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若：进出炮局监狱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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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炮局监狱纪实（上）

刘若

一、入狱

　　１９７６年５月５日晚上十点多送走几位同学，刚刚静下来，忽然有人敲门，会是谁呢？
　　一开门，两位中年男子直奔屋内，其中一位开口便说：“跟我走一趟！”那命令口吻，那不看你一眼却在房间里四处巡视，其敏捷、雷厉风行的动作，使我想起这是北京市公安局的毛某。他曾在工厂里审问过我，给我留下许多疑团，没想到他动作这么快，今天就来宿舍抓我。

　　“我不走。”我本能地反应。
　　“不行，必须走！”
　　“我身体不好，休息一夜，明天早上我自己主动去。”
　　“不行，马上走！”他咄咄逼人。
　　“好吧，走就走！”我毫不在乎地说，又补了一句：“先让我上趟厕所。”
　　“去吧。”他倒很痛快。

　　我顺手从桌上抄了一张纸，这是雅周弟弟最近写的一首悼念周总理的诗。在厕所里默默地读了两遍，撕成碎片扔进马桶冲走了。回到宿舍关好窗锁好门，顺从地随他们下了楼，走出宿舍小院，心想：这么黑了，他们不怕我在公共汽车上逃跑吗？万万没想到的是，等着我的是一辆乳白色小轿车，今生今世这可是第一次坐轿车啊。黑暗中两位白衣女警站在车旁，我先上了车，她俩一边一个坐下。讨厌这多余的紧张，对于她们的反感冲淡了第一次坐轿车的感觉和第一次见到女警的好奇心。

　　头痛，顾不上体会轿车的新鲜与注意行车路线，拐过北郊市场，便闭上眼睛什么也不想了，任凭命运安排。车在黑暗中行驶，拐了好几个弯忽然停下来。下了车，感觉这是一个空旷的大院子。

　　“几个人？”院子里的人问。
　　“一个。”毛某回答。

　　院子里黑黑的。下了车，穿过一个大厅，随后把我带到一个小房间。两位女警跟进来问我带了什么东西马上交出来。我拿出一支铅笔，是在宿舍临走前悄悄从桌上抓的，心想在监狱里可能会写点什么，没想到一开始幻想就破灭了。她们又问：“有没有钥匙？”
　　“有。”

　　“交出来！”她们中的一个命令道。我斜视看了她一眼，样子很凶。我手插在衣袋里就是不交。这个女警吼起来：“交出来！交出来！马上交出来！”
　　我生气了，说了声：“交就交！”从口袋里掏出钥匙，“啪”地扔了出去，甩在对面的墙角下。
　　她们火了，大声训斥：“你这是什么态度？”“你想找挨揍？”“老实点！”“拣起来！”？
　　我说：“铅笔我都不该交。”
　　我拾起钥匙，又装回自己的衣兜里。

　　这可把她们气坏了，大声地喊叫着，拉开架式要动手。忽然有人进来，是毛某，他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她们向他告状。毛某问我：“你这是什么态度？”迟疑片刻后，我看着地面，反问他：“我还不算是敌我矛盾吧？”
　　“没人说你是敌我矛盾，你别瞎想。”他没迟疑。
　　“那为什么要收我的钥匙？”我气愤中带些委曲。

　　短暂的间歇后他说：“谁要收了？人家是要检查检查嘛，谁收你钥匙了！检查检查还不许吗？”随后一转身，一挥手，说：“走，走！”

　　隔着衣服摸了摸口袋里的钥匙，瞧了瞧那位很凶的女警，我有些许的得意，跟着毛某走了出来。

　　他是一位大约四十几岁的男子，中等身材，可能是个头目。我在揣摩他的心态，他的回答太出乎意料了。没有收我的钥匙，没有训斥，就连他说的“检查，检查”也没进行。他怎么会想出用“检查，检查”来打圆场呢？他还肯定地说我不是敌我矛盾，那两个女警对这一切又会有何想法？

　　到了另一个房间，不知下一步棋怎么走，进来一个人让我去领东西。来到一间小屋，有许多鞋子，破旧的线毯和一堆脏被。看了好一会儿下不去手，太脏了！不知多少人用过，怎么往身上盖呢？站在那里直发愁。但是想想，冷恐怕是更难以忍受的。便顺手拿了一条被子，一条毯子回原来的屋。

二、第一次受审

　　回去后，让我一个人在那小房间里足足呆了十多分钟，来人叫我出去，拐弯抹角到了有一排排房子的地方，带我走进一间。灯光下还是可以看出是“第３４室”，这就是审讯室吧。两张桌子，三把椅子是毛某与两位女警用的；门旁角落里一个凳子，自然就是留给被审问者的了，我不请自坐。

　　毛某开始说：“你要是早说清楚了就没有今天。你今天说了那份‘总理遗言’到底是从哪来的，明天就送你回去。”
　　“我传抄的不是你们要追查的那份。”我所答非所问。
　　“你不相信政府，不相信市委？”
　　“我相信，但你们追查的是另一份，因为我这份不反动。”
　　“我还用重新给你讲为什么反动吗？”
　　“不用，但我认为北京市文件追查的那份反毛主席，还说再也不要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了等等。总理不会这么表态的，制造者太没水平了。你们去追查那份好了。”
　　“你从什么地方听说有那份的？”
　　“我们宿舍门口的小食店。”
　　“你要明白敌人就是要利用总理威信来阻扰批邓运动。”
　　“那敌人也太愚蠢了。”
　　“敌人就是愚蠢的。”
　　“何必伪造个遗言呐，这也太笨了，没必要吗。”
　　“好吧，你这样下去问题就严重了，认识总提不高的话性质可就变了。”他要转向了。
　　“你是说就变成敌我矛盾了？那我就是阶级敌人了？”
　　“是的，就看你的态度了，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交待出遗言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吧。”
　　“您有１００％把握追查的就是我那份？”我改变了对策。
　　“２００％！”
　　“那好吧，我讲，我那份是从北广阅览室拣的。”
　　“记上，记上。”毛某对一位女警说，接着又问：
　　“哪天拣的？”
　　“３月５日晚上。”
　　“阅览室什么地方？”
　　“７６年１月《文汇报》的报夹里。”
　　“当时周围有人吗？”
　　“有许多人，阅览室里满满的，三四十人总是有的。”
　　“有你认识的人吗？”
　　没有，我已经不在那个厂了，所以谁也不认识。”
　　“不可能一个也不认识吧，总有熟悉一些的吧？”
　　“你要是非让我说出个人来，我也可以做到。”
　　“你说！”
　　“比如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工程师，他得了癌症，活不了几天了。而且我不记得那天他在。但是你非让我说出个人来，那我就说他好了。”
　　“你态度要老实，我们是要调查的。”他是很温和地说的，又看了看女警的记录，接着问：“那么我问你：那以后你又向别人讲过遗言吗？”
　　“没有。”
　　“我可要提醒你，在你们工厂里你说的，我们还没有忘记，你还记得吗？”
　　“记不清了。”
　　“那好，现在我们给你放录音。”
　　桌上摆着一个录放机，按键一按，开始便是我的声音：
　　“我是从火车站拣的。”
　　“什么时间？”毛问。
　　“３月５日”……

