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毅然：延安文化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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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文化人的生活

一、军事共产主义

延安生活沿袭南方苏区军事共产主义，以资历为据，稍作区别，级差甚微，男女无别，追求人人平等的价值理念。每一场「革命」的发动阶段都会提出高于既有政权的道德标准。海伦·斯诺描绘：

中国的共产主义是最原始的共产主义，平分了又平分，一直分到原子。……「各尽所能——各取最低需要」。 [1]

延安官兵级差微弱。据艾青（1910～1996）、卞之琳（1910～2000）提供资料，1938年津贴标准：士兵（包括班长）一元、排长二元、连长三元、营长四元、团长以上一律五元，毛泽东、朱德也是五元，惟著名文化人、大学者5～10元。1938～1939年抗大主任教员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徐懋庸每月津贴十元。1940年代初期，延安经济困难，高知待遇降下来。中央研究院的范文澜、艾思奇、王实味、陈伯达每月津贴4.5元，虽略低于朱、毛的5元，但高于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4元。徐懋庸（1911～1977）兼一点「鲁艺」课程，每月另有5元津贴，加上稿费，「所以，我是很富的，生活过得很舒服。」[2]

特权当然存在，只是较隐性。如按延安物价，哈德门牌香烟三～四角/盒，毛泽东每月抽烟就得百多块钱，自己付不起的，得靠公家发。[3]1938年1月，梁漱溟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长谈六夜（晚饭后自黎明），毛泽东给梁漱溟斟茶，「而自酌酒，酒是白酒，亦用不着菜肴。烟亦恒不离手。」[4]

访延的安娜·路易丝·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 ，1885～1970）：

像贺龙这样的师长，每月的工资为中国币五元，朱德为六元，折合成美金连两个美元都不到，只抵得上其他中国指挥官通常工资的一个少得可怜的零头。[5]

胡乔木：

当时国民党的县长月工资为180元，边区的县长津贴仅二元，边区政府主席的月津贴也不过五元。[6]

阎锡山的晋军，士兵月饷11元法币、少尉24元、中尉33元、少校96元，升官确实带着发财。[7] 1939年，国军士兵月饷八元。[8] 1944年，重庆《新华日报》短评：国民党上将月薪1．6万元法币，中将1．1万，少将八千，一等兵55元，二等兵50元（只能买最劣香烟三四包、火柴五六盒），最高与最低相差320∶1。[9] 中共的「官兵平等」，确具可比性。

延安生活虽苦，但对中共党员来说，安全感第一位。地下工作者曾志（1911～1998），抵达延安后的感觉：

不但有安全感，而且精神生活乃至物质生活都是很富足的。作为来自国统区的地下工作者，我对延安的体验可能是与众不同的。[10]

曾志不仅得到安全感且感觉舒适，并不认为延安生活有什么艰苦。不过，这只是地下工作者的感受。对绝大多数来自城镇的赴延知青来说，延安生活还是十分艰苦。

1936年8月，斯诺记述：

在这里陕甘边区，人们就像五千年前他们祖先那样生活在这黄土群山里。男人蓄发梳辫，妇女全都裹足。他们难得洗澡。据说陕西老乡一生只干净过两次：结婚喜日他自己洗一次澡，再就是出殡那天别人帮他洗。[11]

1938年3月，《扫荡报》记者原景信从西安赴延：

（一路上）既少村庄，又乏人烟，荒凉得不堪入目！……种的是山坡，住的是破窑，吃的是小米。窑洞就是原始人住的「穴」，又黑又臭。……人民生活表面上虽比原始人好一些，但个个有菜色，实际上却还不如原始人！[12]

抗战初期，延安赤区辖地26个县（后缩至23县，1944年扩至30县一巿）[13]，面积12．9万余平方公里，地广人稀，人口150万（一说135万）[14]，另有资料仅50万[15]。1936年7月9日，周恩来对斯诺抱怨：

在江西和福建，大家都带着铺盖卷来参加红军，这里他们连双筷子都不带，他们真是一贫如洗。[16]

环境卫生更是原始简陋，远离文明。「窝窝头上叮满苍蝇，坑上满是跳蚤，被子缝里挤着虱子，在这种环境，你就需要吃得下、躺得下的勇气和毅力。」大生产运动掀起后，种菜必须与粪便打交道，「半天下来，任凭你怎么洗，端饭碗的手都是臭烘烘的。」[17] 延安饭铺「醉仙楼」（全城共两家），「停留在菜刀上的苍蝇，多到好像铺上层黑布。」[18]

赴延路上，「一路投宿，几乎没有一家客栈没有臭虫跳蚤蚊子。」[19]于光远到达延安首夜大战跳蚤，落荒逃出房间，抱被睡在场院几根原木上。[20] 胡绩伟也记述了终生难忘的大战臭虫：

我一个人睡在一个旧窑洞里，臭虫多得可怕，一排排一串串地从各种缝隙中爬出来，结队进攻，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令人毛骨悚然的怪事。开初我用手指抹杀，以后用手掌抹杀，弄得满手臭黄水，还是杀不完。好在我随身带了针线，赶快把自己带来的床单缝成一个口袋，把身体装在里面，尽管这样，还是辗转反侧，到天快亮时才迷糊了一小会儿。起床一看，床单上血迹斑斑。[21]

丁玲（1904～1986）纪实小说〈在医院中〉，记述了老鼠溜迈被头的细节。[22]女生早晨照镜子也是麻烦事，得排队，轮到者左顾右盼不愿离去，镜子女主人终于「咱们还是『共产』吧！」，一摔分四，扩增利用率。每人腰间永远挂着一个罐头盒做的大茶缸，女生用它吃饭喝水、刷牙洗脸，甚至冲脚、洗屁股。[23]

