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和平： 革命左派徐叔叔—文革点滴记忆之一 (徐非光)

李筱薇

        徐叔叔名叫徐非光，和我们住邻居。他文革前是教育部政治教育司的处长。教育部大院里人差不多都知道，徐叔叔是红小鬼出身。他虽然没上过多少学，但是理论水平特高，对毛泽东思想理解得特深。他中等个，戴眼镜，长相颇似张春桥。文革中，他在教育部成了有名的“坚定的革命左派”。这是因为1966年6月初，文革刚开始，徐叔叔是率先揭发批判高教部长蒋南翔的五大反蒋英雄之一。他是这五大左派中唯一的处级干部，另外四位赵秀山、肖克杰、韩保虎、张君实都是司局级。徐叔叔因此受到对立派的攻击，被安上“反革命黑手”、“政治扒手”和“跳梁小丑”等罪名。他为此挨了不少斗，也挨了拳打脚踢。在斗争会上，尽管徐叔叔被反扭双臂坐“喷气式”，两手还被泼上了墨汁，还在挣扎着顽强地高呼“毛主席万岁！”

    左派归左派，徐叔叔对院里我们这些小孩儿很和蔼。他说话又风趣又有水平，小孩们都挺喜欢他。文革前夕，我得到过一次徐叔叔的教诲。那是1966年5月，阳光明媚的一天。我在朋友小宁家玩抓羊拐。正玩得高兴，和小宁爸爸谈论国家大事的徐叔叔走过来，笑盈盈地和我们打招呼，说有重要的事要跟我们说。
                徐叔叔先给我们讲当前形势。他说，现在我们正在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三家村。“你们知道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吗？”徐叔叔开导式地提问。我们张口结舌说不上来。
    “因为这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不搞文化大革命，我们国家就会变修！”徐叔叔严肃地说。
    “咱们国家变修会是什么样啊？”我们问。
    “那就是千百万人头落地呀！象你、我，咱们都得人头落地！”徐叔叔异常严峻。我们感到形势如此严重。
    “我们要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写的《燕山夜话》。他们借着写杂文来反党，多恶毒！” 徐叔叔拿过最近的一期《中国少年报》，诲人不倦地启发，“你们看，这篇文章写得多好，‘批判吴晗为《我和姐姐争冠军》写的序言’。你们虽然年纪小，也应该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搞好革命大批判，长大才能接无产阶级的班。”
    《我和姐姐争冠军》是北京市少年优秀作文选第二集，是我最喜欢看的书之一。    “那我们怎么参加革命大批判呀？”我们迫不及待地问。
    “你们来看，《今天我喂鸡》少年作文选第一集的序言也是吴晗写的，现在还没人批。如果你们写篇批判稿，你们就是打头炮、抢头功啰！”
    徐叔叔一番话，激励得我们亢奋无比。“好！我们长大了要接无产阶级的班。我们现在就要反修防修，批判吴晗。”我们坚决地表示。
    “你们看看，能看出吴晗这里放什么毒吗？”徐叔叔拿出一本早已准备好的《今天我喂鸡》，循循善诱地继续引导。
    我仔细读了两遍吴晗为《今天我喂鸡》写的序言，说，“看不出来有什么毒哇。”
    “这就需要政治嗅觉灵敏，才能识别香花和毒草。”徐叔叔说。
    “怎么才能把政治嗅觉弄得灵一点儿呢？”我们都有点急了。
    “看看吴晗写的这句话：‘从这些小作者中，将来会出现作家、画家、工程师……’什么这个家、那个家的，这不是鼓励你们长大以后成名成家吗？他怎么不让你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呢！他怎么没说让你们长大当工农兵呢！这就是毒害少年儿童嘛！吴晗写的这个序言是一棵大毒草！你们应该写一篇批判稿，投给少年报，用实际行动参加文化大革命。”徐叔叔口气坚定地鼓励着我们。
    我顿时感到天降大任。于是，由我执笔写了一篇稿子，题目是“彻底批判《今天我喂鸡》的序言”。徐叔叔说，“要想把他批倒、批臭，就一定要点出吴晗的名字来”。他建议加个副标题“少先队员要坚决和吴晗作斗争。”我按照徐叔叔的指点郑重其事地写了一篇大批判，比平时做作业都更加认真。这是生平第一次写批判稿。寄给少年报社后，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最了不起的事。

    十二年后的1978年，我上大学后又见到了徐叔叔，他风采依旧。
    我问，“您现在还在教育部工作吗？”
    徐说，“不，我在文化部政研室工作，负责起草文化部的重要文件。”
    “那您工作很忙吧？”我问。
    “忙啊！十年动乱，积重难返啊！”徐叔叔语气十分沉重。
    “您见过文化部长王蒙吗？”我又问。
    “文化部长何止见过，很熟哇！我们的办公室就是里外间嘛。”徐叔叔以自豪的口吻回答。

    四十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文革前夕徐叔叔给我们的这次绝妙教育，他不仅教我们文革式大批判，而且教我们政治投机。

写于2006年3月22日，文革四十周年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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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非光 （1929- ），山东掖县（今山东莱州）人。中共党员。195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
1940年参加革命工作，历任山东胶东孩子剧团、大众剧团团员，胶东军区炮二团文化干事，胶东军区烟台警备司令部、华东野战军九纵司令部、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部机要员及第三野七兵团浙江军区司令部机要员、股长，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机要处科长，中央办公厅机要局科长，高教部政教司科长、处长，文化部文艺研究院领导小组副组长。1958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论文集《艺术属于人民》，评论《人民群众是文艺作品最权威的评定者》、《坚决贯彻“放”的方针》、《艺术是属于人民的——谈天安门诗歌的历史意义》、《党的领导和双百方针》、《坚持唯物史观　塑造革命领袖的光辉艺术形象》、《文艺界要不要补真理标准这一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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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可以补上（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