　　其实不用他放录音，那一过程我脑子里不时地在回放：

　　４月１６日厂保卫组把我找去，问“周总理遗言”是从哪儿来的。因为风声早已传出，我有点紧张，支支吾吾。他们让我回去想想以后再找我。

　　周日孙蓬一来了，他让我到附近公园里走走。我到了公园转了好一阵子他才走过来说，他一直在后边观察，没有发现有人跟踪。不过又说：“今后你一定要小心些，少和人来往。”他还帮我出主意：“你就说‘总理遗言’是从门口小食店拣的，不好，还是说火车站拣的吧。”又教我如何编造细节。我俩一问一答地试演了两遍，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和勇气。

　　当厂保卫组又把我找去时，我就是这么说的，毛某也在座。厂保卫组的人纷纷指责我，过了好一阵子，毛某一只手拿着烟卷在另一只手上不停地嗑着，一边平静地说：“刘××，那份所谓的总理遗言，就算是你从火车站拣来的，你讲讲你拣到时的想法。后来传达市委电话指示，又发放了市委文件，指出所谓的‘总理遗言’是反动谣言。在这一过程中，你都是怎么想的？你是不是可以讲讲？”

　　“可以，我还可以讲得更远些，从总理去世讲起吧。”我停顿了一下，情不自禁地声音有些哽咽。“总理去世了，我们失去了一位好总理，我非常难过，我们国家正是因为有总理才免受许多灾难。我热爱总理，十分怀念总理。”我讲不下去了，没想到他没有打断我，而且当我讲到总理去世时，毛某咄咄逼人的眼神回避了，身子也转了过去，低着头静静地听。我不是在交待问题，而是倾吐着内心的悲痛与愤恨：“有人文革一开始就想把总理打倒，他们像疯狗咬人一样地大造舆论。可以坦率地说，如果你们宣布总理有了问题，要打倒；那我自首我是个反革命，因为我绝对不会反总理。”

　　“你接着说。”毛某说。
　　“我刚刚拣到这份“遗言”时如获至宝，当时就抄了一份。我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抄的。……”又讲不下去了。“好，你很坦率，这很好。我可以告诉你，不仅你一个人怀念总理，全国人民都很怀念总理。”没想到毛某是这样接我的话，语气很沉重。停顿了片刻后才抬起头说：“但是你要清楚，这份所谓的‘遗言’是伪造的，是反动的。你还是要说出它是从哪里来的。”
　　“我已经说过了，是从火车站拣的。”
　　“我们不相信你是从火车站拣的，你应该老老实实讲出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没想到毛某也怀念总理，并真诚地表达。对他的敌对，反感情绪减退了，不想再演下去，索性直言说：“我有困难。”
　　“有什么困难？”他紧跟着问。
　　“我没有来得急通知送我遗言的人，在没有通知他之前，无论如何我不会说出他来。”
　　“你孔老二的东西还不少，很讲义气。”
　　“是的，人各有志。不过现在孔老二也被批判了呀。”
　　“你这样是错误的！”“你想帮敌人的忙？”“你想通风报信儿？”“你必须如实交待！”……厂保卫组的几个人的声音。
　　“通风报信有什么错？你们不就是要追查制造者吗！”我反驳他们。
　　“你放老实点！”“你这是错误的。”“你老实交待！”厂保卫组的几个人嗓音高高的。毛某打断了他们，接着对我说：
　　“你应该尽快说出是谁给你的。我们可以给你时间考虑转变思想，但是时间不能太长。你回去好好想想，想通后立即找厂保卫组，讲出来到底是谁给你的所谓遗言。”就此结束了在工厂里对我的盘问。

　　录放机停止了播放。我也从回忆中抽离出来。接着毛某不紧不慢地说：“你听到了？你好好想想，还是尽早说出是谁给你的。还是那句话，说了，马上就放你回去。说吧。”
　　“北广阅览室！”我毫不迟疑地回答。
　　“你为什么不说出是谁给你的呢？”毛某问。
　　“这东西，也就两张纸，可以是人给的，也可以是在什么地方拣的。所以我说出一个人，或是说出一个地点都行。难道不是吗？”

　　对于我的回答，毛某没有指责，也没有挑明我过去说了什么，而是转了个话题，他问：“对于所谓的总理遗言你都背下来了？”
　　“过去背下来了，现在全忘了。”
　　“什么？前几天在厂里你还说全背下来了，怎么这么几天就全忘了？”
　　“写在纸上要上交，要销毁；如果记在我的脑子里，岂不是要我的脑袋。哼，哼。”
　　可能是最后的这两声“哼哼”剌激了他们。
　　“你严肃点！”毛某说。
　　“你老实点，别嘻皮笑脸的！”很凶的一位女警仗势欺人。
　　“你懂什么？”我蔑视她，一边说着脚不停地在地上蹭。
　　“你脚别动了！老实点！……”又是那个女警尖刻地吼。

　　啪啦，啪啦。我动的更厉害，她和我吵起来。毛走到我面前：“你这是什么态度？”
　　“您审问我，您问一句我答一句。您耐心做我工作，我没有态度不好。她什么态度？”我气愤地盯着那位女警。这倒见效，毛某马上回到自己座位上，当然少不了说我几句。
　　两个多小时后，他们也困了，让我回去想想，明天再继续交待。其实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一点半了。
　　我提出想多拿条被子，他们说没有了，我回到了牢房。