入学陕北，各校学生第一课——挖窑洞，解决栖身之所，木窗木门，连根钉子都没有，整个窑洞没有一片金属，玻璃更是奢侈品，只有后来美军联络组的窑洞才有。[24]上课、吃饭、开会都在室外，所幸陕北少雨。李维汉：

同学们说陕公的室内活动就是睡觉，确是如此。冬天，空中飘着雪花，教员头顶雪花上课；雨天，泥泞满地，教员赤脚上课。数九寒天吃饭，饭凉菜冻，若遇上狂风，饭菜里还要掺杂点沙尘、草芥。课桌课椅是没有的。学员的被子一物两用，白天捆起来当坐凳，晚上打开睡觉。以后在露天广场用石头、泥块砌一些坐墩，算是小小的改善了。[25]

鲁艺情况也差不多，教员沙汀（1904～1992）：

没有固定的教室，一般都头上戴顶草帽，在露天里上课。遇到落雨，就挤在一眼较为宽敞的窑洞里进行学习。同学们一般只有用三块木板做成的简易矮凳，双腿上则放块较大的木板，权当书桌。[26]

文学系学员穆青（1921～2003）：

我们每周只上几次课，一般学习都在露天，冬天找块太阳地，夏天躲到阴凉地。大家一人一个小板凳，走到哪儿搬到哪儿，膝盖就是「自备」书桌。[27]

抗战初期，延安知青吃小米蔬菜、穿土布蹬草鞋，一周才能吃一次面条或饺子。1939年6月，中国女大「400多名学生只有一只篮球，书籍和药品也非常缺乏。」[28]陕公早晨四人共享一盆洗脸水，三餐小米，四人合吃一铁盒土豆或南瓜。[29] 燕京生、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教育长黄华（1913～2007，后为外长）：

伙食很简单：小米饭和七八个人共吃的一小盆水煮萝卜，偶然有一两片土豆。[30]

落实到人的定额具体为「每人每天一斤粮（高粱粗小米，只能喝稀饭），二钱盐，三钱油。」[31]南方「资产阶级小姐」长吃小米可就受罪了，她们抱怨：

过去在家时，这都是喂小鸟儿的。

嚼啊嚼啊，唾沫都咽干了，怎么也归不拢。

有的半年多肠胃都无法适应：

到延安后半年多还是不适应，吃了小米饭大便不通，憋死了。[32]

一位粤籍女生：

我们这些由祖国南端而来到北国的女青年，由于气候、环境、饮食的巨大变化，一月三次月经来潮，举步维艰。当时月经使用的粗草纸，把皮肤都擦破了。[33]

睡也是大问题。陕公、抗大的学员七八人挤睡窑洞土坑，铺一层茅草，挤得连翻身都困难。女大生的卧位宽度只有一尺半，起夜回来常常发现没了位置，要拱进去慢慢挤几下才能「收复失地」。[34] 蜷身睡习者，很快得到纠正——直腿挺睡。延安保育小学，「我们一个窑洞要挤十几个人，睡在一个大通铺上，夜里翻身都喊『一二』，一齐动作，否则是翻不动的。」[35]相比京津沪穗城市生活，相隔天壤。一些赴延青年悄然离延，转去川渝。[36]

安娜·路易丝·斯特朗：

每一种教育进行两个小时，往往第一小时上课，第二小时讨论、学习或休息。睡觉的时间相当长，这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口粮的不足。饭是小米饭或馒头加一些蔬菜，但是一天只有两顿。[37]

平均主义的供给制，体现了人人都是「革命螺丝钉」，苏联的共产国际称为「蓝布蚂蚁群」、「红色工蜂群」，对改造有棱有角的个人主义大有裨益，非常有利于加强组织纪律性。这一延安经验成为日后「大跃进」的历史根据。1958年8月21日，「大跃进」进入高潮，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根据延安经验说：

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的问题；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没有星期天，没有八小时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成万的人调动起来，这种共产主义精神很好。人活着只搞饭吃，不是和狗搞点屎吃一样吗？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作风的对立；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好，二十二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社会主义就不行了呢？为什么要搞工资制？这是向资产阶级让步，是借农村作风和游击作风来贬低我们，结果是发展了个人主义；建议干部带头恢复供给制；恢复供给制好像是「倒退」，「倒退」就是进步，因为我们进城后退了，现在要恢复进步，我们带头把六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

1958年8月31日，毛泽东又针对供给制与薪给制发表看法，不同意平均主义会出懒汉的说法：

我不相信实行供给制，人就懒了，创造发明就少了，积极性就低了，因为有几十年的经验，证明不是这样的。

作为政治家，毛泽东十分清楚供给制的政治效用，故以政治挂帅为旗号要求恢复供给制。1958年8月9日，毛泽东巡视山东历城县北园乡，对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说：人民公社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8月13日《人民日报》报导毛巡视山东，特意点明这句话，置引题醒目处。[38]

军事共产主义是延安文化人生活的社会天幕，对1949年后国史走向影响甚巨。对延安文化人来说，则从价值方向、经济可能等各个方面，从形而上至形而下全方位规定了延安文艺的质量，也是研究延安文化人有趣且有核的一处「观景亭」。

二、延安物价
抗战前期，物价尚低。何满子（1919～2009），1938年入武汉《大汉晚报》，月薪40元，「至少可以解决生活问题了。」1940年，何满子在成都编《黄埔日报》「血花」副刊，以少校速记员开薪80元∕月，可负担一位失业朋友的生活费；所编副刊稿费千字两元，每月掌握约300元稿费，都甚至想用这笔钱自办一份32开小型张刊物。[39]1939年10月的河南洛阳地面，物价之低廉让走南闯北的曾志终身难忘：

