一再随
心所欲地把民族工作，尤其是西藏的工作，不分黑白是非、笼统称之为光辉灿烂的四十
多年。这种论调， 是对小平同志及班禅大师上述实事求是的正确总结的否定，在客观上
无疑是对“左倾”错误路线的肯定和歌颂，这种“左倾”残余路线仍在负隅顽抗，尤其
在民族宗教问题上处处露面和干扰，值得人们深思和警觉。

历史总是继往开来、承前启后。年轻的扎喜旺徐同志，光荣地参加过短暂的“博巴政府
”的建立，并勇敢地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虽是中国革命史上战略性的撤退，但有
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在这方面，毛主席曾做过深刻的总结。对这一伟大的
长征，藏族人民也有所贡献，毛主席、朱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等曾说过：藏人的牦牛
和糌巴支援和挽救过红军，为中国革命也立过大功。

抗战期间，扎喜旺徐在内蒙工作也是有贡献的。而在建国后，在果洛和青海的各项建设
中做出了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重大贡献。任何一个为革命立过功的同志，任何一个历
史人物，也不可避免地有其自身的欠缺之处，“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扎喜旺徐同志
在自己的革命生涯中，不论在生活上，还是在工作中，也难免有不该说不该做之处，这
是不言而喻的。

扎喜旺徐同志1913年7月1日出生于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龙县，2003年10月16日在
北京去世。他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是整个雪域藏族的好儿子！是一个硬骨头的康巴
汉子！他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一位藏族革命家 (附录)
    —— 巴塘人平措汪杰的时代和政治生涯
    梅.戈尔斯坦、道帏喜饶、威廉.司本石初 著
    黄潇潇 译
   香港大學出版社

reading

一代枭雄平措汪杰逝世

   路透社引述平措汪杰长子平康称，平措汪杰星期天（3月30日）早上离世，家属按照西藏习俗安排了喇嘛为其诵经，《西藏时报》报道，平措汪杰于卫生部北京医院离世。
   
   平措汪杰简称平汪，汉文名闵志成，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藏族党员之一，被称为引汉人进藏的“红藏人”。但是，平汪对此撰文反驳。

   平措汪杰晚年曾多次去信促请时任中共领导人胡锦涛与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对话，他在3月初出版的著作中更呼吁北京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
   

   这本著作《平等团结路漫漫》出版之际正值中共举行全国“两会”之时。香港亲北京报章《大公报》网站当时引述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白玛赤林说，平措汪杰的呼吁是个人行为，不能代表西藏人民以及西藏（全国人大）代表团。
   
   白玛赤林当时说，平措汪希望达赖喇嘛回来可以自行邀请，“达赖（喇嘛）能不能回来，什么时候回来，怎么回来，（北京）早就有明确的态度”。
   
   依据维基百科：1922年，平汪出生于西藏东部康区巴塘，是家里的长子，有五位弟妹。
   
   1935年，跟随舅父来到南京准备上学。次年就读于中央政治学校附设的蒙藏学校，蒋介石亲自任该校校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经安徽九华山后，再迁至湖南芷江，撰写见闻《武汉之行》，发表于《芷江日报》。对左翼报刊、人士有所接触。
   
   1938年，学校再迁至重庆，阅读了一些马列著作，倾向于列宁《论民族自决权》的观点。第二年，平汪和根曲扎西、昂旺格桑、喜饶、马甲顿珠等同学组建了“藏族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小组”，平汪任书记。通过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秘密联系，还以该小组的名义，向斯大林、毛泽东致信。平汪还将《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翻译成藏文。
   
   1940年，因为领导学生闹学潮，平汪被学校开除。此后，在叶剑英的资助下，平汪等人购买了许多马列著作，返回藏区。
   
   1942年，平汪在西康首府康定，组织成立“星火社”，参加成员包括昂旺、刀登、扎堆、曾却扎等。后被国民党察觉，平汪和刀登前往昌都，并与昌都总督宇妥·扎西顿珠交流。平汪和刀登前往拉萨，并组建“雪域藏族共产主义革命小组”。他们试图通过索康·旺钦格勒噶伦，说服噶厦政府进行改革，未果。一些马列著作被运至拉萨，平汪等人将《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到敌人后方去》、《延安颂》、《黄河颂》、《黄水谣》、《在太行山上》、《青年颂》等歌曲翻译成藏文，并重译了《国际歌》。
   