三、牢房的一天一夜

　　我努力想睡，可是怎么也睡不着。首先，屋内灯的开关在外边，也就是说开关灯的权力不在我手里。我喊了一声“关灯！”没动静。只好亮着灯睡吧，自嘲：从此没有了“黑夜”。

　　听见斜对面又带来了一个人，好像还让他把衣服全部脱光，这人犯了什么罪？

　　因为冷，我老要上厕所，总得去敲门。每次来人带我到楼道拐弯处“方便”。去了几次以后，他们干脆给我换了一间十五、六平米的大牢房，而且是木板地，房内还有个便坑。我已经很满足了。正想享用这个大房间时，门突然开了，进来一位长者，他让我再去拿铺盖，我真有些喜出望外。跟他来到另一个放物品的房间，当时已经不想脏不脏了，拿了两条毯子就走。这位老人家说：“再拿一条。”我又拿了一条。刚要走又听见：“再拿一条吧。”……此时我感动极了，心里暖暖的。我在想：这老头真好！没想到监狱里的人也有慈悲心。我一共拿了五条，高高兴兴抱回我的牢房，开始布置我的家园。在角落里铺了三条毯子，准备盖一床被子一条毯子，挑了条干净些的当枕头。一切布置停当准备睡，可是看着这些铺的盖的，怎么也不想躺下去。不仅仅是脏，更令人恶心的是有一股霉味。怎么办呢？没法子呀，一咬牙，一闭眼，啪哒一躺，睡觉！我得睡觉，一定要睡好觉。明天，谁知道是怎样的一个明天。

　　睡吧，好好地睡吧。似乎命运有意捉弄我。小便后想用水冲一下，而这个便池很特别，水笼头口不是朝下而是朝上。蹲下去，手钩到水笼头用力一拧，水“呼呼”地喷了出来，弄得我满身是水。觉，是没法睡了，真晦气。抬头窗外，黑黑的夜；转脸房内，空空荡荡，角落里一堆破旧被褥；回顾自己，一身湿露露的衣服，一脸的愁容，满脑子的沮丧。但是清醒地意识到第一位的还是睡觉，睡，必须睡！但是被子盖上吧，衣服是湿的；不盖吧，冷。干脆起来先把衣服弄弄干。不住地上下拍打，摩擦，心里念着：水快快地蒸发，衣服快快地干吧！折腾了大半夜，不知何时迷迷糊糊睡着了。

　　清晨听见吵闹声，是隔壁牢房的几个女犯吵架，又哭又闹又骂。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她用了我的肥皂。”“谁用你的了？你骗人！”“她踢了我一脚。”“你不要脸。”“谁也别想欺负谁！”“班长，我要换房！”……还不时地喊“报告班长！”后来可能是班长去了，她们争着告状，提要求。听出来其中一位是去年就关在这里，不知道是些什么人，犯了什么罪，我怎么会和她们关在一起！

　　忽然又传来“唰啦啦，唰啦啦”的声音，旁边的吵闹一下子也止住了，鸦雀无声。“唰啦啦，唰啦啦”又响了起来，是从斜对面牢房发出来的。这声音只在电影中听到过，是敌人铐在革命者身上的脚镣声。而现在这是什么人？当然不是革命者了。他犯了什么罪？噢，可能是杀人犯吧。这时不禁在想这是北京的哪个监狱？关的都是些什么人？

　　我聆听着吵架的、抖铐的、扣门的、以及过往看守们的细声细语以及脚步声，……外边还有鸟叫，只是没有歌声。我在想是不是我可以小声唱唱？唱什么？《义勇军进行曲》，太亢奋了。《白毛女》，太悠扬了……有了，是小学演过的一个小歌舞，（输入曲谱太麻烦，以后再说吧。）很忧伤。

　　已经是清晨了，起“床”吧。躺在地铺上，不想起来，翻了个身，下意识回忆：

　　１月９日听到周总理去逝的消息，全家团聚却没有丝毫喜悦，顽皮的小弟弟变得也格外听话。９日至１３日每天谈论都是：总理，总理。为了赶上追悼会，我虽然仍在病中，但一定要赶回北京。１４日阴沉沉，许多人带着白花、黑纱，手持总理遗像，向周总理致哀，整个城市死一般地沉静。１５日厂里举办追悼会，哭声一片。天安门广场数十万来自四面八方的人自发地形成大会堂内追悼会的外场。

　　１７日晚下班后去天安门，上下班过路或专门绕道的人都情不自禁地下车仰望烈士碑，拖着沉重脚步缓缓地走过。我八点多依依离去，刚走到广场边，又看到十几个小学生举着小花圈来到广场。

　　当你走在烈士墓前，借着月光看到无数洁白的花圈，读着“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想念您啊，总理！”怎能抑制住内心的悲痛呢？

　　天已渐暗，人流依然源源不断。

　　１７日下班后和同事又去广场。１８日收到外地同学的来信，要总理遗像，同一天看到２月１６日《天津日报》上“邓小平念悼词”用的是“念”，不是“致”！２月１３日《河北日报》，２月１７日《人民日报》３月５日与３月２５日《文汇报》……。

　　４月３日，下着毛毛雨，随着广播器材厂花圈的队伍走了一条街，花圈太大太高，队伍太长，街上走着的，骑车的，大都停下来目送着，许多人加入了队伍。沿途汽车也放慢速度，车上车下相互呼应。

　　４月４日至４月７日每天去天安门扫墓。

　　７日晚，风云突变……上午工厂组织群众上街游行，支持关于定性天安门事件为反革命事件的两项决议。我没去，站在１１层楼的窗口目送着这只队伍，这就是前几天送花圈的队伍，不禁感慨。（以上都是狱中回忆）

　　大约八点多钟，突然门下方离地面大约４０公分的小方口像是照快门似的，“咔嚓”一声打开了，伸进来两只手，捧着两个窝窝头，一碗汤。我对着这个“镜头”，看了好一会儿才走过去，接过来。不禁感到一阵酸楚，淌着泪啃了几口窝窝头，从黑乎乎的菜汤里捞出仅有的几片菜叶，汤喝了一口，又吐了，太咸！

　　何时吃午饭，午饭能送些什么来？米饭，馒头？有肉吗？放下早晨的饭碗就盼望着不管是什么样的午饭了。等啊，等啊，十二点过了，饿得发慌。眼睛盯着门下方的小方口，怎么还不打开？一点多了，恍然大悟，监狱里可能一天只有两顿饭。从此，生物钟得重新调整了。应该说，一切都变了。

　　从４月１５日广播事业局的卢杰告诉我，我给他的“总理遗言”被查获起，日子就没有平静过。特别是４月２２日北京市公安局的毛某来厂保卫组之后，我的前途阴云密布。来不及与给我“遗言”的同学联系上，此时信也不敢写了。不知道是谁给他的，他是否能讲出来。如果不能的话，不知他会有何遭遇，还是我来承担吧。