我对河南小摊小铺价格之低印象很深。一大碗面条，一碟咸菜，加住宿一夜，只要两毛钱。糊辣汤在这一带很有名，无论到哪里都有卖的，一汤碗糊辣汤加四个油炸馓子只要五分钱。一毛钱买一碟熟驴肉（约三两重），两毛钱买三四斤煮熟的花生。这些价格比起湖北襄樊来要便宜许多，但也说明这里的消费水平低，群众生活较苦。[40]

1936年8月，陕甘宁赤区甘肃地界一只鸡二角钱，一头猪一元，一头羊三元。老乡用这些牲畜换钱买食盐、棉布、大烟。除此之外，钞票就毫无价值了。[41]

1938年，山西汾阳东南一带，八路军团长杨得志（1911～1994）请带路老乡买一块钱鸡蛋，竟买来二十斤。一位老乡替尚未婚娶的杨团长找来一位高小毕业的俊姑娘，两头都愿意，女方父亲要杨团长出一百块钱彩礼，杨最多只能给几百斤粮食，人家不干。杨得志后升旅长，过汾河前，还想带走这位姑娘，「最后还是没有带成，主要还是因为拿不出那100块钱来。」[42] 此时币值还相当坚挺。

1937年4月，雇请瞿秋白赴俄采访的俞颂华（1893～1947），以《申报》记者身分采访肤施（延安），记载所见：

愈是往北，人民的生活愈是苦。当地的人以灰色的面条或馍馍和以红的辣椒酱及灰色的盐果腹。吃不起面的人，即以山芋或小米当饭。我们在路上常常以鸡蛋充饥。那边鸡蛋尚不贵，且到处可买，一角大洋可买六枚煮熟的。[43]

延安物价也很低廉，猪肉每斤二角，一角可买十来个鸡蛋。[44]陈明远（1941～ ）折算延安一元相当1990年代末30～35元人民币。[45]若按相对标准，至少合2008年人民币百元以上。延安整肃贪污的红线沿袭江西苏区标准：贪污500元以上枪毙。[46]

曾志记述的延安物价还要便宜：

延安的群众很少种菜，也不太会种菜。可是大路菜，例如萝卜、白菜、土豆、红枣都还容易买到，就是猪肉、鸡蛋之类也并不缺，还便宜。一斤猪肉就两角钱。延安人还有个习惯，不吃「猪下水」，因此猪的肝、心、肺、肠、肚就尤其价贱。[47]

于光远回忆延安文化沟口「胜利食堂」，只摆得开两三桌，烹饪水平亦仅相当北京街头小饭馆，已是延安最高档次饭店。几十年后，于光远还津津有味记得那里一道甜食「三不粘」——不粘碗、不粘筷、不粘嘴。「三不粘」乃传袭至今的延安名点——油炸鸡蛋羹，鸡蛋、面粉、白糖、食油炸制而成。[48]

像如今涉外宾馆一样，延安也内外有别，涉外物价甚高。1938年3月下旬访延的武汉记者原景信，入住中华旅社，小小一屋，一半泥炕，挤睡五六人，每晚收费四角；用餐，一盘菜三角，一碗汤三角。

如果每顿吃一个菜，一个汤，一盘面条，几个馒头，差不多就需一块大洋。来延安的大多是文人，文人的钱多半是绞脑汁换来，被这样的剥削，实在有点不甘心。所以每顿饭吃完的时候，大家总爱说一句：「县太爷的一月薪金，又被我们一顿吃光了！」但旅馆老板回报的，却是一阵得意的微笑！

脚夫，八路军每天只须给中华旅社伙食费三角∕人，穿绿军装的国军就得给三元∕人。[49]

三、延安稿酬
江西苏区也有稿酬。创刊1931年底的《红色中华》乃赤区政府机关报，发行量最大。1931年12月18日《红色中华》第二期刊登征稿启事，欢迎论文、时评、社会调查、各项新闻等稿件，要求「通俗简明」，一经发表「从优酬谢」，每篇稿费「二毛至一元不等」。[50] 延安时期，直属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的人民抗日剧社，社长危拱之（1905～1973，叶剑英妻），1936年6月3日在《红色中华》报上发布「征求剧本启事」：

凡是经过审查后，有小部分修改尚可表演的各种剧作品，一律给以酬报：一、话剧、歌剧，一般每齣大洋贰元；二、活报每个五角；三、歌及土调每个两角；四、倘有特别出色，表演有很大成功而受看者称许的，给以特等酬报；五、双簧及滑稽的短小作品与活报大洋贰角。

1936年8月，红二、四方面军还在长征途中，为「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中共中央决定出版《长征记》。8月5日，毛泽东、杨尚昆联名向红一方面军各部发出征稿电报与信函，希望积极撰稿，展示长征实况。征稿信曰：「来稿请于九月五日以前寄到总政治部。备有薄酬，聊致谢意。」1936年10月28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红军故事》征文启事〉：

为着供给红军部队的课外教育材料，为着宣传红军的战斗历史，特决定编辑《红军故事》丛书。每稿至多不超过二千字……来稿采用后，酌致现金或物质报酬。

1937年5月10日，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出〈中央军委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以纪念「八一」十周年，并组建了11人的强大编委会——徐梦秋、张爱萍、陆定一、丁玲、吴奚如、舒同、甘泗淇、傅钟、黄镇、萧克、邓小平。通知明确：「一切创作稿件和纪念品，送来经采用后，均给以五角至二十元的现金酬报。」此书后由徐梦秋、成仿吾、丁玲编成，1942年11月出版。