   1944年，平汪前往印度，与印共觉底士医生、乔底巴苏会面，并结识了《藏文镜报》主编塔青。
   
   1945年，平汪来到云南德钦，组建“东藏人民自治同盟”，后被当地政府通缉。
   
   1947年，平汪又来到昌都，总督宇妥·扎西顿珠资助其前往拉萨。
   
   1949年，平汪等人因涉嫌“中共秘密工作人员”，被噶厦政府驱逐出境，平汪扬言“还会回来”。同年9月，平汪等人经印度，来到昆明，并与当地中共组织取得联系，并正式转为中共党员。后平汪返回巴塘，组建"中共康藏边地工作委员会"、"东藏民主青年同盟"，平汪担任书记。
   1949年后[编辑]
   1950年，平汪被任命为进藏南路部队党委副书记、民运部部长。10月，解放军攻占昌都，平汪任新成立的“中共昌都分工委”副主任。
   
   1951年4月，平汪陪同阿沛·阿旺晋美抵达北京，并列席了北京和噶厦政府的谈判，期间担任翻译工作。5月23日，《17条协议》签定。返回昌都后，平汪任先遣部队党委委员，9月9日，先遣部队进入拉萨，平汪被部分藏人称为“引红汉人进藏”的“红藏人”。在此后成立的中共西藏工委的八位委员中，平汪是唯一的藏族。
   
   1952年，成立编审委员会，平汪任主任。
   
   1953年，平汪陪同西藏佛教代表团赴京，此后留在了北京，担任中央民委政法司副司长、兼任民族出版社副总编辑等职。
   
   1954年，毛泽东接见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平汪担任翻译。9月，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并担任《宪法》藏文翻译组组长。
   
   1955年，平汪主动要求进入中央党校学习马列主義。1956年，陈毅率中央代表团进藏，平汪任特别顾问，并担任翻译工作。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后，平汪任筹委会委员、副秘书长，并任中共西藏工委委员、筹委会办公厅党组书记、西藏工委统战部副部长等职。
   
   1957年，德格·格桑旺堆在中央民委西藏小组提出把德格划到昌都。次年，平汪被调离西藏，人大代表的职务也被免去，他被认为“有地方民族主义思想”，除了德格划分问题，他进藏托运的列宁《论民族自决权》也被认为是其过错。1959年，西藏叛乱爆发。第二年，平汪以“反革命嫌疑”罪入狱，关押于秦城监狱的单人牢房，并受到酷刑审讯。在狱中他研读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黑格尔等人的著作，并用稻草、铁丝作为笔，用省下来的手纸作为稿纸 ，来撰写文字。由于长期隔绝，他的口语能力退化。期间，平汪的父亲、妻子被迫害致死，其长子被关押六年。另外，他组建的“中共康藏边地工委”和“东藏民主青年同盟”被定为反革命组织，其中六人被迫害致死。
   
   1978年后[编辑]
   1978年4月，56岁的平汪获释出狱，但其手稿等未能带出。后经平汪要求重审，终于获得平反。
   
   1980年，在北京中南海受到胡耀邦接见。同年，平汪撰写的《对修改宪法有关民族部分的几点意见》[1]、《平汪与旅外藏胞回国代表的谈话纪要》[2]，引起关于民族问题原则的争论。
   
   1986年，平汪与茨丹央珍结婚。平汪历任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副主任委员，第八届人大民委顾问。
   