　　那些日子，天天提心吊胆。宿舍楼道有点动静就以为是来抓我的，走路总觉得有人在跟踪，度日如年，很难熬。而今天把我抓起来关到监狱，却有如释重负之感，此时此刻反倒很轻松。

　　没睡好，没吃饱，躺在地上，两眼看着这个空荡荡的牢房，大小与我宿舍差不多。当目光扫到门上时，突然发现门上方的狭窄开口露着两只眼睛，分明是在监视我。出于反感，我也睁大眼睛盯着他。不一会外边的眼睛不见了，放下来一个小布帘。随即开了门，进来一个高高的汉子，我想这就是小说中的看守吧。他喊我坐起来，不要躺着。

　　“我头晕，坐不起来。”我依然躺着。
　　“怎么会头晕？”
　　“没睡好觉。”
　　“干嘛没睡好觉？”
　　问得太无厘头了，我没再搭茬儿。他也没强行把我拉起来，关门走了。
　　这一天，头重，腹空，昏沉沉，软绵绵，思绪万千。

四、第二次审讯

　　下午４点钟，楼道里传来送饭声，太好了，这次管它是什么，一定吃个净光。但是很不幸，偏偏这个时候又被带去传讯。我好生气！嘴上不说，肚子咕噜咕噜叫。

　　这次换了个审讯室。上次与我口角的女警不在了，只剩下那位比较温和的。不禁在想：毛某是怎样一个人？他把我关进监狱，可是他隐约有点关照我。他分明看得出那位女警对我态度不好，我对她也很反感，今天她就被撤下去了。毛某怎么想的？他为什么这样？走进审讯室，还没等我坐定，毛某就发问。积蓄一天的委曲、愤懑，乃至反抗情绪正待发泄，我一言不发，侧过身去，面对墙坐着，不停地流泪。

　　“你哭什么？哭能解决问题？还是回答问题吧。”毛说。
　　“请让我平静下来再说！”我依然侧着身。终于控制住自己，擦干了眼泪，愤愤地反问：“我犯了什么罪？你们这样对待我！”
　　“怎么对你了？”毛问。
　　“无产阶级专政专到我头上来了！”
　　“还没有对你专政呢，没有对你怎么着么。你怎么会这么想？”他态度并不坏。
　　“没想到这里会这么冷，这么脏。”停了一会又加了一句“也不知道一天才两顿饭。”情不自禁又落了泪。
　　“来这里就得遵守这里的规定，你还想像家里一样暧暧和和，一日三餐，细米白面？这里有这里的规定，在这里住一天就得按这里的规定办。你受不了了，想回去，那就尽快说清楚。今天说了，今天就放你回去。”
　　“我已经说清楚了。你们相信就放我走。”
　　“你讲的不是实话。”
　　“你们不相信那就关着吧，等到遥言制造者抓出来那天再放我好了。”
　　“你要听清楚，你一天不说实话，一天就不放你走，你就得在这儿关着。”
　　“我知道。随你们便吧。”
　　“你说，你的那份到底是哪儿来的？”
　　“北广阅览室。”我说时毛某又让女警记录。
　　“什么时间拣的？”
　　“３月５日。”
　　“那你为什么原来说是在火车站拣的呢？”
　　“撒谎没经验！”我不耐烦了。
　　“到底是北广阅览室还是火车站？”
　　“北广阅览室。”
　　“现在你还改不改口？”
　　“不改了。”
　　“你就一口咬定是北广阅览室了？”
　　“是的。”
　　“到底是不是？”
　　“是，你放心好了，我不会再改口了。”
　　“我们在北广也查到一份，可是和你的那份不一样。”
　　“我知道不一样，一样的话，早就两股并一股去了。”
　　“什么意思？”
　　“比如说张三的一份被查到，他交待是李四给他的。虽然我的那份不是张三给的，我也不用编这儿、编那儿了，就说也是张三给我的不就结了么。”
　　“你这样态度就不好了。”他是很平和地说的。
　　“你们不就是要抓谣言制造者么。”
　　“阅览室那么多人，怎么别人没拣到，就你拣到了？”
　　“该着我倒霉。”
　　“你若还不说，就只好还在这里关着了。”
　　“随您便吧。”我已经认命。
　　“你一共传抄了几份？”他没有训斥而是换了个话题。
　　“四五份吧。”
　　“但是，在厂里我们又发现了两份，都说也是你给的，怎么回事？”
　　“那有可能，有几份可能是他们从我抽屉里拿的。我办公桌的抽屉从来不锁。”
　　“你发现抽屉里少了，没有追问？”
　　“没有，我不会追问的。我没有的话，看到了也会拿的。”
　　“你的问题严重了。”
　　“我知道。”

　　他又反复问我遗言到底是从那里来的，详细询问北广阅览室的情景，拣到的那份什么纸，什么字等等，还不时地提醒女警记录。很明显他是在走过场，我俩分明都在演戏。我是演给他的，可是他是演给谁的呢？

　　两个多小时过去了，真劳神。最后，让我回去好好想想。

五、开始了狱中生活

　　从审讯室到我住的牢房，途经院子时我稍稍注意看了看，很冷清，空旷旷的。牢房大楼里很特别，中间的庭很大，楼道成放射状。前边有人带路，我有意走得很慢。在穿过楼道时，看到一个牢房的门打开着，房内的人满满的，地铺从墙的一边排到另一边。看守从牢房内提出来一个水桶，接着又拿出来许多碗筷。我心想，这屋子里的人竟喝了一桶菜汤。

　　回到我的牢房门前，抬头一看１２号。刚走进去就有人送来晚饭。这次是进来个人，而不是从门洞伸进来的手。依然是两个窝窝头，一碗汤。不过这次菜很多，而且不咸；只是一滴油也没有，吃起来很涩。我饿得慌，吃了整整一个窝头，我对他们说，剩下的那个给别的犯人吧。因为我听到过旁边的牢房因为别人吃了他的窝窝头而大喊大叫。

　　饭后不久门下方的小孔又开了，送进来一份报纸。好高兴啊，爬起来没穿鞋便跑过去取，打开一看是５月５日的《人民日报》，就两版，只有梁效的文章《大造革命舆论》，真倒胃口！丢在一边，便躺下睡觉。

　　“还不到七点钟就睡。起来，起来！”看守推门进来说。
　　我只好爬起来，强坐了一会又躺下，没多久便睡着了。虽然睡得零零碎碎，总还是做了许多梦，梦见了家里人，爸爸、妈妈、兄弟姐妹。没想到这一夜回了一趟家，可以说睡得很“甜蜜”。清晨起来心情也轻松了许多。