1940年4月15日，隶属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大众文艺》创刊，毛泽东题写刊名，萧三主编，第一期刊登稿约：「来稿一经登载，酌致薄酬。」 1940年8月1日，中共西北局宣传部的边区大众读物社创刊《大众习作》，毛泽东题写刊名，致信社长周文，对该刊赞赏有加。创刊号「约稿」：

寄来的稿子，凡是登载出来的，每一千字送稿费一元。

1941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博古社长，毛泽东题写报名与发刊词，「创刊号」报眼刊出「本报启事」（二）：

本报竭诚欢迎一切政治、译著、文艺作品、诗歌、小说……等等之稿件。一经揭载，当奉薄酬。

1941年9月，延安业余杂技团登报征集魔术、武术、双簧、大鼓、相声等稿件：

来稿经采用者，致以每千字三至五元稿费。未经采用，但本团认为有保留与研究价值者，亦致稿酬，余稿一律退还。

这则启事特别之处有二：一是以千字为计酬单位，同时照顾到稿件质量；二是留下的稿件也给一些稿费。

1941年前，钱物稿酬并存，之后多为现金稿费，但「物酬」并未绝迹。「物酬」包括毛巾、肥皂、笔记本、纸张、铅笔等。这些物品当时奇缺，公家所发根本不够用。文化人每月按规定、分级别供给几张纸，领取时要严格登记。人们写稿一张纸两面写字。能用上新毛巾和肥皂，就属于「上档次」了，周边羡慕不已。写稿得「物酬」，很自豪很骄傲的大事。还有的物酬为赠送书刊，以刊为酬。1940年9月创刊的《歌曲月刊》「稿约」：「来稿发表后，以本刊一册为酬，版权归作者所有，但本刊有选编权。」一年后该刊改为《歌曲半月刊》，仍是「来稿选用者，可以本刊为酬」。该刊约为2～5角∕册。 [51]

延安早期油印刊物基本无稿费，赠送一份当期刊物为酬。后来的铅印报刊才支付稿酬。1941年物价飞涨前，稿酬标准大体为1元／千字。也有铅印刊物不给稿酬的，如《文艺突击》。[52] 1939年初，毛泽东委托边区教育厅长周扬参与《陕甘宁边区实录》编纂：「备有稿酬（每千字一元五角）」。[53]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对研究实际问题的文章，要多给稿费。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要多给津贴。」[54]明显表示出政治价值对稿酬的调节。

还有特殊稿酬。1943年，鲁艺秧歌剧〈兄妹开荒〉演遍延安，中央党校几位炊事员托人给演员送来两双袜子、两条毛巾、两块洗衣皂——

这些东西在当时是非常珍贵的，这是由于炊事员工作的特殊需要专门发给他们的，他们舍不得用，送给我们。面对这些东西，我们感动得都哭了。[55]

1941年延安出版物60余种，整风后1943年只剩三种——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面向文化程度很低者的《边区群众报》（西北局机关报，常用字仅四百，发行量万余）[56]、仅供一定级别干部的《参考消息》，其他出版物均须经中宣部审查。《解放日报》不仅成为唯一信息来源，还提供「最标准」的思想观点。每天下午16～17时，从中央到基层都派通讯员去领报，清凉山下的《解放日报》社十分繁闹，领报回来的通讯员成为最受欢迎的人。[57] 级别化《参考消息》的出现，标志性地说明延安开始控制信息，延安知识分子只能读到《解放日报》，信息统一化的同时必然伴随思想封闭化，这一重大拐点的出现，当然十分典型地说明「延安雏型」的许多内涵。

延安作家的驰骋之地十分狭促，文艺稿只有一家去处——《解放日报》第四版副刊，稿费二升小米/千字。这点「稿费」相对延安作家当时的供给制收入，不无小补。《解放日报》发行七千余份，延安影响最大的媒体。1944年6月访延的重庆记者赵超构，如此评价《解放日报》四版编辑艾思奇：「他既然掌握着延安文坛的天秤，我们就无从否认他的权威。」[58]

四、稿费用途
延安文化人得了稿费，多与人分享，或被朋友「共产」，独自享用者极少。这几乎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规矩」。在这个问题上如「小气」，会受讥嘲非议。延安诗人卞之琳回忆：

谁要是从邮局接到重庆、香港以至上海孤岛汇来的一笔稿费，就招呼朋友，三三五五，一分而光。

《一个中国革命者的私人纪录》一书，详细记述萧三夫妇、萧军夫妇，用稿费在餐馆消费的生动场面——

萧军那时有点钱，点菜花样多，酱牛肉、卤鸡、卤肝、叉烧肉样样都点一些，喝了白酒，剩下的菜，统统打包带走。

萧三一家刚来胜利食堂，多吃西餐……慢慢地他们一家改吃中餐，点一份炒肉丝，简简单单，吃饱为止。萧夫人（俄罗斯人）很会点菜：糖醋里脊、青椒肉丝如此等等。

周立波、陈学昭、曾克，张季纯、锺敬文、马可等都谈到当年延安「一人得稿费，大家去消费」的愉快经历。[59]

1941年，鲁艺文学系学员穆青（1921～2003），在重庆、延安发表了几篇通讯——

这在同学中引起了反响，一来那时很少有人在报刊上发表作品；二来能收到十元、二十元的稿费，这对每月仅发二元津贴费，只能吃到南瓜、土豆的同学们来说无疑是个福音。因此，不管每次是谁收到稿费，大家便欢呼雀跃，到桥儿沟街上买些热烧饼和一碗碗羊杂碎，饱餐一顿。