   1990年，平汪的哲学著作《辩证法新探》出版。1994年，其第二部哲学著作《月球存有液态》出版。
   
   1997年，平汪主编的《中国民族自治州投资指南》、《中国民族法制论文集》出版。
   
   1998年，江泽民在北戴河接见了平汪夫妇。
   
   2004年以来，平汪数次致信胡锦涛，建议中央与达赖喇嘛进行和谈，以解决西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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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喜旺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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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喜旺徐（藏语：བཀྲ་ཤིས་དབང་ཕྱུག་，威利：bkra shis dbang phyug，1913年农历六月二十五日－2003年10月16日），中国共产党藏族党员，曾任青海省副省长。

生平
扎喜旺徐出生于西康瞻化县（今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龙县）的一个牧民家庭。1935年初，红四方面军来到甘孜，建立“博巴政府”，扎喜旺徐很偶然的当上了"民族代表"负责军务，逐渐对红军由好奇转为支持。1936年5月，博巴政府（即“藏人政府”）在甘孜成立，扎喜旺徐任骑兵连连长。1936年7月，红二方面军也来到甘孜，扎喜旺徐帮助红军筹集粮食、宣传政策。后扎喜旺徐、桑吉悦西(天宝)、萨拉、孟泰、罗德干、郭锐、杨东生 、王寿才、胡宗林等藏族青年跟随红军北上到了陕北。1938年，在延安民族学院学习[1]，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扎喜旺徐前往张家口，担任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盐务局长。1946年，担任锡林郭勒盟行政委员会任处长。1947年，担任察哈尔盟行政委员会任处长。在内蒙期间，扎喜旺徐与满族姑娘周淑范结婚。

1949年9月西宁解放后，以扎喜旺徐为首的工作团到果洛地区，果洛获得和平解放。与原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喜饶嘉措交往。当时青海省虽然成立，但果洛地区仍然处于封闭状态。1951年12月，扎喜旺徐带着果洛头人们来到北京，并受到毛泽东接见。1952年12月，扎喜旺徐率"果洛各界人士参观团"，前往中国内地参观。1954年1月1日，果洛自治区成立，扎喜旺徐任主席。1954年9月，扎喜旺徐作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前往北京出席会议。12月，扎喜旺徐任青海省副省长。是当时青海惟一外地来的藏族领导干部。1955年7月，果洛自治区改名为果洛藏族自治州，为首任州长。

1957年全国人大民委、国家民委领导主持在青岛召开了民族工作座谈会，扎喜旺徐作了简短发言，谈了一些民族工作中值得注意和需要改进的问题。为此，1958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中，扎喜旺徐和冯白驹作为两个"地方保护主义"的"代表人物"，受到批判。扎喜旺徐被“三撤三留”，即撤除中共八大代表、青海省委常委、书记处副书记职务，保留全国人大代表、青海省委委员、副省长职务。

扎喜旺徐反对以开荒生产的名义破坏牧场，主张保护草原。1959年，扎喜旺徐对"平叛扩大化"提出意见，认为在"在去年的平叛斗争过程中，的确存在着严重的扩大化错误"[2]。后扎喜旺徐被撤销中共八大代表资格、青海省委常委、副省长的职务，并送往中央党校学习。在青海出现大量人员饿死情况后，省委书记高峰被撤职，扎喜旺徐恢复副省长职务。1962年，在兰州召开的民族工作会议，扎喜旺徐作报告发言，得到李维汉肯定。同年8月，李维汉受到批判，扎喜旺徐等人受牵连。1964年，副省长职务再次被撤销，扎喜旺徐被调往中央民委政法司任司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扎喜旺徐被定为"走资派"、地方民族主义，被称作"双料黑货"，先后被下放到吉林、湖北进行劳动改造。1972年，在周恩来关照下，扎喜旺徐返回北京，重新担任政法司司长。1979年后，扎喜旺徐得以平反，并历任青海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等职。1981年2月，扎喜旺徐进京提交报告材料，要求解决1958年“平叛扩大化”的问题，胡耀邦专门举行了书记处会议，对报告予以认可。同年6月27日，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布释放1958年涉及的人员。11月，扎喜旺徐任青海省人大主任。1997年8月，扎喜旺徐任青海省政协主席。另外，扎喜旺徐先后当选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2003年10月16日，扎喜旺徐在北京去世。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 ... C%E6%97%BA%E5%BE%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