　　活在这个牢房里，比起广阔的外界空间是太小了，但是时间却变长了，想看书，想学习，便向看守提出要毛著。对于毛主席的著作，以前没有发表过的解放前两本和解放后三本，都通读了：而正式发表了的毛选一、二、三、四卷却没读过，现在正好补上。

　　新的生活开始了。看见屋内从东到西拉了一条绳子，我兴奋起来，马上起“床”，把被子凉在绳子上，一来放放味，二来晾晾干。房间里再没有别的，坐在地铺上，仰头观赏这床被子。它是黑面白里，确切地说是灰里，因为脏得已经面目全非了。噢！这里还有个图案，黑被面上用白线缝了一个“井”字。这代表什么意思？对着这口“井”，捉摸了半天，百思不得其解。再翻翻别处，又发现被子的一边里子拆了，棉花还算干净。这方法不错，我把另一边也给拆了，露出白棉花来，今晚脖子围的是白棉花而不是灰抹布了。太好了！真想给这床被子写首“赞美诗”。正在构思，突然发现被子上有血迹，虽然已经模糊，但分明是血迹！而且不是星星点点，而是“南北美洲”。看着这血迹，想着怎样才会流血，以及流血时的情景，同时想到这被子会不会也留下我的血迹？

　　监狱、牢房、犯人、血迹……过去只在小说或电影里看到，现在我亲身来体验了，不禁打了个寒颤。深思良久，再也没情绪欣赏与赞美这个被子了，站起来走走吧。环顾牢房四周，这才感觉到牢房与平常人的住房不同，这里不是白石灰而是红砖墙。四周砖灰、刀痕、粉笔字……字迹大多被涂抹过。细细地看，认真地猜想。这是大自然的手笔还是犯人的佳作？看这里还留着几个字“７６年１月１３日”。这一天，这里一定关过一个人，他犯了什么罪？１月１３日是什么日子？会不会与１月８日有什么联系？情不自禁，我也用泥灰在墙上写下了“７６年５月６日”几个字。写完有种到此一游的感觉，很爽快。

　　今天头不太痛，而四肢倍感酸软，走走，躺躺。这里没书看，没笔写，只有用脑子想。主席讲现在阶级关系变化了，资产阶级、走资派在党内。的确监狱里关的人也变了。过去关的是国民党反动派、特务、地、富、反、坏、右、叛徒。现在这些人放了，关起来的许多是普通老百姓。以后将怎样？不知道“总理遗言”这事会闹多大，文化大革命已近十年，事情经历得太多了，自知不会有好下场。我在这里要住多长时间，一年、两年，十年、八年？看来我得把这牢底坐穿了。起来舒展、舒展身体吧，伸伸胳膊腿，练练自由体操。忽然想到在这里可以把辫子留起来，这个副产品不错。

　　在牢内转了两圈，手闲心静。粗粗草草做了个打油诗：

　　　《牢房》

　　四壁砖墙，
　　高挂铁窗。
　　门上方，开狭缝，
　　供两只眼睛张望。
　　门下方，开方孔，
　　足够送进来
　　两个窝窝头、一碗汤。
　　谁说我没有自由？
　　这５０立方米
　　任我腾空，
　　任我横卧。
　　太阳西升西落，
　　我自安然独坐。

　　当有人送早饭来时我提出要点水嗽嗽口。
　　“你房间不是有水吗？”门外传来的声音。这声音大大地剌痛了我。房间里的自来水管接的皮管子是冲大便用的，我又没有杯子，难道让我把嘴对着这个皮管子用水吗？很难过，不由得心酸落泪。饭后，有人来问我要不要水喝。我的余怒未消，他们不给我嗽口水，气出不来。虽然口渴难熬，眼泪不能济渴，我还是毅然地回了一句“不喝！”

　　这一天和水较了一天劲，想着《上甘岭》里的镜头，不时地也吧嗒、吧嗒嘴。几次想“报告班长”，但是控制着，自尊不要我开口。体验到渴死人比饿死人可能来得更容易。下午实在熬不住，便对着冲大便的皮管子，大口大口地喝起来，倒也痛快。

六、第三次审讯

　　下午四点钟又被提审。这次我没有抗议，没等毛某提问便先开口：“今天我算是明白了您昨天说还没有对我进行专政的实情了。”
　　“怎么讲？”
　　“第一，昨天我看到了别的房间里是四、五个人一屋，而我是一个人一间。第二，我听到斜对面的脚镣声。第三，看到了我被子上的血迹。而这些还没有加在我头上。”
　　“你听到这些，看到这些，不要有别的什么想法。”
　　“不会的。我想这些人也许是杀人犯，也许是投敌叛国分子，大概不会轮到我。我相信党的政策。但是，同时我想说，如果这些加到我……”
　　“如果对你这样的话，你会更加不说实话了，是吧？”没等我说完，毛就接了。
　　“是的！不必浪费时间了，我已经讲过了。你们相信就放我出去；不相信，那就关着吧。不过我有个要求。”
　　“什么要求？”
　　“我想看书。我对自己身体、生命毫不怜惜。但我热爱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人民和伟大领袖毛主席。活一天想学习一天，增长点为人民服务的知识与本领。希望给我毛选一卷。”他没接我的茬儿，还是追问我“遗言”的来源。接着很诚恳地问：“你为什么不讲出真实来源呢？你的想法很不能让人理解。奇怪得很，没有一个人像你这样。这样下去，怎么能放你出去呢？”

　　我都懒得回答了。他接着问：“你是不是认为你不讲是在保卫总理？”
　　“那您的意思是进行追查，以及你们认为交待清楚的人就都是反总理的啰？”我反问他。
　　“不是。”片刻后，他很认真地说：“在你们工厂里你说，对于总理的逝世你感到很悲痛，你十分怀念总理。我也说了，不仅你一个人怀念总理，全国人民都十分怀念总理。我是不是这么说的？”
　　“如果不是您这么说，我还不跟您说几句实话呢。”他主动又提对总理的怀念，我也直言不讳。
　　“你的问题复杂了，你要老老实实呆在这里。”
　　“我很老实。昨天饿了一天，今天渴了一天，我都没有报告班长。”
　　“你可以报告嘛，你可以要水嘛。”
　　“我才不去要呢！”
　　“为什么？”
　　“今天我想嗽嗽口要点水，要个碗用一用，他们都不肯。我不会向你们乞求，渴不死人。”
　　“嗽口，又不是什么大事，可嗽可不嗽嘛。”接着他转了话题。问：“你想出去吗？”
　　“想。”
　　“那你就说清楚。”
　　“我说清楚了。”
　　“你是宁可在这里不好受，也不说了？”
　　“是的。”
　　“你一口咬定是在北广阅览室拣的？”
　　“对。”
　　“究竟是不是在那儿拣的？”
　　“是。”
　　“那你只好还在这里关着了。”
　　“我知道。”