穆青有了一点文名，鲁艺各级领导找他谈心，动员他上《解放日报》当记者，「当时我们都不愿当记者，一心想努力成为一名作家。」最后，由副院长周扬亲自约穆青于延河边，从组织纪律性说到爱伦堡——当记者并不妨碍当作家，「沿着河岸走了几十个来回，终于被他说服了。」1942年8月30日，穆青与同学张铁夫一起来到《解放日报》——

从此，我便结束了令人留恋的鲁艺文学系的学习，走上了新闻工作岗位，直到今天，整整45年。[60]

1945年8月，田家英收到一点稿费，邀请老友陆石上延安北门外小饭馆，要了一盆回锅肉、一个「三不粘」、两碟小菜、两碗陕北黄米酒。三十九年后陆石（1920～1998，中国文联秘书长），感慨不已：「这在当时，已是很丰盛的午餐了。」[61]

毛泽东和其他中共要角的文章著作得到稿费，大都把「外快」用于赞助公益或个人应酬。1940年「延安各界纪念五四青年节筹委会」发起有奖征文，历时一年多，征得作品150篇。第二年6月9日评选结束，毛泽东捐赠300元为奖金，周恩来、王稼祥各捐200元，吴玉章捐100元，董必武捐50元。

毛泽东用《论持久战》的稿费请许多人「嘬」了一顿，并组织延安哲学研究会。[62]1939年初，柯仲平的延安民众剧团经济拮据，开办费仅40元。李富春送来100元，毛泽东也送了100元，贺龙送来20元。柯仲平一宣布消息，全团欢腾，买了一头驮驴、一盏汽灯、一些化妆颜料，服装则是从当地群众中临时借用，老百姓大多把演出当真人真事。延安要角的钱主要来自稿费。1940年，毛泽东再送给剧团300元（据说是《论持久战》稿费），周恩来、董必武、博古也各给剧团送了50元，陈云捐助一台照相机，剧团大大「阔」了一把，除了买骡子、毛驴、衣箱，还剩100多元。[63]

博古也经常拿稿费补贴新华社、《解放日报》俱乐部文娱活动。周六舞会、娱乐晚会，都要用钱。[64] 延安知青何方（1922～ ）：延安仅罗瑞卿有一辆自行车，罗的〈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在重庆出版，他用稿费买的车。[65]

1939年6月下旬，周恩来、博古自重庆归来，延安举行欢迎晚会，有一把「大提琴」，一把胡琴固定在一只空「美孚」汽油筒上。[66]

五、经济的放射效应
虽说泛政治化是延安文艺的基本特色，但经济对延安文艺仍有不可小觑的制约力。知青赴延就离不开孔方兄。陕西临潼知青何方，距离延安不过800里，似仅一箭之遥，仍需筹集路费才能前往——

那个时候参加革命是要花钱的，一路上吃的、用的、住的，一切都是自己拿钱。路费和行李要自理。……所以那个时候去延安参加革命的穷人不多。一是大多不知道延安是怎么回事；二是即使听说过，一时也不容易筹到路费和准备好行李。从国民党地区去延安，太穷的人还真参加不起这个革命呢！

成都的田家英、曾彦修因路远，赴延各需六十块钱，两人都是好不容易才凑上。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只管开赴延介绍信，不管路费，搭乘办事处的卡车去延安，每位车资十四块大洋。[67]因此，赴延知青绝大多数出身不佳，均为地富、资本家、官员、教师等「剥削阶级」或中产家庭。无产阶级原来就很少出读书郎，远赴延安，开销不小，更去不了的。

经济理所当然地还制约着延安文艺的方方面面。1941年春，绥德的几位诗歌爱好者张蓓、高敏夫、郭小川等人自费创办《新诗歌》，1941年8月15日出了第三期，绥德西北抗敌书店经售，价目「每张二角」。这一期诗歌作者：

高敏夫、张蓓、郭小川、公木、萧三、李雷、贺敬之、胡代炜、冯牧、余修、侯唯动、袁烙、隐夫、俞波、李立方、李子奇。[68]

赴延知青多为中小知识分子，搞思想搞研究不行，搞热情浅表的文学倒是正好，一时间延安出了200多个大小诗人。只要在报纸上发表几首诗，便是诗人一个。1940年，延安大诗人萧三（1896～1983）：

在延安的青年写的诗最多（文学刊物，例如《大众文艺》上，75～83%是诗歌）。[69]

「馋」是延安人的主旋律。1938年初访延的美军上校：

伙食是每日两餐，只有单调的小米。……身上有钱时，他们就到镇上一家饭馆，把钱花在八宝饭上，因为他们太缺少甜食了。[70]

中国女大生王紫菲晚年回忆：到延安后最深的感受就是馋，又身无分文，走在延安街上，见了摊上雪花银似的白面馒头，真眼晕，真想偷几个吃。一次，三位中国女大生逛市场，兜里总共只有二分钱，只能买一瓶老陈醋，在瓶上刻划下三等份，先是很珍贵地用舌尖舔，觉得味道好极了，酸酸甜甜香香的，就再也忍不住，小狼一般咕嘟嘟一口所喝下自己那一份。原来就空腹无油水，其中一位回窑洞不久就肚子剧痛，满床打滚，呕吐不止，从此该女生不再沾醋。[71]

华君武（1915～2010）刚到延安，参加晚会回来，肚饿无食，白天糊窑洞窗纸剩下半碗面粉调的浆糊，他当了消夜。「时隔43年，似乎还回忆起那碗浆糊的美味，当然，这并不是说经常有浆糊可做消夜的。」[72]

直到抗战胜利，延安交际处长金城（1906～1991，后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边区的生活虽然经过大生产运动，比抗战最困难时期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总的来说还是比较艰苦的。比如一般大灶虽然油、肉和菜蔬比过去有了很大增加，各种粗粮也可任你吃饱，但大米白面还是不充裕的，往往一个星期只能吃上一两次。[73]

抗大生何方：二两一个的大馒头，有的北方男生一顿起码能吃十三四个，女生也有能吃十一二个的。一次改善生活吃包子，食量颇大的「抗大」生卢振中（后任武汉华中工学院副院长），二两一个的包子连吃24个才问：「什么馅？」下饭的菜，春夏还有自己种的青菜，秋冬就只能吃晒干的菜叶，放点盐撒一点生棉籽油。开展大生产后，生活改善较大，十天半月会餐一次，每人分到一碗红烧肉，不少人吃撑得无法爬山回宿舍，东一个西一个仰倒路边，还有的人不停跑步消食，有的则拉了肚子。即使如此，还是惦着盼着会餐。香烟更是稀罕货，开大会听报告，总有人抢坐第一排，为的是捡拾「中央首长」扔弃的烟屁股。[74]

1940年延安自然科学院，14岁的罗西北（1926～2005，罗亦农独子），领回节日会餐——每人一斤面、一斤馅，本应包好饺子到食堂去煮，但他等不了，包一个在炭火盆里烤一个、吃一个，包完了也吃完了。[75]

延安经济最困难的1941～43年，机关比部队的伙食标准要低。最高规格宴请「四菜一汤」。[76]1938年3月的甘泉县，县长与勤杂工一律每天1.4斤小米，三分菜钱，一年两套军装，一月一块津贴。而且，县政府每月经费只有24元。[77] 中共其时道德自律还较强。

1940～41年，棉衣发不下来，凡有破棉衣的，发一块布补一下洞，凑合着穿。1941年夏吃了几个月的煮黑豆和包谷豆。学习用品，每人每月发半根铅笔，得用铁皮夹上写字，写尽为止；纸张也紧张得很，只发几张土麻纸，最好时每月发两张油光纸；三个月发一枚蘸水笔尖，墨水自制调配；三人合用一盏小油马灯，每晚只有二钱蓖麻油，这还是「党中央」很重视的学制正规的自然科学院。

对科技人员是很优待的。教师们吃小灶一天有半斤白面，每年发套新棉衣。我们学生发的铅笔、纸等，在陕北公学是没有的；我们住的木板床几个人铺一条毡子，没有被子的人可发给一床小被子，在陕北公学也是没有的；一周还能吃两次肉，一次馒头，我在陕北公学时，几个月都吃不上一次馒头。[78]

1940年前后，140万人口的边区要供给八万党政军人员；中共部队、机关只能自给1／5生活所需，4／5需边区百姓负担，生活条件自然好不起来。[79]1944年，毛泽东承认「三年以前大家的伙食不好，病人也很多，据说鲁艺上课有一半人打瞌睡。大概是小米里头维他命不够，所以要打瞌睡。」[80]晋察冀根据地生活也艰苦，姚依林：

到1942年，就看清楚了敌我在体力上的差异：我们穿草鞋、布鞋、轻装爬山比不上日本人穿大军靴、背重物爬山爬得快。山地游击战争的大问题是生活问题，它影响了战斗力。……那时，吃上一次猪肉一定是过节！全体欢腾，手舞足蹈，《红缨枪》唱词「拿起红缨枪，去打小东洋」改编为「拿起洋磁缸，去舀猪肉汤！」[81]

延安文化人中流传一句笑语——「客请」，谓延安人太穷，得由外来客人作东。1938年8月31日，卡之琳到达延安，每月领取两元津贴，只能上街头小吃摊买五分一碗的醪糟鸡蛋打牙祭，几分钱买一包花生也会数人共享。粤籍留欧舞蹈家戴爱莲（1916～2006）访延，就是由她「客请」主人。[82]

1938年5月上旬，美国驻华使馆参赞卡尔逊上校（Evaws Fordyce Carlson,1896～1947），在延安郊村遇上美国援华医生马海德，请马海德去一家八宝饭出名的馆子吃晚饭。一路上，许多人向马海德打招呼，学生、店员、男人、妇女，马海德便邀他们一起去吃饭——

他如此大方地利用了我的好客使我发笑，他知道我手头不紧。我们走到饭馆时，后面跟随了十几个年轻的男女，他们笑着闹着，完全沉浸在聚餐的快乐中。每个人点了自己要的菜，有人吃完了站起身就走人，有的围坐在一起大讲过去的经历，谁也不感到拘束，谁也没想到要回报点什么。[83]

经济上的紧张当然会影响情绪。艾青、田间、凌子风、欧阳山、孔厥、袁静、张仃等延安文化人，多为中灶（营团级）待遇、伙食一般、津贴很少，一上市场明显缺钱，无法邀友聚餐，更不可能购买书籍字画，不免经常发发牢骚说点怪话。艾青、孔厥因此犯「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错误，不时遭到组织「修理」。[84]

若脱离延安供给体制，追求自由，怕是不行的。整风后期审干阶段，延安四怪之一萧军（1907～1988），不愿屈服中组部招待所蔡主任的刁难（萧妻怀孕八月，蔡坚持必须本人下山就餐，不同意萧递送，而蔡本人却由小鬼送至山上窑洞）。1943年12月上旬，携家前往延安县川口区第六乡刘庄，不要中共的供给，萧率妻儿垦荒，过着几近穴居的原始生活。三月后，胡乔木由县委书记陪着找来，劝他回城，萧军思虑再三，全家返城，回入体制。[85]