七、宣布让我出狱

　　回到１２号牢房，吃了半个窝窝头，那个女陪审员又来问问题，都是有关阅览室的。我回答得有些不耐烦。她走时我又叮嘱她要书。几分种后她转回来叫我去，并问我房间有没有自己的东西，看来是要把我转移到条件恶劣的地方，现在要开始对我施行谁知道是哪家的专政了。

　　我就像电影里走向刑场的人一样泰然走出，目不斜视，昂首阔步回到那个第３４室。

　　“对你的传讯，服不服？”毛的提问，令人摸不着边际。
　　“不服。”
　　“你在工厂里没说老实话，才把你弄到这里来，你是在这儿交待的阅览室。”

　　听他这么说，我楞了。他是想认可我现在说的了？这出戏要转场了？
　　“到底是车站还是阅览室？”停顿片刻后他又问。
　　“阅览室。”我还没有完全搞懂。
　　“关你服不服？”
　　“服。”顺水推舟，我改了口。
　　“你说政府不相信你？还是相信你的嘛。暂时相信你，先放你回去，因为考虑到你身体确实不好，另外种种考虑吧。回去好好想想，想好以后向你们厂保卫组谈。你的事没完。”他说完，见我有些鄂然，又加了一句：“你走吧。”

　　此结果大大出乎我的预料，我有点找不到北的感觉，慢腾腾地跟着女警走。走到“王八厅”时，看到那边好几个人在商量着什么，突然都转脸看着我。那个女警也停下了脚步，莫非有变故？此时毛某发问：
　　“你带钱和粮票没有？”
　　“没有。”心想这是哪跟哪啊？看他们面面相觑，便镇定地，干脆利索地抬起头说：“我不需要钱和粮票。”
　　“那你就走吧。”

　　还没有完全搞明白，就已经被那位女警带到了监狱大门口，她只说了一句话：“出去后要是胡说八道的话，反映过来有你好受的。”我当时只是在想：你们用轿车接的我，怎么不用轿车送我呀？

　　出了大门，立即回首看看门牌，“炮局２１号”。从来没听说过这地方，不知道是在北京的东南西北。什么也不想了，见路便走，越走越快，好像恐怕被他们再把我抓回去似的。

八、走出了炮局监狱

　　当走到大马路时，认出这是每天上下班的街道，步子慢下来。不知道后面是否有人跟踪，路上的人肯定不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我的头发蓬乱，眼睛红肿，脸色焦黄，衣裳脏旧，步履缓慢。这些，路人都看得见，而我的内心却无人知晓。
　　虽然只关了两天，但当我来到人世间，走在路上，感觉似乎过了一个世纪。
　　今天的太阳显得格外柔和，已经是傍晚６点多了，还迟迟不落。我看着她，朝她走去，开始感觉一步步接近，却越来越远。当快到宿舍时，她已经落幕了。
　　从此我变了。过去的我，天真浪漫，无忧无虑，充分享受着革命先辈为我们创造的一切。而今天，我在北京市公安局挂了号，那个盖有北京市公安局公章的传讯证上有“刘××”三个字，毛某在抓我那天晚上说最后还要我在上面签字。但是出来时他没提这事。他说暂时放我，说不定哪一天还会抓我进去，那时再签不迟吧。想着想着，加快了脚步。我的出来是暂时的，因此，这时间是十分宝贵的。
　　走过雍和宫大街、地坛公园、穿过安定门外大街、过青年湖公园、柳阴公园、黄寺大街、最后到了德外北郊市场。七点多回到宿舍。一进屋便倒在床上哭了，好伤心啊！这个世界怎么是这个样子？不过很快便起身拿暖瓶去打水，渴死了。水，现在是我的第一需求。虚弱的身体感觉这壶水提起来很吃力，摇摇摇晃晃走出走回。这个晚上喝了一壶水。晚上怎么也睡不着，一会在轿车里，一会在牢房，一会在审讯室；广场，监狱；毛某，女警，看守？？反反复复出现，这一宿还不如在牢房的一夜。

（未完待续）

□　原载：王复兴主编：《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第二集）》，美国南方出版社，２０１９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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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炮局监狱纪实〔下）

　　　　　　　　　　　　　　　　·刘　若·

（上接ｚｋ１９０９ａ）

九、回到工厂

　　１、第二天星期一，我早早来到工厂，警觉地看着每个人，似乎没有人知道前两天我
上哪去了。我不想隐瞒，也不会隐瞒。在我开始讲述时，他们以为我在开玩笑，当知道这
一切并非我杜撰时，来了好多人。我说起窝窝头特难吃，好几个人抢着说：“下次你再被
关起来，我们给你送巧克力去。”

　　那些在我被追查之后，事先和我打招呼，把他们从别的渠道传抄的都私下与我“并股
”的人，知道我没有供出他们，感动得握着我的手抖来抖去。不停地说：“谢谢！谢谢！
”

　　在讲审讯过程的对话时，大家聚精会神地听。突然，曹小童问我：“你说撒谎没经验
，他们没打你？”“没有。”这其中的复杂曲折内幕难以说清。后来他也被关押并流放，
其中的原委也感觉深奥莫测了。

　　最后讲到放我出来之前他们问我带没带钱和粮票，我头一扬，不屑一顾地说：“我不
需要钱和粮票！”说到这儿，好几个人马上追问：“他们怎么说？他们怎么说？”我很没
情绪地说：“他们就说：那你就走吧。”没想到话音刚落，引来的是哄堂大笑。卢桂兰说
：“小刘，你搞错了吧。他们是要收你的钱和粮票，因为你吃了人家的窝窝头啊。哈哈！
”“你以为他们要给你钱和粮票，为什么？”曹小童问。“因为我吃得太少，两天就吃了
一个零几口，出去一定得买点东西吃呀。另外，他们用轿车接的我，而不用轿车送我，总
要给我乘公交车的路费吧。这番话，又引起一阵狂乐。大家七嘴八舌：“你想得太美了。
”“太幼稚了！”“一个如此天真的犯人！”“你出来后，监狱里的人肯定也会笑你，真
是一个傻蛋！”……