1939年9月创办的《文艺突击》，延安第一份文艺杂志，抗大政治部秘书科奚定怀、郑西野发起，约请“文协”柯仲平、刘白羽等参加，请毛泽东写了刊名，得到抗大政治部主任张际春、秘书科长谭冠三的支持。最初两期油印，后改铅印。先为旬刊，后改半月刊、月刊，每期定价五分、一角。出版经费原为捐款，在毛泽东带动下，其他中共要角也捐了款，捐款达二三百元。但至第六期，经费告罄。奚定怀（1917～ ）：“为了解决经费不济，曾到晋西北一带募捐，但终因经费困难而被迫停刊。”1941年5月《解放日报》创刊，售价一角，后涨至二角、五角，1943年2月再涨至一元，当然只有公家订阅，私人无力独订。[86]

延安文化园地虽然局促单一，稿费总量低薄，刺激力量不强，但效应因聚焦而劲爆。一文既出，万目争睹，关注度极高。1944年，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延安翻版四万册，一周销光。[87]

政治类书籍是最抢手的畅销书，国统区也一样。1945年7月，前清举人黄炎培（1878～1965）访问延安五日，回渝后出版《延安归来》，他违背书报检查制度径直印刷。黄说：我不是替谁宣传，不过是受“良心的使命”。《延安归来》初版两万册，几天之内抢购一空，此后印刷十几万册，轰动一时的畅销书，影响巨大。[88] 黄炎培的拒绝送审点燃轰轰烈烈的“拒检运动”，国民党中常委通过决议，宣布撤销新闻图书检查制度。[89]

国府那时就实现“言论自由”了。

1946年初，老编辑赵景深（1902～1985）总结抗战时期文艺：

要指出哪一本是划时代的伟大作品，或抗战期间有什么大著作，几乎使我回答不出来。[90]

赵景深的这一评价当然包括延安文艺。

从总体上，延安生活的窘迫（夜间点灯都受限制），延安文化人时间利用甚受制约，半饥饿状态又使他们失去潜心创作的心态。泛政治化更使他们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失去关注自身感受的“合法性”，文艺创作必须的“小我”已系着不甚光彩的“小资”，阶级学说使他们只能沿着一条轨道行走，失去价值多元化与思维丰富化的理论支撑。

拂去历史风尘，延安文艺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艺术上，均有一股掩饰不住的扁平化特质。深究其源，经济因素也是必须追溯的源头之一。

[1] （美）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Inside Red China》），陶宜、徐复译，三联书店（北京）1991年，页75。

[2] 徐懋庸：《徐懋庸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2年，页121。

[3] 原景信：《陕北剪影》，新中国出版社（汉口）1938年5月初年，页15。

[4] 梁漱溟：〈访问延安〉，《我生有涯愿无尽——梁漱溟自述文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2004年，页127。

[5] 安娜·路易丝·斯特朗：〈人类的五分之一〉（1938），载李寿葆、姚如璋主编：《斯特朗在中国》，三联书店（北京）1985年，页134。

[6]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北京）1994年，页133。

[7] 萧军：《从临汾到延安》，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215。

[8] （美）白修德：《中国抗战秘闻——白修德回忆录》，崔阵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54。

[9]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增订本），中文图书供应社（香港）1974～1975年，第三编·延安时期（下），页672。

[10]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下册，页322～323。

[11] （美）爱德格·斯诺：《红色中华散记》（1936～1945），奚博铨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127。

[12] 原景信：《陕北剪影》，新中国出版社（武汉）1938年5月初年，页5。

[13] 文伯：〈陕北之行〉，《中央日报》1944年7月29日～8月7日。转引自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增订本），中文图书供应社（香港）1974～1975年，第三编·延安时期（上），页335。

[14]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增订本），中文图书供应社（香港）1974～1975年，第三编·延安时期（上），页255。

[15] 原景信：《陕北剪影》，新中国出版社（武汉）1938年5月初年，页31。

[16] （美）爱德格·斯诺：《红色中华散记》（1936～1945），奚博铨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71。

[17] 王惠德：〈忆昔日〉，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1年，页71～72。

[18] 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书店1992年，页135。

[19] 陈亚男：《我的母亲陈学昭》，文汇出版社（上海）2006年，页99。

[20] 于光远：《于光远自述》，大象出版社（郑州）2005年，页77～78。

[21] 胡绩伟：《青春岁月——胡绩伟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234。

[22] 丁玲：〈在医院中〉，原《谷雨》（延安）1941年11月。参见杨桂欣编：《观察丁玲》，大众文艺出版社（北京）2001年，页73。

[23] 蒋巍、雪扬：《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07年，页184、135。

[24] 安娜·路易士·斯特朗：〈中国人征服中国〉，李寿葆、施如璋主编《斯特朗在中国》，三联书店（北京）1985年，页176。

[25]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1986年，上册，页411。

[26] 沙汀：〈漫忆担任主任后二三事〉，《文艺报》1988年4月16日。参见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2年，页79。

[27] 穆青：〈鲁艺情深〉，《人民日报》（北京）1988年5月26日。参见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2年，页139。

[28] 江文汉：〈参拜延安圣地〉（1939年11月17日），《档案与史学》（上海）1998年第4期，页7。

[29] 绯石：〈我与王实味〉（1996），未刊稿。黄昌勇：《王实味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页97。

[30] 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2007年，页43。

[31] 黄俊耀：〈踏遍陕北山山水水的民众剧团〉，《戏曲研究》第21期；参见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2年，页231。

[32] 蒋巍、雪扬：《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07年，页135。

[33] 李云冰：〈迂回曲折赴延安〉，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延水情：纪念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成立六十周年》，中国妇女出版社（北京）1999年，页149～150。