　　２、几天后同事问我是否有人盯梢。一天傍晚，索性一个人外面走走，不知不觉来到
公园，慢步赏月。我倒看看除了月亮跟踪以外还有没有密探，偏偏今天连月亮都没有出来
窥视。公园里，大自然是如此和谐，湖面倒映着路灯，想着小时候读过的猴子捞月亮的故
事，湖水，井水有窃取月亮的本领，猴子也很可爱……今天这是怎么了？反倒很悠闲。一
看表九点多了，他们那天就是这时来抓我的，抓不到怎么办？自我解嘲很舒展，告别了湖
水，缓缓走回宿舍。

　　３、五月十九号下午，厂保卫科的人叫我去。终于这天来了，毛某说的暂时放我，那
个“暂时”今天兑现了。保卫科长姚××详细询问我被抓前后的情况，就连在监狱里住的
有没有床，吃的饭菜，审讯过程，一一问到。他态度很温和，我也如实做答。当他说到“
你的事没完，说不清楚的话有可能还被抓进去。”我说：“我清楚。”接着还是那一套：
“遗言”到底是哪来的？究竟是谁给的？我一口咬定是北广阅览室拣的。其中几位年纪大
些的态度还好，不紧不慢一问一答。而一位较年轻女子态度很坏。她说：“你再这样，就
划到阶级敌人那边去了！”

　　“你们要那么划，那我就过去吧。”我回她。
　　“你还不老实点儿！天安门事件都已经定性是反革命事件了！”
　　“这和我传抄‘总理遗言’有什么关系？”我反问她。
　　“你放老实点儿！不要想滑过去！你要再这样下去，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好惹的！”她
还讲了许多当时的流行口号。

　　我忍不下去了，直面对着她说：“我极其鄙视势利小人！不要以为我被关了监狱就矮
人一等！我不会为恐吓低头。你们要是觉得我态度不好，不老实，那就去汇报公安局，让
他们再来抓我好了。今天是你们找的我，不是我自已要来的。对不起，没功夫奉陪，告辞
了！”说完，我转身走人。

　　出了保卫组，知道自己离监狱又近了一步。但是内心没有恐惧，很坦然，并不在乎“
二进宫”。与其和他们苟且，不如精神上彻底遵循自我，哪怕是再去啃窝窝头。

◇　后记

　　〔一）总理遗言是北大数学系同学王晓明从浙江温州寄来的。四人帮倒台后他专程来
北京，得知此事后他特意找到我。他说：感谢我没有交待出他来。是一位部队高干子弟送
给他的，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把那位朋友供出去，也只会说是从什么地方拣的。他们那里四
人帮势力很强，加之天高皇帝远很不讲政策，如果他被关进去的话，肯定是没命了。回到
温州，他给我寄来一把龙泉宝剑。

　　〔二）“总理遗言”我传给了许多人，送给文革前广播事业局某部门负责人卢杰时，
他就有判断说不是总理写的，不过很愿意读到，并传给别人看。

　　他被查后，第二天一大早他儿子就来到我宿舍通风报信儿，他说：“你给我爸爸的那
份‘总理遗言’，我爸爸给别的老干部看，他们又都传开来，被发现了，一个个交待，最
后查到是我爸爸给的。我爸爸没办法，只好供出是你给的，很对不起！我爸爸一定让我事
先告诉你有个准备。”

　　我一听，头都大了。我一路走来一向顺风顺水，哪碰到过这种事！好像解放前地下工
作者被查获的感觉，不过心想不能退缩，不要恐惧。于是平静地对他说：“好吧，没关系
，就让你爸爸告诉他们是我给的。谢谢你事先告诉了我。”

　　他还带来了我传给他爸爸的那份“遗言”，问是还给我还是上交？我说：“上交吧，
这样显得你爸爸态度坦然，而且还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

　　〔三）被抓之前的日子很不好过，天天感觉有人在盯梢，随时都可能被抓起来。在这
种状态下生活很不是滋味。

　　一个周日早晨６点多钟，“咚咚咚”砸门声把我惊醒。“谁？”我问。
　　“抄家！”门外回答。我坐起来，此时紧张倒是其次，我恨极了！这位毛某真不是个
好东西，是个骗子！太卑鄙了！他假装态度温和，说什么“你不要紧张。”而且说了好几
遍，原来这“不要紧张”就是要我放松警惕。真恶毒！我恨毛某人！恨公安局的人！恨来
抄我家的人！我又躺下了，就是不与之配合，不马上开门，看你们怎么着！
　　“咚咚咚”敲门声不断。我就是赖着不起。突然听到：“还不快点起来，快开演了。
”

　　噢！原来不是公安局的，而是曹晓童。马上爬起来，开了门，俩人哈哈大笑。这一惊
一嘻，紧锁的神经松开了。没洗脸，没吃饭，我们骑车兴高采烈地去看电影了。

　　〔四）刚出狱的那个周末，孙蓬一和萧灼基来了。当我说监狱里的人对我还算关照，
让我一个人住一个房间时，没想到萧灼基却说：“你太天真了。”我问为什么？萧先生说
：“这是最重的刑罚，你还是关得时间太短。把一个人关在一个房间，就等于剥夺了他说
话的权利。与人交流是人的本能，长时间不让你说话，不让你和任何人交往，这种痛苦比
皮肉之苦来得更加残酷。”我和孙蓬一静静听他讲曾被长时间关押的感受。他感慨地说：
后来当听到外边的鸟叫声，都会倍感亲切。

　　〔五）关于在监狱吃窝头的段子，后来听郑仲兵说，他们关在监狱时，有一次给他们
端来的是没有蒸过的生窝头，还遭到一段侮辱：“你们还想吃蒸过的？你们知道今天是什
么日子吗？告诉你们，今天是五一劳动节，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
他妈的！你们这群王八蛋还想吃他妈蒸过的窝头！你们想想，你们一个人一天四个窝头，
八个人，四八三十二，这么多窝头拿来喂猪的话，能养活多少头猪，能为国家生产多少斤
肉？”

　　我在想：如果当时有人对我这样的话，我是会起来揍他，还是暗暗落泪呐？

　　在帮聂元梓写回忆录时，她提到在监狱里吃窝头时说：“晚饭吃的是玉米面窝头，一
人就给两个，我把自己的吃掉，还把其他犯人吃剩下的也吃了。我给自己定了几条规矩，
其一是：一定要吃，要多吃。监狱里的饭菜质量很差，我就以数量充质量，不管顺口不顺
口，不管味道怎么样，都强迫自己多多地吃。我想：尽管窝头不好吃，可是总有那么一点
营养。我多吃一块窝头就多增加一点儿，再多吃一块，就又多了一点儿。监狱里的窝头，
别人吃不下，我一口气能吃３个！灰乎乎的盐水煮土豆，没点油水，我也使劲往肚子里装
。”