[34] 蒋巍、雪扬：《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07年，页131。

[35] 任湘：〈我选择了地质勘探〉，贾芝主编：《延河儿女——延安青年的成才之路》，人民出版社（北京）1999年，页368。

[36] 乔松都：《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中华书局（北京）2008年，页21。

[37] 安娜·路易丝·斯特朗：〈人类的五分之一〉（1938），李寿葆、姚如璋主编：《斯特朗在中国》，三联书店（北京）1985年，页138。

[38] 罗平汉：《「大锅饭」——「乌托邦」记忆》，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页65～67、30。

[39] 何满子：《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13、21～23。

[40]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313。

[41] （美）爱德格·斯诺：《红色中华散记》（1936～1945），奚博铨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127～128。

[42] 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北星出版社（香港）2007年7月第2版，页198～199。

[43] 俞颂华：〈从上海到西安和陕北〉，《申报周刊》（上海）1937年第2卷第20期，页439。

[44] 徐懋庸：《徐懋庸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2年，页121。

[45] 王光荣：〈日军战俘在延安「洗礼」〉，《百年潮》（北京）2004年第9期，页36。参见陈明远：《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文汇出版社（上海）2006年，页41、43。

[46] 李琴：〈杨立三的经济实践与经济思想〉，《炎黄春秋》（北京）2008年第5期，页53。

[47]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下册，页323。

[48] 于光远：《于光远自述》，大象出版社（郑州）2005年，页83。参见董边等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89年，页221。

[49] 原景信：《陕北剪影》，新中国出版社（汉口）1938年5月初年，页18～19、33。

[50] 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815。

[51] 孙国林：〈延安时期的稿费制度〉，《中华读书报》（北京）2007年10月17日，第19年。

[52] 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广西师大出版社（桂林）2007年，页22～23。

[53] 毛泽东致周扬信（1939年1月22日）。《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北京）1983年，页138。

[54] 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941年9月10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3年，页374。

[55] 李波：〈黄土高坡闹秧歌〉，《新文学史料》（北京）1985年第2期。参见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2年，页209。

[56] 胡绩伟：《青春岁月——胡绩伟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175。

[57] 朱鸿召：〈唯读《解放日报》〉，《上海文学》2004年第2期，页78、83。

[58] 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书店1992年，页166、165、145。

[59] 孙国林：〈延安时期的稿费制度〉，《中华读书报》（北京）2007年10月17日，第19年。

[60] 穆青：〈鲁艺情深〉，原《人民日报》（北京）1988年5月26日。参见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2年，页139～140。

[61] 陆石：〈我心匪石〉，董边等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89年，页221。

[62] 徐懋庸：《徐懋庸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2年，页108。

[63] 黄俊耀：〈踏遍陕北山山水水的民众剧团〉，原《戏曲研究》（北京）第21期；参见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2年，页233、235。

[64]  温济泽：《温济泽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1999年，页410。

[65] 何方：《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明报出版社（香港）2007年，上册，页84。

[66] 江文汉：〈1939年江文汉延安访问记〉（1939年11月17日），黄天霞译，原《档案与史学》（上海）1998年第4期，页11。

[67] 何方：《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明报出版社（香港）2007年，上册，页41、45。

[68] 朱子奇：〈延安和绥德的《新诗歌》及其他〉（代序），载朱子奇、张沛编《延安晨歌》，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4。

[69] 萧三：〈诗到难成便是才〉，原《新诗歌》（延安）第四期（1940）。参见朱子奇、张沛编《延安晨歌》，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10。

[70] （美）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中国的双星》，祁国明、汪杉译，新华出版社（北京）1987年，页149。

[71] 蒋巍、雪扬：《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07年，页135～136。

[72] 华君武：〈鲁艺美术部生活剪影〉，原《延安岁月》；参见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2年，页364。

[73] 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1986年，页270。

[74] 何方：《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明报出版社（香港）2007年，上册，页73～74、93～95、120。

[75] 赵士杰：〈越过急流和险滩——记罗西北〉，贾芝主编《延河儿女——延安青年的成才之路》，人民出版社（北京）1999年，页334。

[76] 陈俊岐：《延安轶事》，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91年，页98、13。

[77] 原景信：《陕北剪影》，新中国出版社（武汉）1938年5月初年，页13。

[78] 林伟：〈忆自然科学院发展中的一些情况〉，《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年。参见朱鸿召编选：《众说纷纭话延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169。

[79] 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05年1月第2版，页319。

[80] 毛泽东：〈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1944年3月22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6年，页107。

[81] 姚锦编著：《姚依林百夕谈》，中国商业出版社（北京）1998年，页89～90。

[82] 陈明远：《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文汇出版社（上海）2006年，页41。

[83] （美）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中国的双星》，祁国明、汪杉译，新华出版社（北京）1987年，页154。

[84] 陈明远：《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文汇出版社（上海）2006年，页45。

[85] 王德芬（萧军妻）：〈萧军在延安〉，《新文学史料》（北京）1987年第4期，页110～113。

[86] 朱鸿召：〈唯读《解放日报》〉，《上海文学》2004年第2期，页82、86。

[87] 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书店1992年，页166。

[88] 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1986年，页232。

[89] 梅剑主编：《延安秘事》，红旗出版社（北京）1996年，下册，页702～703。

[90] 赵景深：〈文艺的离去和归来〉（民国三十五年新年），载赵景深：《文坛忆旧》（上海北新书局1948年4月初年），上海书店1983年，页151。

初稿：2008-5中旬初稿；補充至2008-9-3
原载：《新文学史料》（北京）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