　　聂元梓在文革前是高干，吃穿用很讲究，但是进了监狱却啃得下极难吃的窝窝头！而
我这个天天在工厂食堂吃饭的职工却感到窝窝头难以下咽。提到这点，聂说：“你首先要
想的是生与死的问题，而不是好不好吃。”

　　〔六）出狱后近一年，即１９７７年４月份，北京市公安局的人找到我，说要给我平
反，问有什么要求。我提了两点：

　　１）想再回到把我关起来的监狱里去看看，因为关在里边时，没想到那么快就放出来
了，没仔细瞧瞧。
　　２）想见见把我抓起来的毛某，和他聊聊。他们答应了，但始终没有兑现。

　　〔七）给毛秉麟先生看我写的回忆录。２２年后，终于和抓我的毛某见了面，是从老
同学许俊芬那里得知他家住址。他刚刚退休，看上去感觉完全换了个人，再也找不到当年
的锐气、敏感、干炼。我对他说：“当时我觉得您很像苏联的捷尔仁斯基。”他没有任何
表情。不过从后来的谈话中得知多年来他也很不幸，用他的话说：“里外不是人。”还说
像我这样能够理解他的人几乎没有。我向他提议写点东西吧。他说：“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从他家走出，我在想：我被关了两天，写了两万字回忆，朋友们争相传看；他几十年
经历写出来的话，肯定会是传世之作。

　　毛先生把我关进监狱，但从始至终他的言行都很出人意料，他似乎是个矛盾的综合体
。正因为此，使得我的入狱不是悲剧。我对他怀有强烈的好奇心，甚至有种敬畏感，很想
读到他内心。为什么是这样？怎么造成的？

　　〔八）一段联想。１９７６年“四五天安门事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后，单位追查去
天安门参加悼念活动的人。我们室主任许德振问到我时，我说：“我才不会随厂里队伍去
呐，从厂里走到天安门得一个多小时，那多慢呀！我是骑自行车去的，早早就到了，可以
多看看，多抄抄。”

　　许主任说：“追查的是随厂里队伍去天安门的，你没有跟队伍去，而是自己骑车去的
。那你就算是个漏网之鱼，不在调查之内，算了。”

　　当时的许多基层领导就是这样明白地糊涂着。

　　〔九）这是一段个人的亲身经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谈话内容等都是原版。

　　〔十）多少年之后，我查了一下炮局的历史，如下：

　　炮局监狱位于炮局胡同２１号，炮局胡同位于北京东城区东北部、东直门北小街西边
。炮局在清朝属镶黄旗，乾隆时此地为炮局，为制造大炮的地方。后炮局废，成为大炮、
军械的储存所。清末又成为监狱，民国后沿称。抗日战争期间，此地成为日本侵略者关押
中国“要犯”的监狱。监狱戒备森严，在四周围墙中修筑七座碉堡。１９３３年五月，爱
国将领吉鸿昌在天津被捕，被押往北京，监禁在此地。在就义前，他写了一首气壮山河的
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国民党统治时期，安子文
、薄一波等人被国民党逮捕，先关押在此地，然后才押到西城草岚子监狱。炮局在清末、
北洋政府、日伪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一直都是监狱。北京有句俗话：“你小子再不老实
，就送炮局”，指的就是炮局监狱。中国建造监狱的宗旨之一就是给“犯人”以最大的恐
惧感和威摄力，故而十分阴森、可怖。高墙、电网和巡逻警，让人不寒而栗。１９４９年
以后，“古为今用”，炮局监狱成为市公安局的拘留所，一些未判决的重犯在此拘押。文
革后，此地曾为劳改局，后为北京市公共交通分局。
　　我曾有幸于１９７６年到此地“小住”。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７日

◇　附录：当年追查的所谓“谣言传单”《总理遗言》
　　中央并政治局诸同志：
　　我自从第二次动手术以来，病情虽有短期稳定，从下半年开始癌症已广泛扩散。虽然
自觉尚好，但去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和中央汇报一下近来的
一些看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的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激动。主席年龄大了，更要注意身体。有主
席为我们党和国家掌舵，是全国人民的莫大幸福，也是我们的莫大欣慰！这些日子来，主
席在遵义会议时和我们谈话的情景总是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再为主席分担一些工
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的前途，主席一定要多多保重。
　　洪文同志几年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解决问题，提高都很快，对此我极为高兴。我们
的党是后继有人的，洪文同志今后要多学习全局性的问题，处理要更果断，为党多做工作
。朱德同志和叶剑英同志年事已高，更多锻炼身体，当好主席的参谋。具体分工可以摆脱
的，但是你们的地位依然是举足轻重的。我们是一辈人，跟主席这么多年，要以高昂的战
斗精神，保持革命的晚节。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的工作都很好，特别是贯彻主席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
分证明了主席决定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儿，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
任。提口号要注意，要考虑长远的影响。今后小平同志压力会更大，只要路线正确，什么
困难都会克服的。春桥同志能力强，国务院的工作，小平、春桥要多商量。
　　同志们，长期的病假，使我有可能回顾自己所走的道路，在这曲折的路上，我永不忘
怀那些在我们前头倒下的先烈，我们是幸存的。
　　一九二六年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我们
中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的同志墓前告诉，他设有死！死者会听见自己同志的声音的。第
二年他就牺牲了。多少年来我总是想着，用什么来向他们汇报呢？？？
　　在此弥留之际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人民目前的生活水平，我为自己未能多做点
工作而感到深深地内疚。但是展望文化大革命后，我国人民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前进的宏
伟前程，展望在本世纪内我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
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死，对于共产党人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已经把生命交给了人民的事业，而人民
的事业是永存的。唯一遗憾的是我再也不能和同志们一起前进，加倍工作，补回失去的时
间，为人民服务了。同志们一定要将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领导下，团
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关于我的后事，我向中央请求：
　　一、将我的病情发展概要告诉全国，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
　　二、追悼会力求简单，主席年纪大了，不要出来了。请洪文同志主持，请小平同志致
悼词；
　　三、骨灰不要保存，撒在祖国的江河土地上。
　　永别了，同志们。
　　共产主义万岁！
　　　　周恩来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题外话：请读者研究，当年“四人帮”为什么要追查这份“谣言传单”？它“反动”在
何处？）

□　原载：王复兴主编：《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第二集）》，美国
南方出版社，２０１９年３月

http://cnd.org/CR/ZK19/cr1022.gb.html